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原因及其对策分析

2024-05-21

犯罪原因及其对策分析(共8篇)

篇1:犯罪原因及其对策分析

浅析大学生犯罪的原因及其对策开题报告

一、 选题背景

自建国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社会各项事业日新月异。与此同时,社会治安形势有点不容乐观,其中,大学生犯罪比例越来越高,大学生犯罪问题已经成为为了当今社会犯罪问题中不可忽视的问题。由于现在的大学生教育是大众化的教育,不是以往的精英化教育,虽然整体上对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是很有帮助的,可是大学生的犯罪案件数量也在逐年增长。

二、 实践意义

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希望,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关注大学生就是关心祖国的未来。这篇文章对大学生的犯罪原因以及预防问题作了深入的解读,可以为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献计献策。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我们要建设的是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的和谐中国。犯罪会破坏社会的和谐,特别是大学生的犯罪,不仅影响到社会的治安,更是会在社会上引起恶劣的反响,关系到未来国民的素质,大学生可以说是未来民族的骨干力量。所以,关注大学生犯罪问题不仅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还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预防和减少大学生犯罪,有利于保障人民生活的安居乐业,促进社会的持续和谐发展。本篇文章根据调查收集的资料,有针对性地提出大学生如何更有效的提高自我保护能力,避免走上不归路。这些建议和对策,都基于我国国情,更加突出这些对策的可操作性和可行性。

三、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本文一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摘要,主要叙述了一下目前大学生的犯罪率高,并以此现象提出后文。第二部分讲述了近年来大学生犯罪的现状,大学生犯罪的特有现象,比如大学生犯罪比例越来越高,而且女大学生在整个大学生犯罪比例中也是逐年走高;犯罪团伙化,多元化,智能化。第三部分讲述了,为什么当代大学生犯罪率这么高,从根本上剖析大学生犯罪原因,从文中也可以体现出是大学生本身的心理生理的不成熟,以及家庭,学校,社会的帮助不到位。第四部分讲述了大学生收到的计算机网路的影响,由于网络的飞速发展,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有台电脑,这就营造了一个大学生网络世界,使学生在虚拟网络世界能够侃侃而谈,而现实中却变得害羞,不善于交际,另外大学生通过网络很容易将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受到外界不法分子的骚扰,侵害,也有可能导致犯罪事件的发生。第五部分就切实的提出了面对大学生犯罪的几点预防对策。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从自身做起,从根本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大学生过硬的心理素质;加强校园内的内部管理,进行社会各部门的共同教育;加强社会综合治理工作;家长要有针对性指导。最后就做了个总结: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预防和减少大学生犯罪。。

四、 计划进度

第一、二、三部分就是介绍现状特点的,用一周时间进行整理材料。第四部分是讲述计算机网络对大学生的危害,用一周时间。第五部分是全文的终点,再加上最后的总结一共两周进行详细的研究和阐述,文章的主要内容都集中在这一块儿。最后对文章整体进行修饰,来达到更好效果

五、 参考文献

[1]《大学生犯罪出现新类型:脆弱心理埋下犯罪苦果》,赵中鹏,千龙网,-11-17

[2]《“校园犯罪”亟须引起重视 申城大学生犯罪猛增》,东方网-劳动报,2003-06-09

[3]《大学生恶性犯罪事件频发 心理健康教育不容忽视》,文松辉,人民网,-03-09

[4]《育人要育有人性的人》,中国青年报-教科文,2002-03-22

[5]《天之骄子的素质教育》,查庆九,《法制日报》,2002-02-26

篇2:犯罪原因及其对策分析

从近年的工作实践看,检察机关在预防职务犯罪方面作了许多有益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现实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需要澄清的认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要搞好预防职务犯罪,必须对职务犯罪的产生有充分的认识。

一、职务犯罪的根本原因-权力失控

职务犯罪现象如此严重,其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微观层次上个人素质方面的,也有宏观层次上制度结构方面的,而究其根本原因则应该是权力的失控。

国家权力是根据国家意识组织、协调和控制社会公共生活的力量,它是基于人类共同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自国家产生以来,国家权力主要表现为国家的政治权力。历史实践表明,无论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统治的国家,都无法做到统治者全体直接行使各种具体的国家职能权力,而只能经授权程序由部分人代为行使。从理论上说,任何授权关系都存在着权力被代行者非合理使用的风险,这是权力政治学的普通常识。当具体的国家权力偏离了法律规范的轨道,被用来服务于个人或小集体的意志和利益时,权力通常就处于同授权人整体的意志和利益相冲突的状态。这时,权力蜕变为个别人实现私欲的手段,成为被滥用的力量。

首先,在我国,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的权力主要是由国家公职人员代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国家权力同样存在被其代行者滥用的风险。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反腐败斗争一直在进行,但是腐败的蔓延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其主要原因就是单纯地打击和处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滥用的问题。既然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那么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就应当对权力的行使者从制度上施以有力的约束和监督。权力腐败的泛滥说明现行的权力体制对授权后权力过程的控制力和约束力还不足,使得有权人有较大的个人随意行为的空间。而权力失控后,加之经济和社会的诱因,必然发生滥用的情形,正所谓“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其次,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党政领导体制中传统的弊端。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主要弊端之一是权力过分集中,过分集中往往把党的领导变为个人领导。有些人自恃大权在握,专横跋扈、违法乱纪、贪污受贿,最终滑入腐败的深渊。固然,腐败分子的堕落有其个人品质的原因,但是他们的腐败活动既然发生于权力行使的体制内,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检讨制度环境存在的内在疏漏。正是过分集权的体制为某些掌权的人提供了恣意用权的可能,过大的权力膨胀了他们的个人意志,而且,权力过分集中还使得纠正权力过错的代价大大提高。在实践中,很多腐败活动在其初期已被群众发现和举报,但集权体制为其提供了排除障碍的力量,直至违法行为不可收拾,对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损害,才得到制止和追究。

第三,权力现象的一个客观规律是,如果没有对权力的制约,权力行使过程中缺乏有力的制约和监督,权力就容易被滥用。在权力被滥用和制约不力的情况下,个人的意志常常会由于没有约束和牵制而轻易地进入权力行使过程,从而使用权人形成不谨慎甚至是随意的精神状态。由于缺乏对权力行使的监督机制作保障,权力行为的规范也往往流于形式,丧失应有的权威和严肃性,得不到真正的贯彻。江泽民同志说,权力被滥用而又得不到制止,往往就会出现大问题。我国腐败现象发生的现实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在党政体制中有专职的监督各级权力的机构,但监督权和被监督权之间明显失衡,使得监督机构的职能作用受到限制。权力运作的客观方面表明,权力越大、越关键,就越是应当予以规范和约束。而现实权力体制中的情况却是相反,权力地位越高,受到的制约和监督却越少。正因为制约和监督不力,才使得某些人有恃无恐,肆意妄为。

最后,权利对权力的监控力不足,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人们的参与手段主要是两种,公职人员依靠国家权力,而社会大众主要运用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在具体生活中,国家权力是为实现公民的权利而服务的。为了保证权力行使用权的合理正当,通常必须建立和完善权利对权力的监控制度,防止权力践踏和侵犯人民的权利和利益。权利对权力的监控是现代权力制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我国,这样的制度尚未健全。权利对权力的制约缺乏有效的实现手段,公民权利的制度保障也不够。在公职人员的选拔、业绩评估和考察、权力违法的遏制以及权力受腐败行为侵害的救助等方面,尚未建立起严密的权利参与和保障制度。例如群众对贪官的抨击常常很难转化为组织制度的有效制约,从而使得某些握有权力的人无所顾忌。现实生活中甚至出现已怨声载道的官员仍然提拔重用的现象。这表明,权力的运用离开了人民群众权利活动的监控,也必然出现滥用的后果。

二、职务犯罪的预防对策-制约与监督

职务犯罪等腐败现象已经侵蚀着社会结构的各个环节,已经触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对职务犯罪的预防,应从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入手。我们党和国家一贯清楚地认识到腐败的严重危害性,一贯重视与腐败斗争。

首先,以权制权、以权衡权。检察机关应具有独立的检察监督职能,其实质是监督机构以监督主体的地位独立行使监督权力。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依法行使对职务犯罪的侦查、起诉并在诉讼全过程中实施监督的职权。检察机关不同于其它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特殊主体,必须紧紧地围绕运用检察职能开展预防犯罪工作。检察机关也不同于其它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军事机关、各种组织机构和公民个人,只限于运用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检察职能预防职务犯罪,不能脱离检察职能开展预防工作。由于检察机关对构成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追诉权,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对于树立法律的权威,教育和督促国家工作人员遵守法律,防止和纠正国家赋予的权力被滥用或私用,具有其他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各种组织预防职务犯罪所无法替代的作用。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方式之一,属于法律监督中职务犯罪监督的重要内容。这一职能的核心是独立性。因此需要通过相关的法律程序,赋予检察院独立的法律监督职能。其中主要在于检察院的人事任免及财政管理。检察院的财政经费管理应当与同级地方财政分开,由检察系统内部单独划拨管理使用。这样就能从制度上确保检察院能发挥独立监督职能,保证监督机构独立行使对各级干部的监督职能。

第二,强化对权力的社会监督,充分发挥舆论对权力的监督作用。社会监督是公民、企事业、社团和其他社会组织依法定权利对公共管理权力进行的监控和督促。它是权力监督和制约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对国家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力量。权力腐败损害着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动员各种社会力量保卫自身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管理秩序,必然构成对违法犯罪的有力抵制。

第四,依法惩治腐败,把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化的轨道。面对性质恶劣危害极大的腐败现象,加大惩治力度不失为一种有效做法。“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来的社会主义法制基本原则,这也应该是依法惩治腐败,把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化轨道的基本要求。另外还需要拓宽监督渠道,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参与到对职务犯罪的预防和监督上来,体现对权力监督的社会性、民主性和广泛性。

篇3:民营企业家犯罪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一、民营企业家犯罪的原因

1. 法律意识淡薄,不惜以身试法进行非法交易谋取暴利

众所周知,证券市场是进行证券交易和证券发行的市场,在这个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资金流动。在有效率的证券市场上,证券价格能够迅速完全的反应一切有价值的信息,而在我国这样一个新兴的资本化运作国家,20世纪80年代才衍生出证券交易,可以说效率极为低下,很多学者认为当下我国证券市场仍处于中强势有效市场,甚至可以说是弱有效市场。这样对于那些资金力量雄厚,人脉关系广泛的投机者来说,就可以凭借自己掌握的内幕信息进行违法的证券交易来谋取暴利,2009年度曾闹得沸沸扬扬的国美董事局主席黄光裕就是典型的代表。2010年5月18日上午,备受关注的黄光裕案刚刚作出一审判决,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认定黄光裕犯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单位行贿罪,三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罚金6亿元,没收财产2亿元。

2. 急于做大,弄虚作假

企业经济实力原本应由企业真实注册资本来体现,而有些企业家为了企业表面华丽竟虚报注册资本来赢得各方面的青睐,以获得巨大的资金来源甚至上市融资。一旦经营条件恶化,利润急剧下滑或者融资渠道受阻时,企业在资金运作上便会捉襟见肘,犯罪行径便不胫而走。2009年度,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的*ST宏盛董事长龙长生一案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在虚假出资、抽逃出资问题上,龙长生为了控股*ST宏盛,曾于1998年9月以其母和妹妹之名注册成立力捷投资公司。但在注册力捷投资的过程中,其先以个人名义出资5000万元,并采取重复入账的方法取得注册资本1亿元的工商登记,即虚假出资5000万元,而在实际出资的5000万元中,龙分别用3000万元收购*ST宏盛,500万元归还银行债务,其余1500万元注册资本金后被龙抽走另作他用。在这里,并不反对企业家做大做强企业的主观意愿,但必须要遵循一定的经营规律,小心捕捉各种市场机遇。任何企图通过弄虚作假来做大做强企业的人,结果只能是:或欲速则不达,或在巨富中死去。

3. 官商勾结进行权利寻租

时下,在一些民企老板的想法中,法制只停留在文件上、官场上,对自己有利的就认真贯彻执行,对自己不利的就绕道前行,总想投机取巧,任何难办的事,认为都可以通过私下人脉通融。他们更热衷于通过自己与官员之间的“寻租”,获取不正当的资源和政府支持———包括用地、减免税金、获取更多银行贷款额度,从而得到暴利。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深圳航空前任实际掌舵人李泽源一案。2009年11月29日夜间,李泽源被警方带走。这并不是李泽源第一次“进去”,此前李泽源曾因“经济刑事问题”先后获罪入狱3次。其中一次牵涉海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1991年底至1992年期间,当时还名为李宜时的李泽源在海南成立了侨海公司,和孟庆平在土地开发等方面有过合作,孟为李泽源作过多次批示。至于这次,或与竞拍深航股权事件有关。成立于1992年11月的深圳航空原本是一家国有企业。2005年5月,时为深圳汇润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李泽源和亿阳集团以27.2亿元的价格通过竞拍获得广东广控(集团)公司持有的深航65%股份,深航由此改制为我国最大的民营航空企业。据媒体报道,就在汇润拍下深圳航空股权的当年,时任新华人寿董事长的关国亮透过其控制的隆鑫公司,巨额拆借8.16亿元深航股权的首期款。

4. 暴力敛财

现阶段,虽然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长足发展,我国的社会面貌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国内生产总值更是越居世界第三。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均收入水平相对发达国家来说还是比较低的,加上收入差距大这一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文化教育事业还存在着很多方面的缺失,社会中不和谐的因素仍然存在。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大批闲散社会人员或是自发组织,或是被居心叵测者纠集,走上血腥的暴利敛财路,造就了一大批富豪劣迹斑斑的发家史。2009年度,重庆打黑除恶斗争中揪出的黎强案就是这一事实最好的印证。经法院审理查明,1996年7月,黎强注册成立重庆渝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之后又先后成立了黎强房地产公司、渝强实业(集团)出租汽车公司、渝强实业(集团)强劲运输公司等20余家子公司、分公司、控股公司。2000年以来,黎强指使、授意在渝强公司担任领导层的家族成员、员工及部分承包车主有组织地实施聚众扰乱交通秩序、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逐步形成以黎强为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并以此为依托获得巨额非法经营收入。

二、预防民营企业家犯罪的措施

1. 广泛调动群众舆论监督积极性,继续加大打黑除恶斗争力度

人民群众生活在黑恶势力繁殖的土壤基层社会中,他们受黑恶势力富豪的压迫来的最直接,所以也最深恶痛绝。但是,由于一些地方官员慑于黑恶势力的暴利或是被金钱等物质引诱而一再纵容,人民群众只能忍气吞声。当前,社会要在保障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的基础上,给予一定的经济利益或者个人荣誉的刺激,进一步营造言论自由的政治环境,让他们去说话,去揭发,彻底消灭黑恶势力及其背后的保护伞。

2. 切实加强市场经济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严格执法

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重点监视经济犯罪高风险领域,严格防范证券市场违规操作和公司注册及报表披露等违规现象的发生,对于出现问题的企业家或公司法人,都要依法制裁,绝不手软。这样人们自然会畏惧法律的尊严,从而减少损害人民群众公共利益以及国家利益的犯罪现象发生。

3. 完善官员权力监督机制,着力改革行政审批制度

各级地方政府掌握着人民赋予的对资源的处置权和审批权,实际上这些权力集中于少数掌权的官员手上,这就为“权利寻租”找到了可以实施的突破口。为了避免“权利寻租”现象的发生,必须加强权利的制约和监督。同时,在注册前置审批、投资项目审批、经营活动审批,都应该大力精简和透明,完善市场的公平交易机制。

摘要:近年来,少数民营企业家急于做大,弄虚作假,官商勾结进行权利寻租,暴力敛财,进行非法交易谋取暴利,最后走上犯罪道路。这种以身试法的行为,说明其法律意识极其淡薄。预防民营企业家犯罪的措施是:广泛调动群众舆论监督的积极性,继续加大打黑除恶斗争力度;切实加强市场经济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严格执法;完善官员权力监督机制,着力改革行政审批制度。

篇4:犯罪原因及其对策分析

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多种多样,错综复杂。归纳起来,不外乎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家庭、学校、社会五个方面的内容。

1、生理方面:未成年人处于生理机能迅速发育期,内分泌旺盛,而心理水平的提高却相对缓慢,这就导致他们精力过剩与自我控制和调节能力低弱之间的矛盾;加之未成年时期,他们世界观不稳定,道德观念不强,缺乏责任感,从而导致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矛盾,社会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哥们义气等形形色色的诱惑极易使他们产生抢劫、盗窃、强奸、故意伤害等冲动性和情景性犯罪。

2、心理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未成年人生理成熟年龄普遍提前,与此同时,他们的心理成熟期却明显滞后。在物质化和信息化都突飞猛进的时代,他们缺乏足够的知识和经验来应对面临的种种困惑,无法合理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于是在渴望交流却又自我封闭的过程中产生深深的孤独感。加之未成年人本身具有强烈的好奇心,而知识和经验的欠缺又导致他们容易受暗示而模仿,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他们自觉不自觉就接受一些不良社会风气和不良亚文化的影响,称兄道弟、拉帮结派,稀里糊涂就加入犯罪团伙走向了犯罪道路。

3、家庭方面:家庭是未成年人经历的第一个场所,在他们的社会化过程中,家庭教育和家庭影响对他们的成长至关重要,而不良家庭环境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产生具有原发性的影响。

4、学校方面:学校是未成年人社会化的重要场所,更是塑造学生灵魂的主要阵地。学校教育质量的好坏,教师工作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学校教育出现缺陷和失误,使未成年人在心理发育和人格形成过程中得不到应有的道德引导和法制教育,从而造成他们道德和法制观念淡漠,在紧张繁重的学习负担和家长望子成龙的双重压力下,往往会出现越轨行为。

5、社会方面:社会上不良文化泛滥是未成年人犯罪的直接诱因,促使他们形成了一种扭曲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最终走向犯罪道路。

控制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建议和对策

健全帮教和管理机构,正确对待违法的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均不成熟,对自我和社会的认识处于不稳定状态,易受外界影响,可塑性强。社会上应建立相应的帮教机构,耐心细致地落实教育、感化、挽救措施,形成政府、家庭、学校齐抓共管的局面,忌带着“有色眼镜”对待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

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

社区矫正作为借鉴外国刑罚实践而移植过来的非监禁罚活动,在我国创建和谐社会的现实环境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视野中有着广泛的适用空间。立足于未成年人可塑性强的基点,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更应该从源头入手,进行釜底抽薪式的治理。社区矫正表面上是促使未成年人改恶迁善、回归社会,实质上是从行为人的生理和心理方面进行再社会化和重新人格化的重塑,使未成年人在开放或半开放性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认识到自己的行为错误,从而对犯罪原因产生的机理进行清理和排除,使未成年人避免被放逐于比普通社会条件更为恶劣的环境(监狱)之后再返回主流社会时必然面临的艰难窘境。

2003年7月,“两高两部”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这标志着社区矫正正式在我国司法体系中翻开了新的一页。但目前社区矫正的使用范围大多限于刑罚的框架内,笔者认为这一范围有待扩大。从减少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终极目的来说,应该把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全部囊括其中,构建从违法到犯罪行为一体化的未成年人矫正体系。同时,在实体法上逐步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顺应刑罚轻缓化的潮流,完善对未成年人的批捕条件和标准,严格对未成年人的起诉制度,试行未成年人前科刑消灭制度,通过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稳定持续开展,使得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不但有理论支持,而且有实践动力,通过理论的合理性指导达到实践的鲜活。

规范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不起诉制度

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适用不起诉制度是基于未成年人人格的可塑性,通过法律与社会的综合力量,达到矫治目的的一种理性选择。但由于我国没有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犯罪适用不起诉的条件、范围及结果都没有具体明确的法律规定。虽然学术界也探讨过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暂缓起诉等问题,也因无相关的法律支持,而难以操作。基于此,笔者认为,首先应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立法保护,并细化法律规定,切实从源头上重视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第二,完善办案考评体系,从有利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实践出发,改变不适当的控制不起诉率的做法,保证依法正确适用不起诉,实现办案数量、质量和效果的统一。第三,完善不起诉后的帮教措施。检察机关做出不起诉决定后,还应发挥自身优势,对这些未成年人实行帮教,敦促有关部门安排好他们的学业或工作,解除各方后顾之忧,彻底消除社会隐患。

(王海容单位:泸州医学院法学系;刘贝萍单位: 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

篇5:犯罪原因及其对策分析

(一)当前金融犯罪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波动、银根的松紧、宏观调控是否得力、金融犯罪打击的及时与否,总的说金融犯罪具有起伏性,近几年金融犯罪呈现出高发态势。11大案要案大幅度上升。在金融犯罪案件中,20世纪80年代,案值上百万的还不多见,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犯罪金额动辄上千万元、上亿元,特别是近年来,案值超亿元、数十亿元乃至超百亿元的大案屡见不鲜。如1996年以来,山东省发生涉案金额过亿元的金融诈骗案210余起;1997年,上海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的金融诈骗案件中,涉案金额1000万元以上的占2714%;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统计,仅1998年第一季度全国就发生大要案415件,其中百万元以上的32件。金融犯罪案件数额巨大或特别巨大的特性由此可见一斑。21作案手段呈智能化、多样化、隐蔽化。近些年,金融单位防范金融犯罪的意识和能力逐步增强,司法机关打击金融犯罪的力度不断加大,加上金融系统各业务部门广泛使用计算机等高科技,使金融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日趋复杂、多样和智能化、隐蔽化,尤其是利用计算机作案者越来越多。其作案的手段主要有:(1)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窃取或破获银行密码,直接进入银行计算机应用系统,窜改数据或窃取信息。(2)利用工作之便制作新程序或修改原有程序,将他人账单转入自己账户。(3)非法输入数据或程序,破坏银行计算机应用系统的正常运行或造成整个系统的崩溃。涉及金融业务各领域。前些年,金融犯罪主要集中在银行系统,随着我国金融业务和领域的不断开拓,金融犯罪的领域越来越广。从伪造货币、非法集资到利用计算机犯罪,从骗取巨额保险到骗取备用信用证、存款证明书,从伪造、变造金融票证到骗取信贷资金,从证券市场的内幕交易到国债期货市场的操纵,金融系统的每一项业务、每一个市场、每一个机构都存在着被侵犯的事实和风险。金融诈骗占整个金融犯罪案件的比重突出。在所有的金融犯罪案件中,金融诈骗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金融诈骗中以金融票证、贷款、信用卡、信用证4类诈骗案件更为突出,立案数占金融诈骗案件总数的90%。如1997年7月)1998年9月,上海市公安部门共立案查处1075起金融犯罪案件,涉案金额达9亿多元人民币,其中金融票据犯罪占发案总数的近50%,金额达215亿元人民币。51跨区域作案突出,涉外案件增多。金融犯罪往往涉及多个地区、数个单位,跨省作案、境内外勾结作案屡见不鲜,且作案后为躲避打击迅速向境外逃窜也是金融犯罪嫌疑人常用的伎俩。1997年,广西经保部门侦办的45起百万元以上的金融诈骗案件中,有21起是跨地区案件, 18起是跨县(市)案件,两项占86%;浙江省共发生涉外金融诈骗犯罪案件30起,是1996年的215倍,涉及我国的香港、澳门及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美国等国家。金融犯罪的跨地区作案给司法机关的侦破和追赃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障碍,从而加大了金融 犯罪的危害。61具有与其他刑事犯罪的并发性。金融犯罪往往与其他犯罪相伴而生,如在保险或金融欺诈罪案中,犯罪分子为了便于达到犯罪目的,往往与保险公司理赔人员或银行内部人员相勾结,合谋诈骗保险金或银行资金,保险公司、银行内部工作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构成贪污或职务侵占罪。再者,保险诈骗犯罪分子为了骗取保险金,而产生故意纵火、杀人、伤害等其他犯罪;非法集资常引发聚众斗殴闹事、破坏社会公共秩序的刑事案件发生。

篇6: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分析与对策

2008级应用心理学王岳13号

摘要: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犯罪率逐日递增,青少年犯罪问题已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如何提高青少年的法律素质,更好地预防青少年犯罪,已成为社会的焦点。21世纪的青少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接班人,教育和培养好青少年,是我们中华民族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根本大计。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 原因分析青少年犯罪预防

一般说来,青少年犯罪是指25周岁以下的青少年违犯国家法律法规,对社会造成一定危害而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青少年犯罪,是当今世界性的一大严重社会问题。犯罪是各个国家各个历史时期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是社会的一面特殊镜子,能从反面反映某一社会人们的文化、道德素养以及精神面貌,暴露社会某些方面的弊病与问题。可以说,青少犯罪的文化素养,道德水平等情况,不仅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而且青少年的状况,对于某一国家、社会乃至世界的前途与未来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如何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是我们所要面临的大事。近年来,青少年违法犯罪呈上升趋势,根据我院的统计数据显示,近三年来青少年犯罪案件由2006年的414起上升到2008年的513多起。这已引起社会各界以及学校、家庭的高度关注。因此,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迫切任务。这项任务需要联合全社会的力量形成未成年人犯罪的防控机制,而司法机关恰恰处于该防控机制的关键位置,这使我们不得不对未成年人犯罪引起注意并加以研究。

一、青少年犯罪的主要特征

1、犯罪向低龄化发展。青少年犯罪的高峰年龄已提前至十六、七周岁,而且低龄比例呈逐年上升态势。

2、侵财和暴力性犯罪倾向突出。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丰富,许多青少年由于尚未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滋生了好逸恶劳的思想,从小就迷上了吸烟、酗酒、上网吧、打游戏机、上娱乐厅蹦迪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3、犯罪类型多样化。在以往的青少年犯罪所涉罪名中,主要是抢劫、盗窃和故意伤害的犯罪。而在近二年以来,尽管这几类犯罪仍为青少年犯罪的主要类型,但是也新增了其他不同类型的各种犯罪案件,强奸、猥亵、失火和交通肇事等各类新型案件也层出不穷。

4、团伙性犯罪日趋严重。尤其在抢劫案件中青少年共同犯罪案件居多,如2008年3月份审结一起抢劫案中,王某等5被告人均为青少年且有3人系在校学生的团伙性犯罪,目的都是为了敛财用于玩游戏、找歌厅的消费。

5、犯罪主观恶性不深、临时犯意的居多。青少年处于心理未成熟阶段,因心态不稳定,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和诱惑,犯罪时往往事前没有经过缜密地预谋和计划,常常是心血来潮、一时冲动下而为之。从审结的案件来看,大多是青少年为了满足一时的吃喝玩乐或为了一时的刺激而临时起犯意,在同伙的哄闹煸动中或教唆下而实施犯罪行为的,这在青少年抢劫案件中表现尤为明显。

6、犯罪大多表现为模仿性、盲从性。青少年心理不成熟,自身素质不完善,致使他们遇到事情不够冷静,许多人表现出一时冲动、不顾后果。有的只是为了追求享受、快乐、刺激和哥们义气而去偷、去抢,并没有明确的犯罪动机和目的。

二、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分析

1、青少年自身心理和生理特点的影响易走上犯罪道路

青少年的认识能力、辨别是非的能力、抵制不良影响的能力不强,思维容易产生敏感好奇、富于想象、喜欢模仿,不能客观理智的对待各种事物和现象,对比较复杂的社会现象难以正确认识,对自己的行为不能作出正确的估价和评断。从生理因素分析,青少年正处于身体发育期,大脑皮层的兴奋性占优势,情绪、情感的社会化还很不完善,行为易受情绪的影响和左右,难以有效地控制自己的心理冲动。

2、部分家庭管束与少数学校教育存在弊端

家庭对青少年教育的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青少年父母离异或父母监护人有违法犯罪行为,损害了青少年信心和自尊心,导致青少年产生破罐子破摔的想法,从而做出不良行为或走上违法犯罪道路。(2)、青少年父母将其托付给其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自己外出务工,造成对青少年的教育和监护不力。(3)、一些父母因为文化程度、生活观念、法制意识等自身条件的限制,不知道如何引导教育子女,甚至对子女有一些误导。他们有时对子女的严重不良现象(比如小偷小摸、打架斗殴)不采取果断、有力措施加以及时制止和纠正,反而在别人面前护短迁就,一味溺爱。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对子女的一味迁就、溺爱已经成为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重要原因。

同时,学校的教育失当,管理不利,也是青少年犯罪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学校是青少年走向社会前的最后一个阶段。学校的教育与青少年心理的健康是密不可分的。

3、社会不良风气和腐朽文化的侵蚀。社会中的一些不良现象和观念,势必会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

三、预防和解决青少年犯罪的建议和对策

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是一项社会复杂系统工程,必须实行综合治理,各种措施多管齐下。既要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以司法手段矫治和预防青少年犯罪,又要充分发挥家庭、学校、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的作用,协调一致,各尽其职,形成合力,齐抓共管。

1、针对青少年成长特点,加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和矫正。青少年的心智本来就不成熟,其走向犯罪多半是误入歧途。因此需要在学校广泛开展心理咨询活动,对“问题学生”进行心理咨询。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培养他们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道德品质,使他们懂得自尊、自爱、自重,增强他们的自控能力。

2、构建教师与学生家长交流平台,把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纠正一些青少年父母重养轻教的认识偏差和溺爱青少年的不良做法,提高家长素质。

3、加强对文化市场和社会环境的治理,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青少年较之成年人,外在社会环境对其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应把净化社会环境作为预防青少年犯罪的重要任务。因此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不利于青少年成长的不良社会环境要由公安等相关部门及时进行整顿,以消除犯罪产生的原因和条件。

篇7:犯罪原因及其对策分析

国企职务犯罪的新动向及原因、对策分析 作者:涂岚 戴壬

来源:《检察风云·预防职务犯罪》2013年第04期

一、公交集团腐败案件的主要特点

公交集团的腐败案件在当前国有企业腐败案件中具有典型性,体现了当前国有企业腐败的一些新动向。

1.新的风险点:“杂交式”腐败

公共交通属民生领域,公交集团也因此获得了大量的政府支持。从账面上看,政府每年都会向公交集团提供数亿元的资金补贴;从账外看,政府将优质资源向公交集团倾斜,从土地、开发、银行贷款等诸多方面给予支持。因此,公交集团虽然连年亏损,但因行业的特殊性,其管理的国有资产却是不折不扣的优良资产。近年来,为了加强国有企业的管理和活力,引进民营企业的资金和经营机制,已经是一些地方政府的普遍做法。公交集团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将广告、房地产、物资配件、报废车辆、轮胎、汽车检测线等资产拿出来与民营资本合作。资本都是逐利的,民营资本参与公交集团的合资,也正是看上了政府对公交集团倾斜性政策所带来的利益,名义上是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而实际的情况是遇到困难时打着“国企”、“民生”的旗号获取政策扶持和国有资金使用上的便利。以公交集团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为例,公交集团在武胜路、硚口路、武昌火车站等市内黄金地段原有政府划拨的土地,近年来随着城市扩张,政府又在后湖、江夏、沌口、青山等地为公交集团以低价提供了大量的土地。公交集团为了盘活这些土地资源,引入了民营资本,并让民营资本取得控股权。民营资本通过合资,直接取得了这些土地的开发权,土地成本比直接到土地市场去竞拍要低很多,所开发的项目也是以公交集团的停保场、信息化中心等名义申报,从立项、规划到税收等各个环节都能享受到政策倾斜。项目建成后除了给公交集团一部分用于办公或停车以外,大部分被民营资本持有者以商品房出售。这样一来,民营资本通过与公交集团的合资达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实现了资本收益率的最大化。反过来,民营资本的持有者,为了能得到这种“杂交式”的利益输送机会,必然要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人进行利益反哺。

2.新的寻租形式:“制度型”腐败

腐败腐蚀权力,当腐败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渗透到所有的权力环节,于是便产生了高一层级的腐败——“制度型”腐败。制度在制定时便出现了异化,这些制度在制定时,名义上是为了国有企业的发展,或者从客观结果看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有企业的发展,但制定者在制定制度时并不是或不仅仅是从维护国有企业利益出发,而是考虑了相关方的利益及相关方对自己的利益输送。当制度形成后,制定者再利用手中的权力不遗余力地推行这些制度的落实。利益相关方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获得了制度红利,再对制度的制定者进行利益输送。以公交集团的物资采购和报废车处理为例,该集团各营运公司一直以来自行采购配件,自行处理报废

车,这势必造成腐败、国有资产流失和质量控制的问题。2009年该集团某些人因在物资采购和报废车处理中收受贿赂被检察机关查处。公交集团董事长迟旭东以此为契机制定了配件集中采购、报废车集中处理制度,从客观上说这是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为了“隔离风险,统一质量”,新制度将公交集团的配件采购、报废车处理集中交给了公交集团与某福建商人合资成立的公交物资公司,各营运公司和集团技术设备部只负责提出技术要求并验收,不得自行采购。该制度实施后,该福建商人获利颇丰,并行贿迟旭东200余万元。

3.新的获利方式:“合伙式”腐败

合伙,简单的理解就是有信任关系的人以营利为目的,共同出资、共同经营的合作方式。从民法的角度讲其典型特征是“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当腐败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权力出现了资本化的倾向,便出现了“合伙式”腐败。“合伙式”腐败与民法上的合伙有几番“神似”。首先,权力持有者会物色一个信任的老板,由此人出资、出面从事与权力所辖事项有关的经营活动;其次,权力持有者会以权力作为其私人出资参与合伙,并以其权力确保合伙组织的营利;再次,权力持有者会参与合伙组织的经营,并享受分红;最后,如果东窗事发当然是一损俱损。这种“合伙式”腐败近年来在涉及经营性国有资产的领域呈上升趋势,公交集团的腐败案件也体现了这一点。譬如原总经理赵小元利用管理营运的职权,将公交集团的“黄金线路”承包给私人经营,再由承包人每年给予“分红”,总金额达一千余万元。又譬如原副总经理王尔义利用管理基建的职权,将公交集团的基建工程通过虚假招标交给某公司承建,并安排自己的女儿在该公司挂名,该公司负责人再以给予职工奖金的形式将“分红”输送给王尔义。

二、公交集团腐败案件高发的主要原因

腐败的产生和发展必然有其特定的体制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公交集团的系列腐败案件也正是在其特有的体制和环境因素中滋长、发酵。

1.粗放化的管理方式

公交集团虽然进行了企业化改革,并初步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但管理方式是与其坐拥的大量国有资产不能匹配的。首先,公交集团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是粗放化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产流转的随意性过大。例如,在合资合作开发硚口路、武昌火车站等房地产项目时,公交集团并未对出资的土地、房产价值进行评估,亦未履行对国资委的上报义务,更没有对以公交集团基建项目立项能享受的政策倾斜进行量化,利益如何分配全凭双方协商,这就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大量空间。二是对资产的变化没有跟进。经营性国有资产的总量是在不断变化的,随着资产的增值,收益也应相应增加,否则便造成国有资产实际上的流失。公交集团在与港商合资成立通恒公汽公司后,约定港方每年向公交集团缴纳一定数量的管理费。合资十余年,通恒公司的规模扩大、营利增加,管理费从未上调,公交集团投资到通恒公司的国有资产实际上是不断贬值、流失的,也因此,通恒公司的负责人便向迟旭东行贿100余万元。其次,公交集团对权力的管理也是粗放化的,这又体现为两个极端。一是对手中权力的分量有清醒的认识,并把手中的权力量化后积极转化为货币,此以赵小元为典型。二是对手中权力没有清醒的认识,只是抱着“不为难”的心态,丧失原则,殊不知一个“不为难”,就能给相关人带来多少利益,此以迟旭东为典型。最典型的莫过于在10路车的承包问题上,赵小元以权力参股,获取一千余万元的“分红”。赵小元病重后,迟旭东着手清理个人承包线路,在10路车的承包人赵某50余万元糖衣炮弹的进攻下,丧失了原则,此事便不了了之。赵小元、迟旭东等人权力恣意的根源便在于公交集团制度的虚设以及制度在落实中的异化。

2.新型腐败手段的隐蔽性

“杂交式”腐败能屡屡得手,是因为从账面上看,国有资产没有任何损失,还有大幅度升值。还是以房地产开发为例,从表面上看公交集团获得了新建的部分房产、设施,但如果将国有资产升值的部分与公交用地与市场地价的差额相比,与政府对公交政策性倾斜带来利益相比,实在是九牛一毛。这种“杂交式”的腐败,国有资产貌似没有受损,民营资本也赚了钱。但我们在分析时不妨借用一下物理学中的物质守恒定律,在资本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受损的其实是政府在土地、税收等方面对民生的让渡和补贴,而分肥的是腐败的国有资产代理人和民营资本的控制人。“制度型”腐败打着健全管理、提高效率、创新制度的旗号,从形式上看又是集体研究制定的,更何况从客观结果看也有一定的功效,因此背后的利益输送更不易被察觉。在“合伙式”腐败中,权力持有者是“隐名”的,由老板出资、出面,承接业务也经过了招投标等流程,不易暴露;权力持有者和资本的持有者存在共担风险的因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易瓦解;资本的持有者对权力持有者的利益输送是以“分红”、“奖金”的形式存在,长期、稳定、隐蔽。在千疮百孔的粗放型管理背景下,加之公交集团内的腐败分子采用了隐蔽性更强的新型腐败手段,因而造成了腐败形势的愈演愈烈。

3.不正之风形成了气候

公交集团整体上缺乏廉政氛围,上下级之间,供应商与业主之间,“一点心意”已形成了气候。一个单位的风气如何,取决于主要领导的作风。作为集团的主要领导,尽心尽力地把企业效益搞上去本是应尽的本分,但某些领导或者怠于工作,或者为了过多的私心杂念而工作,这种对待职责的态度传染到了整个集体,造成各级干部对待职责的态度或多或少出现了异化,正所谓“领导带头腐败,引发行业地震”。以逢年过节为例,主要领导需要到下级单位去慰问一线职工、保证节日运输,但下去慰问一线职工却成了下级单位或个人“慰问”领导的机会,以至于发展到逢年过节向集团领导和集团各职能部门负责人送“过节费”已在公交集团形成风气。上行下效,集团一级如此,各公司亦是如此,不送的是另类,送了的还为金额的多少而惴惴不安。迟旭东曾对办案人员谈到,大家都是一个公司的,但同事之间却要以送钱的方式来相处,他初次经历时也很不习惯。迟旭东所 “不习惯”的就是这种异化了的气候,只可惜他作为一把手并不是着手扭转,而是逐渐适应,先是收了下级的钱,之后又以“股东代表津贴”的名义收了老板的钱,最后发展到单笔几十万、上百万的受贿。

三、遏制职务犯罪的对策建议

针对公交集团出现的问题,在查办职务犯罪的基础上,我们从体制和环境的层面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1.健全并严格落实国有资产管理制度

对于国有企业的合资合作、房地产开发、招标采购等事项,已经有比较健全的制度体系。落实制度是为了避免不正当竞争,降低腐败发生的几率,而不是为了走程序。在办案中我们发现,公交集团的一些合资合作项目、采购项目未按规定履行评估、招标、报批程序,而另一些实施了招标的项目,又出现了投标人串通投标甚至是招标人与投标人内外勾结的问题,这些现象都应有针对性地制定措施,予以杜绝。

2.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防止权力滥用

权力滥用表现为不作为和乱作为,这两种形式在公交集团的系列案件中表现得较为突出。要尽量减小权力运作过程中的随意性,具体要做到三点。一是加强自上而下的监督。市交委、市国资委等主管部门应切实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责,对国有资产处置、投资、运营、保值、增值实施全方位的监督。二是加强自下而上的监督,国有企业要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招标、公告以及各种形式的通报会等途径,对涉及国有资产安全的事项,对涉及企业和职工重大利益的事项,对职务犯罪高发的关键环节实行公开化,如对外合作、物资采购、基建工程、国有资产处置、人事任免等方面。三是扩大监督领域和范围,把“八小时之内”的监督延伸到“八小时之外”,重点关注领导干部的家庭、喜好和社交圈。领导干部本人对于个人和家庭重大事项应按照规定如实申报,对亲属、朋友利用本人的职务影响力求财、求官的行为应严加约束。

3.谨慎选人用人,营造清风正气

篇8:大学生犯罪原因分析与预防对策

关键词:大学生,犯罪,成因,对策

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然而,近年来大学生犯罪现象时有发生,大学生违法犯罪报道频频见诸媒体,如清华大学刘海洋伤熊事件,云南大学马加爵残害同学事件等。日趋严重的大学生犯罪现象已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研究与解决大学生犯罪问题,不仅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关系到大学生群体的健康成长,更关系到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兴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大学生犯罪的现状

据中国犯罪学研究会调查显示,1965年,在校大学生犯罪占青少年犯罪的1%;文革期间,在校大学生犯罪占青少年犯罪的25%;而近年来,在校大学生犯罪约占青少年犯罪的17%。据调查,大学生犯罪案件数量及犯罪人数自1999年起开始上升,2001年比1999年增加了54.5%,2002年较之2001年又增加了97.1%。仅从高校云集的北京海淀区来看,从2000年到2005年,大学生犯罪人数便呈逐年上升趋势。2005年在海淀分局刑事拘留的大学生是2000年的3.8倍,大学生犯罪人数共上升了2.28倍。这些数字表明,我国大学生犯罪率正在不断攀升,大学生犯罪的数量也在不断扩大,即使充分考虑我国大学生数量比以前有了大幅度增加,这种大学生犯罪的数量随着大学生数量的增加而同步增加,甚至犯罪增长率超过了大学生增长率的现象是不容乐观的。

目前,除了某些对主体有特殊要求的犯罪以外,大学生犯罪覆盖了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大部分种类的犯罪,诸如:向境外机构提供国家秘密等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抢劫、诈骗、盗窃等财产犯罪;伤害、强奸、杀人等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还有赌博、吸毒、贩卖毒品和传播淫秽物品、卖淫嫖娼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方面的犯罪。在这些犯罪类型中,以侵犯财产型犯罪和性犯罪为主,据调查,大学生犯罪大部分为财产性犯罪,性犯罪占21.9%。另外,近几年高校暴力犯罪案件也频频发生。

二、大学生犯罪原因

(一)社会环境的影响

首先,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对社会发展确实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它的负面影响。在社会转型期,由它带来的无序性引发了人们思想上的某种混乱。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有些大学生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抬头,全局观念、服务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被淡化,越来越多的学生无法集中精力完成学业,特别是家境状况不好的学生,不得不考虑上学的经济来源等问题。个别困难学生面对同学间生活水平的强烈反差,心理上受到刺激。有些学生错误的认为“理想就是有利可图”,“前途就是有钱可图”,从而形成消极的人生观、扭曲的价值观、颠倒的荣辱观、错误的恋爱观。一旦自我调适不当就可能抵御不住诱惑。

其次,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价值观念尚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整个社会很长一段时期内将处于“价值失范”状态。各种规章制度、各种道德规范的控制力越来越弱,特别是随着大学亚文化的发达,强化了大学生的越轨心态。一些非主流文化和不同背景的西方文化、港台文化对大学生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健康向上的社会主流文化,当然会对大学生起着积极的正面引导作用,但像色情、暴力、享乐主义以及西方文化中所宣传的私有化、极端个人主义文化及文化商业化作用下产生的文化糟粕,尤其是网络对不健康文化的宣传,成为大学生犯罪的催化剂,在社会上起着极坏的影响,诱导大学生走上违法犯罪之路。

最后,社会就业机会不足,也对大学生犯罪产生一定的影响。近几年来,由于社会竞争的加剧,大学生找工作或找到较理想的工作已越来越困难,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这使许多高年级大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在毕业之际会存在焦虑不安、自卑等心理问题,在没有及时正确地疏导教育的情况下容易产生犯罪。

(二)学校教育的不足

部分学校忽视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心理素质的培养,对法制教育重视不够。一些大学生犯罪的案件,暴露出大学教育目前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深层次问题。

1)现行德智教育的不健全。由于缺乏德育,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学生缺乏崇高的理想,缺乏正确的人生观和伦理道德,不懂得人的行为必须受某些准则的约束。一些院校只重视抓成绩、抓硬件、抓学校建设,而对大学生的基本社会常识、理想信念教育抓的不够,致使一部分大学生缺乏法律常识,不能遵纪守法。还有一些学校对待犯错误的大学生,不是采取教育、感化的手段,而是简单的给予批评、处分,使他们产生了悲观、消极的情绪,与学校、社会形成对立,进而导致犯罪。因此,注重对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变的越来越重要。

2)对大学生“将熟未熟”思想培养的欠缺。很多学校对大学生的社会成熟度缺乏实事求是的认识和把握,常常出现拔高性或贬低性评价。因此而制定的各种管理规范总是具有种种缺陷,制定管理规范缺乏整体系统性,难以形成协调机制。虽然大学生几乎都已经是成年人,但其心理发展还很不成熟,缺乏社会经验,处理问题不够冷静,经不起社会各种不良因素的诱惑。特别是当前社会独生子女的增多,使父母对子女溺爱娇惯,放任不管,助长了他们不良习惯和性格的形成,导致这些大学生养成自私、偏激、随心所欲、我行我素等不良品行。在这些不成熟心理的作用下,一旦触发矛盾,往往使他们心理发生畸变,从而引发犯罪。因此,对大学生健康心理的培养成了当务之急。但许多高校心理教育、生理教育或未开展,或刚刚起步。有的高校心理咨询机构形同虚设。大学生思想上的迷茫、心理上的困惑、情感上的挣扎、就业上的压力得不到合理的宣泄和及时矫正。

3)对普法教育重视不够。法制教育重视不够,且流于形式。法制教育在课程安排上重视程度不够;大多数学校虽然增设了法制课程,但形式过于简单,往往局限于课堂教育,教育方法缺乏多样性,经常是采取单一灌输的方法进行教学,缺乏直观的教育,使法制教育得不到好的效果;法制课教师质量不高,教师队伍缺乏专业化;由于大学里各专业的教学课程有差异,法制教育容易出现疏漏,学校法制教育的不全面导致部分大学生法制意识不强,不能理性控制犯罪行为。

4)大学管理制度的漏洞。随着大学教育的开放和民办等各类大学的逐渐兴起,加之近几年高校的连续扩招,使得在校大学生数量急剧增多,后勤社会化等一系列改革使得旧体制下隐藏的许多问题逐渐呈现,大学内部对学生的管理弱化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由于大学扩招,使得相当多学校的住宿条件难以满足要求,不少学校默许学生在校外租房,放纵学生过早地接触社会,使得不良文化很容易侵蚀学生。

(三)家庭教育的缺陷

文化环境的影响对于一个人格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家庭作为文化环境对家庭成员特别是子女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有的家长只得重视智力教育,而忽略了对子女健康人格的培养。在教育方式上多采取简单、粗暴的家长制手段。这种消极的教育方式,容易使子女形成敏感多疑、自卑易怒、偏执敌对等不健康的品质,或称为人格障碍。有的家长仅在经济上给予孩子支持,却对其现实表现和心理成长关注不够。

据专家分析,处于溺爱型家庭、打骂型家庭、放任型家庭、失和型家庭等“问题家庭”的大学生较之正常家庭的孩子更容易犯罪。原因就是缺乏适当的教育方法和健康的教育方式。家庭教育是影响大学生犯罪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四)大学生自身素质的欠缺

首先,大学生正处于长身体、长智能的阶段,心理还不完全成熟,其心理特点,主要表现在承受挫折能力差、自控能力差、辨别是非能力弱、易冲动等方面。其次,心理素质亟待增强。大学生处于青春期,心理发展并不够成熟,自我控制能力和识别是非的能力差,自我意识和公德意识有待增强。最后,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淡薄。有的学生学习态度不认真、不严肃;逃课、缺课、课上看课外书的情况导致,自身素质得不到提高,虽然掌握了一定的法律知识,但并没有形成相应的法律观念、法律意识和法律思想等,并没有形成法律理性思维的能力,对于大学生的权利义务认识不够全面和清晰。

三、预防大学生犯罪的对策

(一)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增强大学生法制观念

针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仍薄弱的现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大力加强法制教育。首先,针对大学生中许多不知法、不懂法,有的甚至是法盲的现象,学校应强调法制教育,增强大学生的权利义务意识,在履行义务的前提下,合法行使自己的权利,使他们形成依法办事、敢于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的思想意识;其次,要课程设置方面,除了原有法律基础课外,还应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作为重点内容,对大学校园常见的犯罪类型进行详细讲解,并配以生动典型的案例,使大学生深刻体会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最后,加大法制宣传力度,如设置法制宣传栏,利用学校的模拟法庭或者类似的环境开展普法活动,将之贯穿于大学生教育的全过程,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质。

(二)注重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大学生的公德意识

加强高校思想道德教育是预防大学生犯罪的基础。大学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他们受环境的影响非常大,而这一时期又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因此必须加大正面宣传教育力度,使广大学生明确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自尊、自爱和互爱的意识,并组织适当的社会活动,培养大学生的公德意识。

同时,要特别注意对一些平时表现不错的同学的教育和培养,不能使其成为品德教育的死角。不仅仅是把目光瞄准后进生的教育,而应该分不同层次,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三)努力培养大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

针对大学生心理发育不成熟的特点,学校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开展心理咨询服务。要定期对大学生进行心理测验,对有严重心理问题或精神障碍的个别学生,进行早期治疗,使之顺利完成学业,避免违法犯罪行为发生。帮助大学生形成健康向上的心理应做到:

1)引导大学生控制情绪,消除其心理障碍,学会宽容,提高大学生承受和应对挫折的能力。大学生要学会积极应对挫折,增强对挫折的免疫力。为此,一要分清“实际挫折”和“想象挫折”,消除“想象挫折”的负面影响;二要加强自己的知识储备,增强适应社会的能力,提高耐挫力。

2)引导大学生创造一个团结、活泼的生活、学习氛围,建立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中学生在中学的学习生活阶段多处于封闭状态。学生除了获取基础文化科学知识之外,作为人的社会完整性的其他方面并未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学历的提高而相应得到较好发展。他们中的一些人是以人文精神不足和行为水平相对低下的缺陷状态进入高校大学生群体的。部分学生在被动适应宽松自由的大学环境的过程中,便很容易出现种种反向负性心理和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有相当多的大学生不知如何与周围同学友好相处。因此,学校应开设有关人际交往学方面的课程。同时,班主任、辅导员应注重学生的心理素质,关心学生的生活,引导学生建立和谐人际关系。学校应加强对学生的语言、行为文明规范教育,使学生养成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相互团结、相互尊重的良好品质。

3)注意引导大学生正确处理恋爱与性问题。学校有关部门和人员要有意识、有计划地开展大学生恋爱问题讲座,帮助他们正确处理恋爱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当前在校大学生应该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应该以友情为重,不应过早确立恋爱关系。学校应该加强他们的性心理教育和性道德教育,建立大学生心理健康中心,指导和帮助大学生以严肃的态度对待爱情,正视恋爱关系,保持稳定的情绪及健康的心理。

(四)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搞好家庭教育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深刻影响着子女人生观、道德观的形成,家庭教育的缺陷是子女形成不良个性的基础,潜伏着青少年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危机。有的家长因其本身就有恶习,子女耳濡目染,自然而然染上不良习气,发展为违法犯罪。另外,离异单身家庭中子女缺乏家庭教育,失去家庭幸福,或在新家庭中成为多余的人,使他们饱受离异家庭的痛苦,从而到社会上寻找“关心”,“同情”,往往被坏人拉拢、引诱,走上犯罪。家庭教育不当和家庭结构异常是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关键因素。良好的家庭教育在预防大学生违法犯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家庭应有针对性的正确引导。学生家长应主动地进行各种知识的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以律已正身的思想和行动影响自己孩子,在注重孩子学习成绩同时,更要关心他们的思想动态。同时,家长要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循循善诱,以事明理,引导其分清是非,辨别善恶,要在家庭生活中,通过每个成员良好的言行举止,相互影响,共同提高,形成良好家风。这对孩子健康成长是至关重要的。

(五)加强和改进校园的学生管理,采取针对性措施健全管理约束机制

预防犯罪首先保证良好的校园生活环境,维护校园良好的学习环境,切实抵制社会不良文化的进入。因此学校要制定、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如考勤制度、作息制度、请假制度、保卫制度等,不给有非法想法的学生以可乘之机。要加强和改善高校的学生管理,尤其是集体宿舍的管理,采取针对性措施健全管理约束机制,建立预防大学生犯罪的网络;配合有关执法部门综合整治,排除校园周围不健康因素对大学生的影响和干预。通过建立一整套的安全防范管理体系,最终从体制上杜绝违法犯罪现象。同时,要提高教师、管理人员的责任感,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关心、帮助。

(六)社会应当给大学生营造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

1)加强对大学周边环境的治理,减少对大学的侵扰。大学多数处于城郊结合地带,有的个体商贩在学校周边侵占道路、摆摊、设点,甚至欺行霸市,造成交通混乱,环境卫生差,治安问题突出。因此,呼吁社会各界密切配合,加强对大学周边环境的综合治理。在大学周边加大宣传打击刑事犯罪的力度,教育大家要遵纪守法的同时,加强大学周边环境的治安联防、治保等群众性自治体系,为大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2)司法机关的积极协助。司法机关对犯罪的大学生也要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以法律效果为基础,以政治效果为原则,以社会效果为目的,采取人性化的帮教手段,挽救这些失足青年,使他们能够重新成为社会的有用人才。

对于大学生犯罪的控制和预防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家庭、学校、社会在这个工程中并不是孤立地存在,要有效地预防和控制大学生犯罪就需要三者的相互联系与配合,只有这样,大学生犯罪才能得到有效地控制,和谐校园的建设才能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李锡海.文化与犯罪研究目[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

[2]罗大华, 胡一丁.犯罪心理与矫治新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3]张保平, 李世虎.犯罪心理学[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

[4]康树华, 张小虎.犯罪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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