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合同诈骗罪（共6篇）
篇1：浅论合同诈骗罪
开封电大毕业论文
学校：开封电大 专业：法律本科 学号：041030003 姓名：赵志宏
目 录
一、内容摘要………………………………………..1
二、关键词………………….……..…………………..1
三、正文……………………………………….………1
1、合同诈骗犯罪的客体及对象…………………2
2、关于合同诈骗罪主体的认定……………….………3
3、主观方面：非法占有目的………………………….6
4、客观方面，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8
四、引用文献……………………………….………….10
浅论合同诈骗罪
[内容提要]
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既包括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也包括公司财产所有权，对象既包括动产也包括不动产，也包括无形财产中的知识产权、违禁品、非法取得财产等。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主观方面以非法占用为目的，而且只能是直接故意，这也是与民事欺诈的最主要的区别。客观方面，行为实施了一系列的欺诈行为。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
单位合同诈骗罪
民事欺诈
合同诈骗犯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采取各种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合同诈骗罪是伴随着合同制度的产生而发展出现的一种新型诈骗犯罪,它除了具有诈骗罪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其特有的性质,它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合同诈骗犯罪既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又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它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2）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3）本罪的犯罪主体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4）主观方面为故意且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由于合同诈骗犯罪是合同制度的产生、发展而出现的，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合同作为经济交往的手段，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重要，与此同时，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现象也日益突出，案件数量逐年增加。本文就对合同诈骗罪的一些问题进行简单的论述，以供司法实践予以参考。
一、合同诈骗犯罪的客体及对象
合同诈骗犯罪的客体是双重客体、复杂客体，它侵犯的客体包括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和公司财产所有权,对象则是对方当事人的财物。财物的种类多种多样，在这里我们主要探讨的是不动产、无形财产中的知识产权、非法取得的财产等能否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
对于不动产能否作为财产犯罪的对象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刑法理论争议的问题，但从近现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立法将此纳入了财产犯罪的对象。如《日本刑法》第235条规定了侵夺不动产，《意大利法典》第631条将“意图占有他人不动产之一部或全部，而移动或变动境界者”规定为犯罪，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对此也有类似的规定，我国的学者也提出了将不动产纳入诈骗罪的对象。虽然在司法实践中，骗取不动产案件极为少见，但不能排除其可能性，为了对此类案件的发生，弥补立法的空缺，再者，在理论上《刑法》也没有将不动产排除在合同诈骗罪对象之外。所以，我们应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对象应包括不安动产。
对于无形财产中的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行为人骗取这些知识产权给权利人的权利造成的侵犯，完全可以以侵犯知识产权罪来追究其刑事责任，当然通过签订、履行合同而骗取此类知识产权的载体较大拒不退还的，也可以以合同诈骗罪处罚，但这时的犯罪对象已变为作为有形物品的载体。至于专有技术，过去有关司法解释曾一度将其规定为财产犯罪的侵犯对象。但我国现行《刑法》第219条专门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罪。该条规定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属于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如果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应以侵犯商业秘密罪论处。可见，立法将专有技术纳入了商业秘密罪的对
-2-象范畴。因此，再将其视为合同诈骗罪的对象已极为不合适。
对于由于走私、诈骗或者其他非法活动所得的财物是否能成为诈骗罪的对象，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公民个人的财物仅限于合法财物，即公民的非法财物１不能成为诈骗罪的对象。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公民个人的非法财物就公民个人对财物的实际占有而言，为非法占用，构成对所有权的侵犯，不受法律保护。但是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其背后仍存在权力义务关系，理所当然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因此，后一观点更为妥当。但是这不是对财物持有人非法行为的保护，而是根据国家法律规定，非法收入应当没收归公，非法占用他人非法取得的财物，实质是对国家财产的侵犯，对此，国家当然要进行刑事追究。
对于违禁品，我国法律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非法拥有，也禁止自由流通。违禁品能否作为财产犯罪的对象，我国的司法实践大都持肯定态度，如最高人民法院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０日发布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５条第８项关于“盗窃违禁品按盗窃罪处理，不计数额，根据情节轻重量刑”，违禁品虽然属于违法物，但仍有其合法的所有人，因此为了保护合法所有人的财产权，利用合同骗取违禁品和利用合同骗取其他物品一样都侵犯了一定的所有权关系，因此应将违禁品纳入合同诈骗罪的对象范畴。
二、关于合同诈骗罪主体的认定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就自然人而言，为一般主体对其本身的理解不存在疑问，但是如何从总体上确定单位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范围，以及怎样区分个人实施和单位实施的合同诈骗罪值得研究。
单位合同诈骗罪是指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以单位的名义，为了单位的利益，经单位决策机关或决策人同意，-3-利用合同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单位作为合同诈骗的主体必须具备俩个条件，一是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对该单位在对外交往中的合同诈骗行为是明知的、默许的或指使的；二是非法所得归单位所有或归本单位基本所有。如何确定具体案件中合同诈骗罪的主体是个人还是单位，我们应该做更具体的分析。首先，应当确定哪些单位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的主体，毫无疑问，任何类型的单位，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团体都可以构成合同诈骗罪，但是，在现实司法实践中，一些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团体甚至机关，其机构设置比较混乱，对于单位下设的分支机构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能否以单位犯罪处理，实践争议很大，有的学者认为单位合同诈骗罪作为实行双罪制的单位犯罪，确立单位能否构成该罪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直接实施合同诈骗的单位是否具有承担刑罚即罚金刑的刑事责任能力。从以下３种情况进行分析，（１）如果这些单位的内部组织或分支机构不具有相对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则其所属单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的主体；（２）如果单位的内部组织或分支机构是其所属单位违法设立的，则其所属单位也应成为合同诈骗罪的主体；（３）如果内部组织或分支机构是合法设立的，又独立进行经济核算，能够以自己的名义相对地承担民事责任，则应进一步区别情况，如果其下属部门或分支机构以其责任能力能够承担相应的责任，则应直接将该部门或分支机构定为合同诈骗的主体，否则，应将其所属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如果部门或分支机构的诈骗行为是其所属单位授权或在明知放任的情况下实施的，则其所属单位应作为合同诈骗罪的主体。其次，在确知那些单位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的主体的基础上，还应当注意从单位犯罪的犯罪意志的整体性和利益归属的团体性俩点去挖掘究竟是个人合同诈骗罪还是单位合同诈骗罪，对此，应从以下三种情况去认定：（１）法人或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以法人或单位的名义实施合同诈骗行
-4-为，且犯罪非法所得归法人或单位的,属单位合同诈骗。假冒法人或单位法定代表人以法人或单位名义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法定代表人或法人事后不追认的属个人合同诈骗。（2）法人或单位组织内的自然人在职务范围内以法人或单位名义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且犯罪非法所得归法人或单位的,属法人或单位合同诈骗。以法人或单位名义实施的非职务行为、非授权行为，法人或单位事后不追认的，属个人合同诈骗。（3）自然人经法人或单位授权在授权范围内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后经法人或单位追认，且非法所得归法人或单位所有的，属法人或单位合同诈骗行为。盗用、冒用、伪造法人、单位公文、证件、印章或以终止后的法人或单位名义实施的合同诈骗行为，属个人合同诈骗。
在区分个人实施和单位实施的合同诈骗罪时，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必需引起重视。我们如何区分私营企业主以自然人身份实施的个人犯罪与私营企业实施的单位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这样一种错误的观点和做法，认为私营企业财产属于私营企业主所有，其盈利和风险均有个人承担，实施合同诈骗所得也是归个人。因此这种企业实施的合同诈骗犯罪，不论是私营企业主以自然人身份还是以私营企业名义实施的，都是私营企业主个人的犯罪。但是，这种说法是极为不妥当的,他严重违背刑法总则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及刑法分则关于个罪规定的,混淆了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的界限。实际上,私营企业财产与私营企业主的个人财产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同的,有的私营企业已经发展为现代企业,成了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公司,其重要事项的决策往往都有集体和决策机构作出,把私营企业单位犯罪当成私营企业主个人犯罪,必然错误地追究私营企业主个人的刑事责任和放纵私营企业。同样,把私营企业主个人的犯罪当成私营企业单位犯罪,必然错误地使私营企业蒙受损失。那么区分二者的标准是什么呢?关键仍是看个人从事合同诈骗行
-5-为是以个人名义还是以单位名义,违法所得是归个人所有还是归单位所有,也即从单位犯罪的犯罪意志的整体性和利益归属的团体性俩点去把握。
此外，在司法实践中，我们还应注意个人承包问题。对于个人承包中以单位名义进行合同诈骗活动的，要根据承包方式、承包性质及承包的权利义务关系等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对于定额上交承包金，除了上交一定数额外其于收益都归承包个人的，承包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一般作为个人诈骗处理。对于责任制承包，资产、场地、流动资金等都归单位所有，承包人只根据企业效益提成，按比例拿奖金的。承包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一般作为单位诈骗处理。但是如果发现发包方只派人挂承包单位的名，并不直接参与管理经营的，或者赃款全部或大部分归承包经营者的，则应认定为个人合同诈骗。
三、主观方面：非法占有目的
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的，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刑法》第224条也明确规定了行为人须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反映了合同诈骗犯罪分子的真实目的。也是合同诈骗犯罪于经济合同纠纷、民事欺诈行为的一个重要区分标准，何为非法占有目的？传统观点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为人意图非法地改变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即依法对财物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这种观点强调的是行为人具有非法谋取公私财产所有权的意图；另一种观点认为，非法占有的含义应是广义的。他的侧重点应是对合法财产所有权的破坏，至少应包含俩方面的含义，一是行为人意图永久剥夺所有权人不能行使所有权各项权能的权利；二是行为人追求使所有权人处于永久不能行使各项所有权权能的状态，包括用占有的财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或进行财物的高风险性经营。因此，综合上述观点，我们认为，以非法占有目
-6-的，应包含以下俩方面的内涵：（1）行为人意图永久非法行使他人财产所有权的全部权能，（2）行为人的行为导致他人无法行使财产所有权的权能。
对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存在的形式问题,刑法学存在分歧,有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有三种存在方式,第一,存在于合同签订之前,即犯罪主体无履行合同的诚意,而只是想通过合同骗取他人的财物;第二,在签订合同时,行为人内心是不确定的,是否履行合同义务对行为人来说尚处于朦胧的状态,如果后来行为人通过合同约定取得了对方财物,但是没有机会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也没有履行合同的积极行为,这时可以认为行为人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第三,行为人与他人签订合同时没有非法骗取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双方签订合同时希望通过履行实现利益的意图是确定的,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主观条件的变化,促成了行为人主观意图的转变,行为人不再履行合同,只希望无偿占有对方的财物。另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的目的，只有产生在签订之前或之时，不存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的转化形式。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应采取司法推定，应全面综合考察行为人签订合同的履约能力和担保真伪，履行合同中有无履约实际行动，对合同标的物的处置情况，未履行合同的原因，以为事后行为人的态度等方面的客观因素。因此，笔者同意另一种观点，对于第二种观点严重缩了非法占有目的的外延，这就给有些不法分子以可机之乘，钻法律的空子。不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在一般情况下，只要行为人签订，履行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就可以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故意夸大自己履行合同的能力，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与自己签订合同，合同签订后又不积极履行；（2）起初确实只是为了解决一时资金困难，采取欺骗手段与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以暂时
-7-获得周转资金，但在有能力归还资金的情况下却久拖不还；（3）合同签订后，以支付部分货款,开始履行合同为诱饵,骗取全部货物后,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的;(4)未履行义务前将对方当事人货物、货款、预付款、定金或保证金加以使用、处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5)进行高风险性投资活动的,因违约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被民事制裁后,以各种方式逃避债务的;(6)为了应付对方当事人索取债务,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又与其他人签订合同筹措资金,以后次合同获得的货物、货款等归还前次款项等。
实践中,尤其要注意的是，切不可片面地认为行为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签订合同后无履行的实际行动或者没有返对方当事人的款物等某一独立的客观因素为依据，来轻率地推定非法占有目的。比如，没有履约能力与他人签订合同，未必就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有履约能力签订合同，也不能完全排除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履约能力的有无及大小，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四、客观方面，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
所谓欺诈行为，最常见的是隐瞒真相与虚构事实二种。刑法第224条规定了五种具体的合同诈骗方法。
1、虚构合同主体，即从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义签订合同的行为，这是合同诈骗分子最惯用、最常用的诈骗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合同是平等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当事人主体真实、合法是合同成立的前提，虚构合同主体的方式有以下几种：（1）盗用合法主体的名义与他人签订合同，如行为人盗用合法主体的空白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与他人签订合同；（2）捏造根本不存在的主体与他人签订合同，这是指私刻公章、伪造证件等手段，制造“合法主体”的身份
-8-和履行能力的假象，与他人签订合同。对此，我们不能仅从形式上看问题，而需从内容上把握其虚构主体的实质；（3）利用已被撤销的单位与他人签订合同，在市场竞争中，一些企业因种种原因而亏损、破产、倒闭，原有的一些介绍信、业务专用章、合同书等未及时收回妥善处理，一些人就利用这些继续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货物款项；（4）一些国有企业或者集体企业的承办者、租赁者，明知其承办的企业没有履约能力或清偿能力，以承办企业或租赁企业的名义订立合同，骗取财物用于归还个人债务或个人挥霍，将合同义务转嫁给企业或者取得财物后溜之大吉。
2、虚设担保，即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担保的行为，在签订合同时，为了减少合同的风险，保障合同的履行，根据法律或对方当事人的要求，出具合同担保，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作担保，是指行为人提供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支付定金或作为抵押品。而以虚假的产权证明作为担保，则是指行为人以虚假的证明证明行为人对房屋等不动产和车辆等动产具有所有权的证明文件，即以自己不享有所有权的财产作为抵押品。
3、设置陷阱，即设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的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信任，如不法分子利用一些企业产品积压、滞销，厂家急于寻求销路的心理，以少量定金为诱饵上门定货，或以推销代购为名，把货物拉走，使企业上当受骗，占有他人财物后无意归还。
4、卷款逃跑，即收受对方当事人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的财物后逃跑的。
5、其他方法，这是立法上的一种“兜底性”规定，即上述四种手段以外的其他合同诈骗行为，在司法实践中，除了以上四种较典型的合同诈
-9-骗行为外，还有其他一些利用签订合同的诈骗行为。如虚构合同标的；利用合同制裁条款骗取定金、违约金，取得财物后大蕼挥霍的；拆东墙补西墙，边骗边还式的诈骗等行为。
通过以上分析，合同诈骗罪的成立，必须具有以上四方面，即合同诈骗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既包括国家对合同管理制度和他人的财产所有权。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主观方面是非法占有目的，客观方面有实施诈骗的行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司法实践中，会不断出现新的合同诈骗，尤其是在合同诈骗行为方面，需要我们不断的去研究，透过现象看本质，不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以维护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引用文献】
欧阳清世：《经济犯罪的定罪量型》，苏 惠 鱼：《刑法学》
李 卫 红：《论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 梁 华 仁：《略论合同诈骗的几个问题》 王 晨：《诈骗犯罪的定罪与量型》
篇2：浅论合同诈骗罪
序论„„„„„„„„„„„„„„„„„„„„„„„„„„„„(2)
一、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2-4)
二、合同诈骗罪认定中应注意的问题„„„„„„„„„„„„„(5-9)
（一）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定„„„„„„„„„„„„„„(5)
（二）合同诈骗罪罪与非罪的界定„„„„„„„„„„„„.（5-6）
1、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行为的界定„„„„„„„„„(5)
2、合同诈骗罪与一般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6)
（三）合同诈骗罪相关要件的认定„„„„„„„„„„„„(6-9)
1、关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6-7)
2、关于“合同”的认定„„„„„„„„„„„„„„(7-8)
3、合同诈骗罪犯罪数额的认定„„„„„„„„„„„..(8-9)
三、合同诈骗罪的发展趋势„„„„„„„„„„„„„„„„.(9-11)
四、合同诈骗罪的预防与控制„„„„„„„„„„„„„„..(11-13)
（一）提高市场主体的缔约能力、防诈骗能力，加强自我防范„（11)
（二）对于合同诈骗罪，建议加大罚金刑的适用力度。„„„(11-12)
（三）通过提高刑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加大法律制裁的威慑„(12)
（四）提高商业道德，重建市场信用。„„„„„„„„„„„（12）
（五）加强企业内部合同管理，提高经济组织和个人的防范能„（12）
（六）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加大防范力度。„„„„„（12-13）结 语 „„„„„„„„„„„„„„„„„„„„„„„„..(14)
浅论合同诈骗罪
[摘要]合同诈骗罪是一项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经济犯罪，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事务的增多利用合同形式进行诈骗的案件在不断增加，针对这些新情况，一九九七年三月十四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对1979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进行了一系列重大修订，其中将合同诈骗罪单列出来，这是我国刑事立法的进步表现，也是我国刑事立法健全的重要标志。认识和掌握合同诈骗罪，如何预防合同诈骗是当前应当研究的课题。
[关健词〕合同诈骗罪；构成；认定；预防
为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我国的民事经济法律加强了合同行为的规范和保护，对严重扰乱市场商业及经济秩序的行为，则辅之以刑罚予以保护。为此，我国刑法专门规定了合同诈骗罪，根据该法
（二）、客观方面。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且数额较大的行为。虚构事实指行为人捏造不存在的事实，骗取被害人信任，其表现形式主要为：假冒订立合同必需的身份；盗窃、骗取、伪造、变造签订合同所必需的法律文件、文书、制造“合法身份”、“履行能力”的假相；虚构不存在的基本事实；虚构不存在的合同标的，等等。隐瞒事实真相是指行为人对被害人掩盖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其表现形式主要是：隐瞒自己实际上不可能履行合同的事实，隐瞒自己不履行合同的犯罪意图；隐瞒合同中自己有义务告知对方的其他事实。对于以签订合同的方法骗取财物的行为，认定行为人是否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关键在于查清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也就是说，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或者担保，故意制造假象使与之签订合同的人产生错觉，“自愿”地与行骗人签订合同，从而达到骗取财物的目的［1］，这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犯罪在客观方面的主要特征。根据我国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合同诈骗罪客观方面主要表现为以下行为［2］：
1、在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能力、或明知没有有效担保的情况下，以虚构的单位或冒用他人的名义签订合同的，即以凭空捏造出来的单位的名义或未经他人授权后同意以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变造、伪造、作废的票据或其他虚假产权证明作担保的。合同担保，是签订合同的当事人，根据法律规定或双方约定，为保证合同的履行而设定的一种权利与义务关系，是减少合同风险和保障合同履行的常规做法。犯罪分子为取得对方当时人的信任，往往以变造、伪造、作废的票据或其他虚假产权证明作担保的，以达到利用合同，骗取钱财的目的。“票据”是指本票、汇票和支票等金融票据；“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是指证明其对某些本不享有权利的财产享有权利的证明文件，如虚假的土地使用证、房产所有权证以及其他虚假的动产、不动产权属的“证明文件”等。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先以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往往是对方当事人对其履行合同的能力和诚意信以为真，进而与之签订标的更大的合同。犯罪分子以此为诱饵骗取对方信任，已达到诈骗钱财的目的。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款、货物、预付款或者保证金定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
后逃匿的。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合同诈骗行为。行为人根本不想履行合同，只要签订了合同，对方当事人给付了货物、货款、预付款或担保财产，其犯罪目的就已实现，然后便逃跑、隐藏、躲藏。
5、以其他方法骗取当事人财物的。这是一个概括性的规定，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合同签订后，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合同，不退还所收货款、定金等的；以支付部分小额货款、开始履行合同为诱饵，骗取全部货物后，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的；获取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定金或者保证金后，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或将上述款物挥霍浪费，致使无法返还的。
（三）、主体特征。
本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即自然人和单位均可构成本罪的主体。本罪是在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主体是合同的当事人一方，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单位，均可成为合同诈骗罪的主体。实践中应注意区分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自然人还是单位。例如下列几种情形就是名为单位实为个人实施的合同诈骗罪：（1）没有资金、场地、从业人员等有名无实的皮包公司，对它们利用合同诈骗的，应以个人诈骗论。（2）国营或者集体企业为个人提供营业执照，名为集体实为个人的企业，企业人员以企业名义进行合同诈骗，应以个人诈骗论。（3）由被挂靠企业提供营业执照，而由挂靠人员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挂靠企业，挂靠人员实施合同诈骗罪应认定为个人诈骗。（4）国有或者集体企业租赁给个人经营的企业。承租人利用企业名义诈骗的，应认定为个人诈骗。（5）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合同诈骗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为主要活动的，应认定为个人犯罪对那些以单位名义实施的而实际犯罪谋取的利益归属直接责任人员的合同诈骗犯罪一律应以个人犯罪论处。
（四）、主观方面。
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表现为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是在骗取他人财物会使他人遭受损失，会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或者积极追求犯罪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来认定行为人是否“故意”，对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罪的几种客观行为与“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素密不可分［3］。这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主要依据之一，也是判断是否构成本罪的一个重要依据。
二、合同诈骗罪的认定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定
诈骗罪，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财物的所有人或保管人陷于认识错误，从而骗取其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4]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都属于故意犯罪，且都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较大数额的财物的目的，客观上都存在着以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使对方当事人在错误认识的情况下，作出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不过诈骗罪的行为方式更为复杂多样，合同诈骗罪的行为方式则相对单一，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利用了经济合同的这一特定手段进行诈骗；是否扰乱和侵害了市场经济秩序这一法律客体。从逻辑的角度讲，合同诈骗罪是诈骗罪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从法学的角度讲，二者属于法条竟合，按照特殊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对既符合合同诈骗罪又符合诈骗罪的诈骗行为，应按照合同诈骗罪处理。
（二）合同诈骗罪与非罪的界定 1．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行为的界定
合同欺诈是指签订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弄虚作假，诱使对方当事人在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情况下，签订合同的行为。二者的区别在于：主观目的不同，及是否骗取了对方当事人“较大数额”的财物。合同诈骗是以诈骗财物为目的，合同欺诈主观上虽有欺诈的故意，但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其目的是为了进行经营，并借以创造履约能力。对于民事欺诈行为引起的纠纷，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程序解决。［5］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规定，合同欺诈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当事人虚假的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
根据我国《合同法》
2合同诈骗罪与一般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
一般经济合同纠纷，是指经济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出于某种原因未能完全履行合同，或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一方当事人出现违约行为，而致使另一方当事人受到损失，因而引起的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发生争议，而出现的民事纠纷。虽然它和合同诈骗罪都与经济合同有关，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合同诈骗罪是刑事违法行为，它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根本没有履行合同诚意的情况下，通过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欺骗的手段诱骗对方当事人与自己签订、履行合同，从而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一般经济合同纠纷则是指行为人在有履行合同的诚意或有基本履行合同诚意的情况下，由于某种原因而未能按照约定履行合同，或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由于一方当事人出现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失，而引发的民事纠纷。区分两者界限的关键是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行为人是以骗取财物为目的，还是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而获得经济利益。而要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必须从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手段以及履行合同的行为，违约后的表现等几方面进行判断。如果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就属于一般的经济合同纠纷，而不宜以合同诈骗罪处理。
（三）合同诈骗罪相关要件的认定 1．关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
“非法占有目的”是犯罪人的主观意图，是一种抽象无形的心理状态。诈骗类犯罪具有隐蔽性，行为人往往采用多种方式掩盖其犯罪意图，案发后多百般狡辩，因此要把握此类犯罪人的主观心理就更加困难。本着“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原则，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往往要通过客观行为来推断。实践中在具体处理案件时，要综合以下几个方面把握：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是否有实际履行能力；行为人是否采用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手段；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是否如约履行合同或为履行合同积极努力；行为人对于对方给付的财物如何处置；行为人未能履行合同义务的原因；行为人在违约后的表现，等等。在上述几个方面的表现中，最能直接体现行为人是否有诈骗故意的就是“是否采用欺诈的手段”。因为其他方面的标准往往是在行为人收受财物之后的行为，如果行为人没有实施任何诈骗的手段，那么通常合同就是生效的，对方交付财物、行为人获取财物往往就有合法的依据。因此上述几个判断主观故意的根据中，笔者认为，行为人是否采用欺诈的手段是首要的不可缺少的标准，其他方面都是次要的辅助性判断标准。对此有学者认为，只要行为人具有非法的目的，其签订合同就是无效的民事行为，合同亦无效。那么无论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是否采取了欺诈手段，也无论行为人在收受对方财物之前或之后是否采取了欺诈手段，只要收受对方财物价值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的，即可构成合同诈骗罪，因为签订合同本身即是行为人行骗的一种手段。［6］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主观归罪之嫌。因为行为人没有采用欺诈手段就难以认定被害人是否是基于陷入错误而自愿交付财物。同时在《刑法》对合同诈骗罪含义的界定中也要求以“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由此可以看出是否具有欺诈是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必要标准。所以在对合同诈骗罪犯罪人的主观故意进行界定时，必须要结合行为人是否采用欺诈手段这一最根本直观的判断准则，并结合案件的其他情况综合判断。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即使主观方面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也不能完全肯定构成合同诈骗罪，因为除此之外还需要达到“骗取对方数额较大的标准”，这也正是前述的与“合同欺诈行为”的重要区别。2．关于“合同”的认定
首先，合同的性质的认定。这对于确定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围具有重要的意义。合同的性质应结合合同诈骗罪的客体来认定。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其中主要客体是正常的市场市场交易秩序，次要客体是公司财产所有权。据此，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性质，具体应表现如下：
同取得权益，而无须向对方为相应给付的合同，如无偿借用合同、无偿保管合同等都不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范围。
那么实际的罪行就要有一定的惩罚尺度，实际的罪行是有界限的⋯ ⋯犯法的一定内容就是一定罪行的界限。而衡量这一内容的尺度也就是衡量罪行的尺度。对于财产来说，这样的尺度就是它的价值。”[7]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数额包括合同标的额、犯罪人所得额、被害人损失额。所谓合同标的额，相当于指向数额，是指合同诈骗行为所指向或者直接涉及并赖以实施的金钱或物的数额，是行为人所追求的目标数额，出现在合同诈骗行为的实施过程中，与特定的犯罪行为密不可分，客观地反映着犯罪行为的规模、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及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大小。[8]所谓犯罪人的所得额，是指犯罪人利用合同实施诈骗行为从被害人处骗取财物的数额。所谓被害人的损失额，是指犯罪人利用合同实施诈骗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数额，通常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数额是指国家、集体或者公民个人因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而减少或丧失的财产数量。间接损失数额是指国家、集体或者公民个人的现有财产因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而减少或丧失后，藉此财产应当滋生的财产减少或丧失的数额，如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财产被骗而减少的利息、利润数额。[9]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合同诈骗罪中所说的“数额较大”应以行为人实际骗到的数额（即犯罪人所得额）认定，合同标的额可以在量刑时作为一个参考。在连环诈骗中，合同诈骗行为人为了弥补前一次诈骗所造成的亏空，而再次实施合同诈骗行为，以填补前一次所造成的亏空。关于此种诈骗的“数额”的认定，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此种诈骗应按实际未归 还的数额（即犯罪人所得额）认定，多次行骗数额，及多次诈骗可以在量刑时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考虑。
三、合同诈骗罪的发展趋势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领域内的活动日益频繁，合同纠纷越来越多，趁签合同之际进行合同诈骗的案件也呈上升趋势。利用合同诈骗逐渐发展为国内最严重的经济犯罪之一，并且手段更为“高明”，方式更为复杂。概括起来，合同诈骗罪具有以下发展趋势：
1、假公司、假证件、假履行、诈骗标的大。
犯罪分子伪造证件、印章，利用合同进行诈骗，诈骗分子伪造的证件包括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到委托书、身份证明、银行票据等等，一应俱全，这就是很容易将诈骗的真实目的隐盖起。随着经济的发展竞争日趋激烈，企业的压力日渐增大，犯罪分子利用企业急于做成业务的心理，与之签订大额合同，业务人员、企业出于业绩的追求往往放松了警惕，导致财物被骗。
2、冒用政府部门、国债、公益事业项目进行诈骗。
近年来许多诈骗犯罪分子，公开冒用较大、较知名政府单位、国债项目、公益事业的名义招摇撞骗。因为政府单位或国债项目公众对他们都很信任。打着他们的旗号，使受骗者心理会产生确信无疑的效果，可大为提高骗局的成功率。采用这种方式诈骗分子可节省大量的资金投入，政府等的声誉、信用，自己信手拈来，从而使犯罪成本降低。他们一般采取私刻假公章、私开虚假证明信、虚构个人身份等手段招摇过市，图谋达到其犯罪目的。或者采取真相目假挂靠，骗取财物后丢下项目逃逸。
3、手法翻新，采取与
诈骗多指向紧俏或滞销产品，利用受害人急于求成的心理，以自己能够提供紧俏产品等骗取受害人信任，要求受害人支付预付款，诈骗得手后迅速将资金转移、逃匿，就算受害人找上门，或避而不见，或在外游荡，从而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如某犯罪嫌疑人与某公司签订中介合同以帮助销售大量货物为名，要求支付返利，某公司出于销售货物的心理发出100万货物，后犯罪嫌疑人再不付款，随后避而不见在外游荡。
6、运输诈骗增多。
我国地域广阔，物流需求旺盛，特别是公路运输繁忙。在物流运输业繁荣发展的同时运输诈骗也随之增多。犯罪分子利用假身份证、驾驶证、车牌照等虚假信息与被害单位签订运输合同，将货物装车后快速逃离，在逃离案发地后改变车辆颜色、号牌等明显特征。此类犯罪行为因其隐蔽性强、流动性大、转移速度快增加了破案难度。
7、案件日趋复杂，往往形成案中有案，多案并发，以三角债或经济纠纷来来掩盖诈骗行为。
合同诈骗犯罪一般都不是孤立进行的，大多与虚报注册资金、虚假出资、抽逃出资、以及行贿、受贿等犯罪紧密联系。往往是一案侦破，多案被牵连出水，形成案中案，案外案，多案并发。在实践中，还出现一种连环诈骗方式。受害者被骗后，为了挽回损失，又产生诈骗他人的犯罪心理，与其他人签订虚假合同，转嫁被他人诈骗所造成的损失。这种情况常常是受害者变成了害人者，并经常以三角债纠纷为借口掩盖其诈骗本质。
四、合同诈骗罪的预防与控制
(一)提高市场主体的缔约能力、防诈骗能力，加强自我防范。
市场主体对缔约对手资信情况的了解和保持谨慎，是防止合同诈骗的前提。针对当前单位受骗多于个人受骗，国有资产受骗多于私人资产受骗的现象，及受骗方工作人员与诈骗方内外勾结进行诈骗的现象，国有企、事业单位应进一步完善岗位责任制、项目责任制等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在企业内部建立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国家的财政、会计制度，对于签订合同的预付款、定金，实行会计监督，经济往来坚持钱货两清原则，使财会工作规范化、制度化，以防止犯罪分子利用预付款、定金进行诈骗犯罪。加强企业内部的人事管理制度，建立必要的人事档案，对于有前科、劣迹的人应审慎录用。
（二）对于合同诈骗罪，建议加大罚金刑的适用力度。
刑法
金刑适用不力。尚不能对犯罪分子在经济上起到惩罚作用，故建议应当加大罚金的处罚力度。先向犯罪分子提出适用罚金刑的具体意向，若犯罪分子能够认真全面执行罚金刑的，可适当减轻主刑的刑罚处罚。对于犯罪较轻，或者犯罪情节虽然较重，但有自首或立功表现的，可单独使用罚金刑。作出这样的刑罚调整，对于合同诈骗等经济犯罪不但有利于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而且有利于遏制合同诈骗等犯罪的发生。
（三）通过提高刑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加大法律制裁的威慑力。
在刑法严厉性既定的情况下，刑法的确定性和及时性对于刑法的威慑力至关重要。就合同诈骗而言，发现犯罪和确定犯罪分子并不难，难点在于犯罪分子大多潜逃而使刑法难以实施，而当刑法最终确定实施的时候，犯罪分子通常已将赃款藏匿或挥霍，致使受害人的损失无法弥补。正因为如此，刑法的确定性和及时性对于合同诈骗罪的惩治和预防而言，意义由为重大。
（四）提高商业道德，重建市场信用。
预防犯罪的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优良道德对预防犯罪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合同诈骗不仅是信用危机，也是道德危机。新型的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其基本目标是促进市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其核心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寻求义与利得平衡，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协调，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协调，符合全社会每个人利益的诚实信用原则，其确立和深入人心既需要法制的保护，也需要长期的市场碰撞、摩擦、冲突、选择和积淀，坚持不懈地进行法制教育，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进行精神文明教育，确保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正确引导社会文化变革，实现社会价值的重整，对于预防合同诈骗罪具有深远的意义。
（五）加强企业内部合同管理，提高经济组织和个人的防范能力
1、加强经济组织内部工作人员和从事经济活动个人的素质培养。诈骗行为的成功，大多数被骗者都是由于市场风险意识淡薄，急功近利，缺乏法律知识。因此要努力提高从事经济工作的人员的个人素质，增强其防范意识。
2、建立、健全经济组织内部的合同管理机制。当前受骗单位多于个人，公有资产受骗多于私人资产。究其原因这与单位的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完善有很大关系。为了提高单位的防范能力，应当在经济组织内部设立专门的管理合同的制度。要建立合同签订前的资信调查制度。
3、单位要建立合同档案和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合同档案应包括从签订到合同履行的全过程。要注意保存合同所有各种资料。如合同签订和履行中发生问题，对内部工作人员
及工作情况，具有自我约束作用，为责任追究提供依据；如需进行诉讼解决，则可提交充分、确凿的证据，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六）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加大防范力度。
篇3：关于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判断
一、合同诈骗罪中之“合同性质”
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来看, 97刑法设合同诈骗罪时, 我国尚未制定统一的合同法, 有关合同的法律主要存在于《经济合同法》中。《经济合同法》第2条、第54条的规定:经济合同的主体只能是法人以及个体工商户、专业户、承包经营户、农户。但是, 在合同诈骗罪中, 其犯罪主体不仅仅包括单位, 还包括了自然人。可见, 将合同诈骗罪之“合同”仅限于经济合同的观点并不正确。因此, 我们还是应该从刑事立法的角度来理解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合同诈骗罪其侵犯的是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诚实信用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因此只有涉及市场范畴的合同才能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这样的合同必须存在于市场经济活动中, 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易关系。所谓交易, 即双方通过协商对各自享有的权力和承担的义务达成一致, 从而进行的对价的、相互的经济活动。因此, 该合同必须是双务的、有偿的合同。单务合同、无偿合同、主要受行政法、劳动法调整的行政合同、劳动合同以及与婚姻、收养等人身关系有关的人身合同都在此之外。行为人利用此类合同实施诈骗, 不存在扰乱市场秩序的问题, 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只能以诈骗罪论处。
二、合同诈骗罪中之“合同形式”
刑事立法并未对合同诈骗罪之合同作出明确的限定。该合同究竟采何种形式, 理论界及实务界争论不休。书面合同当然符合要求, 但口头合同及其他形式的合同是否符合要求却存在着否定与肯定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个人认为, 合同诈骗罪之合同, 应以书面形式为主但不限于书面形式。理由如下:
首先, 新刑法修订于1997年, 而现行合同法颁布于1999年, 刑法修订在合同法颁布之前。在合同法颁布之前中国规范合同法律关系的任务是由原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和涉外经济合同法完成的, 虽然该三大合同法律一致要求合同为书面的形式, 但新刑法增设合同诈骗罪并没有采用“经济合同”的措词而是直接表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 应是一种刻意要与即将颁布的新合同法对接的行为, 从这个角度理解, 在合同法未将合同形式限制于书面形式时, 刑法中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亦不应局限于书面形式。
其次, 合同诈骗罪惩处的是对市场秩序的破坏。书面、口头亦或其他形式, 只是合同外在形式上的差异, 不影响对合同内容和性质的判断。且实践中公司等其他单位利用口头合同在商品交换中实施欺诈的情况并不少见。由于单位主体并不能构成普通诈骗罪, 如果将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仅仅限定为书面形式, 将导致单位利用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合同实施诈骗的行为无法由刑法来调整, 从而具有放纵之嫌。
再者, 合同诈骗罪要求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诈骗。这里的“履行”合同, 可以是口头合同, 也可以是书面合同。即使“签订”一词意指书面合同, 也不影响“履行”口头合同的合法性。司法实践中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被告人先利用书面合同进行诈骗, 尔后又以口头合同继续相同的诈骗行为。若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之外, 则对上述行为要分别处理, 即前期行为定合同诈骗罪, 后期行为定诈骗罪。对明显属于同种性质的行为定不同的罪名且要数罪并罚, 有违刑法的公正原则及判决的公信力。
三、合同诈骗罪中之“合同标的”
我们认为, 刑法意义上的“合同标的”与民事法律意义上的“合同标的”并无严格区别, 不能仅凭合同标的的属性作为定罪处刑的标准。那么, 为何当“合同标的”为一般动产或者行为时, 最终认定为诈骗罪的案件数远远超过了合同诈骗罪呢?
究其原因, 在于合同诈骗罪要求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诈骗, 即该合同关系的履行应当有一个持续的过程, 而非当场签订、当场交付的合同行为。因此, 如果该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即时清结, 当场完成的, 则应以诈骗罪论处, 而不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在涉及不动产或者特殊动产的案件中, 一般不存在当场履行的可能性, 因此这样的案件以合同诈骗罪居多。而在涉及一般动产或者行为的案件中, 其合同的目的往往是用于生活消费, 当场履行者居多, 因此以诈骗罪论处居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 对于行为人诈骗合同标的以外的财物的行为, 不以合同诈骗罪认定的理由, 主要是因为, 合同诈骗罪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 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 这意味着, 所骗取的财物应与签订或履行合同相关, 应为合同的标的物, 而行为人虚构事实与合同相对方订立合同建立关系, 然后借此以其他各种名目骗取对方钱财的行为, 本质上还是普通诈骗行为, 应以一般诈骗罪论处。
摘要：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界定, 是刑事审判实践中的传统、多发难题。从理论上看, 从传统诈骗犯罪中分离出来的合同诈骗罪等特殊诈骗犯罪在我国刑法中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类罪范畴, 而普通诈骗罪在刑法中属于侵犯财产类罪范畴, 基于不同的犯罪手段、不同的受侵害客体, 作为特殊法领域的合同诈骗罪与作为普通法领域的诈骗罪之间, 理应有着严格、清晰的界限。
关键词：合同诈骗,合同,区别
参考文献
篇4：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法之合同解析
摘 要：自刑法典将合同诈骗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后，合同诈骗罪的相关问题一直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探讨的热点，尤其是有关合同诈骗罪之合同与合同法之合同的界分在实践中也是困扰不已。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合同法；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据此规定，我们无从得知此罪状中的合同究竟是与《合同法》中的合同进行全面衔接，还是具有其独特内涵。而学界对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以何种标准进行界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当具有怎样的性质，具体包括哪些形式的合同，也存在较大争议。
一、合同诈骗罪之“合同”
合同诈骗罪是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的罪名，利用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不仅侵犯了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更重要的是利用合同诈骗的行为使人们对合同这种手段失去了信赖，扰乱了动态的财产流转市场秩序，妨害了国家对合同的管理秩序。因此，在认定行为人是否利用的是合同诈骗罪之合同手段这个问题时，必须考虑合同诈骗罪复杂的客体性质，即合同诈骗罪中之合同，必须存在于合同诈骗罪复杂客体的领域内，其合同必须是能够体现动态的财产流转市场秩序之合同。凡与这种社会关系无关的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不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之列，而应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因为严格地讲，此类合同不具有动态的市场经济特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交易合同，而更类似于一般民事合同。
《合同法》的起草几乎与现行《刑法》的修订同期进行，刑事立法者不会不关注我国合同制度的调整。虽然《合同法》修改在后，但它是一个基本法，况且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范围已经不仅仅限于经济合同，更多的存在于市场活动主体间的以民事合同为手段的诈骗犯罪开始涌现。并且，将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局限于经济合同将合同诈骗罪很难发挥刑法打击此种犯罪的威力，不符合刑法的保护目的。虽然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在立法渊源上以两个司法解释为基础，但立法渊源不应影响刑法的目解释，也就是当行为人利用除了经济合同之外的其他合同进行诈骗，只要是能够体现市场秩序的合同类型，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就可以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
二、合同法之“合同”
关于合同法之合同的概念，民法学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解合同是指确立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包含经济合同、行政合同、劳动合同等；狭义的合同是指确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合同，包括物权合同、身份合同等。从《合同法》第10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合同的形式包括：①书面形式，即指以文字等有形的表现形式订立合同的形式。依《合同法》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也包括合同书、信件、数据电文等三种形式。②口头形式，即当事人之间运用语言对话的方式订立的合同。③其他形式，即指当事人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以外的其他方法订立的合同，如推定形式。上述三种合同形式都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但应当强调的是采用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进行合同诈骗的行为需要有证据证明合同本身的存在，否则会因证据不足而无法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因此，从内容上看，《合同法》之合同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并不完全相同，《合同法》之合同范围要广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 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只占《合同法》之合同的一部分，只有那些能体现合同诈骗罪客体特征的合同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所指的合同。对于不属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诈骗内容的行为，虽然行为人利用的是《合同法》之内容的合同，看似采用了合同的手段，却不能以合同诈骗罪定罪量刑。如果符合普通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只能以普通诈骗罪论处，即应当将口头合同排除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之外。
三、司法解释确认可成立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种类
考虑到经济合同与其他民事合同的区别不明显，同时技术合同、涉外合同等没有包括在《经济合同法》规定的“经济合同”中，以及制定统一合同法立法的趋势，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均采用了合同诈骗罪这一罪名，表明刑法第 224 条合同诈骗罪之合同不限于《经济合同法》之合同，还应包括《技术合同法》及《涉外经济合同法》之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规定，涉外合同有 17 种。这些涉外经济合同除利用涉外信贷合同进行诈骗构成贷款诈骗罪、利用涉外保险合同进行诈骗构成保险诈骗罪之外，其他 15 种涉外经济合同均可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种类。在涉外经济领域已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与国际接轨的大趋势的要求，《涉外经济合同法》已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客观基础。所以合同法中已取消了“涉外经济合同”的提法。但是涉外合同毕竟是客观存在的合同，并且也确实有着与国内合同不同的特殊性，即主体、客体、内容等法律关系的涉外性，以及由此决定的纠纷解决、法律适用等方面的独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民事合同中除了上述《合同法》、《担保法》和司法解釋确认的合同之外，实践中还有联营合同、旅游合同、合伙合同、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合同、商标转让和许可使用合同、演出合同、出版合同等，这些合同也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内涵要件，因此都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就本文所阐述的问题而言，我们在理解合同诈骗罪中有关“合同”的相关问题时，不可能不基于民事法律特别是合同法中对合同相关法律规定及基本理论来理解，否则，对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理解或阐述就失去了其理论基点。总之，我们认为对于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理解应建立在民事法律尤其是合同法相关理论基础之上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对之进行理解，进而有助于在司法实践中准确处理相关问题。
参考文献：
[1]蔡刚毅.析合同诈骗之合同[J].刑法问题与争鸣，2001.
[2]赵秉志.合同诈骗罪专题整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
篇5：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
摘要：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二者非常相似，有时很难判断。本文结合理论和实践指明二者不同的认定要素和发生的法律后果。
关键词：合同欺诈；合同诈骗；认定要素；法律后果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的合同纠纷不断出现，而合同诈骗罪也是以合同形式出现的。二者相似性以及法律后果不同，给司法机关认定行为性质带来了很大难度，本文结合理论和实践对二者进行了明确区分。
合同 ,又称契约 ,是指当事人之间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当事人达成协议并建立了合同关系 ,标志着合同成立 ,但合同成立不等于合同生效。欺诈 ,意思指当事人一方故意编造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 ,使对方陷入错误而为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
合同欺诈行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 ,行为人的行为表面上是合法的 ,行为人通过订立、成立、履行合同行为 ,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 另一方面 ,行为人的行为本质是非法的 ,行为人的行为破坏了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使相对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
合同欺诈行为作为一种民事行为 ,其构成要件有四点：⑴ 须有欺诈人的欺诈行为。欺诈行为之情况有三：一是捏造虚伪事实；二是隐匿真实事实；三是歪曲真实事实。⑵ 欺诈人必须有欺诈的故意。⑶ 须表意人因相对人的欺诈而陷于错误。⑷ 须对方因陷于错误而为意思表示，即错误与意思表示之间有因果关系。①“合同欺诈行为具有以下特点：第一 ,隐蔽性。合同欺诈行为人的欺诈行为 ,相对于如标的、标准、能、合同主体等合同的主要信息 ,行为人是清楚的,在明处合同相对人则是不清楚的,在暗处。真实信息的隐蔽性 ,造成合同当事人双方的地位不平等 欺诈行为人处于优势、强势 ,合同相对人处于劣势、弱势 ,直到欺诈行为败露。这种对信息掌握的不平等导致的地位不平等 ,并不是因为相对人认识能力的局限 ,而是因为行为人的恶意而为。①苏辉，试论合同欺诈[J].宿州师专学报，2002，（9）。
第二 ,干扰性。合同欺诈行为人的欺诈行为 ,把要约或承诺的错误条件反映到相对人大脑中 ,使相对人在规避合同风险和实现预期利益的决策中作出与自己本来意愿不一致甚至相反的决策 —错误的意思表示。相对人的“意思 自治”由于行为人的干扰而成为“意思他治”。第三 ,破坏性。I破坏了合同当事人的地位平等 ,由于其隐蔽性 ,使合同欺诈行为人处于优势、强势 ,使相对人处于劣势、弱势。II破坏了等价交换的原则。任何当事人从事交易活动,都要遵循等价交易法则 ,不得尔度我诈 ,强取豪夺III破坏了交易的自愿性。通过欺诈等方式使对方作出与其真实意思不相符合的意思表示IV破坏了社会信用。欺诈行为败露后 ,人们将对正在或即将作出的交易行为时时处于怀疑、恐惧之中。第四 ,非法性 欺诈行为都危害了社会济秩序 ,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 ,在法律上属于应受禁止的非法行为。”
关于合同欺诈行为的法律效力, 我国《合同法》一般认为合同欺诈行为损害了私人利益 ,可以撤销 ,表明损害私人利益的合同欺诈行为并不必然无效 ,即并不是必然不受法律保护。如果被损害人放弃撤销权 ,则法律保护合同欺诈行为 ,如果被害人主张撤销权 ,则法律不保护合同欺诈行为 ,被撤销的合同则无效。我国《刑法 》第224条规定：合同诈骗罪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 ,数额较大的行为。它具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 ,应受到刑法惩罚。
①“合同诈骗犯罪的认定要素，从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看，只是列举了合同诈骗罪的客观行为表现形式，要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还必须以行为人的履约能力为基本出发点，结合行为人的履约能力、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事后态度等方面综合认定。在具体认定要素上，主要应审查：主体资格是否真实。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即以虚假面目出现，显然可说明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之存在。行为人有无履约能力。具备履约能力是合同得以适当或完全履行的基础，如果明知没有履约能力或只有部分履约能力，却与他人签订远超过自己履约能力的①刘恒然，合同诈骗犯罪的认定要素[J].江苏法制报，2008，（12）。
合同，骗取对方财物，应视为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
即着眼于行为人有无履行能力还不足以证实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还要看行为人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如何。尽管有履约能力，但无实际行动或履行小部分义务，目的是套取更大的回报，行为实质上属非履约行为，充满欺骗性，则足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行为人没有履约的原因。如果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并无欺骗手段，签订合同后也积极履行合同，但因决策失误等正常商业风险或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最终无法履行合同，并给对方造成损失，因行为人主观上无非法占有之目的，故不能成立诈骗犯罪，仅成就民事上的违约事由；相反，若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或履行合同中存在“借鸡生蛋”，赚了就还，亏了就不还的心理，且履约过程中确实不尽力，并最终导致他人财产损失的，应以诈骗罪认处。行为人对财物的主要处置方式。目前的做法是，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不是按照合同的约定进行处置而是隐匿或是任意处置，主要表现在用于偿还债务、挥霍、用于非法活动、非经营性支出等或携款潜逃，就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反之，无论行为人签约时对于到手的款项心理态度如何，不管是依约还是挪作他用，只要是用于正常经营，因商业风险而导致最终损失的，则不认定为诈骗犯罪。”
① “合同民事欺诈纠纷与合同诈骗的联系与区别：
合同诈骗犯罪与合同民事欺诈纠纷有许多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两者得以发生的基础相同。无论是合同诈骗犯罪还是合同民事欺诈纠纷，都既可以发生在合同的签订过程中，也可以发生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
第二，行为人的主观心态都是故意。既具有欺骗对方，使对方的认识陷人错误，从而违背其真实意思而与之签订合同或履行合同，以谋取一定的非法利益。而且，这种故意都是直接故意。
第三，客观上都具有欺骗对方当事人的行为。合同诈骗犯罪与合同民事欺诈①周韵，论合同民事欺诈与合同诈骗犯罪的界限[J].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3）。
都带有“诈”字，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或是利用对方的错误或进一步加深对方的错误等等作为及不作为，都是合同诈骗犯罪与合同民事欺诈的共同手段。
第四，合同诈骗犯罪与合同民事欺诈纠纷，都主要是发生于经济交往过程中，且都是以合同的面目出现。这些合同从表面上看，条款是规范的，内容和形式也是合法的，合同的虚假性不易被识破。
第五，受欺诈人与对方签订或履行合同，表面上看也都是自愿、真实的，实质上这种意思表示都是有瑕疵的，并且都与欺诈行为有因果关系。
合同诈骗犯罪与合同民事欺诈纠纷，尽管存在上述相同之处，但在法律性质上存在重大差异，两者之间主要有以下区别：
第一，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内容和目的不同。虽然合同诈骗犯罪与合同民事欺诈行为在主观上都存在着直接故意，但故意的内容和目的不同。在合同诈骗犯罪中，行为人的目的是为了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的财物，主观上并没有履行合同的目的，而仅仅是利用合同这一合法的形式;但是在合同民事欺诈中，行为人的目的是为了谋取不当或不法的利益，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尤为重要的是，行为人所谋求的不当或不法利益，恰恰是意图通过合同的履行而实现的。这一点是区分两者的关键。
第二，客观上有无基本履约行为不同合同诈骗犯罪行为的目的由于是为了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的财物，因而在客观上没有基本的履约行为。犯罪行为人或者是签定虚假的合同，或者是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千方百计地创造借口逃避履行合同义务。在有些情况下，行为人即使也有少量地履行合同的行为，但这仅仅只是一种假象，其实质在于骗取对方的信任以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合同规定的大部分义务，他是不会履行的。这种情况即所谓的“钩鱼合同”。但是对于合同民事欺诈行为而言，由于非法利益的获得正是通过合同的履行而得以实现的，因此行为人客观上必然会有合同履行的行为。
第三，法律上对于欺骗行为有无财产数额的要求不同。合同诈骗犯罪是一种财产型犯罪，对于财产犯罪刑法上一般要求数额较大，这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之一。因此，利用合同诈骗犯罪，合同标的数额应当符合刑法关于“数额较大”的要求。但是合同民事欺诈纠纷中，欺诈行为的构成不以受欺诈方有财产损失为
必要条件，因而合同标的数额的大小，并不影响合同民事欺诈的成立。
第四，行为性质不同。合同诈骗犯罪和合同民事欺诈虽然都是一种欺骗行为，但性质上截然不同。在合同诈骗犯罪中，尽管表面上也存在合同且合同的订立程序也相当完备，但由于行为人只是想利用合同来达到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因而该类行为的性质已经超出了民法及合同法等私法的调整范围，是一种严重违反公法的行为。这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合同诈骗行为，根据其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和轻重，可以向利用合同进行治安诈骗的行为转化，但无论如何决不可能横跨公法、私法的二大领域而转化为合同民事欺诈。换言之，合同诈骗犯罪与合同民事欺诈不可能亦此亦彼，存在重合的情形。因为合同民事欺诈虽有欺骗，却是在履行前提下的欺骗，它作为一种意思表示有瑕疵的私法行为，历来就属于私法的范畴。正是因为这种性质上的差别，合同民事欺诈属于经济纠纷，而合同刑事诈骗则是经济犯罪的一种。
第五，行为的完成形态不同。合同诈骗犯罪是一种结果犯，在行为的完成形态上有既遂与未遂之分。因此，凡发生了法定的危害社会的结果即构成犯罪既遂。相反，如果行为人已着手实施诈骗犯罪行为，而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发生法定的社会危害结果，则应认定为犯罪未遂。合同诈骗犯罪虽未造成合同相对人的实际损害，但这种行为有其较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而行为人仍应承担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指出:“已经着手实施诈骗犯罪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获取财物的，是诈骗未遂。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也应当定罪并依法处罚。”但是在合同民事欺诈中，如前所述，该行为要么成立，要么不成立，不存在行为完成形态上的既遂与未遂。
篇6：合同诈骗罪中合同效力问题探析
案情简介
甲公司因开发房产地项目资金短缺向乙银行贷款三笔，本金合计1亿元，并以开发中的房地产项目在建工程作为担保办理抵押登记手续。2007年12月，甲公司就上述贷款在乙银行处办理了借新还旧，贷款期限至2008年9月。贷款到期后，甲公司逾期未还，乙银行多次催收无果，遂于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甲公司偿还全部借款本息，并就贷款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乙银行起诉后，甲公司向乙银行贷款行为被其它法院判决认定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抵押登记注销章，向房管部门行贿等手段，以在建工程重复抵押恶意骗取银行贷款，构成合同诈骗罪，甲公司及其法人代表被依法处以有期徒刑，犯罪所得赃款及孳息予以追缴发还乙银行。在此案中，乙银行无相关人员涉案。
法院对乙银行诉甲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审理后认为，因刑事判决认定甲公司构成合同诈骗罪，其与乙银行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均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依法均无效。在向乙银行释明更改诉讼请求未果后，判决驳回乙银行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下达后，乙银行不服判决并以借款人单方构成合同诈骗罪，合同效力并非无效为由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乙银行在两次发放贷款过程中并未参与甲公司不法诈骗等行为，从双方之间民事关系看，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重复 1
抵押也非相关法律禁止行为。甲公司因合同诈骗罪依法承担刑事处罚，并不能免除其在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中的民事责任，从而依法撤销了一审判决，并判令甲公司偿还追赃后余欠乙银行相关贷款本息，乙银行就贷款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案例分析
一、合同诈骗罪中合同效力认定的主要观点
本案系一起典型的民刑交叉案件，其争议焦点在于涉及合同诈骗罪的民事合同效力认定问题。因我国民刑法律间衔接不紧密，法律条文适用理解不一，理论界对该问题认识分歧较大，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是构成合同诈骗罪，其合同无效。理由为合同诈骗罪系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符合《合同法》第52条中认定合同无效的情形之一。同时《民法通则》
第55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具备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的条件，在合同诈骗罪中，自然人或单位以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为目的，根本无意履行合同，因此，自然人或单位所表示出来的“签订、履行合同”的意思是不真实的，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应具备的要件。据此，其合同为无效。
二是构成合同诈骗罪，若损害到国家利益的，合同系无效合同，反之，合同系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理由为：根据《合同法》第52条
第1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的，同时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才无效，如果不损害国家利益，不能仅因欺诈而认定合同无效。《合同法》第54条第2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害方有权要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如果受害人没有依据行使变更、撤销权，合同仍应认定有效。
三是区别情况认定民商事合同的效力。判断标准分为两类：合同相对人或其工作人员是否参与犯罪，以及权利人是否在提起民事诉讼前先向公安机关报案。
但在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罪中合同自始无效的判决思路在全国法院对同类案件的处理中较为普遍。在此思路下，民事诉讼中，刑案被害人只能要求法院确认主合同、担保合同无效，据此要求借款人返还财产、赔偿损失；或者依据刑事裁判文书，请求法院以追缴的赃款赃物清偿债权。
二、合同诈骗罪对合同效力影响评析
就上述三种观点，笔者认为将合同诈骗罪中所涉合同定性为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较为恰当。结合本案分析，按照法院一审判决思路，以甲公司单方的“非法占有”目的判定涉案合同符合《合同法》第52条第三款“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自始无效，既与我国民刑事法律立法本义相悖，存在法律适用上的理解偏差，也不利于保护合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一）立法本义
从刑法的制度功能来看，刑罚仅是刑法的手段，维护社会秩序、经
济秩序才是其终极目的，解决合同诈骗罪成立后的合同的效力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应当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在此点上，民刑两法对当事人的救济手段互为补充，甲公司承担的刑事处罚并不能免除其未尽的民事合同责任。同时刑、民两法体系、功能迥异，刑事确认犯罪的案件，对行为人的民事评价应该依照民事法律进行，广义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其主要功能是调整失衡的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若简单认定涉及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无效，系以刑法功能代替民法调济手段，合同相对人基于民法成立的合法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这明显是与我国立法本义相悖的。
(二)法律适用
1、《合同法》第52条第三项所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当是指合同目的的违法，即双方以订立合法合同的形式，从事法律及部门行政规章明确规定的违法行为。在本案中，乙银行与甲公司2003年签订借款合同用途为“借新还旧”，获得的合同利益为银行正常经营贷款收益，不属于“非法目的”的范畴。
2、刑法上合同诈骗罪的动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仅仅是甲公司单方面动机，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存立的前提应当是双方合意或共谋，存在“掩盖非法目的”的故意。一方故意，另一方因受欺骗、蒙蔽所进行的民事行为，不符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的构成要件。就本案而言，乙银行作为合同诈骗罪的受害人，并不知晓甲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签订合同，双方没有合意也就无法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3、《合同法》第52条第1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的，同时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才无效。此处的国家利益，并不是包括统治秩序在内国家整体利益，而是特指国家所明确保护的公共利益，如税收、文物保护等。如果不损害国家利益，应适用《合同法》第54条第2款规定，作为可撤销合同处理。受害方有权要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如果受害人没有依据行使变更、撤销权，合同仍应认定有效。
（三）合同相对人的权利保护
本案中，虽然借款合同无效后乙银行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被告人未能返还财物而遭受经济损失……被害人因其遭受经济损失也有权对单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若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之规定另行提起侵权之诉，或通过确认合同无效之诉请求返还财产，同时依靠刑罚中的罚金、追缴犯罪所得等手段获得权益救济途径。但上述途径存在无法确认原合同效力的根本缺陷，将直接导致合同相对人丧失债权有效担保，特别是清偿能力较强的物的担保，在刑事追赃效率不高、保全程度低，难以全面涵盖乙银行权益的情况下，对保护被害人合法债权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判例确认及积极意义
在司法实践中，合同无效将造成大量社会资源的逆向流动,返还财产亦将无谓的耗费社会财富,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产关系的稳定，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对合同无效问题也有日渐从严掌握的趋势，上海高院早在2003年下发的《关于民商事审判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2003]36号文）第四条 “关于涉嫌犯罪与合同效力认定的问题”中已明确指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并不当然导致合同无效，还必须以损害国家利益为条件，这是合同法与原经济合同法规定受欺诈、胁迫签订的合同当然无效的区别所在”。
而在本案中，最高院在二审判决中的表述和分析，系“合同诈骗罪中合同并非无效”观点首次以判例形式体现，标志着法院在类似案件中确认合同效力上审判思路的转变，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适用取得重大突破，对同类案件中合同相对人债权保全具有深远意义。
案例启示
从本案中，我们在日常法律风险防范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要进一步加强法律风险防范意识，警惕不法分子以非法目的向银行申请办理贷款业务，从源头杜绝法律风险的产生。
二、要依法合规履行贷款业务办理流程，同时加强对业务办理人员品德和合规意识教育。在本案中，贷款、抵押登记手续的合法有效性及无工作人员涉及关联刑事案件是胜诉的基础，否则，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被认定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可能性就极大，合同利益和担保权益都难以保障。
三、要提高知法用法水平，加强对疑难法律适用问题的论证分析，依法维护我行债权利益。如本案中，乙银行在一审中坚持“借款合同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