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钱理群先生名言范文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名言研究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名言研究 摘要：陶行知老先生是我国具有世界知名度的教育家之一，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可观的贡献。多年以后的今天，他老人家的得众多话语对我们实行教育研究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他也是最具有批评精神和创造精神的教育开拓者。他博大的教育思想，求真的教育实践，行知合一的师德风范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毛主席称之为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关键词：生平生活社会教育创新做事出路
陶行知(1891.10.18--1946.7.25)，汉族，安徽歙县人，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是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继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
陶行知先生有一句话叫做，生活就是教育，社会就是学校。记得老师曾说，这是说语文教育资源的丰富性。的确我们的语文教育资源是非常丰厚广袤的，只要合理加以利用，都可以为我们的语文教育带来便捷且有效的影响。
在我看来，这句话的意义不只这一种。记得窦桂梅老师说可以将课堂延伸到课外去，并引导学生把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活生生的社会现象及生活内容，带入自己的课堂，写进自己的考卷。把生命的内在感悟转化为一种精神产品。这很符合陶行知老先生说的那句话：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就我目前的经历而言，我觉得生活才是更根本的知识来源。书本里面的东西都是经过别人的加工制作而成的，其真实性是难以估量的。其次，生活的内容远比书本更加的丰厚，书本里有生活的沉淀，有生活的再现，有生活的提高，也有生活的设想，但这些都是来源于生活的。生活里有的是书本永远也无法囊括的。更何况，人们在书本上学习都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与其只读书，不如只在生活中历练。只有在生活中人们才能跟迅速地成长起来，书本里的东西有时太过梦幻，人只能活在生活里，活在社会里，没办法活在书的世界里。
我们来到这世界就两件事儿，生下来。活下去。生下来是父母的事儿，活下去则绝大部分得靠自己。读书识字就是为了活下去。生活里的吃穿住行样样都需要学习，这些是课本儿给不了的，也不是光看书就能解决的。理论只能指引着人们去做事儿，而不是替人们做事儿。凡事都得用实际来衡量。生活的智慧最直接的来源当然还是生活。
走近生活，走近社会，我们才能更清晰地认识这个世界，认识世界里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关系。当然，走近生活也可以陶冶人们的性情，帮助学生塑造良好的人格。生活中的能人志士无数，各种面临着绝望依旧顽强抗争着希望活下去的人不少，助人为乐的人也很多。这些都是很好的活教材。这也算是亲身教学的一种吧，虽然这些人都不是你的科任老师。往往触动人们心灵的才能长久地相伴他们的一生，透过他们的心融入整个生命。
在《哲学的故事》一书中，引用了叔本华的一句话：在这场我们称之为生活的斗争中，我们需要的不是仁慈，而是力量;不是谦卑，而是骄傲;不是利他主义，而是果敢和智慧。从某个角度而言，助人的前提是自己有余，如果一个人连自足都做不到，又怎么去帮助他人 呢?我从小在老师那儿学到的都是助人为乐，老师没有讲说助人为乐之外的东西。比如助人为乐的前提，方式，结果„„书里也没有写说，助人为乐需要周到的思考。思维是多元化的，
填鸭式的教育会折损孩子们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前段时间接受到一种理念，说是道德是教化的产物。并不是每个人都遵守着同样的准则和底线，所以我们的人生才会如此丰富多彩。教育的根本应该是道德。如果是建房子的话，它的根基都是坏的，那么这房子也无法建立。更何况是地震频发的今天，即使是建好了，必然也是危房，害人害己。一如当年的马加爵。马加爵杀人的理由是十分荒唐的，在我们这些旁观者看来，其实这些荒唐的理由折射的正是他的内心世界。
现在教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物质条件、经济条件也上了一个大的台阶。人们每天都忙着养家糊口，疲于奔命。很久没有人能够安静地关注自身了。以前孔老夫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于朋友交而不信乎?为人谋而不忠乎?传不习乎?”这样的习惯似乎成为了一代神话。好多的人的心是盲的，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什么，也分不清自己在社会里所扮演的角色，常常困在一个过于自我，过于封闭的环境里。就像是一个不断被压迫的充满了不明气体的气球，在一定的时候，就会出现马加爵式的毁灭性的爆发。
社会就是一张网，每个人都在网上面占有一席之地，有时是在叫做家的那一块，这是你会是爸爸，或者妈妈，或者孩子。在公司里，你就是一个标准的打工仔。在学校里，你会是老师、学生、校长„„等等在不同的场合帮沿着不同的角色。人生就是一场戏，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剧目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且每一次都是现场直播。没有后悔药出售的现实世界里，每个人都在残喘着。我们都很忙，最后就在真的盲了，不仅是眼，更是心。
陶行知先生说：教师的任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那么，教育作为一个与我们相伴终身的事业，又能做些什么?是每天都高喊着要为了更好的明天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然后搞得每个学生都像是上了发条的玩偶不停地奔走在家与学校之间。最后让一部分同学注定失败，早一步进入社会?是放任学生的去自由成长，不管不问，最后出来一群依照自己的喜好发展的自由人(或许他们会是去圣化的一族，或许他们是未来的栋梁?或许他们就是又一代蛀虫?)?
其实说到底就是教育的普及度的问题。这里的普及并不单一地指向语数外、物化生、政史地等文化科目，也就是说九年义务教育阶段里的必修科目。还包括各种心理卫生、生理卫生、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知识。一切与人类生存相关的知识都应该是我们的教学科目，甚至越是社会化的只是越应该受到重视。
网上曾流行过一句话，没文化真可怕。有的专家在谈论我国青少年犯罪率不断上升的原因时，也提到一点，说是无知。没文化和无知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呢?恐怕是没有差别吧。那么无知和没文化的成因又是什么呢?有人看见了持高不下的离婚率、有人看见了还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人们、有人看见了人口老龄化、有人看见了人吃人、有人看见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直接说就是教育与经济的脱节问题。
全球化的浪潮势不可挡，当今社会呼吁的是创新性的人才。而我们却在学校里得到一种理念——只有正确答案才可以得分，绝大多数时候，这些答案还是唯一的。如此一来，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没有理性的绝对服从)：唯教材是大，唯老师是大。凡是教材里的都是正确的，凡是老师说的就是金科玉律。
长而久之，人们的各种自由思想必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而那些乖乖女，乖乖男们进入社会这个大家庭后，就会陷入前所未有的迷雾中，不知出路在何方。更不知道创新为何物。即使他们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未必就能及时地调转船头，驶入正确的航线。
教学做合一这个理论包括三方面：一是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二是对事说是做，对己说是学，对人说是教;三是教育不是教人，不是教人学，乃是教人学做事。陶老先生的话语将教育的进行追溯到了起源上。
记得在小学毕业的暑假里，爸爸把给弟弟买的英语字母学习光碟拿给我，让我在假期里学会26个英语字母。可是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我都没能背下来。后来开学了，有一次，老
师上午三四节课交了一个单元的单词，下午就叫我们听写。中午的时候应为上面要来检查工作，于是，就拿着劳动工具忙着大扫除。本来说中午记一下的，结果连书都没能碰到。下午一二节课是英语。我当时就懵了。就看着老师在上面念着各种外语，心里拼命地无奈着。一个都写不出来，要不作弊吧?可是老师说，作弊的不是好孩子。被逮住了，还要每个抄一百遍。怎么办?就这样着急着，煎熬着。后来因为这事儿还被请了家长。班主任说，万敏还是个小组长，居然单词都写不起，你们干脆给她请家教算了。
回到家后，爸爸差点一巴掌扇在我的脸上，因为他在那儿念中文的时候，我一点反应也没有。时至今日我都还清晰的记得，当时爸爸很生气，他说，你这样下去，英语肯定会托你的后腿，别去读书了，回来给老子做糖算了。当时我心里特别委屈。强忍着没哭。
我本来就没接触过英语，在那个暑假之前。老师骂，爸妈不理，我真的很失落，不知道怎么办好。老师上课我也听不进去。后来，老师叫我的名字。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我这么一个差学生还会被老师记得呢?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万敏，以后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我保证你的英语可以学得很好。”老师如实说到。我傻傻地点了下头。没想到老师会注意到我，记得我的名字，还这么照顾我。我心里感动地稀里哗啦的。
从那以后，我就把老师说的都一样一样地不折不扣地去做。老师会时时抽我回答问题、上讲台上去听写单词。就这样一步步地，后来我的英语有了大起色。第一次测试我考了95分。也是因为她，我学会了自学英语。
我知道当时如果不是老师的关注和帮助，我早就放弃了英语。是老师对我的那种不离不弃的爱，陪着我走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后来，老师告诉我，我想当年的她，刚开始学习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总是没能学好。她就是靠着交给我的那些方法，才走到今天。
我想这应该是陶老先生所说的怎么学就怎么教。还有就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一根草去。何老师，就是我的英语启蒙老师，教我们时，她已经快退休了。她常常跟我们开玩笑说，老子用老命来陪你们赌明天，你们用青春赌明天啊。有一次，她被我们气到高血压突发，差点倒在讲台上，但是她从来不要求我们给她些什么。甚至是一个水果，她只要我们好好学，好好地去赌，赌明天。
小时候的是总是那么清晰。小学的时候，由于经常要做手工，所以我的背包里就备着有剪刀。第一天发书的时候，老师叫我吧剪刀给她，我一只手就递过去了，还是用刀尖朝着班主任的。她很惊讶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轻轻滴告诉我，给长辈递东西需要用双手，递东西是是为了方便别人，还不能伤害别人。所以得把剪刀尖儿那边朝着自己。这些做事的法子都是班主任交给我的。教育要教人做事，就是这么点点滴滴地融入了那些好老师的一言一行之中。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这是陶行知先生作的《自勉并勉同志》诗。陶行知先生曾到美国留学，回国后致力于中国的教育事业，尤其是乡村教育事业。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了我们中国的根本问题，便是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今日中国农人居多，我们苟能努力研究，农村教育的种种切要问题;可以逐渐解决，并推广至一省一国。叫中国一个个的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新生命。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的年轻人涌入城市成为了农民工，农村成了老弱病残的栖息地。小孩子都交给老人来管理。大部分老人都感叹说，孩子不好管啊。打吧，怕等会娃儿的妈老汉儿回来说你不爱他的娃儿，不打吧，又说你没有管好他的娃儿。二天娃儿长大了，有啥事儿，都是我们这些当老的的错。就这样，农村娃成了一群太过自由的群体。过度随性带来的就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一直无法完成学业，只能回到家里，守着那一亩三分地。
大人们出去打工挣钱就是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地未来。让他们好好念书，同时也寄托一下自己当年想念书，由于没钱读不起的遗憾。然而由于缺乏监管，孩子们又走上了跟幕府类似的道路。难免不是人唏嘘。
今年暑假回老家的时候，看见自己的小学修得很漂亮了，校长说是一个美国华人捐款修
缮的。比起当年我们在的时候，条件好太多了。窗户上有玻璃了，有电灯了，有风扇了，操场是水泥的了„„可孩子们却越来越少了。现在学校只有两个年级：五年级和二年级。孩子们读了五年级就去镇上的小学念六年级。今年学校不打招一年级了。我很好奇为什么人越来越少。校长说，因为大部分的孩子都跟着爸妈去城市里打工挣钱了。
当然这只是众多现象中的一种，但是我不经要问。继续这样下去，孩子们怎么办?据目前所知的情况来看，有部分的农村打工者是在为一些私营老板工作，孩子们跟着父母出来，根本就不能成功地享受到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他们必须交付高昂的借读费。对农民工同胞而言，这是一笔可以压垮人的费用。很多人想着爸妈的辛苦，也就放弃也读书的梦想。进而背上行囊，飘泊在四面八方。
教育和经济的发展就这样不协调地走着，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教育是为经济发展输送人才的，同时经济也应该为教育铺平前行的道路。不是吗?
第二篇：钱理群 我与青年
钱理群
我与青年
“我始终如一坚持讲鲁迅，毫不动摇”
我和青年靠什么来连接?我和青年连接的纽带就是讲鲁迅。这几十年来，不管外界对鲁迅有怎么样的评价，不管有多少人总想把鲁迅赶出课堂，但我始终如一坚持讲鲁迅，毫不动摇。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有三点：
第
一、我认为鲁迅是一个真的人，而青年人正需要这样真的成年人，尤其是在充斥着谎言、欺骗的社会。鲁迅之真，表现在两方面。第一鲁迅面对一切现实，他不怕说出事情的真相。他有足够的智慧，也有足够的勇气向我们揭示事情的真相，这非常难得。鲁迅之真还表现于他在青年面前是敞开自己的心扉的。他毫不犹豫地在青年面前敞开自己的痛苦、自己的犹豫、自己的弱点，他和青年一起思考、一起追求，这是一个真正的真诚的成年人。这是我觉得鲁迅和青年相通的地方。
第
二、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大师。鲁迅的语言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他是把中国汉语的表现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另一方面他有极大的个人性和极大的创造性。而这两方面都是青年人学习语言的一个最好的途径。我觉得年轻人从小时候就能留恋于鲁迅所创作的汉语家园中，那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第
三、鲁迅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是另外一个存在，因此当一个人春风得意感觉良好的时候，你是不会接受鲁迅的。当你感到苦恼，感到不满意了，你对你听到的各种各样的说法感到怀疑，对生命存在感觉不大对劲，想寻找新出路的时候，这是接触鲁迅的最佳时机。
很多青年朋友告诉我，他们在中学的时候，读了很多鲁迅的作品，当时并没有什么感觉，甚至有点厌烦鲁迅，但到了社会以后，尝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以后，他突然想起鲁迅，又回过头来认真读鲁迅。我觉得这样一个过程是非常真实的。
所以我坚信青年读鲁迅，我要做的角色从一开始就是做青年和鲁迅之间的纽带和桥梁。
北大学生接触鲁迅有几个过程，第一是1980年代，在启蒙主义的时代，那时候学生听我的课和我讲课都非常非常投入，形成了一种气场，我和学生之间心心相印的气场，学生的认同度是非常高的。
到了1990年代发生变化。当时我在讲鲁迅的时候，旁边有一个教授公开宣布要质疑启蒙主义，要跟我唱对台戏。学生分成两大派，一派学生说我们不需要鲁迅，生命太沉重，何必那么沉重呢?我要追求轻松，因此要把鲁迅放在博物馆里，尊敬他，但绝不接近他，不需要他，拒绝他。另一部分学生说正因为他重，我们现在正缺少生命之重，因此需要鲁迅。两大派争执不休。 1997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一部分北大学生提出口号“重新认识北大精神，重新寻找北大精神”，觉得1980年代末后北大失了精神，这时候鲁迅又重新回来了。那一年我开了一门课“周氏兄弟研究”，那时候真是爆满。最后有人跟我说，北大各系最牛的学生都到你的课堂上来了，又仿佛回到1980年代。 2011年我上鲁迅的课的时候，叫做“天鹅的绝唱”，学生还是爆满，但和1980年代不同，分成三类：一类继续寻找生命资源，一类尊敬鲁迅但保持距离，一类是看热闹的。
最让我感动的是课程结束时有一名学生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钱先生我们非常喜欢听你的课，原因是我们在你的课上看到了你呈现出另外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人还可以那样自由的言说，还可以那样把全身心放在自己的事业上。我羡慕你这样的人生。
这句话有一个潜台词，大家听懂没有?我羡慕你的人生，但我不按你这样做。这在学生身上显示了生命的另一种方式，他不一定照着你做，所以我就成了北大一道独特的风景。我就明白了，我的地位就是另一种存在。
但我觉得是有价值的，一个学校有没有这种另外的风景?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只碰到一种风景，会很单调，如果你碰到了两种风景，你知道了，对你日后的生活和选择也有意义。
在北大退休以后，我到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工厂甚至社会上到处讲鲁迅，和不同年龄、不同文化、不同身份的人讲鲁迅，讲得不亦乐乎。我相信鲁迅活在当下的中国，不是过去式的存在而是现代式的存在;第二我相信读鲁迅是要读一辈子，因此不同年龄对鲁迅有不同的接近，不同的接近方式，不同的接近内容。因此我按不同的年龄，编了不同的鲁迅读本。 “把理想换成两个层面的理想”
我出生于1939年，按现在流行的说法是30后。我非常自豪的是，我和以后的六代青年都有生命的交集。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是40后和50后，一是60后和70后，一是80后和90后。我和六代青年的交往都不一样，半个世纪的交往有很多生生死死的故事。
我在1960年代大学毕业，经过一番曲折，最后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卫校教语文，那年我21岁。所以我的学生年龄和我差别不大，他们都属于40后。
大家可能知道，我是出生于一个上层社会的旧大家族。我在南京、北京等大城市长大，我的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名牌学校，而我自己是追求当作家、当学者的。因此我这样一个人，一下子到了中国最边远也最底层的一个中等专科学校教书，就发生了巨大的难以想象的反差。也可以说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暴露在我面前，我怎么办?我是坚持理想呢还是要做某种调整?而我一到贵州，当地人事部门就告诉我，贵州大山进来以后别想出去，后来我想考研究生，学校说家庭出身不好，休想。
我就得做好思想准备，一辈子呆在贵州。那我怎么办?情急之中，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成语，叫做狡兔三窟。我说我是不是可以把我的理想做一个调整，把理想换成两个层面的理想，一个层面就是客观的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我努力就可以现实的理想。一个是客观条件不具备，要长期准备等待的理想。那么我就冷静下来分析我的处境。
我就定了一个现实理想，做这个学校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除了认真、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中，我干脆搬到学生寝室和学生一起住，同吃、同住、同玩、同劳动，这样一下子就和学生打成一片。我和学生不仅一起上课，还一起逛街、踢球、爬山、演戏、办壁报。在我周围很快聚集起一批学生，我就成为那个学校最受欢迎的老师。
所以几十年后，这批学生重新聚会的时候，回忆学校生活，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所以那年我到贵阳去，一提我来了，很多学生从几百里以外赶来见我。而我更从和学生的交往，特别是他们成长当中感受到生命的意义、我的成功感，享受着一个普通教师的快乐，这样就获得了坚持理想的力量。
但同时我没有放弃我的学者梦，我把它变成一个现实条件不具备，需要长期等待、长期准备的未来的理想。因此每天等学生睡觉后，我又继续挑灯夜读，坚持我的鲁迅阅读和鲁迅研究，我现在还保留了当时数十万字的鲁迅的读书札记。
我做了一个梦，回到北大，在北大讲台上讲我的鲁迅观。这个梦的实现等了太长时间，一直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才赶上考研究生的最后机会，当时我已经39岁，40岁就不允许了。而且到了北大，等到1985年学校才允许我开设鲁迅课。也就是说我足足地等了18年，再加上5年，就是等了23年才圆了我的梦。
“为追求真理而读书，而且是做好牺牲准备的”
1974年左右，我的周围聚集着一批爱读书的青年，这当中有学生、知青、工人、社会青年，年龄都是二十岁上下，他们都是50后。我们那些小群体办今天这样的读书会，在“文革”后期相当盛行，被研究者命名为“民间思想村落”。
我们这批人都属于“文革造反派”，我们当时参加“造反”有一个理想，就是打倒官僚主义阶级，要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出现特权(这个问题)，我们是怀着这样的问题参加“文革”的。但后来我们发现，“文革”的结果是出现了“四人帮”这样的“文革”新贵，比那些被打倒的老官僚还要坏，我们就发现“文革”彻底失败了。
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我们就面临着“中国下一步怎么走”、“中国向何处去”以及“我们自己向何处去”的问题。
你们会发现30后、40后、50后有一个特点，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当时我们又把国家和世界联系在一起。同时我们意识到“文革”失败了，走向绝境的同时会有一个转机。当时我们是非常敏感的青年，预见到中国将发生一个巨大的变革。当然我们并不知道后来有改革开放，但我们预见到中国非变不可。
我们意识到应该为它做理论准备。怎么做准备?就是读书。 后来我们知道，当我们这批人聚集起来的时候，受到当地公安部门的密切关注。“文革”后期，多少有点异端类的读书会在当时很敏感，很多人因此坐牢、判刑。我们明确意识到它的危险性而去读书。夸大点说我们是为追求真理而读书，而且是做好牺牲准备的。所以可以说是理想之交，生死之交。
1978年我考上北大研究生，离开了这批患难与共的朋友，但我们依然保持密切的联系，一直到今天。这本身就贯穿了我一生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所以我一直说，我的基地、我的根在贵州。
“为下一代人担心实在是杞人之忧”
我到了北大又闭门读书七年，到1985年正式讲我的鲁迅观，这时候接触的就是60和70后的青年。他们多少有“文革”经验和记忆，因此他们和80年代启蒙主义的氛围是非常投合的。我那时候在课堂上讲鲁迅，确实形成了鲁迅、我和学生心心相印，声气相通的气场。
2002年我在北大退休前最后一批学生是1980到1983年出生的学生，这样我就有机会接触了80后。但我真正关心80后的学生是退休以后，2006年到北大演讲题目就是“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也就是说我2006年开始关注80后的学生。
我是站在80后这边的，我起来为80后辩护。我的说法也很特别，我说从我的研究出发，研究中国百年历史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下一代，而且不满意的理由都差不多。
当年“五四”的一个代表人物刘半农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老实说了》，他瞧不上30后的人，30后的人不爱读书又喜欢骂人。30后的人就跟刘半农吵得一塌糊涂。我是30后出生的，大概就属于刘半农不满意的，又不读书，又爱骂人，但现在我不是成了大家心目中尊敬的人了吗?
所以我就得出结论，为下一代人担心实在是杞人之忧，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而且最终得靠他们自己解决问题。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这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
2006年到现在八年，八年后人们对80后的评价大不一样了，80后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而且社会已经承认他们了。倒是80后又有资格来批评90后了，理由也差不多了，你们不读书又喜欢骂人。
“自由地读书，参加底层的社会实践”
我做了这么一个概括，40后、50后是文革的一代，他们关心的主要是政治问题;60后、70后一代，他们关心的是思想、文化问题;80后、90后是成长在经济发展的时代，在网络的时代他们最关心的是个人的生存、经济问题，首先是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问题。
对我来说，我和这几代青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果说40后、50后和我年龄差不多，精神气质也比较接近，因此我可以说是他们中间的人。对于60后、70后，我是以启蒙主义者老师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但是我们之间的距离也不大。
到80后、90后，我已经是爷爷辈的人，这里有很大的差别。我的年龄越来越大，已经没有精力和80后、90后过分亲密地交往，他们接近我的机会也越来越少，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无法和所有的80后青年心心相印地交流。
我记得鲁迅有一句话，青年是多样的，有睡着的玩着的也有醒着的。我就想，我大概和睡着的玩着的青年没有太多的交流。我这样不是批评，我觉得青年爱睡爱玩有合理性，不必用自己的价值观指责他们，只要他们是用自己诚实的劳动来睡来玩，我们没有权利干涉。但我得承认我跟他们之间无法交流。
80后、90后的新时代的理想主义者既跟我这样的老理想主义者有相通的地方，也有自己的特色。在这个意义上，我和80、90后青年理想主义者相遇了。我和这部分青年交往，我的共同话题是什么呢?这涉及我对80后看法的另一面。
我记得在很多场合有年轻人曾问我，您认为我们这一代存在什么问题?我回答说，你们这一代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以考大学和考名牌大学为自己人生目的，现在如愿以偿，进入大学后，就失去了目标和方向。这其实是一个信仰缺失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也有。
这几年我和青年讨论的就是如何在新时代下重建我们的意志、信仰。我通常对青年有两个建议，第一抓紧年轻时代的大好时光，自由读书。尽可能广泛地吸收古今中外的精神资源，为建立自己的信念信仰打下知识和精神的底子。因为信念、信仰要由知识来支撑。
第二，在可能的范围内适当参加社会实践，特别是底层的，到农村去了解中国的国情，与中国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联系，在我看来这是建立理想和信念的根。我这样讲某种程度上也是我自己，我们这几代人的成长之路，是人生的基本经验。在我看来，这一个基本经验，对于今天的中国青年还是有意义的。 “对学术权力，教师权力必须保持警惕”
最后一个问题，和青年交往中的困惑和反省。我想从一个小事情说起。我上课很受学生欢迎，同学们听课的热情和迷恋，我既为之感动同时也很担心，会引起我的烦心。我记得一次上课后，有一个学生跟我说，钱老师我太喜欢你的课了，听完课一星期里我们寝室里全是你的声音。我一听，说糟了。也就是说我控制了这批学生，他的思想跳不出我上课的范围，这和我的初衷非常不一样。
我觉得这是反映了一个启蒙主义者一个内在的矛盾。因为你既然是启蒙主义者，当然希望你的言说有一定的说服力，要有吸引力。但另外你这种吸引力如果变成控制力，就会导致对你对象的压迫。我的课气场非常大，你不能完全投入，你要反抗。
作为启蒙者，作为教师，特别是你逐渐具有权威性，当你成为学术权威或者教育权威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是有权力的。你对学术权力，教师权力必须保持警惕，如果滥用权力你会成为新的挡路石，而这正是我高度警惕的。
由此我开始警惕，启蒙主义其实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启蒙，一种启蒙是启蒙者以真理化身，向对象灌输真理，要对方听自己的，这是一种霸权主义。
另一种启蒙，是我追求的，老师和学生处于平等的地位，大家都是真理的探讨者。
启蒙的目的是建立自我和对象的双重主体性，除了自己要有主体性，同时也要启发年轻人、启蒙对象的主体性。因此如果大家听我的课，我在课堂上不仅跟学生讲我知道什么，我想什么，同时我也要向学生讲我不知道什么。我告诉他们，这样讲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可能会遮蔽什么问题。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矛盾是很多知识分子理不一定直，但气壮得不得了。
一个真正的启蒙主义者，首先要启蒙自己，所以启蒙首先是启蒙知识分子。启蒙必须走第二条路，否则启蒙会导致专政主义。我自己曾经走过这样的路，我接受这样的教训。
鲁迅作为启蒙主义者最大的痛苦和顾虑也是一种有罪感，他经常说我唤醒人们但我不能给他指出道路。我把屋子里的人唤醒，但路怎么走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也在追寻真理。因此鲁迅说，搞不好我成了帮凶。
第三篇：钱理群谈五四精神(免费)
钱理群谈五四精神：要警惕科学民主极端化
为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日前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特别举办“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近百名学者齐聚燕园，探讨五四精神以及新文化运动。在会议期间，北大教授钱理群、中山大学教授林岗、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鲍国华等接受新浪访谈，畅谈他们对五四精神的看法。钱理群教授认为现在谈五四更多强调其科学、民主与启蒙，但同时还应警惕科学和民主极端化，从而忽视人本身的自由与平等。以下为访谈实录：
今天我们为什么纪念五四
主持人：在现在这个时候，以这种方式来纪念五四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钱理群：从五四的角度来说，这次会议很多人都反复谈到一点，就是现在对五四的评价。社会上有些人、有些力量因各种原因否定五四，而这批人恰好认为五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学术的角度，学者要善于把现实问题转化成学术问题，这是从学术角度产生的冲动;进一步从学理上讲，这次会议是从学理层面来回应社会上对五四的各种批评，但绝不是辩护，而是采取比较复杂的态度来揭示五四的各个层面，从各个角度来升华问题，这是此次会议最大的一个特点。
另一方面因为北大是五四精神发源地，新文化运动主要发起者都是北大人，我们通常讲五四精神是和北大精神是联系在一起的。从北大来讲，这些年也面临着北大精神的一些危机，因此由北大组织这个活动，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五四的问题，也是解决北大自身精神的问题。最后从中文系的角度而言，中文系很少组织活动，所以这一次也是中文系建设中一个重要措施。所以现在来纪念五四，一个是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还有对于北大精神和中文系自身建设的意义。
要警惕科学民主极端化
主持人：钱老，您刚才提到目前大家对五四精神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钱理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概念即启蒙、科学和民主，在我看来实际是遭受到几个方面的挤压。
一种就是我刚才说的对五四“启蒙、科学和民主”的否定思潮。我认为这种思潮来自三个方面：
一方面就是现在有些人在批判普世价值，认为科学、民主、自由、人道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因此我们必须加以拒绝。
另外一种其实就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想法，或者叫民族主义思潮。认为五四是用西方的思潮——科学、民主、启蒙来批判传统。这实际上和前面也有内在的联系的，找中国特点就是把西方的都丢掉，自己回到传统里去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觉得五四是重新固定价值，现在文化保守主义者把五四看成是一个文化断裂。
还有后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或现代的观点。因为启蒙、民主、科学这个确实是现代一点的东西，现在从后现代来讲对民主的启蒙也有一种反思。这个反思我认为有一定的合理性，为什么呢?这次会议也谈到了，比如王富仁老师会议发言时所说：五四精神象征着科学民主，这里还有对科学民主的理解的问题。有一种理解就是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上来理解科技民主，为什么要科技民主?目的就是要走富国强兵的道路。这样一种国家主义层面的理解，某种程度上是对西方科技、民主的一个误解和误读，而且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科学崇拜，从而导致相对的物质主义、技术主义、科学主义，就是所谓的现代化。
鲁迅当年就提出这个问题即物质主义、科技主义，这是当下中国的一个现实问题，把科学发展变成物质主义、科学主义的时候，这就是走了极端;民主也是一个问题，如果把民主发展到极端的话，就会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迫，导致自由和平等的不平衡，这里就存在着民主崇拜的问题。
既要坚持五四又要超越五四
我为什么特别强调鲁迅的五四传统，因为鲁迅恰好就说，他既坚持科学、民主、启蒙，又超越科学、民主、启蒙。所以在我个人看来，我们今天谈到的五四传统，其中更应该重视的是鲁迅这样的一种传统，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既要继承坚持五四又要超越五四。
主持人：您觉得五四精神除了刚才说的启蒙、民主、科学，其他的一些价值还体现在哪儿?
钱理群：五四也有自由、人道主义、平等。既要坚持五四又要超越五四的话，我们今天就要追求科学、民主、自由、人道、平等。如果丢掉了自由和平等会产生很多很多问题的，所谓坚持五四超越五四，就是要呼吁这种五四精神。
主持人：您觉得这90年来五四精神对我们的启迪作用有哪些?这90年来它的影响有没有弱化?
钱理群：我们现在讨论五四是很有意思的，五四的影响始终成为一个焦点，这个跟鲁迅讲得也非常相近：一方面质疑，一方面影响。我们今天仍然谈论它，这恰好说明它非常重要。有需要继承和坚持的，有需要超越的。
五四启蒙主义的核心是人
主持人：当年五四时期青年的那种责任与爱国精神也是广为传颂的，您觉得今天的青年在爱国主义方面如何更好的体现呢?
钱理群：现在这些年一直有一个思潮，就是把五四解释为五四传统和爱国主义传统，五四传统等同于爱国主义传统，这个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够准确：
其实五四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有一个是五四爱国运动。因为五四爱国运动就指1919年5月4号那一天所发生的学生爱国运动，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之前就有而且之后也有，两个有联系，但是又有不同的意义。
爱国学生运动当时两个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有非常明显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五四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但这里面就涉及两个问题，一个问题爱国主义怎么理解?什么爱国主义?就是国家利益至上，为了国家的利益必须牺牲个人的一切东西，这是国家主义思潮，而这一思潮在五四时是受到质疑的，因为它要牺牲个人的利益。鲁迅他们认为什么是现代化?国家富强是一个方面，但是不是唯一的，国富还得民富，国强民不富是不行的;另外即使国富民强，还要有人的精神追求，人的个体自由。
我的思想受鲁迅思想影响的，强调立人、人的精神、个体的精神自由，追求人的个体精神自由是我的一个彼岸的目标。所以我的理想就是：追求个体精神自由，我更重视精神，我觉得人根本是个精神动物。
现在年轻人最普遍的问题就是缺乏信仰，因为没有更高的追求以后，就很容易依托在国家这个精神层面上，所以我认为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问题。当然，我们绝对不反对爱国主义，尤其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强调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理所应当。你是中国人，就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对国家主义来说，我把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这是有区别的。
主持人：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您觉得该如何来纠正这种思想或者扭转这种危机呢?钱理群：所以这个会议特别让年轻人来听，本来就能起到这个作用，通过对五四精神科学的阐释，可以作为年轻人的精神食粮。有了科学、民主、平等、自由这样一套理念的话，至少你的爱国主义更丰富了。爱国是没问题的，但是除了爱国还要别的东西。
我觉得这一次会议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对五四的研究，学理的研究，学科的研究，通过科学理性重新认识历史，然后再来面对现实。
主持人：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文学，那么您对当下的文学氛围您满意吗?
钱理群：这有一个过程，五四时它是强调人的问题，但是后来文学比较强调社会功能、教育功能，从而忽略了文学的娱乐功能。过分强调文学的社会性，肯定就会忽略文学的个人性，这就有一些变化，这个变化是合理性的，但是我觉得也有危险，就把五四的传统给丢了。而当下文学又过分强调个人化，过分强调娱乐化。
主持人：又忽略了社会性。
钱理群：我们现在有一个毛病，思维常常从一个极端跳入另一个极端，强调文学社会性、教育性就忽略文学娱乐性;强调文学娱乐性就忽略了文学社会性、教育性;强调了文学和社会的关系，就忽略了人的个体。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多元的文学体系。为什么现在特别强调五四呢?现在缺的就是五四时的文学，即关于人生的文学和人的文学。
文化断裂绝不是五四的产物
主持人：有人质疑五四新文化运动由于对传统的批判，导致了一种文化断裂，您怎么看?钱理群：五四新文学和传统文学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鲁迅的文学，它对传统是超越的，不只是继承传统，还有全新的创造。必须要看到五四运动是有创造的。另外就是我们现在确实存在文化断裂的问题，但这绝不是五四的产物，现在如果把问题都归到五四是不对的。另外，你们这一代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商业化，商业化容易导致肤浅化;同时还有网络上出现的信息爆炸等问题，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每个时代自己的问题，现在要求你们全部再像鲁迅当时那样读古书、读诗经是不可能的。在信息爆炸的背景下，我们怎么样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完全回到传统是不行的，既要不割断传统、继承传统，又要同时接受更新的东西不太现实，因为新的知识太多了。
大学不独立 学术不自由
主持人：钱老师刚才您也提到，北大精神和五四精神不可分割，您觉得北大乃至当下的大学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钱理群：两个问题：一个是体制问题，就是大学不独立，学术不自由，所有的学校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教育体制化、行动化和商业化。
第四篇： 有感于钱理群的《我的教师梦》
机械组：陈国校
寒假按照学校的要求，抽空阅读了《我的教师之梦》----钱理群教育讲演录一书，书中涉及了钱老对中小学教育、农村教育、大学教育、书院教育、研究生教育等等诸多方面思考与探究。读后让人感动不已，感动于老人的那份对教育的执着，对学生的爱与责任。
一、教育是一种爱与责任的教育。钱老认为：教育的本质就是将学生内心深处的善良、智慧等等这些最美好的人性因子激发出来，加以培育和升华，以此来压抑人的内在的恶因子。而我们当下的教育，却多多少少存在着摧残孩子的教育，有些老师忽视了教育的本质，而是拿学生的成绩作为自己晋级、评优的筹码，在对待学生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对学困生的歧视，对不完成作业学生、对损害班级得分学生的变相体罚，我们不是在媒体，在网络经常看到类似的新闻报道吗?殊不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这些孩子走出校园后，心理上对学校、对老师是一种仇视的心理状态。从钱老的讲话和医生的教育生涯中，我感受到的是钱老对教育的大爱，对学生的挚爱，对偏激学生的宽容，在钱老身上我读到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
二、教育是一种心灵倾听的教育：钱老认为：现在的青少年，特别到了中学阶段他的内心有一种倾诉欲望。教师与家长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倾听我们的孩子的内心倾诉的职责。其实孩子把心里话向你讲，讲完了，把郁积在心、解不开的许多情绪发泄出来了，心里舒坦了，该怎么做，她自己就明白了，并不需要我们成年人去指点什么，教师有的时候就是需要简简单单地扮演这样一个倾听者的角色。这说起来简单，却也不简单：因为它需要一颗尊重学生、理解学生的爱心。可惜的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们，常常不愿意倾听他们讲话，倾听他们的心声。在现实中我们往往遇见这样的一些现在：学生犯错了，教师把学生揪到办公室，先对学生进行一顿疾风暴雨式的痛批，这时再看学生的表情：要么一幅委屈的表情，要么一种敢怒不敢言的表情，个别极端学生有时会夺门而跑或者与教师发生激烈的摩擦。从教育者的角度来说，教育学生处理学生间的矛盾是经常要的事情，教师往往把事情简单化处理，而不是先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针对学生的性格特点对学生进行细致耐心的教育，达到以理服人的目的。同样，我们的家长在知道孩子犯错或者不听家长的话的时候，往往也是火冒三丈，打骂也是经常的事情。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都没有意识到还在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心理特征，往往由于忽视了对孩子的一种倾听、对孩子的一种尊重与交流，而错失了对
1 孩子的最佳教育时机。
三、教学的本质是一种自我发现。钱老说：教学的过程是学生发现自我的过程，同时也是教师发现自我的过程。这是双向激发的生命运动：学生内心深处最美好的东西被教师激发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自己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也同时激发出来，这样教与学双方都达到了一种真实的精神的提升。在上课中，老师和学生之间有一种精神的交流;上完课双方的精神都升华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教师首先是对学生的一个整体把握，也就是对学情要了然于胸;在此基础上是对教材的整体把握，需要教师对教材进行整合与灵活运用，如怎样引导学生去发现问题，如何尝试去解决问题，怎样让学生在课堂上进行合作交流等等，都需要教师的教学智慧。在现实中，由于网络时代的来临，知识信息的来源渠道的丰富，让课堂成为了师生共同成长的生命场。学生的问题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学生的问题解决途径是无奇不有，那么教师在课堂上请给学生保留这样一种探索的欲望。而不要随便的把他给抹杀掉，或者把这个权力给剥夺了。把属于学生的学习探索的欢乐还给他们。也就是在这样的课堂上，教师的预设与生成随处都有可能发生，教与学才能都得到深化与升华。
四、教师的职业生涯要保持新鲜感，拒绝职业倦怠。正如钱老说的：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中学与大学都教过，不知道教了多少届的学生，差不多每一届都要经历这样一个由陌生、紧张的距离感到心灵沟通的过程。这样我就始终保持着一种教育的新鲜感，每教一届学生，甚至每上一堂课，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都面临着新的挑战。我自己非常珍惜这样的新鲜感，我称之为“黎明感觉”。我们可以感觉到，在这种“黎明感觉”的背后，是钱老一颗赤子之心，是一种“永远年轻”的精神状态。在现实中，个别老师是把教师当成了一种谋生的饭碗，而在相当一部分老师眼里，教师是一种职业，这部分教师教师在年轻时，在刚刚踏上三尺讲坛的时候，也曾激情四射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年轻的棱角磨平了，激情不再，就有可能变成“机器”，变成“油子”，每天就成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循环了。这正是教师的一种悲哀，因为在这样的心境下，教师的幸福感就已经从老师们的身边悄悄溜走了。老师们需要的是将教师当成一种事业去追求，这种追求的精神状态会激励老师们去探索，去创新。这种精神状态会带动周围的教师与其共同成长，这种精神状态会影响学生去进取，去发奋学习。
五、中学时代是学生拥有成长之美、不断超越时空的青春时代。在中学时代，应该让学生体会蛹虫化蝶的那种痛苦，和新鸟破壳的那种挣扎，这是学生成长过程中应该体会到的，在这种成长经历中，学生的好奇心、探索精神得到了培养和 2 发挥。在这种成长经历中，学生逐步建立起了一种独立的青春精神，在这种青春精神下，学生产生的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喜爱事业的向往和想象;对人类自然宇宙的大关怀;对未知事业的好奇心;由此贯穿了锐意激情生命活力;坚强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力，不停息的精神探索，永远不满足现状的一种批判创造的精神。而这种成长之美的过程，这样一种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青春精神，需要学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束缚，通过读书来丰富，来充实，让学生的精神生活得到最大的满足。
六、教师要成为职业境界的超越者：钱老在发言中说：“不管怎样，反正我要当老师，我要教书。明知这是一个梦，还要做。因为这是美丽的梦，没有梦的人生是更加没有意义和价值的。有人说这是痴梦，痴迷于此，痴心不变，既无可奈何，又十分美好。教师就是只能“只管耕耘，不顾收获”。我常常想起曹禺剧本里的一句话：‘想想你忍不住要哭，想想你忍不住又要笑啊’，这就是生活，教师的生活。我现在退休了，回顾自己一生的教师生涯，真是想想要哭，很多次让你要哭，想想又要笑，很多事让你笑，这就是生活的真实，教师生活的真实。我们正视它，又永远摆脱不了它，形成了生命的一种缠绕，而生命的真实意义正实现在这种缠绕之中。”
无论当下的形势怎样，作为教师我们都应该坚守生命：让校园成为学生美好记忆的童话国度，让教师的教育尽量缺少遗憾;我们都应该坚守信仰，让校园成为学生学生超越自我的精神家园，让教师不断提升专业素养，达到超越职业的境界;我们都应该坚守幸福，，让我们的校园放飞自由，放飞生命。
第五篇：意味深长的《皇帝的新装》钱理群
安徒生：《皇帝的新装》
意味深长的《皇帝的新装》
钱理群
从最表层的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愚蠢”的皇帝、群臣以至百姓被两个“聪明”(也可以说是“狡黠”吧)的骗子愚弄的喜剧故事。喜剧性在于，明明是“自以为聪明”;即使一旦察觉，也不敢、不愿正视，更不要说公开承认。这种主观、可观的分离，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可笑的因子。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人性的弱点”(因为同时存在于皇帝、大臣、骑士与百姓身上)，现在却被两个骗子所利用，他们“制造”了一个“空织机”，作为类似“测谎器”的“测智器”，让他们一一经受考验。这样一个荒诞的情节，就将这些自以为聪明的角色置于十分荒唐可笑的境地。由于作者(故事讲述者)的明确交代，读者早已预知这一切都是假的，所谓“织布机”、所谓“美丽的布”都只是空气;而故事中的人物(角色)自己却茫然不知，还在一本正经地犯愁、作态：这读者的“知”与人物的“不知”之间的反差就造成了喜剧效果，故事中人越是装模作样，就越逗引起读者的笑声。这还不够，还要用夸大的手法，加大力度，将荒诞、可笑推向极致，这就是最后出人意料的情节设计：干脆让皇帝脱光了衣服，当众献丑，而且还要扭腰转身、忸怩作态，丑极了，也可笑极了。最后又飞来神笔，借小孩的一声高叫，让所有的故事中人，包括皇帝自己，都由“不知”变为“知”，明白这是一场骗局。但皇帝为了维护面子，同时也要维护自己的良好感觉，却硬要将这出已经戳穿的闹剧继续演下去，并演到底。如果以前的表演还带有不自觉性，甚至还有某种主观上的真诚性，现在却成了自觉的表演，自欺欺人：“他摆出一副更骄傲的神气。他的内臣们跟他后面走，手中托着一条并不存在的后裙。”这时，人物(角色)与读者(观众)都处于“全知”状态;面对这场被捉弄(甚至是自愿的被捉弄)的大闹剧，再想到被捉弄者(并且此剧正在起劲地表演着)平时都是道貌岸然的高贵者(国王、大臣)，而捉弄者(也是这场闹剧的导演)竟然是两个其实并不高明的小骗子，读者(观众)不能不发出哄堂大笑。——这里，无论是国王与骗子的人物设计，还是荒诞、夸张的情节编制，也无论是读者(观众)与人物(角色)之间对真相“知”与“不知”的反差，还是变化的叙述策略，都显示了民间故事的特点，所关注的是“谁是愚蠢者”这个民间故事的母题。
但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毕竟不是民间文学，而是作家(文人)的再创作——安徒生童话，从而与记录、整理民间童话和传说的格林童话区别开来。因此，在作者不动声色的叙述中，读者可以感受着、思考着外一层(或数层)意思，“皇帝的新装”也就具有了超越于
故事的某种普遍的象征意义。
就读读这一段吧。作者仿佛漫不经心地告诉我们，“喜欢好看的新衣服”差不多就成了这位皇帝的“奇癖”。为什么如此喜欢新衣服?为了穿得漂亮，以便显耀新衣服，也就是显耀自己。不知不觉间，皇帝自己与新衣服逐渐混同，以至人们提到皇帝总是说“皇上在更衣室里”，也就是说，“皇帝”已经异化为“新衣服”了。这时，读者才能醒悟过来：这“新衣服”实际上已经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周作人在译文中称为“美饰”，这是发人深思并且能够引发种种联想的：岂止这位皇帝，古今中外，又有多少人在给自己(与现实)穿上种种名目的“美丽的新衣”，将自己美化，或者将现实理想化，从而把真相掩饰起来呢?这是美饰，更是伪饰。因此，当两个骗子把这“美丽的布”、“理想的衣服”还原为“实无一物”，即“什么东西也没有”时，正是还原了真实与真相。更彻底地说，只有当皇帝“把他所有的衣服都脱下来”，赤裸裸地暴露于大庭广众、光天化日之下时，他才真正地显露了真实——一切真相都是丑陋的。而“皇帝的新衣”就成了一切掩盖(回避)真实(真相)的“美饰(伪饰)”的象征。
在这个意义上，那两个被称为骗子的外国人是并没有骗人的，更准确地说，他们自然有骗钱的动机，他们也达到了目的，但他们的行为却于无意中揭露了真实。就连他们宣称具有“奇怪的特性”的“空织布机”也确实起到了“辨别出哪些人是聪明人，哪些人是傻子“的作用。如果说真有骗子的话，那穿上“皇帝的新衣”而洋洋得意的皇帝本人，以及对着“实无一物”的“皇帝的新衣”赞不绝口的众大臣、众百姓才是在那里骗人，不过，他们同时也欺骗了自己，就于可笑之外，又显出几分可悲，作者对他们是既嘲讽又悲悯的。
这里同时提出的一个多少有些严峻的问题是：谁能直面赤裸裸的真实，并且呕出真相?那两个外国骗子自然不会，皇帝本人不能，众臣不能——他们都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参加了自欺欺人的“表演”，就连老百姓也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