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安全问题研究

第一篇：中国周边安全问题研究

周边热点问题分析与中国安全

摘要：中国作为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复杂的地缘关系决定了中国安全环境的严峻性。近年来，我国周边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局部形势跌宕起伏。通过柴宇平教授对周边热点问题分析,加之从影响我国安全稳定的因素进行了说明和对比,提出若干有关国家安全战略的思考。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增加新的变数，不稳定与不确定性有所上升，究其原因，既有不利因素也有有利因素。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当前中国周边的整体安全环境可谓喜忧参半，总体上呈现“北稳”、“西热”、“东闹”之势在内容上,这次形势与政策的报告会主要有下面几个主体内容: 第一,对周边影响我国安全稳定局势的因素进行分析，阐述我国目前可能面临的威胁与挑战。第二,对我国国家安全战略进行思考，提出解决的办法，及时迎接与化解挑战。第三,对现在面对的情况简单作一个总结。总之，中国周边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安全与稳定面临巨大威胁，所以，中国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及时加以应对，保障我国安全。

关键词：中国，周边热点，国家安全,战略思考

中国的国土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中国国界线长约为22千米，海岸线长18000多千米。陆上与中国接壤的国家有14个，与中国隔海相望的国家有6个，照这样的海陆位置,按现在的形势分析,中国的周边环境是相当复杂的。除此之外，在世界上人口过亿的10个国家中中国周围有6个;世界上宣称有核武器的8个国家中中国周围有4个;国际上极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五个地区中也有四个在中国周围。如此复杂的地缘关系可知中国安全环境的严峻性。

中国周边环境安全形势

进入21世纪，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现阶段影响我国周边安全的主要因素有：恐怖主义、宗教权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领土纠纷、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中亚五国与中国安全

中亚地区位于亚欧大陆的腹地，处于亚洲通往欧洲的要道上，并且因为有着丰富的能源资源，特别是石油，历来是各种政治力量竞相角逐的战略要地。中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形势复杂多变，对新疆地区乃至整个中国都有着较大影响。就中亚自身来讲，一方面政局不稳，内部冲突不断，对我西部边境安全构成威胁。如最近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爆发的大规模的骚乱，就有向周边地区蔓延之势。另一方面，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的泛滥以及对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渗透都是国家的安全隐患。此外，美国正不断加强对里海、中亚石油及其战略通道的控制，并以反恐为由加强在中亚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也是对中国西部安全的严重威胁。 俄罗斯与中国安全

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两国的共同边界长达4300公里。俄罗斯不但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还拥有超强军事力量，依然是个军事强国和核武器大国，因此是影响中国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冷战结束后，中俄邦交迅速实现了正常化，也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从普京到梅德韦杰夫，中俄不断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领域加强合作，两国关系稳步向新的高度和深度发展。但中俄间仍存在一些干扰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问题。随着中俄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俄罗斯对中国的担心和疑虑反而增加了。俄罗斯不断加大与印度的军事合作，反映出俄罗斯对中国的防范心理。可以说中国与俄罗斯关系在稳步发展中也有不稳定因素存在。

朝鲜半岛与中国安全

长期以来，朝鲜出于保护自身安全的考虑，一直在秘密研制核武器，使得本来就微妙的朝鲜半岛局势变得更加紧张，也增大了我国维护东北安全稳定的压力。朝鲜拥有核武器，将直接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破坏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并势必造成有关国家的连锁反应，不但促使美、俄竞相部署核力量，而且会给韩、日等国研发核武器提供借口，使半岛成为“核弹火药桶”。

日本与中国安全

建交以来中日关系稳步发展，但中日关系的复杂性依然不容乐观。首先是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拒绝对侵华战争进行深刻反思，否认南京大屠杀，篡改历史教科书，领导人屡次参拜靖国神社，这极大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之后是在领土、领海问题上不断制造麻烦，公开宣称钓鱼岛是“日本固有的领土”，与我国争夺东海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权益，从而加剧了中日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还与美国强化军事同盟关系，加强军事合作，力求在与中国的斗争中取得军事上的优势。日本在中国周围的一系列动作是我国安全的巨大威胁，我们应当高度警觉。

印度和中国安全

作为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国家之一，印度不断加强自身军事实力，以实现其地区大国乃至世界大国的梦想，并把中国作为其实现大国梦的最大威胁。近年来，中印关系虽然已有相当程度的改善，但仍然存在很大障碍。。首先，边界争端是影响中印两国关系的首要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国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领土存在争议，并在1962年发生过边界战争。边界问题事关国家的根本利益，又直接涉及国民的民族感情，从根本上制约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不少印度人认为，中国是一大潜在对手，中国的强大是对印度的威胁。因此，印度不断加强其军事实力，这使得中国的西部面临着潜在的安全隐患。西藏问题是影响中印关系的重要因素，印度虽然表示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领土上从事分裂中国的政治活动，但却在暗中支持**集团分裂活动，企图以此增加向中国施压的筹码。

南海问题与中国安全 近年来，中国与东南亚海上邻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摩擦显著增多。主要表现为东南亚国家非法侵占南中国海我国岛屿、开采油气资源。东南亚国家的行为严重损害我国领土主权和经济权益，越来越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从战略上看，南海地区在国际海运航道上的地缘战略优势和丰富资源，是中国未来海军建设和潜在能源供应的重要基地，关乎中国的崛起。围绕南海水域、岛屿的主权争夺愈演愈烈，并日益复杂化和国际化的态势， 已经成为维护我国安全利益的重要制约因素。 台独、藏独、疆独等分裂势力与中国安全。

台湾问题事关国家主权、安全、统一和发展，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具有深远性。台湾问题使我国一直存在卷入大规模局部战争的可能，对国家健康持续发展带来极大困扰。随着国民党2008年大选的获胜，台海局势出现了缓和的有利局面，两岸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

美国与中国安全

美国虽然不是我国的周边国家，但美国在东亚有着巨大的战略利益，美国对华政策对中国的安全环境影响最大。因此，“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美国是中国的邻国，而且是最大的邻国”。在中国东南，为了控制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连接通道，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已在西北太平洋地区构成了三道岛链防线。美国在我国周边地区密集的军事部署更使我国面临强大的军事压力。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需严密关注、高度警惕、正确应对。

面对复杂多变的周边环境，中国应加快谋划“大周边战略”，区分陆地与海洋的不同情况，统筹各大地缘方向，针对地区热点，技巧性地解决。此外，针对外界对南海问题的炒作与曲解，宜适时明确界定中国在南海的维权“底线”。

放眼未来，周边安全是中国发展中需要经历的机遇和挑战，也是一道必须迈过去的“坎”，谋划中国对外的策略，必须想行之有效的方法。 中国周边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安全与稳定面临巨大威胁，所以，中国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及时加以应对，保障我国安全。

第二篇：2012年若干国际热点问题和中国周边安全形势

2011—2012.2“形势与政策”第4讲

2012年若干国际热点问题和中国周边安全形势

重庆工商大学思想政治理论学院形势与政策教研部

古世平

教学目的要求

1.认识西方发展模式弊端不断显现的事实并理解其原因。

2.了解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意图并认识其主要表现。

3.理解并掌握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新变化的内容、主要表现和可能趋势。

教学重点

1.西方发展模式弊端不断显现的事实和原因。

2.美国“重返亚洲”战略意图

3.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新变化的内容、主要表现和基本趋势

复习思考

1.怎样理解西方发展模式与社会制度积弊深重?

2.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思想依据是什么? 3.美国全方位布局亚太主要表现有哪些? 4.为什么美国“重返”亚太并非易事? 5.怎样认识和理解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新变化? 6.怎样认识2012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可能趋势?

教学内容

一、西方发展模式的弊端不断显现

尽管，我们在介绍2012年中国经济发展环境时，涉及到了西方发达国家债台高筑、经济低迷和失业率高企等情况。但是，当我们关注2012年的国际热点时，不能不再次提到欧美债务危机，经济复苏乏力，甚至可能陷入二次衰退，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与社会动荡。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催化下，西方政治极端民主化、经济极端市场化、社会极端自由化积弊尽显，陷入深刻危机。华尔街神话破灭，西方制度光环褪色。伦敦骚乱、默多克新闻集团丑闻等使西方所谓自由、人权的虚伪性和双重标准暴露无遗。

(一)债务危机引发的社会动荡难见尽头

1.债务危机越演越烈

从2007年开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在重创美国金融业的同时，也严重冲击了欧美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健康运行。在采取一系列应对方案和改革措施后，人们本已开始期待西方经济可以摆脱危机阴影，重新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但是，严峻的现实，很

1 快使世人的希望破灭。2009年底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之后，欧洲主权债务问题愈演愈烈，引发系列政治动荡和社会风波，成为国际热点。2009年欧盟27个成员国，除波兰外，都是负增长;包括德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负债率和政府财政赤字，都超过欧盟规定的60%和3%，就是说所有国家都欠债，只是多少而已;政府都是寅吃卯粮，债务问题增大时，一旦周济不开，就会发生违约，甚至国家都会破产。

2011年以来，欧债危机持续蔓延深化。6月，希腊债务总额高达2550亿欧元，占GDP的比重，两年内升至200%。主权违约风险激增，国家陷入信用危机之中。欧盟在欧元建立之初就通过《稳定与增长公约》，提出了加入欧元区的标准：各国公共债务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预算赤字不得超过3%等。但目前大部分国家都突破了这一红线。截止2010年底.法国国债规模高达1.59万亿欧元.占GDP的比重高达81.7%;截至2011年8月，西班牙负债6800亿欧元，占GDP比重为64%，虽低于欧元区债务国83%的平均债务水平，但其失业率成为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国家;意大利负债1.13万亿欧元，占GDP的120%。欧债危机不断发展深化，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塞浦路斯等陷入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主权评级均被下调;欧洲大部分商业银行受债务问题严重拖累而陷入困局。

美国债务问题十分严重。近两年，美国财政状况持续恶化，财政赤字攀上历史高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数据，美国联邦公债占GDP的比例2011年达到99%，2012年预计会进一步升至103%。2011年5月16日，美财政部称美国债总额达到14. 29万亿美元的法定上限。为不使美国债务违约，奥巴马政府同国会密集协商，美民主、共和两党围绕提高国债上限、减少财政赤字等问题激烈争斗，几乎在最后时刻达成妥协.通过提高国债上限和削减政府开支的暂时框架协议。美国债务违约风险导致其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下调，欧美经济再次深度受挫并一蹶不振，并由此引发多国社会剧烈动荡，从雅典的街头抗议示威，到伦敦大规模骚乱，再到“占领华尔街”运动，西方国家从经济到社会似乎都出了大问题。但问题的根源到底出在哪里?应该如何从更大的时代背景去理解西方经济和社会困境的深层动因?

2.政治动荡和社会风潮不断加剧

在长期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解决高额主权债务危机的出路，是实行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这就导致在是否接受欧盟救援和如何实行财政紧缩政策的问题上，一些国家执政党和反对党产生了分歧，造成了政治动荡，“欧猪5国”政府纷纷倒台。2011年2月，上任仅两年的爱尔兰总理赖恩·考恩宣布解散议会举行大选，提前结束了自己的总理任期;3月份，葡萄牙总理苏格拉底因议会拒绝批准其财政紧缩计划而宣布辞职;11月9日，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宣布辞职，随后成立了联合政府;三天之后，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则在强烈政治压力下于11月12日宣布辞职，结束了他长达17年的总理任职;11月20日，西班牙提前举行大选，反对党人民党获胜，在任总理薛帕特罗辞职。

欧洲各国频频发生政治动荡的同时，社会风潮不断加剧。长期形成的社会两极分化以及紧缩财政造成的威胁，使得广大“愤怒者”纷纷走上街头，抗议社会不公。西班牙“5·15”示威游行打出反对现行体制的口号，希腊抗议活动不断升级。有关国家民粹主义和极端势力有所抬头，挪威出现暴力极端事件，英国多个城市爆发骚乱。

(二)美国经济难有较大起色

1.美国各种经济问题难以缓解

2012年的美国经济的内外环境与2011年相比，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美国官方在处理

2 经济问题上的分歧将更加明显;是否利用金融杠杆刺激经济则颇费思量。有分析认为，美联储在2012年可能推出某种形式的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QE3)。

美国经济前景虽然短期内大体平稳，但增长明显面临停滞，同时也意味着各种经济问题难以缓解。《经济学家》杂志预测，2012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将仅为1.3%。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克拉里达(Richard Clarida)认为，2012年美国经济预料能够实现平稳增长，通胀率维持在低水平，官方动用金融杠杆实施刺激政策的意愿依然不大。

他对记者表示，美国市场上目前充斥着流动资金，刺激政策可能会加速巨额资金的高速流动，对经济健康增长并不是很有利。他指出，美国现在仍需要稳健的货币和金融政策。

失业率问题依然严重。2011年11月美国失业率虽降到9%以下，但这主要是由于很多人到了年底放弃找工作，而并非就业岗位增加。《经济学家》指，美国当前的实际失业率是9.6%，尚若将正在寻找全职工作的临时工也计入失业群体，那么失业率就高达15%。美联储在其最新报告中指出，“高失业率仍是美国经济主要问题，企业固定投资的增长速度似乎有所放缓，住房部门仍旧处于受抑制的状态”。美国证券和商品交易市场的波动性因此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选举政治”和两党政治恶斗，干扰经济决策。2012年美国将举行总统大选，选民格外看重经济和就业议题，这也对美国总统奥巴马争取连任至关重要。但“选举政治”很可能会干扰经济决策。奥巴马虽然野心勃勃地抛出4470亿美元就业促进法案，但在国会表决中举步维艰，只得拆分成几个较小议案继续审议。即便如此，议案通过的希望也很低。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关键议题上争吵不休，差点令美国债务违约、政府关门，令外界强烈质疑美国政界处理经济问题的能力。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2011年8月历史性地调降美国信用评级，其中原因就有对美国政治决策过程的不信任。

“政治瘫痪”阻遏经济复苏。华盛顿的“政治瘫痪”，是阻遏美国经济复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2012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举行之前，美国国会难以就重大刺激经济决策达成任何一致意见。

2.欧洲经济问题拖累严重

2012年美国经济的外部挑战主要来自欧洲。虽然，欧元区各国达成了加强财政监管的协议，但国际评级机构却加紧对欧元区国家施压，区内多国的信用评级下调可能已迫在眉睫。欧元区的危机继续发展，该地区2012年将很可能陷入经济衰退。美国的金融业和银行业因欧洲问题面临巨大压力。

美国本应在欧债危机问题上做出更大努力——毕竟此问题与其自身利益密切相关。但美国出于各种考虑，并没有全力干预。外界普遍认为，如果放任欧元区危机继续恶化，美国经济势必要付出沉重代价，特别是金融和银行系统会遭遇重创。

如果内外环境不像当下这般糟糕，美国经济或许能够恢复平稳较快增长的势头。但可惜现实严酷，2012年的美国经济大概还得在低迷的泥潭中继续沉沦。

(三)欧元区陷入二次衰退的危险增加

1.二次衰退威胁增大

欧盟为全球贡献大约五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欧元区上次陷入衰退是在2009年，经济下滑4.3%，为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衰退。2012年2月23日，欧洲联盟委员会发布的预测认为，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2012年将下滑0.3%，而非先前预测的增长0.5%。提醒欧元区尚未走出债务危机的恶性循环，甚至正奔向三年内的第二次经济衰退。

3 欧盟委员会认为，“主权债务人虚弱、金融市场脆弱和实体经济放缓之间的负面循环似乎仍未打破”，整个欧盟经济2012年将停止增长，希腊经济将连续第五年衰退;西班牙和意大利经济将收缩大约1%。

当然乐观的预测也仍然存在，欧洲中央银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告诉德国媒体，欧元区经济正在反弹，积极信号有所增加。

2.失业高企甚为严重

南欧国家推行极为苛刻的财政紧缩措施，致使一些地方政府无力支付职工工资、社会服务停顿、失业率高企。欧盟委员会的报告中认为：“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失业增长，占欧盟2010年末以来失业增长的95%。更甚的是，西班牙和希腊的青年失业率(从危机前的高水平)飙升至接近50%”。

3.通胀逼近风险剧增

更为糟糕的是，通货膨胀风险，可能伴随欧元区经济下滑。美国彭博新闻社分析，通胀率抬头，可能妨碍欧洲央行进一步下调利率。

欧盟委员会预测，2012年欧元区通胀率将上升至2.1%，触及欧洲央行设定的2%通胀目标。鉴于地中海周边国家债务深重、竞争力太低，欧元区成员之间的差距将更加“突出”。德国和法国经济，今年可能分别增长0.6%和0.4%，与南欧国家之间的差距将拉得更大。

(四)西方发展模式与社会制度积弊深重

欧美债务危机的深化蔓延，实际上标志着国际金融危机进入一个新阶段。债务问题的直接原因，是各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大规模非常规刺激政策，导致债务规模急剧膨胀。深层次原因，则是冷战后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大肆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放任金融资本扩张，导致其整体经济结构失衡，政治、经济和社会多种矛盾并发所致。西方经济社会面临的严峻形势，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所带来的冲击，也已突破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范畴，成为关乎西方经济社会制度和国际战略形势发展的重大问题。

一是虚拟经济膨胀削弱和腐蚀了西方的生产力。西方特别是美英推崇金融至上，大搞“以钱生钱”的“金融创新”，不仅导致“金融泡沫”破灭后迟迟形不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实体经济和产业日益萎缩，而且也造成拉动社会就业能力严重缺失。

二是借债消费的模式累积和推高了西方高福利、高赤字、高债务“三座大山”。西方在“寅吃卯粮”的惯性轨道上越滑越远，去“三高”将是漫长艰难的过程，而且伴随着极大的政治风险。

三是金融阶层暴富加剧了西方社会贫富分化。作为社会稳定支柱的中产阶级日益缩水，社会结构由传统的“橄榄型”变成了“金字塔型”。

四是大资本集团绑架西方政治，党派极化现象突出。当前掌握巨大政治能量的是金融巨子，而不再是石油和铁路大亨。选票和党派利益至上严重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和决策效率。

五是西方制度赖以运行的外部有利条件日益丧失。全球化打破了西方在资金、资源、人才、技术等领域的垄断，加剧了西方产业和就业岗位的流失。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同发达国家的实力差距不断缩小，使西方操控世界的杠杆越来越少。

同时要看到，西方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仍占绝对优势，并拥有雄厚的科技、教育基础和强大创新能力。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西方国家更不甘坐视新兴国家快速发展，将想方设法对外转嫁危机，加大对新兴国家的管控和打压，极力维护其既得国际权力。

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

4 美国高调“重返”亚太，来势汹汹。2011年，美国领导人密集出访亚太，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首次参加东亚峰会，增兵澳大利亚„„奥巴马自称美首位“太平洋总统”，反复强调美国是“亚太国家”，誓言继续充当“亚太领导”角色。

(一)重心东移由来已久

1.美国地缘战略的演变

从地缘来讲，美国的全球战略可以比喻为一个人，本土是主干，加拿大和拉美就像他的头和脚，欧洲和亚太变成了两个胳膊、手，一边搂着大西洋，一边搂着太平洋，这样构成了美国全球战略的总体布局。美国一直强调要以美洲大陆为核心，抓住两对关系，一是跨大西洋关系，另一个是跨太平洋关系，对欧亚大陆进行合围。美国崛起的时期，门罗主义强调，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重心主要在美利坚大陆本身的扩张上。在崛起之后，它的战略重心放在了欧洲，尤其在冷战时期，战略针对的对象是苏联，依赖的主体是北约，寻求的目标是欧盟与北约的“双推进”。冷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它的重心仍在欧洲，消化前苏联解体后的政治遗产。

2.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开始

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开始运筹战略重心东移。克林顿政府于1995年出台了冷战后的第一个《美国东亚战略报告》，明确地规划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的，抛出“亚太共同体”倡议，做足战略重心东移的理论和思想准备。1998年又出台了第二个《美国东亚战略报告》。以这两份报告为标志，克林顿政府启动了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

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台之初.亦准备加速战略重心东移，打出“谦逊的国际主义”旗号，主张收缩战线，削减在中东的前沿部署和军事基地，加大亚太投入，被广泛认为其关注重点将明显向东倾斜。但“9·11”事件打乱了小布什政府战略部署，美战略重心东移进程止步于中东和南亚。21世纪头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主要精力被消耗在应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伊斯兰主义，战略重心东移心有余而力不足。

3.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的思想依据

奥巴马上台前后，美战略界就美国战略目标与重点等根本性问题展开大辩论，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其一，反恐与应对大国崛起的两项战略任务不可偏废。小布什政府受到反恐议程拖累，顾此失彼，犯了战略错误。如今，恐怖主义遭到重创，伊拉克、阿富汗渐被改造，两地撤军行动已经启动，长达十年的反恐时代告一段落，应对大国崛起应成为美国政府的紧迫课题。

其二，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必须顺应世界权力和经济发展重心已经转移到亚太的大趋势。正如俄罗斯南下、印度东进、澳大利亚北上一样，从经济上看，处于困境中的美国要实现出口倍增、拉动就业、刺激经济的目标，必须寻找巨大的海外市场，而环顾天下，欧盟自身难保，中东一片乱局，非洲不是理想投资场所，亚洲便成为它出口倍增的主要依赖。

其三，美国的亚太主导地位面临严峻挑战。这一地区的盟国出现松散化和离心倾向，尤其是小布什执政期间，日本要脱美入亚，韩国要当东北亚的“平衡者”，澳大利亚拼命拉近与中国的关系，泰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与中国的关系一度好于与美国的关系。这样一来，美国要想保住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必须笼络和强化盟国关系。而且，亚洲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浪潮如火如荼，而一体化进程或是排挤美国或是没有美国参与的，比如东盟10+1，东盟10+

3、中日韩一体化，尤其是中国一东盟自贸区的建成，让美国人产生极大的危机感，如果再不参与各种一体化进程的话，美国的经济利益将会无法保障。更为重要的是，中、俄、印同步崛

5 起，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在东亚影响力急剧上升和扩展，使得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导性地位受到历史性挑战。

战略界的这些共识，成为奥巴马政府国安团队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依据。 4.美国加速战略重心东移

奥巴马政府上任之初，全面运用“巧实力”，努力修复美国同伊斯兰世界关系，重启美俄关系，巩固美欧关系，对“问题国家”实施“伸手外交”，适时调整反恐战略，将恐怖主义视作“21世纪的诸多挑战之一”而非“唯一”，不再片面地从狭窄的反恐棱镜中看待世界，为战略重心全方位移师亚太创造条件。

国务卿希拉里就任不足一月即首访东亚，成为五十年来将首访放在亚太地区的首位国务卿。后又十访亚太，五次发表有关亚太战略的重要讲话。2011年10月希拉里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美国的新太平洋世纪》，全面系统地阐述奥巴马政府的亚洲观，明确指出美国未来十年的战略重点就在亚太，声称“21世纪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要大幅增加对亚太地区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美国要领导亚太各国“建立一个更富有活力和更持久的跨太平洋体系、一个更成熟的安全和经济构架”，并发挥地区“领导作用”。该文堪称美国新亚太战略的蓝本，给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做了明确的结论。

紧接着，10月23日，美国国防部长利昂·帕内塔抵达印度尼西亚，开始转任五角大楼“掌门”以来对亚洲的首次访问，向“盟友”承诺，美国虽然面临军费削减，仍会维持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在亚太地区的预算绝不会减。随后，奥巴马展开其亚太9天行程，主持在夏威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高调访问澳大利亚，并首次以正式成员国的身份出席东亚峰会。

至此，无论从言论上，还是实际动作上，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已成为现实。

(二)美国“重返亚洲”全方位布局

1.雁型安全模式全面升级

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强力推进既定部署，见缝插针，巩固亚太地区同盟国家向心力，巧妙利用各种手段拉近与非同盟国家关系，力争全面主导亚太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调整主动权。从2010年开始，美国逐步在中国周边构造“雁型安全模式”。美国重返亚洲不仅使中国直接面对美国日益增强的战略挤压，也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有所减弱，国家间关系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

在这种模式中，美国是雁首，第二梯队是美日、美韩同盟，尤其是美日同盟被置于首要位置，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基石”，美日韩三边存在形成军事同盟的迹象。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等盟国的关系。第四梯队是美国与印尼，越南和印度的关系，显著特点是以地区为平台，呈现出网络化发展趋势，这也是美国塑造亚太地区秩序的最广阔依托。

“雁型安全模式”是冷战以来美国亚洲战略的第三个阶段。从冷战开始到21世纪初期，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前苏联为对手的轴毂模式，第二个阶段以日本为对手的扇形模式。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不同模式并非是替代性关系，而是逐步累积，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形成。战略与政策的继承性大于变革性，是一个突出特点。第三个阶段的“雁型安全模式”，正是综合美国对苏、对日战略的历史经验，站在亚太战略之上，挟亚太以制衡中国，以军事、经济两手都要硬的方式应对中国的崛起。

2.巩固、强化和整合传统盟友关系

6 美日关系方面，2010年5月，美日就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达成共识，消除了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障碍。日本2011年度防卫白皮书称，日美同盟在实现日本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上不可缺少。今后将进一步推进在更广泛领域的安保合作。在“天安号”事件和中日“渔船事件”后，美日举行了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美韩关系方面，两国正式签署《国防合作指针》、《战略同盟2015》和《战略计划方针》等文件，构筑两国“21世纪全面战略同盟”，还设立“延伸威慑政策委员会”，全方位深化两国安全合作。所谓“延伸威慑”，指的是美国利用其核保护伞，向韩国提供安全保证。“天安号”事件后，美韩连续9次举办大规模联合军演。

美澳关系方面，2011年11月16日，美国与澳大利亚签署了一份永久性的驻军协议。从2012年开始美国25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可以在澳驻扎，6年内驻澳美军人数将增加到2500人。这是美军历史上首次长驻南太平洋地区。

同盟三边化与多边化，美在整合双边同盟体系的同时，积极推动同盟三边化甚至多边化。2010年7月，美韩举行联合军演，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演习，引起外界对美日韩三国军队可能进一步“整合”、“联动”的高度关注。同年10月，美日韩澳四国的海陆空军首次进行将官级别的战略协商，并谋划进一步整合各国间安全合作机制。

3.“多面下注”加强“战略支点”扶持力度

美国在重返亚洲的过程中，注重加强对印度、越南、印尼等新“战略支点”扶持力度，尝试缓和同缅甸、朝鲜等敌对国家关系，为巩固美在亚太地位“多面下注”

美印(度)关系不断升级。由冷战期间的“1.0版”、克林顿和布什时期的“2.0版”升级为全新的“3.0版”，在全球安全、人类发展、经济和科技等四个领域重点深化合作，并建立双方“战略对话”机制。2010年11月，奥巴马访问印度，双方发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印联合声明”。

美越关系发展较快。最近两年，美国军舰访问越南的频率越来越高，访问的舰只也从一艘增加到数艘。2011年7月，美国“钟云”号驱逐舰、“普雷贝尔”号驱逐舰和“哨兵”号护卫舰，与越南在南海进行了为期7天的联合军事演习。此举就是为了让越南感受到美国愿意与其成为伙伴。

美印(尼)建立全面伙伴关系。2010年11月，奥巴马在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举行双边会晤后，共同签署了一份全面伙伴关系协议。根据这份协议，美国和印尼将在贸易、投资、教育、能源、环境、国家安全等领域展开全方位的合作，以巩固和加强两国在未来的合作。

4.推动TPP谈判扩大经济影响力

增长乏力的美国经济，欲在亚洲的增长繁荣盛宴中分得一杯羹。为防止在新一轮经济整合中被边缘化，确立和强化美在亚太经济格局主导权，奥巴马政府着力在双边渠道和地区层次拓宽与域内各国经济联系，打造以美为主的亚太经济圈。在进一步夯实同日韩等国经济合作基础上，尤其强化同新兴经济体的合作。

2011年11月12日，在夏威夷举办的APEC非正式领导人会议上，美国宣布与8个国家(澳大利亚、文莱、智利、马来西亚、新西兰、秘鲁、新加坡、越南)达成TPP(《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框架协定，日本也正式宣布加入TPP谈判。如果TPP建成，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对跨太平洋的贸易整合产生重大影响。美国的目的除了要分享亚洲高速经济增长外，更看重的是掌握亚太区域统合的主导权。TPP一旦运转，将对

7 中国产生复杂影响。首先，亚太地区其他经贸体制，将面临被架空和掏空的危险，亚太地区也将会更加分化。其次，美国主导下的TPP使美国成为亚太经贸机制的中心，这将改写亚太经贸版图。想让东亚的经济增长不那么依靠中国市场，打断中国越来越引领东亚发展的势头。最后，除经贸之外，TPP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扩展到军事和政治领域。

5.强化在核心地带的军事安全布局

目前，美海军陆战队的一半兵力已部署在亚太，美海军11艘航母中有6艘部署在太平洋。2011年6月，美国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钟云”号已部署在南海和菲律宾苏禄海海域，目的是为“确保航海自由”。美国核动力航母“乔治·华盛顿”号驶离美国海军在日本的横须贺基地，前往西太平洋海域与各国合作执行警戒任务。舰长劳斯曼表示，“我们的使命是与太平洋地区的各同盟国共同作战以稳定地区局势。”美国还推出“海空一体战”等长远作战设想，将其防范对象指向中国。

6.加入东亚峰会，争夺东亚主导权

2005年，第一届东亚峰会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时，有媒体将之称为“东亚地区第一个没有美国参加的地区合作机制”。美国尽管在地理上并非东亚国家，经过这些年的努力，2011年11月19日，美国和俄罗斯正式参与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第6届东亚峰会。

美国加入东亚峰会，将产生复杂的地区效应。首先，影响东亚合作进程。有可能给东盟国家带来更大的压力，冲击东盟的话语权，如果想继续领导东亚合作，东盟将不得不更加谨慎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寻求平衡。其次，削弱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美国加入东亚峰会，有助于东盟从一个“清谈馆”转变为务实的组织，并且很可能会抵消近年来中国在东亚峰会内部扩大的影响力。第三，用议题逐步改变峰会的定位。美国希望东亚峰会成为讨论地区战略和安全问题的场所，甚至希望对中国推动建设的上海合作组织产生消极影响。

目前，新的美国大战略已经隐现。即：在继续巩固和强化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体系的同时，充分利用亚太地区既有或正处于塑形阶段的APEC，TPP和东亚峰会等机制，在经济上重返亚太，实现新一轮的战略扩张，绘制新的亚太贸易版图和权力版图。

(三)“重返”亚太并非易事

美国新亚太布局，看似一路高歌猛进，咄咄逼人，但正如小布什时期当年迅速进军中东、中亚一样，最终成效如何，还有待现实检验。综合分析，既要看到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严峻性和危险性，也要看到其背后的局限性和不稳定性。

1.美国存在三大软肋

一是国内局势的限制。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政治斗争社会矛盾，使未来几年美国无论谁掌权都必须把战略重心转向国内。此次亚太布局进攻性明显，但它是美国全球战略整体收缩中的一部分。只看到其亚太进攻的一面而忽视其总体收缩，难免夸大其影响力。以目前美国的经济形势，未来几年亚太军事部署能否有足够的财力支撑，确实是个问号。

二是国际形势的限制。西亚北非变局才刚刚拉开序幕，其走势如何谁也说不清。从美国全球战略看，中东至少是和亚太同等重要的地缘重点地区，如果奥巴马全力重心东移而置中东于次要地位，恐怕要犯小布什过于重中东轻亚太的同样错误。美国国内尤其是共和党已对奥巴马应对埃及，利比亚等做法提出批评。一旦变局进一步冲击美国利益，批评声浪必然再起。而巴以矛盾的激化，叙利亚乱局、伊朗核问题的失控以及恐怖势力乱中做大的隐忧，将不得不耗费美国的战略资源。再看阿富汗、巴基斯坦局势，没有任何理由相信美国撤军后两国的局势会好转，其对美国的战略牵制短期内不会改变，怎一个走字了得!此外，俄罗斯目

8 前借助油气资源，一面继续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等深化俄中关系，一面抛出“欧亚联盟”构想拉近俄欧关系，而且在独联体夯实基础，假以时日，俄罗斯复兴的速度将超出美国战略预期，由不得美国不提前加以防范。

三是亚太自身的限制。美国错把亚太一些国家对美国的欢迎，理解成各国喜欢美国，殊不知是借力用力、以美压中的短期战略需求使然。长远看，亚太国家在美中间平衡，在经济上继续倚重中国的现实不会改变。

2.东亚各国欢迎中带有忧虑

日韩等盟国，对美国“重返”亚太心态复杂，一方面欢迎，当前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矛盾比较凸显，相关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自信心在减弱，迫切需要美国来抗衡中国。另一方面忧虑，请神容易送神难，过去十几年亚洲主宰性力量来自地区内部，中日韩齐头并进发展，东盟在一体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美国成为“东亚国家”后，不管这个地区是美国主导下的，还是美中对抗下的，或是美中和解下的，对这些国家自身都不利，所以并不是心悦诚服地接纳。

比如越南，现在看起来和美贴得很近，希望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替它撑腰。但越南有着双重担心，一是怕美国把越南当成遏制中国的桥头堡，最后反受其累，小国总是大国的牺牲品，二是怕美国借机改造越南，把它的社会制度、政权更迭了。

日本也有代价.一是在普天间机场问题上忍辱负重妥协，二是美国要拉它加入TPP，国内农业集团反对的声音特别强，政治压力增大。

因此，美国进入亚太，能不能给这个地区带来公共产品，给这些国家带来经济实惠，是一大考验，或者说是对美国亚太战略的一大限制。1997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东盟国家吃过美国的亏，历史记忆是很深刻的。

三、正确认识中国周边安全形势

正当中国崛起之际，周边国家利益分化重组加快，地区国家间关系调整，美国外交战略的重心加速转向亚太，力争打造美国主导的“太平洋世纪”。亚太安全格局演变，军备呈现竞赛趋势，中国安全环境没有明显改善，特别是以非传统安全为主要内涵的海上安全问题极为突出。

(一)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新变化

1.海上问题矛盾激化

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国深海战略面临的压力将常态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和周边国家海上争端不断上升。2009年后更加明显和突出。中国深海战略触及美国的亚太乃至全球利益，周边国家借美国重返亚太之势在海洋问题上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潜力大大增强。尤其在南海，我国和菲律宾、越南摩擦不断。一些国际舆论大肆炒作中国发展海上力量，很多大国企图插手介入南海问题，以所谓“国际航行自由”抢占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美国自1995年首度表示关切南海问题，目光就没有离开过这一地区，其持续介入，使南海地区的安全局势趋于紧张和复杂化。美国还把南海问题与台海两岸关系联系到一起。中国台湾地区也对南海声称拥有主权，如果其实际控制的岛屿与周边地区发生武力冲突，各方如何有效控制局势将是一个重大考验。东海也发生了中日撞船事件。海上安全成为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紧张的重要来源，中国的海洋战略已成为国际社会判断中国是否和平崛起的重要指标。

9 中越、中菲之间的摩擦不断，冲突升级。2011年以来，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态度强硬，中国海上邻国出现“合纵连横”，共同制衡中国的趋势。美国以海上安全作为其构建“雁型安全模式”的主要“抓手”，得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积极配合，南海争端国际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快。美国宣布在新加坡部署艘近海战舰，在澳大利亚部署海军陆战队，标志着越战以来美国首次在太平洋地区扩大长期军事存在，其矛头直指中国。菲律宾和越南的强硬立场和行为不仅受美国对地区安全的承诺和支持的鼓舞，同时也有深刻的国内政治经济困境压力。在11月举行的东亚峰会上，除柬埔寨、缅甸外，其余16个国家都谈到了海上安全问题，其中很大一部分国家表示对南海的关切。

应对中国崛起引发的地区力量失衡，已经成为美国与周边国家最重要的课题和挑战之一。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随着航母的试航进一步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惕和关注。周边国家在安全上依靠美国，经济上力图分享中国经济成果的局面短期内不会改变。夸大南海争端既是美国加大亚太战略投入的抓手，也是周边国家平衡中国影响力、塑造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要手段。南海争议已经成为中美战略较量的焦点，也将成为过去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世界主导权转移的 一个信号。

国际社会对“核心利益说”的强烈反应，表现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对中国崛起的严重忧虑。2010年4月，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中国军队寻求扩张海军力量》一文称，中国政府于2010年3月首次向访华的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声称，南海是关系到中国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不允许任何人干预南中国海事务。“核心利益说”一经出台，便被国际社会不加分辨地全盘引用，成为佐证中国外交转向强势和扩张的重要论据。国外把“核心利益说”解读为崛起后的中国在划分东亚的势力范围，中国今后的外交政策会日益咄咄逼人。国外还普遍将“核心利益说”与钓鱼岛“撞船事件”相提并论，据此判定中国将采取日趋强硬的外交政策，中国崛起会对世界秩序产生重大的不确定性。

2.朝鲜半岛僵局难破

中国周边安全的最大软肋是东北亚，朝鲜半岛形势是风向标。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是中国安全的致命弱点。历史上，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都在这个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60年代中国与苏联的珍宝岛冲突，都对中国安全造成极为严重的威胁。即便是美国学者也承认，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具有很强的合法性，包括维护中朝边界的稳定，阻止对华包围圈的形成，以及显示中国和平崛起的决心与可能性。

2010年“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后，朝鲜半岛朝韩双方的紧张对立和美日韩的武力威慑政策，不仅给政治和外交解决朝核问题的多边进程带来沉重的打击，更把朝鲜半岛推到了战争的边缘。

朝鲜半岛出现新的形势和局面，究其原因是韩国李明博政府对朝新政策和美国东亚战略调整互动的产物。李明博政府以朝鲜政权“即将崩溃”为依据，采取“战略攻势”，主要表现为：高调宣布在今后的冲突中用武力惩罚朝鲜，基本抛弃了影响朝鲜政策的经济手段，说服美国不要与朝鲜单独接触，坚持朝韩关系改善是恢复六方会谈的前提，增加朝韩会谈的无核化内容，竭力促成韩国主导朝鲜及朝核问题解决进程的政策结果。韩国政府的强硬政策，得到了奥巴马政府的支持。美国为实现“重返亚太”，以此为契机，强化美韩同盟，坚定地站在韩国一边，支持韩国主导对朝和谈进程，并强化其亚洲的同盟体系并拓展其功能。

10 2011年伊始，朝鲜采取了一些缓和姿态，企图缓解美日韩的高压和孤立政策，但收效甚微，朝鲜半岛的紧张状态持续存在。美日韩同盟体制的建立，使“六方会谈”在管理朝鲜半岛冲突、促进东亚区域安全合作方面的功能严重削弱，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波澜起伏。从2011年9月起，美、韩调整了对朝鲜的政策，提供了紧急救灾援助。2011年12月17日，朝鲜领导人金正目去世，给朝鲜半岛局势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同时也意味着历史性机遇的来临。但是，2012年3月16日，朝鲜宣称将在金日成诞辰100周年之际，发射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技术制造的实用卫星。美日韩等国表示强烈发对， 加紧部署应对措施，日本完成演练“全国瞬时警报系统”“严阵以待”，美国还鼓动日、韩等盟国部署反导系统，进一步引发东亚紧张局势，给中国造成严重的安全威胁。如果朝鲜半岛紧张状态长期化，将严重损害有关各方的利益。

3.日本“远交近攻”加强日美同盟

日本在“3·11”特大地震后接受国际救援的情况，清晰地反映出对外关系排列顺序的亲疏远近。即日美同盟为中核;第二层次为间接的盟友，主要是美国同盟旗下的英、法、韩、澳大利亚、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第三层次为与日本历史渊源甚深且有共同价值观的东南亚国家，第四层次为能够对中国实力起制衡或牵制作用的俄罗斯、印度、蒙古等国。具体来说.处于中核的日美同盟关系在快速协调应战能力方面彰显了无与伦比的优越性。第二层次的间接盟友也发挥了快速集结的配合救助优势。第三层次的关系主要体现了“情感投资反哺回馈”的良友关系。第四层次则主要起平衡手的作用。上述四个层次，均具有明显针对和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虽然中国在大地震后对灾情深切关注，物资方面予以大力援助，但是日本在选择接受中国的援助时甚为谨慎。从日本领纳其他国际赈灾救援的态度上，充分显示了其现代版的“远交近攻”策略。

日本特大震灾也加速了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调整。此次地震对日本经济地区安全形势造成重大影响，进一步拉大了与亚洲经济第一大国中国的实力差距。整体经济数据表明，日本进一步依赖中国，但是在高端技术产业领域中国仍然依赖日本。正是整体依赖但部分占据优势地位的这种局面，影响了救灾外交在消弭中日两国的不信任中的作用。灾后日韩两国的互动表明，双边关系已经摆脱了那种因历史问题纠缠不清，双方均试图改变对方的混乱期，正朝着承认不同、开始倾听和询问的整合期阶段发展。

灾难进一步加强了美日同盟关系。2010年，来自冲绳的强烈反对，阻碍了日本政府执行关于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的协议。日本大地震发生后，驻日美军迅速、大规模的救灾行动，使日本民众看到美日同盟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本民众对美军基地的情绪，弱化了冲绳对基地搬迁的反对声浪，有利于同盟关系的稳定。地震证实了日美同盟体系具有相当强的协调能力、相当快速的反应能力。从军事运作的角度看，在很短的时间内，日美两国政府可以调动极大力量的军事效能，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灾后上台的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视美日同盟为日本外交基轴的立场。借助于美国的扶持，日本在新防卫大纲中提出了“机动防卫能力”概念，扩充了包括西南地区在内的防卫态势，重点部署海上力量，加强情报收集及警戒监视活动。目前的美日同盟已经远远超出了军事范畴，是一个包括政治，军事、信息共享等内容的新框架。按照美日安保条约的规定，美国的目的不仅仅是日本，也包括周边国家。虽然日本和美国在扩展国家利益时，双方存在定的冲突，但是日美之间由于价值观一致，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能够在互相协调的基础上解

11 决矛盾、提高共同利益。

4.战略忧虑刺激军备竞赛

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军费开支，整体上都保持了增长的态势。这种态势可能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目前，美国是全球绝对的军事霸主，带给全球最大的不确定性，俄罗斯正在不断加强和巩固军事强国地位，印度推动全方位进攻性军事战略，成为中国周边的“上升性威胁”因素，东南亚各国纷纷加强军备建设，尤其是海上力量。从长期来看，各国军费开支不断增长的态势，不利于亚太安全互信的建设，可能使亚太地区陷入军备竞赛的“恶圈”，使业已存在的安全困境更加恶化。

在周边国家眼里，中国军费开支的增长幅度过快，意图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由此带来焦虑感的上升，中国“军事威胁论”被放大。虽然美国军费开支和军事实力远远高于中国，但绝大多数周边国家对中国的防范意识更强。这主要表现为：澳大利亚已将军事防御重心放在中国，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防范意识普遍较强，尤其是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的菲律宾和越南，日本将中国列为主要防卫对象，日方认为中国军费增长超过实际经济增长很难让人接受，中国什么时候开始削减军费，周边对中国的信任就增强了。更应引起重视的是，周边国家之间正加强军事合作，联合制衡中国的意图越来越明显。

美国是亚太地区绝对的军事霸权国家，对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和政治格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的加速东移，未来一段时间，东亚是美国军事战略关注的首要地区，中国是其防范重点对象，美国将进步扩展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为维持反恐成果和地缘战略利益，美国将在阿富汗长期存在，并重视与印巴的军事合作，提升其在军事坐标中的位置。在美国的战略部署棋盘上，东南亚是其战略依托，战略部署已经成熟稳定，而中亚和南亚是其势力重点拓展之区。从地缘的角度看，美国正在加强从东亚、东南亚到南亚和中亚的战略链条连接力度，一旦顺利完成且加固，那么就意味着环形包围圈构建完毕，在欧亚大陆就很难出现对其霸权构成挑战的国家。

从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和外交战略取向看，美国将日益重视能源通道的控制力。美国正利用在亚太的军事存在、联盟体系，以及通过在中亚和南亚的军事存在，对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形成强有力的制约。目前，美国国内正在论辩中国发展航母的动机与意图，甚至出现了中国是否将发展“以航母为中心的海军”这样的争论。有的人认为，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目标是发展有限的海军能力，以提升中国在不涉及美国时捍卫地区利益的能力，保护不断扩大的海外利益，执行非传统安全使命，实现军事外交，展示负责任国际形象，以及提升中国的声誉。而有的人则认为，边界争端不会导致安全冲突，相反，是安全冲突带来边界争端。边界争端升级是安全冲突发展的象征，而不是原因。例如，南海周边国家之所以能挑战中国，是因为他们享受着美国的保护，而这主要是基于美国在西太平洋和南海的海上优势。

5.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

非传统安全问题出现社会化、地区化的趋势，直接影响民生。日本特大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三重灾难，东南亚洪灾，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中亚和南亚地区复杂的安全形势，中国海外投资在缅甸遭受损失等，都表明本地区深受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影响。

2011年自然灾害频频袭击周边地区。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海啸灾害以及核泄漏事故，因其危害强度大波及范围广，对全球核安全和能源的安全利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重新审视核电站的安全措施，成为各国确保核能安全的首要任务，也为国际和平利用核能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东京电力公司将大剂量高浓度辐射水排入大海，可能对海洋环境和生态带来复杂和

12 长期的影响，引发了周边国家的抗议。7月以后，泰国东北部、北部和中部泛滥的特大洪灾持续了近4个月。首都曼谷10月份的灾情，一度达到“危急的临界点”。此外，受洪灾影响的还有越南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大国在中亚竞争的阴影仍无法消散。本·拉登被击毙后，2011年6月，奥巴马总统宣布正式启动从阿富汗撤军进程，对中国的安全将产生复杂的影响。首先，美国不会完全撤离阿富汗。其撤军的战略意图，是要在中亚站稳脚跟，欲走还留，在中亚地区形成多个战略支点，以便以点带面地在中亚建立军事基地网络。其次，美军撤离阿富汗会增加中国反恐和打击分裂主义的压力。“9·11”后，中美在反恐方面保持合作，有利于中国打击“东突”和“三股势力”。随着美军的撤离，中亚的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可能重新抬头并伺机而动，影响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的稳定与安全。

美国倡议“新丝绸之路”计划，开始实施其“非军事战略”。十年反恐战争，极大的代价，并不能解决阿富汗及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问题。美国开始从单纯注重军事战略、依靠自身和少数北约成员，转变为军事战略与经济战略并重。2011年7月，在参加第二次美印战略对话期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首次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9月22日联合国大会期间，希拉里与德国外长和阿富汗外长，共同主持了一个由30多个国家外长参加的“新丝绸之路部长会议”，专门讨论“新丝绸之路”计划。“新丝绸之路”计划，目的就是借助国际社会的努力，打造一个连接南亚、中亚和西亚的经济与运输网络，通过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将经济迅速发展的印度甚至整个东南亚，与油气资源丰富的西亚国家连接起来，利用国家间、地区间的优势互补，强化阿富汗的枢纽作用，促进包括阿富汗等相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航道影响本地区的和平稳定。2011年“湄公河事件”，凸显航道安全的重要性。湄公河流域的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山高林密通信不畅导致跨国犯罪猖獗，已严重威胁沿岸国家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影响本地区的和平稳定。11月26目.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部长级会议宣布，四国将在湄公河开展联合巡逻执法工作，共同维护湄公河流域安全稳定，促进湄公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员友好往来。中方将在联合巡逻执法装备和人员培训方面向老缅方提供帮助。此举意味着，中国为维护区域安全提供公共产品，朝着建立切实的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框架迈进了一大步。当中国的地区利益能够得到制度化的保障时，中国的地区战略才能顺利推进。

应对非传统安全更需构建软实力。2011年9月30日，缅甸政府叫停密松水电站建设，凸显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的紧密联系。缅甸总统吴登盛对搁置电站项目的解释是，该电站可能会“破坏密松的自然景观，破坏当地人民的生计，破坏民间资本栽培的橡胶种植园和庄稼，气候变化造成的大坝坍塌也会损害电站附近和下游居民的生计”。其实，密松水电站开发，不完全是经济和环境问题，之所以变成了政治问题和“民意”问题，在缅甸和国际社会被热炒，事实上既是西方非政府组织长期不遗余力煽动的结果，也与美国、日本和印度积极干预、影响和拉拢缅甸，疏远缅中关系不无关系。

如果从软实力的角度看非传统安全问题，那么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度，构建软实力显得十分重要。在全世界形成自己的软实力优势，这种优势未必需要美国来加以保障，也并不与中国和平崛起相冲突，它们是人类为追求和平与繁荣而获得的经验积累。特别是在突发性的自然灾害面前，单独某一国的技术积累和智慧还不够，需要国际协作。全球性问题的增生，迫使国家利益的内涵已不能局限在领土范围之内，而是呈现出全球性地区性关联。

(二)2012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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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高调介入亚洲事务引发的连锁性反应，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趋于恶化，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互动进程，正在告别过去十年的稳定态势，进入了一个战略摩擦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将减弱，周边国家对我海洋经济资源的争夺将加剧，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角逐将越来越决定亚太地区的秩序，为此中国应该调整周边外交战略。

1.中美战略竞争加剧

2011年，南海问题出现危机，表面上看是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的主权争端，但其实质是中美海权的较量。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周边外交的拓展，维护海洋权益和稳定周边海域日益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这与视太平洋为其内湖的美国的战略利益不可避免地产生冲撞。南海问题成为美国重返亚太的“抓手”，未来美国与周边国家深化海事安全合作，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趋势将增加。为制约中国军事实力，尤其是海军实力的增长，美国未来还将通过其主导的“雁型安全模式”，加大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军事存在。对中国而言，海洋是国家利益拓展中必须坚持的内容，其挑战是如何让周边国家接受一个新的海洋秩序。

受限于技术，中国发展航母，短期内根本不会对美国海上安全直接构成挑战。但是，在外交层面上，会使得美国的对华政策更加政治化。中国发展航母的目的十分明确：中国不当海上霸主，不争夺海上霸权和地区霸权，不以任何国家为作战目标，不对他国构成安全威胁。中国将来拥有航母，只会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和近海防卫战略不会改变。但是，对美国的部分人而言，中国海上力量增强，却是挑战海上安全的信号。一部分专家认为，面对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美国无需立即改变其军力发展计划，只要持续增加在太平洋西海岸的海军部署，并加强与该地区盟友的防务合作以及提升美国航母在该区域内港口的存在，就可以维持美国在西海岸的海上优势。

在美国新一轮战略扩展的背景下，中美关系也步入了战略焦虑期。美国的战略焦虑在于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特别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可能改变地区力量平衡，产生包括领土在内的更多利益诉求，对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构成挑战。中国的焦虑则在于周边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因美国重返亚太而引发的安全上和经济上的联动效应。战略焦虑的现实存在，中美实力对比的不对称性和对彼此战略意图的错误认知，可能放大中美之间的分歧，使得中美之间风波不断。如果美国的权力是建立在抵消和解构中国对区域影响力的基础上，中美关系就难以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

中美竞争加剧，促使中国周边的利益分化重组加快。通过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回顾与展望，我们发现，“周边”的范围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深化而延展，目前已经发展为一个具有多个层次的地区体系。在这样一个周边世界中，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衔接、霸权国家与地区强国共存。尽管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实力增长必然导致军事扩张，但中国试图摆脱历史的宿命，避免与美国及其盟国发生激烈的冲突。总体而言，中国的目标是塑造一个更加均衡的地区秩序，这个秩序既能容纳美国的利益，也能扩展中国的利益，同时确保周边国家从中国的崛起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

2.大选年可能引发地区外交格局新变化

每次大选不仅意味着国内政局的更替，也意味着地区局势的调整。新领导人上台，变革财经政策将对市场走势产生重大影响，这种波动有时足以影响到国家的对外政策。更为直接的是，新领导人为满足国内民族主义压力，以对外政策的强硬缓和国内矛盾，这可能让周边国家在观察政策走向时产生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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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美国、韩国、俄罗斯中国台湾地区等都在进行大选，中国也面临着领导人换届。处于大选年的各国政府可能更加关注国内问题，但是选举中议题的炒作，也可能给地区国际关系调整带来新的压力和动力。

第一，中国成为美国2012年选举的重要议题，给中国外交带来压力和挑战。尽管美国选举拿中国说事早就不稀罕，但在美国战略决策界心理失衡的情形下，美国有可能把对华的情绪性、策略性看法，上升为国家的法律。一旦如此，中国将面临持续的压力。美国《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现在就想知道美国总统大选的赢家是谁还不可能，但很明显输家已经有了一个，那就是中国。共和党候选人在人民币汇率和中美贸易等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使奥巴马政府面临着压力。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面临着内外困境。在国内，两党政治极化严重，关系紧张，围绕着债务上限问题的两党恶斗，让人们对美国政府的执政能力产生强烈怀疑，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外交方面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泥潭，被迫实行战略收缩。美国诸多国内问题是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战略等方面长期积累的结果。“占领华尔街”运动是生动体现。在2012年大选中，美国选民将通过投票的方式决定其内政外交的调整和变革方向。在未来几年，随着美国内外战略的调整加速，且更多被国内问题、国内利益所左右，中美关系将承受更大的压力和风险。

第二，政府换届导致国家内外政策的调整，可能给地区安全形势带来新的挑战。以菲律宾为例，2010年阿基诺三世上台以来，为了巩固其在国内的统治地位，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通过拉拢美国、日本抗衡中国，并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在缅甸，2011年3月，吴登盛被缅甸议会选举为总统，组成了新的文官政府，掌握缅甸政权20多年的军方强人丹瑞宣布退休。缅甸新政府上台后一系列的新举措，使中国与缅甸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尤其是9月30日，吴登盛突然宣布搁置中缅合作兴建的密松水电站，这决定让中国感到措手不及，再次凸显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和中国周边外交的困境与尴尬。

韩国大选可能给朝鲜半岛局势缓和带来新的契机。“天安舰”事件以来朝鲜半岛出现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与李明博政府对朝鲜的认知和强硬政策直接相关。如果新政权改变对朝鲜“崩溃论”的认知和僵硬的对朝政策，则可能迎来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进步促进六方会谈恢复。2011年10月下旬，民间团体和各在野党统统推选出身于民间团体的候选人当选首尔市市长，反映出韩国政治下行的压力。2011年自“阿拉伯之春”以来的一系列“革命”表明，目前新一轮的社会意志渗透进政治体系，很可能引发诸多冲突。

选举对地区影响的复杂性，还在于政策调整的频率、幅度在短期内都会加剧。有可能将使那些建立在经验上的外交手段失效。由于调整的叠加效应.即便是选举国自身也很难测度政策变化对地区局势的影响.从而使亚太地区存在着若干无法掌控的选举引爆点。这对各国领导人的政治掌控能力、外交决策部门的反应能力以及战略界的情报分析能力，都是一项严峻的考验。

3.以政经合一的方式管控周边局势

客观地说，中国周边局势的复杂化，并不都是因为美国的介入。美国“雁型安全模式”的出现，其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国认识到在亚太地区存在着多种威胁，包括传统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大国崛起，以及非传统安全意义上的跨国性问题等。在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动态演进过程中，之所以出现有的周边国家欢迎美国加入，有的国家拒绝美国加入，甚至有的国家既欢迎又警惕，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周边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拥有不同的安全需求。

15 中国在周边地区安全的需求上，既有美国的特征(威胁来源于国土之外)，也有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影响安全的因素来自内部)。更加突出的是，中国将从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已经迈进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行列，安全需求的升级非常明显。目前来看，中国有着多种安全需求：东北部，传统安全威胁、非法移民与跨境民族;东部沿海，领海争端、资源能源通道、进出口通道;西南部，领海领土争端、水资源、非法移民、毒品与跨境民族;西部，跨境民族、能源通道与“三股势力”。

以多个次区域为依托点的周边外交，将是未来的一项战略性选择。近代史上，中国存在着以陆上为重心还是以海上为重心的战略论辩(塞防与海防)。随着资源多元化以及安全威胁的泛化，这种划分的讨论将逐渐失去意义。判断究竟是海上重要还是陆上重要，要看战略性资源的通道安全威胁的等级以及替代性方案的可能性。中国的地理位置和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基本决定了中国需要采取种合作性参与战略。因此，从次区域层次和问题领域来审视各个地区的安全等级秩序会更加有效。总体而言，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塑造一个更加均衡的地区秩序，这个秩序既能容纳美国的利益，也能扩展中国的利益，同时确保周边国家从中国的崛起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

冷静地分析中国周边国家的力量对比，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过去没有，现在依然没有，短期内也不会出现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均势。尽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获得了持续的经济收益，但未来20年内权力的分配优势(尤其是军事能力)，还是在美国这边，特别是美国的同盟体系。按照客观的实力分布，那么只能说周边国家是追随美国，而不是制衡中国。弱小的一方依赖强者并不与历史经验相违背。如果历史经验还具有某种长期合理性的话，那么周边邻国不制衡中国的行为是符合东亚的历史情境的。中国外交依然要着眼于为发展创造条件和环境。

看待中国与周边的关系，需要足够长远的眼光。尽管目前中国已经是周边数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似乎出现了某种经济上依赖中国的局势，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如果把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算作一个整体，基本上所有的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对象集团，还是西方世界开创的贸易体系，甚至于中国本身也得益于这个开放的经济增长体系，至少加入WTO的10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回顾自工业革命以来两百多年的历史.哪一个国家能够不断推动经济增长，让越来越多的人拥有高质量的生活.那么这个国家就拥有权力。

因此，对中国而言，要创造性地塑造稳定的周边战略环境。一方面，要增强与美国的战略互信与合作，管控双方的分歧，既要对美重视，但也不必处处围绕美国转。另一方面，要调整中国的亚洲战略，让周边国家更多地分享中国崛起的好处，减少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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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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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

作者：申晶

【摘要】本文从总量和人均占有量、数量和质量方面分析了中国粮食安全的现状，从粮食供给发展趋势和粮食需求发展趋势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问题，提出确保中国粮食安全必须以保护耕地为基础，以提高单产为目标，保证粮食增产的可持续性。

【关键词】粮食安全 耕地保护 粮食消费税

根据我国粮食安全的现状，国家粮食局调控司与2004年提出了粮食安全的定义，认为粮食安全从本质上讲，是指一个国家满足粮食需求的能力，以及抵御可能出现的各种不测事件的能力。粮食安全的决定性因素是粮食生产及消费的能力和水平，同时也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及外贸状况有密切的联系。这一概念与世界粮农组织(FAO)定义的粮食安全稍有不同，但更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据此，粮食安全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物质保障能力和水平，包括生产、进口和储备能力以及满足不同层次消费需求的保障能力;二是消费能力和水平，包括需求总量以及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偏好等;三是保障粮食供给的机制和途径。本文将从粮食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发展趋势来分析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问题，并探讨对策。

一、中国粮食安全的现状

总量安全，人均占有量达到国际安全标准。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自2003年来保持稳定增长，2007年突破5亿吨，2011年达到5.7亿吨，2012年为58957万吨，除大豆外，其他种类粮食自给率均高于95%的安全水平。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将一个国家人均粮食年占有量400公斤定为粮食安全的标准，中国粮食人均占有量2010年达到409公斤，2011为425公斤，达到了国际公认的安全标准。

数量安全但质量不高。无论是米面油等直接消费的粮食产品，还是肉蛋奶等经转化后的间接消费的粮食产品，近年来质量安全问题不断出现。比较典型的如2013年5月的“毒大米”事件、2011年双汇“瘦肉精”事件以及2009年轰动全国的“三鹿”事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然环境污染，使得土地、水源等受到污染，粮食质量受到影响;二是在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导致粮食中残留过多有害物质;三是由于监管不力，使粮食在储存、加工、销售环节被污染，最终导致问题食品流向民众的餐桌。

二、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问题

耕地保护形势严峻。一国的粮食总产量取决于耕地数量和单位面积耕地的生产能力，其中耕地数量是保证粮食生产最基本的因素。

耕地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其数量在一国范围之内是有限的。耕地总量的减少是对粮食安全最大的威胁。数据显示，1997～2007年，中国平均每年减少的耕地面积高达1132万亩。中国的耕地资源并不丰富，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只有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根据《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2010和2020年耕地面积不少于18亿亩，这是中国耕地保护的“红线”，也是中国粮食安全的最基本保证。2012年12月，国土资源部发布“2011全国土地变更调查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12月31日，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8.2476亿亩，耕地保护的形势十分严峻。耕地保护的矛盾集中体现在以下三点：人口增加，城市化的发展，非农建设用地不断增加;水土流失、自然灾害等导致的生态退耕使耕地数量减少;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部分地区耕地抛荒严重。

提高单产受多种因素制约。耕地质量是影响单位面积产量的主要因素。同时，单产还受到复种指数、化肥使用量、农业科技贡献率、水利设施、自然灾害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农科院屈宝香等(2009)对影响中国粮食增产潜力的各种因素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认为提

高单产是保证粮食安全的最重要因素。提高复种指数，提高土地利用率，是提高单产最直接的方法。有研究认为，中国耕地复种指数理论值可达198%，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但是，复种指数必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片面提高复种指数会透支土地肥力，使耕地质量快速下降，还会导致化肥的过多使用，对粮食生产而言，是不可持续的。另外，大部分的粮食主产区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对农业长期投入不足，导致农田水利基础配套设施严重落后，防灾抗灾能力低下。随着近年来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自然灾害频繁，这些因素都极大限制了粮食单产的提高。

人口增加的刚性。粮食的需求量取决于人口数量和人均消费量。根据中国现阶段的国情，人口数量和人均消费量都是刚性增加的。虽然近十年来中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57%，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未来十几年，中国人口仍将以每年800万到1000万的速度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预测，人口高峰将出现在2032年左右，届时人口总量将达到14.7亿人左右。

人均粮食消费量不断提高。人均消费量包括人均口粮消费量及饲料粮、工业非食品加工粮等的需求量，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发生变化，突出表现为直接消费粮食的数量停止增长或者开始减少，但是肉蛋奶等畜产品消费急剧增加，畜牧业生产所需的粮食需求爆发性增长。一般来说，猪肉的粮食转化率为1：4，鸡肉的转化率为1：2，牛羊肉的转化率为1：7。以2009年13.35亿人口为基数，如果每人每年增加1公斤肉类消费，粮食消费会增加52.8亿公斤，相当于2010年新增粮食产量的34%。据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2000)计算，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的人均粮食需求量达483公斤。亚洲发达经济体如日本、新加坡等在人均GNP达到1万美元时，人均粮食需求量达到550公斤左右。虽然我国目前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国际安全标准400公斤，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粮食需求量会长期保持增加趋势。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末总人口134091万人为基数，当人均粮食需求达到483公斤时，全年粮食总需求量为64766万吨，相当于在2012年粮食总产量58957万吨的基础上增产9.9%(5809万吨)。人均粮食需求量达到550公斤时，全年粮食总需求量为73750万吨，相当于在2012年粮食总产量的基础上增产25.1%(14793万吨)。

三、粮食安全问题的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判断是谨慎乐观的。目前中国的粮食供需平衡是一种脆弱平衡，随着人口和人均需求量的刚性增加，这种脆弱平衡必将会被打破。粮食既是生活必需品，又是重要的战略物资，作为人口大国，中国不能过度依赖国际市场上的粮食贸易。要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只能不遗余力地提高粮食产量。以保护耕地为基础，提高单产为目标，确保粮食增产的可持续性。

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这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保障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用途不改变”。对农村土地进行整理，加强对抛荒地、闲置地的管理和利用。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工业化对土地的占用等多种因素，人地矛盾尖锐的情况只会愈演愈烈，耕地保护的任务十分艰巨。

加强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建设，提高防灾抗灾能力。在合理范围内提高复种指数，控制化肥和化学药剂的使用，保护耕地质量。有研究显示，全国农田只有49.6%实现了有效灌溉。如果能够加强水利设施建设，解决灌溉问题，粮食产量一定会进一步提高。全国耕地有2/3为中低产田，可通过增施有机肥、测土配方施肥等方式增加土壤肥力，提高耕地质量。加大农业科技投入，特别是对良种研究推广，新型耕作模式及灌溉技术等能直接提高粮食产量、节约能源的研究。在耕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提高成为粮食增产的重要支撑。“十二五”规划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同时推进农业现代化，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

建立有效的农业利益补偿机制，增大主销区对主产区的转移支付，研究对部分人群征收粮食消费税的可行性。2011年，中央财政全面取消了粮食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地方配套，此举大大减轻了粮食主产区的财政负担，促进了粮食安全。2005年两会期间就有专家提出开征粮食消费税的建议。2010年中国农村经济论坛中，河南省省长郭庚茂再次提出，我国应该探索建立“粮食消费税”，将征收来的税金用于支付粮食主产区的农业建设。有学者认为，粮食消费的最大群体恰恰是中低收入群体，高收入人群的粮食消费非常有限，因此在全国范围开征粮食消费税，会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负担，实际上是“劫贫济富”。粮食消费税的征收是否有可行性，税基和税率如何确定，征税对象的范围如何划分，怎样才能真正起到补贴粮食主产区农业建设、促进粮食安全的作用，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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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国周边安全形势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邻国最多，所处的安全状况和面临的安全条件最复杂的战略主体，也是当今世界上惟一没有统一的大国，维护中国的利益，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消除危及国家安全隐患，加强对战略安全的研究，为中国和平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创造条件。

一、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

中国作为邻国最多国家，地缘矛盾最多，最复杂的战略主体与周边国家在领土、领海等权益上，存在巨大问题，而影响我国周边安全的主要因素有：恐怖主义、宗教权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领土纠纷、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问题就像一条“V形热点线”，呈放射状特点，在北部、西部、南部、东部和东南部都存在着不安全因素。V型线的左端是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大陆线，有中亚五国问题，阿富汗冲突、印巴冲突、印中争端等问题;V型线右端是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海洋线，有日俄北方四岛之争，日韩的竹岛(独岛)之争、朝鲜半岛之争、中朝黄海大陆架之争、中日东海大陆架和钓鱼岛之争以及南中海之争等。进入21世纪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

(一)中亚五国与中国安全

中亚五国独立后，由于中亚显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世界各国势力在中亚的角逐使中亚的政治局势更加不稳，另一方面也使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环境复杂化。战后，推行霸权政策的美国在阿富汗建立亲美政权，以及在中亚个别国家建立军事基地，这不仅打通连结扩大了北约和强化了北约和美日安保同盟的战略通道，还可以以中亚为地缘战略支点，以北约组织和美日安保同盟为两翼，抑制俄罗斯的复兴，阻止伊斯兰原教有旨主义的扩展，遏制中国的崛起。

冷战结束后，中亚地区出现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的影响不断扩大，已经给中国的西北边疆带来了巨大压力，中亚某些国家公开号召境外民族回归“历史祖国”②。在此背景下，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疆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分子，与境外(包括中亚国家)的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分子相结合，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活动，使得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恐怖威胁。而伊斯兰原教育主义，以及泛突厥主义在中国西北边疆的传播，严重影响穆斯林群众的思想意识形态，如果这一思潮不能有效遏制，那么，伊斯兰极端势力必将成为中国西北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大患，并危及到中华民族的最高国家利益??国家统一。

中亚国家还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作为中国的邻居，中国在中亚的经济利益是显而易见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将日趋增加，进入21世纪，中国同中亚国家加强了经济合作，扩大了在中亚国家影响力，间接损害了俄罗斯的传统利益。而美国、俄罗斯在中亚角逐加剧，以获得经济利益。

(二)俄罗斯与中国的安全

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从沙俄时期到至今，一直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邻国和影响中国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从地缘政治上，中俄之间有漫长的边疆线，从综合国力上看，俄罗斯仍是世界性大国，并有可能再度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而复兴后的俄罗斯所奉行的对外战略是否会一如从前的咄咄通人。作为俄罗斯的邻居，中国尤为关心，俄罗斯拥有雄厚的军事技术实力的丰富的石油气资源，是中国实现国防现代化可以借助的力量，尽管俄罗斯处于经济持续恢复阶段，但对华能源战略已透露出俄罗斯未来的战略运筹信息。

强大的邻国就像一把双刃剑，假如它对你友好并能给你带来利益，就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居而使这样利益倍增，这个邻居越强大，你所获得的利益可能越大，反之亦然。所以说，复兴后强大的俄罗斯对中国安全的影响是中国周边国家无法无拟的。

(三)朝鲜半岛与中国安全

朝鲜半岛问题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冷战遗产，进入21世纪后，美国政府对朝鲜采取强硬姿态，最终导致朝美第二次核发机的爆发，半岛局势再度趋紧。新时期初期的半岛局势仍将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发展态势。一方而，促进和解、推动谈判、制约战争的内外因素继续存在和发展。特别是“六方会谈”进程的继续为和平解决争端提供了重要机遇，半岛和平进程有可能在曲折中前进;另一方面，朝鲜与美国、朝国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各自的国家利益和政策目标大相径庭，半岛局势的发展仍存在较大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不排除出现武力对抗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朝鲜半岛是中国东北部安全的战略缓冲，半岛局势的紧张将破坏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将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没有半岛的安全，就无中国“和平崛起”的最终实现③。

(四)美日军事同盟和日本对外军事扩张

日本是中国的海上强邻，是当今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又是一个曾经对中国进行侵略并且其统治者至今对此没有清醒反省的国家，还是一个拥有巨大潜力掌握核武器的国家，二战后，美国和日本结成军事同盟，90年中后期，日美安全同盟实现了冷战后的重新定义。其适用范围由日本本土及周围数百海里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合作内容由“日本受到武力攻击”扩展到“日本周边地区发生事态时”，防卫态势由“对储威胁型”向“地区安保型”转变;主要防范对象由苏联转变为朝鲜和中国。日美安全，同盟的重新定位、美日联合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将导致亚太尤其是东北亚地区战略力量的严重失衡，成为影响未来地区安全的重要不稳定因素④。进入21世纪，日本决定建对付“中国海军舰艇活动”的“护岛部队”，2004年确认中国为“安全威胁”实现了安全战略从“防御”的“进攻型”的转变。

(五)南亚半岛和中国安全

在南亚的印度半岛，印度自称是一只大象，印度21世纪的宏观目标是控制南亚和印度洋。所以，印度大力发展本国经济，其21世纪军事战略是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威慑巴基斯坦，制弱小邻国，遏制中国，拦阻地区外大国向南亚渗透，实现控制印度洋，跻身世界一流大国行列的目标。印度洋是中国与中东、波斯湾、地中海、东非等地联系的海上必经这路，印度控制了印度洋，就等于控制了中国的通往这些地区的海上通道威胁中国的石油安全。而印度和马基斯坦的冲突直接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重要隐患。印巴冲突是包括领土、民族、宗教和军奋之争的综合性、长期性矛盾与争端。近年来，两国在核军备和常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在克什米尔冲突时紧时缓，印巴冲突对南亚安全局势，和我国西部边境的安全有重大关系。

(六)中国南海海洋权益之争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中国必然向海洋型经济方向发展，中国的海洋权益日益重要，自近现代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洋权益的冲突争议日益增多。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非法占领我南中国海的岛屿，开采油气资源，严重损害我国领土主权和经济权益，越来越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南海之争，不仅存在岛屿之争，还有海域划界和资源开发之争。中国和日本除了钓鱼岛的主权归属之争外，还有专属经济区和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中国和朝韩在东海域划界问题上也有分歧，这些问题都是关于资源和地缘优势争端，而这些海洋权益一旦丧失，将危害中国国土安全。

(七)影响中国安全环境最重要外部因素------美国

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对中国周边安全构成的威胁，在性质上具有根本性，在程度上具有严重性，在时效上具有长期性。冷战后，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是最有实力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在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又与中国的安全利益存在重大冲突，美国将中国视为有能力挑战其全球利益的地区性大国和谐在对手。美国在东亚的存在及中美战略结构性矛盾的深化，表明美国从战略上防范中国及对华施压的政策不会改变，在亚洲东面，美国依靠美日军事同盟联手遏制中国，在西亚，美国借反恐名义向西亚地区渗透，在东南亚地区，与东南亚地区国家加强军事合作，美国还靠多年与台湾形成默契，打“台湾牌”制约中国的崛起;在北亚、美国加与蒙古的全面关系。

二、增强综合国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长久之计

从苏联解体以及冷战历史教训得出，国家的竞争主要是以科技为先导，以经济为发展中心，以军事为后盾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因此，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是确保国家安全的长久之计。

1.促进经济稳固发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能力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经济是否安全，已经成为世办各国，面临重大问题，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也成为世界各国安全战略的突出任务，在21世纪，我们经济发展存在以下不利因素。

(一)石油、土地、水战略性矿产资源、短缺制约经济发展。

(二)而在金融领域，中国财政到地方财政，存在大量赤字成为威胁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存在因素;人民币浮动汇率出现经常性的汇率波动，导致国际游资投机行为，增加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产生金融风险，而中国金融体系内部积累了制度及金融风险，金融体系脆弱性比较明显，“地下钱庄，洗钱和员金外逃现象愈演愈烈”。

(三)国民经济严重依赖国外市场，加大了国际间贸易摩擦和矛盾，且对国际市场产生依赖性。

(四)我国产业创新能力低，在国际竞争中处不利地位、缺乏经济安全保证。 在新的形势下，我国经济安全面临更大的挑战，必须探原新的方法和有效途径解决面临的弊端。

(一)增加经济安全观念。就是把经济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之中，做好预防，保障国家须介安全免受威胁，或把威胁控制在较小范围内，不受破坏性的冲击。

(二)把科学进步和科技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打造创新国家作为未来发展的战略选择。

(三)由传统的主要依赖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扩张来完成发展的途径向以教育发展，科技进步，制度创新，为主的新途径，经济发展以人为本，追求经济与社会共同发展。

(四)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用信化带动国民经济发展，全面提高我国整个产业发展，提高国家竞争力，以我国实际国情出发，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增加社会吸纳社会闲散劳动力，更多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五)进一步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战略以及中部崛起战略。这是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必经之路。

(六)加强金融全权制改革，监对金融组织体系、市场体系、监管体系加以完善，特别是加快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改革，使金融体制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从而规避和降低金融风险、改善金融服务促进经济发展。

2、加强国防建设，维护中国的安全

国防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台湾地区的台独势力及其活动，国家的领土、领海及海洋权益不断被侵蚀，面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在军事上对中国的围堵，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传大复兴。拥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对维护中国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应理直气壮的发展国防现代化

当代中国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面对内忧外患，中国需要强大的国防力量。中国相对于欧美国家以及日本，中国国防力量依然落后，而中国威胁论对制约着中国国防建设。对于中国的现实国情，中国没有必要过于关注别国言论，威胁论是它国面对大国崛起由不习惯到习惯，有反对遏制到逐步接受的过程。中国就是在威胁论中发展起来的，现在西方国家逐渐接受中国的崛起，威胁论反而下降。只要我们国防力量保持在积极所规定的合理水平，我们就应该大胆投入，不必顾虑中国威胁论。中国通过积极军事外交，宣传我国和平崛起国策，并且在国际社会担负起负责任大国，国际社会会把中国军力发展视为正常的。

(二)自主建新，建立军事新思想

在科技强军上，向跨越式发展道路发展，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宏集型向科技宏集型的较变，以信息化作为军事建设的发展方向，建立一支远洋海军，应考虑建造航母舰队，以捍卫中国海洋，国土和重要海上通道安全。建立一支反应速度快，机动能力强信息化高的陆军部队，以及战略空军部队。

全军提高军事感慑和作战能力。

(三)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

军事领域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也是打赢信息化战争的关键，信息化时代对军事人员的要求也是全面的，除了政治素质上，最重要的是科技素养，军事院校要从提高学员的创新能力开始，加大培训力度和培养步伐。同时建立一种能留住人才，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这样才能培养大批军事人才，提高国家军事力量。

3.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文化作为国家力量的软国量，日益成为国家安全的有力保障和国家安全运用的手段，是一个民族必须守望好的精神家园，党的十五大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⑤自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一切可能利用手段对我国文化进行渗透。西方国家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传播其民主思想和价值观念，力求使之成为加强接触、落输思想，移植观念的主要渠道。在现代宗教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国西北地区迅速蔓延，鼓吹“圣战”，采取暴力手段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但某些西方国家还继续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内政，把宗教作为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一种手段，而我国新疆，西藏等地之所以出现民族分裂活动，与某些西方国家利用宗教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指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进齐”。⑥因此，我们要制定独特的文化战略，以维护中华文明。

(一)弘扬中华文明，认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培养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植根于民族的情感认同，而民族认同是民族传统中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产物。民族精神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去汲取体现最深刻的人生和灵性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为贵的人际观。“自强不息、厚德戴物”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精神都迫待弘扬，中国文化具有博大的精神情怀，复原力和凝聚力，中国要实民族的崛起，必须利用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实现民族的崛起。

(二)加强文化间交流，促进相互了解。

在文明多样性的今天，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可以促进文化间的理解，从而实现不同文明间互知、互谅、互补，进而达到共识，共存的目的，让世界人民各国了解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提高我国的软实力，促进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传播，提高国家形象。在文明交流中，我们必须克服文明狭隘主义，心怀开放精神，学习西方文明中的追求幸福、崇尚智慧，热爱自由，践行民主，张扬正义的精神和追求真善美的统一等人文类文明精华。这样，才能促进我国文化的发展。

(三)要坚持文化创新

创新是民族的灵魂，中华文明需要一代一代传承，但是，社会在进步，历史在发展，文化在继续，因此，中华传统文化也应该创新，在中国传统中，我们应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继续传统文化精华，摒弃糟粕，同时大胆汲取最先进的文明成果，融入中华文化，才能进一步壮大文化的整体实力，增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免疫力和抵抗力。

三、加强中国安全的国际举措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局势复杂多变，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关键时期，我们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主题，因此，我们要把握发展机遇，努力营造一个国际安全环境，对我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家利益的拓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开展睦邻外交

中国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主权一律平等，相互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国，以维护地区和平等稳定出发，妥善处理与邻国的领土，领海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暂时解决不了问题暂时搁置，待历史事件成熟解决，防止霸权主义从中得利。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展睦邻外交。

(二)积极开展首脑外交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增强，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产生了疑虑和戒心，而美日等国家发表所谓“中国威胁论”，企图破坏中国与周边关系，因此，为了消除周边国家的戒心和疑虑，积极开展首脑外使双方准确地了解双方的政策意图和政策方针，加强国家间的关系。首脑外交对于中国和邻国之间增加信任，巩固关系起促进作用。

(三)积极开展经济合作和经济援助

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且历史上有着悠久的经济交往，因此，双方经济往来能促成双赢，在经济外交中，我们坚持“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真诚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进入21世纪，我国与东盟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在上海组织加强了地区经济合作，倡议与印度和巴黎斯坦等南业国家谈判签订自由贸易协议。促进经济外交，从而促进国家安全。对于周边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力所能及的援助，加大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各类人才，以此增加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影响，争取和掌握国际安全运筹的主导权需要发展中国家。

(四)开展国际军事交往，增强军队维护国家安全能力

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维护一个国家的安全需要国际的合作，在东亚复杂的国际格局中、中国只有通全广泛的军事合作来维护地区稳定。努力同周边国家在安全与防劣的双边及多边的战略磋商和对话，增强相互了解信任。尤其同周边国家加大国际反恐合作力度，参与海上搜救，打击海盗，打击贩毒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维护和行动。此外，中国不断扩大多种形式的对外军事交流，推动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与义务等国际军事合作，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平做出自己贡献，也为自身的发展，创造出安全国际环境。

(五)积极利用区域性国际组织建立经济一体化和多边安全协商机制

随着国际性组织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为了积极参与自己周边地区和经济发展的区域对话和合作，于1996年参与组建了上海合作组织，并积极成为东盟的对话国。中国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创始国之一，为中国和周边国家提供了一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提倡相互信任，裁军，与合作安全为新型安全观，丰富了由中俄两国始创以结伴而不结盟为核心国家关系，对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新秩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⑦。上海合作组织还在反恐打击分裂势力，国际犯罪，以及军事互信做出了贡献，但还应该加强这方面合作，但还应该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在经济合作功能、促进多边机制基础的巩固还要利用上海合作组织，以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上海组织，“准成员”地位争取中立“8+1”机制，以此同周边地区建立多边机制框架。在东南亚地区，充分利用东盟组织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双方的经济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01年11月6日，中国与东盟领导人第五次会议上，双方决定在未来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标志着中国在区域一体化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随经济关系的紧密，双方的认同点逐渐增多，中国多次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阐述方在新形式下的安全观念和政策主张，双方对此达成了一种共同认同，因此，中国利用区域性国际组织建立地区安全机制，以带动周边地区和平安全进程。

四、结语

因此，在当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只有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中国才能处理好外部事务，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需要制定妥善的战略，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强大的国防力量。科学技术创新，联合一切联合的国际力量削弱，周边环境中不利因素，同时与周边国家相处过程中，积极参与亚洲多边及双边机制适用本国强大的综合国力，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发挥地区大国的作用，尽而实现中国的崛起。

第五篇：中国周边安全形势

2011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主要特征是，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亚太安全格局演变和地区国家间关系调整的首要因素。美国外交战略的重心加速转向亚太，继续利用海上安全问题对“雁型安全模式”进行升级，力争打造美国主导的“太平洋世纪”。亚太地区军备呈现竞赛趋势，中国周边国家利益分化重组加快。2011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呈现出五大基本特征：海上问题矛盾激化，朝鲜半岛局势陷于僵局，美日同盟关系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相互刺激军备竞赛，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并没有明显改善，特别是以非传统安全为主要内涵的海上安全问题极为突出。

1.海上问题矛盾激化

海上安全成为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紧张的重要来源，中国的海洋战略已成为国际社会判断中国是否和平崛起的重要指标。中国的深海战略已经触及美国的亚太乃至全球利益，周边国家借美国重返亚太之势在海洋问题上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潜力大大增强。因此，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国深海战略面临的压力将常态化。

2011年以来，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态度强硬，中越、中菲之间的摩擦不断，;中突升级。中国海上邻国出现“合纵连横”，共同制衡中国的趋势。美国以海上安全作为其构建“雁型安全模式”的主要“抓手”，得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积极配合，南海争端国际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快。美国宣布在新加坡部署一艘近海战舰，在澳大利亚部署海军陆战队，标志着越战以来美国首次在太平洋地区扩大长期军事存在，其矛头直指中国。菲律宾和越南的强硬立场和行为不仅受美国对地区安全的承诺和支持的鼓舞，同时也有深刻的国内政治经济困境压力。在11月举行的东亚峰会上，除柬埔寨、缅甸外，其余16个国家都谈到了海上安全问题，其中很大一部分国家表示对南海的关切。

有必要引起警惕的是，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关切与台海两岸关系联系到一起。中国台湾地区也对南海声称拥有主权，如果中国台湾因实际控制的岛屿与周边地区发生武力;中突，那么各方如何有效控制局势将是一个重大考验。总之，自1995年美国首度表示关切南海问题开始，美国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这一地区，美国的持续介入使南海地区的安全局势趋于紧张和复杂化。

2.半岛局势僵局难破

2011年1月以来，朝鲜对朝韩、朝美关系采取新的柔和姿态。朝鲜表示愿意同韩国进行各种形式和层次的对话，并提出无条件恢复六方会谈，以缓和美日韩同盟体制对朝的孤立和高压态势。但是，自朝韩六方会谈首席代表在2011年7月东盟论坛会议期间首次接触后，朝韩关系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缓和。对于重启六方会谈来讲，目前最大的障碍在于美、日、韩三方要求朝鲜采取所谓的“事先措施”。因此，六方会谈在李明博任期内可能难以恢复，僵局难以破解。

3.日本“远交近攻”加强日美同盟

震灾揭示日本外交“同心圆”，美日同盟继续强化。 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发生灾后国际救援行动和日本接受救援的情况，清晰地反映出日本对外关系的亲疏排序，

即日美同盟为中核;第二层次为间接的盟友，主要是美国同盟旗下的英、法、韩国、澳大利亚、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第三层次为与日本历史渊源甚深且有共同价值观的东南亚各国;第四层次为能够对中国实力起制衡或牵制作用的俄罗斯、印度、蒙古等。上述四个层次均具有针对和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虽然中国在大地震后对灾情深切关注，物质方面予以日本大力援助，但是日本在接受中国的援助时甚为谨慎。日本选择国际援助的态度充分显示了其 “远交近攻”策略。

4.战略忧虑刺激军备竞赛

中国与周边国家相互刺激，地区军备竞赛加剧。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绝大多数周边国家对中国的防范明显增强，主要表现为：澳大利亚认为中国将成为亚洲的主要的军事力量;东南亚国家加快军备建设，加强与美国军事合作关系，尤其是菲律宾和越南;日本将中国列为主要防卫对象。因此，中国虽然能一再宣称自己的军事现代化是防御性的，但是周边国家的军费开支持续增长，未来这一态势不会改变，这将损害国家间安全互信的建设，使亚太地区陷入军备竞赛的“恶圈”之中。

5.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

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地区化扩展。东日本大地震、以泰国为代表的东南亚洪灾、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恐怖主义的抬头、中国船员在湄公河被害、中国海外投资在缅甸遭受损失等，都表明本地区深受非传统安全的威胁。由于非传统安全具有突发性、跨部门、多地区等特征，应对传统安全的治理模式遭受极大挑战。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而言，一方面，美国军事力量的局部撤退并没有带来地区局势的全面稳定，另一方面，大量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活动也使矛盾激化。未来，非传统安全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将显著上升。

同时，2012年是周边国家的大选年，各国国内政治变化可能引发地区格局新变化。2012年，美国、韩国、俄罗斯、台湾地区等都将迎来大选，中国也面临着政府换届。各国政府将更加关注国内问题，但是选举中议题的炒作，可能给地区国际关系调整带来新压力和动力。新领导人上台，财经政策变革将对市场走势产生重大影响，这种波动有时足以影响到国家的对外政策。更为直接的是，新领导人为满足国内民族主义压力，以对外政策的强硬缓和国内矛盾，可能让周边国家在观察政策走向时产生误判。

对中国周边环境产生持续影响的选举，其复杂性还在于政策调整的频率、幅度在短期内都会加剧，这有可能将使那些建立在经验积累上的外交手段失效。由于调整的叠加效应，即便是选举国自身也很难测度政策变化对地区局势的影响，从而使亚太地区存在着若干无法掌控的选举引爆点。在不确定性加大的态势下，对各国领导人的政治掌控能力、外交决策部门的反应能力都是一项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