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报道观念

灾害报道观念（精选9篇）

篇1：灾害报道观念

气象灾害电视报道策划

分析气象灾害的`电视报道特点,探讨扬长避短发挥电视媒介优势,归纳气象灾害各阶段电视报道策划着眼点和侧重点,提出增强传播和服务效果的一些思路,供策划人员参考.

作 者：罗桂湘 LUO Gui-xiang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北京,100024;广西气象台,广西,南宁,530022刊 名：气象研究与应用英文刊名：JOURNAL OF METEOROLOGICAL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年，卷(期)：28(2)分类号：N8关键词：气象灾害 电视报道 策划 直播 互动

篇2：灾害报道观念

作者： 陈力丹

关键词： 典型报道┊阅读：1207次┊

我写的《典型报道之我见》，一年多来引来了数篇商榷文章，其基本观点可以归纳为三句话：新闻离不开典型报道，典型报道不能否定，典型报道不会消亡。当商榷文章把步鑫生作为成功的典型报道论述时，他被免职了；接着，另一位有名的典型年广九垮台了。这两件事引得新闻界议论纷纷。雷峰的典型报道25周年时，又引来社会各界的不同评价。如果说步鑫生、年广九仅仅是典型报道的失误，那么雷峰的报道则引人深思：1963年，学习雷峰真正把全国的人心激荡起来了。1977年，华国锋、叶剑英题词，再次号召学习雷峰，尽管宣传声势不比当年小，但始终掀不起高潮，无声无息地消失了。1988年，报纸、电视台报道了学习雷峰的情况及对学雷峰本身的各方意见，这个消息按重要性只够安排在报纸的第四版，以至相当多的人都没有注意到。这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回溯我国典型报道的发展，也许会得到理解问题的钥匙。

一

在我党的新闻史上，典型报道始于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4--5月，《解放日报》接连发表消息，通讯和社论，号召边区人民向劳动模范吴满有学习。随后，该报又树立了一系列典型。从1942年到1946年，持续开展“吴满有运动”和其他“某某某运动”，成为报纸边区新闻的最重要内容。

为什么要搞典型报道？该报记者在《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一文中一开头就写道：“找一个模范的、而且四为众所公认的农村劳动英雄，可就很不是易事，自从春耕运动以来，我们就在农村中访询这样一个对象，好介绍出来，让大家向他学习，向他看齐。”这种典型报道受到苏联1936年开展的“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影响，所以在形式和口号上有相似之处，但它产生的根源深深地藏于当时中国农村的经济文化结构之中。

毛泽东1942年在整风中着意于《解放日报》的改版。他比党的其他领导人对于中国分散的小农经济、下层社会的结构、习性和各个阶层的人物更为熟悉，更能在一场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为环境的农民革命战争中，运用党的新闻媒介服务于革命战争。他要求突出党报指导工作的作用，强调报纸与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密切联系。典型报道及典型报道观念便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所谓典型报道观念，它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循着鲜明的主观意识去发现和报道适于推动工作的典型。因而，典型报道一开始就具有较强的宣传色彩，而较少甚至没有新闻性，典型可以是远离社会注意力的人或单位，他们具有很不错的但司空见惯的事迹。

第二个特点是典型均为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或小单位，并且实质上是农民或农民类型的。这反映了党对革命战争主体的重视。

第三个特点是所宣传的内容有较强的道德伦理色彩。这很适应中国的小生产传统和文化心理积淀。舍己为人、忍辱负重、任劳任怨、诚恳坦白、做高尚纯粹的人等等，消除了形形色色不利于现实斗争和政治要求的思想、观念、习气、风尚，纯洁了革命队伍。

最后，典型报道观念还要求写典型报道的记者本人在思想感情方式上来一番改造。知识分子工农化，才能担负起写农民、写典型、表现高尚纯粹人的责任。从吴满有的报道开始，国

际的、都市的、中上层社会的生活、文化被崇尚头缠白羊肚手巾、身穿自制土布衣裳、“脚上有牛屎”的朴素、粗犷、单纯的美所替代。

从抗战到解放战争，典型报道表现出拙扑浑厚的中国老百姓的气派和风格（当时典型报道的语言相当朴素和虔诚），极大地推动了解放区的工作，鼓舞了人们的信念和斗志。

就新闻事业的现代化而言，这样一种典型报道观念与改版前注重国际报道的观念相比，似乎是一种倒退，但它却使党的新闻事业与中国的现实、中国革命战争的主体--农民更贴近了。当时的边区，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对信息流通的需要极小；在政治上，实行的是适应战争环境的党对一切的“一元化”领导，这种集权性的领导形式与中国大一统的社会传统政治结构是一致的。改版前的《解放日报》的报道内容无的放矢，显然不适合这种社会环境，因而毛泽东把教条主义作为主要批评对象是完全正确的，他要求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报道内容和报道形式。

生活在小农经济封闭环境中的农民，在政治意识上的特点就如马克思所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用这些话来分析我们一向崇敬的“贫下中农”似乎有些亵渎，但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任何企图代表农民的政治力量只能在现有的政治意识的基础上发挥作用，区别在于，旧有的农民的统治者，一贯代表着农民的迷信、农民的偏见和农民的过去；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农民的开化、农民的理智和农民的未来。农民并不需要很多信息，如果来自于上面的信息使他们懂得自己的利益，也易于被动员起来。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报纸把工作重心从国际新闻转到对国内和边区的报道，以动员农民，最合适的方式莫过于典型报道了。试看第一个典型吴满有，他原是只有14户人家的“吴家大院”普通农民，勤勤恳恳地劳动，具有许多朴素的农民的品质，周围群众公认吴大哥所没的。鉴于当时大生产运动的需要，报道主题就是“吴满有连年开荒收粮特多”、“吴满有是忘不了革命好处 的人”、“吴满有是模范公民”这样三句话。显然，在边区树立这样的典型是推得开的。吴满有运动成功的秘密就在于用单一的标准进行选择，逻辑简单，思路固定，视野封闭，因果明确，这与农民的认知水平接近，复杂了反倒成不了典型。尽管吴满有的报道以后多少有些神话，吴本人1947年被捕后在敌台发表了反水声明，但从吴满有典型报道的实际效果看，它是成功的。这个报道与当时其他的典型报道给解放区的新闻工作者以深刻的印象，报道典型的记者们真诚地与典型人物交朋友，受到报社的嘉奖。二

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工农劳动阶级扬眉吐气，人民团结，秩序井然，全国充满了理想和希望。新的环境下，典型报道没有消失，解放区的办报传统推广到全国，成为新闻工作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原因何在？

从全国的经济基础看，虽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但社会的经济远没有走上大规模发展商品经济大市场的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完成了把全世界连结在一起的过程，人们开始学习如何生活在“一个世界”之中。由于各种原因，新中国长期隔绝于世界之外，因而从解放区发展到全国，经济基础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基本性质实际上没有根本改变。

在政治上，全国空前统一，中央的指示令行禁止，中央集权式的领导体制在解放生产力的前提下变得十分得心应手，党和领袖毛泽东为万众信服。毛泽东以他所熟悉的农业小生产和军事斗争的经验、观念、习惯和理想，强调用思想、政治、群众运动、牺牲精神来改造世界，不断地组织作战，不停顿的进行革命，以保持群众高昂的革命热情。在这种思想下，他要求报纸发挥“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典型宜多，综合宜少”。

就新闻队伍而言，来自延安和各解放区的党的新闻工作者，成为大大小小各级新闻机构的干部或领导，他们满怀信心地继续着已经开创的40年代的事业，写工农兵，写典型，宣传人民，教育人民，同时真诚地接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特别在基层，“新闻报道”的概念，主要是指对本地区典型的报道，上面吹什么风，就请典型唱什么调，对新近发生的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是不大关心的。

由于基本的环境条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社会意识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典型报道的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表现了旺盛的生命力。比起延安时期来，从内容到形式都得到完善，整个水平提高了，报道观念得到强化。随着思想挂帅、突出政治的政治形势的发展，其中伦理道德的色彩更加强烈了，原有的的典型报道的单一思维，愈发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革命和反革命等等政治范畴纳入公与私、善与恶、爱与恨的对立和斗争中，道德的观念、标准、义愤日益成了现时代的政治内容。对旧社会黑暗的憎恶和对未来理想的向往，唤起和培养了对革命、道德、自我牺牲精神、集体主义的热情与信任。共产主义新人不再是马克思所论述的在高度文明基础上的全面发展的人，而成了道德高尚、意识纯洁、“政治觉悟高”的圣贤式的典型。在那充满政治激动的年代里，人们一次又一次为找到新的人生之路而激动。当时的典型确实被看作半个神人，就连贺敬之在诗中也说他那“白发的积雪”在雷峰的形象面前“顷刻消溶”了呢！革命从前门赶走了神，典型报道不知不觉地又从后门请进了神，这是连当事人也没有意识到的。

典型报道发展到这般地步，任何对典型的怀疑当然就会象异端那样遭到无情的打击，于是出现了“砍红旗”的专有罪名，出现了对冯定《平凡的真理》的批判，因为他竟说黄继光堵枪眼只是“正义的冲动”。的确，在如此完美的英雄面前，难道你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典型报道在建国后的几十年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为全国和各纵向系统提供了交错的精神支柱（远学某某，近学某某等等）。黄继光、杜凤瑞、安业民继续培养着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李顺达、孟泰、向秀丽继续培养着艰苦奋斗的传统。待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那就更了不得了，大庆的东风招待所、大寨的小山头人头攒动，全国都象军队那样编成班、排、连、至今新闻报道中还常看到军事语言，整个社会在组织机构、信仰观念方面同步化。这段历史，无论应该怎样评价，对走过来的人来说，它永远充满着激情，净化着人们的思想。

三

1971年发生的林彪事件是一个转折点，真诚地学习典型的人们被惊醒了，但重新用自己的常识和健全的理智来思考，还需要走很长的路。“一举粉碎”后的1977年，人们有“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慨叹，雷峰叔叔不在了。于是，领导人出面，报刊大造舆论，企图让60年代的雷峰再回来，可是典型报道这时似乎不灵了。经济基础、社会意识出现大的变化，典型报道的危机便来临了。1977年重新学习雷峰运动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社会意识发生了变化。

也许这个道理很难说服人，后来的张志新、罗健夫、蒋筑英、张海迪、张秉贵......等典型报道都不错吗！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典型报道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或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因素吻合的结果，或是过去典型报道的回光，已经预示着原有的典型报道观念被淡化或遭到了抵抗。在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下，张志新的报道寄托了人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意向。罗健夫、蒋筑英的报道引起反响，原因在于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境遇，还没听说哪位知识分子愿意象他们那样生活，尽管他们的勤奋并不亚于为他们树立的榜样。张海迪、张秉贵等典型报道，针对的是青年思想不稳定、商业服务态度恶劣等问题。如果说它们获得了成功，其表现是典型本人受到了社会的尊敬，但青年人已有了各自的价值观念，模仿张海迪的并不多。

当《中国青年报》发表《镶玻璃的小伙》时，辛福强那淳朴善良、为人真诚、无私奉献的精神，似乎使人感觉到昔日典型报道的威力。然而，续篇《福强玻璃店的新主人》打破了这种幻觉。他的妹妹辛丽蓉一身时髦打扮，与哥哥的蓝布褂、打了补丁的大头鞋形成鲜明的对照。她不无偿奉献，服务就收费，一个月的收入顶哥哥三个月的。她的格言是：公平、等价、认真，赚良心钱；在兄妹二人的报道面前，典型的观念在读者那里动摇了。敬佩辛福强之余，大多数人觉得他离得远，带有超越时代的特征，而辛丽蓉就是生活中的人。既然生活在他们当中，也就无所谓学习的榜样，只觉得报纸反映了现实生活而已。现在，要求大家对照典型反省自己做不到了，人们不仅对任何新的典型不再激动，而且也没有见典型矮三分的心理了。当读者站起来平视典型的时候，典型报道便失却了轰动效应。

另一面，电影《都市里的村庄》和一系列要求把典型人物从典型的虎背上扶下来的呼吁出现了。对这个问题较早作出深刻思考的是1980年的长篇通讯《朱伯儒》，它使原有的典型报道模式走了样。通讯道出了现实社会对典型的压力，也反映了典型内心的痛苦和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读了这篇作品，很难说朱伯儒是活雷峰，朱伯儒就是朱伯儒，一个现实的处于各种矛盾中的人。

当新闻界还热衷于典型报道的时候，处于新闻和文学之间的报告文学界从1979年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作品的主人公从人们过去熟悉的完美的“社会精英”和“时代的风云人物”，转到了不是“先进”的人们。近两年，又关注着改革开放时代日益凸现的各种现实社会问题，内容宽广，意蕴深厚，具有一种宏大的气势，适应了人们要求全景式地透视、扫描、把握事态的愿望。报告文学界在喊“扬弃、超越传统报道模式”，新闻研究界却在喊“典型报道不能否定”。

尽管如此，翻一翻一年来的《人民日报》，典型报道悄悄地消失了。《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令人注目的全部是引人思考的、把握综合事态的深度报道。我们的线性思维有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魔力，可以把新东西纳入旧范畴，因而又有人把这些报道称为典型报道的发展。那就看一下《人民日报》的《拓荒者的坎坷》吧，它记述了治理黄土高原的工程师李龙城三起两落的遭际。是歌颂他呢，还是批评他？这个带有典型报道思维方式的问题本身已经不能成立了。该报评论员文章《评李龙城的命运》，既是赞扬又是批评，既有叹息还有愤怒，向人们提出思考的要求。典型报道观念及其关于典型报道重要性的推理，无论如何也说明不了这类报道了。典型报道在消失，典型报道观念面临着挑战，这并不是哪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现实。

四

支撑典型报道及其观念的是小农经济及其要求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政治意识，它们同时造就着一代一代适应并熟悉典型报道要求的新闻工作者。10年来，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了生产建设方面，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成为奋斗的目标，高度民主提上了日程，政治的开放带来的不是政治的激荡和寻找新的理想主义，而是相对缓和与宁静的心态与务实的精神。社会不再那么单调 了，有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多种形式的分配和流通渠道，多种经济模式和多种利益集团。读者的视野在拓宽，兴趣在夸大，道德观念、审美意识、阅读心理显现出从未有过的多层次结构。新闻工作者观念的变化起步最早，但走得也最慢。尽管如此，近几年新闻观念不知不觉地发生了较大变化。《人民日报》的《鲁布革冲击》、《经济日报》的《关广梅现象》、《中国青年报》的《命运备忘录》、《光明日报》的《职称议》等等，向传统的典型报道模式提出了挑战。人们对典型报道从本能的不感兴趣，已经转变为主动地创造新的报道方式。既然事物的发展充满着各种可能、机遇，那么要求全国循着同一标准行事，或要求一个行业、部门向同一种作法看齐，就变得困难了。

在革命战争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某某式的好农民、好工人、好战士、好干部、好青年在新闻媒介中竟相涌现，树立典型着实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宣传模式，大家都深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种办法被广泛应用到宣传教育的一切领域，作为保留节目一直上演到今天（尽管一些大报不知不觉地停演了）。去年双增双节的文件下达，便立即出现了30年翻拆旧信封的典型；教师节来了，针对中小学教师人心思调的情况，于是有人发现了数十年如一日、志在深山或边疆育新人的典型，这些典型恐怕都是真的，并且都是好人，但无论怎样引导人们向典型看齐，收效甚微。人们开始悟到，典型报道这个经世治国的传统方法，无法不受时空条件和适用对象的限制。面对80年代中国人的认知方式、价值观念的不可逆转的变化，典型报道的不适应症从潜在时期转到了显示时期。

典型报道只是一个很小的具体问题，能够引起激烈的争论，在于它是原有新闻体制的一根敏感的神经，牵一动万。应该看到，产生典型报道观念的社会条件不会一下子消失，我们的经济搞活了，但仍很落后；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机制的建立刚刚起步。因此，也许旧的政治行为不再主宰我们了，但旧的观念还会束缚着我们，我们对旧观念的反叛也往往局限在旧模式的总体格局中，有时只不过是对旧观念的补偿。《关广梅现象》本意是要突破典型报道的模式，可是无意中还是用“姓资、姓社”这样一种典型报道的思维方式提出问题。步鑫生免职引起的议论文章，不少实际上已经在否定典型报道，却免不了加一句尾巴：典型报道还是需要的。纪念学雷峰25周年，矛盾明摆着，否定的意见也讲出来了，末了还要用一种假设收场：雷峰假如活到今天，他的思想肯定要变，他也会做时代的改革者。几位看电视新闻的大学毕业生对这样的解说词用北京土语评价道：“真臭（拙劣），没智力。”可能报道者有为难之处，但现在的受众却是直来直去的。

如果注意的话，对典型报道的怀疑是从批评典型报道的各种问题开始的。人们以为，只要纠正写高大全，保证真实，不要一窝蜂等等，典型报道仍然会象以前那样经常引起轰动。翻翻当年雷峰、王杰的典型报道，那时的高大全、片面性比现在严重得多，一窝蜂报道的规模也

比现在大得多，怎么就没有人怀疑呢？典型报道本来就建立在单线思维的基础上，靠认识简单化、因果明确、各报舆论一律生存的。当人们对它开始用挑毛病的眼光看待时，典型报道的危机也就到来了。如果把典型写成与常人一样具有假面具的一面，不再具有超前性，并且各报的评价不一，典型也就不存在了。

谈到典型报道，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先进、落后、中间等等政治概念，因为典型报道本来就是以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为背景条件的。毛泽东讲，除了沙漠，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也是如此。这对人们印象相当深刻，因而产生了“共产主义虽没有阶级了，但还有先进、落后”这样一种十分普遍的观念，它是支持典型报道万年不变的依据。既然总有先进、落后，那么就要有一种凌驾于先进、落后之上的力量来钦定。《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指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显然，这种凌空的力量是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现在的中国，已显示出鲜明的人生价值观念的对立取向，先进、落后的概念变得不容于人了。其实，遵纪守法的个体户、敢于致富的改革家、不以权谋私的干部、体育明星、艺术明星等等，很难用“先进 ”这个政治概念去衡量,这种现象不过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在观念上留给现在的遗痕。从广义上说,每个人都不同于他人,都是一个典型。但典型报道所讲的不是这个意义上的典型，而是从现实政治角度认可的典型。一旦新闻人物替代了先进人物,或先进人物作为新闻人物出现在我们的报道中,典型报道就消亡了。

我们的典型报道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是我国长期与世隔绝造成的,这种历史性的封闭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发达国家的新闻记者也离不开典型报道,最多政治性质不同。其实,即使不谈政治信念上的差异,就是从他们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心理来说,也不会产生中国式的典型报道。我手头有一本《美国优秀新闻写作选》，开篇就是关于纽约市长的特写《抓住高树使劲摇撼》。如果用我们的眼光看，这就是典型报道了。的确，记者把市长作为一个典型人物在报道，但报道没有一条可以同我们的典型报道观念对上号。纽约市长不是先进，也不是后进；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记者不想表扬也不想批评，更没有以此引导舆论做什么的念头，只不过让市民们知道市长是怎样一个具有个性的人。我们现在的新一代人是幸运的，他们刚一懂事就知道有个世界，习惯于“放眼世界，胸怀祖国”。我这一代太可悲了，也许还要在“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思维方式中挣扎几年。

篇3：灾害报道观念

关键词：灾害报道,观念,表现,原因

灾害, 它是对人们正常生活的一种破坏, 它瞬间摧毁我们辛苦搭建的房屋, 夺走人的生命。灾害报道, 是对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事件的新闻报道, 以其时效性和现实性吸引着我们。我国灾害报道的内容和形式, 它是经历了“抗灾才算新闻”到“灾害本身是新闻”的变化历程。

1 透过灾害新闻看变化

1.1“抗灾才算新闻”的实证

1957年2月上旬, 上海遇到了有气象记载80年来罕见的严寒。新华社记者是这样报道这次灾害的:

这几天上海街头积雪不化, 春寒料峭最低温度下降到摄氏零下七点四度, 上海人遇到了有气象记载的八十多年来罕见的严寒。……为了避免寒冷影响儿童的健康上海市教育局已将全市幼儿园的开学日期延至十八日。[1]

1.2“灾害本身是新闻”的实证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相信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将永远无法抹去, 在我们的《新闻联播》的内容上, 它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将报道的重点放在了地震的上, 透过这些我们详细地了解了地震灾情, 灾民的生活安置状况等。

如今“灾害本是实证”的新闻报道占据着主流, 在最近发生的“芦山地震”中, 透过新闻报道, 我们每天都能看到最新的伤亡人数, 救援实况和灾民的生活安置状况。

1.3 分析变化

从上述灾难报道的案例中, 我们看到了从“抗灾才算新闻”到“灾害本是新闻”的鲜明的对照。在“抗灾才算新闻”中, 灾害报道秉承的是弘扬灾难面前人们勇往直前的坚强意志和全国上下在党和领导人下的万众一心的团结。它是通过灾难这一媒介来宣扬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团结, 灾难只是一个客体, 一个工具, 并不被置于一个主要或重点关注的对象, 更不会以次为契机来从长远利益来考虑如何防止的问题。而在“灾害本是新闻”中, 我们看到了上述观念的转变, 各路媒体采访地震灾民, 倾听他们的心声, 专访地震专家, 从专业地角度为我们分析地震发生的原因及其防范措施, 报道政府部门加大管理力度, 为灾后重建工作做准备等。从这些灾害报道中, 我们看到的是“以人为本”“灾害审视, 长远发展”的观念, 灾害是我们反思现状, 构建未来的一个桥梁, 不仅本身应受到我们的重视和反思, 由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更值得我们思考, 可以说, 这种观念是着眼于灾难微观与宏观层面的结合。

2 观念转变的表现

从上述分析中, 我们看到了“抗灾才算新闻”到“灾害本身是新闻”中的观念变化, 具体到微观层面, 笔者认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2.1 报道视角从“主观报道”到“客观报道”的转变

在“抗灾才算新闻”中, 我们印象最深刻是在抗灾中涌现出的大无畏的人物, 灾害报道从个人主观的情感去报道整个灾情的发生和进行, 宣扬抗灾人物的勇敢、抗灾组织的英明等。

而在“灾害本身是新闻”中, 将灾害作为报道的中心, 关注灾害本身的破坏强度、灾情的具体实况, 客观地叙述和表达, 似乎“冷眼旁观”, 但却给观众一个真实、实在的报道, 这应该是新闻报道的真正价值。

2.2 性质上从“时宜性”到“时新性”

2003年的SARS病毒, 在灾情发生后两个月我国媒体才开始报道, 考虑的就是报道性质的时宜性, 其实这归根到底就是观念的“作祟”, 即没有将灾害本身看做是新闻。

而在“灾害本是新闻”中, 由于强调灾害的中心地位, 所以必须在第一时间进行报道, 注重报道的实新性。一个灾害报道的时新性强, 在现代社会, 不仅可以提高报道媒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为人们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 甚至可以挽救生命从而保卫整个国家。在我国最近的芦山地震中, 灾害报道的时新性, 为灾区的救援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各路救援组织纷纷赶往灾区, 相关部门也紧锣密鼓地加强灾情防治和灾后重建工作, 为人们赢得了最佳救援时机。

3 观念转变的原因分析

3.1 政府职能的转变

虽然我们平时都大谈, 特谈“新闻自由”, 殊不知新闻报道是在一个大的政治环境之中, 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治倾向的影响和制约, 其观念也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在“抗灾才是新闻”的年代里, 新闻报道也是多围绕党和政府工作进行的, 而政府也是进行着如何领导人民取得抗灾胜利, 因而不可避免会有行政化的色彩和个人主义的宣扬。而如今,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政府逐渐意识到应由权力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坚持以人为本, 充分尊重人民的意愿和选择, 并采取多种措施使得人民的心声和愿望得以表达, 在灾害报道中还原事件的真实, 给大众一个自我思考的空间, 这也是其更好地发挥服务型政府的很好地表现。

3.2 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发展

在“抗灾才是新闻”中, 我们看到典型人物身上的英勇无畏, 为了集体利益而舍身的可贵品质, 它让人们在危难时看到我们所共同坚持的价值, 从而鼓励社会整体成员坚守和弘扬, 所以有统一的价值取向。

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西方文化和价值的的影响, 人们的价值呈现出由传统统一的价值到个人多元化的价值取向。[2]“灾害本是新闻”则客观地叙述灾害, 但是对于人们何种反应, 留待人们去评价, 给予人们自由的价值选择空间。但价值多元, 并不表示可以随心所欲, 它必须在我们社会秩序容忍的范围内。

参考文献

[1]孙发友.从“人本位”到“事本位”——我国灾害报道观念变化分析[J].现代传播, 2001 (2) .

篇4：日本媒体如何报道灾害

“灾害报道是日本媒体报道的一个重要内容，所有媒体都十分重视。”横滨国立大学教师凌庆成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我当电视记者，首先接受的训练是朗读地震、台风方面灾害的稿子。”原NHK记者岩浪隆夫告诉本刊记者。

能从事灾害报道，这在日本是媒体从业人员的基本功。日本媒体对灾害报道分工很细。每个地方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杂志，都特别重视本地区的自然灾害情况。

追问地震到来前政府干什么去了

日本地震多发，记者报道的时候，会更加关心那些已经倒塌的房屋。住房是私有财产，政府基本上无权干涉个人建房，但法律规定了建房的最基本标准，政府部门据此执行。在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大海啸时，很多房屋倒塌，或被海水卷走，常常能听到记者追问：地震到来前政府干什么去了？他们是不是很好地执行了建房标准？

每逢灾害报道，日本电视台就会把以往同类灾害的图像调出，通过对比，让人们了解这次灾害的破坏程度。比如此次日本各电视台播放雅安地震新闻时，都同时播出了汶川地震的图像。

宣传量力而行的志愿活动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在日本也是一样。

21日，日本电视台播出了很多救援者去雅安被堵在路上的情况。在两年前东日本地区地震时，也有很多志愿者直奔灾区，同样出现了道路拥堵。

“当时看到电视上说希望大家带上几天的生活用水、干粮，尽可能乘公交车或者电车去灾区。我自己也是在地震平稳后才去灾区参加救援的。”曾在日本电力公司工作、现已退休的田中正昭先生告诉本刊记者。

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NHK等日本电视台更重视像田中这样去灾区做义工的救助方式。田中在企业中做过董事，他的特长是组织和指挥，而不是直接搬开木材、收拾震后现场。但他一心要支援灾区，“至少可以去听听那些和我一样年纪的老人唠嗑。”

那是一种在心理上对灾区的支援。在人们把较多的精力放在灾区重建之时，那些留在灾民心中的阴影，并不会因为有了新的房屋而消除。“很多时候，说出自己的痛苦，比把痛苦埋在心里更难。”田中说。

成了负担的豆沙包

短期内灾区物资有限，因此不是要千军万马奔赴灾区，而是通过一点点民众力所能及的支援，为救灾添砖加瓦。日本媒体及时疏导，让灾区救灾效率特别高。

“地震过后的几天，天天吃方便面，味感都麻木了。有一天电视台来采访，问到想吃点什么，我说能吃个豆沙包就好了。没想到从日本各地寄来了数不清的豆沙包，让我们吃了一个多星期。”福岛的一位大妈曾这样对本刊说。

善意变成了负担。后来有关部门开始疏导、提醒。

“我们需要三床厚一些的被子。快递前请先来信来电确认。”一些日本募集救援物资的网站，会发布这样的信息，以避免好事变麻烦。

灾区需要长期关注

和日本同行外出采访时，发现他们不论去哪里，书包里都会放一瓶水、一些糖果、一个带收音机功能的LED手电。日本人最亲近的媒体还是广播，在没有电视的地方，甚至接收不到手机信号的地方，半导体收音机还能把信息传播过来。

和日本记者在灾区采访，尽管手机信号很好，他们赶路时还是会在车中收听广播。把车停在海边休息时，也总会开着广播。“一旦有新闻，或是将要发生海啸，广播会第一个播出。”日本同行说。

自然灾害突发时大家都很关注，但报道一个地区的受灾情况是长期的工作。过去两年多，日本媒体关于东日本大地震、核电事故等的报道始终未间断。只有不断关心灾区民众、探讨减灾防灾救灾的方式方法，人类才能进步。

篇5：灾害报道观念

1 气象灾害报道的现状和问题分析

气象灾害对社会和公众一般影响较大，具有重大新闻价值。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媒体对气象灾害报道的理念、模式、新技术的应用等都日渐成熟。但应该看到，在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我国的气象灾害报道依然存在着内容模式化、套路化现象，灾害报道传播方式比较陈旧，跟不上新媒体环境变化等诸多问题。

1.1 媒体反应相对滞后 重灾害报道轻预警信息

与其他突发灾害不同，气象灾害包括气象次生灾害大部分是可预知的，及时将预警和预报信息传达给公众，是尊重公众的知情权的体现，并能够提高公众防灾减灾的能力。追逐新闻现场是媒体的天然属性，而预报发出时与灾情出现会有一定的时间差，这时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难以引起综合性媒体的关注，因此从报道比例、位置编排等方面都不够理想。灾害报道一般分为三个阶段：预警报道、灾中报道和灾后报道(图1)。媒体一般是“结果跟踪”报道模式，较为重视灾害中和灾害后，对灾前的预报和预警信息重视程度严重不足。即使有，也一般是止步于照搬气象台的预报，内容相对同质化，较少有专业化且有针对性的深入解读。

1.2 媒体单兵作战报道 资源深度挖掘有限

由于部分媒体资源共享机制不完善，各自为政，在气象灾害报道时，往往多路记者同时报道同一条内容，造成大量信息资源浪费，给信息梳理带来困难，拉低媒体的运行效率，同时导致对报道资源的整合和有效挖掘方面难有作为，报道效果大打折扣。在资讯和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公众对气象灾害信息的接收渠道更多元，选择性更多，因此要求也越来越高。然而，很多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在输出气象信息时依然较为保守，对网友关注的热点信息和气象需求视而不见，表现在信息输出渠道单一、信息内容刻板、信息传输方式维度单一，气象新闻报道存在着模式化、套路化现象，不够接“地气”。

1.3 新媒体技术利用不充分 对移动互联网重视不足

当前，虚拟现实技术、无人机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等新科技技术和传播媒介发展日新月异，这些都有助于及时传递气象灾害信息，向公众第一时间播报气象灾害现场。然而，受限于平台技术水平、资金投入、专业人才等条件，目前国内在新闻报道中能够运用虚拟现实、无人机等技术的媒体单位有限，主要集中在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站等重量级媒体平台。大部分媒体在气象灾害报道时思维模式依然停留在传统媒体形态，继续以图、文、视频等传统报道形式，产品制作固守PC端传播方式，在移动端传播不能满足公众不断变化的需求，影响了气象灾害信息的有效传播。

1.4 气象灾害报道的专业性有限 突发气象舆情引导不足

综合媒体的记者一般为非气象专业，气象知识比较薄弱，在报道中往往不注重专业性，甚至出现常识性错误，要么为了搏人眼球故意做“标题党”，要么进行夸大甚至歪曲性报道。新媒体时代，信息芜杂而且碎片化，公众难以甄别，往往导致气象灾害来临时谣言满天飞，严重影响信息的有效传达。

篇6：灾害新闻的报道原则

救灾有关工作进行

了全面、详实的报道。郑州电视台《郑州新闻》在栏目中安排了“抗旱保麦”主题报道, 随时报道抗旱工作最新进展。自2009年1月初开始至旱灾明显缓解的2月下旬, 共播出抗旱新闻近百条, 为抗旱工作提供了最新的新闻信息, 为观众了解抗旱情况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遵循灾害新闻特点和规律, 做好抗旱保麦主题报道

此次特大旱灾, 属于罕见的自然灾害, 对它的报道可归类为灾害新闻报道, 即指对灾害的产生、发展、危害、应对以及预防为主要内容的新闻。在这次抗旱保麦主题报道中, 我们按照新闻报道的导向性、社会性等要求, 从旱灾暴发原因、严重程度、如何应对几个方面, 进行了重点报道。

实事求是报道灾情。实事求是地报道灾情, 既是为抗旱救灾提供信息依据的保证, 也是新闻报道真实性的要求。灾情逐渐明确后, 我台本着公开、透明、真实、及时的原则, 从1月初开始陆续报道了旱情的真实情况。主要报道内容有我市冬作物的受旱程度、受旱面积、受旱缘由、影响等, 既为百姓了解真实情况提供了可靠信息, 同时也为政府组织抗旱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从2009年1月2日开始, 《郑州新闻》陆续播出《我市遭遇60年以来的严重旱情》、《专家解析干旱成因暖冬及零降水为主因》、《时值小麦返青关键期农业部门称抗旱迫在眉睫》等新闻, 将此次特大旱灾的基本情况向观众进行报道。

与此同时, 《郑州新闻》几乎是同步报道了我省及我市应对旱情、紧急抗旱的情况。“抗旱浇麦保丰收”成为这段时期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

及时准确全面报道救灾工作。在旱情明确的同时, 《郑州新闻》就开始大量密集地报道政府相关部门紧急投入抗旱救灾工作的情况。几乎每天都有对抗旱工作的采访报道。进入2月5日以后, 《郑州新闻》每天更是以大容量、大篇幅报道抗灾工作, 密集式报道一直持续近半个月, 抗旱新闻平均每天就有六七条之多。如此大规模的抗旱信息, 一方面向观众提供了最新、最详实的信息, 另一方面, 也如实反映了党和政府对旱情的重视, 对抗灾工作的重视。

解析灾情, 应对灾情, 科学报道抗旱救灾。在积极宣传报道抗旱工作的过程中, 我们的新闻还承担着解析灾情、宣传科学抗旱的任务。在主题报道中, 同时兼顾深入剖析灾情原因, 为抗旱保麦提供参考;大力宣传科学抗旱举措, 推广先进农作技术, 应对特大旱情积累经验。在抗旱报道伊始, 我台就播出《专家解析干旱成因暖冬及零降水为主因》等新闻, 采访气象专家, 分析此次旱情形成原因, 向深层次延伸了旱灾新闻的报道。

除了解析灾情, 更重要的是应对灾情。在此次主题性报道中, 我台大力宣传介绍科学抗旱举措, 推广环保、节能、可循环利用的抗旱先进农作技术, 为广大农户提供参考借鉴。如《保护性耕作:大旱之年立“大功”》、《专家支招抗旱保收》等新闻, 对“保护性耕作”、“新型喷灌法”、“滴灌法”、“农机抗旱法”、“二次浇灌法”等科学抗旱方法进行了报道。

从抗旱浇麦保丰收谈灾害报道的基本原则

作为突发性事件, 旱灾新闻首先要遵守我国有关部门在不同的法律法规中的相关规定。同时, 旱灾新闻报道还要体现以下的基本原则:

弘扬科学精神。灾害发生后, 尤其是一些重特大灾害发生后, 会给人们心中带来震惊、冲击和恐慌。社会上往往会随即产生一些流言, 有的甚至还有些迷信色彩, 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这个时候, 需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特殊影响力, 传播科学精神, 澄清模糊认识。这次特大旱情发生后, 就曾出现关于“干旱因为汶川大地震引发地质构造变化”的流言, 但很快就被权威部门通过新闻媒体予以了否定和驳斥。同时, 新闻媒体通过采访气象、农业以及水利部门的专家, 对灾害发生的原因作出科学的解释, 并通过新闻背景介绍相关的科学知识, 帮助观众了解灾害发生的真正原因, 进而采取相应的防止灾害措施, 把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如《专家称四大因素造成河南严峻旱情》就分析了此次旱情在近500年的历史中也曾出现过, 是一种特殊气象条件作用的结果。再加上全球变暖, 温度升高, 缺乏降雨而形成的条件, 这个特殊气象带往往覆盖在北纬38度~70度之间, 而这一地区在中国恰好是冬小麦产区。

科学的分析报道, 深层次揭示干旱成因, 有助于消除人们的疑惑心理甚至恐慌心理, 能够正确面对灾害, 积极投入抗旱工作, 以人类的顽强精神同自然灾害做斗争。同样, 弘扬科学精神也需要对灾情进行反思和总结, 如此次旱灾, 也暴露出农业生产建设方面的不足:水利设施不配套, 农业生产仍延续传统耕作方式。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灾害出现后, 新闻媒体要真实报道灾情, 以帮助人们直面灾祸, 同时, 也要积极报道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抗灾救灾的情况。通过正确的舆论导向, 激发人们的信心, 从中得到力量和希望, 灾害报道同样要高扬时代的主旋律。

此次“抗旱浇麦保丰收”主题报道重点在于“抗灾”、“救灾”和“保丰收”, 顽强抗旱, 力保不减产, 争取丰收是报道的主旋律。政府高度重视, 相关部门大投入, 紧急行动, 社会各界踊跃相助构成了此次报道的主要内容。

高扬人性魅力。灾害发生后, 人始终应成为报道的重点。因此, 灾害报道的人性因素格外突出。在抗灾救灾过程中, 无论是抗灾群体还是个人, 都闪耀着顽强的人类精神火花, 从他们的身上, 能强烈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和友爱。正是这种无私的爱, 帮助灾民渡过难关, 走出困境, 并在全社会弘扬了团结协作、真诚奉献的新风尚。

篇7：对灾害性报道的思考

对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事件的报道,就称之为灾害性报道。

搞好灾害性报道,首先要坚持以事为本的原则,要客观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就事件的发展来安排报道的内容,报道的价值不能停留在强调意义的教化层面,也就是说要以事为本。对于这次突如其来的风雪冰冻灾害,媒体积极参与报道,从最初的冰雪封路、断电断水,到群众生活困难,步步紧跟,让全国人民了解了灾害的严重性,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充分发挥了新闻媒体影响面广、号召力强的作用。媒体直面灾害,主动出击,在第一时间“发言”,客观报道灾情,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以权威、可信的报道消除人际传播的不准确性,把社会舆论引导到有利于抗灾救灾的轨道上来,这是抗灾救灾的需要。灾害特别是重特大灾害发生时,往往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和社会舆论的焦点,由于人际传播的不准确性和“走样”,可能导致谣言四起,形成不利于抗灾救灾的社会舆论。这时媒体要担负起澄清事实、正确引导舆论的社会责任,将真象告诉大家。

在灾害报道中,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由于灾害具有破坏性和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因此,作为记者要满腔热情、积极主动、周密策划灾害报道特别是重特大灾害报道,在第一时间引导社会舆论的走向。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促进社会的稳定。灾害报道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抢新闻”,更不是揭丑、亮丑或猎奇,而是为抗灾减灾提供舆论支持,弘扬主旋律。灾害报道不仅要关注灾情,更要关注“抗灾”、“救灾”,重点报道党和政府抗灾救灾的部署、作为,以及人民群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奋起自救的行动和精神。当报纸和电子媒体报道了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深入到一线指挥抗灾时,当救灾物资源源不断运往灾区时,广大灾区群众深受鼓舞,增添了战胜灾害的勇气和力量。抗灾救灾报道,起始点是“灾”,但落脚点应该是“抗灾”、“救灾”、“减灾”,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任何灾害报道的重点都应该是抗灾救灾的部署和行动,否则,报道就会流于自然主义,偏离正确方向。一般来说,灾害报道要趋利避害,不能夸大负面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要在灾害中发现“建设性”的契机以及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群众奋起抗灾的亮点,鼓舞信心,将灾害的破坏性降到最小。

在灾害性新闻报道中,要体现出人文关怀。突发性的灾害新闻,具有广泛而强烈的社会关注度,是新闻报道经常涉及的一个重要领域,具有很高的新闻价值。由于灾难中人的命运、人的生存状态发生激烈的动荡,在这类报道中体现人文关怀精神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灾难面前,人的表现是最值得关注的。在灾难面前如何显示人之理智、沉稳的一面,如何显示人们的情感与关怀,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在去年冰雪灾害的新闻报道中,新闻媒介在报道中不只是刊登雪灾带来的巨大损失,而是把更多的笔墨和镜头对准了受灾难的群众,关注他们的遭遇,倾听他们的声音,反映党对灾区人民的关怀,在新闻报道中融入很强的人文关怀意识。

灾害报道中的人文关怀体现在多个方面。它首先体现在报道中的人物应该是有血有肉、充满感情的,而不应该是抽象的符号。每一起灾害,都有利益直接受损害的群体,他们往往还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灾害报道的人文关怀也体现在对受伤害者的关注、关心上,更深层次的人文关怀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和人的精神的张扬。

篇8：我国电视媒体灾害突发报道机制

1 我国突发灾害事件电视现场报道的特征

1.1 报道的时效性

当突发性灾害发生之后,人们原有的信息平衡瞬间被打破,对于灾害信息的获取程度极高。此时,哪一家媒体能够在第一时间向社会报道灾害现场新闻,也就是直接掌握了新闻报道的主动权。基于突发灾害新闻的特殊性,以及受众对于信息获取的迫切性,要求现场报道信息具有较强的时效性。例如,在汶川地震中,作为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的主打频道一东方卫视以快速的反应,以及良好的报道质量,及时地将地震信息报道出来。这样快速的报道,体现着新闻的时效性以及媒体人的新闻素质。[1]

1.2 报道的立体式

在突发灾害现场中,摄像机是新闻现场的证人,记者则是新闻报道的解说员,报道要具体、全面,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忽视整体报道。因此,在进行灾害突发新闻报道时,报道需要具有立体感,突出新闻的全面性、缜密性。当汶川地震发生之后,中央电视台立即分派58名记者分别赶往汶川、北川、都江堰、绵竹等重灾区进行分模块式报道,并且在电视直播屏幕上也双视窗同时进行报道。这样的摄像机导播形式加上图像以及文字的滚动,能够使观众从多方位了解到灾情,以及现场的救援现状。

1.3 报道的舆论导向性

凡是新闻就会产生一定的舆论导向,舆论导向实际上是指社会管理者运用新闻舆论,对社会意见以及社会行为施加的影响,使人们能够按照既定的路线、方针进行活动。当新闻的舆论导向不正确时,就会导致社会的动荡。由于突发灾害新闻直击人的生命、财产等重要因素,当新闻开始传播时就会打破人们的心理认知与思想信息平衡。此时的新闻信息将会对人的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因此进行灾害突发新闻报道时需要注重舆论的导向性。[2]

2 我国突发灾害事件电视现场报道的不足

2.1 报道不合时宜,引发二度创伤

任何一件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对于该件事的过度关心就会适得其反。从电视媒体的正向分析,当发生突发灾害时,新闻媒体对于现场的报道,能够集中地体现出社会对于突发灾情的关系。但是,反过来分析,对于灾害的当事人而言,灾害对于其打击并不是生理上的打击,而是心理上的打击,当电视媒体过度地采访与报道形式不合时宜时,将会引发受害者内心的二度创伤。这样的新闻将会失去价值,并且难以与人本社会发展相适应。[3]

2.2 灾情报道过度煽情

当突发灾情发生之后,很多媒体都开始进行现场情况的报道,在众多媒体竞争中,人们对于同质化的内容所干扰,导致媒体竞争力下降。很多媒体为了吸引眼球,提升新闻点击率,以过度煽情、危言耸听的报道方式进行现场情况分析,这样的灾情新闻报道将会煽动群众,造成消极的社会影响。

2.3 报道缺乏人文关怀

在突发灾情中,受到最多伤害的往往是人,现场新闻报道的虽然要实事求是,但是也要关注人的心理变化。在很多突发灾情现场新闻报道中能够发现缺乏一定的人文关怀,只顾灾情的反应,而忽视灾情现场人的感受。例如,甚至有的记者在现场为了能够拍出较好的视频效果,一位救援人员挡住了摄像机的镜头,记者随即说道:“你让让,让我们先拍。”报道明显地缺乏人文关怀,报道意义不大。[4]

3 改进我国突发灾害事件电视现场报道不足的对策

改进我国突发灾害事件电视现场报道,需要在电视新闻媒体中构建比较规范化的灾情新闻报道应急机制,在实际的新闻报道中关注灾情的本身,而不是进行过度的煽情性报道,并且在实际报道中反思如何解除群众灾后的心理危机。

3.1 构建规范化的灾情新闻报道应急机制

近年来,我国电视媒体在进行突发灾情的现场报道中,做出了很大的改革,从新闻的本质上分析,新闻的时效性被有效提升,并且新闻内容更加地透明化,所呈现的报道形式也逐步走向了多元化。以地震灾情现场报道为例进行分析,我国地震新闻的报道比较迅速、信息全面且具体,借助不同媒体的报道倾向,将真实的地震信息向社会中传播。这样的灾情报道能够为社会提供地震救援信息带来帮助。这些都是我国电视新闻媒体所做出的改变,但是就地震新闻现场报道,与日本电视台媒体的地震灾难新闻报道进行对比,我国地震新闻现场报道与之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5]

由于日本属于地震多发国家,早在20世纪,日本电视媒体便开始与政府地震部门着手建立了“地震早期预警信息系统”,该系统在地震烈度大于或者是等于4的情况下,自动激活。而且电视新闻媒体能够根据地震预警系统的等级信息,及时开展不同程度的电视新闻报道。这样的灾情新闻报道比较迅速,这是我国突发灾情新闻报道所要学习的。

3.2 新闻报道重点展现灾情本身

在灾情新闻报道中最不可取的就是新闻报道重点转移,例如在四川芦山地震新闻报道中,很多媒体都着力于知名企业向灾情所捐款的数额。在网页新闻、报纸等媒体载体中经常会出现“××机构向芦山地震山区捐款××万元”这样的题目。在这样的新闻报道中,使新闻报道方向转变,虽然能够激发网民对于捐款金额数的排名热情,但是也从某种程度上极大地冲淡了真正救灾信息的报道价值。从新闻受众方面分析,也直接弱化了民众对于救灾新闻的关注度,打消了新闻报道以及灾情救治的积极性。不能进行真实灾情的报道会使社会精神文化建设的质量下降,同样是在汶川地震捐款晚会中,晚会中主要对捐款的企业以及捐款的个人进行表彰,而真实的灾情报道比较少,这样舍本逐末的新闻报道方式不利于电视新闻媒体发展。因此,电视媒体的报道重点应该充分展现出灾情本质,也就是要求电视媒体要以事实为依据,围绕着灾情本身,开展示新闻采编工作。[6]

3.3 反思解除群众灾后心理危机

在突发灾情背后,对于灾情中的受害者,面对受伤以及逝去的家人,残败的家园对其心理打击重大。这种心理会深深地植入到儿童的思想中,会对成年人造成打击,会为老年人带来绝望。这些所谓的灾后心理危机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会摧毁受害者。因此,电视新闻报道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也需要注重灾后心理危机问题的存在,反思采用何种报道形式以解除群众的心理危机。首先电视媒体作为重要的新闻宣传渠道,需要呼吁政府部门采取相应的措施,借鉴国外先进的灾后心理恢复机制,积累经验,为灾难心理恢复机制打下扎实基础。

4 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突发灾害事件电视现场报道具有时效性、立体式、舆论导向性等特点。在本文中对我国突发灾害事件电视现场报道中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例如,报道不合时宜,引发二度创伤,灾情报道过度煽情,报道缺乏一定的人文关怀。改进我国突发灾害事件电视现场报道,需要在电视新闻媒体中构建比较规范化的灾情新闻报道应急机制,在实际的新闻报道中关注灾情的本身,并在实际报道中反思如何解除群众灾后的心理危机。

摘要：近年来,伴随着我国传媒环境的发展,社会受众主体意识逐渐提升,媒体的开放性传播机制,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电视媒体灾害突发报道活动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文章以我国地震、山体滑坡等重大自然灾害的突发报道为例进行分析,研究科学的灾害报道形式。

关键词：电视媒体,灾害,突发报道,报道机制

参考文献

[1]任笑晨.突发自然灾害中出镜记者现场报道研究[D].郑州:河南大学,2014.

[2]牛嫣.我国地震灾害电视媒体新闻报道研究[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14.

[3]赵静.重大突发性事件电视报道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4.

[4]汪琳.甘肃省重大突发事件电视直播报道现状及对策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4.

[5]赵云霞.电视媒体报道突发事件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13.

[6]许红霞.突发自然灾害事件电视现场报道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09.

篇9：试论我国灾害新闻报道尺度的掌握

关键词：灾害新闻；报道尺度；人文关怀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10-0114-02

灾难事件对新闻媒体既是提升媒介公信力的绝佳契机，又隐含多重危机。灾难新闻的报道是否迅速准确、全面充分已经成为检验媒体应急反应机制、新闻敏感性甚至是媒体综合实力强弱的重要标准。

一、灾害新闻报道的功能

灾害性事件的突如其来以及造成的巨大危害使其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大众传媒对灾害新闻报道的把握水准直接关系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通报灾情，揭示真相，认识灾难

灾害新闻报道能够使民众在灾难发生时及时了解灾情，掌握信息，发掘真相，规避因对灾难事件的无知导致的流言，澄清对灾害的认识，及时做好减灾防护，掌握相关知识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并有计划地配合开展救灾减灾工作，民众情绪稳定，积极配合是顺利开展抗灾救援工作的前提。

（二）监督救援，提高效率

灾难发生后政府能否及时做出反应以及救援工作是否有效不仅是抗灾救援的工作的关键，也是政府在公民面前展示执政能力和执政形象的关键。灾害新闻的报道能够帮助政府第一时间获取相关信息，及时做出反应展开救援工作，通过灾难新闻的跟踪报道，民众能够及时跟进，有效监督政府救援工作的开展情况，对承诺兑现的状况做出合理的评价，提出改进意见。

（三）稳定民心，激励反思

由于突发性和破坏性，灾害性事件很容易导致谣言四起，造成社会恐慌。大众传媒及时参与灾难新闻报道，通报灾情，普及减灾常识，积极传达政府赈灾的措施，这些报道可以增强民众团结作战的斗志，坚定战胜灾难的决心和信心，鼓舞士气，激励人们总结教训，奋起应战，攻克解决灾害危机，促进抗灾减灾活动顺利展开。

二、当前灾害新闻报道存在的问题

（一）时机延误

目前，由于要考虑宣传纪律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报道要求，我国部分媒体在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不敢介入报道甚至对一些重大突发灾害新闻隐瞒不报，酿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使得一些不法分子借机造谣生事，弄的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嚴重影响民众正常的生活，甚至造成群体性事件，危及社会安定，更使政府形象及公信力大打折扣。2003年“非典”事件就是典型，由于对最初发现的新型肺炎病毒及其病例的报道延误，导致错失控制疫情蔓延的最佳时机。

（二）内容错位

在灾难新闻报道中许多媒体信息提供不均衡，过分重视重灾区新闻提供而忽视或延缓其他灾区报道；报道焦点围着组织救援者和领导慰问转而忽略灾区民众的自救或捐款捐物具体落实情况等其它重要信息，致使民众无法全面了解灾情发展及救灾信息。同时，不少媒体面对灾难缺乏基本的人文关怀，注重客观性，把惨烈的、震人心魄的图片、灾难事件的恐怖性等灾难细节作为新闻主体，大肆渲染，罔顾伤者、生者的情感。

（三）焦点模糊

以何种眼光看待灾难，用怎样的视角解读灾难，用何种方式报道灾难是灾难新闻报道面临的第一个重大问题。有些媒体片面追求“轰动效应”，渲染灾难细节，刻意煽情，刺激人们的感官和情绪，在信息选择上本末倒置，置灾难的主体事件和群体于不顾，刻意寻找一些花边内容哗众取宠。

三、正确把握灾害新闻报道尺度

灾害新闻报道尺度的把握尤为考验媒体工作者的集体智慧和业务能力，“过”与“不及”，都直接影响灾害新闻报道。

（一）发布时机要做到时效性与适宜性统一

新闻的本质在“新”，灾害的发生突如其来，无法预期，灾害新闻报道更加追求时效。灾难往往能导致严重的生命及财产损失，甚至威胁人类生存。灾难面前大家会时刻关注灾区的点点滴滴，期望及时获得客观真实的现场信息。只有灾难新闻报道必须反应迅速，以最及时的报道，最全面的信息才能帮助人们厘清认识，消减恐慌，满足需求。

灾害新闻报道应该把握最佳发布时机。具体来说，是指以新闻事实为依据，结合事件背景、传播环境、受众对象来选择灾难新闻的最佳发布时机，时效性与适宜性相统一。将灾难事件和新闻事件放在发生时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综合判断衡量报道的时机和方式反映新闻工作者的新闻捕捉、报道选择、形势判断的能力与水平，充分体现媒体及新闻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感。灾害新闻报道时机的把握是一项高超的艺术。灾害发生后，新闻是抢是压，既是报道技巧，又是宣传策略，更是政治谋略。这里度的把握，关键是从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构建和谐社会的整体目标出发，坚持时新性与时宜性的统一。

（二）内容要客观真实与人本精神统一

新闻的生命力在于真实全面。灾难的发生出人意料，连锁反应千头万绪，如何应对灾难必然会牵涉社会的方方面面，灾难新闻报道需要媒体合理运用“我在现场”的特点，全方位、多角度真实有效地传播信息，及时关注新变化，注意挖掘事实真相，全面报道，让受众掌握足够的、必要的信息，使其能够对事实及事态发展作出客观的判断，全力投入救灾工作。

面对灾难的发生受众急于获知信息，了解真相，获取相关减灾知识，评估灾难的影响。同时，民众会自觉关注灾难中遭遇不幸的人，对他们寄予同情，施与援。因此，灾难新闻报道既要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又要在报道中注入人本精神。对于将灾难新闻娱乐化的做法要坚决摒弃，追星、猎奇、渲染无度的方法当然就更要不得[1]。因此，新闻工作者在事故现场应勇于直面灾难，及时传递事实真相，让人们认识灾难的本质，反思悲剧的发生，激发责任感，呼吁大家共同行动，与党和国家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抗击灾难，抚慰创痛。

每条灾难新闻都有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可以让媒体用自己独特的新闻视角，有意识地介入报道，用理智的方法传播，实现记者、事件与读者“三点一线”的共鸣[2]，用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受众，让民众理智的对待灾难，增强他们对灾难的承受力、应变力和防范能力，这是灾害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坚持灾害新闻的客观报道是新闻工作者不容亵渎的职业准则，是尊重新闻规律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面对灾难造成的巨大创痛时，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须自觉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将人文精神融入报道中，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关注灾难，关注受难者，直面悲剧。以人性、人情审视灾难，关注灾难中的生命，关注生存困境，审视精神危机，将人文关怀融入新闻采访、报道方式、新闻语言、版面编辑等每一个环节，充分尊重、关爱每个生命个体。

在灾害新闻报道中尽量做到客观性与人本精神统一，灾难事件的报道要走出“灾难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的认识误区，数量上疏密有度，幅度、力度上要充分考虑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宜炒作煽情，过分渲染血腥、暴力场景。以免造成对公众的二次伤害。因此，新闻媒体更多地应以人为本客观报道灾难事件，关注灾难对人本身的创伤，让受害者走出伤痛阴影，还他们一个安宁的恢复空间。

（三）传播功能要告知性与导向性统一

灾害新闻报道首先是通告灾情，继而借助报道凝聚人心，救灾减灾，战胜灾难，因而灾害新闻报道的导向性是其最终目标。灾难新闻报道的导向性就是不能让报道停留在就事报事的肤浅层面，而是要挖掘和反映事件所蕴涵的警醒社会或启迪人生等方面的价值。报道应从社会进步、人文关怀的角度，为人们提供有社会价值的思考，形成科学而人文的媒介理念。灾难新闻报道的重要价值在于唤醒人们对生命观的重新认识，对生命的珍惜，对所创造的现实积累的珍惜，对人类崇高道德的珍惜，即在于其导向性。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意识，是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品格，也是新闻工作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要求。

灾害新闻报道告知性与导向性的统一要求媒体要合理平衡报道，有的问题要“浓墨重彩”，有的则要“轻描淡写”，做到缓急有别，轻重得当。如对在灾难过程中趁火打劫等行为不宜大肆渲染，否则客观上会对某些不良分子起到“传授”和“提醒”的作用。由于灾害事件的发生经常会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对此，媒介的报道应保持冷静的头脑，有些可适当突出，有些可适当弱化，有些应当持续关注，究竟怎样处理还要根据不同情势，不同报道意图和目标进行判断和选择。不注重报道影响，不讲究报道技巧盲目抢新闻容易造成矛盾的激化，人心涣散，破坏社会稳定，可能产生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災难事件本身的冲突反常和悲剧使某些媒体惊喜，似乎发掘到了抓人眼球的宝贝，大肆炒作。某些媒体甚至罔顾人性，利用灾难的惨烈，大肆渲染受害人的悲痛，刻意煽情，吸引受众，攫取利益。

大众传媒应该不讳言灾害，勇于直面伤痛，机智勇敢地应对灾害，积极主动地传播国家和政府以民众抗灾减灾的事实和信心，坚定战胜灾难的信念，在灾难新闻中融入科学和理性，给民众以正确的舆论导向，激发起民众的希望、力量和信心是灾难新闻必须高扬的时代主旋律。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报道、2011年甘肃甘南泥石流报道、2012年北京7.21特大暴雨报道真实客观地报道了灾情，又坚持弘扬社会正气，这给我国灾难报道提供了有益的启示[3]。

总之，面对灾难公众的知情权毋庸置疑，这赋予了大众传媒无上的权利，让其拥有发挥巨大社会影响力的机会。然而，无上的权利和机会也意味着巨大的社会责任和风险。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媒体才能在面对灾难时对受众负责，对百姓负责，对社会负责。正如香港大学新闻及传播研究中心钱钢所言：“媒体在追求眼球的时候也应该承担起媒体的社会责任。[4]”

参考文献：

[1]赵士林.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2]徐迅雷.该反思时就反思[OL].中国石油报(网络版).http://dzb.zgsyb.com.cn/syb/html/2008/02/01/content_28194.htm,2008-02-01

[3]戴邦.论社会主义新闻工作[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