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论合同诈骗罪

2024-05-22

论文-论合同诈骗罪(共6篇)

篇1:论文-论合同诈骗罪

开封电大毕业论文

学校:开封电大 专业:法律本科 学号:041030003 姓名:赵志宏

目 录

一、内容摘要………………………………………..1

二、关键词………………….……..…………………..1

三、正文……………………………………….………1

1、合同诈骗犯罪的客体及对象…………………2

2、关于合同诈骗罪主体的认定……………….………3

3、主观方面:非法占有目的………………………….6

4、客观方面,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8

四、引用文献……………………………….………….10

浅论合同诈骗罪

[内容提要]

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既包括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也包括公司财产所有权,对象既包括动产也包括不动产,也包括无形财产中的知识产权、违禁品、非法取得财产等。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主观方面以非法占用为目的,而且只能是直接故意,这也是与民事欺诈的最主要的区别。客观方面,行为实施了一系列的欺诈行为。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

单位合同诈骗罪

民事欺诈

合同诈骗犯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采取各种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合同诈骗罪是伴随着合同制度的产生而发展出现的一种新型诈骗犯罪,它除了具有诈骗罪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其特有的性质,它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合同诈骗犯罪既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又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它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2)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3)本罪的犯罪主体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4)主观方面为故意且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由于合同诈骗犯罪是合同制度的产生、发展而出现的,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合同作为经济交往的手段,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重要,与此同时,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现象也日益突出,案件数量逐年增加。本文就对合同诈骗罪的一些问题进行简单的论述,以供司法实践予以参考。

一、合同诈骗犯罪的客体及对象

合同诈骗犯罪的客体是双重客体、复杂客体,它侵犯的客体包括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和公司财产所有权,对象则是对方当事人的财物。财物的种类多种多样,在这里我们主要探讨的是不动产、无形财产中的知识产权、非法取得的财产等能否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

对于不动产能否作为财产犯罪的对象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刑法理论争议的问题,但从近现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立法将此纳入了财产犯罪的对象。如《日本刑法》第235条规定了侵夺不动产,《意大利法典》第631条将“意图占有他人不动产之一部或全部,而移动或变动境界者”规定为犯罪,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对此也有类似的规定,我国的学者也提出了将不动产纳入诈骗罪的对象。虽然在司法实践中,骗取不动产案件极为少见,但不能排除其可能性,为了对此类案件的发生,弥补立法的空缺,再者,在理论上《刑法》也没有将不动产排除在合同诈骗罪对象之外。所以,我们应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对象应包括不安动产。

对于无形财产中的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行为人骗取这些知识产权给权利人的权利造成的侵犯,完全可以以侵犯知识产权罪来追究其刑事责任,当然通过签订、履行合同而骗取此类知识产权的载体较大拒不退还的,也可以以合同诈骗罪处罚,但这时的犯罪对象已变为作为有形物品的载体。至于专有技术,过去有关司法解释曾一度将其规定为财产犯罪的侵犯对象。但我国现行《刑法》第219条专门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罪。该条规定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属于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如果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应以侵犯商业秘密罪论处。可见,立法将专有技术纳入了商业秘密罪的对

-2-象范畴。因此,再将其视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已极为不合适。

对于由于走私、诈骗或者其他非法活动所得的财物是否能成为诈骗罪的对象,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公民个人的财物仅限于合法财物,即公民的非法财物1不能成为诈骗罪的对象。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公民个人的非法财物就公民个人对财物的实际占有而言,为非法占用,构成对所有权的侵犯,不受法律保护。但是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其背后仍存在权力义务关系,理所当然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因此,后一观点更为妥当。但是这不是对财物持有人非法行为的保护,而是根据国家法律规定,非法收入应当没收归公,非法占用他人非法取得的财物,实质是对国家财产的侵犯,对此,国家当然要进行刑事追究。

对于违禁品,我国法律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非法拥有,也禁止自由流通。违禁品能否作为财产犯罪的对象,我国的司法实践大都持肯定态度,如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3月10日发布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8项关于“盗窃违禁品按盗窃罪处理,不计数额,根据情节轻重量刑”,违禁品虽然属于违法物,但仍有其合法的所有人,因此为了保护合法所有人的财产权,利用合同骗取违禁品和利用合同骗取其他物品一样都侵犯了一定的所有权关系,因此应将违禁品纳入合同诈骗罪的对象范畴。

二、关于合同诈骗罪主体的认定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就自然人而言,为一般主体对其本身的理解不存在疑问,但是如何从总体上确定单位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范围,以及怎样区分个人实施和单位实施的合同诈骗罪值得研究。

单位合同诈骗罪是指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以单位的名义,为了单位的利益,经单位决策机关或决策人同意,-3-利用合同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单位作为合同诈骗的主体必须具备俩个条件,一是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对该单位在对外交往中的合同诈骗行为是明知的、默许的或指使的;二是非法所得归单位所有或归本单位基本所有。如何确定具体案件中合同诈骗罪的主体是个人还是单位,我们应该做更具体的分析。首先,应当确定哪些单位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的主体,毫无疑问,任何类型的单位,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团体都可以构成合同诈骗罪,但是,在现实司法实践中,一些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团体甚至机关,其机构设置比较混乱,对于单位下设的分支机构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能否以单位犯罪处理,实践争议很大,有的学者认为单位合同诈骗罪作为实行双罪制的单位犯罪,确立单位能否构成该罪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直接实施合同诈骗的单位是否具有承担刑罚即罚金刑的刑事责任能力。从以下3种情况进行分析,(1)如果这些单位的内部组织或分支机构不具有相对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则其所属单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的主体;(2)如果单位的内部组织或分支机构是其所属单位违法设立的,则其所属单位也应成为合同诈骗罪的主体;(3)如果内部组织或分支机构是合法设立的,又独立进行经济核算,能够以自己的名义相对地承担民事责任,则应进一步区别情况,如果其下属部门或分支机构以其责任能力能够承担相应的责任,则应直接将该部门或分支机构定为合同诈骗的主体,否则,应将其所属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如果部门或分支机构的诈骗行为是其所属单位授权或在明知放任的情况下实施的,则其所属单位应作为合同诈骗罪的主体。其次,在确知那些单位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的主体的基础上,还应当注意从单位犯罪的犯罪意志的整体性和利益归属的团体性俩点去挖掘究竟是个人合同诈骗罪还是单位合同诈骗罪,对此,应从以下三种情况去认定:(1)法人或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以法人或单位的名义实施合同诈骗行

-4-为,且犯罪非法所得归法人或单位的,属单位合同诈骗。假冒法人或单位法定代表人以法人或单位名义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法定代表人或法人事后不追认的属个人合同诈骗。(2)法人或单位组织内的自然人在职务范围内以法人或单位名义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且犯罪非法所得归法人或单位的,属法人或单位合同诈骗。以法人或单位名义实施的非职务行为、非授权行为,法人或单位事后不追认的,属个人合同诈骗。(3)自然人经法人或单位授权在授权范围内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后经法人或单位追认,且非法所得归法人或单位所有的,属法人或单位合同诈骗行为。盗用、冒用、伪造法人、单位公文、证件、印章或以终止后的法人或单位名义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属个人合同诈骗。

在区分个人实施和单位实施的合同诈骗罪时,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必需引起重视。我们如何区分私营企业主以自然人身份实施的个人犯罪与私营企业实施的单位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这样一种错误的观点和做法,认为私营企业财产属于私营企业主所有,其盈利和风险均有个人承担,实施合同诈骗所得也是归个人。因此这种企业实施的合同诈骗犯罪,不论是私营企业主以自然人身份还是以私营企业名义实施的,都是私营企业主个人的犯罪。但是,这种说法是极为不妥当的,他严重违背刑法总则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及刑法分则关于个罪规定的,混淆了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的界限。实际上,私营企业财产与私营企业主的个人财产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同的,有的私营企业已经发展为现代企业,成了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公司,其重要事项的决策往往都有集体和决策机构作出,把私营企业单位犯罪当成私营企业主个人犯罪,必然错误地追究私营企业主个人的刑事责任和放纵私营企业。同样,把私营企业主个人的犯罪当成私营企业单位犯罪,必然错误地使私营企业蒙受损失。那么区分二者的标准是什么呢?关键仍是看个人从事合同诈骗行

-5-为是以个人名义还是以单位名义,违法所得是归个人所有还是归单位所有,也即从单位犯罪的犯罪意志的整体性和利益归属的团体性俩点去把握。

此外,在司法实践中,我们还应注意个人承包问题。对于个人承包中以单位名义进行合同诈骗活动的,要根据承包方式、承包性质及承包的权利义务关系等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对于定额上交承包金,除了上交一定数额外其于收益都归承包个人的,承包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一般作为个人诈骗处理。对于责任制承包,资产、场地、流动资金等都归单位所有,承包人只根据企业效益提成,按比例拿奖金的。承包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一般作为单位诈骗处理。但是如果发现发包方只派人挂承包单位的名,并不直接参与管理经营的,或者赃款全部或大部分归承包经营者的,则应认定为个人合同诈骗。

三、主观方面:非法占有目的

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的,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刑法》第224条也明确规定了行为人须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反映了合同诈骗犯罪分子的真实目的。也是合同诈骗犯罪于经济合同纠纷、民事欺诈行为的一个重要区分标准,何为非法占有目的?传统观点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为人意图非法地改变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即依法对财物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这种观点强调的是行为人具有非法谋取公私财产所有权的意图;另一种观点认为,非法占有的含义应是广义的。他的侧重点应是对合法财产所有权的破坏,至少应包含俩方面的含义,一是行为人意图永久剥夺所有权人不能行使所有权各项权能的权利;二是行为人追求使所有权人处于永久不能行使各项所有权权能的状态,包括用占有的财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或进行财物的高风险性经营。因此,综合上述观点,我们认为,以非法占有目

-6-的,应包含以下俩方面的内涵:(1)行为人意图永久非法行使他人财产所有权的全部权能,(2)行为人的行为导致他人无法行使财产所有权的权能。

对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存在的形式问题,刑法学存在分歧,有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有三种存在方式,第一,存在于合同签订之前,即犯罪主体无履行合同的诚意,而只是想通过合同骗取他人的财物;第二,在签订合同时,行为人内心是不确定的,是否履行合同义务对行为人来说尚处于朦胧的状态,如果后来行为人通过合同约定取得了对方财物,但是没有机会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也没有履行合同的积极行为,这时可以认为行为人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第三,行为人与他人签订合同时没有非法骗取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双方签订合同时希望通过履行实现利益的意图是确定的,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主观条件的变化,促成了行为人主观意图的转变,行为人不再履行合同,只希望无偿占有对方的财物。另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的目的,只有产生在签订之前或之时,不存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的转化形式。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应采取司法推定,应全面综合考察行为人签订合同的履约能力和担保真伪,履行合同中有无履约实际行动,对合同标的物的处置情况,未履行合同的原因,以为事后行为人的态度等方面的客观因素。因此,笔者同意另一种观点,对于第二种观点严重缩了非法占有目的的外延,这就给有些不法分子以可机之乘,钻法律的空子。不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在一般情况下,只要行为人签订,履行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就可以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故意夸大自己履行合同的能力,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与自己签订合同,合同签订后又不积极履行;(2)起初确实只是为了解决一时资金困难,采取欺骗手段与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以暂时

-7-获得周转资金,但在有能力归还资金的情况下却久拖不还;(3)合同签订后,以支付部分货款,开始履行合同为诱饵,骗取全部货物后,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的;(4)未履行义务前将对方当事人货物、货款、预付款、定金或保证金加以使用、处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5)进行高风险性投资活动的,因违约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被民事制裁后,以各种方式逃避债务的;(6)为了应付对方当事人索取债务,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又与其他人签订合同筹措资金,以后次合同获得的货物、货款等归还前次款项等。

实践中,尤其要注意的是,切不可片面地认为行为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签订合同后无履行的实际行动或者没有返对方当事人的款物等某一独立的客观因素为依据,来轻率地推定非法占有目的。比如,没有履约能力与他人签订合同,未必就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有履约能力签订合同,也不能完全排除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履约能力的有无及大小,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四、客观方面,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

所谓欺诈行为,最常见的是隐瞒真相与虚构事实二种。刑法第224条规定了五种具体的合同诈骗方法。

1、虚构合同主体,即从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义签订合同的行为,这是合同诈骗分子最惯用、最常用的诈骗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合同是平等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当事人主体真实、合法是合同成立的前提,虚构合同主体的方式有以下几种:(1)盗用合法主体的名义与他人签订合同,如行为人盗用合法主体的空白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与他人签订合同;(2)捏造根本不存在的主体与他人签订合同,这是指私刻公章、伪造证件等手段,制造“合法主体”的身份

-8-和履行能力的假象,与他人签订合同。对此,我们不能仅从形式上看问题,而需从内容上把握其虚构主体的实质;(3)利用已被撤销的单位与他人签订合同,在市场竞争中,一些企业因种种原因而亏损、破产、倒闭,原有的一些介绍信、业务专用章、合同书等未及时收回妥善处理,一些人就利用这些继续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货物款项;(4)一些国有企业或者集体企业的承办者、租赁者,明知其承办的企业没有履约能力或清偿能力,以承办企业或租赁企业的名义订立合同,骗取财物用于归还个人债务或个人挥霍,将合同义务转嫁给企业或者取得财物后溜之大吉。

2、虚设担保,即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担保的行为,在签订合同时,为了减少合同的风险,保障合同的履行,根据法律或对方当事人的要求,出具合同担保,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作担保,是指行为人提供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支付定金或作为抵押品。而以虚假的产权证明作为担保,则是指行为人以虚假的证明证明行为人对房屋等不动产和车辆等动产具有所有权的证明文件,即以自己不享有所有权的财产作为抵押品。

3、设置陷阱,即设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的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信任,如不法分子利用一些企业产品积压、滞销,厂家急于寻求销路的心理,以少量定金为诱饵上门定货,或以推销代购为名,把货物拉走,使企业上当受骗,占有他人财物后无意归还。

4、卷款逃跑,即收受对方当事人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的财物后逃跑的。

5、其他方法,这是立法上的一种“兜底性”规定,即上述四种手段以外的其他合同诈骗行为,在司法实践中,除了以上四种较典型的合同诈

-9-骗行为外,还有其他一些利用签订合同的诈骗行为。如虚构合同标的;利用合同制裁条款骗取定金、违约金,取得财物后大蕼挥霍的;拆东墙补西墙,边骗边还式的诈骗等行为。

通过以上分析,合同诈骗罪的成立,必须具有以上四方面,即合同诈骗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既包括国家对合同管理制度和他人的财产所有权。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主观方面是非法占有目的,客观方面有实施诈骗的行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司法实践中,会不断出现新的合同诈骗,尤其是在合同诈骗行为方面,需要我们不断的去研究,透过现象看本质,不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以维护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引用文献】

欧阳清世:《经济犯罪的定罪量型》,苏 惠 鱼:《刑法学》

李 卫 红:《论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 梁 华 仁:《略论合同诈骗的几个问题》 王 晨:《诈骗犯罪的定罪与量型》

篇2:论文-论合同诈骗罪

题 目 论合同诈骗罪

目 录

内容摘要…………………………………………………………第1页 关键词……………………………………………………………第1页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和构成特征……………………………第1页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第1页

(二)合同诈骗罪的构成特征…………………………………第1页

二、当前我国合同诈骗罪的表现形式及形成原因……………第4页

(一)合同诈骗罪的表现形式…………………………………第4页

(二)合同诈骗罪的形成原因…………………………………第4页

三、合同诈骗罪与其他诈骗罪及合同纠纷的区别……………第6页

(一)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第6页

(二)合同诈骗罪与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的关系……第6页

(三)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第6页

四、预防和控制合同诈骗的对策………………………………第7页

(一)完善相关立法,加大法律的监督和惩治作用…………第7页

(二)认真调查对方有无能力履行合同的能力………………第8页

(三)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高防范意识……………………第8页

(四)建立一个良好的经济市场秩序…………………………第8页

结束语……………………………………………………………第9页

注释………………………………………………………………第9页

参考文献…………………………………………………………第9页

论合同诈骗罪

[内容摘要]近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事务的增多,利用合同形式进行诈骗的案件在不断增加。针对这些新情况,一九九七年三月十四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对1979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进行了一系列重大修订,其中将合同诈骗罪单列出来,这是我国刑事立法的进步表现,也是我国刑事立法健全的重要标志。认识和掌握合同诈骗罪,如何预防合同诈骗是当前应当研究的课题。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构成、合同纠纷、预防

在所有的诈骗犯罪案件中,合同诈骗案件占有相当高的比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合同在经济领域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而犯罪分子利用合同实施诈骗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并利用合同诈骗的现象越来越多。为打击这类犯罪,弥补1979年刑法规定的不足,在1997年刑法中增加了合同诈骗罪。由于合同诈骗罪中涉及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比较多见,目前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罪的认定和预防已成为热点和难点问题。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和构成特征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224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二)合同诈骗罪的构成特征

1、客体特征

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极为复杂,首先,合同诈骗罪的目的是通过合同的形式,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或财产所有权,利用欺骗的手段骗取合同对方当事人的财产,合同对方当事人应当包括个人和公司企业法人,因此本罪侵犯了合同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其次,我国合同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它对于防范合同欺诈,维护公平、自由、安全、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本罪是通过订立合同的形式实施欺诈手段,骗取财物,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秩序。因此,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合

同的管理制度、诚实信用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

2、客观方面

合同诈骗罪在客观方面的表现,是在签订、履行合同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且数额较大的行为。这里的虚构事实指行为人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隐瞒事实真相是指行为人对被害人掩盖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其表现形式主要是:隐瞒自己实际上不可能履行合同的事实,隐瞒自己不履行合同的犯罪意图;隐瞒合同中自己有义务告之对方的其他事实。在司法实践中还有一些问题应当注意。

对于以签订合同的方法骗取财物的行为,认定行为人是否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关键在于查清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2】也就是说,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或者担保,故意制造虚假信息或者隐瞒事实真相,欺骗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欺诈对方财物,这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犯罪在客观方面的主要特征。

签订合同当事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要看对方出具的资料信息,参考凭证是否真实可靠;对于合同所提出的责任要求,当事人是否有足够的履行能力。如果当事人提供虚假的信息,伪造或变造各种票据,或没有足够的履行能力谎称能够履行,骗取对方签订合同的,应当认定为没有履行能力。在实践中,有几种情况应该是区别对待的。一种是当事人在签约时虽无履行能力,但在签约前已经与第三方签订了购销合同,因在第三方签订的合同中,第三方违约,致使前一合同无法履行的,可以视为有部分履行能力。第二种是在签订合同时,当事人没有足够的履行能力,在签订合同后,虽没有在规定时间完成合同标的,但是采取措施及时补救,减少对方损失的,也应当认为有部分履行能力。第三种是在与对方签订合同时没有履行能力,签订合同后又与第三方签订购销合同,事实上没有对合同进行兑现的,应当认为没有履行能力。认定合同当事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是为了防止不法分子利用这一空档蒙混过关,逃避法律制裁,只有当事人没有完全履行能力的,才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3、主体特征

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承担刑事责任能力的人

与单位共同构成了合同诈骗犯罪的主体。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合同诈骗案件的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应当特别注意犯罪主体个人与单位的区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个人为实施犯罪而专门成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公司、企事业单位成立后,以单位名义专门从事诈骗活动的,应认定为是个人犯罪。(2)个人以单位的名义实施欺诈行为,所诈取的财物全部归个人所有的,应认定为个人犯罪。(3)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承包给个人经营时,承租人以企事业单位的名义实施诈骗行为的,应认定为个人犯罪。(4)个人以单位的名义实施欺诈行为,非法所获得的财产部分或全部归单位所有的,应认定为单位犯罪。【3】在个人独资企业中,也应该对个人和单位加以区分。一是被个人独资企业委托或者聘用从事个人独资企业事务管理的人员以本企业的名义实施合同诈骗,诈骗所得归本人个人所有,且个人独资企业事后没有追认的,属于个人诈骗犯罪。二是个人独资企业内部的其他工作人员以本企业的名义在职权范围内实施合同诈骗行为,且非法所得归本企业所有,是单位诈骗犯罪;如果该行为人以本企业名义实施非职务诈骗行为,且本企业事后未予以追认的,属于个人诈骗犯罪。

4、主观特征

本罪的主观要件只能是直接故意,并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实施诈骗的时候,行为人签订合同的目的就是要骗取并非法占有对方当是人的财物,主观上应当直接故意,如果行为人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并没有主观非法占有的故意,而是在履行合同的时候,由于各种客观外在因素的干扰,致使合同没有履行的,不能视为合同诈骗。在本罪中是不存在间接故意的,如在订立合同时,行为人并没有直接占有的故意,而是在接受对方支付的预付款或资料后,不按合同履行职责,这种行为只能是一种民事欺诈行为,因为合同诈骗是以合同为欺诈手段,在签订时就已经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所以合同诈骗罪的主观要件只能是直接故意。

二、当前我国合同诈骗罪的表现形式及形成原因

(一)合同诈骗罪的表现形式

1、改头换面,借以他人的身份骗取对方信任,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2、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

3、行为人利用合同买空卖空,从中牟取暴利;

4、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虚假的产权证

明作担保;

5、没有实际履行能力,先以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

(二)合同诈骗罪的形成原因

1、巨大利益的诱惑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经济交往十分频繁,活动的金额也在不断的增多。为了防止被骗或约束当事人双方的行为活动,使对方履行职责,人们就选择了签订合同的方式,一般合同标的金额都比较巨大。在此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一些不法分子就开始想方设法在签订合同时隐瞒真相或虚构事实来侵占这些巨额财产。利欲熏心,不劳而获成为实施合同诈骗犯罪分子的内心的共同特点,这一特点也是导致合同诈骗案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2、法律法规的不严格

我国现行的关于合同诈骗的法律法规是建立在97年刑法的基础之上的。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经济领域也日益活跃起来,一些犯罪分子利用形势的变换,和法律中的一些漏洞开始猖狂作案,合同诈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国刑法中虽然对合同诈骗罪这一问题单独划分定罪,但是其定罪量刑方面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如其中对资金认定和单位犯罪处罚,数罪并罚等问题定义不详,急待解决。另外,陈旧的市场法规也不能约束到现行经济中的各个方面,新经济形势的冲击使经济市场的某些方面出现混乱,致使犯罪分子趁乱而入,借机作案。

3、执法困难

合同诈骗案件一旦发生,受害当事人首先想到的是到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公安机关在接受这类案件时,由于合同的形式是合法的,对方当事人是否履行合同,签定合同时是否存在欺诈行为,不好判定,很容易就把这类案件当成一般合同纠纷案件不予立案,让受害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在向法院申请诉讼的时候,又出现了收取证据难的问题,在合同诈骗案件中,诈骗人提供的材料或票据是否虚假,受害人自己是无法界定的,必须通过侦查的手段来查明事实真相,但是受害人自身是没有行使侦查的权利的,如此的来回推托,案件就成了无人管的悬案,受害人的利益也就无法追偿,也给诈骗人提供了逃脱的机会。

4、个别地方政府部门提供保护伞

在合同诈骗案件中,有一种案件是调查取证比较困难,很难认定的,这就是

个别地方政府部门参与的合同诈骗案件。此类案件中,政府部门随着改革的进步,对外采取招商引资,并对外来企业提供各种优惠条件,吸引外来投资,在开发一些项目的时候,政府在收取企业的先期投资或保证金后,并没有按照原来所说的进行某些项目开发或把项目转交给开发商,在商家等待未果的时候,向政府索要先期交付的款项,政府便以各种理由推脱,拒绝返还。由于政府的出面,投资人在签订合同时充满信心,毫无防备的心理,当投资人感到自己受骗时,政府推脱的理由也很充分,多如财政紧张,或者在申报项目等,让投资人耐心等待。如果报案,公安机关介入调查也是比较困难的。一些不法分子看到这一点,就会想方设法贿赂或诱惑政府官员,获取政府中的一些关于土地开发文件,再以承包商的身份对外招收合作人或者投资,在骗取足够的资金后逃脱,责任完全由政府承担。个别地方政府的保护伞为一些不法分子提供了犯罪的空间,腐败了社会风气,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形象。

三、合同诈骗罪与其他诈骗罪及合同纠纷的区别

(一)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实质是特别法与普通法在法条上的竟合,两者在犯罪构成上具有较多相同之处,如均须由直接故意构成,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两者亦有以下区别:第一主体不同。根据新刑法第30条和第226条规定。诈骗罪只能由自然人构成,单位不能成为该罪主体。而合同诈骗的主体既可由自然人构成,也可由单位构成;第二,两者侵犯的客体不同,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复杂客体,即公私财物所有权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而诈骗罪侵犯的是单一客体,即公私财物所有权;第三,两者的客观表现不同。合同诈骗是行为人以刑法第224条规定的欺诈方式利用合同这一特定形式进行诈骗的行为。而诈骗则是行为人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象,骗取被害人信任而取得财物的行为。它不以签订合同这一特定形式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实践中,行为人利用民事合同如民间借贷合同(借据)等,进行诈骗的,不应以合同诈骗定罪,而应定诈骗罪,对这两罪的区分就着重从所侵犯的客体和具体客观行为来界定。

(二)合同诈骗罪与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的关系

前罪是后罪的必然前提,后罪是前罪的可能结果。实践中,在办理合同诈骗罪时,应考查被害当事人是否为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该单位主管人员

和直接责任人是否具有过失行为,如有过失行为,则应根据危害结果,确定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是否构成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如果行为人与被害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恶意串通,致使本单位被骗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的共犯。

(三)合同诈骗罪与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

第一,从主观要素来区分,合同诈骗行为主观上是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而经济合同纠纷在主观上一般是由间接故意或过失造成的,并且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直接目的。实践中,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是本罪区分于经济合同纠纷的根本标准。第二,两者的构成要素不尽相同,合同诈骗罪必须是占有他人财物达到数额较大的行为才构成,而且合同纠纷不以数额较大为要件,即使实际不占有他人财物,只要其违约亦可构成。第三,两者在客观方面表现不尽相同,合同在诈骗客观方面应表现为刑法第224条规定的五种行为,而经济合同纠纷却不囿于此范围。在实践中我们要充分考虑到行为人在采用欺骗手段签订合同是积级履行合同、弥补损失、偿还欠款,主动承担违约责任,还是弄虚作假、拒不偿还、故意逃避法定责任的行为,是前者则不应以犯罪论处,属后者则应依法定罪处罚。

四、预防和控制合同诈骗的对策

在打击及惩治合同诈骗犯罪的同时,及时的预防和控制此类案件的发生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企业和个人一旦在此类案件中遭受损失,其后果是不可挽回的,只有提高防范意识,从根本上加强对案件的预防,才能减少案件的发生,当事人才能尽量的减少损失。

(一)完善相关立法,加大法律的监督和惩治作用

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二条中,对合同诈骗罪的定义及处罚做了相关规定,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犯罪行为人的手段也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例如,利用现代传媒发布虚假信息或进行虚假承诺,诱使他人与之签订合同的;内外勾结签订显失公平,使国家或集体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等等。同时,案件地发生也不再是单独的个案,而是往往一个案件牵连出一系列的案件,或者作案人一人实施了多个诈骗案件,数罪并罚缺少则是现在合同诈骗案件的一个缺陷。在合同案诈骗案件发生后,会牵连出其他的犯罪,如涉税犯罪,妨碍公司管理秩序有关的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相伴而生,在何种情况下使用牵连犯,从一重罪论处,在何种情况下数罪并罚,还要通过立法的进一步完善来解决。

(二)认真调查对方有无能力履行合同的能力

在实施诈骗的时候,行为人会给当事人提供相关的资料,如公司的营业情况,设备、技术等条件,当然这些都是虚假的,如何判定这些证件的真伪,不能只凭对方的片面之词,应该就对方的所提供的一些情况向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如要通过工商部门、银行或者委托律师摸清对方的主体资格、企业信誉、注册资金、隶属关系、经营状况、设备条件、技术状况、履约能力等情况,还要对对方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认真进行核对,防止对方利用假单位、假身份、假证件、假货源来进行诈骗。情况不明的合同不能签订。

在签订合同的时候,还要注意认真的审查合同的内容条款,看是否与商议的条件一致,是否存在霸王条款,是否存在损害自身利益的条款,如有发现应及时要求对方更改或重新订立合同,条款不明的合同不能签。

(三)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高防范意识

与企业有关的合同诈骗案件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内部人员与外人勾结,共同欺诈企业的财产。由于收到巨大利益的诱惑,企业的一些工作人员会利用职务的便利,在对外签订合同中多报或虚报金额,隐瞒真实情况,非法骗取企业的资产。因此,要加强对工作人员业务素质的培训和增强其职业道德观念,不能为一己之利损害公司企业的利益。另一方面,职工的业务知识技能不熟练,在与对方签订合同时,不能发现合同中的漏洞,一时疏忽,给企业造成损失。这种情况,诈骗分子往往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在抓住对方业务知识不成熟的情况下采用以次充好、以假代真,或者玩弄数字游戏、有歧义的文字等方法,使对方当事人不能及时发现问题,从而使自己的非法占有的意图得逞。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完善管理制度,内部的审查制度,对合同签订严格把关,培养职工的职业素质和防范能力,这样才能更有效的防止合同诈骗案件的发生。

(四)建立一个良好的经济市场秩序

充分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管职能,例如,工商管理机关应严格执行工商行政管理法规,对于企业的营业登记申请、注册资金的查验、发照、年检等环节严格把关,严防弄虚作假,骗取合法证照。对于过期的、注销的执照、印章、发票要及时处理,防止被他人利用。对于利用假证进行违法经营的,要坚决查处。审

计机关应当严格执行《审计法》、《会计法》的规定,检查会计制度是否完善,会计记录、凭证、出帐入帐手续是否真实、合法,防止作弊。发现问题要及时处理,尽可能把违法犯罪消灭在萌芽之中。公安司法部门要发现案件,及时立案,打击处理,使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时没有可乘之机,净化市场风气,建立一个良好的经济秩序。

结束语:合同诈骗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产生的,犯罪分子也在不断的跟随发展趋势变化手段,利用新的技术方法,经济领域的一些弊端实施诈骗,使合同诈骗案件的侦查难度加大。本文通过对合同诈骗罪的了解,认真分析该罪的构成要件,结合当前形势下表现出来的犯罪手段,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并根据现阶段出现的各种新的犯罪手法提出了预防合同诈骗的一些对策。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只有通过加大管理力度,完善相关立法,提高人们的防范意识,这样才能维护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好的经济环境。

注释:

【1】参见《中国刑法学》,肖扬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6页

【2】参见夏朝晖《.试论合同诈骗罪》,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 【3】参见王利明.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6页

参考文献:

1、赵秉志、张军《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年10月第1版

2、王晨《诈骗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9年12月第1版

3、马克昌主编《经济犯罪新论----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4、董鑫《对合同诈骗罪几个问题的探讨》载《经济体制改革与刑法》,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年版

5、王长福《论合同诈骗罪》,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6、许彩霞《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大全》,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年版

7、(日)西田德之《刑法各论》,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8、孙国祥《关于合同诈骗罪的几个问题》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0年春出版

9、王志勤《诈骗犯罪与预防》,兵器工业出版社 1997年版

篇3:论文-论合同诈骗罪

从合同诈骗罪立法渊源对合同一词进行剖析可知:本罪合同指的是经济合同, 刑法立法主要吸收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诈骗若干问题的解答, 但在《解释》第二条中规定:通过经济合同渠道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利用经济合同一词逐渐出现在人们视野, 而正确界定合同含义必须综合修改后的刑法进行分析, 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扩大, 广泛性和包容性明显增强, 正确处理好企业经营中合同诈骗罪的认定意义重大。

二、企业经营中合同诈骗罪概述

合同诈骗罪客观性质决定了其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联系程度, 而与社会关系并无多大联系的“合同协议”并不在属于合同范畴, 例如婚姻、监护、收养抚养等协议。另外, 在不违反刑法初衷原则下需最大限度的惩治犯罪, 合同诈骗罪合同来源于经济合同, 但刑法最终目的是根本原则。因此, 除了通过经济合同渠道进行诈骗外, 利用其它“合同”进行的诈骗活动威胁到市场秩序稳定后, 都可在刑法上可预测为合同诈骗罪, 这类合同本质都属于合同诈骗罪的延伸范围。除此之外, 对于企业经营中合同诈骗罪的认定证据需具备客观可见性, 刑法法定原则上规定被告人利用合同存在证据是基本要求。但在实际生活中, 合同类型具有多样性, 包括口头书面和其它公证形式, 不同类型合同在诉讼案件中的举证程度也不尽相同。所以从客观角度分析, 口头合同应被排除在合同诈骗范畴外, 但由于口头合同也是合同法公开确认的一种形式, 诉讼案件中的被告人诈骗行为发生经济往来, 且利用口头合同也同样符合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要素, 无论是签订还是履行口头合同被骗取财物的都可根据合同诈骗罪实际情况论处。

三、企业经营中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区别

企业经营中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理论区别应把握以下几点:

1. 主观目的

企业经营中合同诈骗罪行为的成立一般都是以假意签订合同为例, 最终达到对对方当事人财物的非法占有目的, 民事欺诈行为不具备非法占有目的, 只是片面的欺诈性质。

2. 客观方面

民事欺诈行为基于隐瞒事实的真相而控制在一定程度内, 可有民事法律或政策调整得以解决;而企业经营中的合同诈骗已构成严重危害, 合同虚构内容发生质变, 需要刑法介入。民事诈骗行为人一般缺少履行合同内容的能力, 有民事责任存在。

3. 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不同

企业经营合同诈骗罪中的行为人一般没有履行合同诚意, 客观上对于合同内容采取消极应对态度, 走小成本换取大利润路线;民事欺诈行为有履行合同的诚意, 但经过实际努力仍旧无法达到合同预先要求的效果内容。

4. 对所获财物的处理方式不同

企业经营合同诈骗中, 行为人在骗取对方财物后一般采取挥霍或潜逃策略, 毫无履行义务的行动;而民事欺诈行为人在获取前期资金后, 一般是用于购置合同材料, 从而为完成合同内容做准备。

5. 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同

企业经营中合同诈骗罪当事人需承担一定刑事责任, 而民事欺诈则需民事相关责任规定解决。笔者认为:确定行为人是否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别二者的关键之处, 基于客观行为和客观性质的决定才不至于有失偏颇。

四、企业经营中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1. 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如何认定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合同诈骗罪中目的型犯罪的主要特征, 这点从根本上区别于合同民事纠纷, 而非法占有的界定属于主观状态范畴, 肉眼和仪器测量都不能进行直观衡量, 只能依据一个人的外在表现进行认定。认定一般是根据行为人履行合同的能力、行为人基于自身能力履行的态度、综合行为人积极性和造成损失原因三方面进行衡量。笔者认为通过履行能力来认定企业经营中合同诈骗罪问题是不科学的, 因为合同签订时, 行为人是否有能力履行合同内容本身就是基于自身主观意识的结果。假如具备合同履行能力的是通过合同这一外在形式来实现经济目的, 部分履行合同或不履行合同是基于此合同诱惑点, 诱骗他人签订合同, 而后逃之夭夭。也有履行能力不够而在合同内容中夸大其词, 达到诱骗签订合同和诈骗他人财物的目的, 或是想用自己小本经营来换取超过额定范围的利润。当然, 在行为人不具备履行能力的情况下, 也会存在诈骗他人财物和执行无本经营策略以谋取利益等可能。因此, 履行能力和非法占有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统一联系, 也不具备必然联系。

具体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在合同签订阶段查看是否具有欺诈行为, 具体表现在通过虚拟担保或身份达到欺骗目的, 让签订方形成错误认识而支付钱财的情况。企业经营中合同签订要以当事人真实身份进行洽谈, 以免发生合同纠纷时不易解决。倘若当事人在合同签订中有意隐瞒部分真实情况, 虚构或假冒他人名义进行的行为一般可认定为非法合同签订。而担保是保证债权人发生债券冲突时进行的一种补偿方式, 如当事人担保提供虚假信息又不履行义务, 一般可认定为企业经营中的合同诈骗现象。二是签订合同后的行为人具体履行状况, 如果双方诚信合作, 则合同生效就意味着行为方履行义务的开始, 合同终止履行只能是由于不可抗力等因素造成的结果。假如合同生效后行为方消极对待或是具备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的情况就可认定为企业经营中的合同诈骗。行为人的积极态度与搪塞行为存在本质区别, 本来有合同履行实现的可能性而采取拖延等手段进行钱财诈骗的行为, 也是一种基于主观心理的推定。所以, 在实际企业经营中的合同诈骗罪认定应综合考虑认定方法与行为人反证。

2. 合同诈骗罪的数额如何认定

《刑法》条令条例规定:合同诈骗数额大小是构成企业经营合同诈骗罪的基础条件, 只有足量额度才可被认定为诈骗, 而具体数额大小则是对行为人进行刑法判决的必要条件。

(1) 关于合同诈骗罪的数额认定

企业经营中的合同诈骗数额存在两种:一种是合同上明码标注的金额, 一种是在实际履行过程中产生的金额。但由于合同明码标注的额度一般比较大, 所以笔者认为实际诈骗的金额数量是判定企业经营中合同诈骗轻重的标准。原因可分为两种:客观上说实际诈骗的财物数额是对财产所有权和经济管理制度侵害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尺, 主观上说诈骗者一般不可能把合同上标明的金额全部骗到手, 定金和保证金诈骗是常见的两种形式。所以用行为实际诈骗金额来衡量犯罪程度符合刑事犯罪基本责任原则, 但合同标明的数额大小在诈骗案件中可作为量刑情节进行考虑。

(2) 关于合同诈骗是货物时的数额认定

如果合同诈骗对象以货物进行衡量, 那货物销赃过程中的诈骗认定是以实际金额为准, 还是以销赃所得为准, 销赃所获金额高于实际金额或低于实际金额又如何进行认定是一种常见的企业经营诈骗现象。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 行为人诈骗成功后会急于销毁赃物, 销毁金额一般要远低于货物实际价格, 因此要以实际货物价格进行诈骗罪量刑的认定标准。另外, 当销毁赃物价位高于实际货物金额时, 这时的赃款由被害人损失和买赃人损失两部分构成, 对于企业经营诈骗者来说, 两部分非法所得金额都应纳入量刑范围计算。

(3) 关于连续诈骗的数额确定

在企业经营合同诈骗过程中, 也会出现连续诈骗且中间出现归还现象情况, 这种情况的诈骗衡量是以累计金额计算, 还是最终所得金额计算也是一种常见的企业经营诈骗种类。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应分为客观和主观两种, 客观上行为人归还诈骗财物, 被害人损失大幅减少, 诈骗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不成立;主观上行为人在诈骗过程中主动放弃诈骗意念, 应以实际诈骗金额和被诈骗者实际损失量刑计算。

(4) 关于共同实施合同诈骗的数额认定

对于共同实施合同诈骗的现象, 应用共同诈骗金额来衡量合同诈骗总数。受害人损失客观上是以被骗金额总数认定, 而诈骗行为是以诈骗金额总数认定, 共同犯罪人故意诈骗主观上也都指向诈骗总金额。但在量刑过程中, 不同当事人的社会危害性不同, 应依据不同主体的犯罪具体金额进行认定。其中, 也有主犯与从犯的本质区别, 只有运用共同诈骗金额进行衡定, 才可依据不同行为主体进行罪行衡量, 这也是刑法共同犯罪主犯与从犯一般原则的要求使然。

五、如何理解合同诈骗罪中的“其它方法”

刑法在第224条1—4项中明确指出四种不同类型的合同诈骗类型, 并在第5项标示“以其它方法骗取当事人钱财的”做出概括性规定, 适应今后经济发展和保持该法稳定也是立法的主要目的。与此同时, 这种表述也给企业经营中合同诈骗罪认定带来困难, 其它方法设定属于一种主观意识形态, 但凡符合企业合同诈骗特征的都可划分在诈骗罪范畴。笔者依据自身实践经验, 针对常见的企业经营合同诈骗方法做出以下归纳与划分:

1. 拟造虚假合同欺骗对方当事人、代理人或权利义务继受人财物;

2.拟造虚假货源, 签订空头合同。例如行为人通过借去或租赁货物来欺骗被害人, 并和被害人签订合同后达到诈骗货款的目的;

3. 蒙蔽诱使对方当事人违背真实意愿签订合同, 本质上利用被害人信任达到欺骗目的;

4. 通过虚假广告和信息渠道诱骗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 以不正当手段谋取中介培训费;

5. 冒用投资商, 经销商, 合作商名义签订合同进行欺骗的;

6.采用贿赂手段让当事人签订合同, 例如部分当事人与国家政府机关或国有企事业单位签订履行合同, 诱骗国有资产就是此类典型情况;

7.债务行为人未经债权人同意就将合同义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给第三方, 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例如国内部分皮包公司与第二者签订供货合同时, 待收到定金或货款后就应用欺诈手段将合同义务转移给第三者, 等到被害者发现受害时, 对方当事人仍借故不履行相应义务等;

总而言之, 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把利用合同载体进行诈骗和签订履行合同义务的诈骗形式进行区分, 前者是在合同的前期进程中应用, 后者是在合同签订后期进行应用, 前者的掩盖形式主要是企业合同, 后者对合同载体客体体征体现不明显。

六、结语

综上所述, 企业经营中合同诈骗罪认定问题类型多样, 而有无非法占有目的是认定诈骗成立与否的临界点。以上分析进一步证明:良好的市场秩序是保障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和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前提。虽然合同诈骗罪可危害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但科学及时的预防和明确细化的立法认定将有效抵制不法分子诈骗行为。当然, 为从根本上保障我国公民公私财产的所有权益, 推动市场经济良性发展, 所有从业人士都应上下齐心, 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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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跃.浅议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认定和区分[J].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 2014 (01) :23-25.

篇4:论合同诈骗罪

关键词:非法占有;合同欺诈;合同诈骗

一、合同诈骗罪的含义及其性质

(一)合同诈骗罪的含义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办法,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合同诈骗罪是一项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且达到“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

(二)合同诈骗罪的性质

合同诈骗罪是一项违反国家市场经济管理法规,干扰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正常管理工作,损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发展的违法犯罪活动,其所侵犯的客体是对方当事人对财物的所有权、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正常管理及正常运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从犯罪对象的角度看,合同诈骗罪所直接作用的是,合同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同时还严重影响公平竞争、协调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发展和完善及国家对经济合同的正常管理制度。

二、合同诈骗罪的构成特征

(一)合同诈骗的主体为一般主体

合同诈骗罪发生在经济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其犯罪主体要求行为人必须是经济合同的当事人,却不以特殊的身份作为构成要件,为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主体和单位主体。

对于自然人而言,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成为本罪主体。

对于单位而言,单位主体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团体,其中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包括国有或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依法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及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等。

(二)合同诈骗罪的客体为复杂客体

合同诈骗直接使对方当事人财产减少,侵害其财产所有权,同时,极大地妨害了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发展和完善。合同诈骗是行为人以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欺诈的方法,隐瞒事实真像,骗取对方财物,直接破坏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制度,严重打乱了国家对市场的管理秩序,它侵犯的对象是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诚实信用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

(三)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由直接故意构成,且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罪的几种客观行为与“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素密不可分

(四)合同诈骗罪在客观构成上表现为,行为人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了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

合同诈骗罪在危害行为方面的表现为,实施了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主要规定了以下五种法定表现形式:(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诈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

三、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一)合同诈骗罪与一般经济合同纠纷及合同欺诈的界限

1.合同诈骗罪与一般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

一般经济合同纠纷,是指经济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出于某种原因未能完全履行合同,或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一方当事人出现违约行为,而致使另一方当事人受到损失,因而引起的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发生争议,而出现的民事纠纷。

2.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行为的界限

合同欺诈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当事人虚假的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票据诈骗罪及保险诈骗罪的界限:

(1)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诈骗罪,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财物的所有人或保管人陷于认识错误,从而骗取其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

(2)合同诈骗罪与票据诈骗罪及保险诈骗罪的界限。票据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

保险诈骗罪,是指违反保险法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

合同诈骗罪与票据诈骗罪及保险诈骗罪都属于诈骗罪的特殊形式,它们的主体都是一般主体,主观上都由故意构成,且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属于刑法理论上的“目的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建立和发展,合同所带来的影响,在我们生活中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重要,要准确的把握合同诈骗犯罪和一般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区分罪与非罪,以及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类似的犯罪,综合分析行为人的客观表现及危害后果,才能做到正确适用法律打击合同诈骗犯罪,进而达到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之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赵秉志《刑法学》中央电大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333页

[2]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出版.第668页

[3]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686页

[4]刘家琛《新刑法案例释解》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出版

[5]赵秉志主编《刑法原理与实务》高等教育出版社.第552页

作者简介:

许晓龙(1993~),男,湖北宜昌人,武汉东湖学院文法学院本科在读。

篇5:论合同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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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其含义不限于“非法所有”,而是也包含“非法占用”;合同诈骗行动有必要与不合法占有意图并存才干构成合同诈骗罪;确定不合法占有意图应当以行动人的外在表现为根据,采纳归纳判别和现实推定的方法。本文通过对非法占有目的的概述,及对非法占有目的与民法上的非法占有、非法占为己有、非法占用相区别,并对合同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判定分析,最后对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与犯罪故意进行了总结和叙述,综合的对合同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研究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of the crime of contract fraud, its meaning is not limited to “illegal possession”, but also contains the “illegal occupation”;the contract fraud and illegal possession intention is necessary both to constitute the crime of contract fraud;illegal possession intention should be to determine the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human action is adopted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induction, identification and reality of presumption the.Based on the overview of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and illegal possession of illegal possession purpose and in civil law, the illegal possession, illegal occupation of phase difference, and the crime of contract fraud to the illegal possession for the purpose of decision analysis, at the end of the contract fraud crime of “illegal possession of purpose of criminal intent” and has carried on the summary and the the crime of contract fraud, the illegal possession for the purpose of.Keywords: contract fraud;illegal possession;research

目录

摘要---------------------------------------------------------------Ⅰ Abstract------------------------------------------------------------Ⅱ 绪论----------------------------------------------------------------1 一、非法占有目的概述------------------------------------------------1(一)非法占有目的含义------------------------------------------1(二)非法占有目的与相近概念的区分------------------------------2(1)与民法上的非法占有的区别--------------------------------2(2)与非法占为己有的区别------------------------------------2(3)非法占用的区别------------------------------------------3 二、合同诈骗罪的概念------------------------------------------------3 三、合同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判定--------------------------------4 四、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与犯罪故意--------------------------6(一)“非法占有目的”与间接故意--------------------------------6(二)“非法占有目的”与直接故意--------------------------------7 五、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7(一)“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时间”与合同诈骗罪--------------------7(二)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的表现----------------8(三)合同诈骗犯罪中的“事后故意”------------------------------8 结语---------------------------------------------------------------10 参考文献-----------------------------------------------------------14 致谢---------------------------------------------------------------15

绪论

非法占有目的是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的必备要件,如何正确理解和认定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是刑法理论界和实践部门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行为人收受对方财物之后才产生非法占有目的并实施了欺诈行为的,可能产生违约责任或者构成侵占罪,但在对方给付财物之前,即产生非法占有目的并实施了欺诈行为的,则可能构成诈骗犯罪。同理,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行为人可能构成侵占罪或者诈骗犯罪。正确理解?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正确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前提,也是区分合同诈骗罪与普通合同纠纷的重要标准,对于区分合同诈骗罪的罪与非罪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非法占有目的 概述(一)非法占有目的含义 所谓非法占有是指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客观上对财物的实际非法控制状态和主观上企图通过危害行为达到对财物实际非法控制的目的而不是要求行为人对财物的永久控制。

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包括排除意思与利用意思,前者是区分诈骗罪与非罪行为的标志,后者是区分诈骗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标志。同样,金融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也包括排除意思与利用意思。虽然在司法实践中,大多数财产犯的行为人都具有永久性的排除意思,但非法占有目的并不要求行为人具有永久性的排除意思。不过,部分金融诈骗罪(主要是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排除意思具有特殊性。

第一,在一时性地取得他人财物的行为不具有刑事违法性的情况下,通常只有具有永久性或持续性的排除意思时,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例如,刑法第 193 条明文规定贷款诈骗罪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任何贷款行为都导致行为人占有了金融机构的贷款,如果只是占有金融机构的贷款,而不具有

永久性的排除意思,就不可能成立贷款诈骗罪。第二,在一时性地取得他人财物的行为虽然具有较轻犯罪的刑事违法性,但不具有金融诈骗罪(较重犯罪)的刑事违法性的情况下,通常只有具有永久性的排除意思时,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金融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例如,欺诈发行股票、债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等行为,一时性地占有了公众财产,具有一时性的排除意思。换言之,只有当行为人具有永久性的排除意思时,才能认定其具有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

(二)非法占有目的与相近概念的区分 (1)与民法上的非法占有的区别

刑法意义上的“占有”,不仅包括行使财产所有权中的占有权,还包括使用、收益和处分其他三项权利,并且这种占有必须是非法的。刑法中的非法占有是通过刑法所禁止的手段将他人所有的财物进行实际掌握和控制,使物主对物失去控制。这种非法占有决不仅仅是占为行为人自己所有,也包括行为人非法处理自己控制和占有的物,如销赃等。民法理论上的“占有”可分为两类,一是物权占有,与“持有”同义;二是指所有权四项权能中的占有,它是使用、收益、处分等其他权能的前提。包括合法占有和非法占有,善意占有和恶意占有。以合同诈骗为例,非法性体现为:一无法律根据,若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违背法律规定而取得对方当事人财物,即属于法律禁止的非法占有;二无合同依据,包括基于无效合同的占有,合同期满仍霸占对方财物等情形。

(2)与非法占为己有的区别

非法占有目的,既包括行为人将他人财物“占为己有”,也包括“为单位或第三人占有”。能单纯限定成为自己的利益而控制他人财物,或者控制后为自己本人所有。犯罪目的不因最终占有人的不同而改变,在合同诈骗犯罪中,不论是为单位生产经营解困行骗,还是为抵偿第三人债务行骗,都只是行为人内心起因和意志倾向的不同罢了,其犯罪目的仍然是希望发生转移他人财物所有权的结果。所以,非法占有目的即使不为自己,而是为单位或第三人而控制他人财物,仍属非法占有。

(3)非法占用的区别

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首先,两者在主观上都是故意,不存在过失的问题;其次,两者在客观上都采取欺骗方法,包括捏造事实、隐瞒真相等;第三,两者的行为人都处于对特定资产的不法占有状态。两者的区别在于:首先,两者主观上故意的内容不同。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将资金据为已有,无归还之意;而非法占用是为了解决一时之需,之后会积极归还。其次,两者对获取的资金的使用方式不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巧巳罪嫌疑人获取资金后,处置资金的方式是用于隐匿、转移或违法犯罪、挥霍等;而以非法占新世纪刑法新观念研究用为目的的行为人获取资金后,多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或解决一时之需。第三,两者对资金的控制状态不同。非法占有往往无法控制或无法完全控制所骗取的资金,而非法占用则能有效地控制资金,有条件支配或退还所骗取的资金。第四,非法占有者不予履行或无能力履行自己偿还赔付的义务,而最终无偿地占有资产;而非法占用往往有能力积极履行自己归还资金的义务。

二、合同诈骗罪的概念

为了正确地认识合同诈骗罪的内涵和外延,刑法理论有必要科学地界定合同诈骗罪的定义。广义的合同诈骗罪就是指一切利用合同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狭义的合同诈骗罪是仅指我国刑法第 224 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我国刑法对于可能利用合同形式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规定了若干罪名,除刑法第 224 条规定狭义的合同诈骗罪以外,还包括刑法第 266 条规定的诈骗罪、第 192 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第 193 条规定的贷款诈骗罪、第 194 条规定的票据诈骗罪、金融诈骗罪、第195 条规定的信用证诈骗罪、第 196 条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第 197 条规定的有价证券诈骗罪和第 198 条规定的保险金诈骗罪。因此,广义的合同诈骗罪与狭义的合同诈骗罪之间的关系是包容关系。所以,我们认为合同诈骗罪的定义应当界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

三、合 同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的判定 合同债务人为了,达到违约以谋取利益的目的,常以没有财产能力为借口不实际履行合同。同时,债务人又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或者低价转让财产,以放“人情债”为将来的利益回报垫底。这类行为也是一种常见的合同履行中的陷阱。构置这种陷阱的债务人主观上存在故意逃避债务,不履行合同的恶意,客观上采取了形式上看来并不违法的放弃债权或者转让财产的行为,并且给债权人实现权利造成损害。如果合同债权人不及时了解对方的资产变化情况,追踪债务人处理现实财产与债权的行为,或者轻信对方的财产证明材料,就可能进入陷阱而招致损害。同诈骗罪是目的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立法对合同诈骗罪的抉择。有学者认为,凡是使用刑法所规定的欺诈手段的,原则上均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某种含有欺诈因素的行为是否是合同诈骗罪构成中的客观行为。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有无非法占有目的。因此在判断一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时。除看行为人是否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所规定的行为类型外。还必须看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由此可见,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关键。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

首先,签订合同的目的动机不同。经济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想通过签订和履行确认相互权利义务的协议,在正常的活动中取得经济利益。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犯罪,是通过签订虚假、无效的经济合同,或者大面子来是有效合法的合同,实际上限本不准备履行,或根本无能力履行,只是沦为诈骗门手段,达到非法占有受骗一方财物的目的。因此,是否具有刑法规定的非法占有这种犯罪目的,是判定诈骗罪的关键。其次,实现合同内容的依据不同。前者通常以相应的事实为依据,后者是以虚构(包括故意扩大)的事实,诱骗对方签订合同,“自愿”交付财物。第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意志不同。利用合同诈骗的人,客观上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主观上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行为上没有履行合同的实际努力,往往是合同一签,非法占有的目的达到,就自行支配占有的财物。一旦对方追究,就蒙混搪塞,或躺倒了事。他们任意处分和挥霍花钱的事实,充分说明了他们的犯罪目的。

由此可见,民事上的经济合同纠纷和利用经济合同行骗犯罪,界限是清楚的。

如果我们离开刑法看问题,人为地把维护改革和依法惩处这类诈骗犯罪对立起来,或者离开犯罪构成的基本原理,特别是离开相应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一犯罪的最本质的特征和行为人的目的、动机,片面地强调合同这一表面“合法”形式,就不易分清合同纠纷与诈骗犯罪的界限。我们从审判实践中发现,对这种新形态的诈骗罪的具体标准和规格,存在几种片面认识,以致混淆罪与非罪的界限。

首先是如何看待这种诈骗犯罪在犯罪故意中的意志因素。这类犯罪中,行为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诱使对方签订合同,骗取财物占为已有,甚至盗窃空白合同纸,私刻公章,伪造法定代理人证件,虚构货源及履约能力,骗得贷款潜逃。这种诈骗行为的直接故意是十分明显的。但是有的故意诈骗不是很确定的,它在形成非法占有最终目的前,有一个逐步发展和转化的过程。在开放、搞活政策实行以后,有些一无资金、二无货款、三无固定经营范围的“开发公司”唯利是图,从不考虑签订合同的起码条件和履约能力,仅凭从茶馆,旅店,码头和旅途中得来门信息,削尖脑袋拉关系,任意与对方签订合同。行为人开始的心理状态还不是确定的蓄谋行骗,也绝非诚意守法经营,而在内心潜藏着“先占有对方财物后再说”的任意性。所以他们主动兜揽,不择手段,盲目签约,不顾后果。当对方要求履约或索回货款时,他们花言巧语,继续搪塞,以达到在相当长时期内或者永久性地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应当认为这不是什么合同纠纷,因为他们明知没有签约条件和履约能力,可能会给对方造成严重危害结果,而采取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签订合同,以达到先行占有,实际控制对方财物,以致最终使这种危害结果发生。我们若从本质上,从危害行为的全过程分析,可以看出行为人,非法占有的因素,只不过是由不确定故意,逐步发展演变为故意确定罢了。或者说,开始是潜伏着非法占有的可能性,到最后彻底暴露了现实性。

认定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除了要根据行为人的外在行为表现进行综合判断之外,还应当采取事实推定的方法。事实推定是一种证明方法,“是指法院依据某一已知事实,根据经验法则,推论与之相关的诉讼中需要证明的另一事实是否存在。“推定”一词是法律移植的产物。想明确推定的涵义,就必须将它与推理及推论等相近概念加以区分。推理是从己知的事实或判断出发,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律和规则,推导出新的事实或判断;而推论是“用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的推理”。刑事推定作为一种法律上的认证方法,在于改变传统的、一般意义上用证据直接

证明犯罪事实的做法,当不存在直接证据或者仅凭直接证据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时,通过间接事实(即基础事实)与待证事实(推定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进行推理,从而得出待证事实为真的结论。推定是对案件事实的最后认定,即对已知事实和未知事实之间关系的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确定。从它们各自适用的主体来看,推理主要为侦查人员所采用:推论主要是公诉人员和辩护律师所采用;而推定的主体一般是审判人员。判断的内容是某事物的存在、不存在或该事物的状态,并允许当事人提出反证予以推翻。推定的一般机理表现为根据基础事实的存在推断推定事实也存在。当推定事实无法直接证明或者直接证明的成本过高时,就可以通过证明基础事实的存在而间接证明推定事实的存在。英国著名法学家克罗斯和琼斯曾经指出:事实推定“由于它往往是能够证明被告人心理状态的唯一手段,因而在刑事司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法官应当对陪审团作出这样的指示,即他有权从被告已经实施的违禁行为的事实中,推断出被告是自觉犯罪或具有犯罪意图,如果被告未作任何辩解,推断通常成立。

四、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与犯罪故意 (一)“非法占有目的”与间接故意 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是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还是也可由间接故意构成,以刑法学界争论较多。间接故意对犯罪结果是有意识的,但意识浅而不深、朦胧而不确定。有人认为间接故意既然也称为可能故意,那么行为人对危害结果发生的认识和心理态度也就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可能产生,一种是可能不产生。或者说既有目的又没有目的,既希望又不希望,两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合同签订后,先把对方的定金、预付款据为己有,然后对履行合同抱着漠不关心、听之任之的态度,有办法履行就履行,没办法就不履行。如果实际上没有履行合同,而是把己到手的财物非法占有,这种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应属于间接故意。

也有人认为,合同诈骗罪作为目的型犯罪,行为人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在该目的的支配下积极选择合同这一手段,使相对人陷入错误并交出财物从而达到非法占有这一目的。所以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不包括间接故意。行为人犯罪的全过程均是围绕非法占有这一目的展开的,它表现为行为人有意识、有目的的积极的选择过程,对于诈骗的结果不可能是放任的。

(二)“非法占有目的”与直接故意 通常所说的“非法占有目的”与犯罪故意的关系,实质是说非法占有目的与直接故意的关系,非法占有目的是诈骗、盗窃等取得罪的直接故意内容之一,还是直接故意之外的独立的主观要件,这是刑法理论上有争议的问题。

五、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 (一)“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时间”与合同诈骗罪

关于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形成时间,存在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本罪的故意只能产生在签订合同时或之前。如果行为人签订合同时并无非法占有的目的,也无任何欺诈行为,则合同是有效的。此时,行为人依有效合同取得相对人财物实际上是依合同而享有的权利,其取得财物为合法占有,此时,行为人是不可能产生非法占有目的的。如果说有故意,那么它或是民法上不履行债的故意,或是侵占罪的故意,而不可能是诈骗的故意,因而不会构成合同诈骗罪。将非法占有的目的形成时问局限于合同签订前或者合同签订时,是十分片面的。就《刑法》第 224 条的规定来看,明确了合同诈骗犯罪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就是说,既可以发生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也可以发生在履行合同的场合。人为限制合同诈骗的主观故意只能发生在签订合同前或者签订合同时,排斥履行合同时的诈骗,是缺乏法律依据的;其次,行为人签订合同时虽然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但在合同签订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如货源、销路、市场行情的变化等,致使合同无法履行,从而产生诈骗故意。行为人为了达到侵吞对方财产的目的,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手段欺骗对方,这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客观特征,没有理由限制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只能是产生在签订合同前或签订合同时。

(二)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的表现

有关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说法足以证实将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存在于不同阶段而进行分类是有利于深入探讨非法占有目的,也有利于全面发现和运用非法占有目的的特征。如果行为人只想暂时的占用他人的财物则无非法占有的目的,也就不可能构成合同诈骗罪。但是,如果其虽然承认其所负的债务,却以各种借口长期占用他人资金而不予返还则可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行为能够构成合同诈骗罪。有司法人员结合案例认为,“侵占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往往产生于合法占有行为之后;而诈骗、盗窃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则产生于行为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之前。经过预谋、策划以后,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诱使对方签订、履行合同,达到骗取他人财物的目的。这种非法占有的故意属于事前故意,具有较强的欺骗性、隐蔽性,这类合同诈骗行为往往呈现有计划、有步骤,危害性也比较大。所谓的“事中故意”。“事中故意”,是指行为人在实施某一行为时,最初并无犯罪的故意,但在行为进行中产生了犯罪故意。有很多合同诈骗案件是在行为人签订合同之后,发现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发现对方管理混乱而觉得有机可乘,就产生非法占有目的,然后隐瞒事实真相欺骗对方继续履行合同骗取对方财物的行为,明显属于合同诈骗罪。笼统地认可合同诈骗的故意存在于合同履行阶段也是不妥的。

(三)合同诈骗犯罪中的“事后故意”

“事后故意”,是指行为人完成了某一合法或非法行为并发生结果后,开始产生犯罪意图。例如医生为病人甲剖胸作手术,剖开胸后,发现甲乃其仇人,遂放任不管,致甲死亡。这是属于事后的故意,这种事后的故意不影响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事后的故意实际上是一种由先行行为引起的不作为的犯罪行为,不属严格意义上的事后故意。在合同诈骗犯罪过程中,行为人在签订合同之后,先履行了部分合同,收受对方的定金、货款、预付款、货物后,为了避免损失或觉得有机可乘,便产生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目的,然后编造虚假事实不履行合同或不继续履行合同,骗取对方财物。根据我国刑法中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只能将事前与事中形成的非法占有目的的合同诈骗罪与事后形成非法占有目的的债权债务纠纷分别处理,而不能作混合处理。总之,合同诈骗罪之“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只能是在于签订合同或履行合同过程中的对方当事人交付(处分)财物之前,而不能在行为人收受对方当事人财物之后。也就是说,合同诈骗罪的罪过当中不存在“事后故意”。

结语

我国刑法规定,认定经济诈骗犯罪必须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非法占有目的认定是否准确关系到此类犯罪的定罪处罚。刑法上非法占有目的,一方面表明行为人意图永久获得财物所有权;另一方面,还表现为行为人意图使权利人的所有权无法实现,其共同点是行为排除权利人对财物的所有,以自己作为财物所有人的意思进行处置,导致所有权人无法实现其所有权的特定犯罪目的。非法占有目的的规定,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把不具备非法占有目的欺诈行为排除刑法调整范围之外,体现刑法的谦抑,也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参考文献 [1]〔日〕团藤重光:《刑法纲要各论》,东京:创文社 1990 年第 3 版 [2]〔日〕福田平:《刑法各论》,东京:有斐阁 2002 年增补第 3 版 [3]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4][日]大谷实:《刑法各论》,黎宏译,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3 年版 [5][英]J-C·史密斯,B·霍根:《英国刑法》,李贵方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年版 [6]〔德 1 费兰茨.冯.李斯特著:《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北京:法制出版社 2000 年版 [7]〔日]福田平,大家仁著:《日本刑法总论讲义》,李乔、周世铮译,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8][法]卡斯东.斯特法尼著:《法国刑法总论讲义》,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9]〔英〕鲁伯特.克罗斯,菲利普.A.琼斯著:《英国刑法导论》,赵秉志等译,中国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10][意 l 杜里奥.帕多瓦尼著:《意大利刑法学原理》陈忠林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 [11][日]大家仁著:《刑法概说(各论)》,冯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12][日]大谷实著:《刑法各论》,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13]梁华仁、张先中:《略论合同诈骗罪中的几个问题》,载((政法论坛》1999年

致谢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从选题到收集资料,再从写稿到反复修改,这期间经历了烦躁、纠结、坚持等不同的心境。如今,这篇论文最终完成,这些复杂的心情也都随之烟消云散。可是,在写作的过程中留下的感悟与体会永远都不会消失。

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导师给予的帮助和指导,还有各科老师的谆谆教诲,正是因为他们的严格要求,才使得我在学习上更加的严谨对待,从他们的身上,我学会了如何学习,如何工作,更学会了如何做人。

其次,我还要谢谢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和同学,你们是我大学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几年的大学生活里,不管是学习还是生活,你们都给了我最多的帮助和支持,谢谢你们,有了你们对我的关心和理解,才使得我走的更远、更有信心,我的生活因你们而更加精彩。

最后,我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和家人,没有人比你们更爱我,更包容我,你们对我的关爱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到了生活的美好,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给予我的付出,鼓励和支持,你们是我不断取得进步的永恒动力。

篇6: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

摘要: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二者非常相似,有时很难判断。本文结合理论和实践指明二者不同的认定要素和发生的法律后果。

关键词:合同欺诈;合同诈骗;认定要素;法律后果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的合同纠纷不断出现,而合同诈骗罪也是以合同形式出现的。二者相似性以及法律后果不同,给司法机关认定行为性质带来了很大难度,本文结合理论和实践对二者进行了明确区分。

合同 ,又称契约 ,是指当事人之间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当事人达成协议并建立了合同关系 ,标志着合同成立 ,但合同成立不等于合同生效。欺诈 ,意思指当事人一方故意编造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 ,使对方陷入错误而为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

合同欺诈行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 ,行为人的行为表面上是合法的 ,行为人通过订立、成立、履行合同行为 ,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 另一方面 ,行为人的行为本质是非法的 ,行为人的行为破坏了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使相对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

合同欺诈行为作为一种民事行为 ,其构成要件有四点:⑴ 须有欺诈人的欺诈行为。欺诈行为之情况有三:一是捏造虚伪事实;二是隐匿真实事实;三是歪曲真实事实。⑵ 欺诈人必须有欺诈的故意。⑶ 须表意人因相对人的欺诈而陷于错误。⑷ 须对方因陷于错误而为意思表示,即错误与意思表示之间有因果关系。①“合同欺诈行为具有以下特点:第一 ,隐蔽性。合同欺诈行为人的欺诈行为 ,相对于如标的、标准、能、合同主体等合同的主要信息 ,行为人是清楚的,在明处合同相对人则是不清楚的,在暗处。真实信息的隐蔽性 ,造成合同当事人双方的地位不平等 欺诈行为人处于优势、强势 ,合同相对人处于劣势、弱势 ,直到欺诈行为败露。这种对信息掌握的不平等导致的地位不平等 ,并不是因为相对人认识能力的局限 ,而是因为行为人的恶意而为。①苏辉,试论合同欺诈[J].宿州师专学报,2002,(9)。

第二 ,干扰性。合同欺诈行为人的欺诈行为 ,把要约或承诺的错误条件反映到相对人大脑中 ,使相对人在规避合同风险和实现预期利益的决策中作出与自己本来意愿不一致甚至相反的决策 —错误的意思表示。相对人的“意思 自治”由于行为人的干扰而成为“意思他治”。第三 ,破坏性。I破坏了合同当事人的地位平等 ,由于其隐蔽性 ,使合同欺诈行为人处于优势、强势 ,使相对人处于劣势、弱势。II破坏了等价交换的原则。任何当事人从事交易活动,都要遵循等价交易法则 ,不得尔度我诈 ,强取豪夺III破坏了交易的自愿性。通过欺诈等方式使对方作出与其真实意思不相符合的意思表示IV破坏了社会信用。欺诈行为败露后 ,人们将对正在或即将作出的交易行为时时处于怀疑、恐惧之中。第四 ,非法性 欺诈行为都危害了社会济秩序 ,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 ,在法律上属于应受禁止的非法行为。”

关于合同欺诈行为的法律效力, 我国《合同法》一般认为合同欺诈行为损害了私人利益 ,可以撤销 ,表明损害私人利益的合同欺诈行为并不必然无效 ,即并不是必然不受法律保护。如果被损害人放弃撤销权 ,则法律保护合同欺诈行为 ,如果被害人主张撤销权 ,则法律不保护合同欺诈行为 ,被撤销的合同则无效。我国《刑法 》第224条规定:合同诈骗罪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 ,数额较大的行为。它具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 ,应受到刑法惩罚。

①“合同诈骗犯罪的认定要素,从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看,只是列举了合同诈骗罪的客观行为表现形式,要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还必须以行为人的履约能力为基本出发点,结合行为人的履约能力、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事后态度等方面综合认定。在具体认定要素上,主要应审查:主体资格是否真实。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即以虚假面目出现,显然可说明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之存在。行为人有无履约能力。具备履约能力是合同得以适当或完全履行的基础,如果明知没有履约能力或只有部分履约能力,却与他人签订远超过自己履约能力的①刘恒然,合同诈骗犯罪的认定要素[J].江苏法制报,2008,(12)。

合同,骗取对方财物,应视为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

即着眼于行为人有无履行能力还不足以证实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还要看行为人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如何。尽管有履约能力,但无实际行动或履行小部分义务,目的是套取更大的回报,行为实质上属非履约行为,充满欺骗性,则足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行为人没有履约的原因。如果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并无欺骗手段,签订合同后也积极履行合同,但因决策失误等正常商业风险或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最终无法履行合同,并给对方造成损失,因行为人主观上无非法占有之目的,故不能成立诈骗犯罪,仅成就民事上的违约事由;相反,若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或履行合同中存在“借鸡生蛋”,赚了就还,亏了就不还的心理,且履约过程中确实不尽力,并最终导致他人财产损失的,应以诈骗罪认处。行为人对财物的主要处置方式。目前的做法是,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不是按照合同的约定进行处置而是隐匿或是任意处置,主要表现在用于偿还债务、挥霍、用于非法活动、非经营性支出等或携款潜逃,就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反之,无论行为人签约时对于到手的款项心理态度如何,不管是依约还是挪作他用,只要是用于正常经营,因商业风险而导致最终损失的,则不认定为诈骗犯罪。”

① “合同民事欺诈纠纷与合同诈骗的联系与区别:

合同诈骗犯罪与合同民事欺诈纠纷有许多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两者得以发生的基础相同。无论是合同诈骗犯罪还是合同民事欺诈纠纷,都既可以发生在合同的签订过程中,也可以发生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

第二,行为人的主观心态都是故意。既具有欺骗对方,使对方的认识陷人错误,从而违背其真实意思而与之签订合同或履行合同,以谋取一定的非法利益。而且,这种故意都是直接故意。

第三,客观上都具有欺骗对方当事人的行为。合同诈骗犯罪与合同民事欺诈①周韵,论合同民事欺诈与合同诈骗犯罪的界限[J].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3)。

都带有“诈”字,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或是利用对方的错误或进一步加深对方的错误等等作为及不作为,都是合同诈骗犯罪与合同民事欺诈的共同手段。

第四,合同诈骗犯罪与合同民事欺诈纠纷,都主要是发生于经济交往过程中,且都是以合同的面目出现。这些合同从表面上看,条款是规范的,内容和形式也是合法的,合同的虚假性不易被识破。

第五,受欺诈人与对方签订或履行合同,表面上看也都是自愿、真实的,实质上这种意思表示都是有瑕疵的,并且都与欺诈行为有因果关系。

合同诈骗犯罪与合同民事欺诈纠纷,尽管存在上述相同之处,但在法律性质上存在重大差异,两者之间主要有以下区别:

第一,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内容和目的不同。虽然合同诈骗犯罪与合同民事欺诈行为在主观上都存在着直接故意,但故意的内容和目的不同。在合同诈骗犯罪中,行为人的目的是为了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的财物,主观上并没有履行合同的目的,而仅仅是利用合同这一合法的形式;但是在合同民事欺诈中,行为人的目的是为了谋取不当或不法的利益,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尤为重要的是,行为人所谋求的不当或不法利益,恰恰是意图通过合同的履行而实现的。这一点是区分两者的关键。

第二,客观上有无基本履约行为不同合同诈骗犯罪行为的目的由于是为了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的财物,因而在客观上没有基本的履约行为。犯罪行为人或者是签定虚假的合同,或者是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千方百计地创造借口逃避履行合同义务。在有些情况下,行为人即使也有少量地履行合同的行为,但这仅仅只是一种假象,其实质在于骗取对方的信任以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合同规定的大部分义务,他是不会履行的。这种情况即所谓的“钩鱼合同”。但是对于合同民事欺诈行为而言,由于非法利益的获得正是通过合同的履行而得以实现的,因此行为人客观上必然会有合同履行的行为。

第三,法律上对于欺骗行为有无财产数额的要求不同。合同诈骗犯罪是一种财产型犯罪,对于财产犯罪刑法上一般要求数额较大,这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之一。因此,利用合同诈骗犯罪,合同标的数额应当符合刑法关于“数额较大”的要求。但是合同民事欺诈纠纷中,欺诈行为的构成不以受欺诈方有财产损失为

必要条件,因而合同标的数额的大小,并不影响合同民事欺诈的成立。

第四,行为性质不同。合同诈骗犯罪和合同民事欺诈虽然都是一种欺骗行为,但性质上截然不同。在合同诈骗犯罪中,尽管表面上也存在合同且合同的订立程序也相当完备,但由于行为人只是想利用合同来达到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因而该类行为的性质已经超出了民法及合同法等私法的调整范围,是一种严重违反公法的行为。这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合同诈骗行为,根据其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和轻重,可以向利用合同进行治安诈骗的行为转化,但无论如何决不可能横跨公法、私法的二大领域而转化为合同民事欺诈。换言之,合同诈骗犯罪与合同民事欺诈不可能亦此亦彼,存在重合的情形。因为合同民事欺诈虽有欺骗,却是在履行前提下的欺骗,它作为一种意思表示有瑕疵的私法行为,历来就属于私法的范畴。正是因为这种性质上的差别,合同民事欺诈属于经济纠纷,而合同刑事诈骗则是经济犯罪的一种。

第五,行为的完成形态不同。合同诈骗犯罪是一种结果犯,在行为的完成形态上有既遂与未遂之分。因此,凡发生了法定的危害社会的结果即构成犯罪既遂。相反,如果行为人已着手实施诈骗犯罪行为,而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发生法定的社会危害结果,则应认定为犯罪未遂。合同诈骗犯罪虽未造成合同相对人的实际损害,但这种行为有其较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而行为人仍应承担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指出:“已经着手实施诈骗犯罪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获取财物的,是诈骗未遂。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也应当定罪并依法处罚。”但是在合同民事欺诈中,如前所述,该行为要么成立,要么不成立,不存在行为完成形态上的既遂与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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