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员的工资

第一篇：中国古代官员的工资

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

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

为官总是要讲究政绩。考核在中国古代也称为考绩、考课、考校或考功，其含义就是国家依照所颁布的法令和行政计划，在一定的年限内，对各级官吏进行考核，并依其不同表现，区别不同等级，予以升降赏罚。因此考课不仅是国家对官吏实施奖惩、升降、俸禄的主要依据，也是激励官吏奋发向上的有效措施，是提高国家机关行政效率的杠杆，是我国古代整顿、改善吏治，惩恶扬善的一项重要措施，与各朝政治以致盛衰兴亡都有着直接关系。

据史籍记载，在中国古代原始社会，黄帝时设置了百官，尧、舜时就有了考课制度。据《尚书·舜典》记载，舜提出了“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的考核制度。

商代中期就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官制。商朝的职官就任以后，就要进行考绩，一般三年实行一次，主要从政务、管理、法纪三个方面着手，对在任职官的从政能力、行政水平进行鉴定，并在考绩的过程中发现人才，破格录用。对在任官员的违法犯罪行为，商朝设立了刑狱官，制定官刑给予惩戒。

进入西周以后，在官吏考核方面实行天子巡狩、诸侯述职和大比三项制度。西周的考核主要是以“八法治官府”、“六计课群吏”。《周礼》中明确记载了西周考核和检查各级机构和部门的措施：八法是对组织机构的考核，六计是对政府官员的考察。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官吏考核制度也不断完善，强调以实际政绩对官吏进行考核，并以此作为赏惩的依据。春秋时期对官吏的考核制度大致可分为年终“会政致事”和“三年大比”两种。考核的内容，主要是“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众寡、六畜、兵器”。战国时期对官吏的考核制度已较为完整，以便提高行政效率和作为官吏升迁的依据。

到了战国后期，以秦为代表的考课制度开始出现，主要有“上计制度”，“法官法吏制度”和《为吏之道》。“上计制度”是国家通过预、决算的方式来考核地方官吏，以此控制地方行政。“法官治吏制度”目的旨在使“吏不敢非法遇民”、使“民不敢犯法”。上述规定，反映了秦对官吏考核制度是相当完备的，通过考核，加强了不同职务的官吏岗位责任制，检验了官吏的工作能力，对不称职的庸官能够及时淘汰，从而保证了行政管理效能的提高。

汉承秦制，秦之后的西汉和东汉王朝，不仅继承了秦王朝初创的考核制度，而且根据这一制度在许多方面加以改革、完善，使之发展并逐渐趋于定型。西汉时期对官吏的考课，主要有“上计制度”、“监察制度”和“选举考课合二而一”的“仕进制度”。三者相结合为一个整体，维系着当时的官僚体系。而且还有比较固定的程序规则和机构。

魏晋时期由于战乱频繁，正常的考课无法进行，于是改由皇帝不定期地下诏考课百司。东晋南北朝，考课与任期相结合，以三年为小满，六年为秩满。其中考核卓有成效的要数北魏。北魏孝文帝改革后，整顿吏治是一项重要内容。北周则以“清身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民、恤狱讼、均赋役”六条为考核内容。可见，这一时期已开始对官吏进行多角度的考核。

到了唐代，政治制度较前朝日臻完善。伴随着科举制的形成，官吏的考核制度也有了很大发展，日趋成型，各项程序和技术指标更加严密和健全完备。其标志和内容主要体现在考核机构的确立、考核标准相对精确化、考核方式的程序化及统治集团对考核黜陟的自如运用和灵活掌握。唐朝官吏系统考评体制的完善性，为古代中国之首。

宋代很重视考核官吏，考核标准基本上沿用唐的“四善”和“二十七最”，但在机构设置和权力分配上都有所变化。较能体现宋朝官吏考课制度特点的，一为考课法，二为磨勘法。由于宋代的官吏考核制度基本上论资排辈晋升，导致官员大多因循守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满足于到期升迁。这是造成宋代“冗官”的原因之一。

在元代，所有政府官吏的考满时限和升迁出职路线等管理，都由中央政府作出统一规定，这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尚属首次，表明中国官吏考核制度又向前推进一步。

明洪武年间，制定了百官考核之法，共分为考满与考察两种，二者相辅相成，均由吏部与都察院共同负责，亦以八法衡量。处罚分为致仕、降调、闲住、为民四等。明初，考课制度得以较认真严格地进行。但明中叶以后，考课制度逐渐流于形式，百弊丛生。

清朝基本上沿袭明朝考核制度，进一步简化为京察、大计两项。考核内容标准为“四格”、“八法”。所谓“四格”，即守、政、才、年。所谓“八法”，系指贪、酷、罢软无力、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八者，与明制同。但官场上的腐败形势逐渐积重难返，纵使考核制度如何完善严密也不能挽救清王朝走向衰败。

中国古代统治者对考课内容的确定十分重视，在整个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史上，历代王朝都十分注重将德与绩两者结合起来综合考核。考核内容既注意全面性，又突出重点;既考察显性的经济和社会指标，也注重对官吏道德才能的评判。古代的考核实践始终建立在德绩结合的功绩制基础上，自宋以后将资历考核补充进来，最终形成了以德绩为主，年资补充的考核特点。借古鉴今，我们在改革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制度时，应改变过去过分强调GDP的做法，不仅要看经济指标，更要看社会效益指标，注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素质和潜力的考核。

古代的考课机关又称考功院或考课院。它起于西周，至唐逐渐建立专司机构，并实行责守责任制，至明清，考课的机构及职责已经基本实现法律化，是有效进行官吏考核工作的组织保证。当前我国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也必须设置专门权威的考核机构，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的制度建设，否则，考核会流于形式，劳而无功。

我国古代考核官吏的标准和内容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根据官吏不同的职务和不同的职事采用不同的考核体系，这体现了分类管理的思想。除按职务分工外，对所有的官吏还有统一的标准，就是所谓清正、治行、勤谨、廉能等对官吏的基本要求。而我国现行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内容、个人能力等的差异，没有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不同职务和工作性质进行科学的分析，没有制定出明确的职位说明书，评价缺乏层次性，考核内容未分类别。

同时，古代官吏考核实践中所暴露出的缺陷也值得我们警醒。例如，只唯上、不唯实，导致官僚作风;考核指标虽然全面但所占比重不合理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阻止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继续发展的桎梏。但是，大凡对官吏的考核，无论其效果如何，目的都大同小异，必然是管理队伍的优化、廉政、高效，即便是这些制度、方法的消极因素也可以作为反面教训引起我们对历史的反思，吸取教训，为我们今天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借鉴。

第二篇：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摘要：通过对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即萌芽、确立形成时期(战国、秦汉)、逐步发展时期(魏晋南北朝)、进一步完备(隋唐)、逐步完善(宋元)、集大成时期(明清)的阐述，以及对这些时期的考核方式进行总结分析，得出了一些经验教训用于借鉴，对当前的官员考核制度改革有一定的启迪。 关键词：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借鉴

一、我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概述

考核，古代称之为考课，也称考绩、考查，是对在职官员政绩和功过的考核，通过考核分出优劣，加以奖惩。考核是我国古代各个朝代选贤任能、赏善罚恶、奖勤罚懒、评价官员品行、政绩和年劳的重要制度措施，也是历代统治集团约束内部成员的基本手段。

我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历史悠久，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考核对象扩大化、考核管理机构统一化、考核标准兼容化、考核方式多样化。古代官员考核制度从产生、发展到完善，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为历代统治者集中王权、巩固自己的统治提供了保障;但它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再加上封建帝制的腐败，往往只能空有其表，最终随着王朝的覆灭而灭亡。因此，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它，它虽然存在诸多弊端，但也有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二、我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完善

(一)战国、秦汉时期的官员考核制度

战国时期，各国都初步建立了自己的考核制度。秦国以考课严谨、赏罚分明的措施在当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秦始皇采用了韩非子的“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政治主张，也就是说，国君只要把官吏管理好了，老百姓也就管理好了。秦灭六国以后，继续沿用原来的制度，并把它推行全国。秦朝实行一年一考，三年一次总评定的办法。除了每年定期的地方对中央的上计制度外，还有对诸曹官吏结合具体职司进行的定期和不定期的考核，并按照考核的结果，给予奖赏或惩罚。

汉朝对官员考核，主要是考核其政绩，所谓“政绩”，即官员的政治能力所要达到的效果。汉朝承袭秦朝的考核制度，实行一年一考。考核由尚书负责，交皇帝批准。此外尚书考核列卿，御史中丞考核刺史，丞相、三公、刺史考核郡国守相，郡国守相考核县令长、丞、尉，县令长考核乡三老。在横向上实行分级负责，纵向上实行层层考核。另外各级官员由本门负责人事工作的功曹负责考核，交由该管府主要长官核准。除此之外，中央政府还按照职能对各级官府实行单项考核，并由列卿负责，有时由列卿的副职分赴各地进行考核。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员考核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员的考核制度逐渐形成定期、有内容、有奖惩、梯次分明、分工明确的较为完善的考核体系。魏晋南北朝在尚书台设考公郎为专职的中央考核官员。魏晋时，由于战争纷纷，正常的考核无法进行，于是改由皇帝不定期地下诏考百司。东晋南朝，官员的考核与任期相结合，以三年为“小满”，六年为“秩满”。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实行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并与官员任用相结合，按年月暂定任用后，年资成为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魏晋南北朝还形成了与门阀制度相适应的考核制度，并将中央朝官纳入考核体系，并制定考课法，改变了过

1 去偏重地方考课的倾向。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考核标准包括官员的品行、政绩和年劳;在中央和地方分置相应的考核管理机构。中央通过设置“考功曹”，对文武长官的考核进行管理;中央开府长官和州郡县长官设置有功曹，对本府官员进行管理。在考核制度上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运行机制;在考核等第的划分沿用汉制九等法。

从魏晋到隋，官员任期出现较大变动，考核年限逐渐由“三年一考”转向“一年一考”。魏晋南北朝时期通过自上而下的巡行制度，遣使四方，纠弹、考课、黜陟地方官。上计制度和巡行制度既是考核信息收集的手段，也是考核制度的重要方式。

(三)隋唐时期的官员考核制度 隋朝加强中央集权，剥夺地方官员自辟僚属权，将天下百官及其僚属的考课收归尚书考功曹(司)统一管理，从而实现长官考课和属吏考课管理机构的一体化。

隋唐时期，官员的考核制度进一步完备，并且由尚书省吏部考公司具体掌握官员的考课。宰相等高级官员的考核，则由皇帝掌握。从唐初制定的考课法来看，其考课的范围很广，包括所有在任各部门、各地区文武职事官及九品以上的流外官，每年都要进行一次考核，称之为“小考”。每隔四年(有的三年或五年)又举行一次“大考”。唐朝政府制定了具体的考核标准，对各级官员实行全面考核。以流内官来说，就有“四善”、“二十七最”的说法，可见其考核之细。唐代考课由下而上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先由中央各官署和地方长官对所属官员进行考核。应考人如对所定等第不服允许申诉;第二步，是报尚书省复考。复考中如发现等第评定不当，掌考官可以驳回或改定。复试结果须奏报皇帝，其考状则由吏部存档，以作为官吏升降任免依据。

(四)宋元时期的官员考核制度 宋代考绩的种类，一种是“磨勘”，指审核、推究。由朝廷指定特别官员或官署汇总百官的功绩和过错用于考核，类似唐朝的校考。另一种是“历纸”，即考状，类似于政绩档案。由百司长官在平时记录，把部属的成绩作为衡量考核的依据，类似于唐朝的司考。在京的朝官由审官院负责考核，地方各级政府官员由考课院负责审核。开国初期沿袭唐制的“四善”而分列为三个等级：政绩优异者为上，职务粗理者为中，临事弛慢者为下。考绩过后，也有奖惩。

元代官员考核由吏部掌管。对官员的考核也有自己独特的法律规定，考核机构也非常完备。主要考核办法为“五事三等考课升殿法”。户口增、田野阔、诉讼减、盗贼息、赋役平，为考课“五事”。考课结果为“三等”：凡五事全备者为上选，三事成者为中选，五事具不举者黜。为保证考课质量又规定御史台要严格检核。由于元朝“官”、“吏”并用，因而考核也分职官、吏官两类。其考核主要采用计年法，即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根据职务规定其任职期限。

(五)明清时期的官员考核制度

明代之考课，由吏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河南道御史及吏部考公司郎中负责。明代对官员的考核分“考满”、“考察”两种。“考满”三年一次。两年叫“初考”，六年叫“再考”，九年叫“通考”。按照所任职责考核升降。考核名目有上中下三等，即“称职”、“平常”、“不称职”。九年之内，有两考称职，一考平常算“称职”;有两考称职一考不称职，或两考平常一考称职或者称职、平常、不称职各一考者都算“平常”;有两考平常，一考不称职者算“不称职”。“考察”分八法：即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软、不谨。考京官叫“京察”，考

2 外官叫“大计”。四品以上的京官自己鉴定，由皇上裁决;五品以下老、病者致仕(退休)，浮燥、不及者降调，罢软、不谨者闲住，贪、酷者贬官为民。对于外官，州、县官按目统计成绩上报知府，府每年考察一次，上报布政司，第三年由巡抚巡按通核各官事状，造册报送，最后由中央考功部门作结论，这就是“大计”。

清代沿袭了明代的考满与考察制度。由各部(衙)门的长官评定，视该人是否称职以后，分别决定去官或留职，以表示奖惩。一年一考，三考为满，考满为算。考察者每三年考绩一次，凡天下官吏都要参加，执行国家黜陟的规章。清代考核官员名义上由吏部负责，但实际上考察大权分散于各级长官手中，吏部仅负责办理手续而已。

三、我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借鉴意义

(一)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纵观历代的考核，我们都能发现德才兼备是我国古代考核官员的基本原则。对不熟悉业务、能力不足的官员进行黜陟，道德品质不好的官员更是进行惩处。这对现今的官员选拔有很大的影响。

(二)考核程序和考核方式的规范化。我国古代的官员考核制度创造出了很多对于现今仍有很大影响的考核程序和方法，包括考核对象范围的确定、考核管理机构的统

一、考核运行机制的系统化、具体的考核办法以及考核标准的核定等等。这些考核程序的宝贵经验和具体做法对现今都很有价值。

(三)建立完善的官员考核法规体系。在我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中，考核法规一直都是作为考核官员的一项重要的考核标准。考核法规的制订和不断完善，不仅有助于考核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而且有助于增强考核的权威性。我们在建立官员考核制度，增强官员合理合法使用手中权力的过程中，更需要借鉴这一宝贵经验，不断完善官员考核的法律法规。

(四)构建有效的官员考核监督机制。为了防止官员徇私舞弊，争取公平公正的考核，充分发挥考核的积极作用，很多朝代都很重视考核监察机制的构建。如皇帝亲自参与考核、派遣高级官员对考核工作或地方官员进行监督、魏晋的侍御史课第曹参与考课的过程，対涉及官员的经济政绩的监察，建立和完善了“勾检”等。都对当今的考核监察机制的建立有借鉴意义。

(五)奖勤惩懒、奖廉惩贪、赏罚分明。历代贤明的君主和良臣对官员的清廉和腐败、勤奋和懒惰都制订了不同程度的奖惩办法。一是将清廉与否作为考核官员的重要原则之一，二是采取加官进爵。精神鼓励等方式，激励官员上进。同时又采取严厉的法律措施惩办贪官污吏。这些举措有利于官员行政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在现今依旧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蔡放波.中国行政制度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6.

第三篇：古代官员的交接问题

古代官员的交接问题 《儒林外史》中有一个细节，一般不为读者注意，即王惠和蘧太守交接南昌太守一职。按常理，此时王惠已经到任升堂，下属们都来拜见了新上司。蘧太守来拜过，王惠也回拜过，礼数都很周全，两人换了印信，就可以各奔东西了。但书中有句话：“为这交盘的事，彼此参商着，王太守不肯就接。”也就是说，在关于账目以及各项公物、公事的盘查和交代中，还有很多事没有搞明白，王惠不肯办手续，尽管遽太守归心似箭，他也无法走脱。

这就涉及到古代官员的交接问题。黄恽先生写过一篇《古代官员的接任与卸任》，文中根据光绪初年上海道台刘瑞芬的日记，总结了中层官吏的接篆仪式：首先是旧道台封印，随后是新道台一系列折腾，走完所有既定程序，如坐着轿子，从东面抬往西面，过了县衙门，还得一直去，轿子要抬得四平八稳，叫做紫气东来;轿子过了三牌坊，兜走太平街，再往东行，以取“太平无事”之意;到了道台衙门的西辕门口，并不进去，仍旧往南，又折北，由东辕门进署，这叫做兜青龙。然后祭门、谢恩、拜印、升堂等。应该说，这些程序在更早的以前就存在，具体细节会有不同，但仪式少不了。对于我们这样的“礼仪之邦”，所有参与者都驾轻就熟。但这不能算交接的重点，重点还是在人、财、物上。

中国自夏商周直至明清，一直是家天下的局面。所谓的公共财政和皇家的私有财产常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也设置了掌管财政的机构如户部之类，但公共财政历来是皇家的提款机，几乎没人对此有什么异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花点钱又算什么。具体到下面也一样，各级官员都有自己的助手帮助管理钱粮，但衙门里的各种花销也要从钱粮里面出，公款私款依然纠结在一起。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儒林外史》第四十回中，将领萧云仙受命修筑青枫城，共花费一万九千多两白银。报账时上级认定花费太多，只能报销一部分，另外七千五百多两银子由萧云仙自己出。按现在的法规，花销超支算作渎职，行政处罚(停职、撤职之类)或司法处罚均可，但谈不到用私款赔偿。而萧云仙对此并无异议，而是东挪西借堵窟窿，甚至把父亲的家底都给赔光了。这恰说明公款私款不分。

正因如此，官员交接时就有了好戏看。走的人想多带点钱物，接手的希望前任多留下点。虽然都打着一心为公的旗号，但实际上考虑的都是自己的腰包，拨着自己的小算盘。那时又没有专门的离任审计，接手者认账，交接就能顺利完成。不认账，前任就走不了。不过，接任者也有离开的那一天，也得考虑自己将来面临的境况，所以只要没有太大问题，就会睁一眼闭一眼，让前任平平静静离开，反正自己还有搜刮百姓的机会。除非是亏空太大，估计自己几年内也弥补不上;或者本就是个不通人情世故的家伙，故意刁难前任，从前任那里刮点油水。唐朝时，李德裕接替牛僧孺任淮南节度使，因为在仓库数字上有争议，就曾找来前几任的交割状勘验，并上书皇帝：“诸镇更代，例杀半数以备水旱，助军费，因索王播、段文昌、崔从相授簿最具在，惟从死官下，僧孺代之，其所杀数最多。”接任者未雨绸缪，要把接手的钱粮打折扣才行，甚至打了一半折扣。

王惠不肯交接，蘧太守只好让自己的儿子来拜访王惠。蘧公子对王惠说，老先生不必费心。我父亲在此做官数年，仍保持着儒生习惯，穿的是布衣，吃的是素食，生活简单;历年积攒下的俸禄，约有二千两银子。我父亲知道您一直当京官，收入少，开支清贫。如果您认为接手的仓谷、马匹、杂项之类，有什么不够的，我们把这两千两银子全部送您填补。王惠一听这话才放下心来，请蘧公子吃了顿饭，高高兴兴把他送走了。

其实不光是接任者为难前任，前任若豁出去跟继任者死磕，继任者也不好办。不像现在，有组织部的人或者相关领导陪着来做交接，那时就是一个人拿着个委任状去找另外一个人，双方必然会有一个交锋。这种时候其实是一个达成默契和妥协的过程，虽然有利益之争，但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把事儿搞得太大。

第四篇：我国古代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

文章标题：我国古代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

加强政绩管理，必须加快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和评估机制。政绩考核可以说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我国从秦汉时期就开始对官吏进行考核，到唐代官吏考核制度更是进一步发展成熟，积累了大量可供借鉴的丰富经验。政绩考核和评估机制的建设也可以说是一个全球化的课题，不论是我国古代的考课法，还是西方各国的公务

员法，各国都很重视对领导干部的考核及其政绩的管理，英、美、法、日等国在公务员考核和晋升制度建设方面也各具特色。同时，政绩考核和评估制度建设又是一个非常有时代意义的命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对领导干部的素质和执政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必须充分重视新时期干部考核制度的建设，不断完善和推进干部政绩管理制度建设。

我国古代的官吏考核，始于秦汉，熟于唐代。随着历史的变迁，几经兴衰，在人事考核工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不少精华对今天仍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历史上我国考核官吏的制度随着郡县制的推行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加强。中国古代在官吏考核方面实施过多种有效的考核制度，无论是起始时间、考核内容，还是实施效果，都大大超过欧洲诸国。秦汉时期对官吏的考核主要是实行考课制度。考课就是对官员政绩的考察，即今天的考绩。考课是用于将职位责任同官员的能力行为联系起来，以考绩的标准来约束和激励官员，以考课结果的优劣来决定对官员的赏罚黜陟，以便劝善戒恶，使考绩得以发挥作用。秦代的考课是通过上计制度进行的。上计制即：郡臣于年初将一年的赋税收入预算写在木券上，呈送国君，国君把木券一分为二，国君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合乎标准的留任，不合乎标准的则罢免。上级官吏对下级官吏的考课也采取同样的办法。考课后分列等级，宣明优劣，决定升迁黜罚。上讲考课事关国家大政，统治者非常重视。

唐代十分重视考绩，较之前代有很大发展。唐代初期制定了考课法。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令：“房玄龄、王硅掌内外官考”;“凡百司之长，岁校其属功过，差以九等”。当时尚书省吏部是负责考课的机关。考绩的目的是为了黜恶陟善。考课的等第不仅直接关系到官阶的升降，还与俸禄的加与夺、官位的外迁、解职相关。唐制规定：凡考中上以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中中，守本禄;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夺禄一季。中品以下，四考皆中中者，进一阶;一中上考，复进一阶;一上下考，进二阶。计当进而参有下考者，以一中上覆一中下，以一上下覆二中下。上中以上，虽有下考，以上第。有下下考者，解任。唐代官吏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小考只定等第，记入考状备案。大考是综合几年来小考的等第来确定等等，决定对官吏的赏罚黜陟。考课在唐代作为管理官吏的一种重要的制度，考课定等第和复考都有严格的程序，考绩与奖罚黜陟直接相关，以今天的眼光看，有不少合理之处，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东西。

宋代对官吏的考绩亦称“磨勘”。宋真宗时，文武官员三年为一任期，一年考一次，三考为一任。宋仁宗时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虽有视考绩情况决定升迁的规定，但实际上是凭年资叙升迁，“不问其功而问其久”。结果“官以资则庸人并进”。由于宋代不重视考绩，基本按年资论升迁，所以宋代官员多因循守旧，不求有功唯求任期内不发生过错，到期得到升迁就满足了。

明代考绩分文武两个系统进行，文官考绩由吏部考功司负责，武官考绩归兵部武选司负责。文官考绩方式主要是考满，武官考绩亦称“军政”。考满，即按任职年限考核，以检查是否称职，并给予相应的处置，侧重于褒奖、提升。考满等级开列之后，按等处置。处置的基本原则是：“称职者升，平常得复职，不称职者降。”

清代对各级官吏的考核分为“考满”和“考察”两种。考满每年进行一次，称为一“考”，三考为“满”。吏的汇考，每三年一次。对京官的考察称为“京察”，对地方官吏的考察称为“大计”。清代考察具体工作由吏部清吏司主持，清朝政府总结了明朝后期考核制度松散、官吏贪墨成风的教训，进一步发展了封建官吏的考察标准。顺治四年(1647年)颁布“四格八法”制度。所谓“四格”，即守、才、政、年。“守”分廉、平、贪三类;“才”分长、平、短三类;“政”分勤、平、怠三类;“年”分青、中、老三类。根据上述四格，综合考核成绩分为三等：称职、勤职、供职。所谓“八法”即：一贪与酷者，革职提问;二软与不懂者，革职免官;三年老有病者，退休离职;四才力不及与治事浮躁者，酌情降调。考核时，除由都察院协同工作外，还有六科给事中负责监督，徇私者按保举连坐法予以处分。所以，清代初期官员比较廉洁，国力也较后强盛得多。

纵观我国古代人事管理制度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历代王朝都比较重视对官吏的考核，都把考核作为一项重要的管理制度;有专门的考核机关，考核的目的均是为了黜恶陟

善，考核的等第不仅直接关系到官阶的进退，还与俸禄加夺官位的外迁、解职相关;多数朝代对官吏的考核都包括政绩、道德品质、治事才能、社会评价等内容，对政绩的考核一般有明确的项目规定甚至是量化的标准;多数朝代考课立等和复考都有严格的程序。总之，凡比较明智的统治集团都把建立考核制度作为建设国有和巩固政权的基本任务，通过严格的考核来实现官吏队

伍的不断更新和优化，从而造成兴盛的政治局面。同时也可以看出，凡是不重视官吏考核的统治集团，官吏队伍就会因循守旧，导致政局颓废。总的看，中国古代的官吏考核制度，为促进当时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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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古代官员和百姓

古代官员和百姓的关系

柳宗元在柳州的主要政绩及影响：柳宗元先贬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宗元在柳州四年，释放奴婢，设馆倡学，兴利除弊，政绩昭彰。他使从来不敢打井的柳州，接连打了好几眼井，世世代代靠天吃饭，靠喝雨水和河水长大的柳州人，从此喝上了干净甘甜的地下水，这不能不说是柳州人民的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身为柳州刺史的柳宗元先生，几乎让人忘记了他还是一个著名的散文家。 广西柳州市的"柳侯公园"内有"柳宗元衣冠墓

苏轼大多是从一个好官的角度，为百姓谋利，这表现在他与王安石派及司马光派两派的争论上，更表现在他在地方州守任上，为当地民众所做的好事。譬如他在徐州任上，遇到黄河决口，洪水直淹徐州城下，苏轼“庐于城上，过家不入”，奋战七十余日，终于保住了城池;在杭州任上时，则修浚西湖，现在杭州西湖仍有著名的苏堤，以纪念他的功绩。惠州之后，苏轼由官为民，这就更使他与民混然一体，他也在民众的生活、特殊的风俗中得到了乐趣。他曾写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食荔支二首》)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受命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他雷厉风行，严禁鸦片，在虎门公众销毁没收的鸦片烟237万斤，取得禁烟运动的胜利，名振中外。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任江南道监察御史转浙江杭嘉湖道，任上修海塘，兴水利，发展农业，颇有政声。鸦片战争时期主张严禁鸦片、抵抗侵略的爱国政治家。史学界称他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人臣

欧阳修知滁，于庆历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庆历八年闰正月朝廷诏徙知扬州，二月离开滁州，前后在滁州计约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时间虽然不长，却给滁州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给滁州留下了许多建设遗迹，留下了一些不朽的诗文，留下了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

欧阳修知滁的第二年夏，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发现了丰山脚下幽谷中的一眼泉水，经过实地察看，“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开始在这里进行美景胜地的建设。他很快修好了泉眼，建好了亭子，泉取名“幽谷泉”，亭取名为“丰乐亭”，并亲自撰文作记。同年，与丰乐亭一山之隔的醉翁亭亦建成，他取名“醉翁亭”，作《醉翁亭记》记之。两亭的建成与《两记》的问世，迅速在全国引起轰动。尤其是《醉翁亭记》这篇文章，以其生动的文字，精美的语言，为滁州展示了一幅风光绚丽的大自然画面;又因为文章中深邃的含义，及其所表达的怡然情怀，一时震动整个学界。文章一出，远近争传，滁州琅琊山从此热闹起来。此后，琅琊山、丰乐亭、醉翁亭，各景区陆续扩展，内容逐渐丰富，虽经历史沧桑，但屡废屡兴，久而不衰，终成今日之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