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典籍的译名（通用8篇）
篇1：中国古代典籍的译名
中国古代部分书籍名著的英文译名
《本草纲目》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红楼梦》 A Deam in Red Mansions(The Story of the Stone)《聊斋志异》 Strange Tales of a Lonely Studio
《论语》 Analects of Confucius
《三国演义》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山海经》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 Mountain and Sea Classics
《围城》 A Surrounded City
《西厢记》 The Romance of West Chamber
《西游记》 Pilgrimage to the West;Journey to the West《资治通鉴》 History as a Mirror
《水浒传》 Heroes of the Marshes;Water Margins
《大学》The Great Learning
《中庸》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论语》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孟子》The Words of Mencius
《诗经》The Book of Songs
《书经》The Book of History
《易经》The Book of Changes
《礼记》The Book of Rites
《春秋》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战国策》Stratagems of the Warring States《史记》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世纪新说》New sayings of the World《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
篇2：中国古代典籍的译名
中国古代建筑与园林延续逾千年，虽然有过辉煌的历史，但由于长期封建统治的歧视，以雕虫小技不能登大雅之堂为口实，不予提倡，无数妙想巧思、精工绝技大都只在民间袭传口授，未能总结整理，成书问世，即使有明智之举，命笔编纂，内容也多属官府邸宅，极少顾及庶民百家，刊行专著更是寥寥无几。目前能见到的也只《考工记·匠人》、《营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营造法原》、《园冶》、《闲情偶寄》等几本。
1.《考工记·匠人》
《考工记》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最早的一部记述奴隶社会官府手工业生产各工种制造工艺和质量规格的官书，成书于春秋时代末期。其中《匠人》篇的“匠人建国”，“匠人营国”、“匠人为沟洫”三节分别规定了给都城选址、定位、测高程，规划都城，设计王宫、明堂、宗庙、道路以及规划井田，设计水利工程及仓库、附属建筑等具体制度。例如都城规划“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道路)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一轨为“八尺”，九轨即为“七十二尺”，一夫为100步X100步。元大都就是按这种规格布局的。元大都时城市中心是钟鼓楼，是市场的集中地区，严格地体现了“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规划思想。再如王宫规划“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宫分外内。前朝后寝的制度为后世六殿布局所遵循。书中还有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的片断记载。所以，《考工记·匠人》是我国现存古籍中较早的有关建筑的文献资料。
2.《营造法式》
《营造法式》成书于北宋元符二年(1100年)，将作少监李诫编修，全书三十四卷，概括为制度，功限、料例、图样四大部，按壕寨、石作、大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等13个工种分别记述。该书对建筑设计、施工、汁算工料等记述都相当完整，尤其可贵的是详细说明了古代完善的模数制，具体将“材份制”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作了详尽的阐述，并在大木作图样中提供了以前尚不为人知的有关殿堂、厅堂两类建筑的断面图，从中明确了两种屋架在结构形式卜的不同之处。该书实际上是对我国汉唐以来木构架建筑体系的技术和规范的总结，过去只能在绘画、壁画或雕刻中见到的一些宋、辽.金以前的建筑遗物，通过《营造法式》有了具体的图证，并从中了解到现存古建筑中未曾保留，也不使用的一些有关建筑装饰和建筑设备的专名术语。这有助于理解汉唐以来在建筑及文艺著作中有关建筑的形象描述，也加深了些知识感受，它较之《考工记·匠人》具有更完善、更丰富，更具体的学术价值，是了解中国古代建筑学和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较为详尽的重要典籍。
3.《清工部工程做法》
《清工部工程做法》是清代官式建筑通行的一部标准设计规范，成书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是继宋代《营造法式》之后官方颁布的又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建筑工程专著。全书共七十四卷，内容大体分为各种房屋营造范例和应用工料估算限额两大部分，对土木瓦石、搭材起重、油画裱糊、铜铁件安装等17个专业、20多个工种部分门别类，各有各款详细的规程，大木作各卷并附有屋架横断面示意简图。该书既是工匠营造房屋的准则，又是验收工程、核定经费的明文依据。其应用范围包括营建宫殿、坛庙、城垣、王府、寺观、仓库的建筑结构及彩画裱糊装修等工程。对于民间修造，多与《清会典·工部门·营造房屋规则》所载禁限条例相辅为用，起着建筑法规监督限制作用。该书也是自宋《营造法式》以后历经元明两朝建筑、施工及管理等经验成果的又一系统总结，因之在我国建筑史上都将这两部专著看作是研究、了解中国古代建筑形制及演变的仅存文献。
4.《营造法原》
《营造法原》是一部记述我国江南地区古建筑营造的专著，姚承祖原著，张镛森增编，刘敦桢校阅。该书分为16章，分别叙述了江南地区古代建筑中包括地面、木作、装折、石作、墙垣、屋面以及工限、园林、塔、城垣、灶等项目的营造做法，并附有表现建筑形象及构造的照片、插图和图版等多幅，对了解江南建筑的形制构造及演变，很有参考价值。
5.《园冶》
《园冶》一书是我国明代关于造园理论的一本专著。明末著名造园家计成撰，崇祯四年(1631年)成稿。该书全面论述了宅园、别墅营建的原理和具体手法，分别就造园的指导思想、园址选择(包括相地、立基两节)、建筑布局(包括屋宇、门窗、栏杆、墙垣的构造和形式)、铺地、掇山、选石、借景等项目都作了系统的阐述。附图235幅。该书现已成为我国研究造园史和建筑史以及今后造园设计和园林建筑实施的唯一可供借鉴的形制参考书，其中很多理论和具体词语也广为建筑工作者引用。由于原著采用了四六文体，词藻华丽，读之琅琅上口，但寓意含蓄，词意不易为人普遍理解，为此，南京林学院陈植教授特为之作了详尽的注释，并按原文译成白话，于是此书更加广泛流行，几乎成为建筑园林界爱不释手的参考借鉴资料。
6.《闲情偶寄》
篇3：中国古代典籍的译名
我们从高跷的形式可以看出, 它将人的双腿加长, 以至于踩在高跷上的人比正常人数倍, 形成“巨人”的形象。
一、中国古代巨人形象分类
(一) 创世的巨人
中国古代的创世神话中不得不提的巨人就是盘古, 根据三国∙吴国∙徐整著《三五历纪》、《五运历年纪》及《古小说钩沉》辑的《玄中记》的类似记载, 描述了盘古开辟地的经过。《艺文类聚》卷一引徐整《三五历记》:“天地浑沌如鸡子, 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 天地开辟, 阳清为天, 阴浊为地。”
(二) 移山造海的巨人
《神异经∙东南荒经》:“东南隅太荒之中有朴父焉, 夫妇竝高千里, 腹围自辅。天初立时, 使其夫妻导开百川, 嬾不用意, 谪之竝立东南。”
(三) 战争巨人
黄帝王朝时代, 在北方大荒中, 据说有座名叫成都载天的大山, 居住着大神后土的子孙, 因为他们长的身材高, 被称为巨人族。巨人族的人帮助蚩尤部落对抗黄帝部落, 但后来被黄帝打败。
(四) 神道巨人
《诗经∙生民》朱子注:“姜嫄出祀郊禖, 见大人迹而履其拇, 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 于是即其所大所止之处而震动有娠, 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这是姜嫄生后稷的传说, 可见“见大人迹而履其拇”是生后稷的条件。
通过以上对于巨人的分类记述, 可以看出在最初的一些文献记载中有许多内容是关于巨人的, 我们在关注巨人的形象的同时, 我们可以解读出在原始时期的巨人神话体现出 (一) 深重的忧患意识。 (二) 终极的人文关怀。 (三) 先民的反抗意识。从以下分析可以看出, 高跷发明也体现了先民的这三种情怀。
首先:高跷简易制作高跷制作上, 一般采用的是直径为0.05m左右的长型柱状木棍, 长约1.60m左右, 踏脚板宽为0.10m, 离地面高度为0.20mm左右, 牢固地嵌在木棍里。[2]踩在高跷上的演员比一般人高, 便于观赏。这就是先民希望突破自身的局限, 达到巨人的效果, 这是是一种对于巨人的向往的情节。
其次, 当时的生产力低下, 自然灾害在人们看来就是无法抗拒的, 然而在人们口耳相传的神话中, 人们可以看到巨人神的威力, 一些巨人比如夸父, 他可以喝干整条大河的水, 这样就造成人们在长久的忧患生活下对于巨人的向往。
再次, 有学者就这种人文关怀, 对于巨人形象进行考证, 认为中国巨人较“天真浑朴”以及“中原巨人多平和温顺”[3]巨人多是牺牲自己成就更多的人又是一种大无畏的人文精神。
最后, 关于反抗意识。人们不满自然灾害带来的恐惧状, 希望通过改善自身的身体状况而挑战自然。就高跷的起源来看, 一种种观点认为:高跷起源于人们的生产劳动。沿海的渔民脚上绑扎着长木跷, 在浅海中捕鱼。现在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京族, 依然保留全中国高跷捕鱼的传统, 但继承的高跷式捕鱼的人只剩5人。有一种观点认为:高跷起源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尧舜时代有以鹤为图腾信仰的丹朱氏族[4], 他们在祭礼中要踩着高跷如同鹤跳舞。其依据是《山海经∙海外西经》载:“长股之国在雄常北, 被发, 一曰长脚。”两种起源说其实并不矛盾, 鹤以小鱼为食, 沿海的人们以捕鱼为生。这种高跷捕鱼, 就是出于自身条件的不足的弥补, 形成较常人来说的“巨人”来进行生产劳动。且最原始的高跷形象就有渔夫, 渔夫捕鱼, 与鹤捕鱼, 也是具有生物模仿性的。
通过以上论述, 我们可以发现高跷这种活动与人们的巨人情节有着密切的关系, 并且也就人们产生巨人情节的原因也进行了论述。接着我们从最早的关于高跷的文献记载分析, 人们巨人情节的时代背景。
就高跷的产生年代来看, 我国最早关于高跷的记载是《列子∙说符篇》, 其记载:“宋有兰子者, 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见, 其技以双枝长倍其身, 属其胫, 并趋并驰, 弄七剑迭而跃之, 五剑常在空中……”。
列子, 战国前期思想家, 他是老子和庄子之外的又一位道家思想代表人物。他的学术源于黄帝老子, 主要思想是清静无为。班固《艺文志》在“道家”中记录《列子》八卷。
从列子对于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看。
老子与庄子的思想存在关于“大”的概念。如老子《道德经》中:“故道大, 天大, 地大, 人亦大。域中有四大, 而人居其一焉”。庄子主张“天人合一”, 有《逍遥游》一书中提到:“北冥有鱼, 其名为鲲。鲲之大, 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 其名为鹏。鹏之背, 不知其几千里也”这种“大”的概念是一种把万物何为一体的思想。这种思想也同样在同是道家的列子身上得以体现。在《列子∙天端第一》中就有对于全能之人的描绘:“能阴能阳, 能柔能刚, 能短能长, 能圆能方, 能生能死┅”虽然《列子》记载的是关于高跷的“杂技”起源说, 但是《列子》中包也含全能大我的“巨人”情怀。
综上所述:高跷的起源是源于图腾崇拜, 源于生产劳动, 源于杂技, 但也是源于深藏在人们心中的“巨人”情节。通过对“巨人”情节的探讨, 希望对高跷这种文化心理进行补充。
参考文献
[1]沈卫珍.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探讨高跷的起源与文化传播[J].浙江体育科学, 2008, No.14605:6-8.
[2]李开唐, 赵帮万.高跷的制作与开发应用[J].体育教学, 2009, v.29;No.13102:59-60.
[3]刘成荣.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巨人形象探析——兼与西方同类题材比较[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 2010, v.7;No.2602:69-73.
篇4：中国古代典籍的译名
关键词：文学典籍；中国古代军事文化；英译
引言
翻译作为一种语际间的交际，它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过程，同时也是文化的传播过程。在文化翻译的领域，基于文学典籍的中国古代文化的翻译引起广泛关注，翻译爱好者以及评论家等较多关注《红楼梦》等典籍中体现的物质文化或者《论语》等典籍中体现的思想文化，而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则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中国古代军事文化是中国古代以汉民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在其特殊的生存环境中，在文明化过程中从事军事活动时所创造的一种物质和精神的产物，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精神形态源远流长，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底蕴，更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即使在和平时期，对于西方军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根源性文学典籍《孙子兵法》的英译评析
《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军事思想对中国历代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孙子兵法》的军事战略思想包括“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和平胜利观，重战、慎战、备战、善战为核心的战争观以及以“道”为首、“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战争制胜观等战略指导观。《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战略观念，内化为中国传统军事文化软实力的核心理念，是当代中国特色军事文化软实力的合理内核。
英国炮兵上尉卡尔斯罗普于1905年和1908年先后出版了他的《孙子兵法》英译本及其修订本，卡尔斯罗普是把日文的《孙子》“十三篇”转译为英文的。1910年，英国汉学家翟林奈出版了新的英译本，此译本以其严谨的汉学功底和文献学的鲜明特点，奠定了后来英语世界翻译《孙子兵法》的坚实基础。二战期间，英语世界翻译《孙子兵法》的重心从20世纪初的英国转向美国。迄今影响最大的《孙子兵法》英译本，是美国准将塞缪尔•B•格里菲思1963年的英译本。
二、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战争文学典籍《三国演义》的英译评析
《三国演义》传承了优秀的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并用小说这种文体使其大放异彩，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三国演义》出色的文学成就诠释了灿烂的中国古代军事文化。
《三国演义》的节译本很多，异彩纷呈，诸如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合译的《赤壁之战》，内容为《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至五十回的全译文都非常著名。莫斯•罗伯茨（Moss Roberts）译《三国:中国的壮丽戏剧》是一个选译本。《三国演义》的全译本有邓罗（C. H. Brewitt-Taylor）译，底本为《三国志演义》，1925年由上海别发洋行出版，共二卷。邓罗的译本是一部《三国演义》的英文全译本，在东西方影响较大。
三、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战争文学典籍《水浒传》的英译评析
《水浒传》是中国社会百科全书式的经典文学著作，它独特的民俗色彩，鲜活的人物形象，生动的语言，使它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为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典型代表《水浒传》，其中蕴含丰富的中国古代军事文化。
1933年至2002年，《水浒传》已经有了4个英语全译本，它们分别是美国学者赛珍珠（Buck P S.）的70回译本，英国学者杰克逊(Jackson J H.)的70回译本，美裔汉学家沙博理（Shapiro S.）的100回译本和英国学者约翰•登特－杨（John Dent-Young ）和安莱克斯•登特－杨（Alex Dent-Young ）父子合译的120回本。其中，赛译本为20世纪50年代之前在西方影响较大的一个译本。
结论
以《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主的文学典籍中折射出的我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光辉异彩纷呈，我国的文学典籍的英译之路走过了坎坷崎岖之路，很多国外的汉学家、翻译家为我国的古代军事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文学典籍的翻译过程中，文化的译介成为翻译界关注的焦点，历史语境、文化土壤、翻译家的背景、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等因素使译本各有千秋，上述三部重要的文学典籍在翻译的过程中军事文化又是经过了怎样的阐释的过程，是否达到了文化传递的目的应当成为我们研究的焦点。
基金项目名称：河北农业大学非生命学科与新兴学科科研发展基金。编号：fs201016
参考文献：
1. 郗孟祥. 中国古代军事文化构成要素及特征探析[J].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7卷，第1期
2. Buck, Pearl S. My Several Worlds [M].New York: Pocket Books, Inc., 1956.
3. 陈高春.《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大辞典》[M]. 北京，长征出版社，1992年。
4. 高殿芳.《〈孙子兵法〉在海外》[J]. 《21世纪》杂志，1995年第1期
篇5：古代典籍中的寓言
岳飞是古代著名的反侵略民族英雄，生活在北宋南宋交替的年代。当时北方的金国出兵攻打宋朝，烧杀抢掠，遭到宋朝的反抗。从小就立志报国的岳飞从军入伍，决心反击侵略，收复被金国夺占的土地。他训练出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岳家军，在和入侵者的斗争中，屡建战功。
有一年，岳飞率军与金军在长江一带交战，打得敌人望风而逃，收复了江南重镇建康(今南京)。不久，他又率军收复了湖北河南一部分失地，大大鼓舞了宋朝军民。可是皇帝宋高宗和奸臣秦桧一心想求和，竟答应向金国称儿称臣，每年进贡，换取可怜的“和平”。岳飞坚决反对，上书皇帝说：和议不可靠，金人不可信，我请求率军北伐，收复失地。
不久，金国果然撕毁和议，再次南侵。岳飞率领岳家军进行反击，直入中原。在郾城一战中，击垮了金国的主力军，又穷追不舍，到达了离故都汴京(今开封)不远的朱仙镇。金军统帅兀术(wūzhú)哀叹说，这是开仗以来，最惨的败仗啊。他只好率部下渡过黄河，往北逃走了。岳飞也准备渡河北上，彻底打败敌人，收复北方。不料宋高宗听了秦桧的话，连下12道金牌命令岳飞撤军，不准再打。后来秦桧又诬告岳飞谋反，害死了这位大英雄。岳飞抗金虽然没有最后成功，可他的斗争业绩将永载史册，受到人民的怀念。
篇6：中国古代典籍的译名
【作
者】 高孝邦 【投稿单位】办公室群工处 【发布日期】2014-7-16 16:36:51 【阅读人数】 519
我国古代典籍关于将领的能力素质有诸多论述，对我们加强军官培养、提升军官素质具有较强的借鉴和启示意义。其中，概括最为全面、流传最为广泛、对后世影响最为深刻的当数《孙子·计篇》中“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要求将领必须具备多谋善断、赏罚有信、爱护士卒、勇敢坚定、明法审令五项标准，后人称之为“五德”。《孙子·九变篇》中又指出，“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这样，孙武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将领应当具备的素质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其他论述则多侧重于某一方面，涉及面颇广，这里收集整理部分，以飨读者。
一、以身报国的使命意识。《孙子·作战篇》中讲：“知兵之将，民之司民，国家安危之主也。”意思是懂得用兵之道的将领，是百姓生死的掌控者，是国家命运的主宰者。《六韬·龙蹈》中也讲到：“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说军队的治理，是国家的大事，军队的兴衰，国家的存亡，决定在将领的手中。这两句话综合起来理解，就是善于用兵的将领，对军队的治理和国家的命运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就像救世主一样，能够挽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能够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好的将领可以带领军队走向强盛之路，促进国家的繁荣与稳定；而不好的将领则会使军队走向衰败之路，带动国家走向**和衰亡。这充分反映了将领的伟大作用，也表明了将领的重大责任。古代名将都深知这个道理，多把忠于使命、舍身报国放在自我要求之首。《吴子·论将》中提出：“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就是讲接受了作战任务，就要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打败了敌人后再提班师回家。晋代陈寿在《三国志》中讲：“但有使命，万死不辞。”强调为了完成使命，战死疆场也再所不惜。诸葛亮在《将苑·将志》中自警，“以身殉国，壹意而已”，即为国家献身，决无二心。这也启示我们，军队干部不管职务高低，都应该首先理解国家和人民对我们所寄予的重托，树立以身报国的强烈责任意识，以国家的存亡和百姓的生死为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这样，才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发挥好自己的作用，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二、敢于担当的决断能力。《吴子·治军》中强调，“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说用兵最大的忌讳，就是犹豫不决；全军将士最大的灾难，就是将领疑虑重重，优柔寡断。《孙子·九变篇》中指出：“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大意是将军出征在外，有的道路不能通过，有的敌军不宜攻击，有的城池不必攻拔，有的地方不用争夺，君主的命令不一定完全听从。后来很多典籍中所说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即来源于此。战场情况不断变化，讲究的就是灵活性，如果有“君命”掣肘，就难以做到灵活机动，很容易受制于人。将军领兵在外，要随时把握战场变化，根据战场形势来拟定对策。当今的战争更加透明、节奏更快，一次军事行动可能只限于一个连、一个排、一个班、一架飞机、一艘舰艇，虽说通信已极度发达，但对各级指挥员把握时机、临机决断的要求丝毫没有降低，甚至更高。从现实情况看，许多指挥员甚至有些中高级指挥员，遇到紧急事态，身处第一现场，不敢担当，不敢决断，为求稳妥与自保，级级请示报告，坐等良机丧尽，造成亲痛仇快。这告诫我们，军队指挥员在重要危急关头，必须戒除犹豫和疑虑，有胆有识，顺势而为，果断采取有效措施，始终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三、缜密准确的谋划指挥。《孙子·形篇》中讲：“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意思是说能够在战争中取胜的军队必然是先作好了充分的准备，然后再同敌人交战；而失败的军队则是不经过认真准备就轻率地与敌人交战。《六韬·三疑》中讲：“凡谋之道，周密为宝。”汉代贾谊在《过秦论》中提出，“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说明但凡用兵打仗，最可宝贵的就是能够做到战前周密谋划，要考虑到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不给敌人留下任何进攻的机会，将军队可能遭受到的损失降到最低。《吕氏春秋·慎小》特别提到这样一句话，“将失一令而军破身死”，指出将领如果下错了一道命令，就会导致军队被击溃，无数将士丧身疆场，给我们描绘了战前谋划不足、战时指挥失误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明代何东序在《删定武库益智录·谋猷篇》中提出，“兵欲胜敌，谋贵素定，而战胜可以。”说的是在打仗的时候要想战胜敌人，贵在养成善于谋划的好习惯，然后就可心实现取胜的目的，更加强调要将注重谋划作为一种习惯，努力培养谨慎、细致的作战风格。这告诫我们平时就要积极跟踪学习现代战争演变趋势，深入研究把握作战样式、作战行动的新特点新规律，把打什么仗、怎么打仗搞的问题搞清楚，不断提高克敌制胜的谋略水平。
四、博古通今的真才实学。北宋范仲淹在《宋史·狄青传》中这样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意思是将领不知道古代的史实和今天的实际，就只能具有平民百姓一样的勇敢。说明一个优秀的将领不仅应该是勇武的，还应该是博学的，既熟悉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又能够熟知今天的实际情况，博古通今，灵活运用。清代魏源的《圣武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兵无强弱，强弱在将”，意思是军队没有强弱之分，强弱体现在将领身上，将领治兵、领兵的才能决定了军队的强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这句话虽然有失偏颇，但充分说明了领导的才能对一个团队建设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戚继光在《练兵实纪·练将》中指出：“练兵之要，先在练将。”意思是只有练出良将，才能训育精兵。如今，在军队信息化建设的新征程上，对指挥员学识水平要求越来越高，学识外延要求越来越广，我们只有积极适应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的变化，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本领，努力做一个知识型、博学型、专业型的现代军官，才能够回答和解决习主席提出的“各级干部指挥现代化战争能力不够”的问题。五、一呼百应的个人威信。《尉缭子·兵令上》中讲到，“卒畏将甚于敌者胜，卒畏敌甚于将者败。”说的是士兵们敬畏将领超过于害怕敌人，这样的军队就能够取得胜利；士兵们害怕敌人超过于敬畏自己的将领，这样的这军队就必然要失败。这说明将领应该在军队中建立崇高的威信，使将士们愿意在战场上为自己效命，将生死置之度外。《吴子·应变》中讲：“三军服威，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阵矣。”说的是三军服畏威严，士卒听从命令，这样，就没有打不败的强敌，没有攻不破的坚阵。《孙膑兵法·将失》指出：“令不行，众不壹，可败也。下不服，众不为用，可败也。”意思是命令不能执行，将士行动不统一，就会遭到失败；下级不服从上级，士卒不听从指挥，也会遭到失败。威信如此重要，那么古代将领是如何树立个人威信的？汉代荀悦在《申鉴·政体》中指出：“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后身。”即施行禁令先己后人，部属也自当能严格遵守;先人后己，则法纪就很难有效执行。《管子·兵法》中讲：“禁必欲止，令必欲行。”即禁止的一定要杜绝，法令一定要实行，也就是我们现在强调的“依法从严治军”。《孙膑兵法·将德》中讲：“赏不逾日，罚不还面。”意思是论功行赏不超过当天，有罪施罚要立刻执行。归纳起来，就是严于律己、以身示范、令行禁止、赏罚严明，能做到这四点，就能够在军中树立起崇高的威信，做到一呼百应。
六、真挚浓烈的爱兵情怀。《孙子·地形篇》提出：“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生死”，说将领对士卒要有深厚的感情和行动，要像热爱自己的婴儿、孩子一样去爱，能做到这样，士卒才会跟随将领赴汤蹈火。《六韬·龙韬》中讲，“将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故三军之众，闻鼓声则喜，闻金声则怒”，“士未坐而勿坐，士未食而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则士众必尽死力”。表明将领如果能够与士卒共冷暖、共劳苦、共饥饱，全军上下听到战鼓催征就会兴奋，听到鸣金收兵反而沮丧；如果士卒没坐自己就不坐，士卒没有吃饭自己就不吃饭，始终与士卒保持一致，那么士卒作战时必定能够拼尽全力。《孙膑兵法·将义》指出：“将者不可以不仁，不仁则军不克，军不克则军无功。”说将领不能够不讲仁义，不讲仁义军队就不能打胜仗，不能打胜仗就不能取得任何功劳。《黄石公三略·上略》中提出，“良将之养士，不易(异)于身，故能使三军如一心，则其胜可全。”说好的将领，爱兵就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所以能使全军同仇敌忾。强调爱护士兵，是古今将帅带兵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军建军以来历代领导人的一贯主张。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所处的内外环境和部人兵员成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级领导应当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倡导官兵一致优良传统，官兵关系搞好了，大家心齐气顺、团结一致，部队战斗力就有了坚实基础。
七、谦虚高尚的品德修养。《孙膑兵法·将义》中讲：“将者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力，无力则三军之胜不得。”说的是将领不可以没有高尚的品德，品德不高尚，那么他就不能对部下具有约束力和号召力，没有约束力和号召力，那么三军就不能取得胜利。这句话是告诫将领要注意培养自身的品德，提高自身的修养，这是治理军队的核心和关键。诸葛亮在《将苑》中提出，“将不可骄，骄则失礼，失礼则人离，人离则众叛。”意思是说将领不可以产生骄傲的情绪，骄傲就会丧失礼节，丧失礼节就会众叛亲离，告诫将领要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在待人接物上要宽厚、真诚，要能够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热心倾听别人的意见，这样才能得到众人的尊重和支持，就没有什么事办不成、什么仗打不胜；如果将领倨傲不逊，自以为是，就会轻视别人，慢待别人，甚至排挤有才能的人，众人就会抛弃他、远离他，使他成为孤家寡人。诸葛亮在《将苑》中还提出，“善将者，不恃强，不怙势，宠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惧，见利不贪，见美不淫，以身殉国，壹意而已。”说的是善于领兵打仗的人，从不倚仗自己的强权和势力去欺压别人，上级的宠爱不会使他欣喜若狂，敌人的辱骂不会使他产生畏惧，看到利益他不会贪图，看到美色他不会迷失心志，他唯一的志向就是战死疆场，为报效祖国而献身。诸葛亮把谦虚谨慎的态度和坚定不移的信念并列起来，作为将领品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当今对于我们仍然具有很强的学习价值。
篇7：观看《典籍里的中国》心得感想
让《尚书》的奥义可感可知
“说来不是我舍命护《书》，是我妻、我子、我全家舍命护《书》!”
节目中，演员倪大红饰演的“古代护书人”伏生，是讲述书中故事、解读书中思想要义的串联人物，撒贝宁则以“当代读书人”的身份与伏生对谈。他们又共同遇见了四千多年前治水分九州的大禹、三千多年前牧野誓师的周武王。
选择《尚书》作为节目的开篇，是因为《尚书》素有“政书之祖，史书之源”之称，记载了中华民族上古时期从尧、舜、禹到夏、商、周的重要历史。打开这本书，我们可以追溯到华夏文明的源头。
《尚书》共五十八篇，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分成四部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中国的传统启蒙教材《三字经》在介绍《尚书》时用了这样十二个字：“有典谟，有训诰，有誓命，书之奥”。即《书》的奥义充分地体现在典谟、训诰和誓命当中。这里说的是《尚书》的六种体例：典、谟、训、诰、誓、命。
典是先王们用来治国的典章制度，如《尚书》的第一篇叫《尧典》，记载了尧和舜治理国家的一些事情。谟是记载古时君臣谋划治国方略的言论，如《皋陶谟》篇就主要记载了舜和大臣们讨论国家大计的对话。训即大臣对于君主的劝谏。诰主要是君主对臣民的告示、告诫以及劝勉。誓是在战争时期的战前君主对将士的动员令或宣战令。命就是君主所颁布的正式命令。
《荀子·劝学》中说“《书》者，政事之纪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书》以道政事，儒者不能异说也”。可见古人认为，《尚书》所记载的就是上古时期治国理政的大经大法，《尚书》和蕴含其中的治国理想，早已成为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打开《尚书》，格言警句俯拾皆是：谈及官吏选用，有“知人则哲，能官人”“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要做到知人善任、唯才是举、无偏无党。处理对外关系时，应以“睦乃四邻”“协和万邦”为最高准则。围绕从政者个人的修身立德，有“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要从自身着眼，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要从细节着眼，从小事做起，做到兢兢业业、慎始慎终。而“满招损，谦受益”“有容，德乃大”“克勤于邦，克俭于家”……这些出自《尚书》的名句，其思想内涵更是早已超越为政的范畴，成为全体民众共同遵循的道德规范。
如何把《尚书》这样的上古典籍变成当代观众可感知且可共情的作品?《典籍里的中国》戏剧部分成为了节目突出的创新亮点，演员对角色的塑造堪称“出彩”，为提升节目的质感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此次担任《典籍里的中国》艺术总监，她认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精神，中国国家话剧院责无旁贷!”此番创作始终坚持“守正创新”，在深入传统文化宝库、探得“宝物”的基础上，以现代人的视角提取精神内涵，同时将多时空舞台与视觉技术手段结合，让传统题材作品既保有传统的独特韵味，又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借助电视节目与戏剧各自独特的表达优势，对蕴含在古籍中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中国价值，进行了可视化、故事化、直观化的艺术转码，让更多的观众感受到中华文明之光，感动于中国文化的传承力量。
禹定九州 华夏一体
节目中，反复诵读了《禹贡》开篇的“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几句。演员重现了大禹与先民治水的场景，他们仅有简陋的治水工具，却不畏洪水泛滥，誓要争天下安宁。
然而正如节目中所介绍的，禹最大的功绩并不仅如此，在治水的同时，他还做了治理、考察、规划等一系列工作。通过这些工作开辟出一大片文明的土地，形成华夏文明的地理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到处都有禹留下的足迹，于是就诞生了“禹迹”这样一个名词，以此指代华夏这片文明地域。
可以说，禹迹是华夏疆域的第一个名称，先秦时期的人们普遍使用这个名称来表示自己所在的位置。例如春秋时期的铜器“秦公簋”上的铭文就写着“鼏宅禹迹”。山东临淄齐国故城出土的“叔夷钟”上亦写有“处禹之堵”，这是齐灵公为封赏大臣叔夷而铸造的铜器。“鼏宅禹迹”“处禹之堵”这两句话其实意思基本一致，即居住在禹迹的范围之内。
伏生有这样一句台词：“茫茫禹迹，画为九州”。这句话出自《左传》，从这句话中我们了解禹迹与九州的关系——九州是对禹迹的进一步分区。因为禹迹的范围太大了，人们在禹迹里还是分不清东南西北，于是把禹迹分成九个区域——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以后再说自己在什么州，就既表明了自己在禹迹里面，也说清了自己的具体方位。
为什么是九州?不妨看“州”这个字。州字在甲骨文里就出现了，字形中自上而下的三条曲线是“川”，表示河流;中间曲线上的小圆圈，意思是水所环绕的一块地方。所以，“州”的本义是指水中的陆地。而治水可以简单理解为把水排走、开辟出一块块干燥可居的地块，古人于是把“州”与治水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讲，由此传播开大禹治水、划定九州的故事。
九州中的一些名字今天还在被使用，如徐州、扬州、荆州等。虽然今天这些州的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位置仍然与古代那些州有着直接的关系。有些州的名称则成为省的简称，如河南简称豫，河北简称冀。
随着历史发展，九州成为华夏文明区域的代名词，其中包含两个最基本的意思。第一是地理范围。九州包括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这是华夏文明最核心的地域。第二是完整性。九州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地域，就是最早被称作禹迹的那个地域。九个州，一个都不能少，少一个，华夏地域就不完整了。这一点深深地铭刻在华夏人的心中。
在节目的演绎中，主持人撒贝宁与伏生这样一番对话，让观众们心潮澎湃：
“华夏为何一体?”
“自古就是一体。”
中华民族的大地，和中国的文明、思想完全融合在一起。这片大地浸润了漫长的历史，其中的山、河、平原、湖泊，都不只是自然之物，而是有着历史的意蕴。悠悠千年，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朝代如何更迭，这份对原乡故土的朴素情感始终流淌在炎黄子孙的血脉之中。
民心即天命
“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伏生讲解的第二个故事来自《牧誓》，说的是周武王在牧野之战时领着众人念出出征誓词。舞台上，万军之中，周武王振臂一呼，众人齐声响应。在演员们的演绎下，仿佛古战场就出现在我们面前。短短的几句话气势如虹，让人感受到了势不可挡的力量。《牧誓》不仅描述了武王伐纣的过程，也指明了武王伐纣的原因，写出了兴亡之道。
《典籍里的中国》的创新之处，不仅在于戏剧化结构和影视化表达，其更大的创意是在主题立意上的交相辉映。大禹治水安民、武王为民伐纣等多场戏剧，始终围绕“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一鲜明主题展开。
正如节目嘉宾、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介绍，“民本”这一概念即萌发于《尚书》。除了节目中提到的《五子之歌》《禹贡》《牧誓》等，在《尚书》多篇中均可看到，为政者们不仅提出了“民惟邦本”、“民心”为重的思想，并且也在治国理政实践中笃行之。
翻开《尚书》首篇《尧典》，文中对尧帝的颂扬是同百姓密切相连的。如：“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这是说，尧能发扬美德才智，使九族亲密和睦，还能公平地善待百姓人家。“百姓昭明”的“昭”字，本义是昏暗中出现一抹亮光，有引导光明之意，这是指百姓们从昏暗的日子里看到了曙光。“黎民”一词，最早出现于《尧典》，“黎”从“黍”，是一穗聚有很多颗粒的小黄米。黎民指众多人民。“黎民于变时雍”是说众多人民也随着变得友好和睦了。可见，在《尧典》里，领袖与人民的关系已讲得生动而富有深意。
《尚书》还记载了尧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皋陶。皋陶辅佐了尧、舜、禹三代帝王，同尧、舜、禹共同被后人并称为“上古四圣”。在《皋陶谟》篇中，他向大禹讲了执政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通观九德，充满哲思和智慧，均能体现出对待人民的态度。皋陶认为，能做到三德，就可以做卿大夫;能做到六德，就可以做诸侯;如果能把九德普遍施行于政治，使有德才的人担任职务，那么各种事情都会成功。
大禹还曾向皋陶请教：怎样才能使臣子们同心协力?皋陶则告诉大禹最高执政者的四项要务：修身律己，教导亲属，知人善任，安民。前三项要务，都是为了安民，也只有做到了前三项，才能真正实现安民。
可以看到，在《尚书》这一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文献中，对人民的认识就已非常深入且非常智慧。
皋陶的思想深远地影响了孔子，孟子等又把孔子的思想继承下来，如孟子直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礼记·大学》里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其中也包含着四项，一是修身律己，二是要教育家属子女向自己看齐，做到这两项才有可能去做后两项，即治国并使天下太平。这与皋陶论“修身律己，教导亲属，知人善任，安民”，正是一脉相承，成为后世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毕生的追求。
自《尚书》始，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民本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带来了不能忽视的巨大影响和伟大力量。西方有很多城堡，惟中国有万里长城。长城为何要绵延万里?因为它身后的土地和人民需要——它不像西方城堡那样只是为了保护城堡内贵族的安全，而是要护佑所有百姓，为所有人阻挡战火烽烟。
篇8：中国古代典籍的译名
民俗文化, 是指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 是在普通人民群众 (相对于官方) 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象, 包括物质民俗, 社会民俗, 语言民俗, 精神民俗。
一、物质民俗
物质民俗包括生产劳动习俗, 日常生活习俗等。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 人们在劳动生活中的习俗很生动的反映在很多的文化典籍中。
例如诗经中的第一长篇《七月》就是一首四季歌, 描述了西周时期农家一年四季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状况。原文中有这样描写:三之日于耜, 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 磕彼南亩, 田峻至喜。杨宪益, 戴乃迭等的译文如下:In the first month we mend the ploughs.In the second we go out to work with wives and young ones, taking food to the southern fields to please the overseers.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采用了意译的翻译策略。如果完全按照字面意思翻译则不能表达原文要表达的含义。如三之日, 四之日等在此处古人的意思是指夏历的正月和二月, 译者将其译为the first month和the second month.也呼应了七月这样的主题。同时, 在生活民俗方面中国古代, 在一切都靠农民及牲畜的体力, 为了在田里多劳动, 大多把饭带到田里。“taking food to southern fields”也正是这种农耕生活方式的体现。在这里译者用了介词to, 表示方位和目的, 使得译文语气更加的连贯。
二、社会民俗
社会民俗包括血缘组织习俗, 岁时节日习俗, 人生礼仪习俗, 民间娱乐习俗等。如岁时节日民俗在红楼梦里的反映尤为突出。如元宵节吃元宵的民俗被赋予了特定的寓意。《红楼梦》里这类词比比皆是, 如直译, 英语读者恐难以体味其深层意蕴。杨氏译本多采取释义译法, “元宵”、“合欢汤”、“如意糕”分别译为“New Year dumplings”, 英语读者不难明白其所指, 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语用交际值。而英国学者大卫霍克斯 (David Hawkes) 译本为first moon dumplings。两者都兼顾了元宵节在中过民俗文化中的意义, 尤其是霍克斯的译本更准确了体现了元宵节的时间。
三、精神民俗
精神民俗包括民间观念, 民间伦理道德观念, 民间艺术等。诗经中大部分的篇章都反映民间生活, 在这其中对于爱情, 相思等精神民俗的描写占了大部分。
如《诗经》里著名的《关雎》里“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杨宪益, 戴乃迭等翻译为“gentle and graceful is the girl, a fit wife for the gentlemen.”这里的“窈窕淑女”指的是内心寂静而善良的女子。译者用gentle和graceful表述了其端庄文雅又漂亮的意思。另一篇描述女子诗歌《静女》, 他们又用了“a quite girl and lovely”来表示“静女其姝”, 这里静用了quite表示出了安静的一面。同是对于美丽女子的翻译, 相同的译者在另一篇诗歌《野有死麇》的翻译却是另一种风格。原文为“有女如玉”, 译文为“the girl is fair as jade”, jade本身有硬玉的意思, 表现了温婉又不失坚毅的女子。
四、语言民俗
语言民俗包括民间俗语、黑话, 民间故事、歌谣等。民间黑话是最能反映出人物性格的一个方面, 其中《水浒》中描写:郑屠笑道:“却不是特地来消遣我!”鲁达说“洒家特的要消遣你!”这两句话赛珍珠的翻译为:At this Cheng The Butcher laughed and he said, "Are you not making a joke of me?”“I did indeed come to make a joke of you!”Then Lu Ta yelled at him, “Ho, you rascal”原文淋漓尽致的表现了鲁达言语粗犷的一面, 译成英文则少了几分韵味, 丢失了简短有气势的语气。
民俗文化在一定特定历史时期形成, 如果直接译为英语则英语读者不一定能够理解, 民俗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翻译中应适当利用翻译策略进行处理。
摘要：民俗文化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文学典籍中有很突出的反映。笔者就中国古代的四大名著及《诗经》等文学典籍的英译本对于民俗的翻译处理进行了对比分析, 认为在不同版本的翻译中存在利用翻译策略进行了文化的变形, 扩展或遗失。
关键词：典籍英译,民俗,翻译
参考文献
[1]李玉良:《诗经》英译研究, 2007年。
[2]孙建良:《水浒传》英译的语言与文化, 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