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慈善事业（精选七篇）
中国古代的慈善事业 篇1
慈善事业是一种有益于社会与人群的社会公益事业, 是在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种必要的补充。从其实质上讲, 中国的慈善事业是一种社会再分配的实现形式。具体而言, 慈善事业是在政府的倡导、帮助或者扶持下, 由民间的团体或者个人自愿组织和开展的活动, 通过合法的程序, 不求回报地向社会中遇到灾难或者不幸的人实施救助, 是一种无私的支持和奉献的系统化和规范化的社会公益事业。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对于慈善做出了这样的解释:社会分配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以竞争为动力的分配, 即根据能力大小决定收入多寡;第二层次是以公平为原则的分配, 即通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进行再分配;第三层次是以道德为动力的分配, 即有钱人自愿把钱分给穷人, 也就是慈善事业。由此可见, 慈善事业是以社会成员的慈善心为道德基础, 以社会成员自愿捐献的款物为经济基础, 对社会的物质财富进行第三次分配。慈善事业具有深远的传统性和广泛的群众性与社会性。既有利于安老助孤、扶贫济困, 又有利于疏理社会人际关系、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 是社会一定利益的调节器, 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1、中国慈善事业的立法体制与慈善事业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明显
目前, 我国仅有一部《公益事业捐赠法》和一部《红十字会法》, 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在慈善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强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的国家来说, 是远远不够的, 也根本无法满足我国慈善事业不断发展的需求, 缺少法律上的相关规定和制约, 就意味缺少了慈善事业快速发展的立法上的支持, 在缺少完善的立法体系和法律保障的情况下, 发展我国的慈善事业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 立法体系不完善, 致使我国慈善事业没有具体的可行相关法律可遵守, 这会给一些组织或者个人的不法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法律上的空白更是使得一些组织或者个人以慈善或者募捐为名而非法牟利, 从而使我国的慈善活动和慈善事业的发展局面陷入混乱和被动之中。急需出台一部专门调整慈善活动规制慈善事业发展的基本法律, 为慈善活动提供法律依据, 也为慈善事业提供法律保障。
2、中国慈善事业的立法层级和效力与慈善事业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明显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关于我国慈善活动的规定和慈善事业发展的法律数量较少, 首先, 从在层级上看都在法律之下;其次, 从效力上看也都低于法律的效力, 因此, 在我国的慈善事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 仅仅依靠这些法规或者规章规范我国的慈善活动和慈善事业是远远不够的。而且, 这些规定往往只适用于某一方面的内容, 地域性特点突出, 约束力度不大, 可操作性不强, 甚至在不同部门颁布的规章中缺少协调, 出现一些带有冲突性的条文, 导致关于慈善活动和慈善事业的管理处于比较混乱的局面。因此, 这些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也很难对整个慈善事业和所涉及的社会关系进行全面的调整, 也很难形成整体性的约束力, 从而制约了慈善行业社会环境的整体改善。
3、中国慈善事业立法的滞后性与慈善事业的发展之间矛盾明显
现行的法律已经无法制约和规范我国当前的慈善事业, 更无力于规制我国慈善事业未来的发展。对于一项快速发展的事业而言, 法律的保障对其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如果法律的规定严重的滞后于事业的发展要求, 这样的法律不仅不会促进该项事业的发展, 反而会起到反作用。现今我国的慈善事业与我国关于慈善事业的法律规定就处于这样一种局面, 随着我国慈善事业的不断发展, 其对于法律所提供的保障的需求也越来越强, 这将直接导致快速发展的慈善事业和严重滞后的法律之间的矛盾凸显出来, 这将会阻碍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4、中国慈善事业立法内容的可操作性与慈善事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明显
我国关于慈善事业的法律法规则属于缺少具体性规范的情形。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 关于慈善事业和慈善活动的规定是比较少的, 仅有的几部法律法规一般都是对慈善事业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 从整体上和原则上规制我国的慈善活动和慈善事业。随着我国慈善事业的不断发展, 慈善活动的形式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新颖, 一些人就借机利用了法律法规规定上的这种不足, 钻法律的空子, 并逐渐地使我国的慈善事业的发展陷入被动, 甚至要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二、关于建立健全的中国慈善事业立法的相关建议
1、在充分认识慈善实质和发展状况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立法思想
慈善事业作为我国社会福利保障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已经逐步被我国政府和民众所接受, 并且在政府大力扶持与倡导的新契机下, 谋求到更好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前景, 群众主导、全民参与, 第三次分配的效用将更好地体现。与慈善事业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慈善立法思想落后, 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 我国的慈善事业已经进入到了市场经济体制下, 但是, 我国的慈善立法尚存在浓厚的计划经济的色彩。特别是对于慈善组织、立法思想上往往采取极度不信任的态度, 使慈善组织和政府之间难以进行亲密无间的合作, 从而合理进行社会资源的第三次分配,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 在立法的过程中, 首先就要转变的就是关于慈善事业的法律法规的立法思想, 在充分考虑到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基础上, 使其与我国的基本国情相适应, 顺应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 并且与我国的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体制的发展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只有本着这样的“与时俱进”的立法思想, 才能制定出真正的“良法”, 才能为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2、不断建立健全我国慈善事业的立法体制
由于我国关于慈善事业立法的严重不足, 导致我国的慈善事业的发展一度陷入比较被动和混乱的局面, 为了及时扭转这种局面, 就必须要加快进行慈善事业的立法, 这里的立法主要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国家基本法律。根据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现状来看, 必须尽快制定一部具有原则性规定、又有具体规定, 并且可操作性强的, 能够包容、引导各种社会力量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专门性法律, 这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制定能够起支架作用的并且能够系统规范中国慈善事业的法律, 对于解决慈善事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保障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立法又并非单单指法律, 主要是因为在我国慈善事业的立法体系中, 缺少的不仅仅只有法律规定, 相关的行政法规、地方法规、部门规章等也是必不可少, 我国虽然有不少这方面的法律规范, 但是彼此之间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而且不同法律规范之间还存在一些冲突, 这些法律规范在整体上仍缺乏统一性和系统性, 与正在蓬勃发展的慈善事业新形势不相适应。这就需要国务院及其各部门, 还有各个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要根据基本法律及时制定或者修改其制定的法律规范, 从而与法律保持一致, 也进一步完善我国关于慈善事业的法律体系, 使我国慈善事业的立法与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相一致。
结论
我国慈善事业不仅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 而且也有着非常好的发展前景和发展趋势, 与我国慈善事业的激烈发展相比, 我国关于慈善事业的立法却呈现出了明显的滞后性, 并且可能会阻碍我国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 必须积极完善我国关于慈善事业的立法, 及时出台一部专门性的慈善法律, 加快相关规章制度的修订和完善, 形成一个良好的法律体系, 使慈善机构运行更加规范, 捐赠款物的流向更加透明, 为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厉以宁:《第三次社会分配》, 《国际先驱导报》, 2004 (3) 。
[2]朱力:《起步的中国慈善事业》, 《南京社会科学》, 2000 (12) 。
[3]葛道顺:《我国慈善事业的现状和发展对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5年。
[4]孙喆:《对中国慈善事业发展问题的思考》, 《人口与经济》, 2007 (4) 。
[5]王云斌:《建构慈善事业法律体系》, 《社会福利》, 2010 (6) 。
[6]阿斗:《慈善立法》, 《商业社会》, 2007 (19) 。
[7]黄丹、姚俭建:《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战略路径探讨》, 《社会科学》, 2003 (8) 。
中国古代宗族慈善的伦理解读 篇2
摘要： 宗族慈善的伦理内涵有：仁政、民本的政治伦理；“贵生”的生命伦理；支撑意义世界的终极关怀伦理。从伦理现代性角度而言，我国古代宗族慈善无疑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启示：仁政、民本是当代行政伦理的重要借鉴；民间自治和公益募捐具有一定的现代公益伦理品质；立德和家族担当也是现代公民品质和家庭伦理的重要构成；意义思索和终极追问也是现代伦理的旨归；爱有差等的差序伦理；狭隘的功利主义道德观。挖掘宗族慈善超越血缘的普遍主义伦理资源，对当前农村社区伦理建设和我国慈善现代化都大有裨益。
关键词： 宗族.宗族慈善现代慈善差序伦理公民伦理
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三千多年发展，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呈现出四种慈善先后出现并多元共存地运行格局，四种慈善分别为政府慈善、宗族慈善、宗教慈善和社会慈善。其中宗族慈善先秦就有，宋代发展尤为兴盛，至近代则日趋衰微。因为中华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型社会，所以，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古代宗族慈善自然拥有丰富的伦理内涵，站在现代伦理学的角度我们该如何解读呢？
一、宗族及其历史分期
要讨论宗族慈善，首先要厘定宗族和宗族的历史分期。在中国传统社会，宗族是个体赖以生存的重要社会组织和精神家园。有关宗族及其历史分期，学界给予了大量研究，但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导致歧义很多。要说对“宗族”的经典解释，简明版如《尔雅》所言：“父之党为宗族。”繁缛版如《白虎通》所言：“宗者，何谓也？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礼》曰：‘宗人将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长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
就宗族的历史分期而言：“中国传统宗族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宗族萌生到春秋时期；后期自战国秦汉直至现代。”“后期宗族又可划分为各具特色的三个阶段，即：自战国到唐前期的中古宗族；自唐后期到明清时期的近古宗族；自辛亥革命以来的现代宗族。”从这种分期我们可以看出，前期宗族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国与族是一体的，各类宗法血缘组织就是各级政治组织。“后期宗族的主要特征是家与族的两合性”。所谓两合性就是，“家”既在“族”中，又相对独立，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宗族的演进都是在这一根本特性下进行的。
二、中国古代宗族慈善概述
从以上关于宗族内涵和分期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我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家国一体、家国同构是宗法社会的显著特征，农业文明、宗法血缘和家国一体成就了中国传统文化伦理型文化即崇德型文化特色，这一文化要求个体于国需尽忠，在家应孝悌。以孝悌为核心的家庭、宗族伦理的推演践行，加之宗族成员间天然具有的彼此扶持依赖的需要，为宗族慈善的发生提供了丰沃土壤。“从先秦诸子百家到汉唐以后的儒、释、道，中华慈善思想体系在不断丰富的同时，也对慈善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随着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不断发展，其慈善主体也经历了从最初单纯的国家慈善到以国家慈善为主、宗族和宗教慈善为重要补充的多元化发展过程”。在实际运行中，各种慈善主体并不单独存在，而是相辅相成的，共同发挥作用。在相互承继和交互作用的演进中，宗族慈善长期占有一席之地，“宗法制度在周代创设以后，宗族思想得到日益发展，其除了具有长幼有序的社会规范功能之外，宗族内部以亲缘关系为纽带的相互救助，也为宗族慈善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导向。两汉时期，随着宗族聚居形制的发展，贫困救济、抚恤幼孤、丧葬救助等宗族内部互助的慈善事业便日益盛行。唐朝时期，士大夫的宗族救助善举更是屡见不鲜。到了宋朝，宗族慈善发展尤为繁盛，“针对人们血缘观念淡薄的现象，官僚士大夫发起重整宗族制度的活动，一方面通过提倡孝悌伦常，加强对族人思想的控制，另一方面设置族田、建立义庄，通过保障或改善宗族成员生活的手段，维护子孙的生存，达到‘敦本收族’的目的”。宋代士大夫的功名之路让他们不仅深深体会到入仕来之不易，更对贫富贵贱差距带给困难群体的艰辛感同身受。因此，他们逐渐成为推动宋代以后社会慈善事业的骨干力量，除义庄、义田外，还出现了义塾，这些为族人生存发展提供了长久性的经济、制度等方面保障。“明清时期，宗族保障得到进一步加强。宗族义庄作为宗族的经济实体，已超越了偶发的单纯的济贫性质，具备了初级形态的社会救助性质，从而使宗族通过义庄的动作，发挥着社会救助的功能。当时宗族社会救助的项目主要有：贫困救助、就业救助、生育、婚丧救助和教育救助”。本文有关宗族慈善问题的讨论综合中国社会历史分期、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源流及上述宗族历史分期，主要讨论自春秋至晚清之前的古代宗族慈善问题。
三、中国古代宗族慈善的伦理内蕴
据上述宗族历史分期及不同阶段的特性，可以看出，早期宗族慈善带有很强的政府或国家慈善特点，而随着宗族发展演进，与国家的界限日趋清晰，宗族演变成为“家”与“族”两合的共同体，宗族慈善与政府慈善也就逐渐剥离，获得相对独立。无论文化、社会背景还是慈善本身，都决定着古代宗族慈善拥有丰富的道德蕴含和价值。伴随宗族及宗族慈善的发展变迁，宗族慈善的伦理内涵也得以丰富和发展。
（一）仁政、民本的政治伦理
如上所言，由于早期宗族与国家的一体性，宗族慈善因此带有很强的政府或国家慈善特点，宗族慈善因而拥有很强的政治伦理意味。“不敢侮鳏寡”，强调对无依无靠的鳏寡应爱护施恩，“惠民”即施惠于庶民，统治者要保民、惠民、利民、安民和恤民。这些西周时期统治者的统治、慈善举措体现了自商代以来的民本思想。社会危机的全面爆发，让西周思想家们开始对民与神、民与君、民与国的关系进行形而上的思考，轻天重民、人主天辅的思想逐渐成为社会政治思想的主流，政治伦理思想也开始由神本走向人本、民本，“修德配命”、“敬德保民”的思想标志着“德治主义”政治伦理在西周开始形成。儒家经典《礼记?礼运》描述了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和谐”社会图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种尊老爱幼，恤矜寡，抚孤独，拯废疾的社会措施是慈善的重要体现，慈善是这一“大同”社会的重要构成，这一慈善愿景体现了儒家“仁政”和“德治”主张，儒家的主张是对殷周以来“敬德保民”思想的继承，又为后来历代儒家继承和发扬，并成为封建社会核心政治伦理思想。慈善作为政府道德责任的重要践履，推进自商周之后形成的民本思想和仁政理念实践化。
虽然政府或官办慈善在历史发展中发生了流变，但最初宗族国家一体时所拥有基本伦理精神一直延续，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无论朝代如何更迭，对灾民、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的关爱、慈善一直像一把尺子，衡量着各级官员的爱民思想和德性修养。
（二）贵生的生命伦理
历代各色各类宗族慈善形式、内容和方法各有异同，但在根本上都贯通着儒家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人生之道，在这一人生之道里，齐家一个人重要的生命担当，正所谓“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齐家”是孝弟伦理原则的践行，“齐家”就是要睦亲敬祖，提携子孙，促进家庭、宗族和睦幸福，醇厚家风门风并发扬光大。既做到了对家人子孙的提携、教化，又传承和发扬了宗族道统。宗族慈善很好地成就了这一人生追求，这种家族伦理责任的担当，是儒家贵生生命伦理的重要践履。“儒家‘贵生’，追求的是‘精神生命’的不朽。儒家‘贵生’，在理论上始于‘仁义’，在内涵上体现‘仁义’。‘仁义’贯穿于儒家‘贵生’理论的始终，并构成其理论的根源和目标。而‘仁义’所承载的，不是一种基于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生命’，而是体现了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德性生命’。‘德性生命’就其本质来说，毋宁是一种人格意义上的生命存在。这种生命，是用‘德性’的光辉彰显精神生命的宝贵，是以‘仁义’的力量体现精神生命的高贵。所以，儒家‘贵生’对于‘德性生命’的强调，其实就是在追求人的‘精神生命’的不朽”。一个人在实现家族责任担当，整齐门风的同时，个人身心会得到陶冶，德性得到涵养，自身生命空间和精神视野得以拓展，这是精神的解放和人性的舒展。
（三）支撑意义世界的终极关怀伦理
中国文化的特性使得中国不存在西方基督教意义上的彼岸世界，宗族归属感、认同感于是成为中国人对生命意义的重要追求之一。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人‘天人合一’，正要在父母子女之一线绵延上认识……家庭缔结的终极目标是子女之永恒联属，使人生绵延不绝。短生命融于长生命、家族传袭，几乎是中国人的宗教安慰”。可见，宗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能够使人缓解因生命短暂、有限而带来的孤独、恐惧和焦虑，给人一定的生命安全感和充实感，从而避免“意义危机”问题。宗族慈善促进同族共济，宗族成员由此建立更紧密的物质和精神关联，宗族共同体意识得到加强，宗族成员的归属感、认同感也得以满足。
四、中国古代宗族慈善的现代伦理反思
站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从伦理现代性角度而言，我国古代宗族慈善无疑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启示。
（一）仁政、民本是当代行政伦理的重要借鉴
早期宗族与国家界限模糊，这一时期宗族慈善推崇的仁政、德治、民本慈善理念对当前和谐社会行政伦理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关注民生，这与古代宗族慈善倡导的民本思想有很大的契合性。民本思想强调官民平等，官民如同胞兄弟，倡导关怀百姓、呵护百姓。现代意义上的官德建设，也重视官民平等，倡导重民、养民、亲民的价值旨归，努力让百姓过有尊严的生活。这些古今政治伦理虽有不同，但因为都呼唤为官者的民本良知，呼吁为官者能为生民立道，所以有着“民胞物与”的共同精神追求。
（二）民间自治和公益募捐具有一定的现代公益伦理品质
把宗族慈善建设看得比宗法更重要，主张官府不需要太多干预，民间可以自我实现社会稳定，这些宗族慈善思想促进了后来民间建设，达到了“补王政之穷”的目的，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性力量的生长。比如宋代以后的宗族慈善基本上是将整个家族的公益建设看得比宗法规矩更为重要，通过宗族慈善强化了宗族小社会自治。我国古代宗族慈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类似国外社区基金会，宗族慈善大概相当于从社区内多渠道筹资，并把大部分捐助用在本社区社会福利项目上，为本社区服务，再加上不以特定对象为目的，受益者也并非所有族人，因此，不能因血缘关系色彩和施惠范围的局限性而否认其公益性。
（三）立德和家族担当也是现代公民品质和家庭伦理的重要构成
宗族慈善体现了古人推崇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华民族优良的道统之一，体现了古人追求理想的人生境界和道德理想人格，注重在助人中提升自我，完善品性，强调在家族互助中体现担当，也为后世子孙率先垂范，同时是对父母祖先的孝道践履。注重德性培育，强调担当和利他也是现代公民品质的重要构成，体现了儒家责任伦理精神，这与现代社会志愿行动的责任伦理有相通之处。固然“陌生人社会已不可能回归传统的共同体，但是人们对熟人共同体所蕴含的亲密感、归属感、互助性的需求和渴望却未曾改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社区建设就被赋予了所谓‘新型共同体’的内涵，各种志愿组织也承载了人们相同的渴望”。所以，发掘宗族慈善的内在精神诉求和伦理内涵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外，事实上在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虽然欧美富人的家族慈善组织方式和行动方式与我国古代宗族慈善存在相当差异，但深入比对，我们仍能发现欧美富人的家族慈善传承与我国古代宗族慈善有相近、相通之处。在现代西方的家族慈善传承中，很多欧美富人把慈善看成不仅仅是帮助别人，也是传承家族传统与价值观，教育子孙，从而使家族凝聚力得到增强，这也是富人打造成功家族的关键所在。
（四）意义思索和终极追问也是现代伦理的旨归
如上所言，宗族归属感、认同感是中国人获得生命意义的重要源头。宗族慈善伦理所进行的意义思索和终极追问是中国伦理文化的奇异色彩，具有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和价值，富有很高的精神境界，这些对道德共同体的诉求和对生命意义的德性解读也是现代伦理的终极诉求。“当代开放、平等、多元社会的道德结构应该包括底线伦理、共同信念和终极关怀三个基本要素”。张岱年先生指出：“古今中外，关于终极关怀的思想可以说有三个类型，即是：皈依上帝的终极关怀，返归本原的终极关怀，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张先生所谓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就是把道德看得比生命更高贵更重要，追求“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乃至“为万世开太平”成为人生精神世界的真正依托。
宗族慈善固然具有上述积极的伦理意义，但我们要看到，我国古代宗族具有血缘亲属特性，这一根本特性决定了在现代社会宗族慈善的伦理局限性会日趋凸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五）爱有差等的差序伦理
宗族观念基于血缘、地缘而形成，基于宗族观念进行的宗族慈善在相同的宗族成员之间互助较多，而对超出宗族范围的其他人救助则很少，譬如，范仲淹的义庄主要也是帮助本宗族的子弟，希望这些人有一天能光宗耀祖。费孝通用“差序格局”形容中国人交往关系，宗族慈善表现出极大的差序性，这与现代陌生人社会主张的普遍主义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我国慈善事业的现代化发展。正所谓“宗族在保障族人生存方面花费了巨大的财力，救济内容涉及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族人的生存。但是，我们也应看出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在救济层次上、救济对象上实行的有差别对待，即以血缘的亲疏为标准来划分受惠者，亲者实行亲亲之义，疏者实行济贫之义；泽及族人，而又区分亲疏远近。这是宗族义庄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其局限性所在”。
（六）狭隘的功利主义道德观
在传统社会，宗族慈善往往不是济贫救灾，而是为了维持家族权利和声望，是狭隘的功利主义，比如举办“义学”旨在训练科举人才以提升家族成员入仕的几率，从而促进家族发展；设置“义田”往往是为了避免寡妇改嫁辱及门风，从而争取更多朝廷旌表机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宗族慈善是强化宗族治理的有效手段，具有狭隘的功利主义取向，不同于现代公益福利事业。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深刻的变革，现代国家的话语体系已全面进入乡村社会。然而，传统文化的因子在许多地方并未完全消失，“构成了具有地方色彩的内生秩序，对当代中国的乡村社会治理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古代宗族慈善绵延几千年，宗族慈善的伦理精神和理念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有着自身特殊魅力和伦理价值，深入挖掘，对促进当前我国农村社区伦理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风尚和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发掘其超越血缘的普遍主义伦理资源，对于当下中国的慈善现代化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汇集中国古代慈善规约的《得一录》 篇3
一
清同治八年（1869年），无锡余治编纂的《得一录》在苏州得见斋刊刻出版。
所谓“得一”，取自《礼记·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这是形容圣人颜回的话，意思是说，得一善道，则勤勉奉持，永不失去。言下之意，是希望人人都能奉持善道，珍惜每一个从事善举的机会。
这部书的编纂者余治，是当时闻名江南的善士。史籍记载，他“奔走劝募，如拯溺救焚，不遗余力”，所以在晚年时，“大江南北无贤愚疏戚目之曰‘余善人’”。作者为人如此，亦可见此书的要义。
从拯救贫困颠簸的“扶颠局”，到抚养弃童的“育婴堂”，再到收容寡妇的“清节堂”、赈济乡人的“义庄”……书中汇集了各种民间慈善机构的规约，都是“各种善举行之已收成效者”，也就是说具有实际借鉴意义的。所谓“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作者希望通过此书，提供“切于时病，平实易行”的善举操作的方法，让世人得以仿效而收实效。
这部书刻印出版后，很快引起当时社会的关注，各地纷纷刊刻重版，广泛流传，在晚清到民国初年曾流行一时，成为从事社会慈善事业者的指南。之后，社会动荡不安，此书所奉行的儒家思想也逐渐衰微，这部著作于是渐渐为人所淡忘。
二
《得一录》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民间赈济强烈的灵活性和广泛性，它几乎已经涵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得一录》为我们提供的案例，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到救灾，小到“爱惜字纸”；从赡养老人，到收养弃婴，这些层面的问题，绝不是政府能够全面照顾得到的，只有发挥民间社会的作用，才可能将慈善遍及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同时可以迅速地应对各种社会的突发事件。
《得一录》记载的规约中，执行的主体大都是民间缙绅。很多人尽管没有做过官，但是由于其道德的感召力，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所以比政府更具有号召力、权威性，用自己的品德作为“背书”，也更能取得民众的信任。
这些人与救济的对象生活在同一环境之下，更了解民间疾苦。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人应该分得多少米、多少钱，适用的范围以及年龄阶段，各种规约都有细致的规定，这是源自生活的智慧，决不是处“庙堂之上者”所能拥有的。
从《得一录》记载的内容来看，民间赈济已经远超官方的赈济。尽管是在舆论控制相对来说比较严格的清代，《得一录》如此明白、直接地表现民间赈济的巨大作用，事实上已经说明了民间赈济在某些方面，已经替代官赈，成为社会慈善的主流。
官赈的力量尽管很大，而且在清代，救灾制度经过千余年的积累沉淀，已经相对完善，但是由于其冗长的审批程序，以及官员相对迟钝的反应速度，根本不具备突发事件发生时所应该采取的快速反应。层层报批的程序，相对局限的赈济措施，更不用说官吏的贪污腐化，这些因素无疑都限制了官赈发挥自身的作用。此外，在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时代，民间需要救济的领域颇多，官赈包含的范围肯定有限。尤其是在国力衰弱的时代，这种弱点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并不是一个近代特有的问题，而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延续至今的问题。
《得一录》弥漫着从事慈善者强烈的“卫道”之心。尽管这些“道统”在我们现在看来显得不合时宜，但是其中一以贯之的儒家道德观，还是颇值得体会的。
书中反复重申孝悌、仁义、良知，处处以儒家思想为主。比如，书中记载的《劝广行同善会文》中说：“培德器，厚人心，醇风俗。君子与人为善，孰大于是。”行善的出发点就是教化人心。所谓“家家良善，人人良善，这一县一团和气，便感召得天地一团和气。当雨便雨，当晴便晴，时和年丰，家给人足，岂不人人享太平之福”。这是一种传统的“天人感应”理论，尽管在今天已被遗弃，但是却始终是古人“念兹在兹”的生活观念。如果说，《得一录》所汇集的规约，说明了从事慈善的“技术”（慈善不仅仅在于善心，同时更是一种技术），更可以说，它说明了从事慈善的“道之所在”——人之为人，正在于开发这人心的善念，最终与天地相融合，从而成就终极的人格。
此外，当时的封建政府为了保证自身的权威地位，出于所谓“争夺民心”的考虑，限制各种民间慈善活动，民间慈善大多表现为一种个体化、局域化的形式。要知道，历史上因为赈灾而获罪的例子并不在少数。但是，《得一录》记载的例子清楚地说明，即使在这样的限制之下，中国古代的慈善机构并没有放弃自身的慈善吁求，他们运用各种变通的方法，通过儒家“兼济天下”的理念，或者是通过佛教、道教等宗教形式，积极参与了社会慈善，同时又小心地避免刺激政府的“敏感神经”。在这个时候，我们似乎更能理解“义庄”之类的组织，仅仅局限于某一地域、某一家族的良苦用心，这其实是对于自身的一种保护。
中国慈善事业需全社会给力 篇4
形成这样的局面, 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中国目前慈善法规的欠缺、企业与公众社会责任感的淡薄和慈善机构自身发育不良是主要因素。
郑教授认为:要解决上述问题, 首先要强化立法规范。制定专门的慈善事业法或慈善机构法, 明确其公益性质、使命及其管理、运行准则, 严禁借慈善之名行偷税之实、通过慈善活动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其次, 确立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将慈善捐献享受税前全额扣除的待遇作为全国统一政策加以实施;遵循国际惯例, 允许慈善机构从慈善捐献中提取管理与运行经费, 以此改变慈善机构无米之炊的困境。第三, 促进慈善机构严格自律。慈善机构不仅是独立社团法人, 而且是社会文明与公共道德的形象载体。慈善机构应当在自治管理的同时建立严格的自律机制, 并在社会监督与公开透明的条件下赢得公众支持。第四, 努力形成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氛围。如领导干部带头参与慈善活动、大众传媒强化企业与公众社会责任和公共道德的宣传、社会各界弘扬和崇尚慈善人物等。
笔者以为, 在当前国家和积极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下, 既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机制, 更要加强对慈善事业的管理、整顿和引导。因为, 这个事业最具全人类共性, 具有维系社会健康、协调发展, 减少社会冲突, 提升公众社会责任与公德等重要功能。
目前, 中国慈善事业管理的最大漏洞是缺乏透明, 捐赠的资财去向不明的话, 必会冷落了慈善者的心;另有一些依附在慈善事业中的寄生者, 打着慈善事业的幌子, 招摇撞骗, 贪婪敛财, 也使这项事业受阻。如此种种, 造成一些有心从事慈善事业人士, 在从事慈善活动时, 亲自踩点, 亲自化缘, 亲自送达, 一步到位。其中缘由, 细想便知。
其实, 中国人的慈心善举源远流长, 可歌可泣, 从事善举的人虽然十有八九没入教会, 不用诵经, 可行善积德扶残助弱之心堪称国粹。我有一位挚友, 家族不算富足, 但其母信佛, 行善成风。受严父慈母之训导, 他们设立了“家族敬老基金”, 对全村八十岁以上老人每年的生日、重阳、春节三次进行相帮。
中国慈善事业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篇5
范宝俊
【专题名称】社会保障制度
【专题号】C41
【复印期号】2001年10期
【作者简介】范宝俊 中华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常委及提案委员会副主任
一、中国慈善事业面临的形势分析
慈善事业在中国内地，是间隔数十年之久后才于20世纪90年代重新出现的新兴事业。中华慈善总会作为全国性的重要公益组织，自1994年成立以来，经过崔乃夫、阎明复两位老部长的全力推动，尤其是1998年大洪灾时发起的大规模赈灾活动，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所认同，不仅在海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而且拥有80多个团体会员单位，每年在全国各地开展着多种多样的慈善公益项目。可以这样说，包括中华慈善总会在内的越来越多的慈善公益组织，正以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日益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在人类进入新的世纪之初，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亦面临着更加良好的发展机遇。
第一，国际大环境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综观世界，20世纪末，在称为第一部门的政府组织和称为第二部门的企业组织之外，非营利的社会组织兴起并蓬勃发展，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社会部门，被称为第三部分（“第一部门”、“第二部门”、“第三部门”的概念在中国引用，是近年来从西方引进的），它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成为与政府部门、企业界并重的部门，共同支撑着各国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世界范围内的许多相关研究，特别是由美国学者Lalamon（萨罗蒙）主持的覆盖40多个国家第三部门的国际比较研究项目，进一步证实了第三部门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美国大选时甚至将候选人对慈善事业的关注支持程度作为重要标准之一，进行投票。因此，可以说大力发展第三部门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这对于正在加入WTO而力求迅速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中国而言，必然地要受到这种潮流的影响，许多跨国公司与国际性的慈善组织亦会更多的将其参与、组织慈善项目的经验做法带入中国。因此，国际大环境既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值得仿效的榜样，也会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注入直接的推动力，我们必须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把中国方兴未艾的慈善事业的发展融入世界第三部门发展的潮流之中。第二，国内经济社会的转型，要求“小政府，大社会”，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现阶段，中国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发展进程之中。一方面，市场经济要求尽快确立“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亦改变了过去由政府与企业包办各种福利救济的传统，许多以往由政府或企业承担的社会事务需要有各种社会团体来承担；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在创造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亦造成了收入分配差距并增加了个人的生活风险，改革开放20年来出现的贫富差别扩大化趋势、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家庭保障功能弱化趋势等，均表明有必要在政府与企业之外建立和发展慈善公益系统来帮助消化相关社会问题（尤其是动员社会资源来帮助有困难群体），促进社会协调发展。可见，政府职能转换需要发展慈善事业，市场经济需要慈善事业，社会发展需要慈善事业，这正是慈善事业存在和发展的客观社会基础——社会需要，也是慈善事业面临大发展的极好机遇。
第三，国家政策面开始创造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环境。继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后，国务院于2000年12月发布的《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试点方案》明确指出，“大力发展慈善机构、服务于贫困家庭的基金会等非营利机构”，这一方案还规定了“企业或个人向慈善机构、基金会等非营利机构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可以全额在税前扣除”的优惠政策，虽然目前这一政策在执行上还存在很多问题，但至少说明，政府正在和将有采取有力和有效的措施，大力推进慈善事业的发展，促进慈善事业功能的充分发挥。新世纪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十五”计划）亦首次将“发展慈善事业，加强对捐助资金使用的监管”写入国家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可以说，新世纪之初，中国慈善事业面临的政策环境越来越好，这正是慈善事业获得健康发展所重要的十分重要的条件。
二、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们确实面临着有利于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良好机遇，但制约慈善事业发展的因素仍然很多，这些因素如果得不到重视并获得化解，新世纪之初出现的发展机遇就可能在无所作为中丧失。概括起来，我认为，目前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观念滞后。从某种意义上讲，发展慈善事业的原动力来源于崇高的慈善价值观和观念更新。但客观而论，许多人对慈善事业还存在着认识误区和观念障碍，整个社会因处于转型时期亦存在着道德滑坡的现象，对慈善事业持“左”的看法和各种消极思想的人还大有人在，不少人甚至一些领导同志的观念深处依然没有彻底摆脱对慈善事业的禁锢。在这种状态下，慈善事业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氛围就很难真正形成，进而必然影响到慈善事业的发展。观念的滞后还表现在一些慈善组织及从事慈善工作的人员身上，多数慈善机构只是将慈善事业看成是单纯的道德事业，而未能将其作为社会分工产物并不断发展的社会事业来对待，从而与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理念存在着较大差距。
2.法规政策滞后。尽管颁布了《公益事业捐赠法》，尽管国务院在有关法规政策中明确向慈善事业捐献可以享受全额免税的优惠，但总体而论，法规政策的滞后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制约中国慈善事业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主要障碍。一方面，对于慈善事业发展所需要的法律政策环境而言，现有法律、政策根本不足以规范和保护慈善事业的发展，迄今我国尚没有针对性、特定性的专门规范慈善（公益）组织的实体内容的法律与法规条款，包括对慈善组织的性质定位、慈善事业运行的政策规范、监督机制及机构的活动领域（如募捐善款、救助项目开发等）等方面，都缺乏完善、系统的法规政策规范。另一方面，即使是已经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亦因缺乏具体的、可供操作的配套政策而难以落实，如2001年3月8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国务院《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联合下发财税[2001]9号文件，对向慈善机构、基金会等非营利机构的公益、救济性捐赠的减免税收政策作出了规定，但到底如何操作却没有更加具体的依据。正如有关专家指出的，中国非营利组织的有关法律、法规比发达国家和地区相距实在太远。因此，目前中国慈善组织仍带有某些自由发展或过分依附政府的倾向，很多慈善机构的建设并不完善，甚至有些慈善组织形同虚设或成“二政府”，难以充分发挥慈善组织特有的社会功能。所以，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式，建立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完善的慈善组织管理法规体系迫在眉睫。
3.理论研究滞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任何成功的实践，都需要不断地进行实践总结和认识提升，再不断地用先进理论来指导。当前，国际社会非常重视对非营利组织的研究，亚太地区近几年从事非营利部门研究的机构不断涌现。然而，对慈善事业的研究却几乎成了中国理论学术界的一个盲区，迄今除出版过《中华慈善事业》等个别著作外，相应的研究成果相当罕见。事实上，如何借鉴和探索国际上符合中国实际的慈善组织管理模式、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道路与社会政策，以及中国慈善事业与社会福利社会化、中国慈善事业与社区建设、中国“本土化”的慈善救助模式，等等，均迫切需要从理论上深入探讨，并为国家制定相应的法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为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具体
指导。
4.舆论宣传滞后。当前，虽然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很快，慈善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日益明显，各种传媒对慈善事业的关注度亦在不断提升，但对慈善事业的舆论宣传总体上依然滞后于慈善事业的发展，人们还缺乏认知慈善事业与慈善组织的大众化途径，对慈善事业所知甚少，对慈善组织了解不多，更不要说熟悉参与慈善事业或慈善活动的方式与途径，这种状况很难将人们的注意力尤其是那些在改革发展中新富起来的社会成员的注意力吸引到慈善事业的拥护群体中来。
5.慈善组织自身亦存在着不能适应发展需要的弱点。例如，部分慈善机构的组织建设还不规范，慈善募捐的方式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慈善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还有待提高，慈善组织的运行还缺乏透明度并接收社会监督，慈善公益系统的自律还有待强化。概括而言，就是慈善组织还面临着规范化、专业化、自律化建设的任务。
综上可见，中国慈善事业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环境的制约，也有主观原因的制约，既有外部因素的制约，亦有自身不足的影响。要真正促使中国慈善事业抓住机遇，在新世纪初期争取有一个大的发展，就必须切实解决前述问题。
三、如何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肯定慈善事业发展的内外环境向好，承认慈善事业发展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意味着机遇和挑战从来都是并存的。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要抓住机遇，就必须从各方面多加努力。我认为，当务之急便是做好如下工作：1.争取多方努力，弘扬慈善公益价值观，营造全社会都来关心、参与慈善事业的社会氛围，这是中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社会基础。慈善事业是社会事业，中国慈善组织作为当代社会领域的一个新的组织形式，只有动员社会成员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才能取得成功。因此，应当加大对慈善事业宣传的力度。例如，大力宣传百姓中乐善好施的精神与典范（慈善组织这方面的个案都不少，但为公众所了解的并不多），激发社会各界对慈善事业的热情；大力宣传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广大企业对慈善事业的参与和支持，宣传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宣传企业取之于民、反馈于社会的慈行善举，并作为企业文化来倡导，激发企业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通过宣传来引起各级领导、企业界及社会各界对慈善事业的地位、功能作用和重要意义的认知和重视（这里边也包含着“有为，才有位”的问题）。同时，还应努力争取政府及领导同志给予慈善活动道义上的支持，在中国现阶段，由于国力所限，象西方国家和香港地区一样，政府每年拨付大量资金给慈善机构用于慈善公益事业，是不现实的，但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政界的推动力量却是无穷的。例如，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自1994年成立以来，之所以发展迅速，就得益于上海市高层领导的重视和参与，这种参与不仅大大提升了上海市民参与慈善活动的热情，而且培育了市民的慈善价值观；浙江省余姚市（县级）慈善会开展的“慈善一日捐”活动，取得了成效的显著，关键亦是市政府给予了道义上的大力支持，该市市长在《余姚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副市长亲临“一日捐”现场并作动员报告，市四套领导班子成员和市属机关干部率先捐款等。可见，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有合适的社会氛围，即需要有公民慈善意识和社会慈善价值观的支撑，而这些均离不开慈善宣传的引导和政府及政府负责人的参与与推动。
2.努力推动慈善法规、政策的完善。慈善事业是一个志愿事业，没有健全的法制环境，很难有大的发展。我国近年来在各界的推动下，已经颁行过有关法律与政策，但很不完善。因此，迫切需要对慈善法规政策加以完善。例如，制定慈善事业或慈善团体组织法规，用以规范和约束慈善组织的行为，并使慈善机构在运行中有可供操作的法律依据；再如根据国务院《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财税
[2001]9号文件，对向慈善机构、基金会等非营利机构的公益、救济性捐赠的减免税收政策作出具体的操作规定，使这一项已达成共识的政策真正能够得到落实；等等。总之，有关慈
善事业的法规政策环境急切需要改善，除政府与各界推动外，慈善组织尤其需要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应经常给政府报告工作和提出建议，促进法规政策的不断进步和完善。在有关全国性法规政策出台条件不太成熟的情形下，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帮助政府早日出台地方性的慈善政策法规，在这一方面，上海已有了很好的尝试，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3.立足社区，推进基层慈善组织的健康发展。
社会功能学派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他们满足了社会的某种需要。这一理论说明，中国慈善组织，特别是基层社区慈善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社会转型，导致了社会需求的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人们对单位的依赖，正在逐渐转向对社区的依赖，城乡社会存在的老龄化问题、贫困问题、其他社会服务需求问题等，都在呼唤着基层社区慈善组织的诞生和发展，以便通过发挥慈善组织的特有功能，从源头上稳定社会。发展社区慈善组织，作为缓解社区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已得到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国内一些慈善事业发展较快的地区，如浙江省、广东省等，亦有不少乡（镇、街道），甚至村（居）成立了慈善组织（尽管这些慈善组织中有相当一部分还很不规范），慈善救助网络雏形开始形成，有的社区慈善事业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如广州文昌地区慈善会以现代慈善组织形式为载体，开展慈善活动，不仅激发了社区的道德回归，也促进了社区服务，推进了社区建设，把那个社区建成了人心向善、充满归属感的温馨社区，走出了一条很值得总结和推广的基层慈善事业发展之路。因此，各级慈善机构要不失时机地顺应社会的需要，推进社区慈善事业的发展。
4.强化慈善组织的自身建设，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度。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发展的载体。在外部环境不利的条件下，亦可能出现较为成功的慈善组织；而在慈善组织不良的条件下，即使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慈善事业亦不可能获得良好的发展。因此，慈善事业的成败从根本上讲决定于慈善组织自身的建设及能否取得公认的社会公众的信任，强化组织建设、不断提高社会公信度是慈善事业尤其是每个慈善组织可持续发展、长盛不衰、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在这方面，我认为，慈善机构一是应当强化内部规范管理，目前慈善事业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也是组织性质、组织行为比较混沌的时期，内部管理不规范、机构效益不高也就成为当前制约自身发展的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有下大力气实现慈善组织架构合理、运行规范，才能真正赢得社会认同，最大限度地吸引社会拥护群，为此，要勇于突破行政机关工作形成的思维方式，学会运用新思维，吸收现代企业的管理思想和理论，建立和完善各项操作制度，切实加强慈善机构内部管理。二是要建立规范、公开的财务管理和信息披露制度，对慈善资金的运作进行全过程控制，并定期公布有关信息，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如定期向捐赠者乃至全社会公布各项支出与收入及财务审计报告、慈善活动效率的指标数值等内容，这是取信于公众的必要举措。三是应当重视队伍建设，加强慈善机构工作人员的职业培训和知识更新，提高慈善会从业人员的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使慈善事业逐步变成以具有专业背景的专职人员主导、专职人员与志愿者相结合推进的社会事业，在香港、台湾等地区及欧美国家，对专职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人士都有接受社工教育的明确要求，中国内地亦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培训系统；同时，在队伍建设中还需要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对内设机构进行定岗、定编、定责、定权、定利，破除现有的职务界限，对全职员工实行全员聘任制，真正形成有利于将优秀的专业人才吸引到慈善事业中来，这是中国内地慈善事业获得发展的一个必要且重要的条件。四是需要树立品牌项目。慈善事业是高尚的社会事业，高尚的社会事业不仅需要公众的无私奉献，同时也需要有真正的品牌项目，只有有吸引力的慈善项目才可能争取到社会资源，慈善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无一例都是通过实施项目（使用善款）来实现的，因此，慈善组织虽然从事的是慈善事业，也要象营利组织（企业）那样，生产名牌产品（慈善项目即是慈善组织的社会产品），除了捐赠者自行确定捐款使用要求的以外，对由慈善会选择用途的非特定慈善捐款，在选择项目、确定善款用途上，必须坚持严格
科学的程序，在科学论证项目运作及认真评估其社会效果的基础上再行决策。
5.积极借鉴国际上行之有效的经验。发达国家的慈善事业无论在运作方式还是运行规范方面都已臻成熟，中国慈善事业应当积极借鉴。如适应市场经济规则并树立市场观念，将募捐与项目实施分离，建立科学的社会评估体系和严格的自律机制，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确立慈善工作职业资格制，等等，都是中国慈善事业走上规范、健康、持续发展之路所需要借鉴的经验。
总之，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需要发展慈善事业，慈善事业亦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慈善机构一定要审时度势、挑战自我、开拓进取，努力办成社会认同、政府信赖的民间公益机构，并使自身沿着健康的轨道稳步前进，最终促使中国慈善事业的大发展。^
发达国家如何打造慈善公信力
毛玉西
【专题名称】精神文明导刊
【专题号】V6
【复印期号】2011年08期
共识
慈善事业是“玻璃口袋”
欧美的很多知名慈善机构之所以能建百年基业，关键在于慈善机制的透明。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前主席卢塞尔曾说过：慈善事业要有玻璃做的口袋。可以说，类似认识在欧美早就成为共识。公众是否给慈善机构捐钱，捐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玻璃口袋”的透明度，慈善事业要获得公众的信任，就必须把这块“玻璃”擦亮，做到高度透明，这是欧美发达国家慈善事业持续发展的内生因素。
他山之石
确保透明有四招 任何公民都可以查账。
美国对慈善机构有相当严格的程序，尤其是一些资助项目申请、拨付款项和运营费用的预算等，管理都非常严格。美国绝大多数州都规定，慈善机构必须向州提交报告，而且任何美国公民都可以到慈善机构查阅账目。慈善信息披露如同上市公司。
英国《慈善法》要求慈善组织高度透明和公开，其信息披露不亚于上市公司。比如，慈善机构每年需提交两份报告——报告和财务管理报告，民众可以对每笔善款进行监督，如果对某机构的筹款方式不理解或不满，可以投诉。
慈善机构管理“有法可依”。
在法国，公众每年捐款高达数十亿欧元。法国慈善界1989年联合出台了规范慈善机构的《宪章》，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不谋私利、严格管理、规范运作、财务透明。此外，还要求慈善机构领导人员不取薪酬、不从慈善活动中获利。
内部管理专业化、公司化。
在美国，慈善机构已经实现专业化管理。从业人员绝大部分由志愿者构成，但他们大多都曾接受过专业训练；日常运作上援用工商管理制，董事会或托管会是最高决策机构，行政首长负责日常管理工作，监事会监督行政工作。
监管方式立体化
从国外的经验看，如何对慈善机构做好监管，已经拥有了很清晰的思路，那就是打造“立体化”监管体系，保证慈善事业的公信力。政府监管 在法国，任何慈善机构都要受到政府的监督和管理。在美国，美国国税局、州检察院等政府有关部门都依法对基金会进行管理。在英国，政府早在1860年就专门成立了“慈善委员会”，监督管理和规范慈善组织的行为。
媒体监督 媒体是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具有导向作用和威慑作用，能对慈善公益组织的管理者形成强有力的约束。比如，1992年美国的阿尔莫尼丑闻，就是由媒体曝光而轰动一时。
社会监督
在西方，社会监督是慈善监督机制中至关重要的部分，这包括捐赠者与公众的监督，每个公民都拥有对捐款使用情况的知情权。
第三方评估制度
浅论中国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 篇6
关键词：慈善事业；民本思想；佛教思想；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09-008-01
一、西周以来的民本主义思想
民历来就是作为君、统治者相对立的群体概念而存在的。进入阶级社会后，民的作用就渐为统治阶级所认识。学术界普遍认为，对民的重视是从周朝代商开始的，实际上商朝开国之主成汤对民的重要性已有所认识，因而采取利民、保民之策，从而代夏以兴。《管子·轻重法》中载齐桓公与管仲的对答：桓公问管子曰：“夫汤以七十里之毫，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对曰：“桀者冬不为杠，夏不束桴，以观冻溺，弛牝虎充市，以观其惊骇。至汤而不然。夷境而积粟，饥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资者振之，天下归汤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商汤的赈恤饥寒措施，大概可视为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开始。然而，商代后期，商王失德，以致重蹈夏桀覆亡之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人提出‘德的概念作为统治者‘宜民宜人的理论依据，黄天无亲，为德是辅”。周文王力行仁政，采取了惠民、保民政策，《孟子·梁惠王下》中孟子答齐宣王问：“昔者王之治岐也，……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可见，爱护鳏寡孤独之人是周文王施政的核心。
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建立以后，历代皇帝在赈贫恤患方面未尝有所懈怠，这以历代会要的记载中可以观知。
二、儒家仁义学说
“儒家鼻祖孔子倡导的‘仁，在不同的场合可以有多种解释，但‘爱人是‘仁的基本出发点”。孔子主张“养民也惠”，即要求统治者施行惠民政策。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说，把“仁”和“义”当作基本的政治范畴和道德规范，并因而把施行仁政提到极端重要的地位。
儒家学说历来把“三代之治”当作国家大治的典范，加以颂扬、美化，那么“三代之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盛世呢？《礼记·礼运》载孔子的话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历代贤明帝王和志士仁人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的社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追求。宋慈善活动的开展，无非是国家的“仁政”或地方有力者的“仁心”所致
三、佛教的慈悲观念与因果报应说
公元一世纪，佛教传入中国。由于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佛教逐渐由宫廷流布民间。“中国固有文化仍然是源，而印度佛教文化是流”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分裂割剧状态。频繁的战争动乱不仅给普通百姓带来了灾难，也使统治者们陷于朝不保夕的境地。于是，对人生失望的情绪在社会各阶层中蔓延，寻求精神寄托和灵魂安慰的渴望随之而生。佛教以其独具的教义，迎合了社会各阶层人们的需要，因而流传日广，逐渐形成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渐渐佛教教义与中国民族文化和习俗心理相结合，使佛教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
构成慈善事业动力机制的是因果报应学说与慈悲观念。因果报应学说是佛教伦理的理论基础。其基本原理是佛教伦理的“因果律”，因果报应学说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就有了类似的思想。《周易·坤·文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如后文所述，传统道教中也有积善得善、种恶得恶的善恶报应思想。所以，佛教善恶报应学说一旦传入，便引起了共鸣。
四、民间善书所宣扬的道教思想
道教思想中也不乏劝善去恶的嘉言，如《老子》一书中就有“施恩布德，世代荣昌”、“人行善恶，各有罪福，如影之随形，呼之应声”等。而道教劝人之言的深入民间，则得益于善书的广泛流传。
“所谓善书，是指宣扬伦理道德，以劝人为善为宗旨的民间通俗书籍。”
宋代出现的《太上感应篇》是现存最早、最为完整的著名善书。由于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大力提倡，加上为之作序、作注、作图赞的文人名士“纷起云集”，“乐善者复刷印以分贻朋好”，故而几百年间流布日广，“至于家有其书”，达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被公认为道教善书的集大成者，与《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并称为“善书三圣经”。
与行善积德思想相应，善书倡导以仁爱侧隐之心利物济人的慈善行为。从明清时期善书的盛行情况，可以推知其对民间慈善活动兴起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基于重民保民的民本主义思想和儒家仁义学说，历代统治者或者作为仁政的一个表现，或者为了钓取仁义君主的虚誉，大都注意对鳏寡孤独残疾贫病之人予以救助。而佛教传入以后，基于佛教的慈悲观念、善恶报应思想及其延伸福田思想，在南北朝及唐宋时代，先后出现了“六疾馆”、“孤独园”、“悲田养病坊”及福田院等慈善机构。宋代以后，儒、佛、道三教出现合流趋势，尤其在道德伦理方面，佛、道二教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三教合一，宣扬以仁义为中心的王政思想，要求人们行善积德。以上诸方面构成了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由于上述诸方面的合力，加上社会因素的作用，推动了中国古代慈善事业不断趋向兴盛。
参考文献：
[1] 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 张岂之.中国历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 汤一介.中国儒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面临瓶颈 篇7
在这个新的阶段，我们发现社会政策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因此需要尽快地调整。而慈善公益事业在社会政策的调整方面走在了前面，去年的汶川大地震后的救灾工作，使中国的慈善事业发生了重大的、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去年我们整个社会的捐款捐物达到了1070亿元，这是中国捐赠的历史高峰，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指标的变化。因为，平均常年的中国社会捐赠是100亿元左右。
第二，志愿者队伍已经接近了1亿，青年志愿者的注册人员已经接近3000万。2008年，仅青年志愿者就提供了17亿小时的服务。在大灾当中仅汶川大地震就有300万以上的志愿者到了灾区，是志愿者周到、辛劳的服务改变了救灾的结果。
第三，中国的慈善组织更为普及。许多地方和基层的草根慈善组织开始全方位地展现活力，而不少大型慈善组织开始了体制与项目发展的创新，日益贴近社会、贴近捐赠者，政府非常积极地予以支持。
第四，慈善现在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风尚，这种社会风气的改变在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
所以，中国社会已经具备了更进一步发展慈善事业的社会基础、心理基础。但是中国的慈善、中国的公益事业的发展还面临着比较大的障碍，这是一种文化障碍。
第一个方面是表现在许多慈善组织行动能力相当弱，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2007年基金会的专职人员仅仅是1.8万人，我们缺少大量的专业化的基金会工作人员。等到汶川大地震捐款出来了，基金会第一次发现有了捐款不好花，我们第一次体会到花钱比要钱更难，你必须要给捐赠者良好的交待，这样压力更大。
第二，我们许多慈善组织不善于使捐赠者满意，不善于公开信息，不善于与捐赠者打交道。许多慈善组织往往以自我满意为标准，提出来什么样的一种口号呢？我只要不贪污就行了，我把钱一点一点地做就行了。结果呢？许多捐赠者现在出现了不太满意的声音，希望知道捐款捐物的去向，但是往往得不到具体细致的服务。
第三，许多慈善组织不善于进行组织建设。我们的组织活动还不善于与社会的捐赠活动紧密地结合起来。
第四，我们不善于进行项目的设计。
所以，我们特别感到慈善事业的发展在中国其实面临着很大的瓶颈。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下一步需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首先是要尊重自己，尊重普通人，研究普通捐赠者的想法。我觉得整个中国社会正处于巨大的历史性学习的过程中。慈善事业的学习任务更重，不熟悉的事物日益增多，社会大众的理念正在发生着较大的变化，慈善事业如何适应这个时代的潮流，确实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
从政府方面来说，需要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来尽快地推进慈善事业的大发展。我们正在起草《慈善事业促进法》。当前需要尽快推动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健全机制的形成。对于慈善组织要设立一个最基本的标准，那就是如何让捐赠者满意，不是你自己的标准，是你如何在捐赠者那里得到比较满意的评价。这应该作为慈善组织工作的最基本的标准。同时，我们还要推动建设慈善的信息平台，鼓励各类慈善组织进行合作，我们要求慈善组织也要像政府一样转变作风。我们准备表彰非常有活力的慈善组织和慈善项目，作为学习的榜样来推动慈善组织的转型。中国的慈善事业能有大的发展，他们是最好的推进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