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现代化问题研究

2024-05-10

农村现代化问题研究（通用6篇）

篇1：农村现代化问题研究

中国农村社会转型模式、趋势分析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实际上开始了一个利用自身内部资源引导农村社会转型的过程，其主导模式是农村的工业化和依附于工业化的欠发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一阶段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最大特征，是它未能融入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良性循环。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成功最终将可能取决于经济结构转换条件下农民的市民化。

关键词：农村社会转型，模式，特征，趋势

一、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模式分析

农村社会转型可以认为是一个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的过程。从发达国家农村社会转型的经验看，是一个传统、落后的农村向现代、进步的农村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农业、农村发生分化，农民、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目标得以实现。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内涵是由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的，小农生产方式占主导的，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农村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向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和现代农村社会的转型过程。

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农村土地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实际上松动了对农村生产要素的禁锢政策，启动了中国农村资源和各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阀门，各地农民开创了利用农村内部各类资源的农村社会转型模式，导致了农村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不同程度的裂变和农村社会转型的产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利用内部资源实现社会转型大致有如下四种类型：

第一，农村集体土地资源利用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东南沿海一带以土地的出租和出让等方式招商引资在农村兴办乡镇企业，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农村原有僵化的、以种植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中“嵌入”新型产业——农村工业，农村工业的发展对原有农村经济结构进行了改造，促成原有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结构向市场经济结构转型，进而拉动了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尽管学术界以投入农村乡镇企业资本的来源不同，把东南沿海农村乡镇企业区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江浙一带以当地农民集资为主发展起来的所谓“内源型”的农村工业化；二是以引入外资为主发展起来的珠三角一带的所谓“外缘型”的农村工业化。但是，因为兴办工业企业，首先要占据一定的土地，无论具有什么来源的资金都注入到了不能流动的集体土地上，因此这两种类型都可归结为农村土地资源利用型的社会转型模式。实际上，这一类型带动农村转型的地区出现了两个结果：一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在分化解体的同时，与现代工业社会整合，生成融人于原大、中城市的新型社区，较彻底地完成了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另一个是一些已经发生了农村传统社会分化解体的地区，由于未能与现代城市、工业进行整合，出现了农村工业化衰退，而农业又退不回去的尴尬局面。

第二，农村劳动力资源利用型。这种类型主要体现在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村。从1979年到2005年，我国有约2亿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其中绝大部分比例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民。由于农民外出打工，使当地农村人口对土地形成的压力得到缓解，打工收入汇人家乡，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资金来源，落后地区的农村农民生活水平、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想观念从传统向现代转化，促成农民的职业分化，农村社会的封闭性也不同程度地被打破，带动了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转型。

第三，农村人文历史、生态资源利用型。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尤其是地理条件缺乏优势的地区，在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具有一定发展资金积累的情况下，针对当地缺乏产生农村工业的基础，原有的农业产业也不存在能推动农村转型的产业的状况，在“出去见过世面”的“能人”的发动下，农村内部产生了利用当地人文历史遗产或生态资源、旅游资源为内容的新兴产业，采取生态村，旅游村，“农家乐”等形式，寻求这类农村进入现代社会的支撑产业，进而促成这些地区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化。

第四，农业产业利用型。这种类型大多出现在农业资源具有一定优势，或是土地资源相对宽松，或是当地具有某种特色农产品的地区，通过“龙头企业”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农业技术，把农户组织起来，开发特色农产品，走现代农业的发展道路。这一类型的实质是以开发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为依托，转换农业生产方式，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用农业产前、产后产业联结当地具有特色的产中产业，搞食品工业一体化，通过公司+农产以及公司+基地+标准等形式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来带动该地区的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现农业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农村社会转型是以农村内部各种资源的利用为特征的。如果以社会转型的速度、广度和深度为标准来衡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社会转型的主要模式是农村集体土地资源利用型和由此带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利用型，其实质内容是以乡镇企业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工业化。

二、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特征分析

目前，中国农村社会转型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

(一)农村社会转型的主导模式并未融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良性循环

上文已指出土地资源利用型的农村工业化型和依附于它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型，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主导模式，但是，它们并未解决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各自为政的局面，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分割状况并无根本改变，农村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利用并没有形成与城市化和工业化整合为一体的良性循环。农民参与城市化和工业化，一是用其掌握的土地资源，二是用其劳动力资源。

一方面，农村的土地难于参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良性循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土地资源参与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通常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国家征用集体土地的形式。通过国家征用农村的集体土地，农民的土地来参与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但是，这种循环并非良性的，原因在于，在国家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过程中，不仅伴随着农民土地级差收益的严重流失，而且农民也丧失了自己和家庭赖以生存的基本保障，造成了农民群体“上访”事件的增加，成为当前农村社会最不稳定的“隐患”。二是以农村集体土地参与的工业化，虽然基本上保住了农村集体土地的级差收益，但是，由于它是属于农村的工业化，具有分散性、小规模性和浪费资源的特征，即使在已经被城市包围的“城中村”和城乡结合地带的“城市非城市，农村非农村”的“准城市”，农村集体用于经办企业的用地，也属于村集体所有，也是各家各户的承包地的出租，只不过各户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的利益均被村集体分配的股金所代替而已。这些土地的规划并未纳入国家计划，这些“准城市”的建设并未纳入当地

城市的建设规划中，事实上处于一种自发的、无序的、杂乱无章的状态。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整合性较弱。在发达国家，农民参与工业化的过程是农村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容，农村劳动力资源被城市化和工业化所吸收是发达国家农村社会转型的主要特征。在英国的农村社会转型中，著名“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的结果，是使失去土地的农民参与工业化、城市化，农民身份转变城市工人。中国自1979年实行经济改革后，尽管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禁锢政策已经基本上废除，但是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城市工业处在改革的摸索阶段，根本无法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不可能在城市工业化的主导下，参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过程。在农民摆脱贫困的愿望的推动下，在农民千方百计地试图把其掌握的已经具有相对自主权的资源——土地转化成资本的情况下，我国农民自发创造了农村工业——乡镇企业。农村工业化成为农民利用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推动农村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主导。而转移到乡镇企业就业的大多数农民的就业形式便是“离乡不离土”，“进厂不离土”或“进厂不进城”，即使是千里之外的农民到东南沿海一带成为“农民工”，其身份也大多是处于农民—工人—农民的不断转换中，彻底转变农民身份，融人城市、工业的生活、生产圈的比例不大，农民市民化的比例很低。

(二)出现了抵制农村城市化的倾向

这一现象主要发生在发达地区已经基本实现城市化的农村，尤其是“城中村”和城乡结合地带的农村。出现了农民不愿转为城市户口，不愿转成居民，甚至有的已经被征地转为居民的，也要求重新转为农民，回到农村争夺土地收益的现象。

产生以上现象的表层原因是，在国家与农村集体土地利益的“争夺”中，发达地区的村集体为了把法律赋予的、具有永久性质的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所带来的收益留住，创造了以集体土地出租，或者在集体土地上盖厂房出租等方式，吸引外部资金建立乡镇企业，使集体土地升值，并保留在村集体的土地利用方式。每年一个农民从村集体得到的级差地租——“分红”大大高于农民经营土地的收益，利用集体土地进行农村工业企业开发带来的数量不菲的土地级差收益，已经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现行土地政策的矛盾和不完善：法律既给予政府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权力，又给予村级组织把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的权力；还不加区别地规定了农村土地的承包期。在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秉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宪法》赋予国家征收土地的权利。1998年的《土地管理法》中也强调了政府征用集体土地的权力，这就为国家征用农村集体土地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在《土地管理法》第43条中又规定：“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这就为村级组织兴办工业占用耕地也提供了法律依据。在2002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这又为农户长期据有以其土地出租兴办的企业的收益提供了法律依据。这种不加区别地把经营农业种植业的农民和已经出租土地，不干农活，从集体“分红”就能得到不菲收益的“准农民”混为一谈，都赋予法律保障的长期的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也是违反公平原则的。如果不做制度上的变革，在那些能产生高昂的土地级差收益的农村，伴随着土地使用权的长期化和固化，就会产生农民抵制转为市民的逆城市化现象。

作者:王冰来源:《经济学家》2007年第4期

篇2：农村现代化问题研究

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的现状、问题

及对策研究

[摘要]自2007年开展远程教育以来，目前远程教育站点建立已经实现6个村（社区）全覆盖。三年来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在农村党员教育、农村适用技术推广、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和村（社区）办公自动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远程教育，为河包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构建和谐社会注入了活力。本文以河包镇的远程教育试点工作情况为视点，从工作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思路等方面进行了剖析与探索。

[关键词]远程教育现状问题对策研究

河包镇位于荣昌县东北部，距县城23公里。辖3个村、3个社区，总人口 4.5 人，有党员 1100 多名，其中农村党员 940多名。各级党组织紧紧围绕“干部经常受教育，农民长期得实惠”的总体目标，对“建、管、学、用”各个环节精心组织，着力将遍布在全镇的远程教育终端接收站点建设成为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综合素质的培训点、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的切入点、农村信息化的示范点、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之前的职业技能传授点，努力探索符合河包镇实际、打造具有河包特色的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之路。

一、河包镇远程教育现状

目前，河包镇设镇级远程教育站点应建6个，已建4个，从已建的远程教育站点情况分析，当前河包镇远程教育工作呈现出四个方面的良好态势。

（一）群众对远程教育工作的知晓率和满意度比较高。“跟着远程走，致富不用愁”“远教进农村，干群心连心”，这是农村党员干部群众常挂在嘴上的顺口溜，朴实的话语包含着农村党员干部群众对远程教育的喜爱。这说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对远程教育这一新鲜事物已经基本接受，而且有较大的需求。

（二）站点学用活动开展比较正常。学用活动的开展情况是这次调研的重点。问卷统计显示，经常参加远程教育的群众59.5%，偶尔参加40%；认为是自己致富好帮手的87%；参加远程教育学用活动每月1次以上的站点占83.3%。从查看各级站点的学用记录、计划、制度等文字资料和到各站点调查了解的情况看，河包镇远程教育站点学习教育工作开展基本正常。

（三）站点管理及运行情况基本达标。从调研的情况来看，除黄檀村和核桃村较偏远，电信没接通，没有建立站点外，其它各级终端站点的设备运行基本正常，故障发生率与排除率基本持平，调研的4个站点中，其中有3个站点的操作员能单独排除一些常见的故障，管理制度也比较严格，能够保证干部群众的正常学习。

（四）站点效益的发挥比较充分。各站点根据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实际需要，将远程教育与农村基层党建和各项工作有机结合，把远程教育站点办成农村群众的文化普及点、精神文明活动站、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科技活动室和农村计算机培训基地等，有的站点积极拓展远程教育站点

服务功能，做到“一站多用”，充分发挥出综合效益。河包镇把远程教育站点建设成为“学习、培训、会议、娱乐”等多功能活动场所，深受群众的好评。

二、河包镇远程教育存在困难和问题

（一）个别村（社区）干部对这项工作重视不够。有的甚至对这项工作产生了松动情绪，认为只要设备到位、安装好就可以松一口气了，有的甚至不闻不问，没有认识到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是党和国家针对广大农村党员和农民群众的一项惠民服务，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意义，没有把它作为一项政治工作来开展，没有很好地把它与解决“建设中国粉条基地”问题很好的结合起来

（二）部分站点基础设施不完善。课桌椅紧缺，终端站点没有接通电话线，设备利用率低。

（三）技术力量欠缺。各接收站点的技术管理人员有个别对设备的操作和维护不很熟悉，有的甚至一点计算机基础都没有，他们对设备操作规程、操作步骤不清楚，以至于对培训工作的正常有效开展产生了影响。

（四）学习时间不好安排，学习内容单一。由于各村社农民居住分散，白天各自都在忙自家的农活，很难集中起来一起学习。年龄相差大，经常播放的是科普知训，农村卫生栏目，学习内容单一。

三、解决河包镇远程教育的困难的对策

（一）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对远程教育工作重要性、必要性的再认识；提高对远程教育工作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针对“有的村、社区领导对这项工作重视不够”的问题，一是提高自身认识和理

论水平，坚决克服松动麻痹思想，充分认识开展这项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并把这个认识贯穿于此项工作的始终，坚决消除自满和松动麻痹思想，在立足长远，取得实效上下功夫，牢固树立打“持久战”的思想，扎扎实实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二是教育广大农村党员干部，使大家统一思想，提高对远程教育工作重要性、必要性的再认识；提高对远程教育工作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

（二）加大围绕现代远程教育站点建设，大力投入资金。为服务点配备高标准的橱柜、桌椅等必备设施，新建成的村公共服务中心为现代远程教育站点专门提供了单独场所。村（社区）现有可访问互联网的计算机四台，为现代远程教育提供了必须的硬件设施。

（三）合理利用村官，提供技术支持。利用大学生相对懂计算机的优点，任命新来的大学生村官担任现代远程教育服务点的信息管理员，保证了现代远程教育的顺利开展。

篇3：农村现代化问题研究

随着农业工业化的逐步推进, 我国农业过去那种生产什么就卖什么的耕作习惯正向市场需求什么就生产什么的方向发展, 因此, 农业规模生产、反季节生产、集团生产和农产品深加工成为现代农业的特点。由于农业生产结构性的变化, 对农村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目前情况看, 农村金融服务还未跟上已经发生变化的农业经济。为认真贯彻中央“1号文件”, 中国人民银行提出“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支持现代农业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 对加快金融改革创新、有力支持现代农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指明了新方向。但是从实情情况看, 金融服务体系、信贷产品和风险投资担保补偿缺失等问题, 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现代化步伐。因此, 强化对金融服务功能的再造和政策设计, 进一步加大对现代农业发展的信贷支持, 成为金融业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现代农业的发展赖于金融服务的支持

现代农业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特征就是用现代科技改造农业, 提高农业信息化、水利化、机械化水平,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土地产出率, 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农业稳定发展。现代农业本质上是一种以科技为根本动力的可持续农业, 因为科技进步是突破资源和市场对我国农业双重制约的根本出路。

提高农业科技水平的核心在于资金投入, 即金融服务的支持, 根据实际经验分析, 农户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 就可以采用更高水平的技术, 提高生产效率。当资本投入提高后, 农业的生产效率升高, 农民的收入增加, 从而使农业的积累能力增加, 从而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农民获得了足够的资金, 就可以将原本的独门独户的生产扩大到市场推广、销售、流通的环节, 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率, 分享加工、流通等更高环节的利润, 更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在这一过程中, 农业的技术水平将进一步得到提高, 农户的合作水平、农民的市场意识也大幅提升, 这些将会提高现代农业的整体水平, 同时更好地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二、现代农业发展中的金融服务缺失

(一) 融资服务体系缺失, 信贷支持能力弱化

目前县域涉农金融机构主要有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四家, 但是, 由于农业银行在乡镇的网点较少、邮政储蓄银行开业较晚、农业发展银行只支持规模相对较大的企业和项目, 因而, 真正能为农村、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只有农村信用社。虽然近几年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新兴融资机构发展较快, 但由于其自身实力薄弱, 难以担当支持现代农业的重任。残缺不全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弱化了对现代农业发展的信贷支持能力。

(二) 新型金融产品缺失, 规代农业融资渠道狭窄

当前, 金融机构普遍实行严格的风险责任追究制度, 农村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 在信贷制度安排上存在将不动产作为抵押担保物的偏好, 倾向于以国有出让土地、房产等作为贷款抵押物, 而针对现代农业量身定做或衍生符合其要求的金融信贷产品如林权抵押、集体土地使用权抵押、应收账款质押、订单、商标品牌经营权、专利权质押等新型贷款研发不足, 造成广大农村经济主体特别是农村企业向银行融资的渠道和空间非常狭窄。比如, 在抵押物方面, 农民用来抵押的物品主要是农村的宅基地、房屋、农机具等, 而由于价值低、变现难, 一般不易被银行接受;大多数农业产业化企业建在乡镇或村组, 厂房用地多是集体用地、租赁用地而非国有出让土地, 不符合银行抵押的条件和要求广大, 农民和企业只能“望”贷兴叹。

(三) 信贷载体缺失, 金融支持“有心无力”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不断壮大, 农民收入不断增加。但从总体上看农村经济总量依然不足, 产业化程度不高, 特别是广大农村企业主要以农副产品初级加工为主, 处于产业链的下游和末端, 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低。企业负责人缺乏大企业家的气魄、胆略和思维, 只看眼前近利不求长远发展, 缺乏银企合作意识。财务制度不健全, 财务数据透明度、真实性不高, 使银行无法全面准确地进行资信评估和授信审批, 难以获得银行的认可, 达到银行的贷款门槛, 导致银行在支持现代农业时“有心无力”。

(四) 风险担保补偿机制缺失, 金融支持动力不足

农业是弱质产业, 收益率低, 受自然条件和市场因素的影响较大, 产业风险、市场风险容易转化为信贷风险, 因而, 在农业经营主体缺乏有效担保抵押的情况下, 迫切需要相应的担保和风险补偿机制。但是从实际情况看, 目前既缺乏专门服务于农业的融资担保机构和保险公司, 也没有设立专门的现代农业发展风险补偿基金。金融机构、担保公司因担心提供贷款、担保出现风险而较为谨慎, 增加了现代农业融资的不可获得性。

三、金融服务功能再造和政策设计

现代农业的发展, 适应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要求, 是农业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体制创新和科技进步的必然选择, 也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必然趋势。因此, 农村金融部门要从这个大局出发, 把握农村经济发展方向, 牢固树立支农思想, 使金融服务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配合, 甚至有些金融服务项目可以超前于农业发展。

(一) 做好对接工作

为促进企业项目融资发展, 应在金融机构与企业项目之间搭建融资服务桥梁, 建立金融服务平台。平台由省政府出资建立, 不收取任何费用, 按照服务为本、信息共享、自主决策、互利共赢的原则, 为资金供需双方提供优质服务。它主要有四大功能:一是企业、项目融资需求信息发布;二是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信息发布;三是项目对接服务。对于银企对接中未满足融资条件、融资困难的重点项目, 平台组织金融专家开展咨询服务, 量身定制专业化、可操作性的融资解决方案, 积极协调有关部门推动完善融资条件, 研究对接政府出台的扶持和优惠政策, 运用担保、贴息等手段来撬动资金投入。四是统计与考核功能。对金融机构支持企业“项目融资进展情况进行统计监测, 及时掌握企业”项目融资诉求, 统计融资进展情况, 对融资服务效果进行考核。

(二) 做好创新工作

有序开展民间融资试点, 鼓励有借贷需求的农业企业项目, 通过民间融资登记服务中心, 自主开展合法借贷。推进金融支持土地流转试点, 结合土地流转过程中融资对象特点、融资需求, 积极探索推出新的信贷模式、信贷产品, 支持试点区域内所有土地权属清晰的农户、农村经济组织、农产品企业融资, 并重点支持从事种养业、棚膜经济、农副产品加工等农业生产及经营活动。另外, 着力推动大型企业利用资金优势控股或入股农业产业投资公司, 解决农业投资不足的问题, 推动流通行业大型企业入股农业企业, 形成产销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推进产权交易市场建设, 为林权、土地流转权等创造条件, 以缓解农业及中小企业融资需求。

(三) 做好考核工作

建立中央派驻监管机构、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外省金融机构、地方金融机构分层次的绩效考评机制, 鼓励金融机构支持经济转型跨越发展。2013年, 黑龙江省对全省金融机构给予奖励, 配合农业厅、财政厅对农业项目贷款进行贴息,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今年将继续开展绩效考评工作, 并把支持农业发展作为重要的考核依据, 通过考评充分调动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形成共同发力支持经济发展之势。

(四) 做好典型项目

选取金融支持30个精品项目, 做全程化、精细化管理和服务, 实现双方共赢发展, 以示范效应带动全省金融机构支持农业项目。举办小微企业创新创业电视大赛, 选拔优质的农业科学研究成果, 现场签约给予融资, 支持依托科技成果创业, 打造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示范效应。

参考文献

[1]张红宇.现代农业与农村金融服务[J].农村金融研究, 2007, (4) :16-17.

[2]郭兴平.农村金融市场均衡理论及对中国的启示[J].农村金融研究, 2010, (12) .

[3]杨金栋.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制度变迁特征及向[J].金融发展研究, 2011, (11) :18-20.

篇4：农村现代化问题研究

【关键词】苏南;现代化进程;新农村体育;对策

苏南现代化建设已被十八大定为国家战略，该区域的革开放之先声，开乡镇企业发展之先河，抢开放型经济发展之先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骄人业绩。作为中国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最为成功的地区之一，苏南地区各方面的发展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列。苏南新农村建设，在国家政策支持和引导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随着苏南村民闲暇时间增加，已改变了新农村的传统体育理念，村民的居住方式已从过去的分散变为集中，新农村的体育已从传统意义上农村体育转变为社区体育。因此，研究当前苏南新农村体育存在的问题，具有典型性的意义，同时对加快苏南新农村的建设，也具有借鉴意义。

1.苏南新农村体育发展存在的问题

1.1.组织网络基本建成，但缺乏有效的联动

从走访调查结果来看，苏南新农村体育活动的基层组织管理还比较薄弱，上层体育主管部门管的是宏观指导，镇、村干部才是体育活动的具体组织实施部门，但镇、村干部还存在经济发展是主体的思想，在发展新农村体育方面还存在意识淡薄、重要性认识不够等现象。大部分基层干部还没有意识到，体育渠道、手段、交流是体育发展过程中必须具备的。

1.2.典型标杆不多，缺乏有效宣传

苏南经济发展在全国有目共睹，各类典型标杆也成为全国学习的样板，但在宣传的过程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经济发展，很少有地方突出体育发展水平。虽然体育主管部门组织了一些体育交流比赛，但更多关注的是成绩，没有关注体育的普及，使得开展得比较好的典型案例没有得到宣传推广。

1.3.体育市场开发的潜力巨大

目前，新农村体育市场，主要还停留在体育器械、体育服装、体育报刊、音像制品等方面，现场观看体育比赛、体育表演等方面的消费还比较少，能吸引人们欣赏体育比赛的方式还停留在赠送阶段。

1.4.体育活动的组织管理需要改变

随着新农村土地流转方式的进一步推广，村民的生活方式出现了本质的变化，改变新农村体育组织管理思路已迫在眉睫。一是要改变经济上对政府的依赖;二是要充分发挥各类大型体育活动对新农村体育的影响力;三是要把握新时期农村体育活动的规律，有针对性的引导他们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

2.苏南新农村体育发展的对策

2.1.充分发挥苏南区域优势，落实农村体育联动发展战略

苏南区域文化又称“吴越文化”。其特征主要表现在：鲜明的水乡文化色彩、精巧细腻的文化品位、勇于开拓和善于开放的文化风格、好学深研意识和不断追求超越自我的“精英”文化意识及其博采众长的文化个性。苏南地区自然环境的一体化为文化活动的互补提供了优势性的前提，也决定了在新农村体育发展过程中，要充分落实一体化战略。要充分共享苏南地区体育资源，加强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开展农村体育活动先进工作交流活动，举办农村体育活动现场交流会等活动，最大限度地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取长补短，合作双赢。

2.2.挖掘新农村体育活动的价值潜力，促进经济增长

体育的功能不仅仅是强身健体，在体育活动过程中，和谐了人际关系，增进了交流。更重要地是通过一些竞赛活动，宣传了新农村的特色，为新农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因此，新农村体育经济不仅仅是由体育产业所涵盖的、可计算出的经济效益，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农村体育活动所带来的社会效益。但在当前，许多基层管理者忽略了这些隐形的社会效益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2.3.多渠道筹措资金，增加体育设施，改善新农村体育环境

自改革开放以来，多种经济体形式在苏南经济发展中存在，在新农村体育发展过程中，要充分调动这些经济体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特别是在目前新农村体育器材设施还比较匮乏的情况下，更要充分利用他们的资金，来进行新农村体育设施的改造，吸引更多的村民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

3.结束语

苏南新农村体育活动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组织网络基本建成，但还比较薄弱，缺乏有效的联动，典型标杆不多，缺乏有效宣传，体育活动市场开发的潜力巨大，体育活动的组织思路需要改变，管理能力需要提高。正确把握苏南新农村的现状，分析苏南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问题，提出相应的策略，对我国其它地区新农村建设工作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兴远.江苏苏南现代化进程测度与解析[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2-09/17/content_5641

76.htm，2002-09-16

[2]苏州：精致柔美的水乡文化[EB/OL].http：//www.qzwb.com/gb/content/2008-03/26/con

[3]国家体育总局.全民健身计划纲要[EB/OL].http：//www.sport.gov.cn/n16/n1092/n16849/312943.html，2008-05-08

[4]周沛.农村社会发展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注：本文是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是：2013SJD840010）

篇5：农村现代化问题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农业发展势头开始陷入僵局，农民的收入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负增长。如何改善农民现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其中农民负担问题关系到国家的重大政治经济制度，土地是农业产业中最关键的市场要素，因此，土地产权的合理安排，税制的改革都是现实中急需研究的重大课题。不容乐观的社会现实促使学者们从其历史的渊源中寻找启示。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提交了论文《从古代十一税讨论当代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他从强烈的现实关怀出发，探讨了历史上赋税征收的对象——农民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以及赋与役的关系。他谈到：历史上赋税的征收都是向有土地的农民征收的，纳税者都是土地的拥有者，他们拥有对土地出卖、出租、转让的权益。尽管封建社会中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但佃农从未占据了农民的大多数，农业人口中实际以自耕农为主。解放以后，经过土地改革，农民有了耕地，但随着合作化、集体化的进程，土地实质变为国家所有；土地承包责任制后，土地为集体所有。今天，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再一次受的严重威胁。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区的建设，实质上是对农民土地的新型剥削。另外，徭役与赋税的关系，在上古、中古时期，表现为“役”重于“赋”，随着历史的发展，赋税逐渐重于徭役。役的削弱，意味着国家对农民人身控制的削弱。从历史的启示看今天的“三农”问题，他认为：一是任何社会都不能剥夺农民；二是从徭与赋的关系上看，绝对不能忽视税收以外的东西，即税外之税；三是“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给农民以国民的待遇。此外，太原师范大学教授陈亚平就现代法理学意义上的财产权与传统财产权方面提出了问题。国家权力的无限地位与农民的应对，也是一个复杂的现象。

当前我国的农村金融正处于危机当中，农村金融正大量外流，商业金融因经营不佳纷纷退出，支农资金连乡镇一级都很难达到，政策性金融机构农行作用有限。天津商学院副教授龚关提交了论文《农村金融问题》，在论文中，他考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金融问题的解决状况，并将现实农村金融问题与之对照，指出了历史与现实的“惊人相似”之处。他认为：民国时期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股将闲置资金投向农村的热潮，商业银行一则为了对其有效利用闲散资金，二则银行家看到了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地位，遂将部分资金投向农村。但从实际运行情况看，商业银行向农村所投资金仅占其可利用资金的1%，原因主要由于商业银行的运营以市场为导向，农村金融的特点是周期长，价格低、成本高，使得投入的资金不可能在短期受益，且利润偏低。因此，农村金融的解决需要政府出面，依靠政府行为才能得以解决。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此问题有意识，但由于资金受限以及种种内外原因，没有解决这一难题。从历史经验来讲，需要政府在农村金融问题上有所作为，然而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政府对农村金融的垄断，但作为极其有限；另一方面是政府对民间金融市场的严密控制，导致农村产生了地下金融市场，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组织。论者呼吁，在政府的作为有限的情形下，能否对民间的金融市场有所放开，从而缓解农村资金的不足现状。

二

长期以来，史学界围绕着施坚雅的市场理论所提出的六边型区域抽象模型，展开激烈的争论，至今余波未平。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史建云研究员在所提交的论文《对施坚雅市场场理论的若干思考》，从运输成本、生产及土地潜力开发、市场、社区理论等方面重新解读中国农村的模式建构，对施氏理论也提出了不同看法。报告从人口增长、村庄扩充、基层市场、中间市场、集成市场诸要素和层级关系上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并从中国农民个体的理性选择与群体共生的发展趋向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南开大学的许檀教授也加入这一问题的争论，她在提交的《对史建云教授文章的一些补充》一文中，认为学界在批评施氏的理论时，将他的理论放在具体的事实情境中相比较，实在不妥。因为这一理论本身是纯粹的理论抽象，不能指望这一抽象的理论与任何具体市场时态相一致。她进一步指出，施氏的核心理论“中心地理论”并非施氏原创，而是由德国的地理学家提出的地理学概念，这一理论构建是以一系列理论假设为前提的。施氏的贡献在于将原属地理学的空间概念引入历史学的考察中，为历史学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施氏的市场体系理论与宏观区域理论结合上，存在着重要缺陷。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从实证的角度重新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一个市场体系。

就农村的具体市场而言，河北大学的黄正林教授做了《关于西北农村农村市场》的报告，他以西北地区这个比较特殊的区域为范围，利用了大量详实的历史资料，对这一区域近代农村市场进行了长时段细致地考察。报告更多地侧重于经济层面，不仅对农村市场主要形式如共同性市场集市、庙会、特殊性集市如寺院类等作了深入分析，也对其集期以及交易方式的变化、集市功能及其特点、专业市场、特殊产品类市场等问题作了较详尽的探讨，还对晚清民国农村集市发展的历史趋势作了总体性和共趋性研究，指出晚清到民国时期西北农村集市处于一种衰落的状态，其原因有二：一是周期性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对人口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二是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对西北农村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三是地方军阀的横征暴敛，使得农民非常穷困。

三

解决“三农”问题关键之一是解决农村城市化问题，其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核心问题，今后20-30年我国农村经济的最大课题也正是如何将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压力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这一课题的解决也需要从历史的发展中寻找线索。天津社会科学院张利民研究员在其提交的论文《城市发展与农民进城》中，考察了近代以来城市移民的特征与农民城市化的制约因素。他认为近代城市人口的增长是机械性的增长。论者将近代以前后近代以后城市人口的增长作了比较，指出：近代以前的移民潮呈现出候鸟式的季节性特征，农忙和春节时期则返乡，其原因是城市发展程度不够，导致了城市的容纳能力极为有限，进而制约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近代开埠以来，移民季节性特征有所改变，移民定居者增多，此局面得益于近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城市的容纳空间，为农民的城市化提供了契机与保障。这种趋势与当代极为相似。但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城市的容纳能力绐终有限。农民的流动趋向并非是指向其熟悉的环境，指向与他们居住地靠近的中小城镇，而主要向较大的沿海城市、工矿企业较发达的城市集中。这进一步说明城市经济的发展不充分，限制了城市的容纳能力，从而制约了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论者还就人口流动对移入地和移出地的双重作用作了分析，对城市化道路的选择谈了自己看法。他指出：对城市而言，外来人口产生了诸如暴力、下层社会、城市问题等一系列负面效应；对乡村而言，导致青壮年劳力的缺乏和土地的荒芜。要缓解这一矛盾，从城市的角度讲，则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作用，扩大社会化大生产，使更多的农民冲破身份的束缚，转变为真正的城市人口。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姜月忠则从另一角度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途径。他在《从过去上山下乡运动到新时期的下乡上山实验工程》论文中，侧重于中国城乡关系的动态考察，对两个历史阶段的上山下乡运动和新时期的下乡上山作了对比分析，从文化传播视角和城市化角度重新审视和评价了两个“上山下乡运动”。他认为：对于过去的上山下乡运动不能全盘否定。面对城乡差别，需要将城市中的先进文化、理念向农村扩散，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事实上一定程度也促进了农村的发展。而新时期的下乡上山运动与过去的上山下乡运动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目的手段不同，其绩效也是不同的，表现出几个方面的新特点；一是新时期的下乡运动不是强制性的政府行为，而是在政府指导下民间的自觉行为；

二、不是临时性的，而是正常的城乡交流活动；

三、不是城市援助农村，而是城乡互动。其交流的内容中广泛多面的，不仅可以推动农村的全面发展，也为城市的展提供了极为广阔空间。论者还从实地考察某企业下乡工程的基础上，论证了在这一工程中如何将处于小农生产的农民组织成现代化企业的生产模式。他最后强调：新时期的下乡上山运动不完全是城市援助农村的行为，还是城市化的一部分；传统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理论仍把目光局限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其实城市化的重要一部分是城市人员、城市要素、城市资金、城市文化向农村扩散。这还有待于经济学领域、社会学领域的理论创新以及从历史学领域寻找相关的佐证材料。

农民“离村”，是民国时期最引人瞩目的社会问题之一，在当时就已经成为学界媒体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推进，这一现象再次纳入研究者的视野。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王印焕在提交的论文《民国时期农民离村问题解决途径的现代反思》中，将民国时期的农民“离村”与现在的民工潮在比较的视野中加以分析，认为民工潮集中体现着三农问题，农民离村问题长期困扰着国家与社会。如何使之走上合理有序的轨道，不但是历史问题，更是现实问题。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对农民离村问题采取过多种举措，不能说没有成效，但都没有解决根本。农民离村问题的症结不在离村本身，而在离村的原因与政府的治理方式。民工潮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农民收入与城市的差距、工农差别以及城乡差别，而非西方国家现代意义上城市工业发展的需求。地方政府把农民外出当作致富的途径，往往采取鼓励的政策。由于城市工商业发展不充分，导致了城市不能接纳所有的民工。流入城市的农民除体力劳动外，毫无其它生存的技能，且农民流入城市带有相当的盲目性，流入成员不能充分就业，即使就业的农民，在人身安全与工资问题上还会经历重重磨难。民工问题体现着“三农”问题。如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民工的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问题，民工的待遇问题，都是“三农”问题的主要内容。中国乡村农民外出的解决需要以其他问题作为前提与凭借。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妥善解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合理安置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差异，提高文化素质，控制人口数量，等等。

针对农民城市化、改变农民的职业身份问题，有学者提出了异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夏明方教授认为，农民问题的解决不能以消灭农民为出发点，除社会生态原因外，也还有文化传统的问题。他提出能否想出一个既不离土、也不离乡的方法，保住农民的职业身份，同时推动农民向前发展。他还强调：如果一味的想要“消灭农民”，其成本在中国可能是无法估量的。农民一旦消灭掉，社会生态环境恐极度恶化，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也会断裂。因此，除城市化外，中国农民和农村还有没有其它的道路可选择？

四

目前中国农民缺乏自己的民间组织，使得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如农民缺乏代表自己的组织，很多权益则无法保护；没有合作组织，造成贷款困难；更重要的是没有民间组织，乡村文化习俗无法得以传承，乡村社会无法良好运行。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在其提交的论文《私塾的衰落与乡村话语权的消灭》中，以乡村私塾的作用为例，强调培育民间组织的重要性。他指出：相对农村社会，政府实质上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全能组织，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中介——民间组织作为农民的代言人，农民是作为一个一个散乱的个体直面国家的，而农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国家的扩张。因此，不处理好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不培育民间组织，农村的问题不可能真正地解决。他对某一地区尚存的古代意义上的私熟经过实地调查，矫正了一些过去对私塾功能不全面的看法。过去认为，废除科举，私塾衰亡，一方面导致了农民的师资力量的下降，另一方面使得乡村精英的流失。但在实地的考察中，发现以前严重低估了私塾的地位，在实际生活中乡村真正的文化核心是私熟。私塾不仅仅是传授课业的场所，更承担着维护与承接乡村礼俗的功能，这一系列习俗恰恰构成了乡村文化的核心，是使乡村社会得以运转良好的重要组织形式。民间社会的存在，是农民话语权的前提条件。论者最后强调：要想减少国家对农民的伤害，就得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重新培育农村的民间社会。

对于农村传统文化的延续性与正负作用效力，始终是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南开大学副教授张思在《一个村庄共同体的五十年——外来压力与内部习惯》一文中，利用了大量通过实地考察搜集到的实证资料，论证了传统文化在乡村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他认为，解放以后的50年，国家对乡村的压力、渗透、扩张是空前绝后的，从土地改革、大跃进、四清运动等一系列运动，深刻地改变了农民的社会意识，在其收集的农民的自述记录与来往信件中显示，国家对农民的控制已深入农民的灵魂。此外，各种收据、签单则表明国家对农民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也达到相当程度。而另一方面，在外来的压力下，村落内部传统习惯的作用力仍有相当的持续性，如村中保留的文革时期的分家单、换契单，实证了农村中的很多经济活动仍延用传统的形式。作者最后强调：如何用对立统一的视角来观察国家的变革与农村传统的关系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对于乡村社会的社会分层，过去的研究往往人为地将社会结构中不同的群体通过阶级区分法区分为地主与农民两大对立阶级。山东大学刘平教授在提交的论文《重视乡村边缘群体的研究》中，提出不同的观点。论者首先从边缘群体的概念入手，指出传统乡村社会基本的社会群体是农民，或者说自耕农。这一群体是乡村社会的主流群体。由于各种内外复杂动因，主流群体分化重新整合，部分农民向上流动而成为地主、士绅官僚或大商人；部分农民则向下流动，成为流氓无产者，土匪等，从而构成了边缘群体。论者进而又提出用同心圆概念来描述传统社会的结构层次。就乡村社会而言，他认为地主、农民是主流群体，流氓无产者是边缘群体，这一结构的稳定性极差。社会结构人群的观念趋向于主流群体，这就造成了现实与观念的心理落差，成为底层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最后论者认为学界对边缘群体的研究有所忽视，应从四个方面展开对边缘群体的研究：一是游民，如光棍、流氓；二是江湖人物；三是土匪、强盗；四是秘密会社、宗教组织。

五

就“三农问题”的研究思路、实质、演变趋向与解决办法，学者们还谈了总的看法。南开大学王先明教授在其论文《历史学视野下的“三农”问题——历史的沉积与现代趋向》认为，“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而根本上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在30年代，《东方杂志》关于乡村问题关注的历史演进其实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记录。虽然表现形式不同，时代特征有别，但根植于农村、农民、农业所形成的“三农”问题对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制约，却有着惊人的“历史相似”。困扰当代社会发展的“三农问题”有着近代以来自身形成、发展和演变的线索。当然，也是近代历史进程中人们所曾着力解决的问题。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凸现可以说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历史主题。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村问题，必然是超越乡村本身的问题。回观历史，并将当代三农问题置于近代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够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也才可以认清其时代特征。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庄维民则在其《对农村问题的实质、缘由、出路》论文中，对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的困顿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近代以来，人们始终围绕着地权问题在争论。80年代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在一定程度了解决的土地产权问题，使农业生产在一段时期内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这一发展并未得以持续，20年以后，农村的各种矛盾再次凸现。因此，农村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地权问题，也不在于采取何种措施减轻农业负担，保护农业的发展问题，而在于如何改变农业物质文明系统，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身份地位的问题。他提出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加速城市化发展，以城市文明系统改造农业文明系统，“消灭农民”，终结大部分农民的现状。他还强调研究农村历史应从长时段宏观的眼光看待农业物质文明，追溯农村问题的各种诱因，探寻对农村问题起作用的决定性因素。

将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引入历史学科在史学界已达成共识，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兰林友在其提交的论文《文献“田野”与田野工作学科互渗的方法论意义》中：结合个人对乡村社会的实地考察经验，谈了文化人类学及田野方法与历史文献学互相渗透的意义。他认为：人类学是从共识的角度来认识所研究的对象的，但在田野实地考察地基础上，利用文献资料进行历史的分析，才能更清晰地观察出社会发展的轨迹。因此，只有共识与历史的结合，两种研究方法互相渗透，才有更强的对比效果。同时，从东西方学术的互补性方面强调确立自己研究的话语权的重要性。

篇6：农村现代化问题研究

《农村学校现代信息技术综合利用问题探索》

开题报告

宁晋县耿庄桥中学张连奎

一、问题的提出

（一）课题研究的背景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广泛使用，课堂教学也面临着改革和创新，在教师现有基础上，发现并找到适合农村学校信息技术综合利用的方法和规律，促进课堂教学效果以及教师素质的整体提高，是本课题的出发点。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中提出“信息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大力推进信息化，是覆盖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迫切需要和必然选择”。农村学校信息技术的综合利用问题具有即其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是采用什么样信息设备能适应农村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信息设备如何应用能发挥设备应用的作用。在这两方面的原因基础上，让信息技术与教学相结合，促进农村学校教学水平整体提高。让教师掌握信息技术，提高教师整体素质。这些都会对农村教育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促进农村教育有整体的提高。结合我校教学工作的特点和现有实际，集合我校各学科的部分优秀教师，结合个人所任教的科目，在此课题的框架下，在完善和提高自己课堂教学、自身素质的基础上，总结出适合农村学校的信息技术综合利用的经验。提高信息技术整体应用水平。

（三）课题研究的特色

我们课题组的研究与其他课题研究的不同在于，我校地处农村，信息技术设备最近几年才开始配备，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普遍较差，教学中信息技术的使用不到位，鉴于此，我们研究的重点在于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探索出适合本校实际的信息技术教学模式，并以此促进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

（四）课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随着新课改的发展，信息技术能力已经成为教师不可或缺的一项教育教学能力，在推广和使用信息技术较早的学校，信息技术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随着我校教学设施的改善，进行《农村学校现代信息技术综合利用问题

探索》课题的研究，我校教师的信息技术水平一定得到明显的提高，信息技术在课堂中的应用一定会取得长足的进步。

二、课题研究的范围和基本内容界定

本课题研究的基本内容为农村中小学现代教育技术的综合应用。研究范围为耿庄桥中学六年级部三个班和七年级三个班，研究内容包括：现代教育技术在六、七年级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课堂教学方面的综合应用。实验班级为小学部六年级一班和中学部七年级二班。

研究的主要内容为信息技术在各科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在学科教学过程中把信息技术、信息资源和课程有机结合，构建合理、有效的教育教学模式，促进教学的最优化。

三、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

(一)素质教育理论

九年义务教育现已在全国全面推开，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必须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要使每个班每个学生得到全面而健康地发展。而借助信息技术整合数学课堂能有效的提高学生的素质，是我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技术手段。

（二）主体教育理论

主体教育理论的内容：一是主体教育的出发点，主体教育的直接指向就是完善人、发展人。二是自由、自觉地活动是个体主体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信息化教育的教学模式可描述为：以学生为中心，学习者在教师创设的情境、协作与会话等学习环境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当前所学的知识进行意义并用其所学解决实际问题。在这种模式中，学生是知识的主动建构者和运用者；教师是教学过程的指导者与组织者。在这种模式中，媒体不仅用来帮助教师进行众体教学，而且用来帮助学生查询资料、搜索信息、进行协作学习和会话交流，即作为学生主动学习、协作式探索、意义建构、解决实际问题的认知工具。能够积极有效的促动学生主体的发展。

四、研究目标

本课题旨在通过研究发现并找到适合农村学校信息技术综合利用的方法和规律，促进课堂教学效果以及教师素质的整体提高。

现在来说，针对城市现代信息技术的研究比较普遍，而针对农村学校现代信息技术综合利用的研究却较少。这一课题是“十一五”期间国家研究课题之一，多数省份将同一课题列入“十一五”课题之中，现在还没有形成完整理论体系，而且由

于农村中小学软、硬件水平的地区差异，现代信息技术的综合使用应该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五、研究内容

本课题的研究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信息技术在各科课堂教学中的应用。二是在教学中使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得到长足的发展。通过各学科的教学过程中把信息技术、信息资源和课程内容有机结合，构建合理、有效的教育教学模式，促进教学的最优化。

六、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的对象

研究对象为耿庄桥中学六年级部三个班和七年级三个班，共6个班，192名学生。

（二）研究的方法

1.资料和文献法

参与教师结合课题研究内容，搜集相关文献资料，并对丰富的现象资料进行思维加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达到认识事物本质、揭示规律的目的。使参与教师能够更好的把握课题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