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通用8篇）

篇1：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

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第三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学术研讨会发言摘登 钟义见

核心提示：10月19日，第三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渝召开。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专家学者围绕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进行了研讨。为充分阐释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深刻内涵，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特将大会发言进行了摘录，以飨读者。

土司研究中名词概念亟须规范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世愉）

在土司制度的研究中，对规范使用某些名词概念尚未形成共识。比如，对土官、土司概念的讨论由来已久，然未形成定论。有人坚持认为，土官、土司分别指文、武土二职，也有人认为二者实质相同。后者更多强调今天的使用，众多文献也有充分的证实。前者则忽略了更多文献的不同用法，这样表述既不准确，也不能反映土司制度的全貌。

土官一词是土司制度建立后演变为土司制度的专用语，并赋予了新的内涵。土司一词是土司制度建立过程中出现的新概念，且使用极为普遍。以《清实录》为例，土司出现3678次，土官只有339次。我认为，使用“土司”一词更为恰当。我建议，在今后的研究论述中应统一使用“土司”、“土司制度”。这样不仅遵从多数人的习惯，更是为了规范化。

治专史者须重断代史之制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商传）

明之土司见于《明史土司传》，所谓“西南夷来归者”不过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五省。今有学者误将辽东诸卫列为土司，依据为《明史职官志五》于土官后附：“又有番夷都指挥使司三，卫指挥使司三百八十五……并以附寨番夷官其地”云云。此段文字附于土官之后，且无标题，故极易被误作土官之设置。其实，著史者于此段文字前已冠“番夷”二字，意在以有别土官。众所周知，辽东诸卫，为清起家之地，其事为清廷所深讳，修明史诸人焉敢直书其事？然于此亦不能无所记述，故含混书之。据《明会典兵部铨选》记，少数民族之官有“土官”与“夷人”之别，故分列“土官袭替”、“夷人袭替”二条，其制有所不同，虽亦有“达官”、“夷官”“依土官例”者，则更可知其非“土官”也。今日学者切不可潦草读史，治专史者，亦须重断代史之制度研究，以免误读历史。

应深化对土司制度的研究

（云南大学教授方铁）

我们应深化对土司制度的研究。1949年以来，土司制度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取得不少研究成果。随着近年研究视角的扩展，土司制度领域显现出广阔的研究情景，对诸多问题的探讨也需要深入。例如：中原王朝统治边疆的制度和做法，经历了从初期的简单、混同到后期的细致化和个性化发展的过程，其中以羁縻治策和土司制度最为典型。土司制度可研究的问题，包括边疆地区的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统治形式、社会文化、边疆各民族的观念和行为方式等。过去对边疆社会史的研究十分薄弱，我们可凭借土司制度这把钥匙，打开少数民族社会史研究之门。借助土司制度，可深入探讨土司地区社会的演变史、文化传承史以及居民观念和心态的变迁史等。

土司之乱成明代严重边害之一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员李治亭）

西南地区的土司，“自元迨明，代为边害”。有明一代，270余年间，大约每隔七八年间，土司之间或土司与王朝之间就发生一次军事冲突，甚至大规模战争。土司之乱，已成为明朝的严重边害之一。入清以后，康雍乾三朝也多次爆发过规模不等的与土司的军事冲突。探索西南土司之乱的根源，是当今土司学术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土司历来“各长其部，割据一方”，必然与中央集权的体制不相容。当其势力强大时，或为其经济利益的驱使，不时进入汉族地区劫夺人口，双方的冲突就不可避免；或受国家的管理体制所限，对土司的管辖不能直接进入中央行政管理体制。质言之，土司地区还没有实行郡县制，而土司自行其事，必与中央行政管辖权相冲突。土司制度被称为“天地间一大缺陷”，土司之乱，实质是国家统一的问题。清雍正时，依据国家与民族“大一统”理念，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与土司割据势力展开激烈的斗争。废土司制即废除其特权，代以“流官”管辖地方，归入中央直接管辖，才从根本上铲除土司之乱的乱源，实现了国家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真正统一。

土司研究需要进行学术转型

（吉首大学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成臻铭）

我国自1987年成功地加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实现了世界遗产“零的突破”。目前，我国已有45个遗产列入名录，位列世界第二，在申遗方面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土司遗产申遗，无论给地方政府还是专家学者，在文本编制和基础研究方面均提出了诸多挑战，这在基础研究方面表现较为突出。开展了一个多世纪的土司研究在土司遗址与土司、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关联研究方面，仍存在诸多学术盲点。例如，“土司”一词的语境问题，封建王朝借助土司在高原、山地、河谷、海岛等不同地域进行差异化治理的问题，土司的民族版块分布与空间变化，对以土司遗址为代表的土司遗产学术价值与文化价值的挖掘问题等，仍然有待挖掘。

鉴于此，为适应学术发展趋势，加强土司遗产申报力度，土司研究需要进行学术转型，需要在多元文化整合和多样文化并存的视域下，以广泛分布于高原、山地、河谷、海岛的“土司区”为主体对象，与国内外致于力高原、山地、河谷、海岛区域治理研究的各个学科形成理论、方法及其他研究内容的对接，进而促成中外比较研究。唯有如此，才能顺利且准确地找到土司遗产蕴含的突出价值，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发展。

警惕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研究存在的不良倾向

（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邹建达）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关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的研究出现令人欣喜的局面，但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倾向应当引起关注和警惕。例如，一些国外学者和极少数国内学者，以一些现代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土司制度，把土司的设置或“改土归流”视为东方的殖民主义，把封建国家一体化的进程等同于西方的殖民扩张。另一个较严重的倾向是将土司制度泛化，将其存在的时间上推到秦汉时期，空间扩大到西南以外的东北、西北等边疆地区，把封建王朝的一些特定边疆民族政策均视为土司制度的内容。上述倾向有悖历史事实，必然得出一些错误的观点和结论，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和学科的构建。还有，研究中理论归纳总结的缺失和碎片化问题也值得特别重视。

“改土归流”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湖南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副教授罗维庆）

土司制度的推行及废除，都是在少数民族主政中央王朝时进行的，这应该是站在少数民族自身的立场上，对治理多民族“大一统”封建国家考虑的结果。在我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尚未成熟的封建专制制度，既无能力也没必要将深山僻野的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其直接统治范围。“欲揭上腴之征以取不毛之地，疲易使之众而得梗化之氓，诚何益哉。”就是当时统治者心理的真实写照。但当封建制度发展到其顶峰时，既无法征税，又不可驻军，只能依靠世袭土司实行间接统治的土司制度，显然不能被己非常完善的“大一统”封建专制制度所容忍。解决土司割据一方的问题，自然提上了议事日程。康雍乾时期强盛的国力，保证了雍正及后继者“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土司制度的终结也就瓜熟蒂落了。“改土归流”并非是“拯土民于水火，救土民于倒悬”的民族解放，而是中央王朝以直接统治取代间接统治、仅限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项政治制度改革。不论封建统治者目的如何，“改土归流”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极其深远，不可否认导致了民族文化的迅速同化，但它同时也消除了割据，打破了闭塞，促进了交流，使少数民族群体逐渐融入了社会主流圈，形成了大一统国家的共识化意识、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篇2：土司制度

关键字：土司制度元明清时期

一、土司制度简介 土司制度起源于“羁縻政策”，在秦、汉肇始时，不过略微管束，加以笼络，使之不生异心而已；至唐、宋时，才渐次趋于强化。至元代，元王朝在总结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唐、宋以来推行的羁縻政策经验的基础上，施行“蒙、夷参治”之法，官有“流、土”之分，于是开始了土司制度。到明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王朝统治的深入，土司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并达到了鼎盛时期。及清代，少数民族地区地主经济兴起，土司制度对于社会发展渐次起着阻碍作用，自是土司制度始行崩溃，并在清代中期以后逐渐消亡。土司制度曾在维护国家统一、保持民族地区安定、促进社会发展、巩固边防等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土司制度毕竟是“封土封疆”世袭统治的残余，残酷剥削压迫人民，愈来愈腐败，故终于在历史的长河中消亡。

二、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的初期阶段出现在元代。元朝在统一全国后，开始在南方民族地区普遍建立土司统治。由中央派蒙古官员达鲁花赤进驻各级地方政府，实现对多民族汉族的统治，在西南少数民族的地区也

有达鲁花赤与土官共治。元朝土司制度统治的具体方法有如下几点：

第一，设立各种土司职务。元朝土司官职大者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司诸职。

第二，任用各民族中的豪酋为各级土司土官。元朝比较广泛的任用南方民族的豪酋为土司土官，从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长官司到路、府、州、县的长官大多以各民族中的豪酋担任。

第三，明确了土司的义务。元朝对所任用的土司都规定必须向中央王朝尽一定的义务，贡赋包括朝贡和纳赋两项内容。

第四，规定了土官的信物、承袭、升迁、惩罚的制度。元朝对土司的管理，从土司的任命、承袭、升迁到对土司的惩罚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以上反映出元朝的土司制度已经基本确立，只不过处在土司制度的初期阶段而已。明朝才是土司制度完善的时期。

明袭元制，并大为恢拓，将图司制度发展成为一种完整的制度。基于南方各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各民族封建农奴制分散割据的特殊情况，加之各民族豪酋的长期统治，采取“以夷制夷”为特点的土司制度。

明代是土司制度成熟的时期，主要有两个标志，一是专门设置了区别于流官的士官职衔，一是改元代单纯的怀远、安抚为驾驭。【1】 土司职衔的确立。元代虽然设立了土司制度，但是没有单纯的为土司设官职，土司和流官都可担任。明政府完善土司制度的首要一点，就是分别土流，专门设置了区别于流官的土司职衔有：宣慰使司，宣抚司，安抚司等；凡府、洲、县各级官职由土司充任着均冠以“与”字，以区别流官，如土知府、土同知、土通判等。【2】驾驭土司的手段。明代改安抚政策为对土司的驾驭，企图以加强对土司的控制，牢固掌握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权。分三点：一是在土司继承问题上显示驾驭问题；二是从制度上规定，所有土司必须受地方文武长官的约束，这样就把土司的自主权压缩的很小；三是在土司衙门安插流官，以便对土司进行监视、制约。【3】

关于土司的俸禄，不如流官有俸银，皆以流官相同等级支给米，每月各支米俸如下：月二十六石者宣慰同知；月二十一石者：宣慰副使，宣抚司宣抚使；月一十六石者：宣慰佥事，宣抚副使，招讨使，安抚使，副千户；月一十石者：宣抚同知，长官司长官，宣抚佥事，副招讨；月八石者：副长官，安抚副使”。明朝对土官虽有

此规定，但实际上土官之俸米是取之于民，朝廷并不颁给，土官仍为无俸之官，只是在土官受罚俸处分时，则按月支米数受罚。在承袭方面，明朝对土官的承袭规定甚严，前后变化较大，所有的明文法令皆在防冒袭及因承袭不明引起族人的争端。承袭的经过大概是：土司应将承袭之人依次呈报，在呈请袭职时，要取上司印结、本人宗支图及邻境保结方能承袭。根据《明会典》记载，明代各朝对土司承袭的规定是：1436年（正统元年）奏准：土官在任，先具应袭子侄姓名开报合于上司，候亡故，照名起送承袭。

在升迁与惩罚上，明朝对土司有考察制度，对土司实行升迁和惩罚。升迁途径有：军功，明代土司的升迁，以军功升官的最多；忠勤，一些土司“积有年老”，忠于职守，到一定时间给予升官；纳米，明王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驻守大量军队，需要粮食，故采取“纳米升授”土司官职办法；进贡，土司以进贡取悦朝廷，从而得到晋升。惩罚办法有：典型，土司有罪，也与流官一样受到惩罚，而且惩罚也很严厉；革降，将违法土司裁革或降职；迁徙，把有罪土司迁到其他地方安置。[4]

清朝是土司制度走向衰微的时期。清代的土司机构大体都设置于顺、康、雍年间。在清代有新的民族首领归附，因此，清朝政府决定凡土司来降者，皆授原职世袭，雍正十年，在青海玉树地区进

行户口清查划定界限，将一百多个大小部落头人分别委任为土千户，百户，百长，又新增设七百多家小土司。在土司官职、承袭、朝贡、赋税、升迁、惩罚、限制等方面也制定有一套制度。其内容与明朝又有所区别。特别在清朝大规模改土归流以后，对残存土司的统治有了很大的变化，土司的势力大为减弱，只在形式上为土司统治，实际上是在清朝所设的各种流官机构的管辖之下。

改流后土司区的分布也发生了变化，四川土司数有明显的增加，而湖广、云南却有减少，尤以湖广减少最多，与明朝的土司制度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说明清朝土司制度已经大大衰落，在南方民族地区推行了几百年之久的土司制度基本结束了。

三、土司制度的历史意义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代在南方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封建民族政策，它产生的初期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统治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当说是一种进步，因为土司制度适应了当时南方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就必然对南方各民族社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总的来说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该制度暂时维护了地方的稳定和巩固了祖国的统一。元、明、清三朝建立和推行土司制度的意图，主要是为暂时安定情况十

分复杂的南方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以求得暂时的相安无事。第二，该制度促进了南方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土司制度建立的初期，地方得以相对安定，为南方各民族社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第三，该制度沟通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土司制度的建立，土司土官成为朝廷命官，使南方各民族贵族与中央王朝的联系加强了。第四，该制度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从元朝土司制度创立之始到明、清时的土司制度确立的全过程中，各朝都注意到土司地区文化的发展。参考文献 【1】【2】【3】参考李世愉的《清代土司制度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社1998年9月出版

篇3：土司制度

一、文山地区土司简况

元明清以来文山地区土司,有大小土司数十家。笔者调查了解和查找资料掌握,较有影响的是广南的侬氏土司、文山的龙氏土司、富宁的沈氏土司、西畴的牛羊土司和麻栗坡新寨的侬氏土司、南温河的黄氏土司、猛硐的梅氏土司等。

(一)广南侬氏土司

广南侬氏土司世袭28代684年,即元代到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264-1948)。《壮乡广南》介绍:“土司是元明清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统治当地人民的机构,世袭继承。”广南土司历来臣服封建中央王朝,缴纳贡赋,服从征调,常“抵掌疆场、奔走御侮”,为巩固封建王朝统治曾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1936年,云南省政府龙云以“全省土职尚未一律改流之际,广南土司似不必急于此时取消��准予仍袭原职,以示羁縻,而维边圉”为由,批准侬鼎和承袭土司。直到1948年,边纵游击战争兴起,才彻底废除。

(二)文山龙氏土司

辖当今文山的土司是彝族龙氏。龙氏土司掌管着文山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诉讼和刑罚等。据乾隆《开化府志》和道光《云南志钞•土司志下•开化府》记载:“文山龙氏父子连名及长子继承关系,即(姓略)海基死,子基雅继;基雅死,子老穆继,老穆死,子穆等继;穆等死,子等根继;等根死,子南绍继;直至龙上登。”这一父子连名制的记录说明文山龙氏土司的世袭。

(三)富宁沈氏土司

据《富宁县志》记载:“富州土司肇于元初,盛于明清,败于清末,替袭24代,28任,共625年,隶广南府。”富宁沈氏土司衙署遗址位于现今富宁县归朝镇后州村委会龙山半山腰上。衙署总体布局为“五进式”院落,内设前堂、正堂、三堂、乐房、兵房等,有炮台、鼓厅、石狮等。

(四)西畴牛羊土司

据《开化府志》和《麻栗坡地方志资料》记载:今西畴克广村山后一个大溶洞中,在数百年前有窝老黑蜂,飞到数百里外的广南县境,咬死那里依人的牛羊含食返巢喂养蜂儿。依人为寻找牛羊,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撵蜂到克广。发现了老黑蜂,还发现了克广是块肥沃的沃土,依人高兴极了。回广南禀告广南侬土司。侬土司派人调查,情况属实.便分支部分侬人开发克广地区,建立另一支土司。刚建时,不知该叫什么名字好。有人提议说是为撵蜂才来到这地方,就叫牛羊土司。这建议得到大多数人赞同,于是就有了牛羊土司。以后开的街称为牛羊老街和牛羊新街。清康熙六年(1667年),实行改土归流,将牛羊土司改为牛羊里,派流官进驻,实行流官统治。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土司对流官不满,趁开化府驻军调往罗平、丘北、贵州等地镇压少数民族起义之机,马白壮族首领王志念联络东安里原土司侬养生等举行武装叛乱,杀死官兵,企图恢复土司制。但在巡抚汪兰亲临督办下,开化总兵札郎阿带领本镇官兵及文山县知县史绍登雇用的练勇,将土司叛乱镇压下去,王志念及侬养生在战斗中先后被战死,从此结束了西畴长达数百年的土司统治。

(五)麻栗坡土司

明清时代,麻栗坡县广大地区都属于土司辖地。据《麻栗坡县志》和《麻栗坡县民族志》记载:“今猛碉地区属傣族梅氏土司所辖;今南温河地区属傣族黄氏土司所辖;今麻栗坡地区属壮族侬氏土司所辖。皆隶属广南府。”可见,当时麻栗坡县小土司比其他地方要多。

二、文山土司制度特征

不管是哪个级别的土司,即大小土司,他们都有共同的特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臣服朝廷

文山地区大小土司,臣服朝廷,服从朝廷的征调。朝廷为了限制土司势力发展,在各个方面,曾制定过用来约束土司势力的相关规定。如明朝规定九品以上土司承袭,须进京朝贡,须得朝廷批准。《明史•土司列传序》载:“尝考洪武初,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其土官衔号曰宣慰司(从三品)、曰宣抚司(从四品)、曰招讨司(正五品)、曰安抚司(从五品)、曰长官司(正六品),以劳绩之多寡,定尊卑之等差;而府、州、县之名亦往往有之,袭替必奉朝命,虽在万里之外,皆赴阙受职。”《明会典》载:“凡土官承袭,国初皆吏部掌行。洪武三十年,以宣慰、宣抚、安抚长官职掌士兵,改由兵部,其府、州、县、巡检、驿传土官,所属吏部。”《明大政纪》载:“凡土官或迁调任,或本土世袭,俱以三年为一考。开任之事迹,行本衙门内量赏赐复职;遢茸不称者,降一级,于缺官衙门补用。六年再考,如初考。九年给由赴京通黜降。若贪污害民,劫夺仇杀,事有显迹者,按察司举问如律。”从这些记载可知,各级别土司对朝廷,政治上一律绝对臣服顺从。

(二)服从征调

文山地区大小土司,军事上实行土兵制度。但是如果遇到征战,必须服从朝廷征调出战。平时土司所管辖的土兵,未经朝廷准许,土司不得擅自领兵超越所辖之地。但遇战事,朝廷征战,土司要积极领兵征战。如广南侬氏土司,曾多次服从朝廷征调出战,立下汗马功劳。

(三)以夷治夷

文山地区历来属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山高坡陡、森林茂密、处于边地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各朝固边军队人数有限,加之边境线长,守边任务艰巨。各朝在文山地区推行土司制度,让土司管辖文山各地,这样就减少了驻军人数,缓解了中央与地方高度的紧张关系,缓解了地方的经济压力。同时,也为百姓减轻各种负担,达到“以夷治夷”长期有效的目的和“和平共处”的愿望。

三、文山地区土司功绩

文山土司制度在文山的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成为了当时应对邻邦的制度。土司制度实行资源管理和税收政策,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赋税;有了土军,代替了正规军;实现了“以夷制夷”战略;管理趋于制度化。此外,土司制度使文山地区少数民族的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朝廷开始重视文山地区各少数民族的教育作用了,特别是清朝发展出了很多正规的学校,为朝廷培养了一批人才;土司制度在文山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施,有效化解了文山地区少数民族的矛盾,有利于文山地区少数民族培养恭顺和巩固疆域的作用。

如广南侬氏土司竭力效忠朝廷,为平定疆土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在广南侬氏历代土司中,因功受奖的达12人,都是奉调征战有功者,如第16代土司侬鹏,于康熙十二年(1674)随清军讨吴三桂,侬鹏率部追擒吴三桂大将夏国相于西版桥。又如第24代土司侬茂先,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奉调率士兵三千至越南参加抗法战争,击伤法军统帅孤拔,使其伤重不治而死。茂先受奖赏戴花翎,加四品衔。后瘴故军营,赠太仆少卿。清灭后,广南侬土司家族顺应时代潮流,不少青年外出求学,且大都参加革命队伍,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去。

四、文山地区土司兴盛原因

(一)顺应历史潮流

文山地区土司制度的发展、兴盛,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结果。各代王朝为了处理好文山地区的民族矛盾,实行了土司制度,达到了“以夷治夷”,即凡拥护中央朝廷的,一律加封;凡是叛乱的,则重兵剿灭。

(二)服从朝廷管治

土司如果对封建王朝不忠诚,就会被朝廷派重兵剿灭。因为封建王朝不容许不听话不忠诚王朝的土司的存在。如广南侬土司,一直以来效忠各代封建中央王朝。《广南府志》序文说:“广南一郡,自赵宋分道,已入疆域,元、明设府,历代服从。”这肯定了广南侬氏土司对封建中央王朝的管治。

(三)定边保疆之需

用好土司制度,可以防止外族对边疆的侵犯。所以各代王朝对文山地区少数民族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土司为官后,效忠朝廷,有的土司积极所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五、文山土司衰亡的原因

(一)内因

一是随着社会发展,土司利用对土民的人身依附关系,粗暴欺压土民,作威作福;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司对土民的肆意苛索和剥削越来越显著;三是土司之间为了争夺土地、人口、财产等,经常侵扰仇杀,扰乱社会的安定,破坏生产的发展。

(二)外因

一是历代王朝在势力强大之后,特别是清朝以后,朝廷开始加强了对边境地区的政权巩固,试着实行“改土归流”方针政策,逐步取消土司世袭制度,开始设立府、厅、州、县,派流官任职管理;二是土司制度表现出来的种种不利于封建王朝统治的方式逐步显露出来,一些土司已不再被封建政权所容纳。

六、文山土司制度研究建议

(一)收集土司制度历史资料

文山土司制度的研究,笔者觉得,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加大土司制度资料的收集整理。一是要站在现在的角度和高度,对以前文山土司制度按照现在所属的县市,把以前的土司制度划片整理进行研究;二是要研究各个历史朝代文山土司制度各个方面的情况,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研究要扩展到1948年广南侬氏土司退出历史舞台为止;三是资料的收集整理,要兼顾到官方的正史、研究土司制度的专史和有关文山地区的地方史等。反正,只要有利于文山土司制度研究的资料,首先占有。

(二)拓宽土司制度研究领域

文山土司制度涉及方面很广,对其研究方法也应该多样。因此,采取多样的研究方法对文山土司制度进行规范化的研究,显得很有必要。在研究过程中,可以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也可以采用宏观视角(即土司制度的发展历程、与土司制度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土司制度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意义等)和微观视角(即有关某一地区土司制度的发展、衰落、消亡等)。在研究思路上,可以采用横向研究和纵向研究以及两种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等。反正,研究不拘一格,只要出成果,便可以。

(三)成立文山土司制度研究协会

要想让文山土司制度研究取得良好成果,笔者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成立土司制度研究协会。制定相关规则,明确研究方向,定好远景研究规划和近景研究规划。这样通过土司制度研究协会开展文山土司制度研究工作,才会有章可循,有向可做,有标可奔。

(四)开展土司制度研究交流活动

对文山土司制度的研究,要在取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多开展文山土司制度研究的交流活动,要举办交流活动,要么多出去加强与外面学者的交流。这样,才有可能把文山土司制度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总之,元明清以来文山实行的土司管理制度是一种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适合文山少数民族地区管理的一种特殊行政制度,它对文山地区少数民族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加强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捍卫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笔者认为对元明清以来文山地区土司制度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将有助于揭开元明清封建统治王朝对文山地区少数民族实行“以夷治夷”方针政策的重要思想价值和历史价值,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笔者拙撰此文,最终目的是希望致力于西南边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或是有志于探讨研究文山土司制度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些史料线索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摘要：研究元明清以来文山地区土司制度方面的文章很少。本文基于调查和查找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对元明清以来文山地区土司制度的简况、特征、功绩、兴衰、建议等方面进行简单阐述,目的主要是让更多的专家学者重视对元明清以来文山地区土司制度的关注和研究。

关键词：元明清以来,文山地区,土司制度,简况,特征,功绩,兴衰,建议

参考文献

[1]方铁.西南疆域史研究综述[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4).

[2]方铁.土司制度及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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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方铁.西南边疆研究60年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3).

[5]方铁.深化对土司制度的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

[6]马大正.深化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几个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7]李和.云南文山地区封建历朝统治政策研究.昆明学院学报,2012(1).

[8]李和.古代文山地区的设治——文山沿革史述论.文山学院学报,2011(5).

[9]兰天明罗有光.侬氏土司衙署风云七百年.文山新闻网:http://wsnews.com.cn/News View.aspx?ID=96181.

篇4：土司制度的历史传奇

土司制度的发展脉络

两汉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族群林立，在大约相当于今天一个省范围的方国内，大小族群就有几十个之多，生产力水平的差异使得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王朝统治者只有采取特殊的方式，形式上将这些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版图。但要实现这种形式上的统治，就不得不利用当地土著民族首领，让他们保持原来在本民族中的政治经济地位，保持国名、领地封号等;另一方面，中央王朝又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置郡县，派驻郡县首领，并通过地方土著民族首领，以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统治。这种特殊的政治制度就是羁縻制度。

土司制度的源头就是两汉时期的羁縻制度。羁縻郡县制到了唐朝改为羁縻州府县制，此时，中央王朝开始利用地方土著中的贵族担任羁縻州府县的首领，给予各种官职名号，为元朝土司制度中官阶的建立开创了先例。

元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建立土司制度，当时只在四川、湖广、云南等行省设置土司机构。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四川、湖广、云南等行省共设有大小土司行政机构296处。

明朝是土司制度完善的时期，明袭元制并大为开拓，将土司制度发展成为一种完整的政治制度。明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建立土司区、遍设土司，土司机构已遍及湖广、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等行省，土司制度已成为明朝统治西南诸民族的主要制度。

清朝是土司制度走向衰微的时期。清初土司的数字和分布与明末基本相同，但土司区的大小、土司区的分布和制度都发生了变化。如土司管辖区的缩小、土司势力的减弱、贡赋制度的严密、征调的频繁、奖惩的严厉以及对土司的各种控制等都与明朝不同，特别是经过雍正、乾隆两朝的大力“改土归流”后，土司制度已经大大衰落。

土司制度的特点

土司制度由中央王朝对西南各少数民族首领封以官爵，让其世袭统治原有的各民族人民，中央王朝只通过各民族的首领进行间接的统治;同时又规定各民族首领必须承认是中央王朝统治下的一部分，听从中央王朝的征调，按期缴纳一定的贡赋，承担一部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义务。

土司制度比羁縻制度更加严密。我国西南各少数民族经过与汉、唐、宋各代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不断往来后，社会发展很快，元朝在总结汉、唐、宋各朝羁縻统治利弊得失的基础上，为了克服羁縻统治各少数民族地区形同独立王国的弊端，开始改革羁縻制度。

一是设立各种土司职务。元朝设置的土司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3种武官职务，负责当地行政、赋税、官司、招兵等责任。自明朝起，又增加了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3种文官职务。

二是任用各级土司土官。从元朝起，王朝就任用土著贵族担任土司土官。从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长官司到路、州、府、县的官员都由土著贵族担任。土司定职定位后，王朝要进行政绩考核，决定土司职务的升迁。王朝任用土司后，必须赐予土司各种信物，作为统治当地各族人民的凭证。土司凭信物与中央和其他地方官员发生联系，表示自己已经成为王朝的官吏。土司一经授职，即可世袭。与此同时，王朝还规定有功者升迁、有罪者受惩的奖惩制度;对于有能力、管辖内社会安宁的给予升迁，有罪者则罚而不废。

三是规定土司义务。凡是元朝任用的土司都必须向王朝尽一定义务。为了加强对土司地区的控制，王朝还规定土司应定期朝贡。土司向王朝进贡，是保持中央王朝与土司的联系、维持君臣关系的一种特定方式。因此，元、明、清三朝对土司的朝贡极为重视，王朝有专门部门负责管理朝贡。土司对王朝的义务之二为纳税。纳税是土司对中央王朝所尽义务的重要内容，多以金银、粮、布为主。纳税表示土司对王朝统治者的臣服，如土司不尽纳税义务，王朝就会采取强征手段，甚至发兵征讨。

土司既是当地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当地的大领主，掌握着治理辖境内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诉讼、刑罚等大权。土司在政治上依靠中央王朝，册封世袭，划疆分治;军事上实行土兵制度，以种官田、服兵役的方式把农奴组织成土司武装，维持土司统治和供王朝征调;在经济上，土司是辖境土地的所有者，实行劳役地租、实物地租等经济剥削;文化教育方面，土司不准土民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

土司制度的历史作用

土司制度产生的初期无疑是进步的，它适应了当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基础，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土司制度建立后，西南各少数民族在一段时间内与中央王朝保持了相对和平友好的关系，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统一更加牢固，国家的统一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土司制度的建立也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土司定期朝贡以及进朝受职，驿站的设置和道路修通，大规模的移民屯垦，使西南各少数民族与内地的来往日益密切，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的发展。

土司制度的建立促进了汉文化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元朝在西南民族中提倡儒学、设立学校、立寺庙、传经史、授学田;明朝在土司地区设立儒学，强制土司应袭子弟入学，优待土司子弟进入国子监就学，并对土人入学给以奖励;清朝在土司地区推行“文教为先”的政策，广建义学、社学，提倡、甚至强制土司子弟入学习礼，开科举之门……这些措施均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发展。

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土司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广大人民不断的反抗斗争动摇了土司制度的统治;与此同时，土司又日益与中央王朝对立，这种有损于中央王朝国家统一的行为自然是不能被容忍的，于是，“改土归流”就势在必行了。

篇5：藏区土司制度

藏区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作为国家推行于民族地区的民族自治制度，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致，而是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藏区土司制度形成一方面与中央王朝传统治边的政策有关外，另一方面与吐蕃王朝解体后，吐蕃在藏区的戎边大将，割据一方，地方政治的独立化有密切关系。各地封建领主在发展经济、军事势力的同时，均十分重视扶持佛教、利用佛教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公元十一至十二世纪，西藏佛教各教派相继建立，而且都和某个有势力的家族结合起来，逐步形成政、教结合的局面。藏区的政治力量通过不断的扩张、兼并与组合，在公元14世纪蒙古入据吐蕃前，已形成十几个较大的政教势力。为了治理这个地域广袤，各地因历史、地理发展差异等原因，社会、文化的发展也不完全一致的藏区，中央政府自元代以来在除了逐渐采取多封众建、政教合一的僧纲制度；文武相卫、土流参治的卫所制度之外，主要的一项制度就是因俗而治的土司制度。本文主要以元代以来中央政府对藏区的施政为背景，通过中央政府对藏区逐渐推行土司制度，从土司制度的内涵和外延深入剖析藏区土司及藏区土司制度的历史渊源和藏区土司制度的基本内容，认为藏区土司制度是中央政府根据藏区的实际情况推行的，其本质与内涵是传统治边政治“因俗而治”和“天下一统”思想在封建时代的终极体现，且藏区土司始终处于依附与扩张这种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在对藏区土司制度的内涵与本质分析研究中，分析了土司制度在西南部和中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于宋代，在藏区正式形成于明代，因为土司制度形成的标志就是其职官名称，而土司制的职官名称包括文职和武职，但他们并非同时形成，在宋代文职土司就已形成，明代才正式形成了武职土司。从总体考察，土司制度正式形成于明代。通过考证研究，根据土司家族(部落)粗略统计，藏区各族土司总计849家，其中藏族土司795家，其他各族土司54家。论文不但从职官制度、承袭制度、奖惩制度、朝贡制度、赋役制度、军事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深入细致的研究了藏区土司制度整体性和个体化特点，而且也分析了藏区土司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土司政治对藏区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的影响，尤其是中央政府根据“土流参治”的行政建制与根据“政治神化”准则构建了藏区的集权统治网络，并且成为藏区土司政治体制构造的一种基本原则与行政模式。在此基础上，论文通过藏区土司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分析了藏区土司分别与中央政府、寺院的政治关系，认为藏区土司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土司为了生存，不时依附于某个政治力量，以期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尤其是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更为复杂，除了实力弱小的土司基本上能效忠于朝廷而外，势力较大或地处偏远的土司们，随着中央政府力量的消长而消长：当中央政府力量强大时，土司们基本上能“瑾守王命”，当中央政府力量弱小或无暇顾及时，便结合周边某些土司或寺院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最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央政府通过改土归流，使藏区土司制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藏区改土归流主要集中在清朝。明代藏区除了对四川龙州土司进行了大规模改土归流之外，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只是在非藏区的西南地区进行。民国虽然也有，但也只是清代藏区改流的尾声。为了进一步揭示藏区土司制度的内涵和外延，论文通过余论中的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总结了藏区土司独特的个体化形态和地域化形态，揭示了藏区土司制度之间以及与非藏区土司制度之间存在的差异，并探究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揭示其内在的规律性，也了解到统治者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政治态度以及自元代以来中央王朝在藏区推行土司制度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对于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提供的历史借鉴。

篇6：贵州土司制度的演变过程

贵州来源

贵州一词，与夜郎竹王关系密切，元代，贵州版图逐渐形成，明永乐年间正式建省，贵州全省“皆土司”，在全国很有代表性。前人研究贵州之名的来源有三种说法：伊始唐朝建立的矩州，因水流如矩得名，又因少数民族语转成贵州，元因之得置贵州，二是由贵竹音转成贵州，三是因山得名，“贵山，府北二里，入蜀之道，一名贵人峰，贵州之名以此”。贵以贵山得名。唐为黔中道；宋属夔州路；元属湖广行省；明置贵州土司，是为贵州得名的开始，后置贵州布政使司；清改贵州省，省名至今未变。贵州地理位置

贵州简称“黔”或“贵”，是一个山川秀丽、气 候宜人、资源富集、民族众多的内陆山区省。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靠湖南，南邻广西，西毗云南，北连四川和重庆，东西长约595千米，南北相距约509千米。全省国土总面积176167平方千米，占全国总面积的1.8%。贵州地貌属于中国西部高原山地，境内地势西高东低，自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倾斜，平均 海拔在1100米左右。贵州历史文化背景

贵州省因其境内有贵山而得名。夏之前称“赤水”。战国时期为楚国黔中地和夜郎、且兰等地。秦属黔中郡、象郡、巴郡、蜀郡和夜郎国。汉属荆州，益州。唐分属黔中、剑南、岭南等道，其中黔中道为今贵州省大部分区域，故而贵州有“黔”的简称。宋属夔州路，“贵州”名称始见于文献。元代分属四川、湘广、云南三行中书省。明洪武十五年（1382）设贵州都指挥使司，明永乐十一年（1413）始建贵州行省。清代沿用明制。全省设4个地级市，3个自治州，2个地区。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全省有49个民族成份，少数民族成份个数仅次于云南和新疆，居全国第三位。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7.9%。贵州旅游资源丰富，被誉为天然“大公园”。特殊的喀斯特地质地貌、原生的自然环境、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形成了以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和民俗风情交相辉映的丰富旅游资源。

土司制度的建立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治理少数民族的一种政治制度，也是研究相关少数民族史和地方史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它是羁縻制度（羁縻政策的实际意义是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是通过少数民族酋领来实现，封建王朝授封少数民族的酋领一个官职称号以后，只要他们对朝廷表示臣服就行了，王朝不过问其内部事务。）的继承和发展。

秦汉之时，除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边郡边县，以区别于内地的郡县外，还在少数民族聚居的一些地区设置了“道”和“属国”二级特殊的地方行政单位。这种“道”和“蜀国”就具有明显的羁縻性。

到了唐代，更是明确设置羁縻府州。所谓羁縻府州，就是在不破坏国家统一的前提条件下，保持或基本保持各少数民族原有的统治机构，承认原有的首领的政治地位和直接统治本民族的权力。与此同时，唐王朝政府又对羁縻州有行政领导权、实施法律权、征调兵马权、收取南赋权，表明羁縻府州只是唐中央政府统辖下的地方一级行政机构。唐朝时，社会经济繁荣，国势强盛，总结了历代对少数民族治理的经验，对民族问题极为重视，所封授的羁縻府，州、县土官：一是实行世袭；二是授予少数民族酋领军职；三是对作战有功者和有成绩贡献的土官，朝廷奖励表彰，使民族酋领积极为王朝效力。唐王朝推行的羁縻土官政策，在作用意义上是很大的，加强朝廷对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民族地区的统治，建立起我国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到了积极巨大的作用。

宋承唐制，为了加强对贵州的统治，在贵州设州、郡、县，派朝中官员兼治 对一时难以控制的地方设羁縻州统治，继续实行建立羁縻州、县、峒的政策，推其雄长者为首领，不强行汉法治理少数民族，所不同唐者只是将土官调离本土，制订了土官袭法，规定了土官的纳贡义务，显得更

严密一点，这种羁縻府州，更具有鲜明的羁縻性。元、明时期，土司制度确立，普遍建立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土司成了地方政权，受封者即是朝廷官员又是各族首领。明代土司制度有以下特征：土流分治，土职（宣慰 宣抚 安抚 招讨 长官 蛮夷长官）有文武职之分；以官品分尊卑 ；地位较高，与王朝关系紧密 ；承袭有制“应袭之人必先送册上报”；教化为先，作为土司接替的必由之路 ；定赋税进贡之法。并有了四大宣慰司，分别是：贵州宣慰司（地域范围包括水西和水东）

播州宣慰司（播州第二十一代土司杨铿，于1372年归顺朝廷，朱元璋即下诏为播州宣慰使，辖地：遵义、桐梓、正安等）思州宣慰司（今岑巩、玉屏、石阡、凤岗、榕江）

思南宣慰司（今思南、印江、铜仁、镇远、施秉）。公元1599年，杨应龙起兵反叛

明调集8个省的24万兵力进剿杨氏，在播州宣慰使司被攻破后，海龙囤（海龙囤是杨氏土司修建于遵义市北30公里龙岩山上的巨型军事城堡，修建铁柱关、飞虎关等九关，以巨石垒砌建于悬崖之巅）成为杨应龙最后据点，坚守百余日失守，播州700多年的土司制度随之结束，这就是明平播之役。明平播之后，决定将杨氏据有之播州改土归流，实行流官统治。明初，在贵州的统治，不仅完全继承元朝所建的土司制度，而且众建卫所，寓兵于农，以之控制土官和各族

农奴，巩固统治，从而有足够的兵员和粮饷。比如贵州卫（今贵阳）普定卫（今安顺）威清卫（今清镇）乌撒卫（今威宁）……贵州的这些卫所，卫所的密集程度很高 ；分布在驿道干线上 ；卫所与土司杂处。控制交通要道，造成了建立流官统治的大格局 ；卫所插进土司地区，置土司于严密的监察下 ；改善了交通，为贵州的开发创造了条件 ；增加了开发力量 ；随着卫所而兴起的军屯、民屯、商屯，以卫所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建立许多屯堡，推广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

清初，统治者为了更好的管辖贵州，开始扫除割据势力，建立地方行省建制，并设置“苗疆六厅”。除此之外，统治者发现，元朝开始实行的土司制度﹐弊病很多﹐土司对内残暴统治属民﹐对中央叛服不常﹐骚扰与之接壤的汉民﹐土司之间也不断发生战争。为了解决日久相沿的土司割据的积弊﹐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大多主张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即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取消土司世袭制度﹐设立府﹑厅﹑州﹑县﹐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康雍乾时期﹐清朝国力强盛﹐雍正帝又是锐意进取的君主﹐因此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为防止“藩镇割据”，实行“三司并立”，在每个省级行政区内，建立三套各自独立的机构——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司、提刑按察使司。分管军事、行政和司法。公元1413年，贵州建省，贵州成为全国十三个布政使司之一。

贵州建省的过程，也是改土归流的过程。思州、思南二宣慰司改土归流，建立思南、铜仁、镇远等八府。安顺、镇宁、永宁三州，都匀、安顺二府。改贵州宣慰司为贵阳府，土司制度就此完结。土司制度作用和意义

土司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是时代和历史的产物，所以它的影响有两重性。

消极方面：土司制度作为一种过渡性统治措施，就其本身来说不如内地的某些制度先进，有着不可避免的弊端，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消极影响更加明显。比如：造成特斯之间、民族之间的隔阂，在后期阻碍了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之于其固有的分散性、封闭性、保守性，造成各土司各自为政，缺乏与外界应有的联系，限制了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传入，使土民长期认识不到土司统治剥削的实质等。因此，土司制度产生的弊端，使其固有的落后性更加突出，废除该制度成为历史的必然。

积极方面：改土归流建立贵州省，是西南首创，实行中央集权统治，这是贵州走向文明进步的表现。改土归流促进贵州文化、经济发展和交流；有利于巩固西南边垂，加强贵州与各省的联系，逐渐铲除土司制度，解除人民痛苦，促进贵州省文化教育的发展，教化为先，才有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标志着封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明朝对边远区统治政策的改

篇7：土司制度的建立及其历史贡献

陈绍举

［摘要］土司制度是在两汉时期的“羁縻”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元朝开始实行的对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以夷治夷”的政治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的建立顺应了历史潮流，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团结和社会的繁荣进步，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关键词]土司制度建立历史贡献

一、土司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我国进入封建社会。但是，在我国西南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没有纳入秦始皇的统治范围，秦朝就结束了历史使命。进入西汉，王朝统治者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着手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秦汉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族群林立，在大约相当于今天一个省范围的方国内，大小族群就达几十个之多。生产力水平的差异，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王朝统治者只有采取特殊的方式，形式上将这些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版图。但要实现这种形式上的统治，就不得不利用当地土著民族首领，让他们保持原来在本民族中的政治经济地位，保持国名、领地封号等；另一方面，王朝又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置郡县，派驻郡县首领，并通过地方土著民族首领，以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统治。这种特殊的政治制度，称之为“羁縻”制度。

“羁縻”制度的实质是“以夷治夷”，即利用土官治理土民。“羁縻”的含义，按照《史记·司马相如传·索引》解释，“羁”为马络头，“縻”为牛牵绳。从这个解释可以看出，设立“羁縻”制度的统治者们，内心深处只把西南各族群众当作牛马。“羁縻”制度就是用马络头和用牛牵绳把西南各族群众的头给以络住，鼻子给以穿上绳子。在“羁縻”制度下，各少数民族群众是牛马，土著王、侯、邑长是络头和牵绳，主人则是王朝派驻的郡县官吏。马络头和牛牵绳都是约束和牵引马、牛的，马套上络头、牛穿上牵绳后，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也就是说，王朝统治者为了达到政治上统治、经济上剥削西南少数民族群众的目的，必须通过地方奴隶主、部落贵族，而西南少数民族中的奴隶主、部落贵族为了继续保持其在本民族中的政治经济地位，又必须和王朝派驻的郡县官吏勾结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西南各少数民族就要受到王朝统治阶级和地方奴隶主、部落贵族的双重压迫和剥削。

土司制度的源头是两汉时期的羁縻制度。羁縻郡县制到了唐代改为羁縻州府县制。此时，王朝开始利用地方土著中的贵族分子担任羁縻州府县的首领，给予各种官职名号。如武德四年（公元618年）牂州蛮首“谢龙羽遣使朝贡，授龙羽牂州刺史，封夜郎郡公”。如此等等，为元朝以后土司制度中官阶的建立开创了先例。

元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建立土司制度，当时只在四川、湖广、云南等行省设置土司机

构。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四川、云南、湖广等行省共设有大小土司行政机构296处。其中四川行省宣慰司

1、安抚司

2、蛮夷路

3、蛮夷州

6、长官司

2、土军

1、蛮夷千户所

1、蛮夷洞

15、蛮夷处

6、蛮夷寨4；云南行省宣慰司

4、宣慰司都元帅府

1、宣抚司

3、军民总管府

25、蛮夷路

19、蛮夷州39；湖广行省宣慰司

3、宣慰司都元帅府

1、安抚司

13、长官司

5、军民总管府

5、蛮夷路

19、蛮夷州

38、土军

2、蛮夷洞

16、蛮夷处

31、蛮夷寨33。

明朝是土司制度完善的时期。明袭元制，并大为开拓，将土司制度发展成为一种完整的政治制度。“洪武初，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国朝兵平六诏，诸夷纳土，乃各国因其酋长，立为宣慰、安抚等官”。此后，明朝便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建立土司区，遍设土官以统之，土司机构已遍及湖广、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等行省。土司制度已成为明朝统治西南诸民族的主要制度。据《明史·职官志五》记载，明初“为宣慰司者11，为招讨司者1，为宣抚司者10，为安抚司者19，为长官司者173”，计217个土司区。“又有蛮夷指挥使司3，卫指挥使司385，宣慰司3，招讨司6，万户府4，千户所41，站7，地面7，寨1，并以附寨蛮夷官其地”。这类土司区计451个。两者合计共668个土司区。明朝土司前后废置、新设的变化较大，据《明史·土司传》的记载统计，共有土司区233个，分布是：湖广有宣慰司2，宣抚司3，安抚司8，长官司6，共19个；四川有宣慰司1，宣抚司3，安抚司3，招讨司1，长官司（蛮夷长官司）26，府5，卫7，共46个；云南省宣慰司7，宣抚司4，安抚司1，长官司（御夷、蛮夷长官司）15，府26，州4，共57个；贵州有宣慰司1，安抚司3，长官司53，府5，州2，卫1，共65个；广西有安抚司2，长官司4，府9，州41，共56个。每个土司区都设有各民族的土官。明朝设武职土司宣慰、宣抚、招讨、安抚、长官司等官员（宣慰司以下诸土司）共223人，其中湖广41人，四川49人，云南52人，贵州77人，广西4人。文职土司（府、州、县）官员（土知府以下诸官员）共393人，其中四川25人，云南151人，贵州15人，广西197人，湖广5人。

清朝是土司制度走向衰微的时期。清初土司的数字和分布与明末基本相同。改土归流后虽然土司数目有所增加，但土司区的大小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改流后土司区的分布和制度都发生了变化。诸如土司管辖区的缩小，土司势力的减弱，贡赋制度的严密，征调的频繁，奖惩的严厉，对土司的各种控制等都与明朝不同，特别是经过雍正、乾隆两朝的大力改土归流后，土官与流官的区别仅仅在于是否世袭，而一切管理办法都如流官地区，说明清朝土司制度已经大大衰落，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了几百年之久的土司制度基本结束了。

二、土司制度的社会基础

土司制度的设置是对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与内地汉族不一致的少数民族地区，采用不同于汉族地区的政策措施进行统治。这种制度的本身，也随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汉族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程度、封建王朝中央政策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深入程度而发展。

任何统治制度都是建立在阶级矛盾的基础之上的，没有阶级的出现就无所谓统治制度，羁縻制度是这样，土司制度也是这样。

羁縻制度的社会基础是封建制、奴隶制和原始社会并存。我国自夏朝开始步入奴隶社会。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我国的封建社会得以产生，成为统一的封建制国家。但是，由于地区经济文化的差异，当中原一带进入比较成熟的封建社会的时候，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还处在奴隶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个别地区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与此同时，西南各少数民族内部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也不平衡，不同民族居住的区域，民族的特殊性也很突出。由于各地区、各民族人民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不同，西汉王朝如果按照中原一带的统治方式，就难于和少数民族进行直接接触，对西南各少数民族进行统治就难以进行，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因统治方式不适应地方情况而引起民族反抗。当时我国的这种国情，中原一带适应封建的统治方式；西南奴隶制地区适应羁縻统治；在少数还没有真正进入阶级社会的地区，虽然也在王朝设置的郡县之内，但由于没有阶级分化，也就没有奴隶主、部落贵族，羁縻统治没有条件，就不可能对他们实行真正的统治。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民族互相交往，原来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的部落产生了阶级分化，进入了阶级社会，羁縻制度又在这些地区扩展。到了唐初，在广西左右江和红水河流域，唐朝统治阶级就新设了44个羁縻州、5个羁縻县、11个羁縻峒，羁縻统治的空间进一步扩大。

羁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郡国并存。为了逐步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纳入统治，王朝一是在地势较为平坦、土地较为肥沃、气候较为温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方设置郡县据点，并从内地派遣汉族官吏充当太守和县令，以加强对辖区各族群众进行管理。二是只要当地奴隶主阶级，部落贵族承认接受王朝的统治，王朝允许他们保留其国名、部族名，保留他们在本方国、本部族内的政治、经济地位，保留军队和各种制度等。三是封奴隶主阶级，部落贵族的首领为王、为侯、为邑长，通过他们按照传统的方式对各少数民族进行统治。

羁縻制度的目标是消灭方国，实现统一的封建制国家。我国进入奴隶社会之时，其统治方法采用分封制，王国将领地的一部分分封给君臣后裔、有功之臣，让他们到分封地区当侯王。这种关系其实就是国中之国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比较松散的臣服关系，侯国除了表示臣服、纳贡外，一切可以独立自主。在这种关系下，王国与侯国之间经常出现若即若离的情况，当王国出现问题，没有能力加强其统治地位的时候，侯国就会从王国中独立出去。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废除了分封制，建立了郡县制，将全国的行政、军队、经济、文化等社会事务纳入封建中央的管理。从西汉开始实行的羁縻制度，王朝统治阶级虽然暂时不插手各个民族的内部事务，保留奴隶主阶级、部落贵族在本民族的一切利益，但这是暂时的，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取消方国名、部族名，取消奴隶主阶级、部落贵族在本方国、部族内的政治、经济利益，瓦解奴隶主阶级、部落贵族的军队、废止各种制度等，将其完全纳入封建王朝中央的统一管理。在羁縻制度下，由于郡县制的建立，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奴隶主阶级、部落贵族为了继续保持在本民族的统治，充当了王朝统治者的工具。而土著王、侯，邑长在政治上必须听从王朝派驻的郡县官吏们的调度，经济上又要将自己按照原有的方式对本民族剥削所得的一部分，以纳贡的形式提供给王朝派驻的郡县官吏。在羁縻制度下，由于封建王朝的目标是最终消灭方国，对方国、部族的统治和管理必然逐步加强，而各个奴隶主阶级、部落贵族的目的是不断扩大实力，以此扩大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王朝与奴隶主阶级、部落贵族以及奴隶主阶级、部落贵族之间的矛盾，当这种矛盾激化之时，也就是方国、部落完全纳入封建王朝中央的统治之时。公元前28年，夜郎与漏卧、勾钉因领地纠纷举兵相攻，王朝调解无效，演变成为夜郎与王朝的矛盾，导致夜郎王被王朝派驻牂牁郡的首领领兵斩首，夜郎军队被瓦解，夜郎国名从此消失。

土司制度的社会基础是封建制和奴隶制并存。我国从秦朝开始，虽然都进入了封建社会，但到元朝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还没有真正进入封建社会。在西南靠近中原的一些地区，大部分进入了封建社会；在西南汉文化比较厚重的地区，已经是半奴隶半封建制；在西南的边缘地区，汉文化的比重很低，基本还是奴隶社会。在当时的这种国情下，既要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又不能因制度不对路而造成各种矛盾。这样，封建王朝中央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既不能用统治中原同样的方法，也不能采用两汉时期开始实行的松散的羁縻制度。在这种国情下，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制度设计仍然要“以夷治夷”。这种制度由王朝中央对西南各民族首领封以官爵，让其世袭统治原有的各民族人民，王朝中央只通过各民族的首领进行间接的统治；同时又规定各民族首领必须承认是中央王朝统治下的一部分，听从中央王朝的征调，按期缴纳一定的贡赋，承担一部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义务，这种制度称之为“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也叫土官制度。土司即土人，土人就是当地人；司即管理，土司就是任命当地头人为管理者，负责当地行政，赋税，官司，招兵等等的责任。土司制度就是利用西南少数民族中的贵族分子担任地方政权机构中的长官，以便对西南土著民族进行统治，也即土官治土民，或土官制度。这种制度中土官，可以将职务世袭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让子孙后代拥有自己同样的土地和人民。

土司制度比羁縻制度更加严密。我国西南少数各民族经过与汉、唐、宋各代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不断来往后，经济社会发展很快，元朝在总结汉、唐、宋各朝羁縻统治利弊得失的基础上，为了克服羁縻统治各少数民族地区形同独立王国的弊端，开始改革羁縻制度。一是设立各种土司职务。元朝设置的土司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三种武官职务，负责当地行政，赋税，官司，招兵等等的责任。自明朝起，增加了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三种文官职务。二是任用各级土司土官。从元朝起，王朝就任用土著贵族担任土司土官。从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长官司到路、州、府、县的都由土著贵族担任。土司定职定位后，王朝要进行政绩考核，决定土司职务的升迁。三是规定土司义务。凡是元朝任用的土司都必须向王朝中央尽一切义务。为了加强对土司地区的控制，王朝还规定，土司应定期朝贡。土司向王朝中央进贡，是保持王朝中央与土司的联系，维持君臣关系的一种特定方式。因此，元明清封建王朝对土司的朝贡极为重视。王朝有专门部门负责管理朝贡。土司对王朝的义务之二为纳税。纳税是土司对王朝中央所尽义务的重要内容。纳税多以金银、粮、布为主。纳税表示土司对王朝中央的臣服，如土司不尽纳税义务，王朝就会采取强征，甚至发兵征讨。三是规定土司的信物、承袭、升迁、惩罚制度。王朝任用土司后，必须赐予土司各种信物，作为统治当地各族人民的凭证。土司则凭信物与王朝中央、其它地方官员发生联系，已表示自己已经成为王朝的官吏。土司一经授职，即可世袭。为了防止世袭中的冒袭、错袭，王朝规定了先子后侄、兄弟，无后侄兄弟只要是有能力的妻子已可世袭的世袭制度。与此同时，王朝还规定有功者升迁，有罪者受惩的“奖惩制度”。对于有能力，管辖内社会安宁的给予升迁，有罪者则罚而不废。

土司制度的实质是封建领主制。土官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当地的大领主，掌握着军、政、财、文大权，对农奴有“生杀予夺”之权。土司制度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统治机构，治理辖境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诉讼、刑罚等。土司在政治上依靠封建王朝，册封世袭，划疆分治，军事上实行土兵制度，以种官田、服兵役的方式，把农奴组织成土官武装，维持土官统治和供王朝征调。在经济上，土官是辖境土地最高所有者，实行劳役地租、实物地租等经济剥削。文化教育方面，土司不准土民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在土司制度下，各族人民没有土地，除为土司提供繁重的无偿劳役和当土兵外，还要向土司缴纳或进贡各种实物，尤其是有的土司强征滥取，如火坑钱、锄头钱、烟火钱等。

土司制度的目标是消灭农奴制。?土司制度是一种封建领主制度，虽比封建制度落后，?但又

是在一定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适合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特殊制度。在土司制度下，汉族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以及西南少数民族相互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不断加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为实现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创造了条件。但是，这种制度同样有历史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集中表现在：经济上，土司制度下的领主经济阻碍了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政治上，土司享有各种特权，拥有军队，私设监狱，土司之间相互争杀，严重妨碍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土司为非作歹，奴役土民而造成的民族内部矛盾也日渐突出，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交通上，土司区域阻碍了中原通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不利于王朝中央的控制、治理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土司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需要。广大人民不断的反抗斗争又动摇了土司制度的统治。与此同时，土司又日益与封建王朝闹对立，反对封建王朝对它的管辖。这种有损于封建王朝国家统一的行为，封建王朝自然是不能容忍的。于是，“改土归流”就势在必行了。

三、土司制度的历史贡献

土司制度产生的初期无疑是进步的，因为它适应了当时西南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基础，必然对西南各民族社会经济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第一，祖国统一进一步加强。当时元朝开始建立土司制度，主要不是为了经济上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剥削，而是为了稳定情况十分复杂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形势，以求这些地区的社会稳定。从元朝开始的各个朝代在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安定边疆民族地区成为首要任务之一。通过土司制度的推行，将王朝中央管辖的地区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扩展，将土司置于各地方政府的管辖之下，土官是朝迁任命的官员，成为王朝中央官员体系的一部分，实现王朝中央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加强了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王朝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统一更加牢固了。土司制度的建立，西南各少数民族首领被封为土司土官后，在一段时间与王朝中央保持了相对和平友好的关系，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土司制度废除了羁縻制度下的郡国并存体制，铲除威胁国家安全的方国，国家的统一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第二，推动了封建制度的发展。土司制度建立，西南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社会相对安定，为各民族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土司制度的建立，土司定期朝贡以及进朝受职，驿站的设置和道路修通，西南各民族与内地的来往日益密切，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土司制度的建立，大规模的移民屯垦，大批汉族士兵和汉族人民进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促进了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军、民屯田的影响下，封建地主经济因素深入到各民族社会中，使各民族原有的奴隶制、农奴制经济开始瓦解，向地主经济过渡，特别是在靠近内地的地区，由于王朝中央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的贯彻执行，封建地主经济逐渐发展，并在许多民族地区占了主导地位。

第三，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土司进贡，土官进朝受职以及开交通、设驿站、修道路等，使西南各民族与王朝中央的联系得以加强，促进了汉文化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同时，从元朝土司制度创立开始，王朝中央都注意土司地区文化的发展。元朝在西南民族中提倡儒学、设立学校、立寺庙、传经史、授学田；明朝在土司地区设立儒学，强制土司应袭子弟入学，优待土司子弟进入国子监就学，并对土人入学给以奖励等；清朝在土司地区推行“文教为先”的政策，广建义学、社学，提倡、甚至强制土司子弟入学习礼，开科举之门，“准土司由生员出身者一体应试”，等等。这些措施，提高了土司地区各民族的文化水平，特别是在土司及其子弟中提高较快，促进西南各民族文化的发展。

第四，保卫了祖国领土的完整。自古以来。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长期存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无论王朝中央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混战、甚至改朝换代，还是遭受外敌入侵的时候，都站在国家统一的立场上保卫领土、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明朝万历初年，缅甸国王莽瑞体率兵侵入云南德宏地区，明朝陇川傣族土司多士宁不惜以全家性命来保卫边土，拒不降缅。明朝永乐年间，木邦宣慰使罕宾发多次拒绝缅甸那罗塔的诱叛，并向明朝表示效忠，愿意共同抗击那罗塔，得到明王朝的嘉奖。明朝嘉靖年间，曾征调广西俍兵、湖南永顺和保靖宣慰司土兵前往浙江沿海参加抗倭斗争，广西田州土司妻瓦氏率兵前往，在王江泾战役中取得了重大胜利。1834年（道光十四年）缅甸木梳王朝蛮横地强迫车里宣慰使刀正综侍奉缅王，刀正综身为清朝宣慰使，予以坚决拒绝。如此等等，足以说明土司处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负有守土之责，在保卫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篇8：土司制度

一、土司制度的起源

土司的名称始于元朝，但土司统治的形式则早就遍布于整个康区社会中。汉、唐时期，康巴地区众多群落处于分散的各自为政的自然状态，后来经过长时期的械斗和争夺吞并，逐渐形成了地域较宽、范围较大的部落。公元583年吐蕃时期，松赞干布迁都逻些（今拉萨），势力向金沙江以东发展，原康地之诸羌部落均被吐蕃征服统治，并推行其文字、法律和宗教等。唐末（907）吐蕃统治崩裂，吐蕃势力退出康区，康区又分成为若干独立的部落，仍保留各自为政、分居一地的形态。从唐末到宋末的三百多年间，康区内部兼并分合变化很大，到了元朝时，中央王朝为了统治和便于治理康区，采用“招徕”政策，采取推崇册封部落领袖为官和贵族封号，“稍加约束”，使之“假我爵禄，宠以名号，易为统摄”（《明史·土司传》）[1]。土司制度正是建立在这样的背景和基础上，由封建王朝统治阶级推行的一种民族政策，也是一种过渡性的策略。元世祖时期更定区划，在康藏地区设置了三个宣慰司和两个宣抚司 (1) ，分区加以统治和管理。其下设有各种土职，由各部落的首领担任，号称“土司”，给予“号纸”或“诰文”[2]。

光绪21年（1896）四川总督鹿传霖上书“改流”主张先将瞻化（今新龙）土司改流，并乘势收德格、章谷、麻书各土司的土地。后因康区各土司联名反对及控告张继 (5) ，清政府为缓和局势下令停止改流[3]。1905年至1911年，清廷边防总督赵尔丰以武力进行“改土归流”，当时被改流的土司除了附庸四大土司的外，在金沙江以东主要有29个。1907年，赵尔丰在康南巴塘改流，1909年4月，将邓柯、林葱、春柯等土司一并改流，设立邓柯府、德化府、白玉县、石渠县、同蒲县，由“边北道”驻邓柯统一管辖，当时名义上是结束了土司对地方事务的统治权力。1911年，赵尔丰率代理边务大傅高俅自巴安（今巴塘）经白玉、甄科至甘孜收缴孔萨和麻书两土司的印信，改设甘孜委员会。赵尔丰的“改土归流”政策，目的是把由各土司头人分散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摧毁，建立以代表王朝的大封建主集中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其措施和原则有两条，一是将土司管辖的土地所有权收归朝廷所有，一部分土地留给土司自用，其余分配给人民使用。保留土司原有的“差徭”“赋税”等制度，人民向“官府”完纳“粮税”和“牲税”。设置税关，征收“常税”（即一般货物）“茶税”“盐税”“渡口税”等所谓的“边建经费”开支，规定了各种“乌拉差徭”[4]；二是以“教育”“司法”“礼俗”“垦务”“建设”等高压手段强制改变康区原有的生活习惯，迫其接受统治。当时除取消土司头人的统治权力，代以州县官吏，对于地方行政系统只是改变名目，虽然在形式上由百姓“公举”一些头人担任“村长”“保正”等职位，实际上仍然由原来的土司和下面的头人把持，因此，当满清垮台边军内调后，各地土司迅速得以恢复身份各霸一方。

1918年，国民军川边镇守使陈遐龄为讨好和拉拢土司将原没收的各土司的印信和财产返还，并封势力较大的土司为“士兵营长”，1920年又委任势力庞大的土司为“总保”，各村头人为“保正”，并可世袭。1931年国民军24军旅长余松林为拉拢土司又委任各土司为“国防督察长”“军粮转运官”等。截止解放前夕，康区土司、头人在统治者委任的各种名义的掩护下再次取得了“合法”地统治百姓的地位，当时康区盛传“流官如水，土司如石头”的说法。

土司制度作为中央王朝对边远地区采取的羁縻政策，在康区得以存续数百年之久，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土司作为政权建构与权力运作的核心部分集族权、政权、财权为一体，在地方政治和经济上拥有强大的权势，在一定程度上对维护地方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时由于土司之间无休止的明争暗斗和对人民群众人身占有关系的世代延续，使人民群众困苦不堪，生产积极性不高，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当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摘要：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统治阶级用来解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 康区的土司制度, 形成于元, 繁荣于明, 崩溃于清, 结束于20世纪初, 是元明清中央与地方统治阶级互相联合和斗争过程中的一种妥协形式。

关键词：康区,土司制度,改土归流,德格土司,乌拉差役

参考文献

[1]明史?土司传 (卷三百十) [M].北京:中华书局, 1996.

[2]西南戎边概览, 黄步尧等,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3]贾霄锋, 藏区土司制度研究, 兰州大学,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