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土司祸害小姑娘

第一篇：土家族土司祸害小姑娘

恩施土家族土司城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及措施（本站推荐）

恩施土家族土司城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及建议

(李光柱，学号1209070107，武汉轻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文化产业管理1201班) 摘要：恩施土家族土司城文化遗产较为综合性的展示和反映了土家族的民族历史和文化，在长期的保护和开发过程中既取得了一些成就，同时也还存在众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土司城的保护与开发至关重要。

关键词：恩施土司城文化遗产现状建议

一、 恩施土司城文化发展现状

1恩施土司城文化简介土家族历史十分悠久，是远古巴人的后裔。起于元代止于清朝雍正13年的"改土归流",使得恩施地区建立起了土司制度，所谓土司制度就是土司对中央封建王朝纳贡称臣，中央王朝对土司实行册封，准予自治。土司土地不纳入中央王朝版图，人口不入中

1而土司王实际上就是一个当地地方的土皇帝。央王朝户籍，生杀在掌、称雄一方。○

土司城便是土司王和贵族进行管理领地、居住和生活之地，土司城一般是该区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土司城文化是主要以土司城为依托集建筑、礼仪、服饰、语言和民俗民习在内的综合型文化。

恩施土司城坐落在恩施市的西北，小地名叫对山湾的地方，占地面积300余亩。恩施土司城是现今恩施地区保存最为完整土司文化遗址，现在恩施政府的支持和领导下发展成了综合型4A级旅游胜地。土司城主要包括门楼、侗族风雨桥、廪君祠、校场、土家族民居、土司王宫--九进堂、城墙、鼓楼、百花园、白虎雕像、听涛茶楼、民族艺苑等12个景区30余个景点○2。其历史地再现了土家族地区土司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较为详细的反映土家族的历史渊源，展示土家族古老而淳厚的民风民俗。 2恩施土司城文化遗产发展现状

土司城文化遗产在相关专家的呼吁下，政府部门拿出了大量资金对其进行的全面的维修，现保护较为完整。但就其发展来说，恩施土司城和大多数文化遗产一样，也是通过发展旅游，吸引游客的参观来带动起其基本运转。恩施土司城主要通过以下几点来宣传和发扬其文化：

(1) 民族建筑大发光彩。恩施土司司城在管理人员的保护和维修之下保存较为完整，

其较为全面系统的展现了恩施土家族人无比的聪明才智，由暗含着一年的4季、12月和24个节气的4层楼、12根柱、24根梁精雕细刻而构建的纯粹榫卯木质

结构的土司城门门楼;飞檐翘角，画栋雕梁的风雨桥;由333根柱子、333个

石柱础、330道门、90余个窗、数千块雕花木窗、上千根檩子、上万根椽木组

合而成的土司九进堂无一不展现出了古老的土家人无以伦比的高超建筑工艺。

通过旅游，土家人将自己的建筑工艺展示个世人，使之大发光彩。

(2) 民族歌舞广泛传播。在土司城内有专业演员为游客表演土家族的民族歌舞，像

土家族的舞蹈《摆手舞》、《撒尔河》，歌曲《龙船调》《六口茶》，这些歌曲舞蹈

是从土家族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的，这让人们更能深入地领会到古代恩施土家

族人的生活面貌和积极乐观的精神精神世界。

(3) 民族服装光彩耀人。土家族在长期的文明发展过程中也曾产生过自己的服饰文

化，但现在几乎没有人在日常生活中还穿戴土家族的服饰，恩施土司城内较为

完整的保存着明清时期的土司王的服饰，同时现土司城的工作人员都是穿戴着

土家族的民族服饰，其通过这种方式展示了土家族服饰文化。

(4) 大量的民族文化节目：土司城每天傍晚时段就进行一些节目展示，如进行的 “黉

庐严子课读授业”、“风雨桥上唱迎客歌”、“月亮湖赏竹排情歌”、 “廪君祠敬3;还有 清明时节进行公香祭神灵 ” “争 当 土王乘龙快婿”、等场景表演 ○

祭廪君、四月份举行的“牛王节 ”、具有民族特色的七月“女儿 会”、秋季的

“椎 牛节 ”等重大民族节日举行的主题活动，使土司城文化的建筑文化与民

族文化之间产生完美互动。

二、 恩施土司城发展中的问题1.土司城经营体制不明确，条块分割、多重管理现象严重。目前 ，恩施土司城还是一个事业单位，虽然表面上归恩施州民族宗教委员会管理，但恩施其他行政部门对其管理干预较多，民委无法对其进行完全管理。同时，土司城文化遗产虽然采取的是市场导向的经营方式，但考核经营者业绩还是行政方式 ，对其经营贡献并没有随着业绩增长而给予一定鼓励 。另一方面，相关部门没有对土司城文化遗产的发展有较为明确的发展方向，现在完全属边于边走边计划的状况，这些使得经营者和管理者既无方向也无动力，将对土司城文化遗产的发展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

2.周边环境与土司城不协调，严重影响了文化遗产的整体效果。恩施土司城地处恩施市城郊 ，景区周围现代化建筑林立，在景区内便可看到景区外的现代化建筑，同时景区内部乱摆乱搭现也较为严重，许多景点售票点便直接设置在景区内，加之验票窗口内移 ，这些都破坏了土司王城的整体效果 ，影响了土司城的大气恢弘 ，给游 人的视觉冲击和内心感受会打一定折扣，这些严重的影响到景区的整体效果，使人感觉周边环境 与土司城不协调 ，让人感到生硬。

3文化综合性、立体性开发还不够。现在土司城文化遗产最主要的经营方式就是发展旅游，而旅游又是主要依托参观民族建筑、民族服饰、和民族文化遗迹等静态文化，动态文化开发十分不够，没有像丽江印象一般的能较为全面反映和体现出恩施土家族文化的动态节目或项目。

4、经营管理者和相关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过低。恩施土司城团队人员构成比较复杂 ，具体可分为管理层、民间艺人、表演人员 、导游人员、安全保卫人员、门店经营人员等几个部分 ，由于人员构成复杂，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有些素质过低人员的一些不当言行会给参观者带来十分不良的印象，这将影响文化遗产德尔长期良性发展;另一方面表演人员和导演人员素质不够将会导致民族文化演绎和表现度不够，这直接影响到土司城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三、恩施土司城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建议

作为土家族文化重要标志的恩施土司城在开发与保护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土司城的未来发展和整个土家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因此，土司城的正确保护与开发显得十分必要，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设立专门政府部门进行管理，尽量减少或避免其他政府部门对其管理土司城，并赋予其独立管理和经营土司城文化遗产的权利;另一方面，尽快明确制定出其土司城的管理体制，最好实行政府部门管理和公司经营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土司城的日常经营管理交给公司进行市场化经营，政府部门主要负责制定大致发展方针和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监督，保证公司对土司城进行市场化经营的过程中不作出危害文化遗产的举措，这样双方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达到既对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与开发，又达到促进土家族文化在全国乃至全球的传

播与发展。

(二)政府加大对土司城的资金投入和管理力度，加大对景区及周边环境进行维修和整改，对影响景区的建筑物进行拆迁和搬移，严禁不安要求在景区乱打乱摆的现象发生，加强对景区的管理执行力度;同时，在土司城周围进行相配套设施建设，使之连成一片土家族文化全方位展示区，加强土司城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三)对土司城进行综合立体化开发。在注重建筑、服装等静态文化开发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动态文化的挖掘和开发，如在九进堂进行土司王生活情景历史再现，让参观者再次回到数百年前的历史场景中，使之近距离的亲身感受土家族的丰富文化和民俗民风，同时也可以向其他优秀文化遗产开发方法学习，如敦煌的舞剧、丽江的丽江印象等。另一方面，邀请拥有具有土家族特色技能的民间艺人入驻土司城进行表演和演示，并在政府的相关部门的支持下邀请青年人来此学习，达到既保护了土家族非物质文化又实现了土家族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四)政府出资对土司城的工作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以此同时招收拥有相关专业知识的大学生，从而整体上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360百科搜索

○2恩施新闻网 http:// 2008/10

3龚志祥《恩施土司城开发经营调查分析》中南民族大学 ○

第二篇：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

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第三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学术研讨会发言摘登 钟义见

核心提示：10月19日，第三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渝召开。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专家学者围绕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进行了研讨。为充分阐释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深刻内涵，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特将大会发言进行了摘录，以飨读者。

土司研究中名词概念亟须规范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世愉)

在土司制度的研究中，对规范使用某些名词概念尚未形成共识。比如，对土官、土司概念的讨论由来已久，然未形成定论。有人坚持认为，土官、土司分别指文、武土二职，也有人认为二者实质相同。后者更多强调今天的使用，众多文献也有充分的证实。前者则忽略了更多文献的不同用法，这样表述既不准确，也不能反映土司制度的全貌。

土官一词是土司制度建立后演变为土司制度的专用语，并赋予了新的内涵。土司一词是土司制度建立过程中出现的新概念，且使用极为普遍。以《清实录》为例，土司出现3678次，土官只有339次。我认为，使用“土司”一词更为恰当。我建议，在今后的研究论述中应统一使用“土司”、“土司制度”。这样不仅遵从多数人的习惯，更是为了规范化。

治专史者须重断代史之制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商传)

明之土司见于《明史土司传》，所谓“西南夷来归者”不过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五省。今有学者误将辽东诸卫列为土司，依据为《明史职官志五》于土官后附：“又有番夷都指挥使司三，卫指挥使司三百八十五……并以附寨番夷官其地”云云。此段文字附于土官之后，且无标题，故极易被误作土官之设置。其实，著史者于此段文字前已冠“番夷”二字，意在以有别土官。众所周知，辽东诸卫，为清起家之地，其事为清廷所深讳，修明史诸人焉敢直书其事?然于此亦不能无所记述，故含混书之。据《明会典兵部铨选》记，少数民族之官有“土官”与“夷人”之别，故分列“土官袭替”、“夷人袭替”二条，其制有所不同，虽亦有“达官”、“夷官”“依土官例”者，则更可知其非“土官”也。今日学者切不可潦草读史，治专史者，亦须重断代史之制度研究，以免误读历史。

应深化对土司制度的研究

(云南大学教授方铁)

我们应深化对土司制度的研究。1949年以来，土司制度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取得不少研究成果。随着近年研究视角的扩展，土司制度领域显现出广阔的研究情景，对诸多问题的探讨也需要深入。例如：中原王朝统治边疆的制度和做法，经历了从初期的简单、混同到后期的细致化和个性化发展的过程，其中以羁縻治策和土司制度最为典型。土司制度可研究的问题，包括边疆地区的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统治形式、社会文化、边疆各民族的观念和行为方式等。过去对边疆社会史的研究十分薄弱，我们可凭借土司制度这把钥匙，打开少数民族社会史研究之门。借助土司制度，可深入探讨土司地区社会的演变史、文化传承史以及居民观念和心态的变迁史等。

土司之乱成明代严重边害之一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员李治亭)

西南地区的土司，“自元迨明，代为边害”。有明一代，270余年间，大约每隔七八年间，土司之间或土司与王朝之间就发生一次军事冲突，甚至大规模战争。土司之乱，已成为明朝的严重边害之一。入清以后，康雍乾三朝也多次爆发过规模不等的与土司的军事冲突。探索西南土司之乱的根源，是当今土司学术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土司历来“各长其部，割据一方”，必然与中央集权的体制不相容。当其势力强大时，或为其经济利益的驱使，不时进入汉族地区劫夺人口，双方的冲突就不可避免;或受国家的管理体制所限，对土司的管辖不能直接进入中央行政管理体制。质言之，土司地区还没有实行郡县制，而土司自行其事，必与中央行政管辖权相冲突。土司制度被称为“天地间一大缺陷”，土司之乱，实质是国家统一的问题。清雍正时，依据国家与民族“大一统”理念，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与土司割据势力展开激烈的斗争。废土司制即废除其特权，代以“流官”管辖地方，归入中央直接管辖，才从根本上铲除土司之乱的乱源，实现了国家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真正统一。

土司研究需要进行学术转型

(吉首大学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成臻铭)

我国自1987年成功地加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实现了世界遗产“零的突破”。目前，我国已有45个遗产列入名录，位列世界第二，在申遗方面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土司遗产申遗，无论给地方政府还是专家学者，在文本编制和基础研究方面均提出了诸多挑战，这在基础研究方面表现较为突出。开展了一个多世纪的土司研究在土司遗址与土司、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关联研究方面，仍存在诸多学术盲点。例如，“土司”一词的语境问题，封建王朝借助土司在高原、山地、河谷、海岛等不同地域进行差异化治理的问题，土司的民族版块分布与空间变化，对以土司遗址为代表的土司遗产学术价值与文化价值的挖掘问题等，仍然有待挖掘。

鉴于此，为适应学术发展趋势，加强土司遗产申报力度，土司研究需要进行学术转型，需要在多元文化整合和多样文化并存的视域下，以广泛分布于高原、山地、河谷、海岛的“土司区”为主体对象，与国内外致于力高原、山地、河谷、海岛区域治理研究的各个学科形成理论、方法及其他研究内容的对接，进而促成中外比较研究。唯有如此，才能顺利且准确地找到土司遗产蕴含的突出价值，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发展。

警惕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研究存在的不良倾向

(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邹建达)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关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的研究出现令人欣喜的局面，但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倾向应当引起关注和警惕。例如，一些国外学者和极少数国内学者，以一些现代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土司制度，把土司的设置或“改土归流”视为东方的殖民主义，把封建国家一体化的进程等同于西方的殖民扩张。另一个较严重的倾向是将土司制度泛化，将其存在的时间上推到秦汉时期，空间扩大到西南以外的东北、西北等边疆地区，把封建王朝的一些特定边疆民族政策均视为土司制度的内容。上述倾向有悖历史事实，必然得出一些错误的观点和结论，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和学科的构建。还有，研究中理论归纳总结的缺失和碎片化问题也值得特别重视。

“改土归流”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湖南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副教授罗维庆)

土司制度的推行及废除，都是在少数民族主政中央王朝时进行的，这应该是站在少数民族自身的立场上，对治理多民族“大一统”封建国家考虑的结果。在我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尚未成熟的封建专制制度，既无能力也没必要将深山僻野的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其直接统治范围。“欲揭上腴之征以取不毛之地，疲易使之众而得梗化之氓，诚何益哉。”就是当时统治者心理的真实写照。但当封建制度发展到其顶峰时，既无法征税，又不可驻军，只能依靠世袭土司实行间接统治的土司制度，显然不能被己非常完善的“大一统”封建专制制度所容忍。解决土司割据一方的问题，自然提上了议事日程。康雍乾时期强盛的国力，保证了雍正及后继者“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土司制度的终结也就瓜熟蒂落了。“改土归流”并非是“拯土民于水火，救土民于倒悬”的民族解放，而是中央王朝以直接统治取代间接统治、仅限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项政治制度改革。不论封建统治者目的如何，“改土归流”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极其深远，不可否认导致了民族文化的迅速同化，但它同时也消除了割据，打破了闭塞，促进了交流，使少数民族群体逐渐融入了社会主流圈，形成了大一统国家的共识化意识、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第三篇：土司遗址

中国土司遗产分布于南方多民族聚居的湘鄂黔三省交界的武陵山区。2015年，申遗的“中国土司遗产”包括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和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三处遗址均是土司制度鼎盛时期的遗存，位于土司地区与中央政权主体地区地理和文化最前沿的交汇地带，属典型的多族群文化复合区域，是中国土司遗产中的代表。

本次申遗的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和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是土司职级序列中不同等级的土司的治所。其中，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位于湘西州永顺县灵溪河畔，经国家考古专家认定，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古代土司城遗址。始于公元910年，止于公元1727年清“改土归流”，世袭二十七代，历时818年。

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主要遗存年代为明代中后期至清初。它在三处遗址中尤其彰显出其显赫的历史地位和“三街十八巷三十六院”的庞大气势。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遗址除了中央“衙署区”，其他部分并未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几乎就是原址保护。历经五六百年沧桑巨变，能有如此完好的呈现，所以弥足珍贵。

贵州遵义海龙屯遗址则被称为目前中国乃至亚洲保存最好的古军事城堡建筑遗迹之一。三处遗址的组合反映了土司制度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具有共同的价值主题和聚落、建筑特点。

湖北恩施咸丰县唐崖-荆南雄镇牌坊

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上的千年祖师殿

遵义播州海龙屯-新王宫遗址

第四篇：土司制度

中国土司制度摘要：中国的政治制度涉及面十分宽泛，从中央到地方行政无所不包，而在地方上，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行政制——土司制度，所谓土司，就是元、明、清各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授予少数民族地区首领世袭官职，本文分土司制度、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土司制度的历史意义三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字：土司制度元明清时期

一、土司制度简介 土司制度起源于“羁縻政策”，在秦、汉肇始时，不过略微管束，加以笼络，使之不生异心而已;至唐、宋时，才渐次趋于强化。至元代，元王朝在总结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唐、宋以来推行的羁縻政策经验的基础上，施行“蒙、夷参治”之法，官有“流、土”之分，于是开始了土司制度。 到明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王朝统治的深入，土司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并达到了鼎盛时期。及清代，少数民族地区地主经济兴起，土司制度对于社会发展渐次起着阻碍作用，自是土司制度始行崩溃，并在清代中期以后逐渐消亡。土司制度曾在维护国家统

一、保持民族地区安定、促进社会发展、巩固边防等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土司制度毕竟是“封土封疆”世袭统治的残余，残酷剥削压迫人民，愈来愈腐败，故终于在历史的长河中消亡。

二、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的初期阶段出现在元代。元朝在统一全国后，开始在南方民族地区普遍建立土司统治。由中央派蒙古官员达鲁花赤进驻各级地方政府，实现对多民族汉族的统治，在西南少数民族的地区也

有达鲁花赤与土官共治。元朝土司制度统治的具体方法有如下几点：

第一，设立各种土司职务。元朝土司官职大者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司诸职。

第二，任用各民族中的豪酋为各级土司土官。元朝比较广泛的任用南方民族的豪酋为土司土官，从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长官司到路、府、州、县的长官大多以各民族中的豪酋担任。

第三，明确了土司的义务。元朝对所任用的土司都规定必须向中央王朝尽一定的义务，贡赋包括朝贡和纳赋两项内容。

第四，规定了土官的信物、承袭、升迁、惩罚的制度。元朝对土司的管理，从土司的任命、承袭、升迁到对土司的惩罚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以上反映出元朝的土司制度已经基本确立，只不过处在土司制度的初期阶段而已。明朝才是土司制度完善的时期。

明袭元制，并大为恢拓，将图司制度发展成为一种完整的制度。基于南方各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各民族封建农奴制分散割据的

特殊情况，加之各民族豪酋的长期统治，采取“以夷制夷”为特点的土司制度。

明代是土司制度成熟的时期，主要有两个标志，一是专门设置了区别于流官的士官职衔，一是改元代单纯的怀远、安抚为驾驭。【1】 土司职衔的确立。元代虽然设立了土司制度，但是没有单纯的为土司设官职，土司和流官都可担任。明政府完善土司制度的首要一点，就是分别土流，专门设置了区别于流官的土司职衔有：宣慰使司，宣抚司，安抚司等;凡府、洲、县各级官职由土司充任着均冠以“与”字，以区别流官，如土知府、土同知、土通判等。【2】驾驭土司的手段。明代改安抚政策为对土司的驾驭，企图以加强对土司的控制，牢固掌握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权。分三点：一是在土司继承问题上显示驾驭问题;二是从制度上规定，所有土司必须受地方文武长官的约束，这样就把土司的自主权压缩的很小;三是在土司衙门安插流官，以便对土司进行监视、制约。【3】

关于土司的俸禄，不如流官有俸银，皆以流官相同等级支给米，每月各支米俸如下：月二十六石者宣慰同知;月二十一石者：宣慰副使，宣抚司宣抚使;月一十六石者：宣慰佥事，宣抚副使，招讨使，安抚使，副千户;月一十石者：宣抚同知，长官司长官，宣抚佥事，副招讨;月八石者：副长官，安抚副使”。明朝对土官虽有

此规定，但实际上土官之俸米是取之于民，朝廷并不颁给，土官仍为无俸之官，只是在土官受罚俸处分时，则按月支米数受罚。 在承袭方面，明朝对土官的承袭规定甚严，前后变化较大，所有的明文法令皆在防冒袭及因承袭不明引起族人的争端。承袭的经过大概是：土司应将承袭之人依次呈报，在呈请袭职时，要取上司印结、本人宗支图及邻境保结方能承袭。根据《明会典》记载，明代各朝对土司承袭的规定是：1436年(正统元年)奏准：土官在任，先具应袭子侄姓名开报合于上司，候亡故，照名起送承袭。

在升迁与惩罚上，明朝对土司有考察制度，对土司实行升迁和惩罚。升迁途径有：军功，明代土司的升迁，以军功升官的最多;忠勤，一些土司“积有年老”，忠于职守，到一定时间给予升官;纳米，明王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驻守大量军队，需要粮食，故采取“纳米升授”土司官职办法;进贡，土司以进贡取悦朝廷，从而得到晋升。惩罚办法有：典型，土司有罪，也与流官一样受到惩罚，而且惩罚也很严厉;革降，将违法土司裁革或降职;迁徙，把有罪土司迁到其他地方安置。[4]

清朝是土司制度走向衰微的时期。清代的土司机构大体都设置于顺、康、雍年间。在清代有新的民族首领归附，因此，清朝政府决定凡土司来降者，皆授原职世袭，雍正十年，在青海玉树地区进

行户口清查划定界限，将一百多个大小部落头人分别委任为土千户，百户，百长，又新增设七百多家小土司。在土司官职、承袭、朝贡、赋税、升迁、惩罚、限制等方面也制定有一套制度。其内容与明朝又有所区别。特别在清朝大规模改土归流以后，对残存土司的统治有了很大的变化，土司的势力大为减弱，只在形式上为土司统治，实际上是在清朝所设的各种流官机构的管辖之下。

改流后土司区的分布也发生了变化，四川土司数有明显的增加，而湖广、云南却有减少，尤以湖广减少最多，与明朝的土司制度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说明清朝土司制度已经大大衰落，在南方民族地区推行了几百年之久的土司制度基本结束了。

三、土司制度的历史意义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代在南方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封建民族政策，它产生的初期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统治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当说是一种进步，因为土司制度适应了当时南方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就必然对南方各民族社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总的来说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该制度暂时维护了地方的稳定和巩固了祖国的统一。元、明、清三朝建立和推行土司制度的意图，主要是为暂时安定情况十

分复杂的南方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以求得暂时的相安无事。 第二，该制度促进了南方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土司制度建立的初期，地方得以相对安定，为南方各民族社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第三，该制度沟通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土司制度的建立，土司土官成为朝廷命官，使南方各民族贵族与中央王朝的联系加强了。 第四，该制度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从元朝土司制度创立之始到明、清时的土司制度确立的全过程中，各朝都注意到土司地区文化的发展。参考文献 【1】【2】【3】参考李世愉的《清代土司制度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社1998年9月出版

[4]本段参考龚荫的《中国土司制度》云南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

第五篇：藏区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作为国家推行于民族地区的民族自治制度，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致，而是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藏区土司制度形成一方面与中央王朝传统治边的政策有关外，另一方面与吐蕃王朝解体后，吐蕃在藏区的戎边大将，割据一方，地方政治的独立化有密切关系。各地封建领主在发展经济、军事势力的同时，均十分重视扶持佛教、利用佛教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公元十一至十二世纪，西藏佛教各教派相继建立，而且都和某个有势力的家族结合起来，逐步形成政、教结合的局面。藏区的政治力量通过不断的扩张、兼并与组合，在公元14世纪蒙古入据吐蕃前，已形成十几个较大的政教势力。为了治理这个地域广袤，各地因历史、地理发展差异等原因，社会、文化的发展也不完全一致的藏区，中央政府自元代以来在除了逐渐采取多封众建、政教合一的僧纲制度;文武相卫、土流参治的卫所制度之外，主要的一项制度就是因俗而治的土司制度。 本文主要以元代以来中央政府对藏区的施政为背景，通过中央政府对藏区逐渐推行土司制度，从土司制度的内涵和外延深入剖析藏区土司及藏区土司制度的历史渊源和藏区土司制度的基本内容，认为藏区土司制度是中央政府根据藏区的实际情况推行的，其本质与内涵是传统治边政治“因俗而治”和“天下一统”思想在封建时代的终极体现，且藏区土司始终处于依附与扩张这种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 在对藏区土司制度的内涵与本质分析研究中，分析了土司制度在西南部和中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于宋代，在藏区正式形成于明代，因为土司制度形成的标志就是其职官名称，而土司制的职官名称包括文职和武职，但他们并非同时形成，在宋代文职土司就已形成，明代才正式形成了武职土司。从总体考察，土司制度正式形成于明代。通过考证研究，根据土司家族(部落)粗略统计，藏区各族土司总计849家，其中藏族土司795家，其他各族土司54家。论文不但从职官制度、承袭制度、奖惩制度、朝贡制度、赋役制度、军事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深入细致的研究了藏区土司制度整体性和个体化特点，而且也分析了藏区土司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土司政治对藏区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的影响，尤其是中央政府根据“土流参治”的行政建制与根据“政治神化”准则构建了藏区的集权统治网络，并且成为藏区土司政治体制构造的一种基本原则与行政模式。在此基础上，论文通过藏区土司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分析了藏区土司分别与中央政府、寺院的政治关系，认为藏区土司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土司为了生存，不时依附于某个政治力量，以期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尤其是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更为复杂，除了实力弱小的土司基本上能效忠于朝廷而外，势力较大或地处偏远的土司们，随着中央政府力量的消长而消长：当中央政府力量强大时，土司们基本上能“瑾守王命”，当中央政府力量弱小或无暇顾及时，便结合周边某些土司或寺院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最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央政府通过改土归流，使藏区土司制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藏区改土归流主要集中在清朝。明代藏区除了对四川龙州土司进行了大规模改土归流之外，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只是在非藏区的西南地区进行。民国虽然也有，但也只是清代藏区改流的尾声。 为了进一步揭示藏区土司制度的内涵和外延，论文通过余论中的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总结了藏区土司独特的个体化形态和地域化形态，揭示了藏区土司制度之间以及与非藏区土司制度之间存在的差异，并探究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揭示其内在的规律性，也了解到统治者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政治态度以及自元代以来中央王朝在藏区推行土司制度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对于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提供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