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合同诈骗罪范文
口头合同能否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关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是否涵盖口头合同，主要有以下观点：1
第一种观点认为：认为无论什么形式，只要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构成要件，即包括口头合同在内的任何合同都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其理论根据是我国合同法关于口头合同的规定。
第二种观点认为：认为根据《刑法》第224条之规定，合同诈骗罪的诈骗行为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虽然“签订”一词意指书面合同，但“签订”、“履行”属并列关系，在法律并未对合同形式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被履行的合同可以是口头合同，也可以是书面合同。
第三种观点认为：认为口头合同一般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合同诈骗罪之合同一般为书面合同，如果行为人在经济往来中以口头合同形式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亦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但应先俨把握。
第四种观点认为：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一般应限于书面合同，利用口头合同达成协议骗取财物不构成合同诈骗罪，而应按照普通诈骗罪定罪处罚。第五种观点认为：认为基于合同诈骗罪的客体性质、证据的客观可见性以及惩治犯罪最大需要的角度，口头合同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书面形式的合同理所当然属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
第六种观点认为：认为按照刑法理论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合同诈骗罪的形式要件宜界定为书面合同，包括《合同法》第11条对书面合同所作的扩张解释，即信件、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交换数据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而不包括口头合同形式和其他形式，否则难以区分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
上述六种观点中，前三种观点认为口头合同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后三种则持相反意见。归纳起来为两种学说，即肯定说与否定说。肯定说认为，无论什么形式，只要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构成要件，即包括口头合同在内的任何合同都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而否定说则认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仅限于书面形式的合同，排除了口头合同这一形式。
笔者认为，要准确理解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涵义，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刑法》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规定主要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5年7月8日《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和1996年12月16日《关于审理诈骗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内容”，22最高人民法院上述《解释》
第二条规定“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利用经济
合同诈骗他人财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使用了“利用经济合同”一语，而1997年《刑法》立法之时将“经济合同”的“经济”剔除，只用了合同一语，这个省略显然不是立法者的疏忽，也并非是为了立法上的简洁，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与“经济合同”是有区别的，合同应该是一个上位的概念，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仅仅是书面合同，还应包括口头合同和其他形式的合同。
(2)合同制度的发展趋势。随着合同交易形式日趋多元化，1999年《合同法》赋子了当事人选择合同形式的自由，规定合同的形式不仅包括书面形式，还有口头形式和其它形式，对于合同诈骗罪中合同形式的界定必须依托相关合同制度的立法，因而在刑事立法未就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形式作特别限定的情况下，随着合同法颁行，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形式实际上已由原来单一的书面形式转变为书面、口头等多种合同形式。在合同法实施后，如果仍固守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形式只为书面形式，则无疑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合同制度发展趋势的背离，是对合同诈骗罪立法基础之变化的漠视。
(3)合同的本质。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本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既不是99年《合同法》所列的15种有名的、无名的合同，也不是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里的经济合同，具体点说，这个合同应该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利用了这样的合同，既侵犯了公私所有权又破了市场交易秩序，这种合同只能在市场交易中产生，而产生“合同”的市场经济行为需具有这样的特征：首先，行为是一种经营性行为;其次，行为是营利为目的的行为;最后，行为是市场主体所从事的行为。市场主体主要是公司企业及个人，政府在一般情况下是被排除在外的。如民间的无偿借贷行为，无偿的保管行为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再由当今合同制度的发展趋势，最后剖析合同的本质，不难得出，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形式理应包括“口头”合同。
第二篇：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分析
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纠纷是常常发生的，纠纷发生后大家应冷静积极合法的处理纠纷以免使事态严重化。笔者撰写此文，从民事欺诈与合同诈骗罪的联系与区别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力求为大家在处理纠纷时能提供一个防范法律风险的方法。
1、什么是民事欺诈
民事欺诈是指一方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民事欺诈的有以下构成要件：
(1)一方主观上有欺诈的故意，隐瞒虚假情况或不告知对方情况是一方故意所为，故意包括明知虚假而告之或不告知，和应知而由于疏忽大意没有告知。
(2)一方客观上实施了欺诈行为。该行为可以是故意告知虚假情况的作为行为，也可以是有义务告知不予告知的不作为行为。隐瞒则包括故意以一定行为掩盖真实情况的作为和不予告知真实情况的不作为。
(3)由于一方的欺诈行为，诱使对方陷入了错误的认识。
(4)由于错误的认识而做出了违反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在没有对方的欺诈行为下另一方本应作出或不做出一定行为，然而由于一方的欺诈行为而不作出或作出了一定的行为。
2、什么是合同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该行为刑法规定中有以下表现形式：
(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3、民事欺诈向合同诈骗区别
(1)主观目的不同
民事欺诈是为了用于经营，借以创造履行能力而为欺诈行为以诱使对方陷入认识错误并与其订立合同，不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只希望通过实施欺诈行为获取对方的一定经济利益，而合同诈骗罪是以签订经济合同为名，达到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
(2)欺诈财物的数额不同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六十九的规定、合同诈骗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a、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
b、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数额在五万至二十万元以上的。
4、民事欺诈向合同诈骗的转换
例如，有些个人为了谈下一个合同，但另一方要求必须是公司才与其签订合同，于是该个人就私刻公章或虚构单位或冒用他人单位签订合同，合同签订后他很好的履行合同义务从中获得了利润，虽然该行为违法但并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如果合同签订后携款潜逃则构成合同诈骗罪。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行为人签订合同以后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篇：合同诈骗罪
2003年法律硕士联考刑法案例集：合同诈骗罪
【题目】
廖升旗、陈年徕、刘光波合同诈骗案
【颁布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
【案情】
被告人：廖升旗，又名廖发生，男，33岁，汉族，湖南省常宁市人，农民，住常宁市三角塘镇塘冲村第四村民小组。
被告人：陈年徕，男，40岁，汉族，湖南省常宁市人，农民，住常宁市罗桥镇南坪村第上村民小组。
被告人：刘光波，又名刘治业、刘先富，男，41岁，汉族，湖南省郴州市人，无业，住郴州市许家洞火车站河西村1栋1楼1号。
1998年4月，许前发(在逃)在常宁市良知招待所遇到被告人刘光波，以有钨砂出卖为由要求刘光波介绍他人前来购买。刘光波表示同意，并与郴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公司业务员周建徕联系，周建徕又告知郴州市冶金公司经理李水清到常宁购买钨砂，李水清表示同意。1998年5月初，许前发找到被告人廖升旗，廖升旗又找来被告人陈年徕，三人商量共同做钨砂诈骗生意。1998年5月11日，郴州市冶金公司经理李水清派公司业务员欧阳谍跟周建徕到常宁看货取样。许前发与被告人陈年徕即将欧阳谍、周建徕带到常宁市白沙镇个体户张仁成的磁选厂，许前发对张仁成谎称要购买该厂钨砂，并要求先取样化验，张仁成表示同意，许前发就要欧阳谍在该厂提取少量钨砂作样品带回郴州检测。同年5月21日，样品经郴州市冶金公司中心化验室检测，含钨量达70.3%。李水清见钨砂纯度高，即决定购买，5月15日又安排业务员欧阳谍、肖富烈携带20000元定金到常宁市与许前发和被告人廖升旗、陈年徕签订钨砂购销合同，即日上午廖升旗冒充常宁市荫田磁选厂的代表并化名廖发生与郴州市冶金公司业务员欧阳谍在常宁市红双喜宾馆306房间洽淡合同签订事宜，并收取郴州市冶金公司预付的20000元定金。被告人廖升旗、刘光波、陈年徕及许前发即将此款私分。被告人陈年徕从廖升旗处领取现金4600元，被告人刘光波和许前发共同从廖升旗处领取现金9300元。其余款由廖升旗占有。合同签订后，许前发与被告人廖升旗等人将欧阳谍、肖富烈、刘光波安排住宿在常宁市红双喜宾馆。许前发找来本市罗桥供销社退休职工蔡贤臣(在逃)买钛铁冒充钨砂。5月17日，蔡贤臣带被告人陈年徕及许前发到耒阳市灶市村第四村民小组姚国玉家购买钛铁。到姚国玉家后，陈年徕于当日去广东。许前发以每吨100元的价格从姚国玉处购买了钛铁20吨，并于当晚将钛铁运回常宁市贮放在荫田工商所一空屋内。5月18日上午，许前发等人告诉郴州市冶金公司的业务员货已准备好，要求其带款来常宁市荫田镇提货。18日下午，被告人陈年徕从广东回到常宁。5月19日下午，许前发、蔡贤臣与被告人廖升旗、陈年徕、刘光波及郴州市冶金公司的业务员和周建徕一同租乘朱晓红的车到常宁市荫田镇。下午，郴州市冶金公司负责人李水清带现金来常宁市荫田镇提货，为了掩盖以钛铁代替钨砂的真象，被告等人故意拖延时间到晚上才让李水清看货。当晚，李水清误将钛铁当成钨砂购买，在付清货款15万元人民币后，即将19.6吨钛铁全部运回郴州。被告人廖升旗、陈年徕、刘光波同许前发、蔡贤臣及周建徕、朱晓红当晚又赶回常宁市宜阳镇，在达湘运旅社的住房内分赃。其中，被告人陈年徕分得31000元，被告人刘光波分得28500元，许前发分前32000元，蔡贤臣分得15000元，朱晓红分得3800元，被告人廖升旗分得32000元，此前周建徕领走3000元，余款4700元共同挥霍。各人对所分赃款分别打了领条交给被告人廖升旗保管。李水清将钨砂运回郴州后，于5月21日取样检测，其砂含钨量为0.24%至0.33%，方知货物是钛铁。李水清当即同欧阳谍赶到常宁寻找被告人，并向公安机关报案，1998年7、8月，三被告人被抓获归案。归案后，被告人陈年徕退缴赃款35600元，被告人刘光波退缴赃款33000元。
【审判】
湖南省常宁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廖升旗、刘光波、陈年徕与在逃的许前发等人纠合一起，冒充常宁市荫田磁选厂的代表与郴州市冶金公司代表签订钨砂购销合同，并以钛铁假冒钨砂，将该公司预付的定金及货款共计17万元人民币占为己有为理由，向常宁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廖升旗、刘光波、陈年徕犯有合同诈骗罪。在诉讼过程中，郴州市冶金公司要求常宁市人民法院判令各被告人退回全部被骗货款和赔偿精神等损失共20万元人民币。被告人廖升旗以事前并不晓得做诈骗生意，写合同、分钱等都是按许前发的安排进行，所得赃款全部给了许前发，自己没有占有为自己辩解。其辩护人辩称，被告人廖升旗的所作所为均受许前发指使，系从犯;被告人陈年徕及其辩护人辩称，参与诈骗活动，是许前发威胁所致，是胁从犯;被告人刘光波及其辩护人辩称，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所分得的现金是应得的中介费，不应构成合同诈骗罪。湖南省常宁市人民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认为，被告人廖升旗、陈年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冒他人名义签订购销合同，在合同履行期间，以钛铁假冒钨砂骗取他人现金17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均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告人刘光波明知被告人廖升旗、陈年徕及许前发、蔡贤臣等人是在诈骗郴州市冶金公司李水清等人的钱财，而积极配合，并分得赃款据为己有，且在分赃后携款潜逃，其行为亦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告人廖升旗在共同犯罪中起了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陈年徕、刘光波在该案中起了次要作用，系从犯，案发后，均退赔了受害方经济损失，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常宁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的罪名成立，郴州市冶金公司要求被告人廖升旗、陈年徕、刘光波等人赔偿精神损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采纳。被告人廖升旗及辩护人辩解所得赃款全部给了许前发，自己没有占有的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被告人陈年徕及辩护人辩解，陈在该案中是从犯应从轻处罚，经查属实，予以采信;被告人刘光波及辩护人辩解，刘光波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的意见，经审查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但被告人刘光波主动要其亲属退赔所分赃款，有悔罪表现，且又系从犯，应依法从轻处罚。据此，该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于1999年1月19日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人廖升旗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一万元，此款限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交纳。被告人陈年徕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一万四千四百元。被告人刘光波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一万元。
二、由被告人廖升旗退赔郴州市冶金公司现金四万零八百元，由被告人陈年徕退赔郴州市冶金公司现金三万五千六百元，由被告刘光波退赔郴州市冶金公司现金三万三千一百五十元。以上款项除已退赔外，其余未退赔现金限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清。判决宣告后，被告人廖升旗、陈年徕、刘光波均服判不上诉，检察机关亦未抗诉。
【评析】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该罪不仅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还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这是合同诈骗罪与一般诈骗罪的本质区别。合同诈骗罪在客观上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使对方当事人产生错觉，信以为真，从而骗取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本案中，被告人廖升旗、陈年徕、刘光波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冒他人名义签订购销合同，在合同履行期间，以钛铁假冒钨砂骗取他人现金17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该院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对三被告人定罪处罚是正确的。
责任编辑按：合同诈骗罪，是从诈骗罪中独立出来的一种罪。因此合同诈骗罪具有诈骗罪的基本特征。但是它与诈骗罪又有明显的区别：其一，在侵犯的客体上，合同诈骗罪除了具有诈骗罪侵犯公私财物所有权的基本特征外，还具有侵犯国家经济合同管理制度，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特征。所以本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其二，在实施诈骗犯罪的客观行为上，合同诈骗罪的诈骗行为是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这一特征也是合同诈骗罪区别于其他诈骗罪的标志之一。本案三被告人的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属于典型的合同诈骗罪案。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合同诈骗罪。但是对于合同诈骗数额较大的起点，刑法没有规定，司法解释对此亦无具体规定。现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在1996年12月16日下发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中针对1979年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诈骗数额较大的起点所作的具体解释。按照适用司法解释的原则精神，在对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数额较大的起点没有作出司法解释之前，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解释属于可参照执行的司法解释。本案系合同诈骗的共同犯罪，常宁市人民法院参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各被告人参与共同诈骗的17万元人民币确定为数额巨大的合同诈骗罪，结合被告人廖升旗、陈年徕、刘光波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数额进行量刑是适当的。
第四篇：合同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认定——以借款合同形式进行诈骗的行为如何定性
◆经济与法
作者简介：叶萍 ,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 .
案例二：周某某合同诈骗案
被告人周某某用伪造的房产证做抵押与被害人张某签订借款协议书骗取张某人民币18万元.后张某到朝阳区房管局核实房屋产权时被告知房产证系伪造的,发觉被骗遂报警后被告人周某某被抓获归案检察机关以周某某涉嫌犯合同诈骗罪向法院依法提起公诉, 法院以被告人周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上述两个案例的基本事实和犯罪手段基本一致,但判决结果却截然不同,因此引出实践中困扰司法实务部门的一个问题以借款合同形式实施诈骗的行为该如何定性 .
二、分歧观点
实践中,对以借款合同形式实施诈骗的行为,主要存在如下分歧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定诈骗罪理由是借款合同虽有合同形式，但是与普通
民间借贷中借条的性质一样 , 公民个人之间进行类似借款协议 , 不能体现市场交易 性质 , 不是合同诈骗罪的 " 合同 ", 应当认定为个人之间的诈骗罪 .
第二种意见认为 , 应当定合同诈骗罪 . 理由是通过借款合同形式进行的诈骗 , 是双方当事人在签订 , 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的行为 , 同时伴有抵押 , 质押等特殊的 担保形式 , 此类合同不等同于普通民间借贷中的 " 借条 ", 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交易 特征 , 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
第三种意见认为 , 如果是自然人实施的行为 , 应当定诈骗 . 理由基本同第一种 意见 ; 如果是单位实施的行为 . 应当定合同诈骗罪 , 因为单位的参与使得整个借款 合同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 就具有了市场交易的性质 , 体现市场经济秩序 . 而且诈骗
罪没有单位犯罪 .
三、评析意见
我们在实践中同意第二种意见 , 主要理由如下 :
首先 , 不应当以犯罪主体是否单位或个人来判断合同诈骗或者诈骗 . 第三种意
见认为如果签订合同的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单位的就能够体现市场交易性质如陈某合同诈骗案中法院在审查时就认为如果陈某是以单位名义签订合同并将 借款直接用于单位经营那么其借款的行为就能体现市场经济秩序性质 就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但事实上陈某并未将借款用于单位经营
而是用于个人支配使用故无法认定为单位犯罪也就无法体现市场交易的特征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待商榷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并未规定犯罪 或者被害人一方必须是单位 , 这不是合同诈骗罪的必要条件 . 通过
对合同的主体进行界定 即将个体工商户
农村承包经营户之外的自然人之间订立 的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之外来 , 同一个行为 , 如果单位实施是合同诈骗罪 . 而自
然人实施就变成了诈骗罪 , 显然违背了立法原意 , 不符合现行的法律规定 . 其次 , 不应当以合同内容是否系原《经济合同法》 ( 已作废 ) 规定的 " 经济合同 " 来判断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理由如下 : 虽然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看 , 合同诈骗罪 中的 " 合同 " 似乎仅指原 《经济合同法》 规定的 " 经济合同 ", 因为 1997 年的 《刑法》 颁布前 , 有关的司法解释曾有这样的表述 . 但是应当注意到 , 修订后的 《刑法》 第 224 条在规定合同诈骗罪的罪状时 , 并没有继续沿用上述司法解释的说法 , 而只用了 " 合同 " 一词 . 而原有的《经济合同法》已经废止 , 现行的《合同法》已经不再出现经 济合同一词 , 而是使用 " 民事合同 ". 《合同法》第 2 条规定 :" 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 主体的自然人 , 法人 , 其他组织之间设立 , 变更 , 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 婚姻 , 收养 , 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 , 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 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
能是身份合同 , 因为身份合同受到侵犯后 , 其侵犯的客体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 序 . 因此 . 对利用身份合同实施诈骗犯罪的 . 只能以诈骗罪处理 . 通过对合同的内容
进行界定即将合同诈骗罪中 " 合同 " 界定为在市场经济中交易的合同也不科学 . 因
为按照《合同法》的有关立法解释 , " 社会经济 " 指的实际上就是 " 市场经济 ". 全国
人大法工委主任顾昂然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 草案 ) 》
的说明中提到 ," 合同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 ". 由此一来 , 对合同诈骗罪作出的司
法解释如要将《合同法》中的合同再分为市场交易与非市场交易两种类型 , 恐怕
不但实践中难以操作 , 而且也有违背立法原意之嫌 . 显然 , 司法实践部门也注意到 了这一点 . 在法院系统的指导意见和实务操作指导书中 , 也有如下表述 . 关于合同 诈骗罪中的 " 合同 ", 应结合本罪的侵犯客体和立法目的进行具体理解和把握 . 合同
诈骗罪规定于刑法分则第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第八节 " 扰乱市 场秩序罪 " 中 , 不仅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 , 而且侵犯国家合同管理制度 , 破坏了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 因而合同诈骗罪中的 " 合同 ", 必须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 . 以
维护正常市场秩序为宗旨的现行合同法基本涵盖了绝大部分民商事合同 , 对各种 民商事合同行为进行了规范和调整 , 其对于合同诈骗罪中的 " 合同 " 不应再以典型 的 " 经济合同 " 为限 , 同时 , 不能认为凡是行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进行诈 骗罪的 , 均将构成合同诈骗罪 , 与市场秩序无关以及主要不受市场调整的各种 " 合 同 "," 协议 ", 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予合同 , 以及婚姻 , 监护 , 收养 , 扶养等有关身份 关系的协议 , 主要受劳动法 , 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 , 行政合同等 , 一般不应视为合 同诈骗罪中的 " 合同 ". 构成犯罪的 , 应以诈骗罪处理 . 但是 . 由于这一掌握标准确实 仍有难以把握的地方 , 因此实践中难免出现分歧 . 陈某案中 , 法院认为 , 此类民间借
款合同的性质与借条一样 , 虽有合同形式但不是市场交易行为 , 不能体现市场经济 秩序 , 故不是合同诈骗罪 . 笔者也认为 , 一般利用生活消费民事合同进行诈骗的行 为应定性为普通诈骗
而非合同诈骗如日常生活中一方虚构事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借条方式骗取借款后不还的行为一般应认定为诈骗罪而非合同诈骗罪但陈某案中借款是以房屋和支票作抵押的借款合同的形式出现显然不能等同于一个简单的借条合同规定了借款形式期限利息并约定了担保形式显然这一借款形式已经超越了日常生活消费领域的民事行为而是一种商事经营领域的商事行为而嫌疑人往往是通过在担保形式作假来虚构偿还能力骗取借款其行为就是利用了借款合同这一特定的形式来进行诈骗因此完全符合《刑法》第224 条第项合同诈骗罪中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特征最后我们在实践中也应当避免另一个极端即见合同就定合同诈骗罪我们也要审查合同在该犯罪行为中是否起到了关键作用实践中司法机关也认为合同诈骗罪的本质特征是利用合同诈骗如果行为人虽然与被害人签订了合同但并非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而是虚构其他事实或隐瞒其他真相获得被害人财物的应定性为普通诈骗而非合同诈骗如在很多诈骗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虚构了开矿办事等各种虚假事由已经骗取了被害人信任期间签订了各种协议但是这些协议只是对某一阶段事实的一个证明并非取财的关键我们认为这种情形下就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如我院办理的丁某某诈骗案中丁某某虚构了借用屋抵押周转资金的事由与被害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取得房产虽然有房屋买卖合同但被害人并非想履行该合同丁某某也不是利用该合同来进行诈骗罪因此该案应当定诈骗罪 而非合同诈骗罪
第五篇：合同诈骗罪
合 同 诈 骗 犯 罪 的 识 别
引言
我国刑法对虽合同诈骗罪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目前合同诈骗案件存在与民事欺诈、民事纠纷越来越多的竞合，边缘化趋势明显。合同诈骗罪作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与民事欺诈、民事纠纷还是存在质的区别，不能用民法宗旨界定，但又需要民法指引操作实践。合同诈骗的侦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摘要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发展，合同的作用和影响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普遍、越来越重要，准确的把握合同诈骗犯罪侦查难点对合同诈骗犯罪的定罪非常的重要。合同诈骗罪是一种以合同为掩护、手段隐蔽、情况复杂的诈骗犯罪。在所有的诈骗犯罪案件中，合同诈骗案件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已成为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难点。本文将综合我国侦查学与刑法学基本原理对此作系统阐述和探讨，以期有助于侦查活动中准确把握本罪的认定
关键词：合同诈骗犯罪侦查识别认定
目录
引言…………………………………………………………………..……………………………02 摘要…………………………………………………………………………...…………………...02
一、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03
(1)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03
(2)主体方面………………………………………………………………………………..……03
(3)客观方面…………………………………………………………………..…………………04
二、划清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05
(1) 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05
(2) 行为人是否采取了诈骗手段…………………………………………………….………...05
(3) 行为人是否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05
(4) 标的物的处置情况………………………………………………………………………...06
(5) 行为人在违约后有无承担责任的表现…………………………………………………...06 结论………………………………………………………………………………………………..07
一、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合同诈骗罪是一种智能型犯罪。行为人要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并与之签订经济合同，进而交付财物。
任何一种犯罪都要考察是否具备四个犯罪构成要件：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和客观方面，缺一不可。合同诈骗罪也不例外，具体如下：
(1)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首先，行为人明知自己所采用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会使对方当事人信以为真，“自愿”签订经济合同或“自愿”承担履约义务的结果发生。如果不是明知，则不构成本罪。其次，行为人必须希望对方对自己的欺骗行为信以为真，并“自愿”签订经济合同或者“自愿”履行履约义务的结果发生。
(2)主体方面
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个人和单位。
单位作为本罪主体，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实施合同诈骗行为或对该单位在签订、履行合同中的诈骗行为时明知、默许或指使;二是非法所得由单位占有或基本归单位占有，如用于发放工资、奖金、福利或进行其他经济，或进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的区别：
单位犯罪的情形是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为单位骗取财物为目的，采取欺骗手段对外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并被该单位占有使用处分的， 个人在单位授权范围内以单位的名义实施合同诈骗行为，或者无代理权的自然人以单位的名义实施诈骗行为后经单位追认，且犯罪所得归单位占有的。
个人犯罪的情形是个人借用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出借单位名义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的个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进行其他犯罪活动的。
(3)客观方面
1、行为人采取了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
(1)以虚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义签订合同的。
以假乱真“饰耳目”。犯罪分子以虚假的证明材料虚构不存在的单位，或伪造身份证明、冒用他人名义，在签订合同骗取钱财后就溜之大吉。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这里所称的票据，主要指能作为担保凭证的金融票据，即汇票、本票和支票等。所谓其他产权证明，包括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以及能证明动产、不动产的各种有效证明文件。
虚张声势“空手道”。为证明自己“有经济实力”，犯罪分子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虚假的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等作担保，诱使对方当事人信任，再利用经济合同诈骗钱财。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这是通常讲的“钓鱼式合同”。
先舍后取“钓大鱼”。犯罪分子本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为达到其犯罪目的，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使对方当事人相信其履约能力和诚意，进而与之签订标的额更大的合同，待诈骗到大量钱财后立即销声匿迹。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这里的逃匿是指行为人采取使对方当事人无法寻找的任何逃跑、隐藏、躲避等方式一逃了之。 招摇撞骗“唱空城”。犯罪分子虚构购销产品、发包工程、投资协作等名目骗签合同，待收受对方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得到担保财产后迅速逃逸。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这里所说的其他方法，是指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过程中使用的上述四种方法以外，以经济合同为手段、以骗取合同约定的由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以及其他担保财物为目的的一切手段。 一唱一和“演双簧”。犯罪分子利用媒体和网络先发布虚假广告，冒充国家行政机关、国有企业、部队和知名民营企业等单位名义，以紧俏和滞销商品为诱饵，通过以一方需购买某种物品，而另一方能提供此物品来演“双簧”，随后诱惑第三方参与进来，上当受骗。 高进低出“连环套”。犯罪分子先以高价签订买卖合同并交付小额定金或支付小部分货款，在骗取对方信任后，想方设法拿到全部货物，然后迅速将这些货物进行低价倾销，
随后迅速逃跑。
二、划清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
合同纠纷，是指行为人有旅行或基本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是由于客观原因而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由于诈骗分子今年来常常利用签订经济合同进行诈骗，因而使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交织在一起，不易区分。本文认为，要正确划清界限，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 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
在司法实践中，一般是指当事人所拥有的资金、物资或技术情况。如何判断呢?下列情况视为有实际能力：
1行为人在签订经济合同时即已具备履行合同所需要的资金物资或技术力量。
2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虽不具备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期限内能够合法地筹集到履行合同所需要的资金和物品。
3行为人不能按照合同规定实际履行义务时，自己或他人能够提供足够担保(代为履行或赔偿损失)
(2) 行为人是否采取了诈骗手段。
利用合同诈骗的人，往往一无资金、二无场地、三无货源，其结果必然要采取伪造证件、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编造谎言等手段，以掩盖其根本无履行合同能力的真相，骗取对方与自己签订合同，事实上则根本不去履行合同，或者故意制造障碍，从而给对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3) 行为人是否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
当事人是否为履行合同做出了积极努力，往往是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备诈骗故意的依据之一。
本文认为，一是要看做出努力的时间，履行期满之后才为履行合同努力不能认为是;二是要与行为人的履行合同能力联系，只履行一部分搪塞而逃避履行大部分条款不能认为是;三看行为人的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如果是为履行合同标的作准备，属于积极努力。
(4) 标的物的处置情况
合同当事人对标的物的处置情况虽然不能作为判断当事人具有诈骗故意的惟一标准，但却是一个重要依据。合同诈骗犯罪由于具备“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因此，行为人一旦非法取得了他人财物的控制权，则将其全部或大部分任意挥霍，或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有的则携款潜逃，根本不打算归还。
(5) 行为人在违约后有无承担责任的表现
有诚意履约的人，在出现违约情况时，虽然也会辩解，但不会逃避承担责任。而诈骗分子，根本没有履行诚意，发生纠纷后，往往想方设法逃避承担责任，使对方无法挽回遭受的损失。
结论
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可以得出在我国目前形势下合同诈骗犯罪的侦查仍存在较多难点。要解决以上难点，我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解决：
第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一系列的法律法规降，真正那个做到有法可依。确保经侦人员依法办事。
第二、加大对合同关系的保护力度。加强对合同犯罪的惩罚力度，并把合同犯罪列为打击经济犯罪的重中之重。起到预防与教育相结合的作用。
第三、加强经侦民警的综合素质，以立足现实、着眼长远、结合实战、注重效率的方式，紧紧围绕提高民警综合素质开展工作。针对民警素质、技能的实际状况，宿豫经侦大队将“苦练基本功”活动与日常工作紧密结合;同时把此项工作作为一项日常性、主动性工作任务，并在全体经侦民警中开展民警“四勤”活动，以此保证和提高民警综合素质。一是勤理论学习。二是勤实践总结。三是勤思考对比。四是勤总结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