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改革研究

中国政府改革研究（精选6篇）

篇1：中国政府改革研究

西南沿海某地政府公共文化体制改革研究

【内容摘要】：文化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体制改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任务之一。本文以北海市西南沿海某区公共文化服务体制为实例，通过分析西南沿海某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文化体制改革面临的困境，从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路、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实施文化服务交流工程等方面，提出地方政府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为其他同类县区的文化体制改革创新提供借鉴。

关键词：公共文化；体制；政府；改革；

一、研究背景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1年，这是改革的酝酿和初步展开阶段，在这个阶段，改革的任务虽已提出，但由于思想不够解放、改革措施不配套等原因，成效不彰；第二阶段：1992-2001年，这是改革的稳步推进阶段，在这个阶段，改革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对于 文化体制改革重大意义和文化建设战略地位的认识仍不够充分；第三阶段：2002年至今，这是改革实现重大突破阶段，这个阶段的改革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改革试

点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全面提速，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赞同这一观点。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能，到２０２０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的目标。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对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各部门扎实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十八大以来，在简政放权“做减法”的同时，各地政府各部门注意在文化民生领域“做加法”，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原则，加快供给，提高服务效能，努力满足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西南沿海某区公共文化体制建设情况

1、公共文化服务主体。西南沿海某区辖A、C、C三个镇，38个行政村和4个社区，人口16.7万人，其中农村人口占90%以上，因此，西南沿海某区的文化体系建设服务的主体是农村人口。

2、经费投入情况。近五年来，西南沿海某区财政对文化建设经费投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投入510万元，建成了各镇文化综合楼，以及4个村级公共服务中心 — — 2

等一批文体活动场所。从2008年起区政府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仍每年拨出10万宣传文化体育活动的工作经费，并增加了春节、元旦、五一、五四、七

一、国庆等重大节日及休渔期举办文化晚会、体育活动的假日文体经费。此外，西南沿海某区还广泛开辟筹资渠道，鼓励企业和致富农民积极支持镇、村文化建设，形成政府牵头，全民支持、参与的经费投入机制。

3、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目前，西南沿海某区建成了3镇文化综合楼、4个村级公共服务中心、13个村镇文化广场和45个村级球场、39个农家书屋、1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一批文体活动场所，建成区一级以会展中心为中心，镇一级以宣传文化站为中心，村一级以文化广场为中心的特色鲜明、功能相对完备的三级文化服务网络，建成了万国活石村、福利服务中心、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和29条五保新村。此外，西南沿海某区积极推进文化信息共享，加快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电影放映、有线电视光纤网络在全区各镇开通等等“文化惠民工程”。农村文化设施的不断完善、文化阵地的不断巩固，丰富了农民群众的文化精神生活，提升了农民群众的文化品位，使西南沿海某区农村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西南沿海某区被评为自治区第五轮文明城区，A被评为自治区首批历史文化名镇。

4、公共文化服务队伍。目前，全区有陂塘村海港粤剧团、南康社区曲艺团、北部湾声乐团、青年艺术团、中老年健身队等专门的文艺社团业余文艺团队20多个（其中有5个是村一级的

业余曲艺团体），还有6队醒狮队、1队龙队以及新闻通讯组等。此外，有业余创作组30人、摄影组50人、书法美术组40人、舞蹈培训班35人等等。近几年，西南沿海某区各级政府对本辖区范围内的各种民间文艺团体给予了积极的引导，这些业余文艺团队表演形式灵活多样，迎合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为群众提供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文化活动。

5、公共文化服务载体。一是文化服务载体多元化。精心策划“我们的节日”等重大节庆文体活动，积极开展“三下乡”、“四进社区”、“送温暖”等活动，推动城乡文化交流，活跃城乡群众文化生活。近几年来，西南沿海某区利用村镇文化广场，广泛开展了百村农民排球联赛、农民篮球邀请赛、农民卡拉OK大赛、农民健身操比赛等大型群众性文体活动，举办了形式多样、健康向上的文艺表演、文艺晚会，组织了大规模的曲艺巡演，据不完全统计，仅海港粤剧团（A陂塘粤剧团）每年演出即达200多场，创下北海市村级文艺团体献演之最。二是文化服务围绕大局服务项目。从2006年开始，西南沿海某区结合形势和中心工作需要，结合区重大项目全面启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推进的实际，不断探索农村文化建设服务中心、服务发展的有效结合，并逐步形成文化建设“服务大项目，建设新农村，推进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工作思路。几年来，我们探索开展了“法制宣传大篷车进村”活动、“百村农民排球联赛”、“形势教育影像进农村”、“三通三平三贴近”等一系列贴近农民实际接受能力，贴近群众文化需求，寓教于乐的文化活动。活动形式鲜活，教育 — — 4

效果明显，得到了各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的普遍认可。如2006年针对项目上马，受利益驱动以及群众法制观念淡薄等原因，由“三大纠纷”引发的群众性违法事件有所增加的情况，我们组织开展了全面提高农村广大群众的法制素质的“三大纠纷”法制宣传大蓬车进村活动。通过这些文体活动，不断提高群众的文化修养和生活品味，让广大群众在求乐中增强法制意识，追求积极健康的生活，营造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

三、西南沿海某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现实困境

1、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有限投入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需求不相适应。尽管全区各级财政对文化的投入逐年有所增加，以及有社会力量的支持，但由于西南沿海某区是新建区，基础差，底子薄，财力紧张造成了政府投入到文化建设上的资金化事业投入横向比远低于卫生和教育事业投入。2009年以前，按人均算每年不到10元，只能是杯水车薪，而拿文化基础设施投入的资金与其他先进地方比也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国家缺少刚性政策支持，加之地方经济发展滞后，农村文化事业的投入很少，除文化站人员工资外，区财政直接投入乡镇的文化事业经费不足。乡镇财政能力有限，很难投入文化事业，加之多数乡镇文化站基本没有收入，文化站工作运转难以维持，每逢开展重大文化活动，只能由乡镇政府给予零星补贴，影响了积极性。由于经费紧缺，区文化主管部门及直属专业单位对基层文化工作的指导和辅导，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群众文体活动的组织开展、— 5 —

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的实施等工作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和制约。

2、文化基础设施设备落后状况与文化服务功能发挥不相适应。近年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西南沿海某区各项事业日新月异，学校、医院、道路、通讯等一大批基础设施得到改建或新建，相比之下，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未有大的改观。目前，区、乡（镇）、村（社区）、户四级文化网络虽已基本形成，但阵地缺失，设施落后。高档次、高品位的标志性文化设施欠缺。西南沿海某区的三个乡镇中没有一个上规模的影剧院或文化礼堂，全区尚未成立新华书店、文化馆、群众艺术馆等。乡村两级文化站（室）建设取得新进展，但离国家的建设标准要求以及功能作用的有效发挥还有很大差距。由于文化阵地和设施设备的缺失，经费没有保障，乡镇开展文化活动受限，部分乡镇图书室的书库不上时代发展和农民学科技文化的需求。其宣传、教育、辅导、娱乐功能不能充分发挥。

3、文化活动总体不平衡且日常文化活动单调偏少。虽然西南沿海某区大部分镇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愿望强烈，但总体不平衡。从分布上看，沿海村开展活动比较多，特别是文体设施比较好、村班子得力的村开展活动较多，从活动的时间看，政府组织文化活动的时间相对集中在春节、五一、七

一、休渔期等节假日，尤其是春节各项活动非常热闹,日常除了政府零星组织的电影下乡、文艺巡演等文化下乡活动以外，农民自娱自乐的文化活动形式比较少且参与面还不够广泛，平日公共文化活动相对比较 — — 6

少,农民日常的精神文化生活在形式上比较单调，内容上相对贫乏。文化活动的手段过于简单，形式过于陈旧，活动内容也缺乏创新，对群众缺乏吸引力，不能较好地满足和适应农村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

4、文化从业人员的优待培养不够与文化创新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西南沿海某区民间团体虽然多，但文艺团体除了陂塘粤剧团、鹿塘村港营粤剧团、鹿塘村红帆粤剧团三个粤剧团能经营性发展，自主运作，自主经营外，其它团体多为纯公益性或自娱自乐的演出，资金、场地都很缺乏，其生存与发展还是依赖政府多，自娱自乐的民间团体为主导的机制和模式仍需探索、创新。同时，西南沿海某区文化人才还十分缺乏。一是管理队伍人员缺乏，文化机构编制不足。区文体广电局作为区一级的文化主管部门，主管全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工作，全局仅有2个人员编制，其中1人还兼任其他职务，给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被动。全区乡镇文化站3个，从业人员大多数是一站一人，而且乡镇文化站人员因乡镇机构改革编制减少，往往一人身兼数职，难以专心从事文化工作。二是文化专业骨干缺乏。本土文艺尖子人才匮乏，文艺队伍的整体素质亟待提高。全区没有在全国、全自治区、北海市有影响的文化名人，素质全面的拔尖人才明显缺少，文艺创作没有上到更高层次，精品少。三是培养文化后继力量的学校文艺专业老师缺乏。

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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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单位为骨干，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以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群众广泛享有免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结合西南沿海某区实际，现对西南沿海某区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

（一）坚持党的指导思想

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发展服务现代化临海大工业区建设，具有南珠滨海文化特色的、粤桂文化交融的铁山港文化。

（二）加快构建有利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机制

1、健全领导机制。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工作体制和工作格局，形成文化建设强大合力。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各级党委和政府任期目标的重要考核内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成为全党 — — 8

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完善资金保障机制。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建立健全以财政投入为主体，社会投入为必要补充的文化建设良性投入机制。一是要保证西南沿海某区公共财政对文化建设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提高西南沿海某区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落实和完善文化经济政策，设立文化发展基金，扩大有关文化基金和专项资金规模。二是积极向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争取资金，争取项目，完善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设施。三是进一步拓宽思路，广泛开辟筹资渠道，鼓励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投资兴办农村文化事业或捐助公益性文化事业，还可实行“民办公助”、“以奖代补”的相关扶持政策，引导发展农民自办文化，建立多元化农村文化建设投资体制。

3、建立文化工作者考核激励机制。让能否深入生活、服务基层、群众满意作为考核的基本标准，以参与群众性文化活动的数量和质量成为考核的重要指标，制定出科学有效的考核制度。建立文化队伍建设的制度化、长效性机制以及人员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机制。让农民群众参与对乡镇公共文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考核评价，并且其考核评价结果与乡镇公共文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奖金发放、评优表彰、职称晋升乃至进退去留产生不同程度的关联。

(三)加快文化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培养造就德才兼备、锐意创新、结构合理、规模宏大的文化人才队伍。结合西南沿海某区实际，— 9 —

人才队伍建设对策建议如下。

1、建立实施文化人才培养工程。一是文化部门要加大对全区农民文艺团体的业务指导培训，大力培养文体人才。造就人民喜爱、在区内外有影响的南珠文化、疍家文化、港口商埠文化等有本土特色的文艺队伍代表及文化艺人代表。二是对一些热心开展文体活动、热衷于文体技艺学习与实践的农民，定期组织开展培训，组织农民文艺团体队比赛，为他们提供培训、提高、展示、交流的机会。三是培养、引导区内基础条件较好的文艺团队联合建立文化服务公司，指导他们进一步挖掘西南沿海某区的特色文化资源，不断创造出南珠文化、疍家文化、港口商埠文化等有本土文化特色的作品，促进西南沿海某区的文化在区内外宣传。

2、建立实施人才引进计划。引进善于开拓文化新领域的创新人才、掌握现代传媒技术的专门人才、懂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形成专兼结合、多元化的文化服务人才队伍。

3、加强民间文化队伍的管理。大力支持民间文艺团体的建设，引导他们开展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并在经费、场地等方面尽可能给予扶持。鼓励条件成熟的文艺团体象陂塘剧团一样，由纯公益性或自娱自乐的演出向经营性和公益性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四）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

以实施自治区文化建设“五个一”工程为载体，搭建区、镇、村、户四级文化阵地平台，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广泛吸引群众、调动群众参与，催生、壮大一大批文艺队伍，带动 — 10 —

农村文化繁荣。争取用3—5年时间，在全区农村实现“一通四有”，“一通”即是实现有线电视村村通。争取到年底，农村有线电视用达到70%。用3——5年时间实现有线电视村村通。“四有”一是村村（村委）有文化广场或综合活动室，二是村村（自然村）有农家书屋，三是村村（村委）有球场，四是村村（村委）有舞台。争取每年建设2个以上村级文化广场或综合活动室，3——5个村篮（排）场，3个以上农家书屋，并逐步修缮充实农村文化阵地基础设施，改变农村设施陈旧简陋的现状。同时，争取每年落实区级文化基础设施项目1——2个，五年内建成区文化馆、图书馆、体育活动中心、白龙珍珠城博物馆和南康影剧院等一批基础设施。

（五）实施文化服务交流工程

1、开展多元化的文化交流。探索由政府牵头，邀请多方参与的文化交流活动。如区内三镇间的文化团体交流，区内文艺团体与区外文艺团体交流，举办或承办区域性的文艺演出、文艺演出比赛等。

2、加强与文化服务志愿者团队的合作。要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加强与高等院校文艺团体、NGO公益文艺团体、品牌商家文艺团队的交流合作，争取文化服务志愿者团队、品牌商家文艺团队到西南沿海某区开展文艺服务活动，丰富西南沿海某区群众的文艺文体活动。

篇2：中国政府改革研究

1、国内外研究综述

1.1国外研究综述

1.1.1马克思等人对土地制度问题的研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探索社会主义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对土地制度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马克思在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1848)中，广泛论述了土地所有权、土地价值、土地生产方式、土地规模经营、土地规划及土地所有制变革等基本理论。此外，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和《卡尔·马克思关于土地所有制的发言记录》(1869)等著作中论述了土地制度问题，在《论土地国有化》（1872）年中论述了土地国有化政策，在《资本论》(1894)中研究了土地所有权政策。

1.1.2西方学者对土地制度等问题的研究

英国的李嘉图认为，资本家是资本主义制度中一个重要的并且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当事人，而土地所有者却完全是多余的；斯密从维护产业资本家的利益出发，提出反对土地私有权存在的地租理论，并且想或多或少地把土地私有直接变为国有。

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论述了土地制度安排对农业增长的影响。他认为，改造传统农业最重要的制度保证是运用以经济刺激为基础的市场方式，通过农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来刺激农民；控制农场规模，用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的，能适应市场变化的家庭农场来改造传统农业，改造农业中低效率的所有制形式，实行居住所有制形式等。他认为，地租在配置农业资源中执行着一种必要的经济职能，任何对地租的压抑都有损于指导和引诱农民有效地使用农地的信号和刺激

与舒尔茨一样，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家同样关注土地制度对农业发展的影响，认为土地所有制的条件确定了所有提高农业产量的努力必须据以发挥作用的环境;而且土地所有制对农业生产率有很大影响，拥有土地的个体农民都知道，促使产量提高的技术和不断的努力会增加其收入，如果土地归别人所有，就不一定会出现这样的结果[3]。

对于产权和土地产权问题，巴泽尔认为，个人对资产的产权由消费这些资产、从这些资产中获益和让渡这些资产的权利或权力构成，产权通过交换得以实现[[4]。利贝卡普认为，产权制度是一种社会制度，包括宪法、法令条款和司法规则，以及非正式的传统和习惯。促进产权制度调整的力量，包括新的市场价格和新的生产可能性。1.1.3当代国外学者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等问题的研究

卜凯在1920年至1925年对我国7个省17个县的2866个农场进行了详细调查后认为，中国的贫困在于农场面积的零细，生产力的薄弱，总根源是人口过密，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是实行人口节制。

Putterman等学者利用“公有物悲剧”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进行研究和分析后认为，中国的农村土地所有权与其说是农村集体所有权，不如说是一种地方政府的所有权，这种土地所有权制度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农村土地资源过渡开发和利用，必须将中国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为土地私人所有权制度，才能避免农村土地的过渡开发和利用，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

Ostrom, Stevenson等却认为，集体土地产权比私有产权拥有更多的益处，如更低的制 度成本、规模经济以及降低风险等，在一些特定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下，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可能产生更优的绩效和结果。

德国学者Franz von Benda-Beckmann从土地财产权利功能的角度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进行了分析后认为，土地权利作为最重要的财产权利具有四个功能，即社会功能、经济功能、环境功能和政治功能;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设计，必须充分考虑这四个方面的因素，否则，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就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环境退化和危害社会公共利益与政治稳定等。

1.2国内研究综述

1.2.1关于农地制度范畴的研究

曹泽华（2005）等选择从西方产权理论的角度来定义和理解农地制度，认为农地制度与农地产权制度是等同的，土地制度就是通过界定土地产权，从而决定土地产权的价值及其相关收益，进而决定与土地产权相关的人的一系列行为以及收入。土地制度的核心即界定产权。曹泽华等认为农地产权是一系列将农地作为载体的权力集合，不仅包括所有权，而且还包括使用权、收益权、抵押权、租赁权、交易权等多种权利。

李明秋（2001）从法律法规的角度来定义农地制度。认为农地制度是指农地的所有制度、经营制度、流转制度和管理制度。正是这些子制度共同构成了农地制度。

吴亚卓（2002）等选择马克思生产关系所有制理论来理解农地制度。认为农地制度就是农地所有制，就是以土地为载体所体现出来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土地制度是指土地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所形成的土地关系制度化后的总称。1.2.2关于集体产权理论的研究

我国农村土地财产权的法律文件和政策规定为:“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从法规中可以明确得出我国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归农村的集体所有，对于集体产权是否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理论界有着不同的观点

李桂梅（2004）认为土地产权界定不清晰，表现为土地产权的残缺，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处分权在产权主体之间的分配和定位模糊，从而导致了实践中土地产权运行的混乱。

迟福林（2002）等认为，我国农地集体产权边界是清晰的，是一种共有权利，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共同占有土地产权，农村的基层组织代表集体行使这种所有权。但在市场经济运行中这种代议产权制度不适应现实状况的需要，因此应该予以改善。王环、王金柱（2006）等认为我国农地的集体所有权是一种虚的、抽象化的产权，只有集体、没有成员。1.2.3关于农地集体产权发展方向的研究

王景新、迟福林（2002）等主张坚持和完善当前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在坚持 农地集体产权前提下把农地使用权物权化，赋予农户长期而稳定的农地使用权。进而把农地集体所有制的成员共同占有改造为按份共有。

张德元、周天勇（2004）等认为对农村集体土地进行国有化改造，由统一的国家作为农地产权的唯一代表。把农户土地租赁期限延长至99年999年或者永佃制度，租赁农地还可以进行继承。

杨小凯、蔡继明，（2004）等认为彻底的农地制度改造应该进行农地产权私有化，把农地产权交给农户农地经营完全按照市场经济模式由农户自主经营，所有权与使用权相互分离状况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政府法规保证市场运行的秩序。

2、农村土地制度及其改革意义 2.1农村土地制度的含义

如何准确把握土地制度的定义，直接关系到现实生活中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的核心问题。迄今为止，我国理论界对“土地制度”的范畴尚未达成共识。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农地制度与农地产权制度是等同的，土地制度就是通过界定土地产权，从而决定土地产权的价值及其相关收益，进而决定与土地产权相关的人的一系列行为以及收入。二是认为农地制度是指农地的所有制度、经营制度、流转制度和管理制度。正是这些子制度共同构成了农地制度。三是农地制度就是农地所有制，就是以土地为载体所体现出来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土地制度是指土地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所形成的土地关系制度化后的总称。

完整的土地经济制度应当包含土地所有制、土地产权制度。土地所有制度主要解决 土地归属问题，它要明确土地所有权主体。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一国或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土地产权制度涉及到土地如何利用和有效使用问题，主要包括土地使用、土地流转和转让制度。土地所有制度决定了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土地产权制度决定了土地使用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

2.2农村土地制度的特征

2.2.1地位的基础性

土地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资源和资产。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起来之前，当社会处于农业阶段的时候，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因而成为最主要的财富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土地的占有形式基本上决定了社会财富的占有和分配形式。因而土地制度成为当时最具基础性的社会经济制度。

18世纪产业革命以后，人类逐步进入现代大工业时代，国民财富大量增加，财产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土地己经不再占据财产构成中的决定性地位。但是在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人口膨胀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使城市土地口渐稀缺与昂贵。因而使土地制度在决定国家财富的占有和分配中仍然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如美国的土地价值占国民财富总价值的23%左右;口本1973年的土地价值达到206万亿口元，相当于上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22倍。

2.2.2国度的差异性

在现代世界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就一般财产来说各国的占有形式比较单一。而惟独土地占有形式各个国家之间仍然保留着明显的差异性。因为土地制度除了直接受一个国家生产方式与生产力水平的决定性影响之外，同时还受到土地资源的状况、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而形成国与国之间明显的差异性。2.2.3构成的复杂性

相对于一般财产来说，土地财产关系要复杂得多。土地作为一种财产，其所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及管理等等构成一系列复杂的财产关系和产权体系。这是由于土地作为一种不动产所具有的特性所决定的。

2.3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

2.3.1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关系到中国未来经济、社会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

农村稳定则社会稳定，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主的基础。而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村土地问题。如果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那么土地就是农业的基础，而我国只占世界7%的耕地却要养活占世界20%以上的人口，土地资源的稀缺，使得土地成为农村特殊的也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农民的生存之源、发展之本。土地制度的安排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经济、社会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

2.3.2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来说，我国农业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农地制度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是由农地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所决定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农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资源能否可持续利用又取决于人们对资源的利用方式，而资源的利用方式又受到农地制度的制约和影响。不同的制度选择对农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成功的制度安排能够激励生产者以可持续利用的方式利用土地资源，积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生产快速持续增长。

2.3.3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改革实际上是一直以变革土地制度为核心展开的。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体目标以后，农村改革仍必须从土地制度改革中寻找突破口，以使农村经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适应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发展商品市场，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快建立生产要素市场，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也是建立和完善农村市场体系的重要内容。要通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土地制度，通过市场运行机制按经济效率原则实现土地与其它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合理配置，从而促进土地的流转与集中，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生产率，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3、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程、现行模式和存在问题

3.1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展进入了新时期。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农村改革实现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的历史性变革，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这也是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所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契约，将集体公有的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和经营项目发包给农民家庭自主经营，在农民家庭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合作经济组织统一经营单家独户难以承担的公共服务，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因而它通常被人们表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其产生到最终确立，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萌芽和起步((1978年秋一一1980年4月)：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全面展开阶段(1980年5月一一1981年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完成阶段(1982年春—1984年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稳定与完善阶段(1984年初一一至今)。

3.2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现行模式

3.2.1“大稳定、小调整”模式 这是目前最普遍的一种模式，被广大中等发达地区所采用。它是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条件下，对土地的承包权以及承包期进行适时的调整。多数情况是在农民自发要求下来进行的。这种调整是基于人口的变动而对土地产权的要求。在承包期上，农民更倾向于“大稳定小调整”。这一现象普遍存在的原因在于，土地承包权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社区集体成员权。土地承包权的福利性分配，使得土地承包权演化为农民生活和就业的保障。只要土地集体所有制继续保留，就不能排除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对土地进行调整的可能。这正是此种制度普遍存在的重要原因。

3.2.2“两田制”模式

20世纪80年代发韧于山东平度的“两田制”是农地使用制度的又一重要模式。“两田制”是将耕地分为口粮田和责任田。其中，口粮田按人口均分到户，只承担农业税;责任田则实行招租形式承包经营，不仅要承担农业税，还要承担粮食定购任务和缴纳土地承包费。其核心思想是将公平和效率原则结合起来，以便更加集约地使用土地。由于责任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口粮田平均承包的效率损失，兼顾了农户、社会二者的利益，使得土地效率有所提高，制度安排取得了一定成效。

3.2.3苏南模式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在沿海地区，非农产业异常发达，农业所占份额在不断地下降。这一方面造成了耕地的闲置现象;同时又存在着想扩大经营规模的农民无地可扩的现象。受规模经营能够带来规模经济的诱导，中国许多地区都有实行规模经营的冲动。像北京顺义、苏南地区、广东南海、山东一些有条件地区等都进行了尝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江苏苏南地区的土地规模经营，被称为“苏南模式”。其基本做法是通过农户间土地的转让形成“种粮大户”，采取“反承包”、“倒租赁”、“异地承包”等形成规模经营，或通过“土地使用权入股”等形式，集中土地招租来形成股份制农场、站办农场、村办农场等。

3.2.4“生不增地、死不减地”模式

贵州媚潭是典型的传统农区，耕地资源极其有限。全县制定了明确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稳定农户的承包经营权的制度安排。只在1984年调整了一次承包土地.目前这种“生不增，死不减”的经营模式己在贵州省全面推广，并以地方法规的形式规定耕地承包期_50年不变，非耕地承包期60年不变。如此之长的承包期基本上己接近永佃制。此项制度己写进中央的有关文件，为此项制度在全国推广奠定了基础。

3.2.5土地股份制模式

广东南海县地处珠江三角洲，该地区人多地少，且好坏搭配远近插花，不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其次该地区的非农产业相当发达。这一方面造成了农地无人耕种，但又不愿意放弃承包权;另一方面造成了一部分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无地可耕或耕地不足。于是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折价形式，把土地和固定资产折股量化给农民，农民在获得承包权后，再把土地的使用权交给集体，纳入股份由合作组织统一使用，实行农民股权“生不增、死不减”制度，对新增人口实行配售股。这样就实现农户承包权与使用权的分离。

3.3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面临的问题

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是中国农民在生产实践中的伟大创新，是农民实践经验的总结的和推广，它响应了中国农民发自内心的呼唤，符合农民的愿望和要求，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然而，近年来，随着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业机械化逐步推广，农业产量不断增加，而农民的纯收入，却一直在迂回爬坡。这种农民的“增产不增收”的现象，使我国“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制度的局限性口渐暴露，集中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3.3.1土地产权界定不清，主体不明确，集体所有权被虚化

《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但是对于农村土地，哪些是国家的，哪些是集体的，并没有明确规定，而且集体所有土地的产权主体也不明确。《民法通则》将产权主体赋予了行政村，而《土地管理法》将产权主体赋予了合作经济组织。实践中，集体土地的产权主体，各地差异很大除中央政府之外，各级行政组织都对地权进行了不同程度干预，从而造成地权的不完整。集体土地产权主体的模糊性，导致了产权运行上的混乱，另外，集体土地所有权受到来自国家与农户的“两面夹击”，使农地集体所有制有名而无实。土地集体所有的虚置使集体在经济上并无实质性意义，集体组织只是以土地收入为支撑承担社会行政职能而己。因此，要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行系统变革不能忽视这一问题。3.3.2农地经营分散，难以形成规模效益

我国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无论从法律意义上还是从经济意义上看，每个集体成员天生有权分享集体土地的收益。因此大多数地方根据集体土地的数量和质量，将土地按人口或按劳动平均分配。由于我国土地资源和人口分布不均，因此这种均田承包造成了人地关系结构性失衡。随着人口增减变化，许多地区每隔几年就对土地进行大规模调整，地块变得极其零碎分散。土地的超小规模经营不利于引进资金和技术，难以形成规模效益，而且单个农户从市场获得信息的能力有限，对市场的参与程度较低，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抵御自然灾害、技术创新等风险，不利于农业生产的社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成为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主要障碍。

3.3.3土地流转十分困难，资源配置效率低

其一，集体土地实行人为的静态配置，被排斥在市场之外。目前我国农地集体所多以村民小组为边界，农地的流转空间受到限制。无论土地的分配还是土地的转让，都表现出很强的对外排斥性，不利于农地市场的充分发育和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优化组合。其二，土地流转缺乏有效的制度法律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以及权能构成在法律和理论上没有明确界定，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没有法律和政策依据。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市场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一些承包使用权的流转基本是小范围私下的隐形交易，不利于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

3.3.4非农建设用地使用和管理混乱，不利于农村城市化发展

目前在我国农村中，由于对农民宅基地使用缺乏约束机制，乱占耕地、超标占地的现象十分普遍，宅基地使用也没有按规划进行，致使许多地方出现了“空心村”，土地浪费严重。另外，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小城镇建设也占用了大量的耕地。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当地经济的发展，违法越权批地或占地，为乡镇企业用地大开方便之门，使乡镇企业用地呈现出无偿无限供给的特征。同时，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用地安排缺乏统一规划，布局分散不合理，难以形成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与农村城镇化建设背道而弛。3.3.5农村滋生了许多特权腐败现象

现行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理论上说土地应归农民集体所有与支配，但在现实中，现行土地政策赋予了乡，镇领导干部研究过大的权力，由乡、村或村民小组的领导者以集体的名义掌握与行使土地所有权与支配权，使得农民在土地权利往往落不到实处。

4、政策建议

4.1建立归属清晰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当前我国农地财产制度在法律名义上属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1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而对于集体的界定根据《土地管理法》相关规定至少有三个，村集体、村民小组和乡(镇)集体，但在现实的经济生活当中，实际上对于农地财产可以实行一定影响也至少有三个即集体、农户和政府，从经济产权的角度而言，这实质上三者都具有一定的经济所有权。但对每一个主体而言，都没有获得“绝对”的经济所有权，因此对于每一个主体而言，这种经济所有权又都是残缺的，而相对于法律名义上的集体产权而言，这种产权权利残缺性更为严重，这也是许多学者关注集体产权的原因之一。法律名义产权与经济实质产权的名实不符，对我国市场化建设的危害很大。法律名义上，集体是农村土地的所有者，应该可以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实际上，集体在现实生活中只有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实行发包土地与调整农户承包地的权利;而落实到农户对于土地的经济权利上，农户没有土地的法律名义所有权，也没有处分土地的权利，农民仅仅有占有、使用土地的权利。国家在法律上对于农村集体土地没有任何权利，但在具体的经济现实中，国家却可以通过相关法规政策对土地实施处分的权利，由于三者之间关系纠缠不清，任何单方面都没有对于农地的绝对“支配权”，因此造成农村土地缺乏明确的经济主体，农地的流转性很差。而市场经济恰恰需要生产要素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以实现生产要素的增殖功能。因此，加快农地要素的市场化建设要求，首要的是清晰农地的产权状况。

4.2加快农地流转中介组织服务体系建设。

农地产权交易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交易过程，涉及到交易技术细节比较繁多，农地交易的中介组织的设立可以高效率的解决这些问题，农地交易中介组织的服务水平是完整统一成熟市场的标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农地产权中介组织机构十分发达，他们提供从信息搜集、价格评估、金融信贷、代理登记等一条龙服务，它使得农地产权流转程序和流转机制更为健全，为农地产权有意转让者和受让者提供各类层次的需要。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发展还比较薄弱。加快农地产权流动的服务性机构的建设，对于我国农地产权市场初步建立与培育，对农地的自发性交易逐渐成为被经常性交易，能够很好的担当产权交易双方的平台，为农地交易双方降低交易成本。

4.3积极培育和建立农地产权交易市场。

土地股份制的目的是土地的可流动性，这就要求农地具有可交易性，农地的交易才‘会产生土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促进农地的兼并、集中，实现农地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通过农地产权交易市场实现农地生产要素兼并集中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土地流转的市场化是土地流转的必然趋势，也是通过经济手段调节土地要素优化组合、保障农民权益的长效机制。政府在积极培育农地产权交易市场、促进农地要素优化配置方面可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积极建立鼓励农地产权流转的约束和激励机制，通过优惠的农地产权流转政策鼓励农地生产资料的集中、兼并。第二，建立完善多层次的农地产权交易市场体系，为农地产权交易提供多种服务平台。把各种农地产权流转方式纳入规范管理，确保交易双方权利明确。第三，建立专门的权交易信息平台以及各种形式的土地产权交易结算中心，及时发布各种土地交信息，统一为交易双方办理土地出租、租赁、出让、抵押等多层次登记服务。第四，建立健全农地产权变革登记制度。农地产权市场一旦形成，农地生产要素流动性增强，其权属变革的主要见证在于以政府为主的权威部门的文书，加强产权登记部门的服务是农地生产要素得以顺畅流动的关键。1 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 4.4积极推进农地股份制建设。

农业生产力的变革，除了农业自身生产技术水平的约束之外，还来自于农业生产关系的束缚。我国农业生产的家庭承包经营方式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在整体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都处于工业化、规模化经营的方式下，小农经济很难跟上这种发展快车，犹如马拉车与动力火车一样，这种差距只会越来越大。改善农业生产关系，引进农业先进生产力，就必然要求农业同其它国民产业一样走规模化、产业化发展道路，积极推进农地股份合作，是当前我国农地政策的较好选择。农地股份制合作是在农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基础上建立而来的，农地股份合作制不是对农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简单否定，而是一种扬弃，是把农户对于土地的物的所有权资本化，按照现代企业法人财产制度的要求，农户履行出资人职能的制度设计，它并排斥农户对于农地的所有权，但农户对于农地所拥有的是一种价值所有权而并不是对农地实体的直接支配权。农户本身也还是农业劳动者，农户的两重身份决定了农业股份合作制公有制性质，但同时解决了由于农地财产关系紊乱而造成先进生产力无法进入农业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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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中国金融改革创新研究

金融创新是指将金融领域各要素通过重组和创新的总和。广义的金融创新是指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发生在金融领域中任何形式的创新活动, 包括金融市场创新、制度创新、机构创新、产品创新等;狭义的金融创新则仅指金融产品的创新。本文主要研究狭义的金融创新。金融创新的核心内容是金融产品创新, 包括股票、债券等金融基础工具的创新以及期权、期货等复杂的金融产品的创新。

西方国家金融创新经历了四个阶段: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为了逃避国家及地区间严格的金融管制, 提高利润率, 西方国家纷纷掀起金融创新浪潮, 新推出了大量资产型金融产品, 如出口信用、平行贷款、可转换债券、可赎回债券、自动转账等等;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为了防范和转嫁通货膨胀、利率、汇率等风险, 西方国家又推出了外汇远期、物价指数相关的公债、利率期货、联邦住宅抵押贷款、自动转账服务等金融创新产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为了扩大融资渠道, 货币互换、零息债券、期权交易、动产抵押债券等新的金融产品相继问世;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金融产品创新朝多样化、衍生化进一步发展, 成熟、统一的金融市场逐渐形成。

我国金融创新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以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创新为契机, 我国开始大力发展金融业, 后逐渐从货币市场拓展到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 初步建立了金融体系。

二、我国金融创新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目前, 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不足, 正是这一“短板”在2008年阻挡了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对我国的冲击。金融创新是一国金融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因此, 我们不能以是否发生金融危机作为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成熟的尺度, 更不能因为我国没有爆发金融危机而认为一味墨守陈规, 因噎废食, 维持传统金融是正确的选择。从长远来看, 我国当前短缺的金融创新供应难以满足微观主体的需要,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力和经济的发展。由于我国金融创新起步较晚, 金融体系尚不健全, 在创新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对金融创新活动有着极强的控制力。

政府推动金融创新无疑能够取得高效的成果,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金融创新的成本。长期以来, 我国的金融创新都是由政府主导, 国有资本在我国金融领域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政府主导作用显著。由于强制性的金融创新不仅由于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产品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同时还因为扼制了微观金融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造成创新供需的不平衡。

2、产品创新不平衡。

金融创新的发展路径包括三个层次, 即由基础工具向衍生工具和组合工具发展。然而我国目前主要集中于创新的初级阶段, 即基础工具创新, 衍生工具很少, 组合工具更是处于空白状态, 金融创新结构严重不均衡, 且自主研发少, 产品的层次低, 专业化产品严重不足。

3、市场结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直接融资市场与间接融资市场之间, 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 以及市场参与主体结构不平衡。

4、最后, 金融监管体制滞后, 技术创新不足。我国实行的是

分业监管体制, 各监管机构之间孤立作业, 缺乏对金融体系的全面系统监控, 常常造成监管重叠和监管真空, 无法满足金融市场的需要。此外, 目前国内金融从业人员的业务知识结构老化, 多偏重于传统的基础业务, 创新能力低, 自主创新难度大。

针对上述问题, 首先, 应层次性推进金融产品创新, 在基础业务创新的基础上逐步向衍生业务创新以及组合业务创新推进。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可适当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通过引入国外现有的金融产品的同时, 根据国情差异加以改造。其次, 要发展多层次市场创新, 加强市场间的互动。通过引入更多的创新子市场, 增加融资途径, 鼓励资本市场发展, 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途径。以温州金融改革为例, 逐步实现地区间差异化利率, 为民间中小企业提供便捷、安全的融资途径, 最大程度上发挥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再次, 要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 打破各监管机构各自为政的局面, 设立金融联合监管委员会, 通过机构重新设置减少监管空白, 提高监管的灵活性, 提高监管效果, 确保金融系统的健康运行。最后, 要培养高层次人才, 加强技术创新发展。人才是金融创新的基础, 针对我国目前金融系统人才缺乏的现状, 应加大培训力度的同时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 激发人员创新的积极性。此外, 当今社会是信息化社会, 尤其是金融业涉及面广, 业务量大, 信息化技术可以为金融业务的开展提供便捷, 然而, 金融业的安全性至关重要, 有必要将金融创新与信息化建设有机结合, 升级技术手段, 改造传统业务的处理模式, 开发高保密技术的数据库和信息管理系统, 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实用性。

三、结语

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永恒的主题, 尤其是自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金融工具过度创新的危险性更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我国正处于金融开放的重要关口, 金融业对外开放以及实体经济发展都需要金融创新, 而必要的金融创新不仅可以增加金融工具的种类, 降低交易成本, 满足市场需求, 同时还能促进金融市场一体化, 增加金融机构的渗透力, 促进金融市场的良性发展。但是, 风险是金融创新产品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在金融创新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 必须对金融创新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引起重视, 理性对待金融创新, 既看到其带来的效益, 又不能忽略潜在的金融创新风险, 在创新的同时要把握好创新发展的度, 通过加强金融监管, 促进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协同发展, 从而最大程度上发挥金融创新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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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中国改革须研究借鉴德国模式

中国经济起飞最宝贵的经验是持续的制度变迁，即改革，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把制度、把改革搞对，让社会经济体制不断地完善，不断地演变。今天的中国又走到了改革的岔路口，经济体制下一阶段如何改革，这是决定着中国经济能否崛起的重大战略课题。为此，我们有必要认真研究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特色，分析其利弊，转换成中国经济体制持续改革的营养。

当今世界，特别值得我们研究借鉴的是德国经济体制，即德国自称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其特征是强调政府有限干预市场经济，追求市场效率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平衡。

德国的经济体制应该说是历经考验。过去20年以来，德国不断刻苦改革，完善经济制度，当前席卷全欧的金融危机非但没有给德国带来颠覆性的打击，相反，德国经济在发达国家中一枝独秀，与中国经济一道，切切实实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最为坚实的支柱。德国经济增长速度在2010年达到3.6%，2011年达到3%，出口持续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出口占GDP比重达到33.6%以上，甚至超过中国的25%。而且，在西方发达国家高失业率带来哀鸿遍野的背景下，德国失业率却创下了历史新低，达到5.6%的低水平。那么，德国的经济体制到底有什么特点，在哪些方面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呢？

德国经济制度的社会禀赋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都是植根于该国基本的社会禀赋之上的，也就是说，这个国家有什么样具体的社会条件，它才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根据笔者在《有限权威时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改革》（详见2012年1月本专栏）中的分析，这种社会禀赋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民众的市场经济理性度，二是民众在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之间取舍的偏好，三是政府（官僚体系）的能力。在这三方面，德国经济制度的社会禀赋非常突出，在讨论“德国模式”之前必须要非常明确地理解。

其一，德国民众的市场经济理性度即便在发达国家中也是非常高的，市场经济制度在德国早已深入人心。远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之前，当地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十分发达，这一点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至今为止，在中国很多地方，小农意识、非市场经济的人情交易等观念和行为仍大有市场。

其次，德国民众在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偏好，也与其他欧美国家有明显的不同。德国不是移民国家，只有少量的移民来自土耳其，所以，德国在语言和种族上比较单一。德意志帝国成立之后，民众的集体意识更为强烈，这与英国、美国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是移民国家，而且早年的移民有许多是为了逃离原居住国政治迫害而移居过来的，公民有极其强烈的维护个人自由的偏好；而英国作为岛国，民众长期以来乐于海外探险、在海外殖民，其个人自由意识相对于德国这个海岸线相对较短、海外商业扩张历史较短的国家而言更为浓重。

谈到德国民众的主流性偏好，不能不提的是德国统一前思想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李斯特（1789-1846年）一生不断批判亚当·斯密所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宣扬国家利益，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对德国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德国政府的行政能力即便是在各发达国家中也极为突出。从普鲁士王国建立之初的国王腓特烈二世到后来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执政时期，以普鲁士精神为基础，德国形成了一套高效率的官僚制度，这种制度传承的影响极为强大，德国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政策执行能力在全球各政府中也许是超一流的。

以上三条是“德国模式”的基础，是德国经济制度的社会禀赋。如果不理解这三点的话，就无法理解德国的经济模式。

解读德国模式的三大维度

根据笔者《有限权威时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改革》一文的分析，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考察：第一个维度是生产和交换的基本制度安排；第二个是维系市场平稳运行的制度安排，包括社会福利和宏观稳定；第三个是利益冲突解决和权利分配的机制。在这些方面，德国模式具有明显的特点。

先看看生产和交换的基本制度安排。在这方面，德国的经济制度强调利益相关者，强调可持续性，而不像英美模式那样一味地强调市场经济交换的自由以及企业投资者的利益极大化。

在企业层面，德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企业是利益相关者组成的集体，各方的利益必须协调。这里所指的利益相关者，既包括出资者，如创始人家族、其他股东、债权人等投资者，也包括职工、高级管理人员、供应链上下游的商家以及地方政府。因此，德国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与英美完全不同。众所周知，除董事会外，德国的企业还有监事会。这个机制保证了德国的企业在运行中比较强调可持续发展，比较强调长远决策，照顾相关方的利益—因为当企业能够兼顾各方面利益的时候，其长期发展才能有保证。

相反，美国的企业，尤其是金融企业，极其强调企业的利润，即底线。一旦企业运行不力，利润下降，马上解雇员工，而当市场景气，企业需要扩张的时候，马上又去市场招聘。这种劳动力大上大下的调整，毫无疑问对企业的长期发展是不利的。美国的上市公司，也是极其重视短期的利润，其经营策略的调整都是以提高短期利润为目标的。短期利润上去了，企业主管的奖金也跟着上去了，企业也能够扩张以及并购其他企业。许多应运而生的PE等投资机构，目标就是提高企业的短期利润，从而提高其市值，并从中获得收益。

德国显然不是这种模式，企业往往能够坚持一个理念，坚持长期投资，坚持研发，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宝马公司（BMW）。宝马是家族控制的公司，尽管上市，但并不是特别关心短期的股票价格和市值，因此，它能够长期坚持自己的理念、品牌和企业文化，既不盲目地拼规模，搞大跃进，也不搞无谓的多元化操作，坚持做好高端的汽车和摩托车。这种决策既能够帮助宝马公司抓住市场的长期趋势，比如说在中国进行扩张—这一点要比日本的企业更加明智，同时也避免了美国企业式的大起大落，比如像通用汽车（GM）般过分多元化、追求规模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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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德国的很多企业事实上是由地方政府直接干预的，比如说大众汽车（Volkswagen）有相当一部分的控制权属于它所在的下萨克森州的政府，根据延续52年之久的“大众法律”，该州政府对大众汽车的内部重大事务决策具有一票否决权，这一票的重要性在大众汽车的重大战略问题上充分体现。州政府比企业管理层以及出资人更加关注社区的稳定，关注就业，关注企业长期的稳定运行，这对于德国经济的影响不见得是坏事，对德国企业的发展也未必是坏事。

德国模式的第二个特点，是特别强调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对于那些容易带来短期波动的部门给予严格的管制。

德国对金融业的管制是非常严格的。其金融业的发展主要依赖若干稳健运营的大银行，商业银行在德国金融体制中的地位是绝对稳固的，运行也非常独立，而德国对它们的监管也非常严格。

最重要的是，德国对于房地产行业所能带来的投机的运行有深刻的理解，因此，政府鼓励房地产公司长期投资，持有物业，出租经营。对于居民购房，德国出台了若干限制，比如购房首贷比例是非常高的，而贷款转按揭、再融资则几乎不可能。租房市场也受到严格的管制（这依赖于政府的高效运行），房东不能够随意涨价，也不能够随意地解除租约，因此，德国的房价长期稳定，甚至于最近一个世纪以来有所下降。德国没有炒房的风气，许多企业高层，包括国会议员都是长期租房。正因为房地产固守本位，恪尽本职，才会成为德国经济中一个稳定的支柱，而不是一个波动的放大器。

据统计，过去10年来，德国房价年均涨幅仅为1%，低于年均通胀的2%，即，住房的实际价格年均下降1%。1977年到2007年，德国房价仅上升60%，同期工资则上涨了约3倍。

德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还体现在对租房市场的干预上。首先是强制出租。德国法律规定，所有由合作社建造的住房必须用于出租，而不能出售，而合作社住房占全国总数量的1/3！第二，开发商在建造住房时，必须预留一定比例的住房，专门卖给或者租予低收入群体。第三，房租管制。各地方市政部门协同商业协会，根据房屋类型公布“房租合理价格表”。法律规定，如果房东的房租超过该价格的20%，就构成违法行为；如果超过50%，就构成犯罪，有可能被判刑入狱。从旁观者看，这第三条可能有点极端。有了头两条，基本就能稳定房地产市场了。

德国在货币政策方面也以长期稳定而著称。当然，德国的货币政策以及中央银行体制对应于其自身的整体经济运行，强调稳定，而这种做法对于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整体欧洲而言，不完全适合。因此，客观地讲，在德国人过重的影响下，欧洲央行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头三年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应对策略。

德国政府在公共财政方面也相当谨慎，为民众提供一定的社会福利保障，以保持整个经济的稳定性，而不让大规模的失业带来经济的波动，但这种福利却是有限的。在过去20年内，德国的福利制度进行了有效的改革，失业者从改革前可以领取32个月的失业金改为只能领12个月，而且对失业者提出了不能够挑肥拣瘦、必须接受就业部门所提供的任何工作等要求。这种改革使得德国维系市场经济平稳运行的福利制度更加有效。如今德国5.6%的超低失业率就是改革成果之一。

第三，在利益冲突的解决和权利分配方面，德国的制度也有其基本的特色。

在德国模式下，解决利益的冲突并不像美国那样过分依赖法律体系。在美国，众所周知的一个问题是大量无谓的法律纠纷，以至于在许多场合，正常的市场经济无法运行。而在德国，各种解决市场纠纷的方式往往是通过行政手段，通过政府的运作来进行的。比如说，在德国，对市场经济的若干方面有行政监管，而且这种监管相当有效。更不用讲，德国的法律体制是一种拿破仑式、大陆法式的体系，是基于行政主导的立法体制。这种制度比较能够反映公众意志。比如，德国在土地征用方面有严格的程序，如果一个公司要征用土地的话，要通过严格的听证；一旦听证通过，就必须严格执行。而听证的过程并不是要满足每一个个体的要求，而是综合集体利益和权益的结果。因此，在德国，既不至于出现像中国这样的土地开发过程仅有少数人受益的情形，也不可能出现“钉子户”这样的独特现象。毫无疑问，这种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色彩的利益冲突解决机制，是基于德国的社会经济制度禀赋之上的，即高效率的、普鲁士式的行政效率再加上百姓在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之间比较偏向于社会秩序的选择结果，其他国家不一定适用。

政府出面协调利益冲突的一个案例是2006年空中客车汉堡工厂关闭事件。当时，由于A380延迟交货，空客陷入危机，德国汉堡的空客生产厂可能不保，空客的母公司欧洲宇航防务集团（EADS）有意关闭汉堡工厂，5000至8000个职位不保，工会反对。德国总理默克尔随即表示有意参股EADS，以增加对其的影响力。德国经济部长则警告说，如果该公司计划将在德国的空客生产线转移至法国，德国政府将重新评估有关向该公司购买军事装备的订货合同。在德国政府的干预下，汉堡工厂涉险过关。

德国模式之于中国的借鉴意义

德国模式对于中国的经济制度改革到底在哪些方面有借鉴意义呢？我想，至少三个方面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是在企业层面，要研究“德国模式”的特点，那就是企业不过分强调短期利润，而是关注企业相关方的长期利益，这样才能把研发、品牌放到重要地位。

第二，特别值得中国关注的是，德国在房地产及金融方面的监管政策。它基本的思路是：地产和金融说到底是要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是为大多数民众的福祉而存在的。金融不应该成为前苏联模式下的重工业自我循环，为了自身利润而不断发展。这也是美国的惨痛教训。房地产更不能脱离实体经济，成为财富升值的赌场。在中国的制度改革中，如果房地产和金融的问题能基本搞对的话，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就有了坚实基础。

第三个值得借鉴的是，在政府能力建设方面要不断加强，即要公开政府的信息和运作，直至透明和公平，更重要的是，也要提高政府的运营效率，紧紧抓住政府在市场监管上的基本职能，提高政府行政能力，为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冲突而不断完善。

篇5：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研究报告

从2004年启动调研开始，收入分配改革可谓“八年磨一剑”，终于进入收获季节。据悉，总体方案将在下半年出台，全体国民殷殷期盼，但最后揭晓的是什么结果，人们尚不敢抱太乐观的态度。因为8年来，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即将出台的消息，已经多次出现，无声无息地制订，没见到过一份征求意见稿，又无声无息地退回，也没听说明确的理由。或许这次真能“一劳永逸”，宣告一个旷日持久的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中国收入分配改革之所以难以成行，是因为经济和政治，历史和现实等因素过于复杂的交织。中国由列强入侵总结出“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从此开始“赶超行动”，而由于把失利的直接原因归之于“中国一盘散沙”，所以，“中国式赶超”坚持以国家为主体，无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点上是完全连贯、无缝衔接的。只要国家行动是有效的，国家从分配格局的得利有助于提高国家行动的效率，那收入分配体制就是天然合理的。坚持多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首先是国家包括国企的“效率优先”。改革以来，出现过一波又一波利用各种机会和手段而一夜暴富者，其中不少是在国家享用财富盛宴的过程中，分沾了残余而得以成功的。最近有学者分析了中国富豪产生和政治周期的高度关联，其内在机理就在这里面。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现行的收入分配体制因为生产要素配置的失衡，而获得了经济学意义上额外的合法性。以“工业化”为核心内容的“赶超行动”，从头就面临资本匮乏的难题。改革开放的最大意义之一是让中国跨过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初始阶段，而资本愿意进入中国则因为存在着以“超经济的方式”获利的结构性机会。所谓“城乡二元结构”一方面通过压低农业收益，将大量农民驱入城市就业市场，人为加剧资本匮乏条件下的劳动力过剩状态，另一方面依托户籍制度，拒绝给进城的农民以市民待遇，免除了企业的社会保障支出。这两者的共同作用压低了农民工的总体收入，也压低了户籍市民的工资，收入分配体制何以扭曲和何以需要改革，很大程度上都肇因于此。借助于扭曲的分配体制，中国资本[3.88 0.00%]快速积累，甚至出现资本过剩，与此同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中出生的劳动者逐渐离开就业市场，持续增加的劳动力供应开始掉头，收入分配改革开始有了讨论的空间。2008年后，西方国家陷入金融和债务危机，中国出现产能过剩，国民无论是否适龄的劳动者，其消费者属性不断增强，而在“无消费，则无生产”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下，分配出现自动向消费者倾斜的趋势，以避免经济失速。中国社会进入了“没有公平，就无法保证效率”的阶段，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也进入了快车道。

经济要求的自发浮现，并不一定会带来国家行为的自动调整。尽管30多年的发展一再证明，不单一地依赖国家，中国可能发展更快，但国家自身逻辑和由国家逻辑得利的集团，包括庞大的靠财政供养的群体、借权力寻租的部门和依托垄断而获得暴利的机构，都离不开现行的收入分配体制，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他们关心的首先不是经济能否转型，分配是否公平，而是会不会“动他们的奶酪”。

篇6：21世纪中国课程研究和改革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教育的倡导，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课程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人们的高度重视。为总结首届全国课程学术研讨会召开(，广州)以来的课程研究成果，交流近年来课程改革实验的基本经验，了解课程研究和课程改革的最新动态，推进我国的课程改革，12月21日至24日在广西师大召开了全国第2届课程学术研讨会暨全国课程专业委员会年会。本届会议由全国课程专业委员会主办，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人民教育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协办，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系承办。来自国内近20个省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课程理论专家学者、教研部门的课程教材研究与编写人员、教育行政部门的有关领导、中小学课程实际工作者125人参加了会议。全国课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吕达致开幕词。他指出，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发展迅速，课程理论研究正面临极大的.挑战和极好的机遇，课程改革实践呼唤科学的课程理论给以指导，而科学的课程理论不能脱离课程改革实践的源泉，也不能没有课程改革实践的检验。他还特别提到，作为与全国课程工作者息息相关的《课程・教材・教法》杂志，自1981年创刊以来，不仅成为全国教育类核心期刊(名列第2)，而且1995年荣获全国首届优秀社会科学期刊奖，19底又被评为第2届全国百种重点社会科学期刊，这是全国课程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荣誉属于大家。会议还邀请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课程处处长刘兼专题介绍了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行动计划。代表们围绕着“21世纪中国课程研究和改革发展”这一主题，分别就“课程论知识体系的构建与课程研究方法的转型”、“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建构”、“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的条件与策略”、“以学校为本位的课程改革”、“课程的学术标准及其评价”、“国际国内课程教材比较研究”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研讨。

?一、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

?与会代表认为，伴随新世纪的到来，人类正在迈向一个崭新的知识经济时代。可以预言，人类经济发展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知识将成为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科学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将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这一深刻的社会变革对当今基础教育的课程发展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要求教育尤其是课程及时做出敏锐的反应。为了培养适应新世纪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需要的创新人才，保证新世纪教育质量，就必须根据新世纪社会的变革来探索研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教育变革。基础教育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发展。与会代表认为，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的具体要求。要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就必须对课程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进一步改革并完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体系。有代表认为，现行基础教育课程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受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制约，过分偏重学科类课程，忽视活动类课程，偏重必修课程和分科课程，忽视选修课程和综合课程，从而导致教学内容偏难和过分关注学科体系的完整，忽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受“标准化”“规范化”的制约，过分要求所有学生达到同等标准，从而导致过高的统一要求，忽视学生的个性差异;等等。教育要着眼于未来，未来教育越来越重视每个人一生的发展，越来越关注每个学生潜能的开发、个性的发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必须着眼于这一时代要求，以学生的发展为本，把学生身心全面发展和个性、潜能开发作为核心，培养符合21世纪需要的有用人才。

?近些年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和经验。一些省市先后进行了课程结构、课程内容等多方面的改革实验。经教育部授权，上海、浙江制定了本地义务教育课程计划、各科课程标准(教学大纲)，并编写了相应的教材供本地使用。他们的改革实验已历经，正准备进入第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