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代表人利用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贷款诈骗罪,合同无效

法定代表人利用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贷款诈骗罪,合同无效（共5篇）

篇1：法定代表人利用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贷款诈骗罪,合同无效

篇一：企业借贷无效的法律风险 企业借贷无效的法律风险 【要点提示】

由于国家对于融资方式的监管加强和一些企业自身运转中的问题不断呈现，对于很多中小企业而言，其获得的合法的金融金钩资金支持由于自身条件的不足而具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货币的市场经济的第一推动力。企业的存在法则就在于资金运转。没有足够的资金，一个企业无论是在自身的内部运营还是在外部市场拓展方面都会举步维艰。所以，企业对于资金的强烈需求与现实条件下的资金支持无法满足的这些矛盾，使得许多的经济活动主体在融资中往往饥不择食，不顾借贷方法方式，导致一些借贷行为无效。导致无效的借贷的原因很多，有主体不合格情况，也有内容不合法的情况。例如，企业间的借贷。这种借贷方式，在我国还没有开放非金融主体进行融资的前提下，因被法律确认无效而存在巨大的经济和法律风险。【相关案例】

原告甲公司起诉称，乙医药公司于2007年8月24日向丙公司借款1200万元，承诺与2007年9月24日归还。但借款到期后，乙医药公司未按照约定履行还款义务。2008年7月5日，甲公司、乙医药公司以及被告李某共同签署一份欠款协议，约定：2008年10月31日乙医药公司偿还甲公司全部借款以及利息，共计1348万元。同时，被告李某自愿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协议到期后，乙医药公司未依约履行，甲公司诉讼至法院。【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甲公司与乙医药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但是甲公司有权要求乙医药公司返还借款本金以及自2007年8月25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2008年7月5日欠款协议亦效，但因为被告李某作为乙医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应视为李某有过错。其承担民事责任部分，不应超过乙医药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风险提示】

1、借款合同无效的法律风险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以及有关的《经济法》《行政法》等有关规定，借款合同在以下情况下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2）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由第（5）点延伸出来，我国《贷款通则》第57条的规定，“各级行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不得经营贷款业务。企业之间不得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的融资业务。”处于维护金融秩序和其他各种因素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正批复如下：“企业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

借款合同无效，其风险在哪？我国《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遭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这里的责任如果被放大地看，出借方有可能因为自己的过错要承担过错责任——自己承担损失或者部分损失，如本金的损失、利息的损失。另外，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有利息必须被收缴，即对至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还款期满之日，至法院判决确定借款人返还本金期满期间内的利息，应当收缴，该利息按借贷双方原约定的利率计算，如果双方当事人对借贷利息未约定，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计算。所以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无效的，除了得不到法律的维护，还会受到收缴利息的惩罚。

2、刑事责任的风险

企业之间的借款合同，在严重破坏金融秩序的情况下，不仅要承担合同无效的民事责任，还要承担刑事责任。一般合法的金融机构借贷出的资金有严格的使用限制，即企业只能用于自身企业的发展需要。所以当一个企业并不是出于这个目的，而把从金融机构处获得的资金高利转贷给其他企业，达到一定数额的，就严重扰乱了我国的金融秩序，这就有可能触犯《刑法》，构成犯罪。我国《刑法》第175条规定，“以转贷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的5倍以下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另外，个人、企业进行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构成非法集资罪，应被追究刑事责任。非法集资往往以高利为诱饵，以合同未掩盖，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从目前社会上反应出来的一些非法集资的案例看，其往往对参与的社会公众造成血本无归的严重后果，社会危害较大，所以，非法集资数额达到法定标准就要承担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非法集资的罪名依照集资方式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欺诈发行股票、债权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等。

3、信用风险

从本来意义上，信用风险又称为违约风险，是指交易对方未能履行约定契约中的义务而造成经济损失的风险，即一方（受信人）不能履行还本付息的责任而使另一方（授信人）的与其收益与实际收益发生偏离的可能性。但在这里，我们指的是企业借贷无效后，受信人由于经营不善、无力偿还资金，给资金出借方造成的风险。这种风险会产生蝴蝶效应，波及其他企业，最后给国家金融体系产生原本意义上的信任风险。篇二：以借款合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如何定性

关于hcl、hch和hy三人涉嫌合同诈骗的报案材料

报案人：lhy，男，汉族，×年×月×日生，住×××××× 身份证号×××××× 犯罪嫌疑人：hch，男，汉族，×年×月×日生，住×××××× 身份证号×××××× 犯罪嫌疑人：hy，女，汉族，×年×月×日生，住×××××× 身份证号×××××× 犯罪嫌疑人：hcl，女，汉族，×年×月×日生，住×××××× 身份证号××××××

案由： 合同诈骗

一、主要涉案事实 ：

2010年11月下旬，犯罪嫌疑人hch和hy找到我，以高额利息（月息6分）为诱饵，骗我借钱给××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和hcl，帮助“周转”还贷（还贷后再续贷）。两人又编造种种理由说还贷时间比较紧，hcl是a公司法人，在外地，要我先打款到a公司账号，事后再由hcl在借据上补签字。我当时并未与hcl直接认识，便有些犹豫。为了制作充分的假象，hy利用自己担任××信用社主任的身份当场拿出了一份所谓a公司贷款凭证的材料，又说借款时间只要一个月，h、h二人又分别以“经办借款人”和“担保见证人”名义向我出具两张“借据”（一张200万元，一张250万元），约定了打款账号、利息、借款期限、还款人等内容。我当时信以为真，便按照“借据”的约定在2010年11月24日和26日分两次给a公司账户汇款合计450万元。事后，我多次催促h、h二人完善hcl的补签字手续，但二人总以各种理由推诿，2010年12月下旬借款期限届满时hcl也没签字更没还款。2011年1月23日晚hcl突然打电话约我在××大酒店405室见面，我以为是她要还钱。不料我到那里时hcl、hch和hy三人已经摆起了“鸿门宴”，先是hcl否认曾指示h、h二人向我借钱，接着h、h二人支支吾吾不认账！我当时告诉他们考虑法律后果后愤然离席。

此后，我多次联系三人，但hcl和hy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要我找hch。当我转而联系hch时，虽然想尽各种办法，但始终找不到hch踪影，事实上hch已经逃匿！另据了解，h、h二人所谓的a公司“周转”还贷根本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而我汇款的a公司账号已经在2010年12月清零!！至此，事实已经很清楚，三人根本不是“借”钱，而是通过签假合同（“借据”）和“弹双簧”的方式诈骗他人财物，现在又通过“踢皮球”、玩失踪来掩人耳目，是典型的合同诈骗行为。

二、本案补充事实 ：

另外，我还有以下事实向公安部门汇报：

1、hch已经畏罪潜逃。hch在骗走钱后便频繁改变手机号，先后使用的有××××、××××、××××、××××等，但现在这些手机号或者关机或者占线或者无法接通。为了找到hch，我三番五次到hch的老家（××××）、办公地（××××）、出租房（××××）、其“女友”（情妇）××的老家（××××）、其好友××在××××的住处等地查找，又三番五次联系或走访了hch妻子×××、侄女×××和×××、其兄弟姊妹、好友等十数人，均不能找到他的下落。

2、赃款已经被转移。我汇款的a公司账号为××××，开户行为农商银行××××分理处。该账号已在2010年12月清零，赃款已经被转移。hcl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hcl实际将赃款占有并转移。

3、借钱的理由纯属诈骗。根本不存在h、h二人所谓a公司需要“周转”还贷的问题。a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是“×××”也并非如二人所说的是hcl，但是“×××”与hcl系母女关系。hcl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4、h、h、h二人是合谋诈骗。hch与hcl既有商业合作更是“情人”关系。在经济方面，h、h、h 二人也关系密切。hcl曾将其控制的××××的一宗地块的31%的份额以800万的价格转让给hch。因为hch没有资金实力，三人便合谋“借款”诈骗，hy以信用社主任身份出面协助，事后收取数十万元的佣金。

5、h、h二人有长期勾结违法的事实。自2007年起hy及其丈夫××曾数次以私人名义向hch提供高息贷款，每次数额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这些款项来历不明，鉴于hy××××信用社主任的特殊身份，其贷款极可能挪用自信用社的公款。

三、h、h、h三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h、h、h三人的行为违反了《刑法》第224条的规定，涉嫌合同诈骗罪，且属团伙作案，涉案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由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立案并追究三人的刑事责任，理由如下：

1、hch和hy已经构成了合同诈骗罪。h、h二人找我借钱时，以高额利息为诱饵，虚构周转还贷和

hcl是a公司法人的事实，又出具约明利息、借款期限的“借据”进一步制作签订合同的假象，赃款到手后h、h二人互踢皮球，hch畏罪潜逃，合同诈骗的事实和意图已经昭然若揭，案发至今已4月有余，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

2、hcl事前参与谋划，事后转移赃款，也是重要犯罪嫌疑人。hch与hcl既有商业合作更是“情人”关系。是hcl提出hch到外面以其名义骗钱，二人又拉身为信用社主任的hy入伙，事成后钱款打在hcl所控制的公司账户，hcl再将账号清零，转移赃款。可见，具体操作是h、h二人出面，而h参与谋划，在幕后操纵并提供帐户转款，事成后清空账户，转移赃款。

3、hcl、hch和hy三人是有预谋的团伙作案，涉嫌的诈骗数额高达450万，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刑法部分条款数额执行标准和情节认定标准的意见》的规定，三人诈骗钱款“数额特别巨大”，可能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属于重大经济犯罪，依法应由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立案并追究三人的刑事责任。

综上，h、h、h三人事前通谋，以高额利息为诱饵，通过签假合同（“借据”）和“弹双簧”的方式诈骗他人财物，其行为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为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为维护诚信守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特请公安部门对此案予以立案侦查，追究hcl、hch和hy三人的刑事责任。

序,因此不符合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围,被告人陈某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案例二：周某某合同诈骗案被告人周某某用伪造的房产证做抵押与被害人张某签订借款协议书.骗取张某人民币18万元.后张某到朝阳区房管局核实房屋产权时被告知房产证系伪造的,发觉被骗遂报警.后被告人周某某被抓获归案.检察机关以周某某涉嫌犯合同诈骗罪向法院依法提起公诉, 法院以被告人周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上述两个案例的基本事实和犯罪手段基本一致,但判决结果却截然不同, 因此引出实践中困扰司法实务部门的一个问题:以借款合同形式实施诈骗的行为该如何定性.二、分歧观点 实践中,对以借款合同形式实施诈骗的行为,主要存在如下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定诈骗罪.理由是借款合同虽有合同形式,但是与普通民间借贷中借条的性质一样,公民个人之间进行类似借款协议,不能体现市场交易性质,不是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应当认定为个人之间的诈骗罪.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当定合同诈骗罪.理由是通过借款合同形式进行的诈骗,是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的行为,同时伴有抵押,质押等特殊的担保形式,此类合同不等同于普通民间借贷中的借条,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交易特征,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第三种意见认为,如果是自然人实施的行为,应当定诈骗.理由基本同第一种意见;如果是单位实施的行为.应当定合同诈骗罪,因为单位的参与使得整个借款合同的

性质发生了变化,就具有了市场交易的性质,体现市场经济秩序.而且诈骗罪没有单位犯罪.三、评析意见 我们在实践中同意第二种意见,主要理由如下:首先,不应当以犯罪主体是否单位或个人来判断合同诈骗或者诈骗.第三种意见认为,如果签订合同的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单位的,就能够体现市场交易性质.如陈某合同诈骗案中,法院在审查时就认为,如果陈某是以单位名义签订合同并将借款直接用于单位经营,那么其借款的行为就能体现市场经济秩序性质, 就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但事实上陈某并未将借款用于单位经营,而是用于个人支配使用,故无法认定为单位犯罪,也就无法体现市场交易的特征,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 这种观点有待商榷.《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并未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被害人一方必须是单位,这不是合同诈骗罪的必要条件.通过对合同的主体进行界定,即将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之外的自然人之间订立的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之外来,同一个行为,如果单位实施是合同诈骗罪.而自然人实施就变成了诈骗罪,显然违背了立法原意,不符合现行的法律规定.其次,不应当以合同内容是否系原《经济合同法》(已作废)规定的经济合同来判断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理由如下:虽然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看,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似乎仅指原《经济合同法》规定的经济合同,因为1997 年的《刑法》颁布前,有关的司法解释曾有这样的表述.但是应当注意到,修订后的《刑法》第224 条在规定合同诈骗罪的罪状时,并没有继续沿用上述司法解释的说法,而只用了合同一词.而原有的《经济合同法》已经废止,现行的《合同法》已经不再出现经济合同一词,而是使用民事合同.《合同法》第2 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能是身份合同,因为身份合同受到侵犯后,其侵犯的客体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因此.对利用身份合同实施诈骗犯罪的.只能以诈骗罪处理.通过对合同的内容进行界定即将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界定为在市场经济中交易的合同也不科学.因为按照《合同法》的有关立法解释, 社会经济指的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顾昂然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案)》的说明中提到,合同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由此一来,对合同诈骗罪作出的司法解释如要将《合同法》中的合同再分为市场交易与非市场交易两种类型,恐怕不但实践中难以操作,而且也有违背立法原意之嫌.显然,司法实践部门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法院系统的指导意见和实务操作指导书中,也有如下表述.关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结合本罪的侵犯客体和立法目的进行具体理解和把握.合同诈骗罪规定于刑法分则第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不仅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而且侵犯国家合同管理制度,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因而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以维护正常市场秩序为宗旨的现行合同法基本涵盖了绝大部分民商事合同,对各种民商事合同行为进行了规范和调整,其对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应再以典型的经济合同为限,同时,不能认为凡是行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进行诈骗罪的,均将构成合同诈骗罪,与市场秩序无关以及主要不受市场调整的各种合同,协议,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予合同,以及婚姻,监护,收养,扶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主要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行政合同等,一般不应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构成犯罪的,应以诈骗罪处理.但是.由于这一掌握标准确实仍有难以把握的地方,因此实践中难免出现分歧.陈某案中,法院认为,此类民间借款合同的性质与借条一样,虽有合同形式但不是市场交易行为,不能体现市场经济秩序,故不是合同诈骗罪.笔者也认为,一般利用生活消费民事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应定性为普通诈骗,而非合同诈骗,如日常生活中一方虚构事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借条方式骗取借款后不还的行为,一般应认定为诈骗罪而非合同诈骗罪.但陈某案中,借款是以房屋和支票作抵押的借款合同的形式出现,显然不能等同于一个简单的借条,合同规定了借款形式,期限,利息,并约定了担保形式,显然这一借款形式已经超越了日常生活消费领域的民事行为而是一种商事经营领域的商事行为,而嫌疑人往往是通过在担保形式作假来虚构偿还能力骗取借款,其行为就是利用了借款合同这一特定的形式来进行诈骗,因此完全符合《刑法》第224 条第(二)项合同诈骗罪中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 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特征.最后,我们在实践中也应当避免另一个极端,即见合同就定合同诈骗罪.我们签订了各种协议,但是这些协议只是对某一阶段事实的一个证明,并非取财的关键,我们认为这种情形下就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如我院办理的丁某某诈骗案中,丁某某虚构了借用房屋抵押周转资金的事由与被害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取得房产,虽然有房屋买卖合同,但被害人并非想履行该合同,丁某某也不是利用该合同来进行诈骗,因此该案应当定诈骗罪而非合同诈骗罪

以借款合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如何定性 ——温守川合同诈骗案 张 华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温守川，男，1956年1月17日出生，大专文化，系成都市曾记茶业有限公司、成都市渝蓉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涉嫌合同诈骗犯罪于2000年9月12日被逮捕。

2001年4月29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被告人温守川犯合同诈骗罪，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温守川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人民币26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构成合同诈骗罪，提请依法予以惩处。在法庭审理中，被告人温守川否认起诉指控的事实，辩称其没有向张国林隐瞒企业经营状况，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的经营活动，借款到期后并没有逃匿。

辩护人认为，温守川所经营的企业均系依法成立，借款时，温已将其经营情况如实告知张国林，且成都南莱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莱公司)与温守川的抵押借款在1999年7、8月间续订合同时已作了变更，取消了抵押条款，不属重复抵押。所借款项用于其经营活动和投资养殖场等。借款到期后，温提出过分期还款及转移抵押物，但遭张的拒绝，且温也没有携款长期逃匿的迹象。故认为温守川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本案属经济纠纷。公诉人答辩认为，被害单位上海鸿远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下称：鸿远公司)总经理张国林陈述，钱辉、赵炜、杨建军等多名证人的证言和审计查证报告等证据证实，被告人温守川在向鸿远公司借款时，隐瞒了其企业经营不善、个人负有巨额债务，并将已抵押给他人的财产进行重复抵押。借款到帐后，温仅将少部分借款用于曾记茶业公司的经营，其余均被用作其它用途。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1998年9月，鸿远公司总经理张国林经人介绍与从事化工、餐饮、茶叶经营的被告人温守川相识。1999年2月，被告人温守川隐瞒其经营不善和负有大量债务的事实，向张国林称其茶叶经营有高额的利润，并用曾记茶业公司名义，以年30％的回报向鸿远公司借款260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为此，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该借款用于曾记茶业公司的流动资金，借款期限为1年，曾记茶业公司以上述固定回报，至借款到期日一并给付；曾记茶业公司以成都曾记上海食府的资产、曾记茶楼全部股份资产和曾记茶业公司及所属茶庄全部资产作为抵押。但其中的曾记茶楼已于1998年6月被温守川抵押给了南莱公司。鸿远公司开出金额为260万元的银行汇票，并于同月8日划入曾记茶业公司的银行帐户。款项到帐后，温仅将其中的64万余元用于曾记茶业公司的经营业务，其余被用于成都市渝蓉商贸公司的还款和划入其经营的成都曾记上海食府使用，以及归还其它债务等。

2000年2月，借款到期后，张国林等人多次向被告人温守川催讨，但均遭温守川的搪塞、拒绝。之后，温关闭了移动电话、寻呼机并离开成都市躲避至四川省广汉市隐匿。同年8月3日，公安人员在广汉市中山小区23幢4单元4－1号将温守川抓获。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温守川身为曾记茶业公司等单位的主管人员，其在与鸿远公司有关人员签订、履行合同中以故意隐瞒事实真相，采用重复抵押等欺诈手段，以借款方式骗取鸿远公司260万元，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予处罚。被告人温守川系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犯罪，违法所得归属单位所有，故属单位犯罪，被告人温守川应承担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温守川故意隐瞒事实真相，以曾记茶业公司名义采用重复抵押等欺诈手段，骗取鸿远公司260万元，并将其中大部分钱款用于归还欠债或其它用途，借款篇三：以单位名义犯贷款诈骗罪如何认定 以单位名义贷款诈骗罪名如何认定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大河网 点击数：1117 更新时间：2008-4-8 10:21:51 河南法学网讯 本案是一起以单位名义实施的贷款诈骗案件，由于我国《刑法》规定对于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也不能以该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本案如何定性遂成为难点。本案被告人实施的骗贷行为因不具有意志整体性及非法利益团体归属性而应认定为个人犯罪，从而解决了单位犯罪和贷款诈骗罪之间的竞合和冲突问题。案情

1995年4月至2002年12月，张某（被告人，原系某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某房地产开发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其丈夫施某（另行处理）先后虚假出资注册成立了某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某房地产开发实业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主要从事股票交易。2001年10月至2004年1月，张某提供内容虚假的财务报表，先后以上述四家公司的名义与某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信托公司）签订资金信托贷款合同，用施某、刘某及冒用他人名义作为出质人与信托公司签订质押担保合同，由张某、信托公司、监控券商（某证券经纪有限公司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证券部）三方签订监控协议书，并由监控券商出具虚假的股票市值证明，张某以施某、刘某等出质人的虚假资金账户和股东账户下的资金及市值股票作质押，向信托公司骗取贷款共计13笔，金额共计人民币6.2亿元，其中已归还本息3.1亿元，尚未归还本金4.1亿元。张某将所骗款项用于归还欠款、个人购房及股票买卖等。

沈某（被告人，原系某证券经纪有限公司证券营业部总经理）明知张某本身无资金，且明知出质人在证券部和某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商城证券部营业部（下称商城证券部）未开设资金账户或出质人资金账户与实际持有人不符，且无市值股票或无足额市值股票可用于质押的情况下，仍以证券部、商城证券部的名义，多次为张某向信托公司骗取贷款出具虚假的股票市值证明，使被害单位信以为真，向张某发放大量贷款。沈某对贷款资金不履行监控职责，明知张某未归还贷款，在股市下跌、张某股票亏损的状况下，应张某要求，多次大量提现共计6000多万元供张某使用。

一审法院以贷款诈骗罪分别判处张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沈某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一审宣判后，未有上诉或抗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一、张某具有非法占有所骗贷款的主观目的

本案中张某为取得信托公司的贷款，通过虚假出资注册成立了四家公司，并以施某、刘某等人的名义或冒用他人名义作为出质人，使用不实的资金、股票账户，勾结监控券商出具虚假的股票市值证明，诱使信托公司相信其确有大量质押股票可确保还款，从而使信托公司与之签订贷款合同并向其大额贷款。应当说，在整个行为过程中，张某实施的骗贷行为是较为明确的。因此，在本案的法律适用过程中，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对本案定罪量刑具有关键意义。

张某在审理中辩称自己并无非法占有贷款不还的主观故意，对此，虽然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是一种心理活动，但它并不是脱离客观外在活动而存在的。首先，从张某实施贷款的背景来看，张某在贷款时所控制的四家公司均系虚假出资成立，公司成立后又无实际经营活动。其次，从张某实施贷款后的使用情况看，其将所贷款项中的大部分用于风险性极高的股票投资，在贷款不能按期归还的情况下，仍继续大量贷款。上述行为表明，张某在明知自己没有归还能力的情况下仍大量骗取他人资金，并将所骗资金用于高风险活动及取现等，其客观上已没有归还贷款的可能，其主观上也没有归还所骗资金的意图，从而可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所骗资金的主观目的。

二、张某的行为是在单位名义下实施的个人犯罪

本案中，张某所实施的骗贷行为基本是以其所注册成立的四家公司的名义实施的。虽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并未对张某的行为是否系单位犯罪产生太大争议，但从正确适用法律的要求讲，法院必须对此问题作出明确的结论。

就贷款诈骗犯罪而言，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并未规定单位可以构成该罪，如果单位实施了贷款诈骗行为，其处理方式无疑要有所区别。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根据《刑法》第三十条和第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单位不构成贷款诈骗罪。对于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也不能以贷款诈骗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单位十分明显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因此，本案是否成立单位犯罪，直接关系到对案件当事人的罪名适用并进而影响其量刑。

张某以自己或他人的名义先后注册成立了四家公司，从公司的决策上看，四家公司不具有独立的单位意志，其完全受“幕后老板”张某一人的控制。从公司的经营上看，张某对上述公司的实收资本均未真实投入，公司成立后除用所骗贷款从事股票交易外没有实际经营活动，亦未向税务部门进行纳税。从四家公司的利益归属上看，公司没有独立的财务和经济体系，公司所有合法及非法“经营”收入均为张某所控制和取得。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发布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因此，本案系张某个人犯罪，不能认定为单位犯罪。

显然，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公司的名义，通过使用虚假证明文件，利用虚假质押担保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金融机构信托公司数额特别巨大的贷款，其行为已构成贷款诈骗罪。

三、沈某构成张某贷款诈骗的帮助犯

本案中，沈某在明知张某提供的出质人无相应的资金账号，出质人名下无资金、股票的情况下，仍多次为张某贷款出具虚假的股票市值证明，使信托公司确信张某拥有上亿元的市值股票，从而向张某发放大额贷款。在股市下跌过程中明知张某炒股亏损，仍然帮助张某提现。虽然沈某辩称与张某没有共同犯罪故意，但需根据案件事实，结合我国《刑法》对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及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来加以认定。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犯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具备“共同犯罪故意”，在客观上则必须实施了具有内在联系的犯罪行为。就本案而言，沈某在客观上对张某实施骗贷行为的帮助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没有沈某提供的虚假资信证明，张某不可能向金融机构取得数额如此巨大的贷款；如果没有沈某的帮助，张某也不可能将上亿元资金提现。本案事实表明，在主观上沈某与张某存在意思联络，应认定二人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综上，可以认定沈某与张某构成贷款诈骗罪的共犯。

值得注意的是，沈某之所以帮助张某实施骗贷行为，其犯罪动机仅在于做大营业部业务量，为了单位利益，个人没有非法所得。虽然行为人的犯罪动机并非犯罪构成要件的内容，一般不影响对犯罪主观方面的认定，但是，犯罪动机作为刑罚裁量过程中的酌定情节，却有可能影响对行为人的量刑。

篇2：法定代表人利用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贷款诈骗罪,合同无效

关键词：继承合同,遗赠扶养协议,遗嘱,法律效果

制定法由于语言文字本身的因素、立法者认识的局限以及法律的功能决定了制定法具有滞后性, 在法律和社会之间存在差距也就在所难免。《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以下简称《继承法》) 自1985年颁布一来, 已经经历了快20个年头。如此, 在该领域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更是屡见不鲜。如在学理上和立法上, 就有人提出继承合同或建议在修改《继承法》时需纳入继承合同的规定。但是, 在目前, 在新的《继承法》未颁布之前, 我们的法官仍然需要对案件做出判决。那么, 针对这些继承合同的情况, 我们的法官应该依据法律的哪一条做出判决呢?即继承合同的法律效果是怎样呢?因此, 本编文章试图站在解释论的角度去探讨这样的问题, 至于是否需要重新制定相关法律来规制这一现象, 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一:2008年6月26日, 罗某与其生母严某、阿姨严某某签订了一份《遗赠抚养协议》, 并经过当地法律服务所证实。协议约定:严某获得的一切收入均由严某某所有, 严某从此由严某某抚养, 罗某从此不必再赡养严某, 并且严某以前起诉到法院要求罗某赡养的生效判决也不再执行, 并由严某某返还罗某在法院判决后赡养严某的一切费用。2009年1月笔者所在的法院通过执行发现, 严某可获得一份可观的征地补偿金, 在严某还未将征地补偿金领走前, 罗某到法院要求按照上诉《遗赠抚养协议》的约定, 从补偿金中先支付严某某应当返还的赡养费。

分歧:根据我国《继承法》第31条的规定:“公民可以与抚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 抚养人承担该公民的生养死葬的义务, 享有受遗赠的权利。”虽然该条文并没有直接限制抚养人的身份, 但是根据体系解释的方法, 应当认为该条条文中所说的抚养人应当是对被抚养人没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 即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因此, 该案中的情况不适用我国《继承法》的该条规定。另一种看法认为, 该案中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 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 同时对《继承法》的该条条文不应做出上述所谓的体系的解释, 认为此类案件仍然适用《继承法》的第31条。

案例二:胡某有一女一养子李某, 女儿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并在那成家, 一年难得回来次, 而养子在本地工作但不与胡某住一起, 胡某有次犯病后被养子发现及时送医救治, 医生叮嘱胡某, “其医情可能复发需要人长期在身边照顾”, 因此胡某和养子李某达成遗赠扶养协议“在胡某有生之年养子能尽心照顾自己, 愿意把自己现在的住房赠送给李某。”几年后, 胡某突然发病过世, 胡女与李某就房屋的继承起争执起诉至法院。

对于该案的争议大致如上, 有人认为该一赠扶养协议有效, 有的则认为无效。因此, 笔者认为, 为了达成司法适用上的统一性, 实现同案同判的法律效果, 又必须要对于这一类的继承合同做简要研究和探讨。

二、相关概念介绍

1、遗赠:

根据我国《继承法》第16条的第一款与第二款可以得出, 我国在《继承法》上的遗赠是指以遗嘱的方式将遗产指定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之外的人。

2、遗赠抚养协议:

依据我国《继承法》第31条的规定可以看出, 遗赠抚养协议是指公民与抚养人签订的以抚养人承担被扶养人生养死葬的义务和因此享受遗赠的权利为内容的合意。

3、继承合同:

所谓继承合同, 是指被继承人与继承人、其他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等就继承权或者受遗赠权的取得或者消灭等而达成的合意。该定义与“继承契约”不同, 后者主要是指家庭成员之间所订立的关于遗产继承的合同。但是这里所谓的继承合同应当包含了“遗赠合同”, 为了避免过于繁琐, 因此相关学者仍然沿用了“继承合同”的称谓, 并以此统一称呼一切通过协议确定当事人对被继承人和遗产的权利义务包括取得继承权或者受遗赠权的行为。

三、跟上述案件类似的继承合同的法律效果

由于继承合同的定义的外延很广, 并且毫不疑问包含了我国《继承法》上的遗赠抚养协议, 因此本文并不致力于所有的继承合同, 只是探讨与上述案例类似的继承合同, 即被扶养人与具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之间订立的关于抚养义务或者限制抚养义务的继承合同。笔者看来, 如果被扶养人与具有抚养义务人之间签订的合同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即应当承认此类合同的效力, 同时, 法官在判决此类案件时应当适用的主要条款是我国《继承法》第31条的规定。如果, 被扶养人与抚养义务人之间订立的合同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即应当认定此类合同无效, 视为没有合同。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21条的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该项规定应当是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违反此项规定的合同应当是无效的。虽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条的规定, 有关于身份关系的协议, 适用其它法律的规定。但是, 从立法目的上探究, 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的规定背后所追求的目标应当是与此处一样的。所以, 只要此类继承合同中的内容违反了我国《婚姻法》第21条规定的, 应当毫无疑问是无效的。比如, 父亲与他的子女约定由另外的第三人负责他的抚养义务, 其子女从此不负担其父亲的抚养义务, 且该父亲的财产全由第三人在其死后取得, 类似这样的排除或者限制抚养义务人的义务的规定, 就应当认为此类合同无效。

2、当继承合同并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21条的规定时, 为何可以适用我国《继承法》第31条的规定?

(1) 从文意上看, 我国《继承法》第21条的规定并没有明确排除抚养人包括法定继承人的情况, 那些得出遗赠抚养协议只适用于抚养人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的说法的学者, 大都是根据体系解释或者历史解释的方法得出来的结论。但是, 体系解释的正确性依赖于许多条文之间事理上的一致性、其内在概念体系的统一性等因素。在我国, 法律前后相同概念或者相关概念的含义的不同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比如在我国民法上的近亲属的概念就与刑法上的近亲属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民法上的近亲属比我国的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多了孙子女和外孙子女, 而刑法上的近亲属只是指配偶、父母、兄弟姐妹和子女。即使是在同意不法律中, 概念上的前后不一致性也是存在的。如我国《合同法》上的“履行”的概念, 在《合同法》第107条中的履行是作为动词出现的, 而在第68条中又以名词的形式出现。同时, 法律解释的目的是探求法律在今日法秩序的规范性意义, 虽然同时考虑历史上的立法者的规定意向及其具体的规范想法, 也有助于该目的的达成, 但是法律的与时俱进是首要的, 只有一并考虑事物的特质、其特殊结构, 才能回答何种解释是“适当”的问题。当规范拟规定广泛的生活领域, 但是法律本身没有足够的资料来界定这个领域, 我们遵循的解释规则便是客观的目的论的解释规则。我们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这样的继承合同, 而且这样的继承合同已经被大多数人接受, 一旦发生矛盾, 法官就必须做出裁判, 为了实现正义, 达到同案同判的效果, 必须借助于客观的目的解释标准, 认为此类合同适用我国《继承法》第31条的规定。最后, 单就文义上理解, 遗赠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涵义是指, 立下2遗嘱将财产的一部分或者全部赠给别人。可见, 这里的意思并没有将法定扶养义务人排除在外。

(2) 在比较法看来, 单就遗赠这一词, 在国外, 也并没有将遗赠限定为是对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所为的行为。大陆法系国家是按照取得遗产的形式来区分遗嘱指定继承和遗赠的,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 取得特定物的为遗赠, 取得遗产的全部或者部分份额的则是遗嘱继承。在英美法系, 国家将所有的依遗嘱取得遗产的人统称为“受遗赠人”。因此, 从国际上来看, 我们也不应当将遗赠抚养协议做如此的限定。

(3) 负有赡养义务的人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是不一致的。认为遗赠抚养协议的一方当事人不包括法定继承人主要是依据遗赠与遗嘱继承之间的区别, 但是, 负有赡养义务的人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是不完全一致的。负有赡养义务的人包括: (1) 老年人的成年子女 (包括亲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 (2) 老年人的配偶 (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的义务) ; (3) 老年人的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 (通常仅当老年人的子女先于死亡或者缺乏赡养、扶养能力时。孙子女、外孙子女才应承担赡养义务) ; (4) 与老年人具有扶养关系的兄弟姐妹。而我国的法定继承人包括: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由上可知, 在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与赡养义务人的范围不一致的情况下, 如果认为我国的遗赠抚养协议的一方当事人不包括法定继承人的说法仍然不能包含所有的上述继承合同, 那么是不是以为被赡养人与赡养义务承担人但却不是法定继承人之间订立的抚养协议就能够适用该条的规定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请问赡养义务承担人但却不是法定继承人与法定继承人和赡养义务承担人之间的本质区别在哪里?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之间的这么大的差别呢?我想答案是找不到的, 或即便是找到了, 也是不够充分的。

(4) 如果认为本文所涉及的此类合同不适用遗赠抚养协议, 那么可能适用的其它条款是什么?遗嘱疑惑遗赠?首先, 遗赠是可以附条件的, 但是通说认为受遗赠人所负担的义务与遗赠人的赠与义务是不构成对待关系的, 即受遗赠人的义务只能是一些次要义务。但是生养死葬这样的义务显然不是次要义务, 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完成的。其次, 我国《继承法》明确规定了受遗赠人只能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因此, 适用有关遗赠的规定是不可能的。而遗嘱只是一种单方民事行为, 与双方民事行为也是显然不同的, 况且遗嘱的对象只能是法定继承人, 如上文所述, 法定继承人与赡养义务人的范围是不完全一致的。因此, 全部纳入遗嘱的范畴也是不可取的。当然, 如果不考虑遗嘱与遗赠的范围问题, 如果抽出赡养义务人的那部分意思表达, 即把此类合同类推到单方法律行为上来 (尽管不能够) , 那么可能有的继承合同就可以适用有关于遗嘱的规定, 有的则可以适用遗赠的规定, 但是, 同样的问题又来了, 都是赡养义务人, 为何只是因为是不是法定继承人就导致结果上如此大的差别呢?

(5) 如果认定我国的遗赠抚养协议不排除法定继承人, 更有利于法律内部体系的一致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7条的规定, 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 并征得老年人同意: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赡养人所在组织监督协议的。可见, 关于赡养问题, 赡养人之间是可以签订合同的, 如果认为遗赠抚养协议的条款不能适用这样的合同, 那么势必会导致就类似问题, 有的法条有规定, 但是有的法条却找不到依据的情况, 即《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承认赡养义务人之间的合同的效力, 但是《继承法》却指承认被赡养人与赡养义务以外的人之间的协议。这样的法律之间规定的不一致性和矛盾是我们应当避免的。

综上可以得出, 就目前, 有关本文所涉及到的继承合同的问题应当适用遗赠抚养协议的规定。同时, 鉴于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有关继承方面的合同的内容的多样性, 不仅涉及到本文所提到的合同, 笔者也是赞成我国《继承法》在修订的过程中将继承合同这种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情况纳入到法律规制中, 这是可能的, 而且也是必须的。合同关涉的是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 我国也并不像古罗马时期那样, 将继承合同当成是一种公权行为而被禁止。同时, 规定继承合同能够弥补现行养老法在功能发挥上的不足, 也能够保障个人自由地处分自己遗嘱、遗赠的权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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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韩世远.合同法总论[M].法律出版社, 2011:232-233.

[3]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199.

[4]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211.

[5]陈苇.当代中国民众继承习惯调查实证研究[M].群众出版社, 2008:574-575.

篇3：法定代表人利用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贷款诈骗罪,合同无效

关键词：无效合同；法定后果；处理原则

一、法律后果

1.返还财产

返还财产，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以后，对已经交付给对方的财产，享有返还财产的请求权，对方当事人对于已经接受的财产负有返还财产的义务。返还财产有以下两种形式：

第一，单方返还。单方返还，是指有一方当事人依据无效合同从对方当事人处接受了财产，该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返还财产；或者虽然双方当事人均从对方处接受了财产，但是一方没有违法行为，另一方有故意违法行为，无违法行为的一方当事人有权请求返还财产，而有故意违法行为的一方当事人无权请求返还财产，其被对方当事人占有的财产，应当依法上缴国库。单方返还就是将一方当事人占有的对方当事人的财产，返还给对方，返还的应是原物，原来交付的货币，返还的就应当是货币；原来交付的是财物，就应当返还财物。

第二，双方返还。双方返还，是在双方当事人都从对方接受了给付的财产，则将双方当事人的财产都返还给对方接受的是财物，就返还财物；接受的是货币，就返还货币如果双方当事人故意违法，则应当将双方当事人从对方得到的财产全部收归国库。

2.折价补偿

折价补偿是在因无效合同所取得的对方当事人人的财产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时，按照所取得的财产的价值进行折算，以金钱的方式对对方当事人进行补偿的责任形式。

3.赔偿损失

根據《合同法》第58条之规定，当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如果由于一方或者双方的过错给对方造成损失时，还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此种损害赔偿责任应具备以下构成要件：①有损害事实存在。②赔偿义务人具有过错。这是损害赔偿的重要要件。③过错行为与遭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

如果合同双方当事人都有过错，依第58条的规定，双方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即适用过错的程度，如一方的过错为主要原因，另一方为次要原因，则前者责任大于后者；此所谓过错的性质如一方系故意，另一方系过失，故意一方的责任应大于过失一方的责任。

因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一方当事人因此受到损失，另一方当事人对此有过错时，应赔偿受害人的损失，这种赔偿责任是基于缔约过失责任而发生的。这里的“损失”应以实际已经发生的损失为限，不应当赔偿期待利益，因为无效合同的处理以恢复原状为原则。

4.非民事性后果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后，除发生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民事性法律后果外，在特殊情况下还发生非民事性后果

《合同法》第59条具体规定了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发生追缴财产的法律后果，即将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所取得的财产追追缴回来，收归国家或返还给受损失的集体、第三人。收归国有不是一种民法救济手段，而是公法上的救济手段；一般称为非民法上的法律后果。依《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民法通则》第61条第2款“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的解释，应追缴财产包括双方当事人已经取得的财产和约定取得的财产，体现了法律对行为人故意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范的惩戒。

二、处理原则

1.返还财产应适用恢复原状的原则

对于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或者绝大部分已经履行完毕，标的物又符合行业标准或约定标准可供利用的，该合同无效后处理就不应再适用返还原则，而应当折价返还。对于返还标的物导致显失公平的，应将此情形视为不能返还财产，须对标的物损耗的价值或价格降低的价值进行补偿。而对于如标的物已经被使用，不再能反映原貌或者原价值的，可采用返还原物基础上，由加害一方赔偿其他损失；或者由有过错一方继续使用，适用金钱返还（赔偿）的做法，以此弥补受损害方的经济损失。

2.对主体不适格等无效合同应按有效处理

对因主体资格不合格而导致合同无效，但合同已经全部履行或者部分履行完毕的，应当无效合同按有效合同的原则进行处理。主要原因在于主体资格的无效与合同履行后果的损失并无因果关系。合同履行只要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就不能因为合同无效而否认交易的真实性，不能人为地否定交易基本规律。对于合同双方的轻微违法情节可能导致合同无效的；对于双方当事人的违法情节导致合同继续履行不可能，导致合同无效，但合同已经绝大部分履行完毕的；对于双方当事人虽有违法情节，但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的，以及其它类似情况存在的，应当按有效合同的处理原则进行处理，并根据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履行合同中存在的过错、过失，合理分担双方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总之，无效合同制度体现了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妥协。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才能成为认定无效合同的依据，不同强制性规定对合同效力的规范力不同，违反合同而产生的法律效果也不同。故此，司法上要强调与时俱进地适用法律，在当代尤须坚持公私利益兼顾、私权优先和鼓励交易原则，尽可能多地考虑认定和处理的社会效果，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合同产生。

三、诉讼时效

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归结起来应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为两年。合同一方当事人请求的，应当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合同之外的第三人请求的，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损害国家利益的，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诉讼时效是民法的概念，但其主要在民事诉讼中运用。要在民法上发生丧失时效利益的结果，在民事诉讼中就须先做出已逾诉讼时效的判断。《民法通则》共有七个条文规定了诉讼时效的长短、起算、中止和中断，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又用18个条文作了规定。后来，针对人民法院在诉讼时效问题上就疑难案件的请示，最高人民法院又在其司法解释和批复中对此问题有若干补充规定，基本上解决在实践中发生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李庆.论无效合同的判定及其处理.法律，2007

篇4：法定代表人利用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贷款诈骗罪,合同无效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 、地方税务局, 西藏自治区国家税务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鼓励金融机构对小型、微型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进一步促进小型、微型企业发展, 现将有关印花税政策通知如下:

一、自2014年1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对金融机构与小型、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

二、上述小型、微型企业的认定,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 (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 的有关规定执行。

篇5：借用他人名义签订借款合同的后果

2003年6月9日,被告李强借用王权之名与原告中国农业银行A县支行订立《个人生产经营借款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借款40万元。还款期限为2004年6月3日,借款年利率为6.9%。被告李强以其所有挂靠于某市融通运输有限公司的卧铺客车(价值68万元)作为该笔借款的抵押物。融通运输有限公司与原告双方于2003年6月3日在《动产抵押清单》上盖章,并约定该清单作为借款合同的附件。原告按该借款合同将40万元贷款发放给被告李强,被告李强获得贷款后,将此款用于了通达公司的生产和经营。

2004年6月3日,被告李强又以王权的名义与原告的双江营业所办理了《借款展期协议》。协议约定,将原告借款合同借款金额40万元的借款期限从2004年6月3日展期至2005年5月20日,展期期间借款年利率为7.1%。

2005年12月30日,原告(甲方)与被告李强(乙方)达成《债务落实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为:李强于2003年至2004年,为了扩大其客运业务经营规模,借用他人的名义向中国农业银行A县支行贷款共计18笔,金额共计510.7万元。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乙方自愿承担所有的贷款及其所产生利息的全部偿还责任。乙方必须对其所承担偿还责任的贷款提供足值、有效的抵押物作抵押担保。本协议签字之日的次月起,乙方必须按月偿付甲方贷款本金不少于10万元,并按季支付所承担全部贷款的相应利息。贷款期限及利率仍按原借款合同约定执行,贷款逾期的执行利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008年4月29日,被告通达公司给原告作出承诺。其主要内容:通达公司以王权等18户的名义,于2003年6月至2004年6月间在农行双江营业所申请借款18笔,金额共计545万元,现有贷款余额489万元,表内应收利息105万元,以上借款均已逾期,所借款项实际用于通达公司作为固定资产投入和流动资金使用。为了保障农行债权,公司承诺“以上借款由通达公司承担所有债务,同时将以我公司的固定资产房产作为担保抵押,从2008年6月份起每月由我公司偿还贷款5万元,并承担以上借款合同中的所有法律条款及履行偿还义务”。截至2008年4月20日,该借款合同涉及的借款本金39.5万元及利息99842元未偿还。

原告农行A县支行起诉要求:判决被告偿还原告贷款本金39.5万元及资金利息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被告王权因法院无法直接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法公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因逾期未到庭应诉,法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经审理后判决如下:由被告通达公司、李强在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9.5万元,利息99842元,从2008年4月21日到付清之日的利息按照农业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利息,被告王权不承担责任。

争议的焦点问题

关于借款合同的效力

本案涉及的《个人生产经营借款合同》是由银行与王权签订,但是王权并不是合同项下权利义务的真实承受人,尤其是该借款合同上并无被告王权或其受托人的签署,因此被告王权与原告没有成立合同关系。相反,本案被告李强承认自己以被告王权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了《个人生产经营借款合同》并获得贷款40万元。被告李强将该笔借款用于其投资设立的独资企业即被告通达公司。那么,这种当事人的变化是否影响合同的效力?本案受案法院并没有因此认定借款合同无效,而是通过否认名义借款人王权作为合同当事人并将实质借款人李强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方式,肯定了借款合同的合法有效。

法院的理解是否存在明确的法律依据?笔者认为,我国《合同法》并未直接规定借用他人名义签署合同的效力问题,但是从法理上来看,如果有关合同的实质权利义务承受人认可并接受有关合同当事人的地位,则支持该合同的有效性更有助于有关纠纷的解决。当然,从借款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银行角度来说,如果王权的偿还能力和信誉明显优于实际的借款人,且名义借款人知悉实际借款人借用其名义签署借款合同的事实,则名义借款人也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合同的效力并不因此而受到损害,而是实际承受借款人义务的当事人认定可能更为复杂。

关于实际借款人与名义借款人的过错及其责任

从代理关系角度看,我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由此可知,如果名义借款人知悉实际借款人用其名义向银行借款且不反对,则存在其“默认”的问题。我国《合同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依法可以委托代理人订立合同。”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

如果实际借款人借用他人名义,有着明显的欺骗银行的意图,且发生有关贷款资金的违法使用并导致银行资金的损失,则实际借款人可能构成骗取银行贷款的刑事犯罪行为。此种情形下,既有民事法律责任的追究也有刑事法律责任的追究。例如,借款人的身份虚假,系冒用他人名义或使用伪造的身份证明、购车证明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该借款合同一般认定为无效合同。该类案件因有贷款诈骗犯罪嫌疑,法院往往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审理,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我国《刑法》对贷款诈骗罪开始有所规范。《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仅规定了“贷款诈骗罪”,即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认定为有罪并处以刑罚。但实践中,难于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有些案件虽然给金融机构带来了较大损失,但由于不能定贷款诈骗罪,致使此类案件呈现高发趋势,甚至成为某些人打法律擦边球的手法。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充分考虑了实践中以欺骗手段获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及其后果,对于虽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给金融机构造成了损失,扰乱了正常金融秩序,骗取了金融机构信用与贷款,使金融资产处于非正常的高风险之中,可认定为犯罪。本案虽然存在实际借款人借用他人名义向银行借款,但是实际借款人一方面承认了自己的实际用款人身份,同时积极采取措施主动承担还款义务,且尚未给银行带来较大损失,因此不宜追究实际借款人的刑事责任。

银行有无过错及其责任应如何承担

发生名义借款人和实际用款人的分立,银行是否存在过错?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由于实际用款人对借款合同项下借款人义务的认可和接受,使得法院并未就银行的过错问题作出分析和认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涉及名义借款人承担责任时,银行是否有过错以及该如何承担相应责任的问题则无法回避了。从我国《贷款通则》等监管规章来看,本案借款合同的贷款人以及实际借款人均有违反相关规定的问题。根据《贷款通则》第十九条规定,借款人应当如实提供贷款人要求的资料(法律规定不能提供者除外),应当向贷款人如实提供所有开户行、账号及存贷款余额情况,配合贷款人的调查、审查和检查。我国《商业银行法》第七条规定:“商业银行开展信贷业务,应当严格审查借款人的资信,实行担保,保障按期收回贷款。”第三十五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贷款通则》第二十七条贷款调查规定:“贷款人受理借款人申请后,应当对借款人的信用等级以及借款的合法性、安全性、盈利性等情况进行调查。”该文件第三十一条还就贷后检查做出如下规定:“贷款发放后,贷款人应当对借款人执行借款合同情况及借款人的经营情况进行追踪调查和检查。”这些规定,充分表明了银行对借款人及其借款用途负有审查的职责,如果银行不认真履行和这些职责,则银行的行为构成违规的情形,不仅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还可能遭受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

关于承诺函的效力

针对《个人生产经营借款合同》的履行,原告与被告李强签订了《债务落实协议》,被告通达公司出具了《承诺书》。这两个法律文件实质上将实际借款人和实际用款人纳入了借款法律关系中,并确立了李强和通达公司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人地位。由于这两个文件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况且,案件审理中原告与被告李强、被告通达公司对欠款本金及利息均无异议,且被告通达公司和李强同意按《债务落实协议》和《承诺书》履行偿还贷款本息的义务。

对银行的几点启示

从本案来看,虽然银行没有在借用他人签订借款合同的纠纷中发生严重的损失,但是银行应该总结该案的教训,有必要注意以下事宜。

第一,银行充分认识虚假借款人引发的重大风险。实际借款人与名义借款人的分离,不仅可能导致银行的民事法律责任,还可能导致银行的行政法律责任。银行不能为了业务的拓展而放任不具有借款主体资格或不符合借款条件的主体借用他人名义向银行借款。否则,银行不仅可能遭受贷款被骗的问题,而且将因自身的放任行为承担有关民事和行政法律责任。特别是当存在第三人担保或者保证保险等贷款保障机制时,一旦发生借款人身份虚假,则担保人或保险人将会据此抗辩银行存在违规行为,并因此免除或者减免担保人、保险人的法律责任。从一些银行前几年发生的较大面积的虚假个人消费贷款案件来看,银行为此付出的成本是高昂的。

第二,银行应谨慎履行审查借款人及其借款用途的义务。鉴于我国《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等法律法规对银行审查借款人及其借款用途做了明确的规定,银行应该认真审查有关信息和材料,防止出现名义借款人与实际借款人分离的情形。对于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借款当事人信息审查,更有必要认真核实代理关系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防止发生超越代理权、滥用代理权的情形。

第三,出现名义借款人与实际借款人相分离的情形时,银行应该积极采取措施,与相关当事人协商,促成实际借款人承担借款合同项下名义借款人的权利义务。对于名义借款人确属不知情且无任何过错的,银行应该积极争取实际借款人的认可,及时变更借款人身份,以便向实际借款人追偿贷款。如果银行无视此类问题的后果,不及时采取挽回损失、纠正错误的措施,而是采取将错就错的手段,把虚假的名义借款人的不良信用信息报告记载到了人民银行个人信用数据库,则可能引发该名义借款人的抗辩,甚至给银行造成更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