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的诗词

杨慎的诗词（精选5篇）

篇1：杨慎的诗词

杨慎的诗词精选

王子渊祠

作者：杨慎

玮晔灵芝发秀翘，

子渊摛藻掞天朝。

汉皇不赏贤臣颂，

只教官人咏洞箫。

征人早行图

作者：杨慎

杜鹃花下杜鹃啼，

乌臼树头乌臼栖。

不待鸣鸡度关去，

梦中征马尚闻嘶。

柳枝词

作者：杨慎

结根元自在青冥，

袅袅依依映紫庭。

怪得古来天帝醉，

柳边高揭酒旗星。

贵州杂咏

作者：杨慎

绮缯缠髻作雕题，

铁距穿鞋学马蹄。

清晓樵斤探虎穴，

黄昏汲瓮下猿梯。

早春

作者：杨慎

江暖波光映日光，

几家同住水云乡。

槿篱茅舍繁花里，

也有秋千出短墙。

中秋

作者：杨慎

四壁蛩吟白露团，

西园清夜为谁欢。

千家门闭中秋月，

只有愁人独自看。

篇2：杨慎的诗词

明•杨慎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赏析】

起首两句，以滚滚而去的长江喻人类奔腾前进的历史，气势恢宏，境界阔达。然而，长江水是亘古不变的，人类的历史却是不断在演进的。历有多少，有多少成功人物，有多少失败者，最终，他们都被历史的长河带走，不留下丝毫的痕迹。只有作为历史见证者的青山和夕阳才是亘古长存的。“青山”和“夕阳”象征着自然界和宇宙的亘古绵长，尽管历史兴亡盛衰、循环往复，但它们都不会随之改变，而作为历史的主角——人类，却是代代变换，变得面目全非。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两句，展现了一个白发渔樵的形象。他只着意于自然界的春风秋月，对人世的是非成败已然看透，任它沧桑巨变，任它滚滚流去。他只固守着一份宁静与淡泊的情怀，在握杯把酒间笑看古今之事。一个“惯”字，体现了渔樵的超凡脱俗，同时也给人以莫名的孤独与苍凉感。其实，这位通晓古今的老者，也是作者的自我画像。杨慎一生沉浮不定，历尽了世态炎凉，看透了朝政的腐败，宁愿终老边荒，也保持自己的高尚节操，他“惯看秋月春风”，把历代兴亡作为谈资笑料以助酒兴，体现出一种高洁的情操、旷达的胸怀。

扩展阅读：杨慎的简介

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洞天真逸、滇南戍史、金马碧鸡老兵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祖籍庐陵。明代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东阁大学士杨廷和之子。

杨慎于正德六年(1511年)状元及第，官翰林院修撰，参与编修《武宗实录》。武宗微行出居庸关，上疏抗谏。世宗继位，复为翰林修撰，任经筵讲官。嘉靖三年(1524年)，因“大礼议”受廷杖，谪戍于云南永昌卫。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杨慎卒于戍所，年七十二。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世称“杨文宪”。

杨慎在滇南三十年，博览群书。后人论及明代记诵之博、著述之富，推杨慎为第一。他又能文、词及散曲，论古考证之作范围颇广。其诗沉酣六朝，揽采晚唐，创为渊博靡丽之词，造诣深厚，独立于当时风气之外。著作达四百余种，后人辑为《升庵集》。

扩展阅读：杨慎的文学

杨慎存诗约2300首，所写的内容极为广泛。因他居滇30余年，所以“思乡”、“怀归”之诗，所占比重很大。他在被谪滇时，妻子黄娥伴送到江陵话别，所作的《江陵别内》表现别情思绪，深挚凄婉。《宿金沙江》描写往返川滇途中的感慨：“岂意飘零瘴海头，嘉陵回首转悠悠，江声月色那堪说，肠断金沙万里楼。”以今昔行旅思情相对，衬出离愁的痛苦。

他临终前所作《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诗：“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叙述自己因病归蜀，途中却被追回的憾恨，深为感人。

他也有一些诗作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关怀。《海口行》及《后海口行》揭露豪绅地主勾结地方官吏，借疏海口占田肥私。他在诗中指出，“疏浚海口银十万，委官欢喜海夫怨”，并呼吁“安得仁人罢此宴，亿兆歌舞如更生”。他在《观刈稻纪谚》中托老农之语，说“乐土宁无咏，丰年亦有歌。惟愁军饷急，松茂正干戈”。表现了农民遇丰年，却因军饷赋敛沉重而仍然不得温饱的贫苦生活。其他如《宝井篇》、《滇池涸》等，也是此类作品。

篇3：试论杨慎的反“诗史”说

关键词：“诗史”,杨慎,反“诗史”说,内涵

“诗史”二字, 最早出自晚唐孟棨的《本事诗》。《本事诗·高逸第三》在议论李白诗的一段中提到杜甫诗说:“杜所赠二十韵, 备叙其事。读其文, 尽得其故迹。杜逢禄山之难, 流离陇蜀, 毕陈于诗, 推见至隐, 殆无遗事, 故当时号为‘诗史’”。孟棨指的是杜甫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有“五岭炎蒸地, 三危放逐臣”等诗句记载李白生生平事迹这一事实, 并指出杜甫诗歌善于对现实生活的记录和描写, 具有极强的叙事性, 所以被称为“诗史”。从“当时号为诗史”这句话看来, 杜甫“诗史”这个称谓好像在杜甫在世到孟棨之前就已经使用很广泛了, 但其实这句话并无证据, 在能见到的唐代文献中, 除了孟棨的《本事诗》, 我们找不到提到“诗史”的地方, 可见, “诗史”并不是唐人看待诗歌的一个普遍原则。而且, 孟棨此处提到的“诗史”其适用范围是有限的, 它特指杜甫的那些记述历史的诗。

杜诗的“诗史”功能在唐代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其真正成为一个广泛流行概念是在北宋。北宋文人与政治的关系较之唐代更为密切, 对社会和政治的变化有更为切身的体会, 有了以史为鉴的自觉性。加之, 宋代国力渐弱, 杜诗反映安史之乱历史的记述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意识和忧患意识, 因此, 杜诗逐渐受到重视。宋人在对“诗史”概念进行接受的同时, 也将其内涵和外延逐渐扩大。

逐渐成为宋人口头禅的“诗史”说观念在明代却受到普遍的质疑, 焦竑在《焦氏笔乘》里引明代郑善夫的话:“诗之妙处, 正在不必说尽, 不必写到真, 而其欲说欲写者, 自宛然可想, 虽可想而又不可道, 斯得风人之旨。杜公往往要到真处尽处, 所以失之。”, 王廷相也批评宋人评价甚高的《北征》诗:“漫敷繁叙, 填事委实, 言多趂贴, 情出附辏”认为“言征实则寡余味也, 情直致而难动物也”。而第一个明确地驳斥了“诗史”说荒谬的人, 则是明代中期的杨慎。

杨慎在其《升庵诗话》卷十一《诗史》中说:

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 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 不足以论诗也。夫六经各有体, 《易》以道阴阳, 《书》以道政事, 《诗》以道性情, 《春秋》以道名分。后世所谓史者, 左记言, 右记事, 古之《尚书》、《春秋》也。若《诗》者, 其体其旨, 与《易》、《书》、《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 然未尝有道德字也, 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皆意在言外, 使人自悟。至于变风变雅, 尤其含蓄, 言之者无罪, 闻之者足以戒。如刺淫, 则曰“雝雝鸣雁, 旭日始旦”, 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叙饥荒, 则曰“牂羊羵首, 三星在罶”, 不必曰“但有牙齿存, 可堪皮骨干”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 盖亦多矣, 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 类于讪讦, 乃其下乘末脚, 而宋人拾之以为己宝, 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 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又如今俗《卦气歌》、《纳甲歌》, 兼阴阳而道之, 谓之“诗《易》”可乎?

其实在这段话中, 杨慎的观点主要有三。第一, 宋人认为杜诗能纪时事, 就称其为“诗史”, 这是浅陋鄙薄的看法, “不足以论诗”。第二, 诗在“体”、“旨”方面都与史有莫大的区别。史乃记言记事之体, 一般都直陈时事, 而诗是“约情合性”之作, 判断其优劣的标准乃是其是否写得含蓄蕴藉, 意在言外, 耐人寻味。因此, 诗歌不能完全代替史的功能。第三, 杜诗中也有“直陈时事, 类于讪讦”的部分, 为其“下乘末脚”之作, 宋人学诗, 舍其优取其劣, 还将其劣者称为“诗史”, 这种“诗史”观是对“诗史”的误解。

从杨慎的论述来看, 其反“诗史”说并不是简单地反对诗与史的混同, 而是有其特定的内涵的。杨慎在“诗贵主情”的诗歌本质论的基础上, 指出老杜诗歌中过于直白的诗作是其“下乘末脚”之作时, 其主要目的是对宋人学杜之偏造成的宋诗过于偏义理和叙事的这一事实的批判。

1. 提出“诗贵含蓄”的诗歌审美论, 将反“诗史”说的矛头指向宋人学杜之偏

杨慎在《升庵诗话》卷十四《苏堤始末》中说:“东坡先生在杭州、颍州、许州, 皆开西湖, 而杭湖之功尤伟。其诗云:‘我在钱塘拓湖渌……老葑席卷苍云空。’皆诗史也, 而注殊略。”从其所说内容来看, 他并不反对以诗记时事。他在评刘文靖和宋子虚咏王安石的两首诗时说:“二诗皆言宋祚之亡由于王安石, 而含蓄不露, 可谓诗史矣。”他对这首诗持赞誉的态度, 认为这就是“诗史”。可见, 杨慎对“诗史”是持有很高的赞誉态度的, 而评定其为“诗史”标准便是要含蓄地纪时事。

杨慎认为宋人将杜诗中直陈时事的诗作称为“诗史”, 那宋人的诗史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呢?《新唐书·文艺上》言:“甫又善陈时, 律切精深, 至千言不少衰, 世号诗史。”《苕溪渔隐丛话》引《蔡宽夫诗话》云:“子美诗善叙事, 故号‘诗史。’”确实都强调了杜甫诗善记时事, 这些诗为“诗史”。但是, 宋人已不仅仅把“诗史”的称呼限于杜甫, 白居易、聂夷中和苏轼等人的诗也被称作“诗史”, 且“诗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扩大了。不仅指记载时事的诗歌, 也指诗歌历史, 以及诗人自身的历史, 还包括诗人自身思想感情的历史。这样看来, 杨慎对宋人“诗史”的概念范围的认定有点片面, 但是, 正是因为这样片面, 使我们看到杨慎在反对宋人“诗史”的时候, 是有极强的侧重意味的, 也将矛头直接指向了那些学杜之偏的宋人。

杨慎对杜诗有极大的推崇, 他认为中古以来, 在诗歌领域影响最大的就是杜甫。但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然诗之衰飒实自杜始”, 认识到杜诗中也有一些诗存在着过多地说理、议论而毫不顾及诗歌含蓄之美的问题, 这些诗也被宋人所学习, 对宋诗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使宋诗出现义理化、散文化的特征, 在风格上过于直白浅露, 破坏了诗歌的韵味和特质。所以要扭转诗歌的颓势, 就必须清除杜诗的消极影响。因此, 他明确地提出自己的反“诗史”说, 认为诗歌应该写的含蓄蕴藉, 耐人寻味。

2. 阐明“主情”的诗歌本质论, 区别诗与史, 从而保持诗歌的特殊性

杨慎认为宋人“诗史”鄙陋, 判断标准就在于其对诗歌本质特征的理解。杨慎主张“诗道性情”, 认为抒情性是诗歌存在的基础。怎样才能使诗歌“主情”呢?那就是比兴手法的大力运用, 他在《升庵诗话》卷十二中引李仲蒙语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 情物尽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 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 物动情也。”他把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都与情联系起来, 突出了“情”在诗人创作中的作用。

将“主情”作为诗歌最本质的特点, 杨慎指出诗歌创作手法主要以比兴为主, 其特质是含蓄蕴藉, 而史书记言记事, 以铺叙为主导, 显得直白, 所以诗史有别。杨慎并不反对将时事写入时中, 但必须写得含蓄, 这样方能显示诗与史的不同之处, 也才能称为“诗史”。其实, 这便已在讨论诗歌如何记载时事了, 其实质已经默认“诗史”的内涵主要是指诗歌可以记载时事, 而强调诗与史的区别则是站在诗歌这一边, 坚持诗歌应保持自身的特殊的美感, 这样就可以避免将诗变成“以韵语纪时事”的载体了, 继而捍卫了诗歌的纯净。

杨慎反“诗史”说以诗歌“尚情性”作为其理论基础, 用“含蓄”和“直白”将诗与史严格地区分开来, 并以保持诗的独立性作为其旨归, 这就促使明代对“诗史”有了新的理解和解释, 不再看重“诗史”的纪实性而更加在意诗歌语言的含蓄、精炼和诗歌的创作心态。强调诗与史的区别, 从诗歌抒情性的特征和独特的比兴手法的运用来谈论其反对“诗史”说的理由, 理清了诗歌的本质及诗和史的界限, 对诗歌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有着重大意义。杨慎对诗与史区别的强调也让我们对诗史关系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它给了我们启示, 让我们更加客观地看待“诗史”与“诗非史”的关系, 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诗史”和“诗非史”是关系诗歌的两个方面而已。杨慎的反“诗史”说更在此基础上提出诗应该如何来反映史, 这便有了保持诗歌独立性的方法论, 杨慎对比兴的重视, 也正是对这一方法论的实践。

参考文献

[1]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2]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3]高小慧.《杨慎的“诗史”论》[J].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4.

[4]潘玥.《简论明代“诗非史”观的流变》[J].杜甫研究学刊, 2010 (3) .

篇4：由《升庵诗话》看杨慎的宋诗观

关键词：杨慎；升庵诗话；诗学观念；宋诗

作者简介：阮思雨（1991-），女，湖北宜昌人，辽宁大学文学院2014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古代诗文。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6-0-02

一、相对公允的唐宋诗观

唐宋诗之争在严羽标唐贬宋之后就成了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大论题，明代文坛也为尊唐抑宋的风气所笼罩，“故有明一代，唐诗盛行，居于绝对优势；倡言宋诗者，寥寥可数。然门户之见益深，意气用事益甚，关于唐、宋诗之争论，虽大体不出前人议论范围，而态度、措词之偏激，则前此所未有也。”明代前后七子执盟文坛，他们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主张“不读唐以后诗”，对宋诗一概鄙薄，认为宋诗“似苍老而实疏卤”，一无可取之处，言辞甚是激烈。在尊唐抑宋的论调代表主流话语倾向时，身居边地的杨慎保持着独立清醒的诗学主见，在广泛涉猎宋诗的基础上，以相对客观公允的态度看待宋诗的得失。

杨慎曾师从李东阳，他的宋诗观受其影响，但并不为其所锢囿。李东阳认为宋诗涉于理路，殊无情致，雕琢艰涩，难登大雅之堂。杨慎也赞同诗歌应重吟咏性情，对宋诗中好议论尚理趣的特点多有批评。但他反对因此而完全抹杀宋诗，多次引用宋诗佳句以驳“宋无诗”等极端之说，“此诗无愧唐人，不可云宋无诗也”、“宋诗信不及唐，然其中岂无可匹体者？在选者之眼力耳”、“五诗有王维辋川遗意，谁谓宋无诗乎？”，这些评论都反对全盘否定宋诗论点。

杨慎虽认为不少宋诗不逊于唐，值得学者兼收并蓄，但评论宋诗还是以唐绳宋的传统标准，仅称赞似唐诗一样婉而有味、含蓄蕴藉的宋诗，未能完全跳出窠臼。对宋诗的鉴赏批语多为“妙处不减唐人”、“风味脱洒，何羡唐人乎”。或因宋诗有唐代名家风范而称赞不已，例如“此诗工致似李义山”、“其诗绝如李贺，尝一臠可知鼎味也”、“有韦苏州、孟襄阳之风”。杨慎将“宋人之有唐音”作为评判准绳，这种看法在当时贬宋的主流风气下提出，体现了其独到的艺术鉴赏力，但仍未能超越历史局限，认识到宋诗的价值恰在异于唐诗的独特风格。面对好议论说理的典型宋诗时，杨慎就站回复古派的立场对其严厉批评，例如“宋人诗则强作老成态度，而‘绮艳’、‘清新’概未之有”、“宋人议论多而成功少，元人评之当矣”。虽然杨慎不同于李东阳等因强烈的门户意识而抨击宋人，但他捍卫诗道性情的艺术本质论，对宋人刻意淡化情性追求理智的做法还是大为不满的。

二、对宋人杜诗“诗史说”的批判

称杜诗为“诗史”一说，首见于唐孟棨《本事诗·高逸》。杜诗以强烈的写实性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真实的唐朝社会现实生活，孟棨将这些实录了杜甫行藏与其所经历的社会动乱的诗歌，称之为“诗史”。到了宋代，杜诗受到前所未有的推崇，宋人以穿凿附会的理论从内容、诗法、精神等各层面加以论证，将可称之为诗史的诗歌范围一再扩大，过分关注杜诗忠君爱国思想，杨慎对此辩驳道：“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杨慎为维护诗歌纯净的主体性和审美性反驳诗史不分的现象，他认为杜诗中反映史实的诗既只占一小部分，又不能代表杜诗的最高艺术水平，对杜诗“诗史”地位的抬高不利于真实全面地诠释杜诗。首先，杨慎认为六经各有体，诗与史承担着不同的文学功用，过度地“以诗证史”或以忠君爱国思想绑架杜诗，违背了诗歌吟咏情性的本质。其次，杨慎诗论重含蓄蕴藉，认为直陈时事的史诗是下等杜诗，对此类诗歌过分追捧使得杜诗中其他佳作不为人赏。书中杨慎从考据的角度论证杜诗并非皆有据依，虽难免强词夺理，但实为明人对宋人之学亦步亦趋的现状不满。明人不重学问喜作高谈，多虚骄之论，对宋人学诗之偏的缺点也照旧吸收，没有真知杜诗的精华就大兴标榜之风。杨慎意识到明代学风的弊病，试图发出批判杜诗“诗史说”的声音以引起时人对宗杜背后所隐藏的文化内涵进行反思。

三、对宋人的评价

在明代尊唐抑宋的文艺思潮影响下，尊唐之风颇浓而祖宋者则寥寥无几。作为宋诗最高艺术成就的代表人物苏轼、黄庭坚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冷遇，他们的诗歌要么被束之高阁，要么被作为批宋的靶子，声誉远非宋金时期能比。而杨慎却因有意识远离门争户斗的纷乱局面，用相对客观的眼光观望宋诗的成就，对东坡诗和山谷诗有褒有贬，其诗学观念与苏黄也颇多相似之处。

明人对苏诗好议论时政的特点夸大丑化，而杨慎则戏讽好友诗歌直露，不能与东坡诗同日而语，“东坡嬉笑怒骂皆成诗，公诗无嬉笑，但有怒骂耳”，肯定苏诗的嬉笑怒骂背后蕴藏着深意而非庸俗肤浅的谩骂。《升庵诗话》中引东坡诗数十处，在注释典故出处时常以东坡诗为佐证，多次以己之博学更正注者之误。在诗学观念上，杨慎也与苏轼有相似的言论，他们都反对流俗轻浅，《竹坡诗话》引苏轼言“街谈巷语，皆可入诗，但要熔化耳，如非化俗为雅，则俗字不用，若‘绽’、‘葩’二字，是世间第一等恶字，岂可令入诗来！”，杨慎也批评口语乡音之俗，“惟取口吻之便，乡音之叶，而著之诗焉，良为后人一笑资尔”。杨慎反对因袭剽窃、人云亦云的俗诗，对苏诗中清丽自然的诗句以“奇”字称赞。

明人对追求形式技巧的山谷诗嗤之以鼻，杨慎对其生新廉悍的诗风虽总体评价偏低，但在某些诗学主张上却与之有甚多共鸣。黄氏重视读书博学，而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论及“博学”的条目近四十条，可见二者都认为书本学问是创作的重要源泉。黄氏强调“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杨慎也感慨“ 杜子美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此子美自言其所得也。读书虽不为作诗设，然胸中有万卷书，则笔下自无一点尘矣。近日士夫，争学杜诗，不知读书果曾破万卷乎？如其未也，不过拾《离骚》之香草，丐杜陵之残膏而已。”读书观念如此相投，杨慎亦不愧山谷知音也。明人好虚妄空谈，在结党集社的社会风气下往往只关注与自己观念相同的书籍，阅读面相当狭隘。杨慎对此种现状十分担忧，多处痛斥明人学识浅薄：“先辈读书博且精，不似后生之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也”，又贬明人“士无古学，不足以知之。诸家解者，或敷演清谈，或牵聊禅语，或强附儒家，漫曰：‘此文字奇处妙绝。’又恶识所谓奇妙？”此外在考证名物方面也多次例举明人因学识局限而犯愚蠢的笑话，例如讽刺明人“好古者但知‘匆匆’，而笑‘悤悤’；逐俗者又但知‘悤悤’，而骇‘匆匆’，皆非也。是以学者贵博古而通今也。”杨慎与黄庭坚在“无一字无来历”的观点上也十分契合，他们都因深渊的学识修养而能窥见今诗与前人遗产之间的暗合之处。杨慎评“先辈言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历。予谓自古名家皆然，不独杜、韩两公耳。”认为凡是名家的佳作都是化前人陈言，诗人文士大概皆有祖有所来历，比之黄氏更坚信读书对于创作的作用。他在评论诗句时频繁使用“祖”、“出处”等词，热衷于那些巧妙借鉴前人诗句而幻化无痕的妙句，认为诗歌“若不知其出处，亦不见其工致也”。杨慎本着“无一字无来处”的原则，探寻诗句与前人古诗字词、典故、构思等方面千丝万缕的联系，认为后人的成果是在吸收古人文学遗产的基础上而来。

此外，对于黄氏“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之说，后世多抨击其剽窃因袭之病，而杨慎却体味了其中有理的方面，并以此评论诗句陈陶诗“一变而妙，真夺胎换骨矣”。可见杨慎虽在力贬黄庭坚的时代氛围下对山谷诗颇多鄙夷，但在诗论上无形支持着江西诗派的精神，这也是杨慎对待宋诗保持客观清醒立场的例证之一。

参考文献：

[1]杨慎撰.王大厚笺注.升庵诗话新笺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齐治平.唐宋诗概述[M].长沙：书麓书社，1984.

篇5：论杨慎的文学创作及创作缘起

据《明史·艺文志》、王世贞《艺苑卮言》、李贽《续藏书》、何益度《益部谈资》、焦竑《升庵外集》、《四库全书》、李调元《函海》、郑宝琛《总纂升庵合集》等典籍著录, 杨慎的著述涉及经、史、子、集各大门类, 作品数量巨大、内容广博且在明代文学发展进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因此, 本文试从文学文体、著作门类角度对杨慎的作品做一个大体地梳理, 并分析其文学创作与家庭、个人及社会思想、文化之缘由。

一.涉猎文体及著作门类

文学作品的表现样式及文学体裁, 简称文体, 是文学表达的必备要素和外在形式。按照现代意义上的文体“四分法”, 结合中国古代文学文体的特殊表现形式, 现对杨慎数量繁多的著述门类作以下类别梳理:

1.诗。杨慎现存诗歌2300余首, 形式多样, 内容广泛, 其创作阶段伴随作者个人命运的沉浮而跌宕起伏: (1) 23岁以前的求学期, 主要学习唐代诗人李贺作诗, 诗风凄清, 有《过渭城送别》、《马嵬坡》、《秦皇陵》、《黄叶》等篇。少时即以诗才闻名天下, 得到诗坛泰斗李东阳赏识而入其门下。 (2) 24-37岁仕宦期, 既崇尚六朝、初唐诗风, 又学习李白、杜甫, 抒写自我对于功名前程的热情和憧憬, 踌躇满志, 诗歌文辞华丽、情感深沉、境界扩大, 有《升庵玉堂集》存世。 (3) 37-72岁贬戍云南期间, 作诗力图打通六朝、初唐、盛唐诗歌前后传承的脉络, 反映自我遭受贬谪的烦闷、痛苦、悲愤及后来的闲适、平静。有《升庵南中集》传世。晚年尤为酷爱李、杜, 诗风渐趋沉郁悲凉。

2.词。杨慎为明代词学大家。既校订了《花间集》、《草堂诗余》等前代词集, 还有词学理论著作《词品》问世, 更重要的还在于有340首词篇传世3。与诗歌不同, 其词主要创作于37岁被贬云南之后。正当盛年的才子被冷酷的君主赶出了朝堂, 发配到西南边陲之地, 失望、愤怒而自我放纵, 遂承花间传统填写了100多首词来记述自己流连妓馆的生活状态, 这类词作多以描摹女子的容貌、姿态和心理为核心, 借青楼女子的遭际来发泄被君主抛弃的怨愤, 词藻绮丽, 香艳绵柔。同时, 杨慎还填有多篇悼亡词来悼念已逝的发妻王氏, 倾诉对妻子的一往情深, 情辞之动容不亚于前代苏轼、贺铸。此外, 贬谪在外的杨慎还通过词作来与夫人黄娥 (续弦) 传递情意。《临江仙·戍云南江陵别内》、《沁园春·寿内》、《临江仙·数了归期》等篇, 诉说夫妻分隔云南、四川两地生活的艰辛、彼此间的相思及对命运的感叹, 情深意切, 感人肺腑。其妻黄峨亦是名冠一时的才女, 有多篇词曲作品与丈夫唱和。

3.文。据今人王文才、万光治主编的《杨升庵丛书》收录4, 共有文360余篇, 文体涉及序、跋、碑墓铭、祭文、论、记、书、赋等不同形式, 且每大类之下还有更细致、更具体、更全面的散文文体发挥。如其中序一类, 杨慎不仅为大量著述作序, 还为友人题写赠序, 也为他人寿辰、升迁题序;论体散文下面有政论文、史论文、哲学论文、说体文等, 阐发自我对于政治、历史、哲学及某一事物的看法和主张;赋一类中亦有咏物赋、抒情小赋、风土名胜赋等。形式多样、门类齐全、数量繁多的杨慎散文, 是杨慎对社会、思想、人生进行认真思索的产物, 从中可以见出杨氏在当时明代文坛“文必秦汉”的主流外独树一帜。作文虽承复古的大势, 但仍能在其中自觉规避简单、呆板、单调地拟古, 以真情表真性。正如今人廖可斌所言:“他的序、跋、铭、诔、祭文等也多能变化格局, 或质或文, 或骈或散, 或议论风生, 或考辩精详……”5

4.小说。在小说观念上, 杨慎曾在《丹铅续录》卷之五“小说”类目中指出:“说者宋人小说不及唐人, 是也。殊不知唐人小说不及汉人。”在此, 论者所说“小说”是指文言小说, 他认为过往小说的发展中, 汉魏小说成就最高, 其次是唐代小说, 宋人小说最差。杨慎之所以认定汉魏小说水平最好, 源于他本人对汉魏小说著录者创作精神———“实录”精神这一史家小说观的认同。汉魏时代的小说家们大多秉承司马迁撰《史记》时言及的“实录”精神, 相信世上本有神鬼之事, 自己只是充当一个记录着的角色, 如东晋干宝就曾在《搜神记》序言中提到:“及其著述, 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在“实录”观念主导下的杨慎批评小说作品中的想象和虚构, 进而主张用野史、小说、笔记等来佐证历史, 还原历史。而在具体小说创作上, 杨慎既有独立成篇的文言小说, 如《孝烈妇唐贵梅传》、《林母两世贞烈传》、《杂事秘辛》等, 亦有间杂在《升庵诗话》、《丹铅杂录》、《丹铅续录》等作品集中的片段记述。其文言小说相较于诗词文来讲, 虽整体成就不高, 但能在千年之后延续司马迁、干宝的创作精神, 足以说明文学发展的反复性、独特性。

5.散曲。明代参与散曲创作的作家人数、作品数量都明显超过元代, 且在作品的内容、形式方面更加多样, 而杨慎、黄峨夫妇即是这一时期散曲的代表作家之一。在任半塘编订的《陶情乐府》、王文才整理的《陶情乐府续编》和《升庵乐府补遗》等著作中收录有大量的小令、套数, 既有杨慎夫妇间的寄情之作, 也有杨慎与父亲杨廷和的唱和之作, 还有杨慎与兄弟、好友间的传情达意之篇, 内容丰富。另杨慎还有一部杂剧《洞天玄记》传世。此外, 杨慎中年被贬云南之后曾一度放纵、风流的生活内容, 还被戏曲家沈自徵写入了作品《簪花髻》中, 其傅粉簪花游春的形象在当时社会深入人心, 引起了人们的热议。

6.弹词。杨慎对流行于我国南方的通俗讲唱文学形式———弹词情有独钟, 著有《历代史略词话》 (即《廿一史弹词》) , 以正史为题材, 用浅近的语言评说自开天辟地至宋辽金元的历史, 富有知识性、文学性和音乐美。其中《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 一篇更是流传深广, 并被后世毛纶、毛宗岗引入《三国演义》开篇而影响深远。

此外, 杨慎在考据、音韵、民谣、图书编校方面亦有所成就。可见, 杨慎的博学、才识不仅表现在他能创作各种类型的作品, 更表现在他对每一种文体、著作门类都有理论上的深刻认识, 且大多能在当时的社会、文坛主流之外独辟蹊径, 另立门户。

二.文学创作缘起

杨慎在其七十余载的人生历程中为明代文学奉献了数量庞大、门类众多、雅俗共融的文学佳作。回首他的文学之路, 自有独特性、复杂性、偶然性等蕴含其中, 共同促发了杨慎别样的文学创作。

1.家学渊源。杨慎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家族自曾祖父杨玫开始, 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 培养了六个进士和一个状元。尤其是父亲杨廷和身居高位, 担任宰辅一职长达十八年, 在明武宗时期更是朝堂实际的统治者。母亲黄夫人来自国子监的家庭, 通晓诗书。父母亲的正直、认真、才学无一不对杨慎的成长起着典型的示范作用。生活在如此显达、高知家庭的杨慎从小就在诗文方面崭露头角, 曾作《拟过秦》一篇被祖父称为“吾家之贾谊”。成年以后, 杨慎先后娶妻王氏、黄氏, 均出自名门, 有着很好的文化素养和文学造诣, 夫妻间常能以诗、词、曲来唱和寄情。更难能可贵的是, 杨慎一生都在不断地需找机会自我学习、自我完善。其学习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1) 母亲、祖母、祖父、父亲病逝期间, 杨慎先后回到老家新都守制, 利用读书作文来填补亲人离世的悲痛。 (2) 供职于翰林院期间, 有机会亲自阅读皇家丰富的藏书, 并时常能与文化、文学名流交流切磋。 (3) 被贬云南期间, 有意识地接触西南边陲之地的文化礼仪、自然习俗、历史典章, 对于长期处于中原文化熏陶、浸染的杨慎, 无疑是一段别样的经历。

2.坎坷人生。曲折的人生际遇是人们更深刻感受社会、感悟人生的重要途径, 也是作家进行文学表达的缘起, 屈原、贾谊、曹植、李煜、苏轼、李清照、辛弃疾、徐渭、曹雪芹……众人都难脱这一藩篱, 杨慎亦是如此。37岁以前的人生顺风顺水, 父亲官运亨通, 自己年少成名、高中状元并直接进入了翰林院供职, 家庭生活幸福美满。但37岁即嘉靖三年 (1524) , 因与父亲等一起参与议“大礼”事件惹恼嘉靖皇帝, 遭两次廷杖差点毙命, 后来更被君主“永远充军烟瘴”, 其余生三十余载便活动在云南、四川两地。在正当壮年、官运正盛的年纪被君主彻底地无情抛弃了, 仕途、命运如此的反转, 杨慎都将其诉诸于笔端, 写入各类作品中。中年起被贬云南的特殊经历, 更为杨慎展现了文学创作的新天地, 使其充分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 创作出大量具有云南地方色调的诗词文和大量通俗民间文学作品, 对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杨慎本人及其事迹甚至进入了云南多地神话传说中, 成为当地人们最为尊奉的“神”。

3.个人资质和后天勤奋。《明史·杨慎传》记载:“慎幼警敏, 十一岁能诗。入京, 赋《黄叶诗》, 李东阳见而嗟赏, 令受业门下。”6“警敏”的杨慎也曾被祖父称为“吾家之贾谊”。透过长者的评价可见, 杨慎天资是聪慧的。再加上后天的努力发奋, 受教于多位名师, 饱览过皇家藏书, 更在35岁时谒京口杨一清, 见识到前辈的才识, “遂肆力古学”。后被贬谪云南, 还努力学习当地的语言。学习贯穿生命的始终, 天赋加上不断地自我革新, 方能有所成。

三.结语

身处“前七子”与“后七子”间的杨慎, 不论是文学观念还是文学创作都呈现出了多种文学元素融合的情况。正如学者罗宗强所言:“以杨慎、唐顺之为代表的这一群人文学活动的主要部分, 大体处于两个复古思潮之间, 而又前后交错。多元并存而且思想存在交接之现象。”7明代诗文派别林立, 台阁体、茶陵诗派、前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等相继涌现, 但著述如此之丰的杨慎, 却并没有融入到任一流派, 其作品也没有统一的内容、形式和风格。这些都说明杨慎在明代是独一无二的, 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 对其作品进行更多角度的解读, 应该都是极为必要的。

摘要：杨慎是明代著述最多的作家, 其文学创作涉猎多种文体, 内容广博, 风格多样。探究杨慎的创作历程, 或可从家学渊源、坎坷人生、个人天资及后天的勤奋等角度, 分析文学创作活动发生的缘起。

关键词：杨慎,文体,创作缘起

注释

116 明·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22 王文才.杨慎学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445.

33 王文才.杨慎词曲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44 王文才、万光治.杨升庵丛书[M].成都:成都天地出版社, 2002年版.

55 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11月版: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