徽商失败的原因

2024-04-17

徽商失败的原因（共6篇）

篇1：徽商失败的原因

清道光以降，主宰商界三百余年的徽商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究竟是何原因导致徽商衰落，不少前辈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研。有学者指出，徽商衰落的客观原因是清政府盐业政策的调整，由纲法改为票法，使得徽商主体一败涂地；主观原因是徽商昧于大势，未能与时俱进，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而被历史所淘汰。有学者认为，徽州商帮的衰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清朝封建政府和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之间的战争，乃是加速徽商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另有学者指出，徽商在享受封建政权许多优惠的经营条件和特权同时，更受到封建政府的压榨勒索，加上各种捐输、急公济饷及灾赈、报效等沉重的经济负担，从而导致了徽商趋于衰落。还有学者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指出徽商衰落的原因离不开当时的地理环境，主要表现在商品落伍和市场萎缩两个方面，认为徽商兴于长江三角洲，最终亦衰于长江三角洲。[1]诚然，导致徽商衰落的原因应该有多种。以上专家学者的观点都很独到，值得肯定。其实，很多徽商在业贾致富后弃贾从儒，更为甚者，徽商普遍地让其子弟专习儒业，以至儒而不贾。因此，笔者认为，大批徽商及其子弟后代“由贾入儒”，也是促使徽商趋于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由贾入儒:众多徽商的终极关怀

随着财富资本的不断增多，身处“四民之末”的徽商，其内心深处那挥之不去的自卑感就愈发强烈。受封建“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使得徽商视“业儒入仕”为独尊。在经商致富后，很多徽商就不愿意再业贾了，他们或自己“弃贾从儒”，或教育子弟“儒而不贾”。

1、“弃贾从儒”

这也可称之为“先贾后儒”。不少徽商致富后，自己或弃贾业儒或弃贾就仕。对他们来说，经商不过是为自己或子孙业儒仕进打下一定的物质基础，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弃贾业儒或由贾入儒。如清初休宁人汪錞经商十余年后，“复习举子业，读书江汉书院”，后来一举登第，“擢吏部文选司主政”。[1]

（卷6人物·宦业）

江登云，清康乾时人，16岁随兄外出经商，虽大获成功，却殊不自得，决心要“为国家作栋梁材”，终于弃贾业，入武庠，“连第进士，膺殿廷选，侍直禁卫”，官至南赣都督。[2]

（卷9）

又如清黟县商人汪廷榜，少时业贾至汉口，“见船楫相蔽数十里，江波浩淼，忽心动曰：„文之大也，有如此乎!‟”“归而读书，能深思”，后读书于钟山书院，通算学，最后“中乾隆辛卯第二名举人”。[3]

（卷6人物·儒行）

最值得一提的是新安盐商程晋芳，在商人们争相豪侈的时尚下，他却“独愔愔好儒，罄其赀购书五万卷，招致多闻博学之士，与共讨论。”后乾隆皇帝南巡，程晋芳献赋，授内阁中书，再举为进士，最后“议叙改翰林院编修”。[4]苦吟，白头才许入词林。”[5]代表。

另外，徽商“好儒”、“入儒”的基本倾向也得到了同时代人的认同。明代徽州人汪道昆在《太函集》卷五十二中总结道：“新都三贾一儒，要之文献国也。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驰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总的看来，明清商人贾有所成，“宁弛贾而张儒”，反映了徽商对儒业功名的不倦追求和终生向往。（第3册程鱼门《刘姬行》）

（P295）

袁枚称他“束发愔愔便

程晋芳一生主要从事着“儒业”，堪称是徽商中“弃贾从儒”的典型

2、“儒而不贾”

这主要是指一些徽商业贾致富后，就不再让其儿孙后代从商业贾了。他们把自己挣来的钱财用于培养子弟的业儒入仕上，这些徽商的子弟后代也许从此就不再服贾了。那么，在这些不同代人的徽人之间就表现为一种“由贾入儒”的特征。

明初休宁人汪昂，“初业儒，已而治鹾于江淮荆襄间……愤己弗终儒业，命其仲子廷诰治书，隆师备至。日以望其显名于时，以缵其先世遗烈.歙县人江珮，“未为儒，去而从贾，非其志也，……尤专意程督诸子修儒术，延师课业不遗余力。”当他的弟弟应试不利，想弃儒从贾时，他则训导其弟：“夫农之望岁，固也，奈何以一岁一不登，而辍耕乎？且吾业已悔之，汝复蹈吾悔耶？”其弟发愤，终于考取进士。歙县许晴川也是“五子咸延名师以训”。更为甚者，黟县舒大信“置屋十余楹为族人读书地”。婺源人程世杰独立重建“遗

[11]安义塾”，“使合族子弟入学”。

（卷33）））

铭））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可以看出，徽商致富后，如果自己不能“从儒”，则把“业儒仕进”的希望寄托在兄弟子侄身上，令他们专习儒业，以求入仕居官。从而使这些徽商的子弟后代大都走上了“儒而不贾”的道路。

那么，导致徽商及其子弟“由贾入儒”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仅就自己的见解探析如次。

1、经商已富，不贾无忧

徽人之所以外出经商，以至形成闻名遐迩的徽州商帮，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徽居万山环绕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山多而地少。……以人口孳乳故，徽地所产之食料，不足供徽地所居之人口，于是经商之事业起，牵车牛服远贾，这里“地狭人稠”、“土不给食”，徽州人必须“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因此，在徽州，“人到十六岁就要出门学做生意”.他们都将经商治生作为首要的谋生手段，把外出经商看成是当务之急，是自己应该尽本分所从事的人生事业。在走出丛山，外出经商后，徽商能够“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具有义无返顾、百折不挠的艰苦创业精神。终于，经商使徽人得以摆脱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不仅没有被环境困死，反而以新的生存方式发财致富了。正如谢肇淛所指出的那样：“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随着徽商业贾的成功和资本的增多，徽人的经济生活状况大为改善，以前那种“不贾则无望”的现象不存在了。致富后的徽商可以不再业贾营利，以至“弃商从儒”了。富有徽商的子弟们也不必再“人到十六岁就要出门学做生意”，更不会再发生象《初刻拍案惊奇》中“屯溪潘甲与妻滴珠刚成亲两月，就被潘父逼迫外出经商”那样的悲惨故事。他们完全可以依靠父祖业贾得来的财富，来安心地专习儒业以求仕进，从此走上“业儒”的人生道路。

2、商人位卑，士人位崇

徽商业贾致富后，之所以会选择“弃贾从儒”或“儒而不贾”的道路，原因就在于商居“四民”之末，一直处于被贬抑的地位；而“读书做官”“不仅在文化伦理上具有最高的价值，而且在世俗中也成为最具体的终极人生目标。”[17]明清时期，重本抑末、重农轻商的传统思想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如清雍正五年（1727年）的上谕中说：“朕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18]（卷57雍正五年五月初四）乾隆屡下江南，南方商人极尽阿谀讨好之能事，然而乾隆并未因此对商业产生倾斜。他明确表示：“欲使天下之民，皆尽力南亩，……将使逐末者渐少，奢靡者知戒，蓄积者知劝。”[19]（食货志一）这些都反映了商人的地位低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徽商心中不可能不产生强烈的自卑和压抑。

另外，徽商“由贾入儒”的原因还在于“业儒入仕”是徽商的终极人生关怀。他们之所以崇儒，乃是认为儒能“大吾门”、“亢吾宗”，致远大之业，贾则不能。在徽商看来，“非儒术无以亢吾宗”，“非诗书不能显亲”，即使富埒王侯，也不能荣宗显祖，光耀门楣，只有业儒入仕才有可能。如明休宁人汪镗，“去海上业贾”，终于“饶裕自若”，“生子五人，皆强干能世其业”，但他在临终时仍叮嘱其子曰：“吾家世着田父冠，吾为儒不卒，然簏书未尽蠹，欲大吾门，是在若等……”。又如明代歙商汪海已是上贾，但他在命儿子汪体义治经术时说：“其从叔父入太学，庶几异日大吾门。吴佩虽以服贾起家，却常对妻子说：“吾家仲季守明经，他日必大我宗事，顾我方事锥刀之末，何以亢宗？这些例子都清楚地表明了徽商及其子弟“由贾入儒”，原因在于“显宗扬名”、“光宗耀祖”。

3、从商艰难，业儒效好

虽然徽商大多“以末致富”，但其中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首先，徽商外出经商，要忍受离别亲人之苦。据《初刻拍案惊奇》卷二中记载.却早成亲两月，潘父就发作儿子道：“如此你贪我爱，夫妻相对，白白过世不成。如何不想去做生意？”潘甲无奈与妻滴珠说了，两个哭一个不住，说了一夜话，次日潘父就逼儿子出外去了。而且徽人经商，常常是数年一归，甚而“出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归，归则孙娶妇，而子或不识其父。”[21]（卷17））正所谓“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5]

（第其中的辛酸滋味，只有徽商本人才能真正体会到。

其次，闯荡商海，不仅要历尽劳苦艰辛，还要忍受失败挫折之打击。徽商外

出经商，可谓饱尝寒暑之苦，频历**之险。如徽商程锁“与十人盟，务负俗攻苦，出而即次，即隆冬不垆，截竹为筒，曳踵车轮，以当（挡）炙热。徽商汪华之父汪彦“十五六岁，跟了伙计，学习江湖贩卖生意。往往来来，只是布衣草履，徒步肩挑。嘉靖时歙县木商许尚质在回忆自己经商的艰辛时，不禁感慨道：“间自念曩入蜀时，迷失道，伛偻扳崖谷，行冰雪中，至今使人毛竦骨竖，由于各种原因，亏本折阅之事，所在多有。“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徽商有着“百折不挠，万难不屈”的进取精神；但另一方面也明显折射出徽商业贾成功之艰难。

再次，最为残酷的是，徽商业贾还要忍受封建政府和官吏的抑制和盘剥。明清时期，政府严格控制盐、茶、金属等主要商品的贸易，商人涉足其间，如履薄冰，非常危险。又由于封建政治的腐败黑暗，商税繁重，关卡林立；再加上贪官污吏多如牛毛，他们视商人为俎肉，大肆压榨勒索，使经商困难重重。商人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其从商艰难之状况可想而知。

相反，与服贾相比，业儒的境遇和效果就明显好多了。徽商本人或子弟一旦业儒入仕，跻身于官僚士大夫行列，说不尽的好处就会纷至沓来。首先，徽商在政治上可以身居官位，提高身份地位，从而实现其扬名））声、显父母、光门楣的人生终极目标。其次，尤其在经济方面，可以优免徭役，转嫁赋税，更可以官商结合，进行权钱交易，以权获钱。因此，业儒与服贾两者在境遇上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残酷与不公的社会现实使徽商认识到：只有“业儒居官”，才能真正

身价百倍，才能真正算得上衣锦还乡、泽被后代的成功人生。这些都是促使经商致富后的徽商“由贾入儒”的必然因素。

二、贾而好儒：盛于斯，衰于斯

古徽州地区号称“东南邹鲁”、“文献之国”，是个“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的文风昌盛之地。因此，徽商普遍地喜好读书，从而形成了“贾而好儒”的重要特色。在徽商兴起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徽商能够“好儒而贾”、“贾儒结合”，从而取得了“以儒助贾”的良好经商效果。可以说，“贾而好儒”是徽商走向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是“贾而好儒”，还是“由贾入儒”，都体现了徽商“好儒”的特色。徽商“好儒”有其积极的和值得肯定的一面，如对于传承徽州地区的昌盛文风，对于提高徽商的文化素质以助其经商成功，对于保存和创造中华民族的文化典籍，等等，都有着不容忽视、更不容抹煞的特殊作用。

然而，凡事当作两面观。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由于徽商“好儒”的不正常发展，导致了徽商致富后“弃贾从儒”，或者干脆让其子弟后代“专习儒业”，以至“只儒不贾”。这种现象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可想而知，这对徽商所从事的职业——“商业”来说，必然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也应该是促成徽商走向衰落的因素之一。

1、商业资本损耗，影响扩大经营

徽商业贾致富后，其资本的出路有很多方面。其中重要的一项是投资于自己入儒和子弟习儒的花费上面。为了赢得社会的尊重，为了达到“业儒入仕”的人生目标，徽商不惜工本地从事着自己的“儒业”。如两淮盐业总商歙人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富可敌国。然而他“性尤好客，招集名流，酒赋琴歌，不申旦不止。”[22]（P153）又爱好收藏书画文物等，当时的一些篆刻名家均与其有交往，座客常满，花销很大，逐步陷入窘境而不能自拔。后来不得不靠借皇帑来勉强维持营运，至“身殁之日，家无余财”。徽人汪己山，“家富百万，列典肆，……广结名流，筑观复斋，四方英彦毕至，投缟赠贮无虚日。……未及二十年，家遂大落，典肆以负帑入官。汪亦贫悴而死，未至六十也。又如歙人程晋芳“独愔愔好儒，罄其赀购书五万卷”。徽商对“入儒”花费的慷慨投入，必然会导致其贾事投资的相对减少。

徽商对其宗族子弟的业儒投资，更是不遗余力。歙县盐商鲍柏庭不惜重金延揽名师，购买书籍教育子弟，并且说：“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赀财何益乎！婺源人程世杰，“岁以平粜所入延师，使合族子弟入学，并给考费。清休宁人吴国锦，“业盐策，资日以饶。……择其（子弟）俊秀者，助以束修膏火之费，使竟其学。”[25]休宁人“汪田柱捐输五千两，徐名进亦捐输银五千两，……以为本邑士子乡试盘费，立有规条，以垂久远。”[26]此外，为了让更多的子弟业儒就学，徽商还在城乡各地广设家塾、族塾、义塾、义学，同时，大力倡修书院。在清初，徽州书院多达54所，大多为徽商捐资所建。在外地徽商比较集中的地方，他们也捐金建立书）院，为子弟习儒提供方便。从上可以看出，致富后的徽商大都不惜重金，投资于子弟的业儒入仕，这就日益损耗着徽商的资本，影响了徽商经营资本的周转，从而也影响了徽商对商业的进一步扩大经营。

2、从商人数减少，群体实力削弱

由于徽商对儒业的崇慕和对入仕的向往，使得越来越多的徽人“由贾入儒”，拼搏于科场功名。据统计，明代徽州有进士392名、举人298名，生员则更多。有清一代，歙县一地本籍和寄籍“官京朝取科第者”，共有进士296人，另有举人近千人。这仅是一朝一县的统计，若算上明清两朝六县的统计，其数字更为惊人。再以徽商中的两淮盐商为例，从顺治二年（1645）到嘉庆十年（1806），在这160年间，两淮徽商子弟登科者高达256人。而同一时期，两淮的陕西商人子弟登科者仅为45人，山西商人子弟登科者只有22人。以上数字表明，无论在不同时期上，还是在不同商帮之间，徽商子弟登科入仕者都在不断增多。所以研究徽商的学者们认为：两淮盐商中的富商之家，经过一两代后，其子孙大多不是加入儒林，就是荣膺仕宦。他们所追求的不再是“财源茂盛”，而是显名于时，甚至是扬名后世。

众所周知，过去的科举中第是非常困难的。俗话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上面所统计的徽州人物，只是“榜上有名”者，是科场上的佼佼者和成功者。然而，科举应试犹如“千军万马闯独木桥”，其中“名落孙山”者，也许是那些“登科入仕”者的数十倍乃至上百倍。可以推断出，徽州将有越来越多的商人“弃商从儒”，也有更多的徽商子弟专习儒业，“儒而不贾”了。有如此众多的徽商子弟甚或徽商本人拼搏于“科场”，那么就有相对应的如此众多的徽人退出“商场”。因此，“由贾入儒”使得徽人业贾人数相对减少，而徽州商帮以其“从商人数之众”而著称的优势在削弱。由于商业的经营主体是商人，从商人数的减少，徽帮群体实力的削弱，也将会促使徽商走向衰落。

一般来说，徽商都倾向于让素质较高的子弟后代业儒。这样，徽州商帮中的从商精英也就会相对减少，从而导致徽商整体素质的下降，自然也不利于徽商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战胜对手。

3、一心转向儒业，贾事趋于衰落

徽商发财致富后，很多人便无心再贾，而是热衷于“儒业”。徽商荒于贾事的经营和管理，就会导致贾事的不振或衰落。明代歙商王廷宾遍游吴、越、齐、鲁，喜好交结文友，诗名日起，当时有人担忧地劝告他母亲：“业不两成，汝子耽于吟咏，恐将不利于商也。”他母亲却回答说：“吾家世承商贾，吾子能以诗起家，得从士游幸矣，商之不利何足道耶！”[29]

（卷4））

对其子经商不善毫不介意。这虽不能确定王廷宾已经“弃商从儒”，但他这样长此下去，必然隐藏着其贾事将趋于不振甚或衰落的危机。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要数“由商入儒”的程晋芳。他是乾隆朝进士，后议叙翰林院编修《四库》，著有《勉行堂诗文集》等，且“平生绝学都参遍，第一诗功海样深。作为一个学者他应该是成功的，但作为一个商人，他无疑是不合格的。程氏“耽于学，见长几阔案辄心开，铺卷其上，百事不理。” 而且“付会计于家奴，任盗侵，即把商业上的一切经营活动，全部交付家奴管理，任凭他们上下其手，一概不予理论。袁枚在给程晋芳兄长的信中写道：“近闻令弟鹾务渐衰，高谈性命。仆屡以儒者治生之道，切切相规，不图其铅椠日富而囊橐日空也。”[32]在其他））的书信中，袁枚亦屡次提及程晋芳“高谈心性，不事生产”、“好买书籍，好赠朋友，而二十年家产荡尽，致于逋负山积。”程晋芳如此“专于业儒”而荒于贾事的经营和管理，必然导致其贾事的衰落。

另外，徽商崇儒轻贾，等到经商致富后就“由贾入儒”，这就阻碍了徽商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和延续。正如研究华商历史的郭德利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史籍中不乏有关从商致富的记载，但几乎毫无例外，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商人最后总是倾向于把累积得来的财富或过剩的资本投资于购买土地，或供应下一代有闲沉浸于传统典籍，参与科举，以便进入官僚行列，即使有人终生以商贾为业，仍会要求其下一代尽可能转向科举。因此，我们可以说，引发人们营商致富的动机中，实已包含了否定或摧毁商业企业发展的因素。”[17]这段话正揭示了徽商“由贾入儒”并教育子弟后代“儒而不贾”的本质动机，这必然会遏制徽州商人的敬业和进取精神，从而不利于徽商贾事的进一步开拓和发展。

篇2：徽商失败的原因

成功的企业有两个核心秘诀：

1、要有好的产品

2、该产品要有一个广阔的市场

换句话说，创业公司应该能进行扩张。为实现合理的扩张，创业公司应能平衡五个核心领域的增长：

1、顾客

2、产品

3、团队

4、商业模式

5、资金

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上述某一或某几个领域过早的扩张。

篇3：近代徽商传统优势丧失的原因

徽商活动的内容多种多样, 其中“以盐、典、茶、木为最著”。近人陈去病也说:“徽郡商业, 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茶叶六县皆产, 木则婺源为盛。质铺几遍郡国, 而盐商咸萃于淮、浙。”……[2]徽商的传统优势主要就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一、徽商的传统优势

近人陈去病在《五石脂》中说:在茶、木、典、盐“四大宗”中, 盐业居于首位。在盐业方面, 徽商凭借与中央政治势力的密切联系, 获得了对盐业的垄断经营权, 获利甚丰。明代徽州盐商, 富至百万两以上的很多, 其中多数曾任两淮总商, 如程之歆、汪应庚、汪廷璋、江春、鲍志道等都是煊赫一时的两淮总商。

当时徽人开设的典铺为数甚多, 分布极广, 全国各地几无不有。所谓“ (徽州) 质铺几遍郡国”, 大体反映了徽典的实际情况。从南北两京到各省省会, 从繁华都市到县城集镇, 到处都飘扬着徽典的招幌, 尤其是在苏浙一带财富之区, 典当业几为徽人所垄断, 以致社会上竟流传着“无典不徽”的谚语。清光绪年间, 日本人专门调查了沪、汉各地的商帮, 曾记载典当的朝奉 (掌柜) , 其非由徽人担任者几乎没有。江苏的扬州, 典当业全由“新安诸贾擅其利”, 而当地人竟无从插手。

徽州木商在各地都十分活跃, 如婺源商人洪庭梅, “偕姻戚权木值于闽越楚蜀数千里外”。徽州木商在湖南、江西贩木的记载也很多, 如婺源商人毕兴“业木楚尾吴头, 备尝辛苦”, 歙商黄伐“贩木湖南”, 婺源商人董昌瑗“买木南赣”。徽州木商也有南下福建贩木的, 如婺源商人黄世权“贩木于闽”。江南地区各个重要城镇就成了徽州木商的据点及其木材的集散地。

《徽商研究》载, 雍正年间, 歙县著名茶商江起焕, “及壮, 遂有四方之志, 荚茶叶泛海辽东, 经历十年”。乾隆年间 (1736-1795) , 徽商在北京开设茶行有数十家之多。嘉庆年间 (1796一1820) , 徽商在上海创设思恭堂, 有四名婺源藉茶商充任理事。吴楚间茶业贸易也吸引徽州各县商人。

二、徽商势力的式微

清朝道光年间, 原来徽商经营的某些行业逐渐失去了往日的重要意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 随着形势的变化, 徽商在一些行业中的优势开始丧失。

道光初年, 两淮盐商积欠各类官银达5700万两之巨, 终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自1887年开始, 华茶出口量首次出现大幅度滑坡。从华茶的出口类别来讲, 居出口量第一位的红茶在这一出口衰退过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1887年红茶出口总量为1629880担, 比1886年减少了24178担, 到1896年跌落到912417担, 其后红茶继续呈衰落态势。

典当业在社会动乱中惨遭破坏。当铺由于藏有丰富的物资和现金, 往往在战乱中成为抢劫掳掠的重要对象。“大江南北, 自军兴以来, 典当之存者百无一二”。咸丰前, 安徽全省共有当铺796座, 兵燹之后, “闭歇无存, 无从启征”, 至清末恢复至一百一十三座, 仅相当于战乱前总数的14%, 徽州典业所受损失之大亦可以想见。另外, 外国木材的进口, 又使徽州木商丧失了利权。

实力雄厚的徽商为什么没有进一步向前发展, 实现向近代工商业的转变?应如何解释进入近代后徽商传统行业优势的丧失呢?

三、传统优势丧失的原因

1. 过于依赖封建政治势力

徽商“贾而好儒”, 虽然对商业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儒学毕竟是维护封建制度的一种思想武器, 徽商的视野和经营活动也必然因此被禁锢在封建主义的栅栏里。徽州商人同其他封建商帮一样, 只有得到封建政权的支持才能求得发展, 所不同的是, 徽州商人, 特别是那些富商, 由于贾儒结合, 也就易于与封建政治势力相结合。徽州盐商的事例就是比较典型的。从盐业经营本身来看, 盐业是一种特殊的专卖行业, 无需使用新的生产方式也可牟取超额利润。徽商大多借助封建特权谋利, 致使对先进技术需求微弱。但是鸦片战争后, 这种特权逐渐被外国侵略者、洋务派和民族资本家挤占。

徽商投靠封建势力, 并且以结交官府作为自己的经商后盾。但是, 这种一厢情愿式的投靠并不容易。官府对徽商的大肆勒索、吃拿卡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官府的勒索榨取日益加剧, 徽商已很难承担;更重要的是在道光年间清政府在两淮实行“改纲为票”的盐法改革, 从根本上取消了徽州盐商在两淮盐业中的垄断特权之后, 徽州盐商居然没有一点竞争能力, 从此便一撅不振。

道光十年, 陶澎任两江总督后, 在道光帝的支持下, 对盐制进行了大幅改革, 废除纲商根窝, 大力裁减浮费, 并在淮北逐步推行票盐制, 这对长期把持盐运的徽州盐商是致命一击。陶澎的改革是以确保政府盐课为宗旨, 将改革的负担完全推到盐商尤其是总商的头上, 各总商纷纷破产。“陶文毅改两淮盐法, 裁根窝, 一时富商大贾顿时变为贫人, 而倚盐务为衣食者亦皆失业无归”。[3]盐商破产后的境况是十分凄凉的。在扬州, 各总商屡遭抄没, “造园旧商家多歇业贫散”, “园丁因偶坏欹者, 鸣之于商, 商之旧家, 或贫无以应之。木瓦继而折坠者, 丁即卖其木瓦, 官商不能禁”。

作为一个牢牢依傍于封建势力并从心底高度认同封建价值观念的商贾大帮, 当近代中国封建社会日渐式微并最终寿终正寝时, 它的命运只能是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

2. 战乱的影响

咸丰、同治年间的战争是徽商的一大浩劫, 这场战争对徽商的打击是长期、持续和全面的。徽商是全国性的大商帮, 但其重心始终在长江中下游、新安江流域、淮河流域, 运河沿线, 清代中期前往广东 (主要是广州) 的也有不少, 这些徽商较为集中的地区, 都是太平天国战争的重要战场, 这对徽商经营造成了严重危害。战争爆发后, 长江交通受阻, 太平军与清军互相封锁, “洞庭以下, 江汉以上, 数年来战舰横江, 兵戈载道, 致关河阻塞, 客商水陆不通, 有钱之处不得货到, 出货之地不得钱来”, “长江虽系七省通衙, 货船早已绝迹”, [4]徽商经数百年来艰辛努力创建的商业网络陷于瘫痪。经营地的徽商在战争中基本上是支持清政府的, 因此遭到了太平军的严厉打击。歙县吴嘉鹏是苏州巨商, 咸丰十年 (1860年) 四月太平军攻破苏州后, 他倾尽全资招募义勇数千, 与太平军作战, “先后擒贼目数人, 获器械无数, 贼以为劲敌”。

社会混乱是典当业的天敌。武昌起义后, “各省人士群患兵数不敷分布而竞争招兵”, 以致良莠不齐。各省“又患兵士之过于充斥而动辄滋事, 闾间相械, 一夕数惊, 鸡犬为之不宁”。[5]民国元年 (1912) 3月19日下午, 上海“城内各街道大小店铺忽然停市, 居民亦纷纷闭门, 人心惶惶, 秩序顿乱”。和平光复的苏州与上海无异。苏州光复后, “各典当每有形势军人持强硬当情事, 虽经军政厅出示禁约, 派兵弹压, 而此风迄未稍载。日前娄门外同昌典当突来营兵十八人, 各以破旧衣服硬当去每名洋六元, 该店见人众势凶, 不敢与较。昨日闾邱坊巷洪盛典又来营勇两人, 以破巾硬当洋元, 并拔刀恫吓……各典因之咸有戒心, 每日迟开早闭, 以避免危险”。[6]哗变士兵对典当业的抢劫使其陷入灭顶之灾。

光绪二十六年 (1900年) , 八国联军大举侵华, 8月14日, 北京失陷, 京师典铺顿时遭殃:“光绪庚子大变, 我当行京乡二百余家, 尽遭涂炭, 不但架货被土匪抢劫一空, 即砖石铺面亦被拆毁, 东伙均一贫如洗。”未遭劫掠或损失不及资产一半的当铺不到10家。辛亥1911年11月, 吴县横径镇永丰典被土匪抢劫, “抢去现洋贰千元, 首饰当本一万八千余元, 除包货被劫外, 并烧毁包楼”。辛亥革命之后, 由于社会动乱, 兵匪劫掠, 苏、沪等地典当大批关门歇业。松江县“西外全丰、顺昌、仁康、德昌、恒益, 东外天和、公和和枫泾峰大、启新”等相继关门歇业。[7]苏州在光绪二十四年 (1908) 有典当66家。光复之后, “苏州地方不靖, 城乡典当减为50家”。[8]到了清后期, 随着帝国主义者的入侵和近代资本主义银行业的发展, 南京的徽典只能苟延残喘, 日趋衰落。

典当业除受兵灾外, 还受到盗匪的抢掠。匪徒抢劫城镇乡村多以典当为重店, 因为“在一般人的眼光里, 向来典当业为财库之所在, 因此在内地劫掠的目标, 总集中在典业, 虽则每家典当大都有碉楼更夫及相当的警卫力, 然在大伙入劫时, 也往往无法抵抗”。[9]典当业因所典者大都系不便迁移之物, 因此为其洗劫者不可胜数。

3. 资金多流向非生产性领域

明清时期的徽州商帮, 在流通领域纵横捭阖, 赚取了巨额的商业利润, 这些商业利润绝大部分都没有转化为产业资本。

就徽商的身份而言, 一些大徽商并不是纯粹的商人。徽商的头脑中深深地渗透着儒家思想文化和传统观念。当然, 儒家思想文化在徽商兴起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应看到, 在儒家思想文化中, 又存在十分保守的一面。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 徽商经商的指导思想就是为了谋生而不是为了求利, 这不仅限制了他们不断追求利润的精神, 而且不利于徽州商业资本的积累及再投资。在儒风的熏拂下, 徽商的封建宗族观念极深, 他们乐意将其一部分商业和商业利润资助于维护宗族统治的各种事业, 这势必消耗了一部分可以用于扩大商业经营的资本, 使其输入到封建性的非流通领域, 其实, 在徽州商人心灵深处, 仍然把业儒看得比经商更为高贵。所以许多徽人虽由于条件限制, 不得不经商服贾, 但总是念念不忘业儒的初衷, 而把经商看作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他们既然以三心二意的态度去经商, 又怎能“连续不断地追求利润”呢?许多徽州商人当其积有余资, 使一家温饱有了保障以后, 便抱着富贵不如衣锦还乡的传统观念, 将资本中的相当一部分投资家乡, 构筑精美住宅以光宗耀祖, 并作为退身的港湾。当中国进入近代社会时, 徽商仍固守传统的经营理念, 依附封建社会的经济体系, 没有将商业资本转变为产业资本, 还走“以末致财, 用本守之”的老路, 将大量的商业利润流向进贡官府、购置土地、奢侈消费乃至建祠堂、修坟墓、续族谱等方面, 在封建社会的末期仍然充当坚定的封建制度卫士。

4. 近代经济形势的变化

鸦片战争后, 国门被破, 列强入侵, 中国社会经济开始发生变化, 天朝大国的迷梦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被粉碎, 这是近代中国的一大变化, 时人称之为:“四千年未有之变局也, 列国竞进, 水涨堤高, 比较等差, 毫厘难隐。”来华的各国洋商, 其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在徽商之上, 又有不平等条约作保护, 逐渐成为徽商的可怕对手。

外国侵略者通过鸦片输入对华进行经济掠夺, 从中国输出茶、丝等农产品, 中国茶、丝的生产开始走上了依附外国资本的道路。鸦片战争后, 在通商口岸出现了一批为外国商行推销商品和收购土货的买办商人, 其中有不少是原来在广州的行商和鸦片贩子, 他们与外国侵略者联系密切, 在经济上有相当的实力, 开始受到清廷封疆大吏的器重, 并在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这些买办商人是徽商潜在的竞争对手。比如在茶叶方面, 中国茶叶出口从高度的繁荣走到一落千丈的地步, 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中国茶叶在制作、包装方面已落后于邻国的日本、锡兰、印度, 对顾客的吸引力大为弱化。由于印度、锡兰的茶叶的试植、试制方面都在探索有别于中国传统方式的新方法, 在茶叶的口味、包装形式上更适合于欧洲人的习惯, 经过稍后几十年的尝试取得了成功, 对华茶构成了强有力的威胁。自1887年开始, 华茶出口量首次出现大幅度滑坡。从华茶的出口类别来讲, 居出口量第一位的红茶, 在这一出口衰退过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1887年红茶出口总量为1629880担, 比1886年减少了24178担, 到1896年跌落到912417担, 这九年中平均每年递减79718万担。其后红茶继续呈衰落态势。60年代起, 进口纺织品价格下降, 品种增加, 也贴近中国民众的消费需求, 手工棉纺织业遭遇沉重打击, 难以为继。1846年, 包世臣在一封私人书信中写道:“木棉梭布, 东南抒轴之利甲天下, 松太钱漕不误, 全仗棉布。今则洋布盛行, 价当梭布, 而宽则三倍, 是以布市销减。”农民“生计路细”。[10]洋布市面进一步开拓。

徽商抱残守缺, 没有及时把握外国资本大量涌入中国及商业中心向上海转移的新态势, 所以在与外国资本及其他商帮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

官盐经销制度的废除, 长期单一经营, 过分依靠政治权力, 使他们已经丧失了早期徽商的开拓性和适应性, 加之战乱摧残和资金多流向非生产性领域, 以及对经济形势变化的不适应, 都使徽商在新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在劫难中的徽商走了下坡路, 失去了鼎盛时期称雄全国的影响力。

摘要：明清时期徽商以其资金雄厚、经营范围广、势力大、经验丰富而著称, 其经营的主要项目是盐、典、茶、木。但到了近代, 徽商在一些行业中的优势开始丧失。文章主要从徽商的官商结合、战乱摧残、资金的流向和近代经济形势的变化四个方面分析了徽商优势丧失的原因。

关键词：近代徽商,传统优势,式微,原因

参考文献

[1]周建平.略论徽商的兴起[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1, (4) .

[2]陈去病.五石脂[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309.

[3][清]欧阳兆熊, 金安清.水窗春呓[M].北京:中华书局, 1984:32.

[4]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1) [M].上海:三联书店, 1957:4.

[5]上海申报[N].1911-1912.1912-04-10.

[6]上海申报[N].1911-1912.1912-01-31.

[7]戴鞍钢, 黄苇.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9, 1985.

[8]黄晖.苏州市志·金融志 (23) [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922.

[9]李金铮.20世纪20-40年代典当业的衰落——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J].中国经济史, 2002, (4) .

篇4：相亲失败的六大原因

沉默就是废铜烂铁

陌生人第一次见面找话题并不是最难的，难的是一直持续聊下去。如果你一言不发，或者不管对方说什么都反应冷淡，自己也不主动制造话题，会让对方知难而退，约会毕竟是两个人的事。

衣着气质不搭调

第一次见面，如果一方觉得另一方穿着品位低下，便不会有两人一起步行逛街的想法。如果对自己的衣着品位没多大自信，约会前不妨看看时尚杂志的穿衣搭配指南。

一口一个“随便”

第一次见面无论大情小事，一律交由对方选择、决定、处理，除非对方恰好是大男子或大女人，否则，对方一定会觉得无趣且疲惫。就算对方有很强的掌控欲，也会希望满足你的心愿：你想做什么？你想去哪里?如果你没有任何期望，永远都是“随便”，对方也会觉得兴味索然。

埋单不会察言观色

恋爱初级阶段埋单态度是很重要的一关。如果一方是有足够实力，那应该避免和对方AA制。如果一方观念西化，凡事讲求平等、独立，那么不妨AA制付账。

太过辉煌的恋爱履历

谈过去的恋爱经历几乎算是新约会的必修课，但是言多必失，很容易导致两人关系无疾而终。如果经历比较丰富，对方会觉得你很容易花心、觉得你不太检点;如果经历不但丰富而且惨痛，对方不但不会同情你，反而会觉得一定是你有问题才会不断被甩。当然，对方是另类文青除外。

切忌身体先行

篇5：减肥失败的原因

一、跟广告减肥自己不努力寻找减肥失败的原因，不肯花力气，企图轻轻松松、不知不觉地减肥，因此常常跟着广告减肥，广告讲什么减肥方法好就用什么方法减肥;或者是人云亦云，跟着别人后面仿照，人家说什么减肥方法好就用什么方法减肥，自己拿不定主意，频频擅自更改减肥方法，还常常怨天尤人。这种人对减肥过程缺乏认识，缺乏信心与耐心，因而以失败而告终。

二、凑热闹减肥某大学一个女同学宿舍中共有4人，3人来减肥了。另一位也凑热闹跟着来减肥，她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只凭一时的兴趣、一时的热情，免不了出现减肥失败的结局。

三、凭感情用事减肥如照照镜子觉得自己的形象不满意，特别在临出国前希望能达到自我感觉良好的形象，急急忙忙来要求快速减肥。欲速则不达，常常减肥失败。个别人为了达到快速减肥目的，甚而敢冒风险，不顾健康，采用禁食或吃极少食物的方法，直至发生了厌食症才后悔莫及。

四、选定不切合实际的减肥目标希望住院一星期减肥能减去7-8千克，未达到自己的理想就终止了减肥。这种人.往往会出现越减越肥的结果。

五、信巫、信贵、信洋来减肥有人轻信游医的世代祖传秘方来减肥，有人挑选价格高的减肥品来减肥，认为贵就是好，洋的减肥品就是好货。

六、减肥取效后又马上恢复了原先不合理的生活习惯于是肥胖又发。也有人在开始减肥的一个月内疗效明显，此后不够明显甚而停止不前时，便认为减肥无效，丧失信心，又恢复了原来的生活习惯。

七、有人秘密减肥，得不到家人的同意和协助也容易失败。

八、长期使用激素或精神安定剂的人，往往减肥失败因为这些药物会使下丘脑中促进或抑制食欲的功能迟钝，削弱了人体最重要的生理性抑制，因此对正在服这类药物的人员作减肥治疗，往往效果不明显。

九、缺乏决心与恒心强调工作忙，学习紧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式的间断减肥，往往也不能成功。

十、认为服减肥药后可以大吃大喝不节食了这些同志盲目相信药，不采取综合的减肥措施，失败也就难免了。

有节律地减肥：

第一：要有健康的饮食规律，少吃油炸食品，多吃些蔬菜水果。黄瓜，苹果都可以。

第二：多运动，要有早睡早起的习惯。

第三：不要刻意去减肥，最好不要吃减肥药，吃了，不仅对身体不好，而且还会反弹。

第四：建议每天跑步，不仅可以增强体质，还可以适当的减肥，最好是在下午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