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落定》中的土司制度（共7篇）
篇1：《尘埃落定》中的土司制度
浅析《尘埃落定》中土司制度灭亡的前兆
摘要: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叙述了最后一个土司家族——麦其土司家族在历史进程中，最后的辉煌与灭亡的结局。在从辉煌走向灭亡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统治阶级缺失的人性，也看到了新文明慢慢的涌向旧的文明，渗透于康巴藏族地区的风土人情之中，而这正是土司制度灭亡的前兆。
关键词：《尘埃落定》土司制度人性新文明
《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以史诗性的构思叙述了在风云变幻的世界的驱动下，康巴藏族地区最后一个土司家族——麦其土司家族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然后灭亡的过程。全书以“傻子”的叙述视角，将自己的喜怒哀乐熔铸与宏大的叙事中，使整个历史事件饱含着人性正与反。“傻子”仿佛拥有了神祇的力量，俯视着生命与历史的沧桑变幻而不动声色。跟随着“傻子”的步伐，我们看到土司制度走向灭亡时一步步坚实的脚印篆刻在历史之中，而从脚印中我们发掘那人性的缺失与新文明的到来正是土司制度灭亡的前兆。
一、人性的缺失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君舟民水。这是自古以来的充满智慧治国理念。然而对于愚蠢的康巴藏族土司来说，他们的治理理念乃是：“让更多的人成为自己的奴隶，把所有的奴隶当作自己的畜生。”《尘埃落定》以麦其土司家族为主线，通过对麦其统治部落的家庭、婚姻、战争、奴隶、宗教、杀戮等，深刻揭露了这个原始部落的人性的缺失。而这处处缺失的人性正是土司制度灭亡的前兆之一。
土司一家是权利至上的高贵的统治者，然而统治者面对权利向来是尔虞我诈，亲情也好，人性也好于权利面前往往化为一层浮灰，被至高无上的阶级踩在脚底下。麦其土司家的二少爷是一个人人皆知的傻子，但是当他在南方边境成功建立了自由市场，赢取了当地民心，娶了土司部落最美的女人后，他让所有人都迷茫了，他的哥哥再也不爱他了，因为这个“傻子”威胁了他这个英雄的土司之位。后来他的哥哥明目张胆的勾引着他美丽的妻子塔娜，甚至打算当上土司以后便杀了这个“傻子”。而在“傻子”知道多吉罗布来杀他的哥哥时，“傻子”只是冷静的感知着这一切，他没有进行阻止。在这里体现在二少爷身上的正是神祇的力量代替了人性中的情谊。一夕之间，在权利的争夺战中，兄弟情成为了最高的祭祀品。在这种权 1
利下牺牲的还有父子情、母子情、夫妻情。“傻子”冷眼的嘲讽着土司老爷在大少爷死后的精神焕发，视自己的父亲同别的土司一样，任由其染上梅毒。作为统治阶级的二少爷相对于其他统治者虽然较为关心下层人民，但是他所谓的关心民生疾苦只不过是建立在一个“傻子”贪婪心不旺盛的基础上的。归根到底他仍然是缺失人性的，对自己的亲人是如此，对贫苦人民仍是。他唾弃着母亲的专横，可是在潜意识里他已把所有下层人民当成畜生。他的奶娘德钦莫措用言语侮辱了他心里爱慕的桑吉卓玛，于是他愤怒的训斥并赶走了她。他有着作为少爷的骄傲，对于服侍他的侍女，他认为那是赐予她们的福分。而面对自己的妻子身体上出现问题后，他给予妻子的是比出轨还要多的鄙视，为了不缩短自己的寿命，他选择远离妻子，至始至终都证明了他爱的只是塔娜的美貌，他是一个不懂爱的“傻子”。因为缺失人性，所以没有亲情、爱情、友情。他是一个空洞的“傻子”，没有了生的意义，因而最后面对死亡与土司制度的灭亡，他没有反抗。
二、新文明的到来
中国自古因自身历史条件自居天朝上国，不重视对外贸易，采取闭关政策。19世纪以后随着鸦片的侵袭，战争也一触即发，中国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打破，也导致了封建制度在灭亡的道路上岌岌可危。与此同时偏居一隅的康巴藏族仍然安静的沉睡在奴隶制度的社会中。到了20世纪，这一切对于土司们来说的平静就在麦其土司的鼓捣下慢慢苏醒。面对汪波土司的攻击，麦其土司老爷上省去告了状，他请来军政府大员黄特派员，带来了先进的枪支弹药，同时也带来了鸦片。麦其土司在先进武器的支撑下，扩充了土地，又在垄断鸦片和粮食下赚取了让其他土司眼红的银子。由此二少爷还建立了自由市场，打开了通向汉族地区的大门。于是更多武器、鸦片甚至梅毒等新事物在这里流通。它向汉族地区打开贸易与文化的大门，就避免不了红白汉人的闯入，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正如近代中国新旧文化交替碰撞时期，土司制度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旧的社会制度就一定会灭亡。
在麦其土司主动走出去时，也有人主动走进了。圣城拉萨新教派格鲁巴的翁波意西；来自英国的耶稣传教士查尔斯；在外经商并且为国募捐的叔叔。他们是新思想，新文化的代表者，他们打开了土司太太和二少爷的眼界，他们指导着具有该、高瞻眼光的二少爷看向未来。翁波意西极力地向土司宣传进步的教，最终得罪了愚蠢的土司，被割了舌头，而坚定的力量没有屈服，他又长出了舌头，像是在旧文明的土地上长出了新文明一样。当他再次失去舌头后，他依然没有没有放弃，他相信新的文明正在壮大，他看到自由人民的未来。英国传教士的到来象征着新文明的同时，也隐隐的显现着潜在的威胁。查尔斯挖掘了一些麦其土司境地的矿石带走了。而所有人都没意识到，这些丰富的矿石将会引来野蛮的开采者，损害他们的 2
山水，甚至制度的命脉。
当整个世界历史趋势向前进时，当统治者人性缺失时，当原始部落向新文明打开大门时，所有必要因素整合到一起时，旧的文明就走向了被新文明取代的道路。最后一个麦其土司家族的辉煌不是一个偶然，也不是一个巧合。这种辉煌同它的灭亡一样是历史的必然，时代所趋。它攫取了打开新文明大门的第一桶金，而新文明包含的不只是经济，它还有政治。在经济在这里崭露头角时，政治则会接踵而至，来纠正这里的野蛮与暴虐的人性，让一切旧文明灭亡后尘埃落定，正如二少爷死时的安然而又不平静一样，康巴藏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安然而又不平静的灭亡了。
参考文献：
[1]阿来.尘埃落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2]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篇2：《尘埃落定》中的土司制度
书名：《尘埃落定》
作者：阿来 (1959-)
主题：民族，权利，生存，爱情
人的一生总是浮浮沉沉，就像那飘零的尘埃，但终究有落定之时。任何人都无法逃脱这般命运，哪怕他是位高权重的土司。
《尘埃落定》是阿来先生笔下有关于中国封建土司制度的小说。小说展现了极富魅力的民族风情和封建土司制度的浪漫和神秘，形象的描述了土司制度的没落。
土司老麦其骇人听闻地杀害了自己忠实手下，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最终也发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后果。
小说的主人公二少爷，是老麦其土司的“傻儿子”，在声势赫赫的麦其土司家族，“傻少爷”处处都与外界显得格格不入。他的哥哥和父亲一样野心勃勃，忙着为父亲侵占其他土司的领地而征战，而他却总是做着一些和周别人那么与众不同的事情。他的特立独行招来父亲和哥哥的不齿，在他们的眼里这个傻子根本不配做土司的后代。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不折不扣的傻子，却在总是危急时刻拯救部落，这又是为何?他放弃利润丰厚的罂粟，却改种价格低廉的粮食?他面对自己不可原谅的仇人，却选择退让?妻子跟他人私奔，而他选择了忍让和原谅?
这个软弱的“傻少爷”最后居然赢得了他人的肯定。
而就在他即将成为一个别人心目中真正的土司时，他却平静地面对了仇人的刀刃，不做抵抗，最终一切“尘埃落定”。
这一切疑问的解答以及那跌宕起伏的故事都在这部阿来先生的小说中，它值得你去品味、去细思。
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除了关注剧情，阿来先生对于修辞手法的运用也很值得关注。在描写相关的剧情时，阿来先生用了大量的比喻和拟人，使得剧情的画面感极强，对于二少爷内心的刻画也极其深刻，我想这也是这本书成功的重要依赖，也是我们可以借鉴。
最后，让我们一起携手，温一抹茶，去细思、去品味《尘埃落定》的美。
段落摘抄
侍候我的人来迟半步，我只一伸腿，绸缎被子就水一样流淌到地板上。来自重叠山口以外的汉地丝绸是些多么容易流淌的东西啊。从小到大，我始终弄不懂汉人地方为什么会是我们十分需要的丝绸、茶叶和盐的来源，更是我们这些土司家族权力的来源。有人对我说那是因为天气的缘故。我说：“哦，天气的缘故。”心里却想，也许吧，但肯定不会只是天气的缘故。那么，天气为什么不把我变成另一种东西?(野画眉)
顺着河谷远望，就可以看到那些河谷和山间一个又一个寨子。他们依靠耕种和畜牧为生。每个寨子都有一个级别不同的头人。头人们统辖寨子，我们土司家再节制头人。那些头人节制的人就称之为百姓。这是一个人数众多的阶层。这又是一种骨头的人。这个阶层的人有可能升迁，使自己的骨头因为贵族的血液充溢而变得沉重。但更大的可能是堕落，而且一旦堕落就难以翻身了。因为土司喜欢更多自由的百姓变成没有自由的家奴。家奴是牲口，可以任意买卖任意驱使。而且，要使自由人不断地变成奴隶那也十分简单，只要针对人类容易犯下的错误订立一些规矩就可以了。这比那些有经验的猎人设下的陷阱还要十拿九稳。(辖日)
我在早晨初醒时常常迷失自己，不知道身在何时何地。我要是贸然睁开双眼，脑子肯定会叫强烈的霞光晃得空空荡荡，像只酒壶，里面除了叮叮恍恍的声音，什么也不会有了。我先动一下一身一子，找到身上一个又一个部位，再向中心，向脑子小心靠近，提出问题：我在那里?我是谁? (命运与爱情)
过去我只想当土司，却没想过当上土司要干什么。我很认真地想当土司能得到什么。银子?女人?广阔的土地?众多的仆从?这些我没有费什么力气就已经有了。权力?是的，权力。我并不是没有权力。再说了，得到权力也不过就是能得到更多的银子、女人;更宽广的土地和更众多的仆从。这就是说，对我来说，当土司并没有什么意思。奇怪的是，我还是想当土司。我想，当土司肯定会有些我不知道的好处，不然，我怎么也会这么想当?(关于未来)
篇3：《尘埃落定》中的土司制度
小说以“傻子”为整个故事的见证者及自叙者, “在麦其土司辖地上, 没有人不知道土司第二个女人所生的儿子是一个傻子。那个傻子就是我。除了亲身母亲, 几乎所有人都喜欢我是现在的样子。”小说开头开始强调我是远近闻名、众所周知的傻子, 是麦其土司醉酒后生的儿子。正因为“傻子”形象, 使我逃过了麦其土司的继承人之战, 然而可以发现“傻子”只不过是我对于现实无奈的一种妥协。当所有人都把我当做傻子的时候, 我就真的变成“傻子”了。
一、“我是谁”、“我在哪里”
小说中写到“要是我是个聪明的家伙, 说不定早就命归黄泉, 不能坐在这里, 就着一碗茶胡思乱想了。”我的父亲是皇帝册封的辖制数万人种的土司, 无不透露出土司家族内部的危险, 也许我的傻可以避免一场因权力斗争而酿成的杀戮, 而自己也因为“傻”到不会威胁哥哥继承土司之位而保全性命。所以, 我就心甘情愿当一个傻子了。
“说老实话, 我的脑子真还有些毛病。这段时间, 每天醒来, 我都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通过对自己“我在那里”、“我是谁”的提问, 可以确认自己的身份与自己所要做的事。这些通常被视为犯傻的质问, 却是哲学家正思考的问题。傻子总是不断迷失自己, 却又不断寻找自己, 寻找自己的生命寄托和归宿, 实现自己的价值。空洞无神的眼睛、不同于常人的思维方式、荒诞的行为无一不暗示我是思维不健全的傻子, 正因为我是傻子, 我也拥有成为继承者的欲望。我使得我的领地成为一片乐土, 我的人民也在快乐的生活。
二、“大愚”则“大智” (从“傻子”角度看土司的兴盛衰落)
然而我终究是不甘心当一个傻子的。当我慢慢成熟, 慢慢了解这个世界, 我才知道傻子既不能保全自己, 又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欲望对于一个成年男人来说, 不能满足就等同于自我毁灭。我因为和几个家奴的孩子逮画眉, 家奴的孩子受到处罚, 通过土司太太的话“儿子啊, 你要记住, 你可以把他们当马骑, 当狗打, 就是不能把他们当人看。”我体会到了权利的滋味。罂粟的种植使麦其土司的国力经济实力日益增强, 而在保护罂粟种子的过程中, 我的聪明人哥哥想出的方法是将罂粟种子都收上来, 防范其他土司偷取, 可是却暴漏了聪明人的愚蠢。麦其土司不能决定这年种什么, 多种粮食还是多种罂粟, 我的聪明人哥哥主张多种罂粟, 而我却说“粮食, 全部种粮食。”使我第一次得到父亲的肯定与支持, 却使哥哥生气, 怀着仇恨打我。通过这两件事使父亲开始犹豫, 他难以理解两个儿子。“聪明的儿子喜欢战争, 喜欢女人, 对权力有强烈兴趣, 但在重大的事情上没有足够的判断力。而有时他那酒后造成的傻瓜儿子, 却又显得比任何人都要聪明。”使我获得一次与哥哥竞争的机会。
傻子我确实有领导天赋, 是个大智若愚者的统治者。我几乎是继承了他父亲麦其土司王者的那种精髓, 而且将其发扬光大。在我一步一步拿到王权的过程中, 渗透着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的优秀治国者的理念和“民本”思想。以傻子特有的方式, 收买人心, 培养绝对忠实于自己的心腹。结果我是成功的, 我用聪明手段得到美丽的妻子塔娜;我的两个贴身小厮, 依尔和索郎泽郎在我的恩威并重下, 死心塌地;我大智若愚, 似傻非傻的神秘色彩征服了麦其家优秀的管家;我以知音的形象感化了来自圣城的大学士翁波意西, 给我做书记官;我拥有最好的厨娘卓玛。甚至曾经是中华民国要员的黄特派员也成了我的师爷。麦其家大少爷说的一针见血, “你看, 老跟下人们搅在一起, 脸都沾上土了。”是的, 我必须和下人们搅在一起, 才能得到下人们的心, 才能得到忠诚, 得到力量。如果我把自己放在高高在上的位置, 那么我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傻子了, 这一点傻子我是最清楚的。
我还拥有一大群受我恩惠饱尝在优秀统治者管辖之下快乐生活, 视我为神的老百姓:被我用爱心感化过来的原本属拉雪巴的百姓;被我免税的所有土司百姓。所以当我出现时, 所有的百姓都给我下跪, 不是因为麦其土司的权力, 而是因为我的仁爱, 更因为我的不傻。
三、“傻子”所体现的中国智慧
卡西尔在其《人论》中说:“人被宣称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 一个在它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 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 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之中。”正是通过反复追问聪明与傻子这种形而上的哲学问题, 达到对中国智慧的反思。
傻子所内涵的“大智若愚”在生活当中的表现是不处处显示自己的聪明, 做人低调, 从来不向人夸耀自己抬高自己, 做人原则是厚积薄发、宁静致远, 注重自身修为、层次和素质的提高, 对于很多事情持大度开放的态度, 有着海纳百川的境界和强者求己的心态。于是“尘埃落定”的主题出现了, 一切归于完结。几百年的土司制度土崩瓦解, 所有的一切都被我这个“傻子”看得明明白白。而随着我这个傻子被复仇者杀死后, 土司制度也不复存在。我心甘情愿的被复仇者杀死是为了麦其家族赎罪, 也是被迫为土司制度殉葬。一切都尘埃落定了。
这些自认为聪明的人, 都湮没在历史的车轮下。而他们所维护的共同利益也变成了一个个罪恶的果实, 然后让这个傻瓜儿子替麦其家族赎罪, 替土司制度赎罪。也许只有“傻子”才能凛然赴死, 而人类可悲的正是这点:聪明人犯下的糊涂事总归是让傻子当这代罪的羔羊。
《尘埃落定》给人一种哲理的思索, 正如结尾处的“看见麦其家的精灵, 已变成一股旋风飞到了天上, 剩下的尘埃落下来, 融入大地, 我的时候就要到了, 我当了一辈子傻子, 现在, 我知道自己不是傻子也不是聪明人, 不过是在土司制度将要完结的时候到这片奇异的土地上来走了一遭似的, 上天叫我看见, 听见, 叫我置身其中, 又叫我超然物外, 上天是为了这个目的, 才让我看起来像傻子。”土司制度连同土司的官寨轰然飞上天空, 扬起漫天的尘埃, 然后徐徐落下。那伴随着的一切野蛮, 生活在土司阴霾下的尘俗人物, 也像那漫天的尘埃一样徐徐落定, 大地重归于安静平和。
参考文献
[1]庄秀芬.独特新颖的构思模式——读阿来的《尘埃落定》[J].东疆学刊, 2002 (3) .
[2]阿来.落不定的尘埃[J].小说选刊·增刊, 1997, 2.
[3]阿来.尘埃落定[M].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1.
[4]朱晶, 陈代兵.穿透尘埃的真实——读阿来的《尘埃落定》[J].娄底师专学报, 2000, 7.
[5]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篇4：土司制度的历史传奇
土司制度的发展脉络
两汉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族群林立，在大约相当于今天一个省范围的方国内，大小族群就有几十个之多，生产力水平的差异使得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王朝统治者只有采取特殊的方式，形式上将这些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版图。但要实现这种形式上的统治，就不得不利用当地土著民族首领，让他们保持原来在本民族中的政治经济地位，保持国名、领地封号等;另一方面，中央王朝又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置郡县，派驻郡县首领，并通过地方土著民族首领，以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统治。这种特殊的政治制度就是羁縻制度。
土司制度的源头就是两汉时期的羁縻制度。羁縻郡县制到了唐朝改为羁縻州府县制，此时，中央王朝开始利用地方土著中的贵族担任羁縻州府县的首领，给予各种官职名号，为元朝土司制度中官阶的建立开创了先例。
元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建立土司制度，当时只在四川、湖广、云南等行省设置土司机构。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四川、湖广、云南等行省共设有大小土司行政机构296处。
明朝是土司制度完善的时期，明袭元制并大为开拓，将土司制度发展成为一种完整的政治制度。明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建立土司区、遍设土司，土司机构已遍及湖广、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等行省，土司制度已成为明朝统治西南诸民族的主要制度。
清朝是土司制度走向衰微的时期。清初土司的数字和分布与明末基本相同，但土司区的大小、土司区的分布和制度都发生了变化。如土司管辖区的缩小、土司势力的减弱、贡赋制度的严密、征调的频繁、奖惩的严厉以及对土司的各种控制等都与明朝不同，特别是经过雍正、乾隆两朝的大力“改土归流”后，土司制度已经大大衰落。
土司制度的特点
土司制度由中央王朝对西南各少数民族首领封以官爵，让其世袭统治原有的各民族人民，中央王朝只通过各民族的首领进行间接的统治;同时又规定各民族首领必须承认是中央王朝统治下的一部分，听从中央王朝的征调，按期缴纳一定的贡赋，承担一部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义务。
土司制度比羁縻制度更加严密。我国西南各少数民族经过与汉、唐、宋各代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不断往来后，社会发展很快，元朝在总结汉、唐、宋各朝羁縻统治利弊得失的基础上，为了克服羁縻统治各少数民族地区形同独立王国的弊端，开始改革羁縻制度。
一是设立各种土司职务。元朝设置的土司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3种武官职务，负责当地行政、赋税、官司、招兵等责任。自明朝起，又增加了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3种文官职务。
二是任用各级土司土官。从元朝起，王朝就任用土著贵族担任土司土官。从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长官司到路、州、府、县的官员都由土著贵族担任。土司定职定位后，王朝要进行政绩考核，决定土司职务的升迁。王朝任用土司后，必须赐予土司各种信物，作为统治当地各族人民的凭证。土司凭信物与中央和其他地方官员发生联系，表示自己已经成为王朝的官吏。土司一经授职，即可世袭。与此同时，王朝还规定有功者升迁、有罪者受惩的奖惩制度;对于有能力、管辖内社会安宁的给予升迁，有罪者则罚而不废。
三是规定土司义务。凡是元朝任用的土司都必须向王朝尽一定义务。为了加强对土司地区的控制，王朝还规定土司应定期朝贡。土司向王朝进贡，是保持中央王朝与土司的联系、维持君臣关系的一种特定方式。因此，元、明、清三朝对土司的朝贡极为重视，王朝有专门部门负责管理朝贡。土司对王朝的义务之二为纳税。纳税是土司对中央王朝所尽义务的重要内容，多以金银、粮、布为主。纳税表示土司对王朝统治者的臣服，如土司不尽纳税义务，王朝就会采取强征手段，甚至发兵征讨。
土司既是当地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当地的大领主，掌握着治理辖境内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诉讼、刑罚等大权。土司在政治上依靠中央王朝，册封世袭，划疆分治;军事上实行土兵制度，以种官田、服兵役的方式把农奴组织成土司武装，维持土司统治和供王朝征调;在经济上，土司是辖境土地的所有者，实行劳役地租、实物地租等经济剥削;文化教育方面，土司不准土民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
土司制度的历史作用
土司制度产生的初期无疑是进步的，它适应了当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基础，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土司制度建立后，西南各少数民族在一段时间内与中央王朝保持了相对和平友好的关系，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统一更加牢固，国家的统一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土司制度的建立也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土司定期朝贡以及进朝受职，驿站的设置和道路修通，大规模的移民屯垦，使西南各少数民族与内地的来往日益密切，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的发展。
土司制度的建立促进了汉文化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元朝在西南民族中提倡儒学、设立学校、立寺庙、传经史、授学田;明朝在土司地区设立儒学，强制土司应袭子弟入学，优待土司子弟进入国子监就学，并对土人入学给以奖励;清朝在土司地区推行“文教为先”的政策，广建义学、社学，提倡、甚至强制土司子弟入学习礼，开科举之门……这些措施均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发展。
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土司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广大人民不断的反抗斗争动摇了土司制度的统治;与此同时，土司又日益与中央王朝对立，这种有损于中央王朝国家统一的行为自然是不能被容忍的，于是，“改土归流”就势在必行了。
篇5：土司制度
元代在今贵州地区遍行土司制度。
明代是贵州历史发展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明永乐十一年设置贵州布政使司，贵州正式成为省一级的行政单位。明末，贵州布政司领贵州宣慰司及贵阳、安顺、平越3军民府并都匀、黎平、思州、思南、铜仁、镇远、石阡7府。
清代前期，贵州的行政建置有较大的变化。雍正时，将四川所属遵义府及其所属各县改隶贵州，同时，将毕节以北的永宁全境划归四川，将广西红水河、南盘江以北之地置永丰州，与广西的荔波、湖广的平溪、天柱一并划归贵州管辖。至此，贵州的疆域基本形成。清末，贵州建置设有12府、2直隶厅、13州、13厅、43县。
贵州的改土归流始于明代,高潮却是在清朝前期的雍正年间。督抚大员鄂尔泰等人的改土归流建议为雍正皇帝采纳,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这集中表现在:在经济上,土司制度下的领主经济阻碍了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土司享有各种特权,拥有军队,私设监狱,相互争杀,严重妨碍中央集权;而土司、头人为非作歹,奴役土民而造成的民族内部矛盾也日渐突出,不利于统治的稳定;在交通上,土司区域尤其是“化外之地”梗阻着“开江路以通黔粤”、连陆路以通川楚达云南,不利于中央王朝对边疆的控制、治理等。
明代贵州土司制度
明代土司制度的建立，是以湖湘诸土司的归附启其端，继而今贵州地区等西南诸大姓以次服属总其成的。
朱元璋的治黔之策是着意安附，把元代土司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待明政权日益巩固后，其对贵州土司的控制也随之加强。可见，贵州土司的建立具有两个特点：在地域上是由东而西；在方式上是先抚后征。
明代贵州土司的形成，是有其社会历史原因的。其主要因素有二：一为当地大姓，世代据有其地，势力根深蒂固。贵州土官多源远流长，盘根错结。对于拥有如此雄厚实力的土著豪酋，明王朝要防止“急而生变”，只有采用假予爵禄的办法加以安抚。二为贵州乃多种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又有山川之险。因此，只有任用土官，才“易为统摄”。这就是明代在贵州设置土司的原因所在。
明代土官，武职衔号有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长官司，文职衔号则有府、州、县之名。随着明王朝在贵州土司地区的统治势力的加强，除贵州宣慰司外，其它诸司均先后改制。总之，贵州全省虽然土司林立，但其或品职较低，或多处从属地位。究其因，似是贵州与内地较为靠近，明政府鞭长易及所致。明代贵州土司制度大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土官制
明代贵州土官来源，除主要录用前元降附土官外，尚有如下诸种途径。
新增土官。保做。纳米陛授。但是，明代贵州土官的承袭在形式上却有两种不同表现。
一是明文规定准予世袭。二是不曾开世袭字样。最后，尚需指出的是，明代土官由妇女担任者颇多，其中还出现了一批著名女领袖。
二、贡赋制
额以贡赋，是明代土司制度在经济领域的重要内容。
贵州土司需定期入贡马匹和方物。作为报答，明王朝照例给予不同级差的回赐。明代特别是其后期，贵州一些土司地区难予承受赋税负担。
三、土兵制
明代贵州土兵，数量颇多。其中，更以贵州宣慰司所辖土兵称雄。明王朝“驱调”贵州土兵，主要用作“以蛮攻蛮”。总之，明王朝利用土兵“保境”，维护了其在贵州土司地区的统治地位。
四、法制
在法律上，明王朝对贵州土司的殊遇，主要反映在宽宥与赎罪两个方面。两方面互为联系的措施，无疑对贵州土司地区起到了“安一方”的积极作用。
五、学校和科举之制
明王朝在贵州土司地区推行“文德以化远人”的政策。
关于明王朝在贵州民族地区推行儒学
就是说，其主要教育政策可归结如下：(1)在贵州土司地区设置“土学”(2)民族地区的子弟，除进入地方学校外，还可优待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3)特别重视土司继承人的教育，甚至提出了不入学不准承袭的强制性办法。(4)明政府从中央至地方对土人入学均取奖励之策。
关于科举制。明王朝采取重教化之策，其目的在于使贵州土司地区“归顺”、“向化”、“纳赋税入贡”，即为其统治利益服务。但对“蛮民向学”和“变夷俗”，即对当地文化的发展和改变一些落后的习俗，具有促进作用。
（三）中央王朝设置土司制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创造必要条件，以便能做到逐步废除土司制度本身。为此，明王朝采用了两种削弱贵州土司势力的做法。
一、分地众建土司
二、改土归流明代对贵州土司的改流，常见的有三种情况。
(1)利用平定反逆土司之机改流。(2)以不系世袭为理由改流。(3)以自请为理由改流。可见，明代为使改流工作顺利进展，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严与宽区别对待的处理办法。虽然，明代贵州土司的改流，只是在局部地区内实行；但它为清朝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概言之，明代贵州土司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有值得肯定之处的。特别在明初，统治者尚能较好地认识民族问题。据载，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入朝，朱元璋指出：这种“御蛮之道”的政策，是建立在民族压迫的基础之上的。明代土司制度特征
土流分治 土职（宣慰 宣抚 安抚 招讨 长官 蛮夷长官）有文武职之分；以官品分尊卑 地位较高，与王朝关系紧密
承袭有制“应袭之人必先送册上报” 教化为先，作为土司接替的必由之路 定赋税进贡之法
四大宣慰司：贵州宣慰司 播州宣慰司 思州宣慰司 思南宣慰司
贵州宣慰司地域范围分为水西和水东 水西政治制度：宗法制：政权与族权相结合 则溪制：地缘和血缘相结合，军事和行政相结合 “九扯九纵”制：设置九个平行的部门，由九位行政长官负责
播州宣慰司 播州第二十一代土司杨铿，于1372年归顺朝廷，朱元璋即下诏为播州宣慰使 辖地：遵义、桐梓、正安等 明加强对播州的统治 赋税方面 定每年纳粮二千五百石，改变了过去只向中央朝贡的作法 军事方面 驻兵播州，要求杨氏派子弟入国子监学习经过明平播之役后，海龙囤成为杨应龙最后据点，坚守百余日失守，播州700多年的土司制度随之结束。明平播之后，决定将杨氏据有之播州改土归流，实行流官统治。
思州、思南宣慰司 思州宣慰司 今岑巩、玉屏、石阡、凤岗、榕江 思南宣慰司 今思南、印江、铜仁、镇远、施秉
思州、思南二宣慰司，与四川、湖广毗连，自元代以来为湖广通往云南的驿道干线上，经济较为发达。明初在此建有镇远、清浪、平溪等卫所，与土司犬牙交错
贵州建省的过程，也是改土归流的过程。思州、思南二宣慰司改土归流，建立思南、铜仁、镇远等八府。安顺、镇宁、永宁三州，都匀、安顺二府。改贵州宣慰司为贵阳府
唐设羁縻州，由土著首领占有其地。宋势力达贵州后，各少数民族统治者献地纳土，请求“内附”。所谓“内附”，即是承认、接受中央朝廷的统治，有利于维护祖国的统一
两宋与羁縻州的关系比起前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封建王朝规定各地的羁縻州都要向中央定期朝贡
贡物：朱砂、石英、名马、水银、犀角、毡、药物、蜜蜡、名酒、铜鼓
回赐：玉器、金币、巾服、锦袍等
土司制度，起源于汉、唐时期的羁糜制度，所谓“羁糜”，就是中央王朝对鞭长莫及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首领笼以职官名号，通过他们进行间接治理，表示对王朝的臣属。汉以后，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封建王朝任用少数民族首领治理边疆，施以羁縻，史载很多。羁糜制度不断得到发展。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全盛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空前强大，经济文化繁荣，这与它推行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和缓、怀柔政策，特别注意团结、任用少数民族首领有关。宋朝建立，依沿唐制设立羁糜州县。土官并拥有自已的武装。这些，呈现了土司制度之雏形。
元朝统一，国家疆土空前扩大。中央王朝对边疆各族地方的治理，感到鞭长莫及，故而沿袭唐、宋的“以夷治夷”之道，设置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溪洞军民总管府、土州等土司机构，职官参用土人。说明元代土司制度已经在唐、宋羁縻制度基础上确立。明代初，对原来土官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 土司制度在宋、元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
然而，唐代在全国东西南北边疆民族地区普遍推行羁縻制，但后来只有在西南部和南部、西北地区的羁縻州、县发展成为土司制度，而北、东北地区的羁糜州县却没有发展成土司制度。这是由于北方和东北方的民族多从事游牧业，流动性大，民族变化无穷。而南方和西南的壮族和其他民族从事农业，以种植为根本，分布地域相当稳定。稳定的地域和农业经济，仍是羁縻制度能发展到土司制度的最重要的基础。土官世领其土，世长其民，土司制度得以延续。
谈贵州的历史，就不能不谈土司。土司制度是中央对少数民族边疆地区进行管理的一种特殊方式。地方的土司长官掌握着地方军事、政治、经济等大权。历时1000多年。
土司制度早期对于国家的统一，边疆的稳定做了很大的贡献。早期的土司官很多是从中原派来的。
其次，土司制度独西南贵州等地少数民族的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等都有深远的影响。土司长官的后代在贵州主要是土家族。他们沿袭的完全是中原文化，一直到清末民初，当地的教育都还是儒家的经典文化，四书五经，同时还参与科举，古代的夜郎是一个荒蛮之地。从中原来的田姓带来中原的先进的文化，生产方式等。这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经济的发展是做出很大贡献的。这样汉文化得以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帮助他们摆脱野蛮，走向文明，发展文化。同时中原的先近的生产耕作方式也被带到了贵州，这些从有的家谱可以看出，当时在土司长官的管理下，贵州的很多地方开始成了鱼米之乡。同时还开设水银、朱砂等厂。成为玉米之乡定是先进的耕作技术的。至于开设水银朱砂等厂就更是需要良好先进的化工技术了。由此看出，由中原派来的土司长官对西南的经济文化的同样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其三。早期土司的实行有利于民族间的交流融合。民族间的相互通婚，相互学习生产经验。加强了民族的发展与团结。使少数民族深深地打上了中原文化的烙印。同时还使中原的汉族土司长官1000多年后被少数民族化了。比如田姓原来在陕西是汉人。在长期保卫边疆，发展边疆之后，便打上了土著居民的烙印。变成了今天的土家族。就是汉民被少数民族化了。
以上是土司制度对国家的统一、边疆的稳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间的融合等的积极影响。
但后来为何有会进行改土归流。改土归流是因为后来的土官与中央封建王朝的矛盾日益尖锐。土司与中央政权的矛盾从唐、以后就一直存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矛盾就日益尖锐。土司制度就显得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再加上土司到后来对广大统治地区的盘剥，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反抗斗争动摇了土司的统治。在我看了土司跟中央政权的矛盾是因为地方土司官的权力过大。土司掌管着一个地方的人口、经济税收、军权，地盘越夸越大。有的土司拥兵自重，敢于跟朝廷对抗。这分明是跟封建的中央集权相矛盾的。
这样中央就开始了改土归流。一般采取两种办法。一是至上而下的先改土府，再改土州。这样是为了分而治之，因为那时候的一个州相当与几个县乃至十几个县那么大。这是朝廷决心改土的重要原因。（改土是从明代中叶开始的，到清雍正年间，才大刀阔斧地进行。）改州设县分化权力相互制衡。
二是抓住一切有利时机进行，如有的土官绝嗣，后继无人，或宗族争袭，就派流官接任；土官之间互相仇杀，被平定后，即派流官接任；有的土官犯罪，或反王朝被镇压后，"以罪革职“，改由流官充任；有的在土民向封建王朝申请“改土归流”时，王朝以所谓从民之意，革除土官世袭，改为流官。总之，封建王朝遇有机会，立刻抓紧改流......。这些都是封建王权表面的一些措施，目的是要彻底地消灭土司制度。流官是由朝廷直接任免，派人流官的好处是便于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在设置县的同时，设立军事机构。如云南增设乌蒙镇﹑昭通雄威镇﹑普洱元威镇﹐贵州增加古州镇﹑台拱镇﹐广西另设右江镇﹐湖广添永顺协﹑永绥协等。于是在各该省长吏经营下改设村县。在废除土司世袭制度时﹐对土司本人﹐根据他们的态度给以不同的处理。对自动交印者﹐参加赏赐﹐或予世职﹐或给现任武职。对抗拒者加以惩处﹐没收财产﹐并将其迁徙到上述六省以外的内地省份﹐另给田房安排生活。在设立府县的同时﹐添设军事机构﹐如云南增设乌蒙镇﹑昭通雄威镇﹑普洱元威镇﹐贵州增加古州镇﹑台拱镇﹐广西另设右江镇﹐湖广添永顺协﹑永绥协等。清政府在改土归流地区﹐清查户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建城池﹑设学校﹐原来土司只交纳很少的贡赋﹐而将残酷掠夺属民所得的大量银两尽收于己。改土归流后﹐变革赋役方法﹐废除原来土司的征收制度﹐与内地一样﹐按地亩征税﹐数额一般少于内地。土民所受的剥削稍有减轻。
但我们不能对改土归流评价过高，究其实质，这场改革只是封建统治阶级中中央与地方的角力和斗争，并非以人民利益为重，不可过高评价。
终上所述，土司制度的早期还是利国利民，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但到后来便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以至它的灭亡。这也验证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产生、发展、灭亡的历时。土司制度是事物，它当然也摆脱不了这三部曲。虽然它灭亡了，但也有过贡献。我们不要一提改土归流就想到土司制度在阻碍经济社会。我们要求客观全面的看待土司制度的功与过。它的消极与积极作用。了解它的产生背景、历史过程、乃至对当今的社会经济管理都是一件好事。我为的是还历时一个真实。一个真实的土司制度.贵州的改土归流始于明代,高潮却是在清朝前期的雍正年间。督抚大员鄂尔泰等人的改土归流建议为雍正皇帝采纳,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这集中表现在:在经济上,土司制度下的领主经济阻碍了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土司享有各种特权,拥有军队,私设监狱,相互争杀,严重妨碍中央集权;而土司、头人为非作歹,奴役土民而造成的民族内部矛盾也日渐突出,不利于统治的稳定;在交通上,土司区域尤其是“化外之地”梗阻着“开江路以通黔粤”、连陆路以通川楚达云南,不利于中央王朝对边疆的控制、治理等。
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前奏是对乌乃、乌撒等土司的改土设流,重点则是对湘黔边,以雷公山为中心的地区及广顺、定番(今惠水)、罗甸交界处的开辟。土司制度作为一种政治统治制度，它又是时代和历史的产物，因此它的影响又具有两重性，即初期、中期的积极作用和后期的消极作用这样两方面的影响。
（一）土司制度的积极影响
土司制度产生的初期，它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统治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一种进步，因为土司制度适应了当时南方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就必然对南方各民族社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暂时维护了地方的稳定和巩固了祖国的统一。元、明、清三朝建立和推行土司制度的意图，主要不是为了经济上的剥削，而是为暂时安定情况十分复杂的南方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以求得暂时的相安无事。事实亦如此，在土司制度开创的初期，确实起到了安定地方的作用。南方各民族首领被封为土司土官后，在一段时期中与中央王朝保持了相对和平友好的关系，而地方上也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夷汉相安”的环境就有利于南方各民族社会的发展。另外土司制度的建立，实现中央王朝对南方民族地区的间接统治，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并将南方大量的土司土官置于各地行省的管辖之下，土司土官成为朝迁的命官，土司土官也成了中央王朝官员系统中的一部分，这是祖国统一的一种具体表现。
第二，促进了南方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土司制度建立的初期，地方得以相对安定，“夷汉相安”的社会环境为南方各民族社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加之伴随土司制度而来的是大规模的移民屯垦，大批汉族士兵和汉族人民进入南方民族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先进生产技术和工具为各民族人民所接受，因而促进了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清以来，南方民族地区在军、民屯田的影响下，封建地主经济因素深入到各民族社会中，使各民族原有的奴隶制、农奴制经济开始瓦解，不断的向地主经济过渡，特别是在靠近内地的地区，如湖北、湖南以及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的部分民族地区，由于中央王朝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的贯彻执行，封建地主经济逐渐发展，并在许多民族地区占了主导地位，为改土归流创造了条件。
第三，沟通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土司制度的建立，土司土官成为朝廷命官，土司又按规定要定期朝贡，有的土司还须“赴阙受职”，使南方各民族贵族与中央王朝的联系加强了。同时土司和中央王朝为了相互往来的方便，彼此都开辟交通，设驿站，修道路。元朝曾在南方民族地区普遍设立驿站、邮传和修路。道路的修建，驿站和邮传的设置为南方民族地区与内地联系的加强提供了方便，有利于南方各民族与内地的来往和经济文化的交流。
第四，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从元朝土司制度创立之始到明、清时的土司制度确立的全过程中，各朝都注意到土司地区文化的发展。元朝在南方民族中提倡儒学、设立学校。明朝注意土司地区的文化教育，土司子弟可以优待进入国子监就学，同时还在土司地区设立儒学，强制土司应袭子弟入学，并对土人入学给以奖励。土司文化素质的提高必然促进南方各民族文化的发展。
第五，在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土司多处在边疆地区，又负有守土之责，所以土司在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斗争中有过特殊的贡献。边疆地区的土司无论中央王朝内部发生过多么严重的分裂、混战、甚至改朝换代，还是边疆地区遭受外敌入侵蹂躏的时候，边疆地区的上司都是站在国家的统一立场来保卫边疆领土、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
（二）土司制度的消极影响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王朝对南方民族采取的一种过渡性统治措施，就其本身来说不如内地的政治制度先进，有着许多不可避免的弊端，因而对南方各民族产生了很多消极的影响，特别是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消极影响就更加明显。
第一，造成土司之间、民族之间的隔阂。元、明、清中央王朝在建立土司制度的时候，就将“以夷制夷”、“分而治之”的企图贯彻其中，往往利用甲地土司去对付乙地土司，或者将大土司化分为小土司，让各土司互相对抗，互相仇杀，从而达到统治的目的。这种“以夷制夷”、“以夷攻夷”之策在土司之间造成严重的对抗和隔阂，彼此征战、仇杀，破坏了土司地区的安定，特别是土司制度的后期，土司之间争战不息，给各民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第二，土司制度在后期阻碍了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司制度的建立是以保留原来的奴隶制、农奴制生产方式为出发点的，土司世代世其土世其民，对土民形成为一种人身占有关系。土民被束缚在土司的土地之上，人身处于不自由的地位，因而生产积极性不高。特别是当封建地主经济因素传入士司地区后，土司为了维护原有的生产方式，就千方百计限制和抵制地主经济因素的成长和发展，这就阻碍了土司地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另外土司对土民的私占横征、肆意苛索。弄得土民贫困不堪，更无发展生产的兴趣。
第三，由于土司制度固有的分散性、封闭性、保守性，造成各土司各自为政，致使土司地区原有的落后社会残余长期存在，形成各土司之间的闭关锁国，与外界缺乏应有的联系，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传入受到了限制，使土民长期认识不到土司统治剥削的实质，从而使适应土司制度的奴隶制和农奴制长期延续，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篇6：康巴藏区土司制度研究
蒋灿星2019040412
摘要：康巴藏区土司制度在元朝创立，明朝时期得到不断地完善，清初进一步发展，雍正时期改土归流政策使得其逐渐衰落，新中国建立后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自治改革，康巴藏区土司制度废除。康巴藏区的土司制度在历史上对于巩固祖国统一，维护这一地区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康巴藏区、土司制度、研究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统治阶级在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分封地方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土司制度继承了唐朝时期的“羁縻制度”，同时新中国建立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基础。康巴藏区，别名康区、康巴地区，位于横断山区的大山大河夹峙之中，包括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部分）、西藏的昌都市、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等地区。康巴藏区是中国三大藏族聚居区之一，在中国西南边疆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历史上有“治藏必先安康”的古训，当代又有“稳藏必先安康”的战略审视。康巴藏区土司制度在元朝创立，明朝时期得到不断地完善，清初进一步发展，雍正时期改土归流政策使得其逐渐衰落，新中国建立后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自治改革，康巴藏区土司制度废除。康巴藏区的土司制度在历史上对于巩固祖国统一，维护这一地区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康区土司制度的起源
土司的名称始于元朝，但土司统治的形式则很早就遍布于整个康区社会。汉、唐时期，康巴地区众多部落处于分散的各自为政的状态，后来经过长时期的械斗和相互吞并，逐渐形成了地域较宽、范围较大的部落。公元583年吐蕃时期，松赞干布迁都拉萨，势力向金沙江以东发展，原康地之诸羌部落均被吐蕃征服统治，并推行其文字、法律和宗教等。唐末吐蕃统治崩裂，吐蕃势力退出康区，康区又分成为若干独立的部落，仍保留各自为政、分散聚居的形态。从唐末到宋末的三百多年间，康区内部兼并分合变化很大，到了元朝时，中央王朝为了统治和便于治理康区，采用“招徕”政策，采取册封部落领袖为官和贵族封号，“稍加约束”，使之“假我爵禄，宠以名号，易为统摄”（《明史·土司传》）。康区土司制度正是建立在这样的背景和基础上，由封建王朝统治阶级推行的一种民族政策，也是一种过渡性的策略。元世祖时期更定区划，在康藏地区设置了三个宣慰司和两个宣抚司，分区加以统治和管理。其下设有各种土职，由各部落的首领担任，号称“土司”，给予“号纸”或“诰文”，为土司获得“合法”统治权的信符，有自行处理当地行政事务之权。
在康区，大大小小的土司有120多个，最有名的四大土司是德格宣慰司, 明正宣慰司, 理塘宣抚司和巴塘宣抚司。号称康北第一土司的“德格土司”，藏语称为“德格甲波”（意为王），以示崇敬。根据德格土司传记记载以及民间传说，德格土司的祖先为吐蕃松赞干布时期的国相禄东赞之后，第29代索朗仁波为八思巴的十三弟子之一，八思巴晚年时派其到岭地之朵甘思治理和管辖该区域。因索朗仁波学识渊博、通晓典籍史书、明德超群，八思巴赞其富有“四德十格”，于是始有德格之称，后来该称呼辗转而成为了地名。
明太祖朱元璋时期的洪武六年（1373），朝廷为控制边疆，先后派官员到康藏地区“招讨”各部落，各部落眼见明代初兴武力雄厚，纷纷表示愿意“归附”，朱元璋效仿元代之法分别授以土司官职，规定可世袭，同时还增设了6个“招讨司”、10个“万户府”、17个“千户府”。
明末清初（1661）青海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征服康藏时期，在康区设营官征收“贡赋”，土司任其存在并管理地方民事。满清王朝统治康区后对康藏采取武力与怀柔兼施政策，规定土司每三年要向朝廷朝贡一次，准予子女承袭土司封号，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光绪末年（1908）才正式结束。
二、康区土司制度下的等级制度、法律刑罚、宗教制度
1、森严的等级制度
土司作为土司制度下统领一定辖区的最高政治首领，独掌一切军事、经济、政治大权。土司还拥有一套完备的组织机构，来统管辖区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刑罚等，而森严的等级制度是其最鲜明的特点。
土司制度下的身份地位等级区分十分明确。土司及其亲属生活腐化，骄奢淫逸，绝大多数的百姓和家奴则生活十分的困苦，甚至很多人失去了人身自由。在土司制度下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土司-头人-百姓-科巴-家奴。土司的儿子将来一定要做土司或做土司的兄弟，而家奴的孩子注定还是家奴，各阶层不存在流动性，各阶层的身份始终是固定的。
虽然在土司的管辖下，有一些百姓是拥有人身自由的，但是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因为触犯到土司的禁忌而失去人身自由，甚至成为任人差遣的家奴。“因为土司喜欢更多自由的百姓变成没有自由的家奴。家奴是牲口，可以任意买卖任意驱使。”残酷而森严的等级制度禁锢着康巴藏族人的思想和灵魂，一定程度的上来说阻碍了康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2、专制的法律和残酷的刑罚
在土司的统治范围内，不仅等级制度十分森严，作为维护自身统治的法律制度和刑罚也十分的残酷。统治某一辖区的土司在自己的辖区内就是名副其实的土皇帝，土司自身就是辖区内的“法”。每个土司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法律制度，用以维护和巩固自身的统治，在土司的辖区内，法律只不过是用以维护土司统治的工具。在土司制度下，法律的制定是土司的独断专行。作为上层人，土司喜欢拥有更多的家奴来供自己驱使，“而且，要使自由人不断变成奴隶也十分简单，只要针对人类容易犯下的错误订立一些规矩就可以了。这比那些有经验的猎人设下的陷阱还要十拿九稳。”
在专制独裁的土司统治下，刑罚成为维护土司阶级利益及震慑臣民的工具。只要是在土司辖区内触犯其制定的法律，就会遭受残酷的刑罚。
3、宗教制度
纵观古今中外的任何时代，宗教对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麦其上司领地处于汉藏交界处的特殊地带，决定了此地的土司和汉族发生更多的联系而不是他们的宗教领袖**喇嘛，因此宗教在这片土地上处于尴尬的地位。阿来在《大地的阶梯》中讲述道:“ 在西藏，是神权至上，世俗政权要依附于神权。而在整个嘉绒地区(麦其上司在此范围)，是中央王朝册封的土司手握世俗人权，而僧侣阶层必须依靠世俗权力的支持才能生存。而在很多时候，土司家族本身掌握着神权。
三、总结
从土司制度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说明了在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要有连贯性和稳定性。在政治制度的运行中，呈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从今天的民族政策当中可以找出昨天的影子，也能从昨天的历史事件中挖掘有益于今天的经验和教训。这一灵活的传统治边政策，虽有自身的缺陷，但势必对近现代的民族政策产生影响，它的某些合理内核已被我国现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吸收、借鉴，并发扬光大。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尊循的基本原则和民族自治原则、国家统-原则、民族间经济文化加强联系的原则，都可以从士司制度的渊源、发展及推行过程中的灵活措施中找到它发展的线索，所不同的是由于我们已建立了各民族平等的社会主义新型的民族关系，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土司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尽管强调民族区域范围内“因俗而治、因地制宜”的自治，但这种自治以民族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与歧视为前提;民族区域自治尽管也强调民族间经济文化联系的重要性，但它更强调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繁荣。强调民族平等，追求各民族共同繁荣，这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灵魂，也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土司制度的本质区别所在。我们研究历史上的土司制度，不仅是为了吸收、借签、比较，更重要的是要从其政策随时势变化中获得启迪。
参考文献：《藏区土司制度研究》 贾霄锋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尘埃落定》 阿来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篇7：《尘埃落定》中的土司制度
（历史系07级历史二班
尚生平
2007071216
745000）
【内容摘要】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国家的民族政策，它是国家处理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办法和措施。在历史上，土司制度曾经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今它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成为我们的记忆，继往开来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表面上看，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从历史考察的角度说，中国作为多民族的国家，历代所实施的民族政策不可能截然分割，虽非一脉相承，但一定程度上是有继承性的。历代任何执掌权利的阶级、阶层或者个人，都希望有一个适应国情、适应时代的民族政策，既为我用，又为促进民族的稳定、团结和振兴服务。
【关键词】
土司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
以夷治夷
共同繁荣
（一）从两种制度的发展来看
以制度的起源作为两者比较的起点，是研究事物性质的一条重要途径，重要原理。当代著名哲学家克里普克在论述本质时指出：“一个对象的起源对这个对象来说是本质的。”我认为土司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也毫不例外。
中原政府通过土官治理少数民族的做法，最早见于儒家经典《易·观·象辞》云：“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礼记·王制》云：“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易俗，刚柔轻重，迟速异弃，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1]这是中国几千年以来一以贯之的“因俗而治”思想滥觞和理论依据。战国秦汉时期，汉武帝“以兵临滇，滇举国降，请治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2]并且还设立了特殊的道和初郡来管理少数民族。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猛获，”平定南中骚乱后，为继续进行“隆中策”中“防务在北”的战略，采取“怀柔之策”来笼络少数民族，以安定西南夷大后方。于是任用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倾向蜀国的大姓当官。用“平南中功居最多”的李恢为建宁太守，用所谓“执忠绝城”的吕凯为云南郡太守。
以上由土人治土，“以夷治夷”的史事，我们从中窥探出：“封建朝廷与少数民族上层互为所用，相互勾结来统治各族人民。”
唐宋时期，羁縻政策得到全面推广。唐王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广设羁縻州县，据谭其骧先生统计唐王朝先后在东北、北方、西南与南方设置了885个羁縻府州。[3]羁縻州虽有较大自治权力，都督、刺史也由原部族首领担任，并且可以
世袭，但是这些都督和刺史必须由中央任命，同时还取消了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可汗”的称号，在经济方面则给予一定的优惠措施，如在羁縻州县基本不收赋税，只是象征意义上的收取一点，宋代继承唐制，继续推行羁縻制度。羁縻政策的作用和意义是重大的。它有助于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对巩固国家的统一和促使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团结壮大，增进各民族的融合和相互了解，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元代在总结历代王朝特别是总结唐宋王朝统治经验的基础上，在实施民族政策方面有了新的发展，这就是在羁縻制度的基础上，创立了“蒙夷参治”之法，官有流土之分，于是始有土司之名。盛于明代的土司制度，乃是“踵元故事，大为恢拓”的结果。[4] 元代的土司制度已基本完备。土司职官有宣慰、安抚、招讨、长司诸司，土官职官有总管、土府、土州、土县等。这些职官除“总管”仅元代设置外，其它职官名称也在后来的明清两代一直沿用。[5]元代土司制度不仅设置职名，而且围绕土司制度所采取的措施也丰富了土司制度的内容。元代在少数民族中、上级地方政权中“参用其土人为之，”大批引用土人为官，而在基层单位则实行以“土酋为官”的政策。“参用土人、以土酋为官”即是实行土司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实行土司制度的第一个重要措施。在云南也不例外，据载元世祖忽必烈平定云南后，招降各民族地区酋长，即皆设土官管辖。[6]元代在土司的承袭、升迁、惩罚、朝贡、纳赋、军事等方面，都开始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这表明土司作为一种制度已经逐渐完善。例如，土司的任命而言，就包括了赐予印章、虎符、金字圆符等信物，其目的在于强化其权力，更好的为中央王朝效劳，即所谓“俾符以王官旌节，统摄其部落。”
元代土司成为“一代之制”，对明、清土司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明太祖废除宰相，加强皇权之后，强化“以夷制夷，分而治之”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如：明朝初年，朝廷抓住麓川地区发生内乱，思氏势力削弱之时，拆散其兼并的地域，分设勐养、木邦、勐定三个府，潞江、干崖、大侯、湾甸、勐连、促瓦、散金、者乐甸八个长官司，又把南甸划出建为州，三征麓川后，就革除了麓川宣慰司，以陇把地置陇川宣抚司，在勐卯设同知、在芒市设长官司。麓
川宣慰司就这样被分解成若干个各不相属的政权机构，终于使思氏集团势力不复存在。陇川的户撒、腊撒地区只有一个宽不到两公里，长有三公里的狭长地带，明朝廷竟设置两个长官司，这是很典型的例子。明清朝代土司制度史上，把土司辖区千方百计化小的史例是数不胜数。
有学者统计，明朝，单在云南设置土司就有300余家。又有学者统计，明清两代云南土司达587家。云南土司设置星罗棋布，《明史·云南土司传》的作者认为“名目淆杂，难以缕析。”其实这与汉代“王国问题”相似，就是为了使其由大化小，由小化了；设立众多土司，从而造就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彼此猜忌、相互对抗的政权；让各自土司之间彼此消耗各自势力，朝廷坐收渔翁之利。终明之世，改土设流是很有限的。尽管如此，明代改土设流的初步工作，仍为清代大规模改土归流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清初，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入主中原，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因眀制继续推行土司制。《清世祖实录》卷41载：顺治帝曾发布谕旨，“各处土司„„凡未经归顺，今来投诚者，开具原管地方部落，准予照旧袭封；有擒执叛逆来献者，任厚加升赏；已归顺土司官，曾立功绩及未经授职者,该督抚按官通察具奏，论功升授。”[7]这基本上确立了清初对土司的政策。清代对土司的各项制度，基本继承了眀制，但对土司的限制和规定比明更加严格和具体。如规定了承袭人的具体年龄“土官子弟，年至十五，方准承袭。”除此之外，还规定了承袭者的嫡庶次序。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清王朝已意识到土司制度存在的某些问题。随着全国局势稳定，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从1726年开始了，土司制度已走上了穷途末路。
雍正四年，清廷委任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都督，全权办理改土归流事宜。鄂尔泰上疏将原属四川的东川、乌蒙、镇雄三大土府划归云南，即着手改土归流，可见改土归流重点在云南。不但云南境内所设土职最多，职官种类也最完备。而且元代所建立的土司羁縻制度是从云南实际统治中得到的经验，明代完成这一制度是把云南作为集中施行区的。因此把云南作为重点是无可非议的。
改土归流的过程经历了血与火的斗争，到雍正九年（1731年），鄂尔泰基本上完成了云南及贵州、广西三省的改土归流。所以说：“自雍正四年到九年，蛮悉改流，苗亦归化。间有叛逆，旋即平定。”[8]在云南改土归流过程中，鄂尔泰曾提出“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的改流部署和策略。就是说在澜沧
江、怒江、伊洛瓦底江靠今中国内地方向以内设流官；而在这几条江靠外者，仍保留土司制度。可见鄂尔泰改土归流也照顾了特殊地区的特殊条件。经过这次改土归流，云南境内还剩有宣慰使一：车里；宣慰使五：耿马、陇川、干崖、南甸、孟连；副宣慰使二：遮放、盏达；安抚使三：潞江、芒市、勐卯；副长官司三楼纳、亏容、十二关；土知府四：蒙化、景东、孟定、永宁；土知州四：富州、湾甸、镇康、北胜，总共22家。这仅是大土司而言，小土司则保留较多。至到1956年民主改革结束，土司制度才最后消亡。
土司制度是历史上形成的，溯源于秦汉以来的羁縻之制，其发展过程反映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体现了封建社会较先进的民族政策。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延续了好几百年，又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消失，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辩证过程。它在封建社会发展中具有伟大的意义。首先，元明清三代在实施了土司制度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像南诏、大理那样独立式的地方割据政权。封建王朝对西南地区进行了有效控制，使西南与中原地区联系紧密，巩固了国家完整与统一。其次，促进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在土司地区开科举、设学校，使儒学在这些地区得到传播，促进了当地文教发展。最后，封建王朝对民族地区大大小小首领的任命，使他们增强了“保境安民、守土有责”的责任感，为保卫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总之，土司制度作为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
民族区域自治的起源呢？首先是列宁在批判超地域的“民族文化自治”和“民族分离主义”时提出来的。他说：“如果很方便，如果经济流通需要，为什么不成立50万居民，甚至只有5万居民的自治州呢？”列宁认为民族区域自治是为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要求，并通过区域自治来解决民族问题。中共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把马克思、列宁的民族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个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汉族人口占92%，其它55个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8%。人口最多的藏、壮也不过5000万多一点人口但中国少数民族一大杂居、小聚居为主，遍布于华夏各地。分布地区占全国总面积60%左右，而且多散布于2万平方公里的国境线附近和有着丰富的资源。毛泽东曾说过：“少数民族占地大物博，汉族占人口众多。”汉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上一般领先于各个少数名族，起着引领先锋的主导作用，这就形成了我国各民族间的相互依存、优势互补关系。从而为民族区域自治的创立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当代中华民族区域自治经历了提出、形成、试点、全面推行，不断巩固和不断完善的阶段。中共在幼年时，党内有过照搬苏联模式，主张用民族自决和联邦来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意见。但是这个意见无史可鉴，苏联也处于试点阶段。经过长征和抗日战争的实践，党内逐渐由民族自决过渡到民族区域自治来解决民族问题。虽说它与土司制度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事，但从历史传承的角度来探析，不应当否认，土司制度对我们今天的民族仍具有借鉴意义。
中共在革命的各个发展阶段都申述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政府通过《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要建立“民族自治区域”，培养民族的工农干部担任国家管理工作。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全会上明确提出：“允许蒙、回、藏、苗、瑶、番各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抗日原则下，各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内部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国家。”随后在陕甘宁边区建立回族、蒙古族自治乡、自治区，这实为中共民族区域自治的最早试点。1945年4月，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求改善少数民族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决的权利。”[9]而在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已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古民族自治区。”1947年5月1日蒙古民族自治区政府成立，乌兰夫说：“内蒙古自治区的建成，标志着党关于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胜利的接受了实践的检验而进入成熟阶段。”[10]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自治区，它对我国在较大区域内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有重大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即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在中国确立起来。此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全国广泛推广，并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一项国家制度确定下来。
1955年至1965年，一批自治州县陆续成立。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左倾思想影响，民族工作一度受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拨乱反正，党中央重新审视民族问题，制定民族政策。1985年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1991年8月，国务院正式发出了《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问题通知》，提出了十一条政策和措施。2001年2月又对该法进行了一些修改，该法的修改使民族自治的权利用专门的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并使其有法可依。为了更好的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到目前为止，我国共建了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19个自治县（旗），合计154个民族自治地方。民族自治地方总面积达613.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64%，民族自治地方总人口16407.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45.4%，全国55个少数名族中，已有45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除了人口很少，居住区域很分散的或很小的赫哲、乌兹别克、塔塔尔、俄罗斯、门巴、珞巴、阿昌、得昂、基诺、高山十个民族外，其它少数民族都建立了同行政的民族自治地方。[11]可以说实施范围比较广，比较深入。我国民族区域自治通过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充分显示了它的规范化、民主化特点，而且自治法也标志着我国开始了用法律规范和调整民族关系的时代。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处理民族关系的一项伟大创举，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因此它与历史上的任何民族制度相比，更具有许多优越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助于把国家的集中统一与民族的自治平等结合起来，妥善的解决了国家统一和民族自决的关系；第二；有助于把国家的政策同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特点结合起来，从而发挥了地区优势，调动了各民族的积极性；第三，有助于把国家的富强与民族的发展结合起来，正确的解决了祖国的强大同各个民族共同繁荣的关系；第四，有助于保障少数民族公民享有广泛的人权和自主权；第五，有助于把各民族人民热爱祖国与热爱自己民族的感情结合起来，对于加强边疆防务、巩固祖国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二）从经济文化方面来看
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保证。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创新。各个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有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义务。而且促进民族
地区经济发展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因此我认为，土司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无论是过去，还是在未来，它们是否有利于当时经济的发展，比它们在政治上更具有重大意义。
从对人民的剥削来看，实行土司制度后，人民受到双重盘剥，人民不但要上缴官租，还要负担土司的苛捐杂派和劳役。据解放初期调查统计，勐卯土司每年征收官租达10万箩以上，折合350万斤。强征的杂派达数十种，有土司子女嫁娶钱、生育钱、满月钱、满岁钱、土司家族的伙食钱、拜佛钱、出门钱、走路钱、丧葬钱、修建钱、武装钱、门户钱等等。固定的劳役有守坟、抬轿、割马草、刮马屎，吹喇叭、打扫衙门、放冲天炮和做家务事等等，名目繁多，举不胜举。这种无所不包的杂派是一个无底洞，它远远超过了正常官租的几倍、几十倍。
由上看出，土司制度导致土司变成贪得无厌的吸血鬼。少数民族本来身处边远山区，穷乡避壤，而封建王朝则不顾老百姓的死活，非但对贫穷落后的民族地区不予扶持，还要横征暴敛，征取的主要项目有：差发、朝贡、供征调、承袭纳谷以及巧立名目的额外征收。
“差发，”按年征收一定的金银。居《万历会典》等史书记载，曾向云南傣族年争取金960两，银11600两。这是一个不完全统计数字，这么多的差发银，在当时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条件下，把实物换成金银，价格悬殊可想而知。按期无法交纳是司空见惯的，明正统元年（1436年），麓川交不足差发银6900两，欠银2500两。
“朝贡，”是人民很重的一项经济负担，因为所贡之物都为地方名产，数量极少，价格昂贵。明书记载，麓川曾6次贡象。以向朝廷表示诚心归顺之意。各地傣族都有贡象之俗，但象是稀罕之物，得之不易，并且要从万里之遥的西南边疆运送到京城，途中所经历的困苦足以让人瞠目结舌。这样也罢了，但朝廷还有规定：凡贡象必须同时贡马。可是傣族地方产马不多，只能从外地购买。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麓川一次贡马600匹。还有象牙、珍珠、玉石等，异兽珍禽也是指定的常贡品。
“供征调，”也是人民的巨大负担，包括出兵、出服役、出粮、出款，《滇志》记载：“云南从来用兵，皆土司兵。”朝廷调动土司武装极为频繁。南甸司地从明代征麓川到民国末年防堵共革盟，供征调达60多次。各种战争最终是生灵涂炭、遍野饿殍。
“承袭纳谷，”这是朝廷的明文规定。明弘治年间，土司袭职五品以上者纳谷300担；六品以上者纳谷150担。每担为10市斗，算起来，无论纳谷还是折成银两，都是人民的沉重包袱。有些土司按时搜刮不足，只能借贷完纳，实在没办法，还有出卖庄园的。如：万年历四十七年（1619年），北胜州听袭土司高世昌，由于承袭是起关键急需费用，卖掉庄园5处，得银1000两。
总之，土司制度使各族人民受到了敲骨吸髓的剥削，榨取项目之多，数额之大，连土司自己乃至账房总管也说不清楚。
至于文化方面，历来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文化不仅鄙视，而且把从事民族文化工作看作是非法的，因其认为中华民族只有汉、蒙、满几个民族，不承认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视少数民族是劣等民族，没有什么文化而言。
而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促进和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是党和国家的工作任务和奋斗目标。经济发展是连接各民族互助关系的基本纽带，文化进步又是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标志。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就提出：“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用各个民族的语言文字的文化教育。”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必须帮助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发展。”解放后，中共深知少数民族势单力薄，经济文化发展比较滞后，仅仅依靠他们自身的力量，尽快的改善贫穷落后的面貌，迈入先进民族的行列是十分困难的。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又指出：“要全心全意的积极的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1963年对新疆工作六条指示特别强调：“首先，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这些国家政策的倾向，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得到充足的资金保障。尤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地区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下面以西藏为例予以说明：
通过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经济实现了质的变化，经济总量实现了飞跃。2000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达117.46亿元，相当于旧西藏的30倍。经济结构趋于合理，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五十年前的99%下降至30.9%，第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上升到23.2%和45.9%。
现代工业从无到有，逐渐成为带动西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迄今已建立起包括能源、轻工业、纺织、机械、木材加工、采矿、建材、化工、制药、印刷、食品加工等20多个门类，富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化工业体系。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蓬勃兴起。到2000年，全区共有各类电站401座，总装机容量达35.62万千瓦，年发电量达6.61亿千瓦时，与旧西藏仅有一座125千瓦时的小电站相比，可谓天壤之别。以公路运输为主、航空、管道运输协调发展的立体交通运输网形成、现已建成15条干线，375条支线公路，总里程达2.25万公里，基本上实现了县县通公路。同时开辟了10多条国内国际航线。建成了总长度1080公里，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从格尔木到拉萨的输油管道。通信业超前发展，建成了以拉萨为中心的通信网。2000年底，西藏地区固定电话总装机容量达17.02万门，移动电话总装机容量达12.3万门，互联网站9家。第三产业产值达53.93亿元，在西藏国内生产总值中居首位。[12] 以上数据表明，在全国政策大力支持下，西藏由解放前的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已经迈入工业体系健全，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国家始终把民族地区的发展放在第一位。在解放初期，我国十分贫穷落后状态下，仍然从匮乏的财政资金中挤出一部分来给民族地区。帮助贫困山区农民购买农具等，改变其落后的“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耕读学校，发展基础教育。改革开放后，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进入了突飞猛进的阶段，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到2000年，西藏全区拥有各类学校956所，在校学生达38.11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提高到85.8%，文盲率下降32.5%，大专以上人口达3.3万人，占全区人口的12.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前列。近年来，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保护并弘扬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国家抢救、整理并出版了包括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这三大英雄史诗；搜集、并整理编纂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等包括民族文学、音乐、舞蹈诸多门类的十大文艺集成；维修了西藏拉萨的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青海的塔尔寺和新疆的千佛洞等大批重要寺庙和宗教场所，其中仅在1989至1994年，国家为维修布达拉宫就投入5300万元和1000公斤黄金。[13]
西藏自治区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改善。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65元，而2003年增至8058元，增长14倍，平均年递增11.2%；2007年西藏农牧业进入第二十个丰收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2788元，同比增长14.5%，比全国水平高出约7个百分点，连续五年保持了两位数增长，比2002年增长了83.8%，比1992年增长了2288元，比1978年的175元增加2613元。[14]1979年，西藏全区农牧民人均消费水平为147元，城镇居民为620元，2006年这两个数字分别达1827元和7312元；2007年，西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12亿元，比2002年翻了一番多；“十五”期间西藏累计新增住房面积达到20.86平方米；截止2006年12月底，西藏民用汽车保有量已达14.39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35.2%。[15]西藏总人口由1951年的114.09万人增加到现在的280万多人，人口平均寿命从1951年35.5岁提高到了现在的67岁。[16]
通过两种制度在发展经济、文化方面的对比，我们可以窥探出：土司制度作为一种民族政策，从民族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是一种名副其实的“人吃人”制度，封建王朝利用土司来剥削劳动人民、控制人民；用搜刮民脂民膏来削弱民族地区的经济实力，又可挑拨土司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相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则把实现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当作国家的根本任务，不但在发展特别落后的地区免除税收，而且国家历年都给民族自治地方以巨额的财政补助发放各种生活补助款和救济款，设置民族地区教育补助费、医疗补助费等。坚持以人民利益为重，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我党立党之本。
（三）从基层利益与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来看
白寿彝先生说：“我们要知人论世，护惜古人。”用今人的眼光来审视历史，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历史，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史学观。过去我们用阶级分析法来研究问题，认为一切历史上的东西都是落后的、腐朽的。因此只看到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矛盾的一面，忽视了相适应的一面。尽管土司制度在总体上是阻碍历史发展的，但是它在农业基础设施方面所做的贡献是无法抹杀的。我们先从它的统治机构来说，多设立户、吏、兵、刑、工六个房，犹如一个小朝廷。各个房设有总管，在户房中设有“那管，”是专门管理各地的田地和农业生产的土目，督察田地是否丢荒，是否按季节耕种和管理、收获，是否有种子、肥料、农具、耕牛，是否有水利灌溉等等，以便进行调节。这与我们现在农村的田间管理十分相似，都是监督农业生产的。“民以食为天，国以税为本。”在重农抑商的封建时代，农业是十分重要的。如今，农业的基础地位也是无法动摇的。总之，在土司制度下对农工业的基层管理是很完善的。
关于农业的基层设施，有些土司还设有“水利谷”、“牛马坊”，用于兴修水利和耕牛调剂，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是在解放后50年代对大新县土司地区社会历史调查中得到的资料。以上是从机构设施方面来说明的，下面我们从它的基层农业设施建设来看：
莫家仁先生曾在忻城县下才村调查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水坝、唐坡、架设的水筒车、水澗等水利灌溉设施。村边几里远处有条河流，老人说：“土司时代，这条河流上架有十几个水筒车车水灌田；在二寨堡境内，江河交错，河上水坝、水筒车也很多。”明清时期，莫镇威等土官土县境修石拱桥、石板桥、石墩桥等百余座，修通外堡石山路3条，在思练堡利用官方设立：“劝农停车所”。在县治
[17]地方鼓励土民纺织土锦、土布等等。由此看来，土司衙门也是关心农业生产的，在历史时期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以上是从经济发展来说的，以下我们从它的政治方面分析。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是绵延不绝的，起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而与之相反的是土司统治的州、县，土官土民的起义事件少有发生，即使发生规模也不大，时间也不长。以明朝为例；当时桂西的土司统治地区，社会相对清平；而流官统治的桂东地区，如古田、大腾峡、府江、罗旁、怀远等地，大规模的人民反抗，有的长达两百余年。相比之下，土司土官对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探究其因，首先，我认为以夷制夷顺应了民心；土官土民本是同根生，没有相煎何太急的理由。其次，土官土民有共同的民族信仰、共同的心理素质、共同的语言、长期共同的生活在一起。最后，他们的个人声望或家族声望具有很强的震慑作用。
我们从它的反抗外敌侵略，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来说。土司制度萌芽时的宋朝，交趾统治者经常入侵广西边疆州县、掠夺人口和财物。边疆羁縻州的土官土酋率领几万几十万的土兵痛击入侵者，收复失地，保护边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元朝左右江土官土兵在反击交趾入侵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南丹、庆远、融州的土官
和土民，成千上万到思明、太平等地屯田戍边，减少元王朝在兵源上、财力上的巨大压力。明朝时沿边州县如 施、莫紹伦等率土兵、俍兵击退安南入侵者。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女土官瓦氏率田州、镇安、思思、南丹、东兰、那地等府州的俍兵6000余人，至浙江沿海抗击倭人入侵，在王江泾等战役中痛击倭寇入侵者，歼敌2000人，取得了自抗倭以来没有取得过的重大胜利，明廷嘉奖她，诰命为“二等夫人”。清乾隆末年，安南入侵骚扰，两广总督孙士毅率军讨伐，田州土官岑宜栋率土兵2000人随征共讨。后来清军撤退入关，岑宜栋率土兵担当封后掩护；被敌人埋伏，截断退路，岑宜栋率领土兵血染沙场，英勇牺牲。土司土官抗击入侵者给国人以深刻印记。[18]
土司制度下的少数民族在捍卫国家领土完整时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用鲜血阐释了国与家唇亡齿寒的关系。封建王朝对他们有歧视，他们被蔑视为华夏之夷族。有的土司为此自欺欺人，为自己造一个汉族祖先。当然大多数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用鲜血来捍卫祖国的尊严。
民族区域自治在给予基层利益方面已经从物质利益上升到政治权利。从它发展的各个阶段看：在1922年7月至1931年11月的探索阶段，中共二大通过决议：“蒙古、西藏、新疆建立联邦共和国”。它是与中国实际不相符合的基层权力表现。1931年11月至1936年10月初步提出建立少数民族自治区的主张，以1936年10月下旬建立陕甘宁豫海县自治区政府为首次尝试。1937年至1945年抗战阶段融入了“全民抗战”的内容，把民族团结与爱国救亡充分结合起来。1945年至1949年，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实践阶段，逐步建立形成了区、乡、县、省的民族政权体系。如先后在淮南、山东、晋察冀等解放区建立二龙回族自治区、鲁中回族自治区、枣庄回民自治镇等一批县级民族自治地方，贯彻落实了基层民主权利。1949年至1978年，《共同纲领》的颁布，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由民族政策到国家制度的转变。民族自治机构在全国少数民族区域陆续建立，表明了民族自治基层政治权利的全面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1884年5月31日，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标志着基层民主权利用法律形式的确认，也标志着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经具备了较完备的形式，走向了成熟阶段。
民族区域自治下，人民生活达到温饱后向小康迈进，还能参与国家的政治生
活，除了自主安排、管理发展经济建设事业，自主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外，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还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土司制度下，这些都是痴心妄想。
维护祖国统一方面，抗战时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从少数民族的英雄来说，有回族英雄马本斋，他与日军苦战870余次，最后病逝疆场。从全国来看，台儿庄战役中，卢汉率领云南各族子弟组成滇军，坚守禹王山20多天，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在湘鄂西八千苗族战士开赴湘北前线，成为日军西进途中不可逾越的屏障；在云南，白、傣、黎等少数民族群众，肩挑马驮，遇山开山，遇水修桥，保证了滇缅公路的畅通，无数抗日物资正是通过这条大动脉输向了全国抗日战场。
在这两种制度下，各族人民都以不同形式、不同方式同外国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们都能抛弃民族间的前嫌，以国家利益为重。也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顾全大局与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
(四）总结
铭记历史，我们才能展望未来。这两种制度虽然孕育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成长在不同的国家体制下，看似是两种毫不相同的制度，其实蕴藏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人类自从诞生以来，就沿着前人的足迹走到了今天。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发明创造，也是建立在先人失败经验基础上的。所以我认为民族区域自治是对土司制度的一种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扬弃与批判。这不是危言耸听，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之间是有联系的，构成事物的各要素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
首先，它们在发挥民族头人作用，培养民族干部方面有接近之处。无论是土司制度还是民族区域自治都需要重视民族头人作用，发挥他们的作用，并且在该地区培养和使用更多的民族干部。其次，自治权在一定意义上有相似性。土司制度在土司头人统治的区域内除诚服中央政权，履行国家的义务外，还享有比较充分的自治权；民族区域自治在其自治区内，除执行一般国家地方机关的职能外，还享有相当的自治权，这种自治权在《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有详细规定:„„国家举办民族高等教育，在高等学校举办民族班、民族预科，专门或者主要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并且可以采取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办法„„。最后，这两种制度
实施的前提都是国家统一的版图之内，并且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少数民族聚居区采取特殊措施的情况下接受中央王朝的统治,这样既保证了国家统一,又实现了因地制宜。
总之，这两种制度都是先民们几千年治边治疆经验的结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仅继承了土司制度的精华，而且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创造性的解决了中国的民族问题，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民族问题的理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