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原因探究论文

2022-04-27

摘要：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断增多，犯罪率不断攀升，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对此，我们要总结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探究案件高发率的原因，并针对相关问题找到适当对策，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未成年人犯罪原因探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未成年人犯罪原因探究论文篇1：

近墨者黑:未成年人“涉黑”犯罪实证研究

[摘要]近年以来，未成年人“涉黑”犯罪尤其值得关注。通过全面梳理和分析重庆近5年“涉黑”案件中的相关数据，尝试探究未成年人“涉黑”犯罪原因并提出有效的预防对策。

[关键词]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伤害；学校；留守

[中圈分类号]D917.3　[文献标识码]A

未成年人犯罪始终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而晚近以来的未成年人“涉黑”犯罪更应引起高度重视。在整理2006到2010年近5年重庆市各级法院审结的“涉黑”案件过程中，笔者发现未成年人正越来越多成为一些个案的“生力军”。为了更加真实、立体地展示未成年人的“涉黑”犯罪，笔者首先梳理了49个“涉黑”案件中的相关数据，然后对“涉黑”未成年人的总人数及“涉黑”比例、文化程度、省籍、职业、年龄、前科、“涉黑”活跃度、犯罪动机以及行为倾向等9项指标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通过梳理和分析这些数据，笔者尝试探究未成年人“涉黑”犯罪的根本原因，并力图提出切实有效的预防对策。

二、未成年人“涉黑”犯罪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未成年人“涉黑”犯罪总体形势不容乐观

根据上述梳理的数据显示，“涉黑”犯罪的未成年人占涉案人员总数的3.3％，而我国同期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率维持在10％左右。因此，相对于我国同期未成年人的犯罪率来讲，重庆市未成年人“涉黑”犯罪率总体在低位运行。不过，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系有组织犯罪，未成年人涉黑犯罪率达到3％亦表明总体形势不容乐观，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涉黑”未成年人为重庆籍的文化程度较低的无业人员

从整合2至4项的信息来看，

“涉黑”未成年人为文化程度较低的重庆籍无业人员。首先，涉黑未成年人全部为重庆籍表明，重庆市未成年人涉黑犯罪基本是本土生成，尚未受到市外其他省份未成年人的影响。其次，涉黑犯罪未成年人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表明文化程度较低成为未成年涉黑的重要原因。再次，从涉黑未成年人的职业来看，主要以农民(48％)和无业人员(44％)为主。根据笔者的进一步调查核实，法院判决中载明的“农民”绝大多数不是真正在农村务农的农民，而是进城后工作无着落的社会闲散人员。如果按照这一标准，92％的涉黑未成年人系无业人员。由此观之，未成年人未充分就业或者教育不足成为未成年人涉黑的根本原因之一。最后，在涉黑未成年人当中，仅有1名在校初中学生。这表明重庆市目前尚未出现黑社会性质组织向在校学生渗透的趋势。

(三)“涉黑”未成年人的年龄主要集中在16、17周岁

从第5项可以看出，涉黑未成年人中以16和17周岁为主，占到涉黑未成年人总数的96％。根据刑法规定，年满16周岁的人才能够成立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从这个角度看重庆未成年人涉黑犯罪并未呈现出低龄化趋势。

(四)“涉黑”未成年人中有前科者(累犯)较少，以初犯为主

第6项显示，涉黑未成年人中，仅1人有犯罪前科(且系累犯)，占全部涉案人员的4％。根据法院判决所载事实，该未成年人实施前科犯罪的年龄仅15周岁，因抢劫罪被重庆市某基层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于2006d~E7月刑满释放。2009年因“涉黑”犯罪再次被捕。不过，涉黑未成年人前科犯罪年龄较低仍然值得关注。

(五)未成年人涉黑犯罪的动机更多是出于对黑社会性质组织亚文化的认同，贪恋物质享受，没有原则的讲义气

从第8项提供的数据来看，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更多是因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或者领导者在当地名气大，并且未成年人认为这些首要分子“受人尊敬”，因而主动“投靠”。从犯罪心理学角度来讲，由于未成年人心智未全，存在好奇心，精力充沛，因此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亚文化对其有一定的吸引力。未成年人愿意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尤其是青少年主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获取集体感、安全感以及荣誉感。根据笔者的调查，由于年龄相近以及兴趣等方面的相似，18周岁以上至25周岁的青少年组织或者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对未成年人的吸引力是比较大的，这些犯罪组织中未成年人较多并且多为积极参加者(骨干成员)。比如，孔明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案中总计10个涉黑成员就有4个未成年人且均为积极参加者，占到该犯罪组织总人数的25％。而在25周岁以上的人组织、领导的组织结构比较稳固、非法控制力较强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尤其是有“保护伞”的犯罪组织中则没有未成年人参加。比如，在重庆比较有影响的黎强“涉黑”案(2009)、谢才萍“涉黑”案(2009)以及陈明亮“涉黑”案(2010)中，均无未成年人参加。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台北市部分少年之所以乐于参与青少年帮派，主要原因就在于“帮派的活动给了他们自我、独立自主，以及被尊重的感觉”。同时，从前述数据还可看出，黑社会性质组织能提供免费吃住、消费(比如打桌球)、零花钱以及未成年人所谓的“讲义气”也是未成年人涉黑犯罪的主要动机。总而言之，对黑社会性质组织亚文化的认同、物质诱惑等成为未成年人涉黑犯罪的重要原因。

(六)“涉黑”未成年入主要指在成年人指挥下实施暴力型、滋扰型等严重犯罪

第7和9项数据表明，涉黑犯罪的未成年人中尚无人实施组织与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这说明，作为一种组织形态较高的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与领导行为是“成人的事”，未成年人目前尚不具备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之能力。同时，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绝大多数未成年人系一般参加者(63％)，表明未成年人在犯罪组织中的活跃度并不高，未成年人更多是在成年人的组织与领导下实施各种具体的犯罪行为。这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证明，未成年人在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中整体表现为“被动”状态。

受到未成年人喜欢结伙等身心特点的影响，未成年人在涉黑犯罪中往往更多实施寻衅滋事等滋扰型犯罪。不过，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也会为获取组织中所谓更高地位、获得其他组织成员的肯定而争强斗狠进而实施一些比较残忍的暴力性犯罪，比如故意伤害、抢劫、故意杀人等。

三、预防未成年人“涉黑”犯罪的相关对策

针对上述现状和原因，笔者以为，为了有效预防未成年人“涉黑”犯罪，斩断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伸向未成年人的“黑手”，亟待做实以下工作：

(一)突出学校在预防未成年人“涉黑”犯罪方面的作用，加强未成年人的教育和引导，尽量减少闲散未成年人。前面数据已经表明，

“涉黑”犯罪的绝大多数为16、17周岁的未成年人。从目前我国教育制度来看，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尚在接受初中九年义务教育、高中或者中职教育。笔者以为，减少一个辍学的未成年人，就减少了一个可能“涉黑”犯罪的未成年人。因此，落实和充分发挥教育机构的教育功能、尽可能防止未成年人中途辍学是积极预防未成年人涉黑犯罪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措施。这也是世界各国、各地区都在不断尝试的一种预防方法。比如，为了防止帮派入侵校园，美国在1997年通过了《全国中辍防治法案》，其主要内容就是要求各州设立“中辍防治和教育达成局”，设主任一名，负责向教育部报告中辍防治方案

的发展执行、数据收集，并发展新的中辍防治策略和模式，全面找回中辍生回到正常教育体系接受教育。为了应对黑帮侵入校园的汹汹之势，我国台湾地区也于2000年4月在教育部门支持下成立了“中辍防治咨询研究中心”，以发展有效的教育和辅导策略，目的是预防学生中途辍学甚至发生严重偏差或者涉入犯罪。

着眼我国目前的现实，一方面亟需从宏观上改善学校现有的办学条件、改进教育教学方法，尽可能让未成年人在学校接受比较全面且自由的教育。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逐渐普及高中教育，实行中职教育免费入学，摆脱应试教育的桎梏，使未成年人接受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这既可以在学校培养未成年人的规范及法律意识，防止其违法犯罪动机的产生，也可以防止未成年人过早进入社会而成为社会闲散人员，从而实现预防其涉黑犯罪之目的。笔者以为，在我国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父母教育、监督以及家庭体验极度缺失的留守未成年人应当成为学校预防未成年人“涉黑”犯罪工作之重点。由于缺少父母的教育和监督，留守未成年人极易产生厌学情绪而辍学。而辍学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得这些未成年人过早沾染不良社会习气而实施违法犯罪活动。重庆万州区的张波、张涛孪生兄弟“涉黑”个案就是适例。张波、张涛两兄弟之所以从品学皆优的学生一步步沦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两人成为了缺少关爱与教育的留守未成年人。从记者的调查来看，张波、张涛兄弟两人小学阶段从不逃课，成绩优秀，张涛还当过班长，是村里孩子学习的榜样。在上初中后，学业负担加重，由于父母长期在外地打工，家庭作业没人辅导，加之贪玩，成绩直线下滑，半年后张波、张涛两兄弟成为全校有名的差生。由于成绩差，兄弟二人的表现也变了，由厌学慢慢演化成对上学彻底失去兴趣，并开始经常逃课。初一下学期，二人实在没法学了，只得辍学。辍学后的兄弟俩由于嫌打工辛苦，挣钱太少，开始迷上赌博，由1元的金花开始，越赌越大，渐渐不能自拔。正是无人监管的两个留守未成年人，在违法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滑入“涉黑”犯罪的深渊。因此，学校应当逐渐分担家庭教育的职责，给予留守未成年人必要的家庭关爱，弥补留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的缺失，尤其要防止留守未成年人辍学。另一方面，从微观角度讲，未成年人所在学校应当做好如下工作：一是事实已经证明，在校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更容易“涉黑”犯罪。因此，学校及时发现、教育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尤其是与违法犯罪团伙有接触的未成年人是防止其涉黑的首要工作。二是加强校园的安保工作。笔者建议学校应当和警察局密切合作，建立起校园内部以及周边安全的全天巡防机制，及时打击发生在校园内外的违法犯罪活动尤其是团伙犯罪活动。同时，加大进出学校人员的盘查力度，以防涉黑涉恶犯罪人对在校学生造成影响。三是建立起“学校一家庭一社区警察”三者之间的有效沟通机制。社区警察发现未成年人在社区或者其他社会场所实施不良以及违法行为后应当及时告知学校和父母，学校应当会同未成年人的父母及时加以教育与监督，以切断黑社会性质组织在校外伸向未成年人的“黑手”。

(二)预防未成年人“涉黑”犯罪既包括一般预防，也包括特殊预防。所谓一般预防是预防未成年人初次涉黑犯罪，而特殊预防是预防其再次涉黑犯罪。笔者以为，特殊预防应当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坚持在未成年人“涉黑”犯罪中落实宽严相济、以宽为主的刑事政策。从前面的调查可以看出，未成年人“涉黑”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为主，并且积极参加者比例较低。相对于成年人来讲，

“涉黑”未成年人的社会危害与人身危险整体较小。因此，在检察机关的起诉环节，尽可能不要起诉那些犯罪事实较轻、作用较小、人身危险性小的涉黑未成年人，防止其被贴上犯罪人的标签；在审判环节，尽可能根据涉黑未成年人的犯罪事实和情节适用非监禁刑，以避免交叉感染；即便适用监禁刑，也尽量根据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情况与悔罪表现适用缓刑。这对预防未成年人“涉黑”犯罪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次，实现未成年犯矫正与义务教育工作的完全同步，是预防未成年人再次“涉黑”犯罪的有效路径。从前述调查不难看出，

“涉黑”的未成年人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主要以初中和小学文化为主。这些未成年人尤其是小学文化的未成年人需要进一步接受文化学习。同时，当前我国社会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未成年犯若不能得到相应的文化教育与技能培训可能在刑释后会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这对未成年犯以后的社会化是相当不利的。因此，为了预防未成年犯涉黑犯罪，未成年犯管教所(以下简称“未管所”)应当有所作为即做好、做足未成年犯的义务教育与技能(职业)培训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未管所要充分利用各种既有资源，尽量实现未成年犯的矫正与义务教育的完全同步，在这方面我国尚无统一的法律规定。从目前已有的经验来看，一种做法是由政府财政支持在未管所内设立学校，对适龄未成年犯实行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未成年人可获得社会认可的文凭，实现监管矫正与九年义务教育的完全同步；一种是未管所与学校签订支教协议或者由政府指定专门学校(与未管所共建)，让未成年犯在接受劳动改造的同时，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实践证明，这是两种可行且有效的做法，未管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做实上述工作。另一方面，要做好未成年犯与社会的“无缝”对接。这需要未管所尽可能给未成年犯提供适应社会发展的技能培训，让大部分未成年犯掌握初步的劳动技能，以应对飞速发展的现实社会。从前述笔者的调查可以看到，“涉黑”未成年人中绝大多数系无业人员。如若这些未成年犯在刑释后仍然无一技之长，加上其前科造成的社会化障碍，极有可能“涉黑”犯罪。从现有经验来看，未管所和技工(职业)学校提供培训是两种较好的做法，尤其是借助社会上的技工职业学校提供某些技能或者职业培训是我国各地实践证明比较成功的方法。

最后，做好刑释未成年人的帮教工作。

“同未成年人重新犯罪作斗争的最重要方面之一，是保证从特殊教育机关和劳动教养场地释放的少年的社会适应性”。可以说，刑释未成年人的矫正与帮教工作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其再犯尤其是涉黑犯罪的可能性大小。因此，刑释未成年人的帮教工作是所有刑释人员帮教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对于尚需继续接受学校教育的刑释未成年人，应当在刑释后继续进入学校学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8条的规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判处非监禁刑罚、判处刑罚予以缓刑、假释或者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虽然一些学校对于刑释未成年人再返学校接受教育大多抱有抵触情绪，但是可以看出学校接纳未成年犯继续接受教育、保障其受教育权是其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进一步来讲，学校接纳未成年人继续接受教育也是实现刑释未成年人完全社会化的有效举措。作为开展全面教育的法定机构，学校不仅能够对刑释未成年人进行思想、法律方面的教育，使其逐渐形成规范意识，防止其形成违法犯罪动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与老师、其他同学交往，能够让未成年人重新较快融入社会。因此，学校应当充分发挥在刑释未成年人帮教工作的重要作用。当然，对于那些不需要继续受教育的刑释未成年人，家庭、社区尤其是家庭应当承担起相应的监管和教育职责。笔者建议，应当逐步建立和完善刑释未成年人帮教工作的硬性考核机制，若未成年人再犯尤其是“涉黑”犯罪的，对于帮教责任人和单位视情况追究相应的责任。

(三)坚持严厉打击违法犯罪团伙尤其是实施暴力性、滋扰性违法犯罪活动的恶势力。通过积极的外部打击，既可以有效阻止犯罪团伙、恶势力发展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预防恶势力发展未成年人加入犯罪组织，同时也为未成年人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有效预防其涉黑犯罪。

(四)为了更加有力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基本权利，防止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未成年人，从完善立法角度来讲，建议将来适时在刑法第294条中增加“教唆、引诱未满18周岁的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从重处罚”之规定。

[参考文献]

[1]候崇文,候友宜.2000年青少年帮派问题与防治对策[M].台北:台湾犯罪学学会出版.转引自许皆清.台湾地区有组织犯罪与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189.

[2]许皆清.台湾地区有组织犯罪与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199-200.

[3]重庆商报打黑除恶报道组.张波张涛等24人涉黑案今开审万州双胞胎这样沦为“黑老大”[N].重庆商报,2009-10-19.

[4]阿·伊·道尔戈娃.犯罪学[M].赵可等译,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669.

作者：陈世伟

未成年人犯罪原因探究论文篇2：

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特点、原因及预防

摘要：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断增多，犯罪率不断攀升，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对此，我们要总结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探究案件高发率的原因，并针对相关问题找到适当对策，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犯罪原因；预防对策

一、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

未成年人犯罪也称少年犯罪，是指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实施的具有社会危害性，按照各国法律制度应受到指控并加以惩处的行为总称，也可解释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泛指。[1]在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含义的界定与成年人犯罪并无太大区别，都严格按照刑法上的犯罪标准来判断，即具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时才能构成犯罪。但是，未成年人作为社会中的特殊群体，他们的犯罪往往是受到周边环境因素的影响，相对于成年人，他们的主观恶性较小，可塑性强，需要社会的正确引导，使之远离违法犯罪的道路。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犯罪比率日趋上升。据最高人民法院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以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从2000年到2004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平均每年上升14.18%。根据司法部的统计，2001年全国未成年犯总数为15328人，2002年为16479人，2003年为19990人，2004年为21975人。由此可见，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呈逐年上升趋势。[2]

第二，犯罪性质主要以侵犯财产型的犯罪为主，兼有侵犯人身型犯罪。由于独生子女家庭对孩子的溺爱，许多未成年人只顾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形成拜金主义价值观和盲目攀比的思想，不考虑家庭实际状况，总希望不劳而获，便萌生了偷盗、抢劫等犯罪念头，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与此同时，未成年人在青春期的性冲动以及受暴力色情影片的影响，有些性格偏激，胆大妄为，也极易诱发强奸等犯罪。

第三，犯罪主要以团伙作案为主。未成年人的心智不够成熟，缺乏作案经验，实施犯罪时胆怯的心理和强大的心理压力，让他们具有依赖性，总想依附于他人来共同完成，这样就形成了犯罪团伙。社会上一些过早辍学的闲散未成年人常出没于各学校门口，拉帮结派，他们往往成为团伙的头目，带领大家进行偷窃、抢劫等犯罪。这些团伙大多是临时性的，也有少部分人员相对确定，长期作案，久而久之发展成为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第四，犯罪手段愈发成人化与科技化。未成年人的模仿能力很强，受一些警匪电影的影响，未成年人模仿其中的情节进行违法犯罪，犯罪手段愈加成熟，犯罪之前能够进行周密的布置策划，事后会有人负责清理或伪造现场，有些未成年人犯罪团伙甚至会利用网络等高科技手段以及先进的作案工具实施网络犯罪。

二、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分析

未成年人犯罪从宏观角度来看，是一种社会现象，微观角度而言，是一种个体行为。任何犯罪的发生都是由诸多因素引起的，究其原因，未成年人犯罪主要是由以下内外两方面因素造成的。

（一）内在原因

第一，心智不成熟，是非观念模糊。处于青春期的未成年人无论在心理上还是生理上都经历着巨大的变化，然而心理发展相对生理的变化往往是滞后的。他们的思维有着相对的局限性，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和辨别是非能力不强，这样，他们就无法正确地认识“自我”。这种心智上的不成熟，容易诱使他们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第二，情绪波动强，好奇心强，善于模仿却又难以自控。未成年人在这一特定阶段，情绪的波动性大，易冲动，容易感情用事。据了解，多数未成年人在实施犯罪时，处于“头脑发热，情绪激动”的混乱状态，难以控制自己情绪，只会听从自己内心欲望的指使，　不能对自己行为作出正确的判断，几乎无理性可言。同时，未成年人对接触的任何新鲜事物都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易受到一些宣传暴力、色情的不良内容的暗示并加以模仿实践，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二）外在原因

第一，家庭教育的不合格。“家庭是人们以婚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生活共同体，是未成年人的出生地和最初的活动场所，而且也是未成年人社会化过程的起始点。”[3]家庭教育对于未成年人习惯的养成、道德品行的塑造、价值观的初步形成起着关键作用。然而有的父母过分溺爱孩子，事事姑息纵容，让孩子养成了极度自私、刁蛮任性的性格，对任何不顺从他的行为都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有的父母只顾忙事业，疏于对孩子的管教，导致孩子养成了散漫的性格，不懂得尊重他人；有些父母极其不负责任，自身品行不端，沉迷于赌博、酗酒、使用家庭暴力甚至在孩子面前吸毒，这些恶劣甚至触犯法律的行为，让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耳濡目染，形成心理暗示，以父母为“榜样”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此外，家庭离异是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因素。父母离异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发育有着很大影响，家庭残缺，与其他同龄人相比，未成年人少了一份应有的关爱与管教，久而久之，未成年人无法积极地面对生活，容易导致问题的产生。

第二，学校教育的不到位。对于未成年人，学校是除了家庭以外最主要的活动场所，是汲取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知识的主要场所。然而，在当今教育体制下，高“升学率”始终是大多数学校所重视的，至于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以及法制教育的全面普及却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忽视。由于学校中法制教育未得到全面普及，让这些未成年人不知法、不畏法进而以身试法。他们头脑中没有明确的法制观，不明白犯罪的深刻含义，以至于有些未成年人在被归案后，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触犯法律的，就这样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第三，社会不良风气和复杂文化市场的影响。当前社会，一些不正之风和社会丑陋现象逐步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极端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性解放等思想严重侵蚀着是非辨别能力弱的未成年人，导致他们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都在或多或少的发生着改变。由于对文化产业缺乏严格的管理控制，不良文化在社会泛滥，无数充满暴力、淫秽色情内容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甚至网络游戏不断流入社会，这对于生理发育逐步健全、好奇心强的未成年人而言无疑是极大的诱惑，极易诱发严重的犯罪。

三、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对策

未成年人是祖国未来的希望，百年前的梁启超就曾说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4]百年后的今天，这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保护未成年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关乎国家前途的重大事项。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曾指出：“预防犯罪要比惩罚犯罪更高明，这是一切优秀立法的主要目的。”[5]打击未成年人犯罪，是最低层次的防范，建立全面的预防机制才是真正的预防对策。

（一）家庭教育筑好第一道防线

家长作为孩子的终身教师，家庭教育无疑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第一道防线。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够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有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首先，家长要规范自身言行，用正确的方式教育未成年人。作为家长，要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方式去爱护并教育孩子，在充分理解孩子的基础上，引导他们学会辨别是非，学会尊重他人和爱护自己。其次，家长要努力维护家庭的完整，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增强与未成年人间的交流。离异家庭的孩子在性格、习惯、心理上与家庭和睦的孩子有着很大的区别，为了避免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作为家长，要努力维护家庭和睦氛围。对于离异家庭的未成年人，家长更要增强与孩子的情感交流，多与孩子谈心，关注其内心发展动态，防止其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二）学校法制教育的大力加强

学校是未成年人学习、成长的主要场所，因此对教育部门而言，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责无旁贷的。法制教育要切实贯彻到教学的方方面面，各学校在严明校风校纪、抓好素质教育的同时，还要将法制教育纳入教学计划，融入到学生的课堂内外。例如，学校开展法制教育公共课，让学生了解基本法律常识和犯罪危害，从心理上起到预防作用；班级定期组织观看普法教育影片，并适时组织法律基础知识考试，考察学生对法律的熟知程度；学校设立未成年人心理咨询室，对于那些心理发展异常或有违法犯罪倾向的学生，学校不能进行公开批评、严厉处罚，更不能不闻不问，完全放任，要将学生及时送到心理咨询室对其进行一对一的心理教育，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

（三）社会各方密切配合，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尽管未成年人的主要生活场所是家和学校，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无时无刻不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为此，社会各方要全面配合，创建良好的社会环境，为未成年人的成长提供一片净土。鉴于网吧、游戏厅、录像厅、舞厅等地充斥着各种不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宣扬淫秽、暴力、色情的内容，大量报刊、杂志以及音像制品中不良文化在泛滥，侵蚀着心理、生理正在发育的未成年人，极易诱导他们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为此公安、工商、广电、新闻出版等部门要紧密配合，严格把好质量关，着力剔除文化产业中的不良因素，整顿文化市场，对传播不良信息的娱乐场所进行取缔，鼓励优秀的文化产品渗透到未成年人的生活中。同时，对于那些游走于犯罪边缘的未成年人，要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来预防未成年人走上犯罪的道路。对于那些辍学在家寻衅滋事的未成年人以及初犯或者过失犯，国家出资聘请具有专业水平和管理经验的人员对他们进行教育管理，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全国要建立社区预防体系，各地针对未成年人情况开展相应的社区矫正工作，对未成年人进行正确的引导，让他们在犯错后既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又不至脱离社会。社区矫正制度是集惩戒未成年人犯错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为一体的保障措施，它的推行必将为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维护良好的社会环境起到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常志彬.浅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策略[J].科技咨询，2007，（28）：185.

[2]　刑诉法修改.将引入未成年人犯罪特别程序[N].法制周末，2007，（08）：12.

[3]　李亚学.少年教养制度比较研究[M].群众出版社，2004：51.

[4]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3.

[5]　[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M].北京：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104.

作者：王傲

未成年人犯罪原因探究论文篇3：

刍议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法定位

【摘要】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少年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公安机关决定是否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请批捕，检察院考量逮捕、起诉必要性和人民法院量刑时的重要参考依据。虽然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相关法律制度日益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司法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进行社会调查，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七十六条也规定法院应当接受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但是其诉讼地位，即是属于证据还是自由裁量权的参考，至今没有定论，导致社会调查报告在司法实践中诉讼效力大打折扣。本文拟在厘清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涵及其证据属性争论现状的前提下，探析其证据法定位。

【关键词】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证据；自由裁量；鉴定意见

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涵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指依据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相关法律规定，由有资质的社会调查员运用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犯罪学等理论和调查方法，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为中心，对其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犯罪原因、是否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以及涉嫌犯罪前后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以衡量其人身危险性，科学评估其再犯可能性，最终形成影响司法机关对其适用逮捕、审查起诉和量刑的专业书面意见报告。

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法定位争论现状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法定位争论一直没有定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参考资料说”，即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作为教育和量刑的参考材料，而不具有证据属性。其核心观点是“社会调查报告可以作为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参考依据。”[1]理由主要有：（1）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与案件事实本身没有直接关联，只是涉罪未成年人品行的综合认定。因此，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证据来使用十分牵强。[2]；（2）应该将社会调查报告定位在预防、矫治、量刑参考的层面，否定其刑事诉讼诉讼证据的法律屬性，而突出其预防、探究、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罪的本质功能[3]。（3）如果社会调查员不能归入证人或者鉴定人，社会调查报告就很难纳入七种证据之一，而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只能作为办案参考[4]。

二是“证据说”，即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应当作为证据，如北京师范大学杨雄教授认为社会调查报告从理论上应当视为证据。在这类观点中，有的学者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应归类于证人证言[5]，有的学者认为，立法应当明确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的地位应当等同于鉴定人的地位。社会调查员必须参加庭审且不能照本宣科地朗读调查报告，要根据庭审中不断发生的情况结合调查进行分析比较，并将亲身经历的调查情况进行总结作出综合评定[6]。有的学者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具有相关性、专业性和科学性、有用性，属于专家意见证据[7]。有的学者认为，从内容上看，我国社会调查报告应该属于品格证据的一种[8]。有的学者认为，获取社会调查报告的方式方法不同，其外部表现形式也不同，所属的证据类型也就不同。因而社会调查报告应该是这七类法定证据的上位概念，而并非为这七种类型的某一种或几种所包含[9]。还有的学者认为，报告虽然未有明确的法律地位，但是应当尽快将调查报告纳入证据范畴，以彻底化解认识上的分歧，同时保证所有调查报告都能经历庭审质证过程的检验而确保客观公正[10]。

三、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法定位辨析

（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应属于证据

1.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符合证据的定义和特征，属于量刑证据

证据的定义是可以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2012修订）》第四百三十五条第二款，证据可以分为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相应的，案件事实也可以分为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笔者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即属于证明量刑事实的量刑证据。原因如下：首先，法律规定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和辩护人都应当搜集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所描述的未成年人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是为了反映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从而影响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对其是否适用逮捕、决定审查起诉和量刑，故其属于酌定从轻或从重的量刑情节。其次，《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和六部委《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都明确规定，涉及未成年人量刑的社会调查报告，应当在法庭上宣读，并接受质证。在司法解释和部委规章的层面肯定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包含证明量刑事实的证据能力。

2.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符合证据的三个特征

（1）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符合证据的关联性特征。证据的关联性指的是证据必须与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具有一定的联系[11]。在审查批捕阶段，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未成年人逮捕必要性阶段，应当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主观恶性、有无监护与社会帮教条件等，综合衡量其社会危险性，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反映未成年人家庭情况、社会交往，从而科学分析评估其是否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正是证明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逮捕条件的证据。在审判阶段，我国《关于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具体量刑时，不但要根据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如犯罪手段、时间、地点、侵害对象、犯罪形态、后果等，而且还要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犯罪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惯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犯罪后有无悔改表现，个人的一贯表现等情况，决定对其适用从轻处罚还是减轻处罚，以及从轻处罚和减轻处罚的幅度，使判处的刑罚有利于未成年罪犯改过自新及健康成长。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正好反映了上述量刑情节，比如，其性格特点和成长经历可反映未成年人的一贯表现情况。

（2）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符合证据的客观性特征。证据的客观性是指证据应该具有客观存在的属性，或者说，证据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东西[12]。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在形式和内容上都符合客观性的特点。首先，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书面形式，具有证明事实的有效载体，作为证据其形式具有客观性。其次，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作为证据其内容具有客观性。其调查内容是由专业社会调查员搜集评估的未成年人的性格、家庭情况、再犯可能性等材料，其内容客观、中立、全面。

（3）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符合证据的合法性特征。证据的合法性体现的是国家基于一定的价值考量而赋予证据的特殊规定[13]。首先，报告的负责主体有法律规定，即当地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其次，报告的程序有法律规定。报告需要当庭出示并接受质证，还有规定细致的随案移送程序。然后，报告的搜集程序完善。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辩护人都可以委托法定机关出具社会调查报告。最后，报告的搜集方法或提取手段有法律规定。报告是由法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交流、心理測试，走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家庭、学校、社区，搜集其证人证言，再经科学综合评估作出。是否走访未成年人的学校或工作单位也需征求未成年人意见。

（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宜划分为鉴定意见

虽然，前文分析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符合证据的定义，具备证据在诉讼中的三个基本特征。但是，如不对报告进行证据种类划分，就不能确定其证据地位。因为我国采用的是封闭式分类体系，全部证据材料在法律上被划分为八个种类，并被赋予证据资格，凡是未纳入这些类别的材料就不能作为证据[14]。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证据分为八种类型，即：“（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笔者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属于其中的鉴定意见。

所谓鉴定意见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对于案件的专门性问题，按照诉讼法的规定，经诉讼当事人的申请、司法机关决定，或者司法机关主动决定，指聘具有专门知识的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方法，作出的科学判断结论[15]。鉴定意见一般具备五个核心特征：（1）运行和形成必须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2）针对专门性问题；（3）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鉴定人；（4）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5）运用科学技术方法，形成科学判断结论。根据鉴定意见的定义和特征，可以断定社会调查报告确实属于鉴定意见，因为社会调查报告符合鉴定意见的定义并具备鉴定意见的所有核心特征：（1）社会调查报告是刑事诉讼过程形成；（2）社会调查报告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开展；（3）社会调查报告的执行主体是具备心理学、犯罪学、社会学等专业知识的社会调查员；（4）社会调查报告的必须依据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相关法律规定；（5）社会调查报告是社会调查员运用科学的调查技术方法，最终形成科学的评估书面意见。

四、结语

本文在分析未成年人调查报告的内涵及其证据争议现状的前提下，从证据的定义、特征和种类入手，详细界定了未成年人调查报告属于量刑证据，适宜归类于鉴定意见。未成年人调查报告制度始于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对其定义性的规定，初见端倪于2010年若干意见首次对其制度性的规定，新刑诉法第二百六十八条更是从法律这一位阶肯定了其重要性。然而，我国的未成年人调查报告制度仍是一个非常年轻，处于成长期的制度。将其法律地位归类于鉴定意见，还需要出台更为细致的法律规定，比如，规定社会调查报告员需要通过全国性专业资格认证，对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实现全国统一模板等，这都需要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同研究推进，最终，明确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法律地位，助力其健康有序发展，使之成长为一项真正有利于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刑事司法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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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鲁玉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若干问题刍议[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3.3.

[3]赵福江，杨红梅.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社会调查研究[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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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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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何家弘，张卫平.简明证据法学[M].1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