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合同诈骗罪案例范文
南京刑事律师：合同诈骗罪金额3万元缓刑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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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3)玄刑初字第385号 【案件情况】
被告人迟某某，男，1992年8月10日出生于山东省青岛市，汉族，高中文化，无业。2013年6月27日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6日被取保候审。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以玄检诉刑诉(2013)34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迟某某犯合同诈骗罪，于2013年12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马忠文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迟某某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3年6月6日至6月9日，被告人迟某某冒名”孙宇”，谎称租赁本市玄武区新庄村39号18栋3单元206室，在支付定金后，骗得该房钥匙。随后，被告人迟某某冒充该房房主，并办理伪造的房屋所有权证，在网络上发布租房信息，将该房同时出租给多名承租人，骗得承租人给付的租金和押金共计人民币29700元，后携款逃匿。公诉人当庭宣读、出示了相关证据证明以上事实。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迟某某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提请依法判处。
南京专业刑事辩护律师，咨询请访问 被告人迟某某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定性均不持异议。辩护人辩称，被告人迟某某认罪态度较好，已退出赃款等，建议对其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2013年6月6日至6月9日，被告人迟某某冒名”孙宇”，谎称租赁本市玄武区新庄村39号18栋3单元206室，在支付1000元定金后，骗得该房钥匙。随后，被告人迟某某冒充该房房主，并办理伪造的房屋所有权证，在网络上发布租房信息，将该房同时出租给多名承租人，骗得承租人给付的租金和押金共计人民币29700元，后携款逃匿。具体事实分述如下：
1、2013年6月7日至9日，被告人迟某某采用上述方法带邰乙、邰甲看房后，与邰甲签订房屋租赁合同，骗取租金及押金共计人民币15300元。
2、同年6月8日，被告人迟某某采用上述方法带张某某看房后，与张某某签订房屋租赁合同，骗取租金及押金共计人民币6000元。
3、同年6月8日至9日，被告人迟某某采用上述方法带胡某某看房后，与胡某某签订房屋租赁合同，骗取租金及押金共计人民币8400元。
同年6月27日，被告人迟某某在长沙市如家七斗星酒店612房间被抓获。案发后，被告人迟某某的亲属已代为退赔全部赃款。
上述事实，被告人迟某某供认不讳。本案事实还有被害人邰乙、胡某某、张某某的陈述，证人王某、周某、冯某的证言，辨认笔录，扣押及发还清单，刑事摄影照片，房屋租赁合同，房屋所有权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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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被告人迟某某的归案经过材料等证据予以证实。以上证据均经庭审质证，合法有效，具有证明效力。 【法院裁判】
本院认为，被告人迟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成立，应予以支持。被告人迟某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亲属已代为退赔全部赃款。对被告人迟某某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迟某某具有从轻处罚情节的辩护意见，经查属实，本院予以采纳。为维护国家对合同的管理秩序，保护公民的财产所有权不受侵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迟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第二篇：一起合同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例分析
一、受援人基本情况
受援人曹某，男，1963年4月12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
二、案情简介
公诉机关指控：
(一)合同诈骗罪
1、2012年5月8日，山西富华机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华公司)以购买原材料为由向晋中市经济开发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陈侃信用社(以下简称陈侃信用社)贷款300万元，由晋中银鑫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鑫公司)作担保，被告人曹某以公司的十一台设备作抵押并连同山西锦观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观公司)一起为该笔贷款做了反担保。提供反担保的设备中有一台型号是HZS2000/8000的10米龙门刨床。该笔贷款被曹某用于支付借款利息。2012年5月14日，曹某以富华公司购买设备需要资金周转为由，以上述反担保中所涉及的10米龙门刨床作抵押向侯某借款40万元。2012年12月13日，曹某又将该台龙门刨床以60万元的价格卖给陈某，当日陈某以每月3.2万元的租金将该台刨床租赁给曹某使用，租赁期为两年。2012年12月14日，曹某以富华公司的银行贷款到期要倒贷为由，又以该刨床抵押，向晋中市榆次海洋液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洋液压公司)借一张面额为5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并于当日通过
马某贴现48.25万元，用于支付借款利息。后被告人曹某隐匿，上述借款至今未还。
2、2011年12月1日，被告人曹某以该位于榆次区某房产作抵押向齐某借款50万元;2012年8月又将该房产抵押给张某借款30万元;2012年10月25日，曹某又将该房产抵押给焦某借款20万元;2012年11月20日，被告人曹某又将该房产抵押给李某借款40万元。后被告人曹某隐匿，上述借款至今未还。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被告人曹某从2007年开始，以公司需要资金周转为由，采取口口相传、许诺高额利息回报的方式，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先后通过程某等23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624.5万元，返还本金180万元，支付利息406.95万元，造成损失1037.55万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曹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短时间内采取重复抵押龙门刨床及房产的方式，骗取540万元，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应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曹某未经金融主管机关批准，采取向社会公众高息借款的手段吸收公众存款1624.5万元，造成损失1037.55万元，数额巨大，应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对曹某应数罪并罚。
三、本案辩护焦点
1、关于合同诈骗罪，富华公司向陈侃信用社贷款300万元是银行与企业之间正常借贷行为，不构成犯罪;曹某以富华公司购买设备需要资金为由向侯某借款40万元、以富华公司倒贷为
由向海洋液压公司借款50万元，非曹某个人行为，应由富华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曹某只作为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承担相应的责任;曹某将刨床60万元卖给陈某，又以每月3.2万元的租金租赁该刨床，非曹某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无效;曹某以房产作抵押向李某借款40万元，属于正常的民间借贷，不构成合同诈骗罪;曹某向焦某借款20万元已偿还，不能认定诈骗。
2、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曹某客观上没有实施向社会公开宣传及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主观上也没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故意，其行为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3、关于涉案数额，应从被害人直接经济损失中扣除单位资金后作出认定。
4、曹某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好且有悔罪表现，系初犯。建议对曹某从轻、减轻处罚。
四、承办结果
通过两次开庭，合议庭采取了律师提出的部分辩护意见，合议庭认为：
1、被告人曹某不构成诈骗罪。
2、被告人曹某存在自首情节，可从轻处罚。最终判决结果为：被告人曹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
五、办案心得
接到法院的指派通知后，援助律师在规定的时间内把手续提交到法院，通过多次会见被告人曹某和反复阅卷，对案情事实有
了基本的了解，针对被告曹某涉嫌的合同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援助律师查阅了大量资料和相关案例，就两罪的构成要件与被告人曹某的行为进行了仔细比对，作出了被告人曹某不够成合同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结论，并在庭审过程中据理力争，使得判决有个满意的结果。
韩 茹 晋中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侯晓清 晋中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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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史上最全合同诈骗无罪案例裁判要旨集成（下）
金牙大状诈骗犯罪辩护中心研究成果，史上最全合同诈骗无罪案例裁判观点集成，没有之一。执笔人：肖文彬律师xml:namespace>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刑事律师肖文彬(专注于诈骗类犯罪辩护十余年)公众号：诈骗犯罪辩护大师(hnhyxwb)
H公司收到第一份合同的钢材时间是在2004年1月6日，而在此时间之前，H公司与武汉供货商已签订了七份采购合同，相应地与S公司签订了七份购销合同，所以公诉机关对S公司以先履行小额合同的方法诱骗H公司继续签订合同的指控不成立。被告人唐某照、刘某和、范某辉作为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将S公司所套取的H公司资金主要用于返还H公司和给本公司使用，三被告人没有分赃，指控三被告人非法占有了所套取的H公司资金的证据不足。仅仅从被告人唐某照、刘某和、范某辉采取签订合同的方式套取H公司资金的行为来看，还不足以认定三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所套取资金的目的，故对公诉机关提出抵押合同是在三被告人的合同诈骗犯罪既遂之后才签订的意见，不予采纳。
第四篇：信用卡诈骗罪案例(1)
「案情」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汝南县支行。
被告：汝南县百货公司。
1997年5月13日，被告委派其出纳员持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本单位财务室出具的担保书，在原告处办理了持卡人为该公司经理的中国农业银行金穗信用卡(单位卡)一份。1997年5月14日，被告将其所有的瓠城大厦在县房地产交易部门办理抵押监证仲裁登记手续，评估价值为204.48万元，仲裁意见为最高限额担保贷款143万元。1997年9月9日，被告以该房产设定抵押，向原告担保贷款75万元。1998年1月17日，被告以外出购货为由，向原告申请金穗卡超限额透支20万元，透支期限三个月，并以其上述房产作抵押担保。原告经审查后，逐与被告签订金穗信用卡超限额透支合同，并于同年1月23日将该合同约定款额20万元划入被告持卡人的存款帐户，供被告支取。此后因被告未履行还款义务，酿成诉讼。原告向汝南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偿还该20万元透支款本息。
被告汝南县百货公司答辩称：原告所诉属实。但因经济困难，请求延期还款。
「审判」
汝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基于金穗卡超限额透支合同而产生。原、被告签订此合同时，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不违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卡使用章程》之规定，其从合同中的抵押物已办理了抵押物登记手续，故原、被告所签订的金穗卡超限额透支合同及其从合同均为有效合同，应依法予以保护。被告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清偿透支款，且经原告多次追要仍不履行还款义务，是引起本案纠纷的主要原因，对此，被告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要求被告偿还透支款本息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应予支持。透支款利息的计算，应依《中国农业银行金穗信用卡章程》的规定计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条第二款第
(一)项，《借款合同条例》
第六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之规定，该院于1998年10月13日判决如下：
被告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款2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1998年1月23日起至2月6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自2月7日起至2月21日止按每日千分之一计算，自2月22日起至还清款之日止按每日千分之二计算)。逾期不能清偿，变卖被告抵押物，原告对变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评析」
信用卡是我国银行系统经批准发行的、为资信可靠的单位和个人消费、购物及存取款提供服务的信用凭证。其功能在于持卡人外出旅行、购物时便于携带，在急需时允许善意透支，但透支的款额不能超过一定的数量，且要求持卡人必须在透支后及时将透支款存入其存款帐户，并按规定支付利息。每种信用卡对允许透支的数额都作了必要的限制性规定，且要求持卡人支付的利息都相当高，有时甚至高于银行利息的几倍、十几倍。其目的一是防止恶意透支，损害发卡银行利益;二是持卡人在急需时持卡透支后，督促使其及时归还透支款本息。如本案涉及的中国农业银行金穗信用卡之章程规定，单位卡透支限额3000元，个人卡透支限额1000元;透支利息自透支当日起按日息万分之五(相当于年息千分之一百八十二点五)计算，从第16日起按日息千分之一(相当于年息千分之三百六十五)计算，超过一个月或透支超过规定限额的，除加倍付息外，并取消其使用信用卡的资格，追回所欠本息。需要说明的是，本案中似乎存在是否取消被
告使用信用卡的资格的问题，如果有这个问题，应由原告根据章程决定，不属于法院处理范围。但实际上原告不能以被告超限额透支为由取消其使用信用卡的资格，因为被告这种透支行为是根据与原告签订的透支合同进行的，性质上已不是急需时的善意透支或违反章程的恶意透支，而是一种信用卡关系中的借贷行为。如果仍以信用卡透支行为看待，则被告因透支合同取得了信用卡超限额透支权，逾期不还，只能构成合同违约行为，不能认定为未签订透支合同的透支侵权行为，原告作为发卡银行即不享有其章程中所规定的那种透支侵权行为发生后的取消权。
此案在审理中，有一种意见主张将持卡人列为当事人参加诉讼，那么，应否将持卡人列为诉讼主体呢?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信用卡是一种信用凭证，信用卡中的单位卡是申办信用卡单位的信用凭证，而单位卡持卡人是使用这种凭证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行为是持卡人的职务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单位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视同法人单位的行为。另外，从本案透支合同的签订来看，被告单位是签约当事人，持卡人不是签约当事人，从合同相对性的要求上，持卡人也不应列为本案的诉讼主体。
应该引起司法界和金融界注意的是，如果本案被告没有签订信用卡透支合同，而透支20万元，且经原告追要长期不还，则属于《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
(四)项所规定的恶意透支的信用卡诈骗犯罪行为，构成刑事犯罪，应由公安机关侦查后按照刑事诉讼程序办理。
第五篇：口头合同能否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关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是否涵盖口头合同，主要有以下观点：1
第一种观点认为：认为无论什么形式，只要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构成要件，即包括口头合同在内的任何合同都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其理论根据是我国合同法关于口头合同的规定。
第二种观点认为：认为根据《刑法》第224条之规定，合同诈骗罪的诈骗行为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虽然“签订”一词意指书面合同，但“签订”、“履行”属并列关系，在法律并未对合同形式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被履行的合同可以是口头合同，也可以是书面合同。
第三种观点认为：认为口头合同一般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合同诈骗罪之合同一般为书面合同，如果行为人在经济往来中以口头合同形式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亦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但应先俨把握。
第四种观点认为：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一般应限于书面合同，利用口头合同达成协议骗取财物不构成合同诈骗罪，而应按照普通诈骗罪定罪处罚。第五种观点认为：认为基于合同诈骗罪的客体性质、证据的客观可见性以及惩治犯罪最大需要的角度，口头合同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书面形式的合同理所当然属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
第六种观点认为：认为按照刑法理论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合同诈骗罪的形式要件宜界定为书面合同，包括《合同法》第11条对书面合同所作的扩张解释，即信件、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交换数据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而不包括口头合同形式和其他形式，否则难以区分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
上述六种观点中，前三种观点认为口头合同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后三种则持相反意见。归纳起来为两种学说，即肯定说与否定说。肯定说认为，无论什么形式，只要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构成要件，即包括口头合同在内的任何合同都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而否定说则认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仅限于书面形式的合同，排除了口头合同这一形式。
笔者认为，要准确理解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涵义，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刑法》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规定主要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5年7月8日《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和1996年12月16日《关于审理诈骗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内容”，22最高人民法院上述《解释》
第二条规定“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利用经济
合同诈骗他人财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使用了“利用经济合同”一语，而1997年《刑法》立法之时将“经济合同”的“经济”剔除，只用了合同一语，这个省略显然不是立法者的疏忽，也并非是为了立法上的简洁，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与“经济合同”是有区别的，合同应该是一个上位的概念，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仅仅是书面合同，还应包括口头合同和其他形式的合同。
(2)合同制度的发展趋势。随着合同交易形式日趋多元化，1999年《合同法》赋子了当事人选择合同形式的自由，规定合同的形式不仅包括书面形式，还有口头形式和其它形式，对于合同诈骗罪中合同形式的界定必须依托相关合同制度的立法，因而在刑事立法未就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形式作特别限定的情况下，随着合同法颁行，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形式实际上已由原来单一的书面形式转变为书面、口头等多种合同形式。在合同法实施后，如果仍固守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形式只为书面形式，则无疑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合同制度发展趋势的背离，是对合同诈骗罪立法基础之变化的漠视。
(3)合同的本质。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本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既不是99年《合同法》所列的15种有名的、无名的合同，也不是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里的经济合同，具体点说，这个合同应该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利用了这样的合同，既侵犯了公私所有权又破了市场交易秩序，这种合同只能在市场交易中产生，而产生“合同”的市场经济行为需具有这样的特征：首先，行为是一种经营性行为;其次，行为是营利为目的的行为;最后，行为是市场主体所从事的行为。市场主体主要是公司企业及个人，政府在一般情况下是被排除在外的。如民间的无偿借贷行为，无偿的保管行为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再由当今合同制度的发展趋势，最后剖析合同的本质，不难得出，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形式理应包括“口头”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