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处

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处（共6篇）

篇1：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处

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处文件

国音研 [2011]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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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08级研究生毕业、2009级研究生中期检查

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系：

根据研究生工作安排，请各系认真完成以下工作：

1、2、组织硕士毕业研究生（音乐表演专业）举办毕业音乐会 根据研究生处统筹安排，进行博士、硕士（含统招、艺术硕士、高

校教师）毕业论文答辩工作

3、组织2009级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进行中期检查。

注：艺术硕士、高校教师研究生毕业程序按照统招毕业研究生规定执行。相关表格请到研究生处网站下载。特此通知。

附件1：《2011年春季学期毕业研究生工作安排进程表》

附件2：《二年级博士、硕士研究生中期检查工作安排进程表》

附件3：《研究生申请学位课程要求》

附件4：《中国音乐学院论文盲审规定》

附件5：《中国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格式规范》

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处

2011年3月10日

主题词： 博士硕士艺术硕士高校教师毕业工作中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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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 赵为民联系人：李一丹联系电话：64887364

篇2：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处

2007-2008年度科研课题申报的通知

音研所自2001年实行科研课题聘任制以来，已连续六年面向海内外发布科研课题，并取得较大成果。经院音研所课题评审委员会研究，我所开始进行2007-2008年度科研课题的申报工作，热诚欢迎海内外学者前来申报。

课题经费标准为：

一等专项： 35000元

二等专项： 25000元

三等专项： 15000元

一等专题： 7500元

二等专题： 5000元

三等专题： 3000元

申报者请注意以下有关事宜：

1.请仔细阅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2007-08年度科研课题指南》并按要求填写《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科研课题申请·评审书》。

2.申报时间：即日起至2008年4月7日。申报者可将填写好的《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科研课题申请·评审书》（一式六份）及电子文本报送至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办公室。

3.本通知与《课题指南》及《课题申请·评审书》均可在上音公告及学校网站（http:///）下载.4.通讯地址：上海市汾阳路20号上海音乐学院电教大楼607室 邮编：200031

联系人：刘青、郭梅

电话：（021）643***01

E-mail：yys@shcmusic.edu.cn

kyc@shcmusic.edu.cn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

篇3：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处

可以说, 音乐心理学是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就我国音乐心理学而言,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关于音乐心理活动的描述和对某些音乐心理规律的研究就散见于诸子百家的史论、乐论等哲学、美学及伦理学文献之中。” (1) 可见, 中国音乐心理学的思想在早先的古代学者们的诸多言论中便已经有所体现, 并显得较为丰富、活跃。那么, 说它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则是因为与音乐学门下的其他学科相比, 中国音乐心理学的建立起步较晚, 在经历了从属于大心理学, 并接受着音乐哲学、音乐美学学科理论漫长的孕育阶段之后, 音乐心理学最终才在20世纪上半叶完成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的艰辛过程, 初步明确了自身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问题。而伴随着学术研讨队伍的壮大和大量学术论文的发表, 中国音乐心理学的发展进程加快, 学术研究变得更为专业、深入, 形成了稳定的态势。但即便是有了这样丰硕的成果和显著的成绩, 我们仍要窥见到那些在光华背后隐藏着的缺憾与不足, 尤其是对于这样一个年轻的学科, 不断地审视过去与进一步完善自身的体系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

在三次全国音乐心理学研讨会议顺利召开、闭幕之后, 学界人士对中国音乐心理学学科发展中显现出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热烈探讨, 而其中关于学科的研究方法问题学者们给予了重点的关注。我们知道, “一个学科的形成, 除了体现在学科研究队伍以及一定的研究成果之外, 成熟和规范的、独特而又丰富的、符合该学科研究规范的研究方法的运用, 也是必备条件。” (2) 因此, 就任何一个学科来说, 拥有一整套完备且专属于该学科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学科建立、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和决定因素, 这对于中国音乐心理学来说也不例外。

可以看到, 中国音乐心理学自学科建立以来, 在研究方法上确实有了一些改进, 由过去将简单化、机械化, 缺乏科学验证和说服力的探索拓展成运用科学实证进行研究的新模式;将原来只把音乐剥离成一个个单一元素来进行研究转变为从宏观、整体地角度去看待音乐。时代更迭, 中国音乐心理学在面临新要求和新挑战之时, 其发展的脚步又一次缓慢了, 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仍热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 我们观察到绝大多数的研究者在研究的实际操作中依旧没有脱离旧有的观念, 继续沿用着多年来较为单一、传统的研究方法, 将研究再一次滞于采用定性研究的思辨性方法下进行, 而对于其中质与量的研究关注偏少, 实证方面的研究则更为稀疏、薄弱;另一方面, 中国音乐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还存在一定的漏洞, 表现为方法的滞后和变更的缓慢。面对此种境况, 中国音乐心理学迫切需要向外国先进的音乐心理学吸收经验, 整合出适应时代、适于本国音乐心理学发展现状的研究方法, 并清楚认识到作为大心理学分支的音乐心理学, 应该而且是必须采取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为依附, 但同时, 从音乐心理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发展的角度来看, 在学习大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之外, 开拓出多种具备自身特点的方式、方法来开展各项研究同样是音乐心理学学科发展的基本要求, 更是当下中国音乐心理学学界内各科研人员和学者应考虑的核心问题。据悉, 目前我国学界的专家们已在朝着以西方心理学和西方音乐心理学的成果为学习、借鉴的对象, 探索以实证为主, 各种多元、开放的思维和方法相结合的新型研究方法的趋向迈步, 以便能更好地实现我国音乐心理学学科快速、稳健的发展。

关于当前中国音乐心理学应具备的较为理想的研究方法及其后的发展趋势, 笔者将对此做一番简单的讨论与设想, 而在论及这个问题前, 我们首先要对大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有一个初步、简单的了解。

“心理学并非纯自然科学, 它兼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属性, 兼备理论性和应用性, 因此, 现代心理学研究方法也是多元的。” (3) 其中包括哲学法、心理学一般方法和心理学特殊方法三种。这里需要强调指出“心理学一般方法”是指包括观察法、实验法、测量法、调查法等一般方法;“心理学特殊方法”则是类如音乐才能测验法的那些特殊方法。而按照理论基础和研究目的的不同, 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又可分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种, 定性研究主要是对研究对象的质进行思辨性的探究, 而定量研究当然需要通过调查、测量等形式来收集相关材料, 并对其进行数据上的统计与分析, 从而得出可靠、准确的结论。

笔者认为, 中国音乐心理学在研究方法的调整与完善过程中, 首先应坚持将以下几种方法作为目前最主要、且最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加以贯彻实施:

一、分析与内省法相结合。这是对人类的音乐创作、音乐表演及音乐欣赏的过程进行心理分析的一种方法, 通过对音乐家的自述、谈话、日记、传记, 以及手稿等材料进行分析、研究, 从而找寻音乐创造的心理活动规律。为人们从心理角度了解和认识音乐作品产生的原因与音乐形态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启迪, 深化音乐历史的研究。而所谓“内省法”就是音乐家或参与音乐活动的个体, 对自己的音乐心理活动进行总结和描述的过程, 从而力求能说明音乐心理特征的那些佐证。

二、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是根据一定的目的和取样标准, 选定调查范围和对象, 进行音乐心理调查的研究方法, 是目前音乐心理研究应用得比较多的一种方法。其形式多样、局限性小, 不仅可以在社会散发问卷进行调查, 也可以请调查对象进入实验室, 在欣赏制定乐曲后填写相关问卷。经过材料的整理、分析, 来了解人们对美好音乐的取向和各种音乐行为的内在规律。另外, 当研究需要个案分析时, 问卷调查的形式就更能发挥它的优势了。

三、测量法。测量法是通过各种测量仪器, 根据一定的标准测量不同人群对音高、音长、音强、节奏及和声的分辨能力, 以及对音乐感觉、音乐记忆能力、音乐的想象力等方面的测定。

音乐心理学由于它的学科属性要求, 其研究方法不仅应囊括音乐学和大心理学两门学科所有的研究方法, 即把通过实验、测量、调查、统计得出的真实可靠的实证材料与研究者经过思辨、内省、观察、分析得出的理性判断结合起来;更需要在以思辨性的、质的研究为内容的定性研究法和以测量、分析等手段进行量化研究的定量研究法相融合来进行研究, 随着现代多元统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发展的步伐, 不断挖掘、尝试更多不同的新方法去适应人类音乐心理和音乐行为的多重变化, 找到研究中更新的趋向。郑茂平的《国外音乐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最新趋向及其反思》一文为此做出了努力。文章对国外音乐心理学所使用的实证方法模块中的三种最新的研究方法进行介绍, 指出电脑图 (EEG) 、事件相关点位 (ERP)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FMRI) 是目前国外音乐心理学所使用的三种最前沿、最高端的学科研究方法。同时, 他还对国外音乐心理学研究内容的新趋向, 做了详尽的阐述。首先, 描述了三种新方法对音乐基本要素进行研究的情况, 包括音高、和弦、音程、节奏。其次, 论述了音乐要素的结构所表现的意义与风格方面的研究, 内容涉及不同音乐风格认知过程的EEG研究、“莫扎特效应”的EEG研究、音乐及其表现意义联觉过程的ERP研究、音乐知觉期待的ERP研究、音乐认知过程中个体差异的ERP、FMRI研究。其次, 是新方法对音乐和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 认为“音乐和语言额知觉启动过程在语义的分析过程中具有同样的脑机制, 音乐和语言一样不仅能影响语言意义的知觉, 也能启动语言概念 (不管是抽象概念还是具体概念) 意义的表征。” (4) 最后, 郑茂平还对国外音乐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 对音乐训练与大脑“可塑性”的关系、音乐的“国界”问题、音乐的语义性等人们关注的问题提出了探讨。

我们发现, 诸如此类的研究在近些年有所增加, 这不仅预示着学界对中国音乐心理学研究方法的重视程度逐步加强, 尤其是对实证性研究方法的关照有所深入, 更体现了研究者自身的研究方法论意识开始有所提升, 中国音乐心理学正朝着科学、全面、先进的方向前进。而在对国外音乐心理学的各方面进行分析、总结之时, 也正是我国音乐心理学向国外音乐心理学学习和借鉴的契机, 我们应秉承实事求是、科学发展的精神, 在正确了解我国音乐心理学的发展现实的基础上, 通过对国外音乐心理学研究经验的吸取, 更快、更准地找到适合我们的发展方向, 将我国音乐心理学的研究推向更深的层次。

参考文献

[1]蔡黎曼.黄虹.西方音乐心理学研究方法对我国音乐心理学研究的启示[J], 中国音乐 (季刊) , 2007, 2.

[2]孙伟.音乐心理学学科内容本系初探[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 (音乐及表演版) , 2003, 3.

[3]郑茂平.国外音乐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最新趋向及其反思——从传统实验到EEG、ERP、FMRI[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008, 3.

篇4：音乐美学中国学思想研究

关键词：传统美学思想；儒家；道家；墨家

中图分类号：J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1

中国的传统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含有丰富的美学思想，对中华民族传统音乐美学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音乐体系的影响。中国的传统音乐和西方音乐系统所谓专业控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提出了鲜明而独特的美学特征，贯穿整部美学。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音乐发展出现在他们的要求、文字、墨水、方法、佛陀、阴阳和许多其他的美学流派，但是通常是道教融化覆盖、吸收道家美学思想的产生，从先秦到目前为止，音乐发展中贯穿始终。

一、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善、和

儒家对乐论对音乐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孔子思想的审美简单、美丽，美貌的简单，隐含的美，是自然的和令人激动的交融，赞成音乐美学保持与情感态度。孔子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害”。他认为，音乐审美情感态度和性能中正和平，也是一个谦虚。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这与他的“中庸”理念是一致的。荀子提前考虑激励英勇善战，而在男性和和平的环境以礼，可以使人们影响几代人。在音乐内容和艺术形式的音乐理论，儒家内容“善”、“和”首先，和艺术形式的美，在第二。传统的中国音乐美学以“和”为中心。我国的音乐家有深远的影响。儒家的音乐家的音乐理论艺术作为一种方法来知道真相。

《快乐记》是儒家美学代表作。“高兴”讨论的起源记录音乐”，由凡人的心也：既然、迁移的物质之心，感觉在野心勃勃也使用的事物和动作，以形状对声音的来源。”音乐是由人们之间，其根源是由于思想和兴奋的感觉受到自身之外的事物，“心理”、“事情变化的原始唯物主义反映论观点。《快乐记》提出了自己的音乐美学思想，如书写道：“这是进入，德，作为一个小以及第一行成，然后。”（“快乐的心情随笔”）的思想内容说，工作是主要的，技能是次要的，道德修养是首要的，事情的完成是次要的，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当代音乐的音乐教学的专业音乐教育人才，不仅需要但通过音乐素质培养，有一定的艺术修养更重要。

孔子（公元前479—511年）是春秋时期的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思想，作为创始人的孔子是音乐文化历史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音乐思想主要集中在《论语》中。孔子鼓吹政治的美德”，提倡“治”、重礼、乐的政治作用，强调音乐可以影响人们的道德。孔子认为音乐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品质是“好”、“美”。那些对所谓的好，象征着和平并表现为美，形成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音乐审美标准。在高度评价为内容的美德避开它，给人以完美的艺术音乐性能，武王对吴女士”级别的行善的人，都没有美丽的艺术。孔子认为，音乐家反映人们的痛苦和快乐的情绪要有节制，不应超出中庸之道的逻辑规律。强调统一的形式和内容，提倡“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倡导和不喜欢热情奔放或抵抗精神民俗音乐”的一声，理想主义者”，“恶叛逆的雅也”，带着封建统治阶级政治偏见。

荀子（在大约公元前238—313年）中倡导的哲学思考，“荀子性恶教育事业的自然习惯能改变一定很好，因为这更加强调了音乐教育的重要性，是人的必要。他主张音乐从现实，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但之前，音乐思想还有几乎庸俗的趋向。

二、道家的音乐美学思想：自然、天人合一

从道教音乐美学思想的诞生起，中国的音乐文化的核心是自然的，渴望达到“伟大的音乐和声音”的边界。道教提倡的“天地之和”的思想。老子崇尚简单自然，追求和平，庄子哲学思想产生的美感，与客体之和谐的朴素性气质的复归的实现以及音乐、音乐曲调和阶级矛盾，追求人类平衡，认为满意的理想社会是一个自然无为、和平的冷漠“乐”属性。

道家老子和庄子，他们也不提倡音乐，甚至是负面的音乐。老子思想有许多辩证的元素，如“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等。

老子《道德经》（十六）在政治上倡导“无为而治”，无为，统治阶级，据称是统治阶级说是忽视，因此，他反对所有的欲望，声音、颜色、味道是引起人们欲望的树根，他说：“五色是目盲的五音、品味、充耳不闻”，人口脆，《道德经》（12日）所以要完全禁止。希望能过一种“虚拟静态弱，寂寞无为”理想的生活的，那么他是科学和文化艺术，手里拿着一个排斥反应、消极的态度，他说：“湖，使耳不乱耳听觉”（《庄子的音乐和》），是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

道家主张清静无为，自标的物的嗜好课程将集中在风景美丽，它的“天人合一”观不可避免的向往宇宙与人类的统一、历史的道家思想的人，都最超然物外厚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自然景观，或自然风光或部分从我的观察，梅花三弄个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她借了梅花在大自然中，不畏严寒的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隐喻美，以音乐衬托陪衬。梅花的爱，优雅，是作者的个性美高的沙漠的物体（音乐）的性能，这是首歌，就像一个戏剧性的梅树，微笑吧，为你的微笑突然冒出来风霜，其魅力所在是深层的回声不遗余力。道家崇尚自然之美，不仅在音乐和追求的境界无限，追求等“上帝鱼雁外”和“暗示”。与此同时，一首诗，此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里梅可以和承载霜当路的头发，体现了雪在寒冷的开放（梁、陈人和讯网上班）。音乐，我们不能只看到道教崇高自然，更可以身体无知道家主张天人合一的男人，是道家自然概念进行了反思“天人合一”的部分。

三、音乐美学的思想：欢、乐

墨子（在大约公元前376—468年）。音乐和儒家思想的相对了名字，出生在音乐使墨子鲁国。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学问渊博的学者。他的音乐里竭力反对儒家思想对索赔的音乐。墨子禁止音乐。墨子再三强调：“这事，而不是为了也!”的意思是，“音乐活动，不得从事!”

为什么这么说?墨子说：“如果是有利于人民的，所以我不禁止的。”国王在战国时期追求糜烂的生活，大兴歌舞。为了使仪器和征用大量材料在追求音乐享受，男性抓去跳舞快乐的劳动。而那种音乐不能使这个华丽的人得到任何利益，所以墨子极其讨厌这种“音乐，吃人”的现象，对需求的音乐，因生产、阻碍，坚决要求禁止音乐。此外，音乐能避免儒家声称让大家更高尚，天灾，国家的繁荣。墨子他指出：音乐针锋相对的问题不能解决，当三个问题——人们没有食物，缺乏衣服，没有时间休息。此外，音乐不能让骗子停止欺诈，都不能让强大的欺负软弱，不能消除战争，不能让那些高贵的平民轻视，不排除偷盗。所以在這段时间中，墨家认为音乐应被禁止。

篇5：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处

2016年5月9日，以中国音乐的创作、表演、理论、教育和推广研究为其宗旨的高等研究院――“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贺绿汀高研院”）在上海音乐学院隆重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林在勇与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贺绿汀高研院”名誉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赵季平先后致辞，并共同为“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揭牌。林在勇为高研院首届学术委员会委员赵季平、盛宗亮、叶聪、阎惠昌、高文厚、乔建中、居其宏、赵维平等人颁发了聘书。揭牌仪式后，赵季平主持召开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为期两天的“贺绿汀高研院”“中国钢琴音乐经典百年回顾”系列学术活动也同期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和师生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林在勇在讲话中表示，上海音乐学院是我国最早建立的高等专业音乐院校。建院90年来，在中国音乐人才培养、中国音乐创作、中国音乐表演、中国音乐理论建构、中国乐器改良、中国音乐传播推广等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做出了独特的历史性贡献。今天，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的建立，既是上海音乐学院学习贯彻总书记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精神的重要举措，也体现了学校在办学方向、教书育人、学科建设等方面的战略思考和价值导向。“贺绿汀高研院”着眼于体制机制创新，强化学科群意识，搭建新型学科平台，汇聚中外一流人才，整合并提升中国音乐学科的资源共享与协同创新，建设具有国际重要影响力和标杆意义的中国音乐学科高地。“贺绿汀高研院”将首先从三个方面着力推进：一是开展有关中国音乐学科的基础性理论研究，如中国音乐学科的元理论研究、中国音乐的原创性研究等，为中国音乐学科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二是推动国际语境下的中国音乐学科体系建设和中国音乐的经典化建构；三是构建学科建设新平台和新机制，网罗延揽海内外最优秀的专家学者和青年人才，开展高水平研究项目的招标、委约和个性化定制，培育学科领军人才和学术骨干。

赵季平在讲话中表示，一年多以前，听到林在勇院长提出的这个新构想与新意图时，为之感动和震撼。这个平台的立意拥有大格局、大胸怀，对中国音乐在当下、在未来、在世界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众所周知，上海音乐学院作为中国第一所音乐高等院校，本身就是近当代中国音乐历史进程的重要见证者；改革开放后，上海音乐学院也日益成为音乐创作与推广的重要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一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诞生在“上音”，实有其必然性。赵季平指出，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到来，一方面国内知识界和文化界对中国音乐发展充满期待，另一方面外部的世界也正在发生格局的变化。这些都促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中国音乐的发展状况。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吸收西方文化、创作技法，同时又对蕴含强烈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音乐作品，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这些作品还不够熟悉，其原因在于学者们对这些优秀作品的研究、保存、演绎推广的力度还远远不够。“贺绿汀高研院”以中国作品“经典化”作为平台的重要核心，不仅对中国作品的传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更体现了上海音乐学院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高度的前瞻性，相信“贺绿汀高研院”一定会成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准和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平台。

“贺绿汀高研院”执行院长杨燕迪作了研究院筹备工作及建设规划的报告。他指出，“贺绿汀高研院”的创办宗旨在于传承以贺绿汀等老一辈音乐家为代表的“上音”优良办学传统和学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凸显“上音”在中国现当代音乐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以推动、弘扬、整理和推广优秀中国音乐创作为工作核心，整合校内外资源，统合创作、表演、理论、教育和推广的各方力量，汲取传统精华，立足国际视野，对接国家战略，增强学院办学实力，扩大中国音乐的国际影响力与社会辐射面，拉动和提升学校的“高峰高原”学科建设，为“双一流”建设贡献力量，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做出“上音”的独特贡献。高研院首先将开展中国音乐创作与推广研究中心、中国音乐表演艺术研究中心、中国音乐理论研究中心、中国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等4个研究中心的建设，建设1个基础数据库――中国现当代作曲家与作品辑录数据库、1个新型表演艺术团体――上海独奏家室内乐团，在国内外开展中国音乐的传播推广。

华裔作曲家、美国密西根大学终身教授盛宗亮认为，在音乐院校设立高等研究院，上海音乐学院是世界首举，不仅在中国音乐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在世界范围的高研院建设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贺绿汀高研院”的成立在构想和主题的设立上都很好，但立意高则面临的压力也是巨大的，“第一”意味着更多的挑战。“中国音乐”如要被世界认可，那就必须寻求一种共同语言，并且其前提是对西方音乐以及中国传统音乐都要有很深刻的理解。他认为高研院的核心之一“经典化”是十分重要的内容，所谓的“中国经典”不仅是中国人集中研究的作品，而应该是能吸引外国人也来聆听并研究的作品。因此对于创作者来说，必须要放眼世界。“中国音乐”一词不仅仅是指中国作曲家的创作，也不是特指具有中国风味的创作，而是一种文化融合。“中国音乐”如要被世界认可，那就必须寻求一种共同语言，并且其前提是对西方音乐以及中国传统音乐都要有很深刻的理解。

音乐学家乔建中认为，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对中国音乐相关元理论问题、基础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已经全面展开，“贺绿汀高研院”理论板块的研究要从总结前人成果开始，进行查漏补缺，与一些研究机构建立联系，将它们进行整合。高研院的建设可以借鉴1956年“上音”中“民理、民作、民器”三合一的经验以及萧友梅先生“输入世界音乐，整理中国国乐”的思想。

指挥家、香港中乐团艺术总监阎惠昌表示，长期以来，中国的音乐学院主要研究对象似乎主要集中于研究西方音乐，对传统音乐研究尤其是传统音乐创作的研究则相对匮乏。中国最早研究民乐配器的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胡登跳先生，上海音乐学院也是最早对民乐进行系统研究的专业院校，希望“上音”能通过“贺绿汀高研院”的设立，进一步加强对中国音乐进行深入研究，民族乐队以及中国音乐作品不能仅在华人圈中传播，还要吸引其他非华人作曲家参与，并逐步扩大他们的此类创作，将对中国音乐的传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音乐理论家居其宏在发言中指出，在中国音乐史上，贺绿汀先生对中国音乐的贡献是巨大的，尤其在于音乐教育层面。而随着时代变迁，现在许多学生的感性积累却多是西方的，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感性经验十分不足。因此，“贺绿汀高研院”在自我发展的同时关注音乐教育，要把握“高等”立意，站在学科的前沿，以高质量成果来回馈社会。

音乐学家萧梅认为，我们应当关注作为世界的中国，它是如何与世界其他文化发生关系的？因而，“中国音乐”问题也应该是全人类所关心的问题，而非闭门而谈的内部问题。从理论角度出发，“高等”的前提是我们只有对中国传统音乐彻底挖掘，才能将中国音乐“经典化”的问题深入下去，从而进行后续的研究。目前而言，以专题研究为板块进行踏实工作，是一个很好且有效的形式。

《人民音乐》编委、原副主编于庆新认为，“贺绿汀高研院”在创作、表演、理论、教育等领域，如何体现它有别于本科和研究生层面的“立意”更高的特点，还需进一步在实践中探讨。在教育方面，重点关注的应该不是大量存在的道德层面或体制层面的问题，而应该关注钱学森生前所呼吁的“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问题，以培养创新型音乐人才为己任。

“贺绿汀高研院”秘书长王瑞教授表示，对于中国音乐学科而言，需要在学科对象、学科范畴、学科内涵、学理规范等方面做进一步研究。在发展模式上，“贺绿汀高研院”将不预设围墙、不追求体量和规模的扩大，不重叠不替代现行的学科单位和功能，在充分学习借鉴国内外高等研究院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上音”办学实际，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弥补当前人才机制与学科建设机制的某些功能缺失，构建国际化开放式的学科建设新平台，为高研院的每一位学者提供个性化的学术研究项目和工作模式。

中国音乐研究专家、荷兰音乐学家高文厚认为，体现“高等”、促进研究进步有两种十分重要的方法，它们的核心都是保持“距离感”。其一，研究者需要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距离，方便从宏观视角进行观察，以获得全面内容；其二，研究者需要贴近目标，对其进行近距离的观察。他认为尤其在高研院的团队协作中，应当利用跨学科的优势形成研究合力。

盛宗亮十分赞同高文厚有关“距离”的观点，他认为实际上，“中国音乐”在历史上很早就受到了周边国家的影响，唐朝更是达到了顶峰。今天的“国乐”创作与研究就更应该利用融合视角进行观照。另外在有关高研院研究主体趋向的问题上，他提出要更多地强调创作以及表演。音乐作为活的艺术，它们需要不断地被推出。通过不断地熏陶以及配套教育体系的形成，让“中国音乐”之魂犹如DNA一样植入作曲家心中，而非停留在表面技术语言。这样才能让“中国音乐”的经典化、留存及传播良好地进行下去。

指挥家、美国南湾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新加坡华乐团音乐总监叶聪认为，高研院平台应以创作、表演、理论以及教学四个点作为核心支柱，依照这四个点将现有组织进行重新组合，从而提高综合实力。同时，积极吸引外来力量来激活内部运作，形成新的合力。为了使得平台能更有效地运作，他提出要抓住重点形成突破口，要注意“中国音乐”的核心不是在于“民族音乐”还是“传统音乐”等概念的辩驳，而应该去追寻“中国魂”，可以从重抓老“上音”的经典品牌开始，表演艺术家要多参与国际活动，从中展现中国特色，希望“贺绿汀高研院”能立足上海、引领全国、走向世界。

围绕高研院发展模式及相关学术问题，韩锺恩、陈强斌、周湘林、钱仁平、李小诺、唐俊乔、杨学进、伍维曦等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充分研讨和交流。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正如林在勇所言，“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从无到有，在发展理念、运作模式、管理机制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但我们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之下，“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必将为中国音乐的全面发展乃至中国文化的复兴做出独特的贡献。

篇6：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处

张晓明 齐勇锋

本文对中国文化事业单位的发展历史、近年来的改革进程、以及目前仍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并在文化事业单位的分类研究的基础上，对改革的目标模式进行了描述。

“事业单位”是我国传统体制对于除了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以外的社会机构的通称，“文化事业单位”事实上包含所有原来在各个政府部门以及全国性社团组织系统下建立的文化机构，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对象实际指向所有国有文化机构。尽管在中国事业单位的总盘子中，文化事业单位是一个最小的部分，但又是一个情况极为复杂，改革难度相当大的部分。本研究只能看作是一个开始。

一 中国文化事业单位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传统体制下的事业单位类似于国外的公共服务机构，文化事业单位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文化事业单位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发展于改革开放时期，尽管在体制上的性质一直没有改变，但是实际运行状况却已经多种多样，体制和机制落后的状况极为明显。

1．什么是事业单位？

“单位”是对于中国社会微观组织机构的总称，以独立核算的“法人机构”计算，中国的单位包括企业、机关和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居民委员会等四  本研究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研究”课题 “中国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研究”分课题最终成果的缩写。本课题主持机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总课题组及各分课题负责人，以及参加讨论的人包括：张晓明、齐勇锋、章建刚、贾旭东、李河、高书生、陈欣新、郝振省、徐升国、胡正荣、李继东、徐世丕、胡书东、张丽娜、王艳芳、惠鸣。 张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齐勇锋，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种，总数是510.7万个①。

根据国家发改委总课题组提供的数字，2002年，中国的事业单位大约有100万个，职工总数接近3000万，占公共部门就业人数的41％，全国劳动力总量的4％。中国的经济资源有相当大一部分投入到了事业单位，其中包括60％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大量的国有土地、大约三分之二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以及各级政府综合预算经常性开支的1/3②。

事业单位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组织，从1963年开始，不同时期有过四次定义③。从这些定义可以看出，中国的事业单位在体制上被确定为一种非营利性的，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领域从事社会服务的微观组织，与西方国家的公共服务机构类似，可以叫做“公共服务单位”（public service unite），简称“PSU”。但是，中国的事业单位的发展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事业单位的财政支持逐渐缩小，相当一部分经营性事业单位成为事实上的产业机构。因此，事业单位作为公共服务单位又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名无实的用语，它实际上是指以“事业单位”的名义开展公共服务和经营性活动的一批各种各样的服务性机构的总称。

2．中国文化事业单位的分布

文化事业单位的分布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社会需要和国家发展重点的转移而逐步形成的，而且隶属系统经历过多次变化。目前的状况是，狭义的文化事业单位可以指国家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等三大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管理的单位，广义的文化事业单位还应该包括其他部委所属的文化事业单位，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作协等全国性社会团体管理的文化事业单位，以及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民办非企业机构”。

狭义的文化事业单位是我国文化机构的主体。截止2004年底，由国家文化部归口管理的文化事业单位5.56万个，文物保护机构3965个。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归口管理的有1966座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新闻出版总署归口管理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出版事业单位约为8100家左右。④

①② 数据来源：《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主要数据公报》，见国家统计局网站，2003年1月17日。

参见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减贫与经济管理局：《中国：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改善公共服务提供》，中信出版社，2005 年版，第1-2页。③ 参见宋大涵、李建、王岩：《事业单位改革与发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第2－3页。④ 数据由本课题组研究人员根据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等政府部门掌握的资料整理得出。

广义的文化事业单位目前没有统一的统计。从课题组搜集到的数据看，工会系统有工人文化宫、俱乐部3.9万个，图书馆2万个①；目前全国的各种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共有12000多家，其中教育系统有2600多家，共青团系统有1400多家，妇联系统有1200多家②（包括青年宫、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青少年素质教育基地、少年科技站、科技馆等）。

“民办非企业”文化机构，是90年代中期以来对私人投资开办的非营利的文化机构的称谓。根据民政部网站提供的数据，截至2004年底，全国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共有13.5万个，其中有文化类的3139个。

3．中国文化事业单位的类型

尽管文化事业单位在体制上被定义为中国公共服务体系的一个部分，但是实际情况已经并非如此。就整个事业单位而言，预算拨款目前大约只占全部收入的一半左右③，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26年来，事业单位运作状况已经高度分化，类型已经多种多样。从1989年1月起，国家财政部就将其国家预算内事业单位区分为“全额预算管理”、“差额预算管理”和“自收自支管理”三种基本的类型。

狭义的文化事业单位由三大文化主管部门管理，其统计数据中显示的财政依存度，有助于我们了解其类型分化状况。根据我们搜集的数据，文化部系统事业单位的财政依存度最高，达到69.8％；广电系统次之，约为10％左右；新闻出版系统基本上已经成为重要的国民经济产出部门，产值约为1900亿，据说对国家税收贡献仅次于烟草。

三大部门财政依存度差别反映出所属文化事业单位运行分化的状况：文化部所属的文化事业单位（如艺术表演团体、公共图书馆、群众艺术馆、文化馆、文化站等）所提供产品收费能力不足，财政全额资助的单位绝大多数集中于此。广电和新闻出版部门所属的事业单位所提供的产品易于“创收”，商业化和产业化程度较高，大多属于国家财政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管理单位。

广义的文化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文化单位缺乏上述部门性的统计数字。根据课题组案例调查的情况看，这些文化事业单位由于缺乏明确的业务主管部门，因此普遍开展了各种创收活动，其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以及机构的类型更加多 ①② 中华全国总工会：《2002年中国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蓝皮书》，见新华网2003年1月24日。

见谷丽萍：《大力推进青少年社会教育，努力开创青少年宫工作新局面》，2005年5月8日，中国青少年宫协会网。③ 见《中国：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改善公共服务提供》，第4页。

种多样。

4．文化事业单位存在问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20多年，与经济部门相比，公共服务部门的改革相对滞后，已经成为新一轮改革的重点。中国的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分为“科学、教育、文化、卫生”四小类，文化事业单位规模最小，但是特殊性和复杂程度却很高，普遍存在的体制性和机制性问题已经严重制约新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从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看，由于不加区别地鼓励实行有偿服务，使大部分文化事业单位虽然体制上仍然按公共服务机构管理，所提供的产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公共性质：或者由于投入不足而萎缩（如公共图书馆等），或者由于扩大收费而蜕变（如工人俱乐部、青少年宫等），或者由于完全转向商业轨道而变质（如广播电视机构，依靠广告生存）。

从微观组织层面看，为了适应开展有偿服务的需要，大批有经营能力的事业单位（主要是在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领域）获得了双重身份：既是事业法人，也有企业法人执照，长期实行事业和产业双轨制的混合经营（即所谓“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在这种制度安排之下，在同一单位内，公共与非公共性质的产品和服务混淆，经营性活动与公益性活动交叉，多重功能相互重叠，多重发展目标相互冲突，内部管理机制日益混乱。

在政府监管层面，由于文化事业单位大部分已经市场化，成为事实上的营利性机构，传统的行政管理手段很大程度上与现实脱节了。这一情形常常被概括为政府“越位”（主要指对产业属性较强的机构，政府干预过多）、“缺位”（主要指对公共服务性质较强的机构，政府支持不足）、“错位”（主要指不同政府机构之间管理权限不清，重叠错位）。

在结构布局层面，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事业单位的发展过多依靠地方财政，以及允许事业单位自身创收的做法，导致文化发展在地区和城乡间严重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消费水平高，文化需求旺盛，购买服务能力强，财政支持力度又大，各种文化机构发展形势就好。落后地区有效需求不足，政府财政能力又小，文化机构发展形势就差。城市经济状况好，文化就发达，农村经济状况差，文化就落后，等等。

在宏观管理体制层面，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一再提出改革文化体制，但是实际上宏观体制的管理理念还没有根本改变，适应市场经济的文化宏观管理体制思路没有形成，国家管理经济和管理文化还是“两张皮”。表现在国家无论对文化事业还是文化产业都垄断过度，社会力量办文化的通道依然不畅。虽然已经允许民办文化事业单位，政策的取向仍然是限制民间资本的进入。在2003年以后的改革中，有关方面经常以“办文化”、“管微观”、“管理系统内部的文化机构”这几个判断来指出这方面的问题。

二 中国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进程和评价

中国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事实上贯彻了文化事业单位发展始终，市场化是这一发展过程的主线。1963年，国家第一次明确“事业单位”这一类社会组织的编制类型，这可以看作文化事业单位产生的标志。仅仅3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文化事业单位基本瘫痪，未能正常进行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服务。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事业单位才再次开始正常运行，而新设立的文化事业单位则构成目前文化事业单位的主体。可以认为，中国文化事业单位的有效生命期几乎是在市场取向的改革进程中渡过的。因此，中国文化事业单位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不断以改革推动市场化、以市场化推动事业和产业发展的过程。

1．文化事业单位改革过程：四个阶段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经过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3年，国家开始允许文化事业单位从事经营活动，“双轨制”模式开始浮现。1978年，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1979年元旦，上海电视台播出了中国电视的第一条商业广告。1979年9月30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第一条外国商业广告。这些事件标志着，在我国文化事业单位的核心领域，新闻出版传媒机构正式开始从意识形态宣传型向宣传与经营并重、双轨制运行的方向发展。

第二阶段：1984－1993年，各项改革决定出台，文化事业单位经营活动受到鼓励，允许文化事业单位拥有企业执照，“双轨制”合法化。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正式启动，公共服务部 40 门改革分行业开始①，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在一些行业（特别是演艺业）开始进行，经营活动普遍受到鼓励。到了1987年，这一阶段改革措施演变为正式的政策出台，允许文化事业单位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获得营业执照，合法开展企业化经营活动。这标志着“双轨制”的合法化②。1989年1月，财政部发文，根据事业单位是否有“稳定的经常性业务收入”，将国家预算内事业单位区分为“全额预算管理”、“差额预算管理”和“自收自支管理”三种类型，将这一阶段改革从国家预算管理角度确定下来。这标志着“预算内事业单位”在性质不变的情况下被区分为“公益性”、“准公益性和“经营性”的不同类别。

第三阶段：1993－2000年，中国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事业单位改革的正式决定出台，开始摸索在体制上将事业和产业分离运作。1993年，党中央做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明确了改革的目标取向③。1996年，事业单位全面改革开始④，提出将“政事分开”放到首位，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逐步转变为独立法人参与市场运行。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同时，广电系统事业单位“制播分离”改革开始，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开始向着在体制上将事业和产业分离运作的方向发展。

第四阶段：2000－2006年，正式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产业，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任务。文化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思路基本形成。2000年10月，“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这样的用语第一次出现在党的公开文件中⑤。2001年8月出台另一个文件，肯定了将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组建成为产业集团这一改革思路⑥。2003年6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召开，事业与产业“分类改革”的思路成型，文化事业单位改革作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的中心环节全面展开。

2．文化事业单位改革试点：四个主要方面

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从2003年6月开始进行，到2005年底基本结束。与文化 ①②

科技体制、教育体制、卫生体制等各项改革决定陆续出台。

1987年，文化部、财政部、国家工商局联合颁布了《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鼓励文化事业单位利用自己的知识、艺术、技术和设备等条件，开展有偿服务，取得收入，用于补充事业经费的不足。③ 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④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事业单位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⑤ 见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

⑥ 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出台“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若干意见”（“17号文件”），文件提出建立“以资产为纽带，业务为主线创建新型的、跨行业的、跨地区的传媒和出版集团”。

事业单位改革相关的问题主要涉及到4个方面：

第一，宏观管理体制改革：重建政府和文化事业单位的关系。这次试点明确了，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转变政府职能，目的是将直接生产和提供文化产品的政府，转变为管理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的政府（从“办”到“管”的转变）。具体做法是，将不同的文化事业单位与政府分离（使事业单位不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所谓“政企分离”、“政事分离”），重建政府和文化事业单位的关系。目前，试点地区的政府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已经与出版社、出版集团实现了分离，广电部门也实现了与电台、电视台的分开。

第二，微观主体改革：将事业单位建成不同的市场主体。这次试点明确了，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改造作为微观主体的文化事业单位，将原来单一的文化事业单位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实行事业体制企业化运行单位”，以及“确定为企业的单位”三种类型，明确了不同的改革要求，区别重建。第一类要加大投入，调整资源配置，逐步建设成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第二类要由国家重点扶持，但是要改进和完善国家扶持的方式。其中的新闻媒体要优化组织结构，整合内部资源，转变经营方式，将经营性环节从事业体制中剥离出来，转制为企业，进行市场运作，为主业服务；第三类要整体实现转制为企业，重塑为文化市场主体。

第三，实行综合执法，推动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次试点启动了政府文化部门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目的是改变以“条条”和“块块”的行政方式对文化事业单位实施监管造成的机构重叠、效能低下、多头管理的问题。具体做法是，适应建立统一开放、规范有序的文化市场发展的要求，将试点地区地市和区县一级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三局合并”，成立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整合文化、工商、税务等部门市场执法机构，实行“综合执法”，为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发展创造统一高效的管理环境。

第四，逐步开放市场，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这次试点提出，要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目的是改变中国的文化市场开放程度不够，国有文化机构比重过大，对非公经济准入限制过多，不利于产业发展的问题。这意味着在文化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后，将通过一系列文化经济政策的实施①，鼓励非公经济进入文化产业领域，以此促进文化市场资源整合。同 ① 2005年，已经出台了《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国发[2005]10号），《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文办发[2005]19号），等等。

时，也表明将逐步对非公经济开放公共文化服务领域。

3．改革评价：进展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如果全面回顾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有以下几点应该予以充分肯定：首先，20多年来的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总的方向是一种“市场取向”的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过程中，以出台“文化经济政策”的形式逐步放松管制，同时摸索体制改革的路径，这是在改革总体目标尚不清晰，市场经济环境尚未形成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其次，“十五”期间的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基本清晰，公共服务部门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的形势下进行的，是文化体制改革在不同领域长期摸索的结果，是一次根本性的转折和全面的制度创新，可以说是打开了中国文化事业单位通向新体制的通道。第三，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以来的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明确了“分类改革”的基本思路。“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种性质的区分，是从经济上明确了文化单位的“营利”和“非营利”性质；“事业”、“产业”、“事业体制、企业化运营”三种类型，是看到了文化单位区别于其他生产组织的特点，深化了对文化事业单位的特殊性质的认识。第四，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同时，提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大了财政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扶持力度，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长期以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益衰退的趋势，形成了公共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加强”，协调发展的良好势头。

改革试点以来最大的成果是提出了“新文化发展观”，打开了思想观念的“总开关”，为全面的体制性构建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新文化发展观要求，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的规律；要将人民群众看成是文化市场的消费者，把面向市场与面向群众一致起来；要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看成是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把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统一起来；要建立既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又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的文化管理体制。这就基本上解决了文化发展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文化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问题，从而解决了一直以来无法突破的、将意识形态问题独立于市场之外，将文化体制孤悬于市场经济体制之外的认识障碍，将我们要建立的新的体制的基础从计划转向了市场。这就使得文化事业单位有可能在新的文化体制改革目标模式下，实行整

体性重构。

但是也要看到，由于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目前的改革还只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进一步深化文化事业单位改革，仍然面临着若干深层次问题需要解决。首先，20多年来，尽管改革的“市场取向”正确，但是也出现了片面的市场化倾向。不加区别地开放收费服务以弥补财政经费不足，使得相当一部分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丧失了公共服务功能，特别是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普遍衰退。其次，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以来，尽管已经突破了思想障碍，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管理体制和运行状况脱节严重，管理部门对于所属事业单位底数不清，造成了工作准备不够充分、盲目性较大，改革方案制定过于仓促、失之笼统，以及配套政策不完善等问题。以致不少参与改革的文化事业单位无从遵循，进退失据。第三，“分类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分类研究”不彻底，实现“整体性重构”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目标，还是一个有待完成的任务。除了具有明确产业属性和公益属性的文化机构外，存在大量中间形态无法分类。特别是那些目前被称为“事业体制，企业化运营”的单位，宣传属性和产业属性不合理结合，单位性质依旧混淆不清，导致意识形态宣传作用不能很好发挥，产业发展的潜力也得不到充分释放，公共服务的职能依然存在着缺位的问题。第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虽然开始得到重视，但是由于市场准入还有大量限制，在着眼于以改革盘活国有文化事业单位“存量”的同时，对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事业，做大“增量”重视不够。这就使得改革具有“存量改革”的封闭式特点，令改革的效果打了折扣。

本课题组认为，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需要认真研究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文化生产的特殊规律，认真研究我国特殊的发展道路和特定的体制环境，对于现行的文化事业单位进行全面分类。在此基础上，才能科学制定改革的目标模式，并提出实现改革目标的科学对策。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构建的是一个新型的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及其管理体制。这实际上是一个比发展文化产业更为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三 中国文化事业单位分类研究与目标模式设计

中国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塑造文化市场的微观主体，并在

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之间，建立起一种科学、合理、高效和可持续的合作模式，保证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得以充分提供。实现这一任务的基础，是对文化事业单位进行全面、彻底的分类。本文将尝试提出一个系统的分类方法，并从分类入手，对我国文化事业单位的目标模式进行初步设计。

1．分类方法研究：一种“三重逻辑建构”

目前对于“公益性事业单位”和“经营性产业单位”两种性质，“事业”、“事业体制、企业化运行”、“产业”三种类型的划分，缺乏统一的方法基础，因此，有必要对分类理论进行再疏理。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分类方法是一个由三层分析框架构成的整体：首先是根据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经济学分析，其次是根据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的文化经济分析，最后是从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出发而做出的特殊制度安排。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分类应该是逻辑上统一的和“可还原”的。无论我国的文化机构具有什么独特的类别形态，都不应该违背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机构分类的普遍规则，并最终可以还原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公”、“私”机构类型划分的一般原则，否则就有可能造成监管问题。

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和服务首先具有一般的经济属性。经济学根据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将产品分为“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认为具有不可排他性、消费的共同性（外部性）、难以衡量（特异性或者信息不对称）、选择性有限的物品（天然垄断）等特征的产品和服务是公共产品，其它则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分别由不同性质的机构生产和提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也应该根据经济学的方法，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由不同的机构生产和提供。

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除了具有上述一般经济属性外，还有特殊的文化属性。文化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他具有一种“内外结构”，是物质外壳与意义内容的有机结合。文化产品与服务作为消费对象是其“非物质性”的意义内容而非物质性的外壳。消费一件文化产品，既是对一种物品与服务的消费，也是对一种价值诉求、教化理想和审美态度的接受。这种对“意义内容”的消费需要，显然不同于物质生活产品，从而使得文化产品的性质和监管方式的复杂化程度大大提高。

第三，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还要考虑到我国处于社会转型

期的发展阶段和特殊的制度条件，关注文化产品的“意义内容”的影响，以及基于意义内容的监管形式。我国目前对于文化产品“社会效益”的一再强调，以及对文化生产机构“始终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要求，即表现出对意义内容影响的关注；对文化领域投融资的各种“准入”政策，则反映了国家对于负有宣传职责的文化机构的特殊监管考虑。

2．对我国文化事业单位的分类尝试

根据以上的分类方法，我们尝试对于目前的文化事业单位进行以下分类。首先，依据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在全部文化产品和服务中区分私人品和公共品，并根据产品的特性对各类文化事业单位的未来地位予以确定。从经济学原理出发对文化产品的分类可以有“效率”和“公平”两类：

根据经济学的“效率”的原则，可以将“原创”与“复制”看作区分文化事业单位“营利”和“非营利”性质的第一类根据。因此，那些与保护、整理、研究文化遗产，以及从事文化艺术内容原创有关的机构（国际上一般称为“国家文化机构”，National Cultural Institution），应该首先被确立为非营利的新型事业机构，以区别于一般的营利性企业。这些机构包括：文物及民族民俗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档案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以及一部分作为“国粹”象征的演出团体。

根据“公平”的原则，可以将有利于提高生活品质、改善地方文化生态环境、提升公众文化品味、有利于公众平等分享文化资源等特点作为区分“营利”和“非营利”性质的第二类依据，将目前文化部归口管理的文化馆、群艺馆、文化站等机构作为事业单位继续保留和发展，将全国总工会和青年团系统的工人俱乐部、青年宫等文化机构作为非营利文化机构予以大力支持。

凡是未列入上述机构的都应该是产业机构，或者是“营利机构”。其次，基于文化生产的特殊性，可以在上述分类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主要是要参考国际上的公共文化体制和政策创新趋势和我国的发展现状，在以上确定为公益性质的文化事业单位中，将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提供加以区分，开放社会力量参加或自主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形成国家、社会、文化机构之间的多种合作形式，因而形成不同范围和形式的公益性文化单位类型。这样做既调动了社会和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保证公共文化产品的有效提供，又开辟了多种形式资金来

源，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具体做法如政策扶持、政府采购、委托管理（公共信托）、委托生产（公共服务外包）、特许经营，等等。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经济、社会和文化转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生产力还比较落后，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的任务较重，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这就决定了必须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在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事业方面更加务实也更为灵活多样，不断创新公共文化产品的提供方式，以吸引社会和公众的广泛参与。

最后是根据我国的特殊体制环境，在上述“公共文化机构”（特别是公共传媒）中，划分出专门从事意识形态宣传的文化机构。

我国文化事业单位中最为特殊的一个类别就是从事意识形态宣传的机构。应该说明的是，这类机构与“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既一致又有区别。从一致性角度说，意识形态内容具有最为普遍的公共性；从区别角度说，意识形态内容要集中反映执政党的政策意图和文化取向，在我国目前的体制条件下，是由执政党设立机构，直接主办的，是一种间接“代表”的公共性。目前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求是杂志、人民出版社等单位被确定为这类机构。

我国意识形态宣传机构主要集中在传媒领域，实质上是公共文化机构的一种特殊形态。对于这类机构的制度设计，国际上基于经济学一般原则（如天然垄断性），以及文化特殊原则（即如何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形势下，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认同），在我国则还要关注与社会转型相关联的社会稳定和文化安全问题，因而，由执政党适当集中全体人民的意志，直接掌控少数关键传媒，影响舆论导向是必要的。

3．按照法律法规规范的分类设想

我国文化体制和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已经进入“从突破性改革向规范性改革转变”的阶段，我们不仅要进行科学和全面的分类，还要将分类结果纳入现行的法律、法规系统，以推动具体实施。在改革已经实行27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形成的今天，文化机构的类型应该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下其它物质生产和社会服务机构统一起来，否则就无法实施统一而有效的法制化监管。

我们认为，可以根据目前事业、产业两分开的原则，同时参照现行法律法规，47 将目前的文化事业单位分为“一般文化企业”、“特殊文化企业”，“一般文化事业单位”、“特殊文化事业单位”四种类型。

第一类：适用于《公司法》规范的一般营利性的文化企业。凡是提供“私人文化产品”的机构，由于这些产品具有较强的大众娱乐性，可以通过市场竞争进行生产和提供，因而都应该成为一般的文化企业。在这一领域中，国有文化资产应逐步退出，以便为社会资本留出足够的发展空间。

第二类：适用于《公司法》规范的国有文化企业，即分布于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行业的特殊性质的营利性文化机构。这些机构是我国文化产业的主体，目前已形成了“整体转制”和“剥离转制”两种基本改革思路，并拟定了“公司化”、“股份化”的分步骤改革战略，由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变为适用于《公司法》的国有文化企业已经是确定无疑的趋势。但由于受到内容监管的体制环境成熟程度的约束，还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实行有限准入，并对一些机构赋予特殊的职能，实行特殊的法规约束。因此，这些营利性的文化机构将会是一些特殊的国有文化企业。在具体的组织形式上，根据其所赋予的不同社会和政治目标，实行“国有独资”、“国有控股”等组织形式。

第三类：适用于一般事业单位法规约束的文化事业单位，即一般性质的非营利性的公共文化机构。我国文化部所属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以及民政部登记的“民办非企业”文化机构都可以列入此类。一般文化事业单位将是一个充分开放的领域，国有文化机构不必鼓励退出，私人文化机构也不必限制进入，而是应该实行国家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政府和民间协力发展的新型合作模式。一般文化事业单位还将是一个发展最快的领域，目前的“民办非企业机构”应该正名为“民办事业单位”，无论是国办的还是民办的事业单位今后还将进一步融入“非政府、非营利机构”这样一个文化事业单位的大类别中，承担起公共文化服务主战场的责任。一般文化事业单位也是一个政策支持力度最大的领域，“社会事业社会办”将成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

第四类：适用于特殊事业单位法规和政策规范的文化事业单位，即特殊性质的非营利性的公共文化机构。由于这类机构涉及意识形态的宣传属性，因此要受到专门制定的法规约束，实行特许准入。关于此类特殊文化事业单位，也应该进行公开的和成文的制度设计，尽可能地消除目前通行的“内部规范”和不成文法 48 规，尽可能减少因领导人意图变化而变化的不确定性。在资产管理、干部配备、治理结构方面也应该与事业单位一般法律法规相衔接，以便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

4．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总体设计：整体重构，分类推进

目前，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已确定的宏观管理体制目标模式是，“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根据这个基本框架我们认为，未来我国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目标模式应当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文化发展特点和规律，党和政府、市场、第三部门各司其职，布局合理、监管规范、形式多样、运转高效、服务充分的公共文化服务组织体系。

我们认为，上述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三个层次的统一体：首先是确保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充分提供的制度安排，其次是文化产品和服务提供单位或机构的布局结构，最后才是文化事业单位的组织模式。这是一个整体重构的方案。

关于确保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充分提供的制度安排。在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提供方面，政府起着主导作用。因此，首先需要安排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方面的职责范围、权限和有效的合作机制；其次，需要设计一系列激励制度和有效的监管制度，以鼓励非政府机构参与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最后，需要对弱势群体（如贫困人口、未成年人、城市中的农民工等）的文化权利落实及其基本文化需求的满足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关于未来文化单位的布局结构。考虑到我国的人均GDP、恩格尔系数和文化消费水平，以及体制环境的衔接，可以勾画出这样一个大致的结构：提供主流意识形态产品和服务的、实行特许准入的特殊的文化事业单位最少（第四类机构）；实行有限准入的国有文化企业单位也很有限（第二类机构）；一般非营利性文化事业单位较多（第三类机构）；一般营利性文化企业最多（第一类机构）。

关于未来文化事业单位的组织模式的设计。不应该有先验的框架，而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具体领域和具体任务，灵活务实地采用多种组织形式，如非政府公共机构、非营利机构、各种形式的信托和基金，以及协会，等等。应该明确的是，未来文化事业单位组织模式的最核心的问题是，与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的直接控制

的脱离和自主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