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如何防止合同诈骗
投保人如何防止保险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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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人如何防止保险诈骗
核心提示：第一，不要轻信对保单支付高额利息的承诺;第二，注意核实对方的合法身份;第三，确认投保单、保险单的真实性，以及确认保单条款是否符合投保要求并且与销售人员的宣传相一致。具体内容由法律快车编辑为您介绍。
投保人如何防止保险诈骗?
(一)不要轻信对保单支付高额利息的承诺
寿险公司的保单预定利率都要接受保监会的管理，预定利率的通俗含义是指，寿险公司对所收保费扣除各种费用后，对积累下来用于未来给付的保费要按事先确定的保证利率计算利息，直到支付保险金时，累积的利息也同时支付给被保险人或受益人。
一旦发现以保险公司名义许诺高息、非法集资的，应当及时向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举报。
(二)注意核实对方的合法身份
1、投保团体保险的，投保人可要求对方经办人员出示有效工作证件和身份证，并向保险公司核实。在办理投保过程中，应尽量到保险公司营业场所签订协议、缴纳保费、领取保单和保费发票，并应注意查验营业场所是否具有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颁发的《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和工商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
2、投保个人保险的，如对方是保险公司在编工作人员，投保人可要求其出示有效工作证件和身份证，如对方是为保险公司代理业务的营销员，投保人可要求其出示保险公司颁发的展业证书以及身份证，必要时，投保人可以向保险公司核实其身份。
(三)确认投保单、保险单的真实性，以及确认保单条款是否符合投保要求并且与销售人员的宣传相一致
投保单、保险单是由保险公司统一编号印制的重要单证，投保人可向保险公司查证其真伪。收到保险单后，投保人应当仔细阅读保险条款中关于保险责任、除外责任、退保条件、退保现金价值、投资收益、分红政策等重要内容，确认是否符合自己的投保要求，是否与销 有法律问题，上法律快车http:/// 想学法律?找律师?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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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人员的宣传相一致，必要时可以向保险公司询问核实。
(四)确保安全缴纳保费
投保人应尽量选择到保险公司柜台或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缴纳保费，并妥善保管经保险公司统一编号并加盖保险公司收款专用章的保费发票。投保人选择通过保险公司销售人员代收保费的，应当在缴费同时索要保费发票或临时收据，若只取得临时收据，应及时向保险公司换领正式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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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如何区分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刑事律师
肖文彬
一、立法渊源
合同诈骗罪是1997年《刑法》新确定的罪名，是从1979年《刑法》中的诈骗罪分离出来的，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在一定程度上为诈骗罪所包容，二者属于法条竞合，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竞合关系。因此，当某行为外观上既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又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时，应当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适用合同诈骗罪的法条，定合同诈骗罪，这是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共识。
二、司法实践
但在司法实践中，并非存在合同的场合就全部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为例，在2001—2010年海淀法院审结的诈骗类案件中，通过二审程序由诈骗罪改判为合同诈骗罪的有5件，由合同诈骗罪改判为诈骗罪的有12件。由此可见，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区分是较为困难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曾经在审判实践中作出了一些指导意见：只要发生在生产经营领域，侵犯市场经济秩序的，无论是经济合同还是其他民商事合同，无论是书面合同还是口头合同，均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符合刑法关于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对于主要不受市场调整的“合同”、“协议”，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与合同，以及婚姻、监护、收养、抚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主要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行政合同等，一般不应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构成犯罪的，应以诈骗罪处理。
三、区别总结
北京市高级法院的上述指导意见颇有见地。97年《刑法》将合同诈骗罪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规定在刑法典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之中，其立法本意在于更有力地打击利用合同手段侵害公私财产，并同时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犯罪。由此可见，合同诈骗罪所侵犯的是双重客体，即在侵犯公私财物所有权的同时，又侵犯了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或国家对市场行为的规范制度。因此，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是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合同”，即“合同”当事人之间必须存在一种市场交易关系。只要行为人利用了能够体现市场秩序，规制各种市场交易行为的合同进行诈骗，那么就应定合同诈骗罪。反之，与市场秩序无关的收养、婚姻等身份关系协议、赠与、借贷等合同均不是合同诈骗罪中所指的“合同”，以这些合同为内容进行诈骗的行为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即使行为人利用了一定的合同形式，也不能定合同诈骗罪。由此可见，从合同诈骗罪所在的刑法分则的章节位置、侵害法益出发，合同诈骗罪着眼于国家所要保护的市场经济秩序，强调行为的市场交易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地与其他普通诈骗罪区别开来。
四、典型案例
王贺军合同诈骗案——以签订虚假的工程施工合同为诱饵骗取钱财的行为是诈骗罪还是合同诈骗罪?
(一)基本案情
2003年2月，被告人王贺军谎称自己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计划司“司长”，并虚构了一个“辽河石油管理局油建公司24号工程项目”，称不需要招标、投标，其就能够将该工程发包给王小岱和王惠明。后王小岱又将核工业长沙中南建设集团公司项目负责人杨宜章介绍给王贺军。为骗取杨宜章等人的信任，王贺军伪造了虚假的工程批文，并要其朋友张发两次假冒辽河石油管理局基建处“张子良处长”与杨宜章等人见面，因此，杨宜章等人对王贺军深信不疑。王贺军则以办理工程批文需要活动经费为由，自2003年3月至2004年1月期间，先后骗取了杨宜章72万元、王惠明20万元、王小岱11万元。 2004年1月7日，王贺军称受“张子良处长”的全权委托，与杨宜章所属的核工业长沙中南建设工程集团公司经理陈志荣签订了一份虚假的“24号井至主干线公路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合同记载的工程项目总造价为5906万元，王贺军在合同上签名为“张子良”。2004年1月28日王贺军在上海被抓获。除公安机关追回的4万元赃款外，其余赃款均被王贺军挥霍。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贺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的单位和工程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他人钱财，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
(一)项、第五十七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人王贺军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继续追缴被告人王贺军非法所得人民币九十九万元，发还各被害人。 宣判后，王贺军以只在第一次骗了杨宜章30万元，后来拿的杨宜章的钱以及王惠明的20万元、王小岱的11万元是借，不是骗，并还了王小岱5万元为由，上诉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上诉人王贺军假冒国家工作人员，虚构工程项目和能揽到工程项目的事实，以许诺给他人承包虚假的工程项目为诱饵，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诈骗罪，诈骗数额巨大，原审将王贺军的行为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不当。王贺军上诉提出其行为是借不是骗的上诉理由，经查，王贺军的多次供述及杨宜章、王惠明、王小岱的陈述均证明，王贺军一开始即虚构身份，以许诺介绍他人承包虚假的工程承包合同为诱饵，借承揽工程需要各种费用为名目，向各被害人诈取钱财，并予以挥霍，其非法占有的目的明显。另外，王小岱陈述王贺军没有还给他钱，王贺军也不能提供还钱的证据，因此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王贺军诈骗了杨宜章人民币72万元，但杨宜章陈述其被王贺军骗了70万元，故本院只认定王贺军诈骗杨宜章70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
(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1.驳回王贺军的上诉，撤销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
2.上诉人王贺军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3.继续追缴被告人王贺军非法所得人民币九十七万元，发还各被害人。
(二)主要问题
以许诺让他人承揽虚假的工程项目为诱饵骗取钱财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还是诈骗罪?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对于王贺军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王贺军以虚构的单位和工程与他人签订虚假的工程承揽合同骗取他人钱财，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中的合同不是诈骗的手段，而是实施诈骗的诱饵，在合同签订前，王贺军的诈骗行为已经实施完毕，王贺军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三)裁判理由
①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区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虽然同属诈骗类犯罪，在构成要件上有一定相近之处，但两罪在犯罪客体、犯罪主体、客观方面还是存在诸多不同：一是犯罪主体不同。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都可以由自然人构成，但是合同诈骗罪的主体可以是单位，而诈骗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二是犯罪客体不同。诈骗罪侵犯的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即公私财物所有权和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三是犯罪手段不同。合同诈骗罪只限于利用签订、履行合同的方式和手段进行诈骗，而诈骗罪在手段与方式上则没有限制，只要行为人在主观上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就构成诈骗罪。当行为人既实施了合同诈骗行为，又实施了普通诈骗行为，而且两种行为都构成犯罪时，就应当适用刑法中数罪并罚的规定，分别定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实行并罚。 合同诈骗罪是一种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诈骗行为发生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诈骗行为伴随着合同的签订、履行是此罪区别于诈骗罪的一个主要客观特征。我国的合同法规定了多种类型的合同，但并非任何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都构成合同诈骗罪。这是因为，从合同诈骗罪的客体出发，合同诈骗罪处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中，合同诈骗罪不仅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而且侵犯国家合同管理制度，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这是立法设立该罪以专惩此类犯罪的初衷，因而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存在于合同诈骗罪保护客体的范围内，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才能满足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的要求，这种诈骗行为也才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而与这种法益无关的收养、婚姻等身份关系协议、赠与等合同均不是合同诈骗罪中所指的 “合同”，以这些合同为内容进行诈骗的行为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②没有利用签订、履行合同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的，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合同诈骗罪作为特殊诈骗犯罪在诈骗方法和对象上有其特定性。首先，合同诈骗罪表现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也就是说诈骗行为必须是发生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而不能是在这之前或之后。合同的签订是指自合同一方当事人提出订立合同的要约开始，在当事人之间就合同的内容经过要约和承诺，最后对合同的内容达成合意的过程;合同的履行是指合同当事人按照合同中约定的内容，全面适时地完成其合同义务的过程。任何合同的订立都是以履行为目的，签订行为是使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予以固定化，从而为之后的履行得以顺利进行创造条件。而在合同诈骗犯罪的实施中，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实际上就是行为人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过程，如行为人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从而骗取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的;等等。同时，研究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对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司法意义在于，可以根据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或履行合同时的履约能力和其他因素，判断行为人是否实施了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手段，从而进一步认定行为人的真实意图即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其次，合同诈骗犯罪的行为人非法占有的财物应当是与合同签订、履行有关的财物，如合同标的物、定金、预付款、担保财产、货款等。对于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而言，签订、履行合同的目的不在于合同的成立生效和本身的履行，而是对合同标的物或定金等与签订、履行合同有关的财物的非法占有，而被害人也正是由于受骗陷入错误认识而“自愿”为了保证合同订立生效或按照合同的约定向诈骗人交付与合同内容相关的财物。如果行为人在与他人签订或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以其他与合同无关的事由为借口，骗取他人钱财的，则不是合同诈骗。 在本案中，一方面，被告人王贺军假冒国家工作人员、伪造工程批文、假借承揽项目需要活动经费的名义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都是在签订合同之前实施的，即在与被害人签订所谓施工承包合同之前，王贺军的诈骗行为已经实施完毕，被害人的财物已经被王贺军非法占有，其虚构事实骗取钱财的犯罪目的已经实现;另一方面，被告人王贺军非法获取的被害人钱财是所谓的活动经费，其诈取钱财的行为并没有伴随合同的签订、履行，其非法侵占的财物亦不是合同的标的物或其他与合同相关的财物。虽然王贺军事后也与他人签订了一个虚假的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但这仅仅是掩盖其诈骗行为的手段，而不是签订、履行合同的附随结果，是否签订合同已经并不能影响其骗取财物行为的完成。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无论是从骗取财物的手段上，还是从骗取财物的性质上，被告人王贺军的行为均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综合全案事实，本案中被告人王贺军虚构身份，以许诺给他人介绍承包虚假的工程项目为诱饵，借承揽工程需要各种费用为名目，利用他人想承揽有关工程项目的心理，骗取各被害人钱财的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特征，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第三篇：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来源
一 、合同诈骗罪的概念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定、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该罪有以下的 特征：
(1)侵犯的客体是对合同管理制度、诚实信用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客观方面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A 以虚构的 单位或冒用他人名义签定合同
B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其他的虚假产权证明作担保
C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继续签定或履行合同的
D收受对方当事人的货物、货款、预付款后逃匿的
E以其他欺骗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 的财物的。
(3)主观方面是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的财物目的
在现实生活中合同欺诈、合同纠纷极容易和合同诈骗罪混淆，其实 区分他们的关键是：
A合同纠纷主要是指当事人对合同履行情况或违约等情况的争议。
B一般的合同欺诈骗取的财物数额不大。
合同诈骗罪的成立关键是利用合同诈骗的财物达到数额较大。
第四篇：刘恺基合同诈骗案--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犯罪中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
被告人刘恺基，男，1960年10月3日生，农民，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于2008年9月27日被逮捕。
安徽肯六安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刘恺基犯合同诈骗罪，向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刘恺基及其辩护人对起诉书所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不持异议，但均辩称刘恺基所属的天陟公司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未实施诈骗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2005年，被告人刘恺基经人介绍与安徽省宿州市?桥区解集乡宜山村村民周宜昌认识，两人商谈后签订了《收购合同》，刘恺基以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150万元购买周宜昌承包的3700亩林地(林种为防护林，属公益林)的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周宜昌保留7%的股份。另外，合同还约定刘恺基雇佣周宜昌看管该林地。合同签汀后，周宜昌将林权转至刘恺基名下，将林权证交给刘恺基，并多次向刘恺基催要购林款，但刘恺基除陆续支付少量费用外，一直以种种借口推脱，未按合同支付购林款。
2005年5月l8日，刘恺基委托安徽皖资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林地进行评估，刘恺基在明知该林地属公益林的情况下，要求该所将该林地按商品经济林进行评估，该所评估后按刘恺基的要求出具《刘恺基先生侧柏商品经济林资产评估报告书》，结论为：侧柏商品经济林活立木公允值33006960元。2005年9月l日，刘恺基持林权证及资产评估报告书在合肥注册成立“安徽凯瑞投资有限公司”，刘恺基任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3000万元(非货币出资)。2006年11月30日，刘恺基将安徽凯瑞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安徽天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陟公司)。2007年12月2日，又变更为“安徽天陟木业有限公司”，2007年1月，刘恺基又委托安徽求是会计师事务所对3700亩林地进行评估，并将皖资会计师事务所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提供给该所，要求该所按皖资所的报告书出具评估报告，并要求评估价值为1亿元人民币。2007年1月13日，该所出具《刘恺基先生侧柏商品经济林资产评估报告》，结论为：侧柏商品经济林活立木公允值7065.52万元。
被告人刘恺基在注册成立公司后，即持林权证及资产评估报告书向多家银行申清抵押贷款，但均未成功，公司无资金来源，无税务申报及经营活动。
2007年3月，被告人刘恺綦在明知自已没有履行合同能力的情况下，以投资为名到安徽省六安市叶集改革发展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进行考察，对试验区有关领导谎称，其在宿县、霍山、肥西等地有多处林地，可以在叶集投资1.2亿元人民币建立18万立方米人造板厂。该厂建立后，可年上缴利税2700万元，安排就业3000余人，且能逐步把叶集打造成华东乃至全国最大的木材加工城。经多次商淡，2007年4月19日刘恺基与叶集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了投资协议，安徽华陆集团通过议标获得施工权。试验区政府按照与刘恺基的协议，先后两次对建厂土地进行挂牌出让，但刘恺基以父亲病危及资金紧张为由未参与竞拍，致土地流拍。7月23日，华陆集团应刘恺基要求交付工程履约保证金150万元，刘恺基除将其中部分款项用于购置车辆、电脑等设备外，大部分款项被其取出用于还债或者其他消费。同时，刘恺基还多次催促华陆集团早日施工，而华陆集团因刘恺基一直未提供施工条件而未施工。2007年9月，刘恺基在无资金、无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又与宝业集团湖北建工第五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五建)签订了6000万元的土建合同。合同签订后，湖北五
建按期进场施工，并应刘恺基的要求交付天陟公司履约保证金300万元。该笔款项到账后，刘恺基将其中150万元退还华陆集团，剩余款项被其取出。2008年1月31日，湖北五建完成了土建工程，但是刘恺基以各种借口拒绝支付任何款项，给湖北五建造成经济损失。另查明，被告人刘恺基于2006年8月4日因犯行贿罪被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零五天，于当日刑满释放。2008年7月2日，刘恺基又因其2000年实施的非法拘禁犯罪行为，被河北省黄骅市人民法院以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恺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合同过程中，采取欺骗方法，骗取300万元履约保证金，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且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天陟公司设立后，以实施违法犯罪为主要活动，因此，刘恺基以公司名义实施的犯罪行为，依法应当认定为其个人犯罪。被告人刘恺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其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的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被告人刘恺基属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刘恺基因犯非法拘禁罪被宣告缓刑，在缓刑考验期内又发现判决宣告前还有合同诈骗罪没有判决，依法应撤销缓刑，对两罪予以并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刘恺基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二、撤销河北省黄骅市人民法院(2008)黄刑初字第132号刑事判决对被告人刘恺基所宣告的缓刑。原判有期徒刑二年，与犯合同诈骗罪所判处的刑罚并罚，决定对被告人刘恺基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三、对被告人刘恺基的违法所得三百万元予以追缴。
一审宜判后，被告人刘恺基不服，提出上诉。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
1.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犯罪中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2.如何区分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
三、裁判理由
(一)被告人刘恺基的行为足以体现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合同诈骗犯罪是日的犯，必须以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为构成要件。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了合同诈骗罪的五种情形：(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前四种情形规定得非常明确具体，比较容易把握与认定，但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的行为往往与前四种情形不相符合，这就需要法官根据事实对被告人的主观方面进行分析，以认定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进而确定其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是司法实践中的重点和难点。一般而青，对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1)行为人是否具有签
订、履行合同的条件，是否创造虚假条件;(2)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约能力;(3)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诈骗行为;(4)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5)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是否有挥霍、挪用及携款潜逃等行为。本案中，刘恺基以150万元购买周宜昌名下的3700亩防护林的林权，但其无力支付全部购林款，在周宜吕的屡次催要下，仅支付了大约20万元。刘恺基通过林权变更将该片林地的绝大部分林权转至自己名下，控制了该片林地。在其委托评估机构对该片林地进行评估时，擅自改变林地的公益性质，指使评估人员按商品经济林进行评估，并要求按8000万元到1亿元评估。评估机构应刘恺基的要求出具了与事实严重不符的评估报告，两个评估 机构先后两次评估的价值分别为“33006960元”和“7065.52万元”。在此过程中，刘恺基要求评估人员背离事实进行评估的行为，属于制造虚假条件;刘恺基持评估报告申请成立公司，进而又企图以林权证为担保向银行申请贷款，但其贷款申请屡被拒绝公司并无资金来源，也不具备履行本案所涉合同的能力，但是刘恺基仍然以投资为名，到叶集试验区商淡投资合同。在商谈合同时谎称自己在其他地方还有林地，并且无视自己名下的林地属防护林，依法只能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不能进行大规模商业采伐的事实，在先前签订的150万元的购林合同都无力履行的情况下，又签订了其根本无法履行的年产18万立方米的木材加工投资协议，以及6000万元的工程施工合同。当其无法兑现承诺时，就以各种借口进行推脱。上述事实反映其在签订合同时无履行能力，之后仍无此种能力，而依然蒙骗对方，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刘恺基在获取湖北五建提供的履约保证金后，小部分款项被其用于购买车辆和偿还个人债务，大部分款项被其直接支取现金，资金被其转移后去向不明，导致无法追还，此节行为亦反映其主观上具行非法占有之目的。故刘恺基的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情形，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本案应当认定为刘恺基个人犯罪
由于单位亦可构成合同诈骗犯罪的主体，刘恺基实施的行为主要是以天陟公司的名义进行，对天陟公司是否要追究刑事责任，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进行分析。《解释》第二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本案中，刘恺基申请成立天陟公司后，该公司并无其他业务，只以本案涉及的事实投资为主要活动，故对刘恺基以该公司名义实施的上述行为依法应当认定为其个人犯
第五篇：如何在合同纠纷案件中识别合同诈骗罪？
☞【法律干货】如何在合同纠纷案件中识别合同诈骗罪? 2014-07-17 CEO法律顾问
【导读】：合同诈骗罪是一种智能型犯罪。行为人要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并与之签订经济合同，进而交付财物。
任何一种犯罪都要考察是否具备四个犯罪构成要件：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和客观方面，缺一不可。合同诈骗罪也不例外，具体如下：
(一)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首先，行为人明知自己所采用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会使对方当事人信以为真，“自愿”签订经济合同或“自愿”承担履约义务的结果发生。如果不是明知，则不构成本罪。
其次，行为人必须希望对方对自己的欺骗行为信以为真，并“自愿”签订经济合同或者“自愿”履行履约义务的结果发生。
(二)主体方面
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个人和单位。
单位作为本罪主体，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实施合同诈骗行为或对该单位在签订、履行合同中的诈骗行为时明知、默许或指使;二是非法所得由单位占有或基本归单位占有，如用于发放工资、奖金、福利或进行其他经济，或进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的区别
单位犯罪的情形：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为单位骗取财物为目的，采取欺骗手段对外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并被该单位占有使用处分的。
个人在单位授权范围内以单位的名义实施合同诈骗行为，或者无代理权的自然人以单位的名义实施诈骗行为后经单位追认，且犯罪所得归单位占有的。 个人犯罪的情形：
个人借用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出借单位名义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的。 个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进行其他犯罪活动的。
(三)客观方面：
1、行为人采取了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
(1)以虚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义签订合同的。
以假乱真“饰耳目”。犯罪分子以虚假的证明材料虚构不存在的单位，或伪造身份证明、冒用他人名义，在签订合同骗取钱财后就溜之大吉。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这里所称的票据，主要指能作为担保凭证的金融票据，即汇票、本票和支票等。所谓其他产权证明，包括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以及能证明动产、不动产的各种有效证明文件。
虚张声势“空手道”。为证明自己“有经济实力”，犯罪分子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虚假的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等作担保，诱使对方当事人信任，再利用经济合同诈骗钱财。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这是通常讲的“钓鱼式合同”。
先舍后取“钓大鱼”。犯罪分子本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为达到其犯罪目的，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使对方当事人相信其履约能力和诚意，进而与之签订标的额更大的合同，待诈骗到大量钱财后立即销声匿迹。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这里的逃匿是指行为人采取使对方当事人无法寻找的任何逃跑、隐藏、躲避等方式一逃了之。
招摇撞骗“唱空城”。犯罪分子虚构购销产品、发包工程、投资协作等名目骗签合同，待收受对方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得到担保财产后迅速逃逸。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这里所说的其他方法，是指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过程中使用的上述四种方法以外，以经济合同为手段、以骗取合同约定的由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以及其他担保财物为目的的一切手段。
一唱一和“演双簧”。犯罪分子利用媒体和网络先发布虚假广告，冒充国家行政机关、国有企业、部队和知名民营企业等单位名义，以紧俏和滞销商品为诱饵，通过以一方需购买某种物品，而另一方能提供此物品来演“双簧”，随后诱惑第三方参与进来，上当受骗。
高进低出“连环套”。犯罪分子先以高价签订买卖合同并交付小额定金或支付小部分货款，在骗取对方信任后，想方设法拿到全部货物，然后迅速将这些货物进行低价倾销，随后迅速逃跑。
2、对方当事人陷入错误，自愿与行为人签订经济合同，或者自愿承担履约义务。 这种错误就是指被骗人对事实真相的错误认识，或对于假的信以为真。有这个错误才自愿签订和履约。
3、行为人骗取财物数额较大，上海市规定在10万以上为数额较大。这是区分一般合同诈骗和合同诈骗罪之间的重要标准。
(四)划清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
合同纠纷，是指行为人有旅行或基本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是由于客观原因而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由于诈骗分子今年来常常利用签订经济合同进行诈骗，因而使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交织在一起，不易区分，要正确划清界限，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
在司法实践中，一般是指当事人所拥有的资金、物资或技术情况。如何判断呢?下列情况视为有实际能力：
(1)行为人在签订经济合同时即已具备履行合同所需要的资金物资或技术力量。
(2)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虽不具备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期限内能够合法地筹集到履行合同所需要的资金和物品。
(3)行为人不能按照合同规定实际履行义务时，自己或他人能够提供足够担保(代为履行或赔偿损失)
2、行为人是否采取了诈骗手段。
利用合同诈骗的人，往往一无资金、二无场地、三无货源，其结果必然要采取伪造证件、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编造谎言等手段，以掩盖其根本无履行合同能力的真相，骗取对方与自己签订合同，事实上则根本不去履行合同，或者故意制造障碍，从而给对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3、行为人是否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
当事人是否为履行合同做出了积极努力，往往是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备诈骗故意的依据之一。
律师认为，一是要看做出努力的时间，履行期满之后才为履行合同努力不能认为是;二是要与行为人的履行合同能力联系，只履行一部分搪塞而逃避履行大部分条款不能认为是;三看行为人的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如果是为履行合同标的作准备，属于积极努力。
4、标的物的处置情况
合同当事人对标的物的处置情况虽然不能作为判断当事人具有诈骗故意的惟一标准，但却是一个重要依据。合同诈骗犯罪由于具备“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因此，行为人一旦非法取得了他人财物的控制权，则将其全部或大部分任意挥霍，或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有的则携款潜逃，根本不打算归还。
5、行为人在违约后有无承担责任的表现。
有诚意履约的人，在出现违约情况时，虽然也会辩解，但不会逃避承担责任。而诈骗分子，根本没有履行诚意，发生纠纷后，往往想方设法逃避承担责任，使对方无法挽回遭受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