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文化之殇

企业文化之殇（精选10篇）

篇1：企业文化之殇

一、如何妥当的处理这名员工？

建议：只能是个建议，不太了解你们公司的制度上都有什么规定，很多事不知道你们公司能不能做。

1、领这名员工去公司指定医院验伤，如果没什么大的问题，下发书面上岗通知，拒不执行辞退，给补偿金。目的：害群之马，不能留在公司。

2、让客户起诉这名员工，把事情扩大，如果民事诉讼判员工有过失，可以无条件辞退这名员工。

二、面对以上情况，我们人资部门应该怎么样开展工作，改变现状？

这么好的公司，对员工仁至义尽，员工却不珍惜，说明企业文化宣传的不够，应该在这方面多下功夫。让员工珍惜这份工作，增强员工的忠诚度。

1、多召开民主生活会，与员工多沟通、多交流，让员工知道公司的各方面待遇在同行业中的优势，离开公司会有什么样的损失。

2、多展望公司的愿景，也就是画饼，让员工相信公司的美好未来，愿意留在公司，与公司一同发展，共同见证公司的发展。

3、帮助员工建立职业生涯规划。让员工认同公司的目标，建立与公司相同职业规划目标，与公司共同完成人生梦想。不要为了眼前一点微利，放弃公司背后的广拓森林。

4、搜集辞退员工的现状。在公司表现不好员工，工作状态存在问题，很难改变。离开这么好的公司，现状肯定不好，用事实说话，珍惜这份工作。

5、完善规章制度，像本题这样的违纪，不是几张违纪单处罚这么简单，对客户的损害是公司最大的损失。把这个损失明确出来，让公司知道，管理可以人性化，但制度必须严！

6、研究好劳动法，给总公司的老总普及一下劳动法，让公司知道不是辞退员工就必须给赔偿金，在公司各方面管理到位，制度完善的情况下，那些事可以仲裁，一味的忍让，对公司也不是什么好事。

篇2：企业文化之殇

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不独人也，物亦有之。如菊以渊明为知己;梅以和靖为知己;竹以子猷为知己;莲以濂溪为知己;桃以避秦人为知己;杏以董奉为知己……

传统文化一直处于《周易》所形容的“生生不息”的继承与变易的对立统一发展之中，旧的形式不断被新的形式所代替，但在新的形式中又包含着持久恒常的民族精神。这其中的变革并非脱离历史的独立创造，而是继往开来，在吸收过去遗产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也正在于此。尽管许多旧的形式已随着历史变迁而失去生命力，但却可以通过改造，使之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而继续发展。

人们常常叹息，当今中国为何产生不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人物，究其原因们很可能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的实用品格，对纯粹的精神性事业不重视，不支持。很难听说一个作家只靠稿费来维持生活。一切伟大的精神创造的前提是把精神价值本身看的至高无上，在我们的`氛围中，这样的人不易产生，即使有，也很快会夭折。只有一个民族拥有一批以纯粹精神创造为乐的人，并拥有更多的人热爱传统文化，在这样的民族中才可能产生这样的伟人。

然而，我如今看到的却是国人盲目崇拜西洋节日，情人节进入了人们的眼球，端午节却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圣诞节成为了时代的新秀，重阳节却很少为人所知。或许这是西方国家高明之处，渐渐地影响国人的思想，使之成为附属品……如果有更多的人注重精神生活，有更多的人不用功的标准去追求精神生活，如果有更多的学者追求学术的独立……那中华文化会色彩纷呈。

篇3：企业文化之殇

关键词：校园文化,批判精神,大学使命

校园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种亚文化, 目前学者们还没有对其概念达成共识。但是总的来说, 校园文化同社会文化一样, 其内涵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校园文化是学校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包括了学校的科研设备、教学内容、校容校貌、规章制度、价值观念、精神氛围等。狭义的校园文化是指学生的课外文化活动。本文从高校校园文化活动开展与大学生批判精神的关系方面探讨建设批判性的校园文化的合理性问题。

一、目前高校校园文化的同质化趋势

校园文化是一所大学的精神状态的集中反映, 学生、教师以及其他学校管理人员都是校园文化的活动参与主体。一所大学具有怎样的精神面貌, 对学生的健康成长, 全面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同时对一所大学的未来发展质量也有很大的决定作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同质化趋势让大学的人才培养和人文精神的传承都受到了影响,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校园文化活动模板化, 缺乏创新意识。

无论是高校的课堂教学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社会实践活动、文体娱乐活动、科研学术活动和党团建设活动都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活动方案和模式, 不管是参与的学生或者是老师都是年复一年的按照固定的模板去开展各类校园文化活动。这种做法严重地扼杀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使学生的创造才能不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这样就失去了锻炼学生组织动手能力、创新精神和团队合作意识的作用。学生的思维方式被模板化, 失去了对各种社会现象、问题的思考反思意识。对一切事物他们只是被动地去接受, 按照大多数人和事先设计好的程序去执行。学生的行为被异化为工厂流水生产线上的一道道工序, 他们总是在重复同样的行为模式。

2. 校园文化活动形式化, 学生缺乏主动参与意识。

校园活动的模板化直接导致了内容的形式化, 活动的开展流于表面形式, 忽视了形式和目的的统一, 即全心全意为学生的成才发展服务这一宗旨。活动形式只是内容的载体, 活动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 组织形式是否得当科学, 对于活动目的实现也有很关键的影响。但是很多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忽视了活动目的的存在, 为了形式而形式, 而不是为了目的而形式。而活动的形式化又进一步强化了活动的模板化, 活动的参与者失去了参与的激情与主动性, 活动的开展方式也日益僵化。学生被迫参与活动就失去了开展活动的本真意义, 不利于学生责任感、荣誉感和主人翁意识的培养。

二、大学生批判精神缺失的原因分析

面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问题, 每一个参与者都不能再做沉默的大多数。大学作为人类文化精神的主要创造者、引领者, 我们没有理由不发出呐喊的声音, 独立思考的能力、批判精神不能够缺失。笔者从外因内因两个方面分析大学批判精神缺失的原因。

1. 媒介文化的冲击。

媒介文化的影响力来自于大众传媒, 随着大众传媒产业的发达, 特别是电子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 使得媒介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对当今社会文化的构成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媒介文化凭借其强有力的传播手段和社会流行趣味相结合成为当下社会真正的大众文化, 拥有着最广泛的受众。但它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众文化, 媒介文化消解了传统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立界限, 使各种文化划分标准都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无法想象, 今天如果没有这些传播媒介和它们携带的媒介文化, 我们的生活将如何进行下去。媒介文化跟从潮流, 屈从市场, 瓦解传统的审美标准, 追求感官体验。媒介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 面向当代社会生活, 参与媒介文化的大众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人们从大众媒体获得的信息影响力大有超过家庭教育、传统文化和学校教育影响力的趋势。它在主宰着我们的视听, 潜移默化地决定着我们感知外部世界的方式, 我们的“世界观”越来越受媒介文化的左右。媒介文化在于向人们提供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 传播经验、知识和技能, 造就人的心理和人格的同时, 也在扼杀人的理解力和创造力, 让人们仅仅满足于感官的体验和“知道”的满足, 而缺乏实际的社会行动, 模糊人们的知和行的界限, 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 造成受众的孤立化、被动化。面对媒介文化弥漫的校园, 校园文化建设应该坚持批判立场, 一方面挖掘媒介文化的积极因素, 利用媒介文化资源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提升大学生媒介文化品位, 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另一方面要科学开展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 注重媒介技能传授和媒介素养提高的统一, 培养大学生的媒介批评意识, 辩证看待媒介文化影响, 引导大学生合理利用媒介资源, 促进媒介消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2. 大学人文精神的遮蔽。

人文精神是一个人对于人的命运, 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人的自由与解放, 人的幸福与发展等有着深切关注与思考的内在品质, 人文精神的培养应在大学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大学的人文教育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着重要的作用, 大学生不仅要掌握服务社会的专业技能, 而且还应该有社会责任感, 有历史担当, 有勇于拼搏、敢于挑战的魄力和勇气。正如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谈到高等教育改革时所说, “大学过于功利, 大学校长过于功利, 对社会将是一个祸害”。当下的社会对知识和技术的崇拜已经超过了对思想的崇拜, “然而知识也是双刃剑, 比如化学家可以合成药物, 也能合成毒品, 大学过分追求技术主义, 对国家并非有利。撒切尔夫人曾有个论断, 认为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强国, 因为近代中国没有独立的、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的确, 中国近代开始就没有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家了, 我们输出的只是制造业的产品, 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流的思想家, 这会是个悲哀。”人文精神和公民精神的培养无疑对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成长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现在高校的人文教育课程体系设置还不够完善, 高校的“两课”教育变成了纯粹的知识传授, 而没有起到启迪思想的作用。授课方式采用灌输式、大班制的模式, 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 为了应付考试而去死记硬背一些条条框框的知识点。实践证明, 讨论式、引导式和启发式的教育方式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的学习能力, 培养学生的民主思想、公民意识。在讨论式教学过程中, 可以培养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反思去发现真理, 辨别谬误。这样得来的知识才能真正内化于学生的心中, 成为行动的指南。

三、建设批判的校园文化的合理性分析

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 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其深层根基在于对人类实践活动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本性, 在于对人类实践活动内在矛盾的深刻把握。校园文化建设活动作为文化实践活动的一部分, 也要具有批判精神。

1. 批判精神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动力之源。

批判精神是对一切事物、感知对象和思想观点的一种敢于和善于怀疑、反思和超越的科学态度和思维勇气。它不承认任何绝对、永恒、神圣的东西, 但批判精神并非否定一切, 而是辩证的否定, 是批判与创造的统一。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打破, 而是一种着眼未来的更好的发展。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过, “所谓大学者, 非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 从历史角度客观分析梅贻琦先生的“大师论”, 我想梅老先生并非在否定“大楼”在学校建设中的作用, 而是在强调“大师”在学校建设中的精神超越性。正是由于“大师”的存在, 才有了大学的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底蕴。大学的批判精神包括自我批判和社会批判两个方面, 这是由大学的本性所决定的, 大学从出现那一天起就渴望独立思考、学术自由、超越现实, 挑战未知, 也就是要具有批判精神。个人和社会的发展需要批判精神的推动, 个人需要安身立命之本和精神寄托, 社会进步需要发展动力和精神支持, 人类社会就是在对人们的生存状态的不断批判中得以发展的。大学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组织, 更是一种精神的存在, 大学之所以能够作为人类历史上的最为经久不衰的一个系统和组织存在, 大学精神是其安身立命之本, 而批判精神就是大学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推动社会进步和自身的发展是大学永恒的双重使命。建设批判的校园文化, 培养校园文化参与主体的批判精神, 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是大学的责任和使命。批判思维推进校园文化建设不断反思、创新与超越, 让一所大学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化品牌, 因为特色文化是大学的生命力所在, 大学只有不断地创新与超越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2. 大学文化和社会文化之间应有必要的张力。

大学校园文化具有传承民族优秀文化, 整合过滤时代文化, 创新引领社会文化的作用。大学文化完全迎合社会文化, 大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现代大学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机构, 需要科学的管理理念和体制才能走上长久发展之道。作为大学的管理者们, 他们的办学理念和精神境界对大学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正如陶行知所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 要评价一个学校, 首先要评价她的校长”。大学校园文化建设需要一支具有丰厚文化修养和高尚师德品质的专业教师队伍, 作为学生的传道、授业、解惑者, 他们为人师表和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 对学生和整个的校园文化建设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作用。大学文化不应该依附于大众媒介文化, 也不应依附于主流意识形态, 三者之间应该保持适当张力, 大学文化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话语模式和批判意识。总之, 让大学对市场保持适当距离, 让大学文化对社会文化保持适当的张力, 保持对自身和社会文化的批判意识, 建设批判性的校园文化环境, 对于大学自身的发展, 大学社会功能的发挥以及促进大学生的成长成才都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王革, 等.校园文化建设——大学发展的战略使命[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7) :1-8.

[2]蒋原伦.媒介文化十二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7) :3-26.

[3]董小玉.大学校园媒介文化建设初探[J].新闻爱好者, 2009, (6) :42-43.

[4]郭峰.社会文化批判:大学文化不应该缺失的品格[J].山东社会科学, 2010, (1) :158-162.

篇4：世界文化遗产之殇

这接二连三的地震不仅让尼泊尔人民措手不及，也让对尼泊尔憧憬已久的背包客和摄影师们感觉恐惧失落、扼腕不已。这场灾难截止到5月13日13时，已经夺去了8216人的生命，也给了加德满都这样一个世界闻名的古城一次毁灭性的劫难。

达拉哈拉塔，是尼泊尔主要地标之一，始建于1832年，塔楼高达52米，1934年曾遭到大地震破坏，此次地震过后，它已完全坍塌，同时还掩埋了数百名游客。

世界最大的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又称四眼天神庙，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圆形佛塔。相传佛祖释迦牟尼生前曾到此讲经，并收下1500名弟子。叫它“四眼天神庙”是因为佛塔拥有高耸的金色塔身和四双巨大的佛眼，那是释迦牟尼的眼睛，正无所不在地注视着世人。这里往日是五彩经幡随风飘扬，白色巨大的穹形气势不凡，而今，它的风采已然不在。

受损最严重的可能是位于巴德岗古城的杜巴广场，该广场有50多座寺庙和宫殿，这里浓缩了尼泊尔16世纪至19世纪建筑精华，地震过后，目之所及都是残垣断壁、瓦砾碎石，已有2/3的寺庙和宫殿已完全毁坏，那样悠久的美丽文明就这样消失不见了。

巴德岗，尼泊尔语中的“稻米之城”或“虔诚者之城”。巴德岗，据说从14世纪开始就已成为当时马拉王朝的都城，前后经历了12个马拉王朝国王的统治。宗教、种姓和皇权是马拉王朝最强烈的印记。如果能行走在巴德岗，最好能无目的地闲逛，虽然可能不懂得那么多神像代表了什么，但你不得不惊叹那些几百年前能工巧匠的杰作。那些雕刻，可能现代人也无法再现，最主要的是无法再有那种超人的想象力。

加德满都，是尼泊尔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同样位于加德满都谷地，尼泊尔人把加德满都视为：“我的遗赠，我的自傲，我的加德满都。”所谓“世界文化遗产”，这里比比皆是。然而，所有这些，转瞬变为一片废墟……

对于所有见证过或向往尼泊尔文化的人来说，大地震犹如噩梦，除了为尼泊尔人民祈祷，为我目睹过的美丽和文明祈祷，我想，我能做的，就是把给我留下美好回忆的尼泊尔的美记录下来，纪念尼泊尔曾经带给我们的不同感受。

篇5：中国太阳能企业的形象代言人之殇

一、太阳能企业对形象代言人传播乏力。

通过网上查寻“太阳能形象代言人”，“百度”、“搜狗”、“狗哥(google)”之后，上述出现的形象代言人出现的频率都极其有限，甚至有的根本出现不了。这样一种现代化的传播方式在现代化的传播媒介上的微弱，说明了太阳能企业对形象代言人的传播力极其不足。在电视广告上、报刊传播上，传播亦然。这首先表明，我们的太阳能企业对传播还没有掌握，既然花十几万、几十万请了这些公众人物，就要想方设法，科学地最大限度地把他们的影响传播出来。可是我们的很多企业把请形象代言人当成了目的，而没有当成道具，只做不说，一请而了。即使在企业实力有限的条件下，也完全可以让代言人的影响更大一些。其二，这也表明了我们的太阳能企业整体实力不足，我们还没有把代言人进行后续传播进行到底、发挥到极限的能量，传播知识不足，资金等资源也不足。就像有些假中产阶层，小车买得起用不起。我们这些企业代言人请得起而传播不起。如果你花二十万请形象代言人，那你是否有20倍以上的实力传播出去，有足够的专业智慧传播出去，才是关键。

作为请形象代言人的始作俑者皇明和亿家能，他们对杨扬和陶虹的传播是铺天盖地的，而且也是适可而止，一年之后就停止了续约。作为跟随者，也应慎思。盲目地请代言人有三害，花高费用没有大传播，起不了作用，对企业是经济损失;对代言人是形象损失，代言的产品没有产生品牌提升代言人身价就会衰减;对产业也是形象损失，这么多形象代言人让公众耳目一新，结果使用的产品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目标，消费者就会对太阳能行业降低印象分。如果形象代言人和企业或产品特质不符，那又是另一种损伤，这里姑且不做分析。可见，20太阳能行业的形象代言人成了行业之痛。

二、长板受短板所累，传播缺少系统支撑，

大家知道木桶原理，木桶四周所有的条板只有都是长板，木桶才能盛满水。如果有一块短板，木桶的水只能和最短的板一样高。在我们企业发展中，请形象代言人可能是长板，但我们作为一个朝阳产业，我们的企业木桶各个条板都一样长了么?答案是明了的。我们的产业还很稚嫩，我们的企业系统还没有完整地建立起来。企业的综合分数是各个分项中最低项的分数，连平均分都不是。市场调研、研发、质检、工艺、制造、营销、管理、网络建设、售后服务、企业管理、企业文化、经营战略战术、人才建设、学习创新机制等等，是一个综合系统，妄图依靠形象代言人一下子获得高速提升是不可能的。只有整个企业基石稳固了，代言人才能锦上添花。而现实情况是，我们的企业整体还比较弱小，形象代言人长板受其中某一项的短板所累，所花的钱是冤枉的。我们的行业还缺少体系盘石的有效支撑。根基稳了，基础牢了，深挖洞广积粮，太阳能企业才能在更高的层面上徜徉。我热爱我们的行业，希望我们的企业们早一日在市场上长歌美舞。可是请代言人时机尚早，同仁们还须努力练好基本功。

三、形象代言人泛滥反映了行业的浮躁。

年太阳能行业形象代言人的泛滥和过早出现，不排除少数企业的特殊情况下的成功和客观条件，但整体上来讲是一次行业集体歧途，这是新行业探索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现实中并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倒是其中反映出来的思想问题需要我们的太阳能精英们思考。中国太阳能市场仅仅发展了十多年，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来日长着呢，当下还是打产业和企业打基础的时候，行业和企业百年基业还在幼年期。我们大可静下心来，慢慢做细功。中国太阳能行业不能浮躁，中国太阳能精英们也不能浮躁。中国家电业前10强哪一个没有上百亿元、几百亿元的销售额，哪一家企业不比我们整个行业的总销售额还要多?可是人家家电业也不是家家都请形象代言人，形象代言人是家电大牌玩的游戏，我们的心态不能错位。当然向上向美，积极地探求企业和市场发展是对的，不敢为神圣的阳光产业泼冷水，但理性的思考，以行业纵向和产业横向的眼光理性地思考，正是我为大家提出的一点建言。风物长宜放眼量，单纯的形象代言人不能为王。磨刀不误砍柴功，只要我们夯实基础，我们会跑得更快。

篇6：彼岸花之殇

忘川河

彼岸花永远在彼岸悠然绽放

此岸心唯有在此岸兀自彷徨

多少烟花事尽付风雨间

多少尘间梦尽随水东转

看见的熄灭了

消失的记住了

开到荼靡，花事了……

留下的记忆不过是一地花瓣……

风吹走了，就没有了……

那一夜梦中相会

你是白色无根莲

我是红色彼岸花

你苍白如雪

我妖红似血

你落落于天山镜池水沄沄

我寞寞在幽冥黄泉路漫漫

那一刻爱上你

命里劫数无路可逃无所可逃

我会一直等三千日

斗转星移你终于老去

我依旧沦陷

你来到渡口前方

暗河黑水潺湲投以我浅浅一笑

孟婆汤碗已空

你踏上奈何桥心静如水心沉如石

我合上乱花枝心痛破碎心死无望

我脉脉花香的缠绵抵不过苦涩寡汤的忘却

我还活着没有灵魂只有肉体却坚持爱你

那一刻爱上你

命里劫数无路可逃无所可逃

我会一直等三千日

斗转星移你终老去

篇7：二战之殇

约克城、列克星敦的沉没

一切都是战场的转折

这些战士在流血

斯大林格勒的杀手

莫斯科的歌声

苏联战士们奋勇前进

德国鬼子们落荒而逃

这些勇士在牺牲

不列颠的雄鹰

诺曼底的“霸王”

盟军英雄们面对希特勒的炮口

高歌突进

这些士兵在前进

库尔斯克的老虎

柏林的黔之驴

德军在苏军的炮火之下已是强弩之末

欧洲战争终将结束

这些英雄将凯歌而归

塞班岛的风语

中途岛的胜利

舰娘们在正义的炮声中

渐渐沉没

硫磺岛的反攻

张家口的解放

日本人仍不投降

真是糊涂

冲绳岛的登陆

威克岛的收复

男人们的大和终沉入海底

日本投降只是时间问题

原子弹的投放

大科学家的忏悔

是人类结束战争

还是战争结果人类？

篇8：中小企业要警惕劣币之殇

“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定律, 也是经济学中一个古老的原理, 又称“格雷欣法则”。它是由16世纪的英国财政大臣格雷欣提出的。在16世纪的英国, 贵金属不敷造币使用, 不得已在新铸造的货币之中加入其他金属成分, 所以, 当时市场上就有了两种货币:一种是原先不含杂质的货币, 另一种是被加入其他金属的货币。虽然含金量不同, 但是这两种货币在法律上的价值却是相等的。结果, 人们把成色高的, 即贵金属含量高的货币保留储存起来, 在市场上使用成色低的货币进行交易和流通。如此循环, 市面上成色高的良币渐渐减少, 最后, 市场上就只剩下成色低的劣币在交易, 良币被驱逐出市场。

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也存在。早在西汉初年, 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贾谊就曾指出:“奸钱日繁, 正钱日亡”。这里的“奸钱”指的就是劣币, “正钱”指的就是良币。

“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不仅在铸币流通时代存在, 在纸币流通中也存在。而且, 这种现象也普遍存在于现实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平日乘公共汽车, 规矩排队者被挤到后面, 而不守秩序的人倒常常能够捷足先登。最后, 遵守秩序排队上车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再比如, 在一个单位, 任人唯亲、任人唯私, 不能公正对待员工, 那么, 能力强、水平高、真正干工作干事业的就会从这个单位退出或者改变行为方式, 最终, 剩下的皆为阿谀奉承的平庸之辈, 而且能把原来能力强、水平高、真正干工作干事业的人改造成为阿谀奉承的平庸之辈。最为可怕的, 是“劣币驱逐良币”被运用到官场。如果在众人皆贪的时候, 独善其身者常常被视为异己分子, 无处容身, 或被迫同流合污, 或被排挤出局。最后, 剩下的就只有贪官污吏了。历朝历代的更迭, 全不是因为对手的强大, 而是因为自己的腐败。

在我们的经济建设指导理念上, 发生过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的现象。在计划经济时代, 我们看到的是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商业浊流, 片面认为凡市场经济就一定是充斥着偷税漏税、违法乱纪、商业贿赂、投机倒把、以次充好、商业欺诈等丑恶行为, 因此批判了“不好”的市场经济, 但忽视了“优胜劣汰”规律即“好”的市场经济规律。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能够正确对待“优胜劣汰”规律和“好”的市场经济了, 但有人又走向另一个极端, 认为市场经济一定好、一切好, 必然会“优胜劣汰”, 忽视了“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则也会发生作用, 忽略了市场经济不好的一面。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 暴露出我国企业, 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软肋, 反映出的恰恰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在企业竞争中, 表现为偷税漏税、违法乱纪、商业贿赂、投机倒把、以次充好、商业欺诈等扭曲的市场行为, 甚至是与黑恶势力相结合, 在市场上占据有利态势, 取得经营上的现金流、利润、低价位、资产规模的优势, 获取某种垄断地位。总之, 通过不正常、不道德的手段排斥其他企业。如果让这些行为得逞, 那么, 那些奉公守法,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辛勤劳动, 进行高科技含量营运的好企业, 在这场扭曲的市场竞争中就会居于劣势, 要么被迫改变道德观念和经营方法, 采取同样的坏的做法, 变成坏的企业, 要么就是被排挤出市场, 在竞争中败北。

“劣币驱逐良币”法则发挥作用, 导致我国一些企业缺少自己独立的核心技术、缺乏核心竞争力、粗放式经营、低水平重复建设、盲目投资等等一系列问题。长期以来, 我国一些企业的发展, 主要延续着外延式、资源型的粗放化扩大再生产的方式。急功近利, 恶化环境。这些企业发展主要以优惠政策或政策倾斜为支撑点, 实际上, 是在政策和政策漏洞的容许下, 或者说是合法和在合法与否的边缘地带进行偷税漏税、违法乱纪、商业贿赂、投机倒把、以次充好、商业欺诈。有一段时间, 我国对于企业经营者“原罪”赦免问题的争论, 实际上就是对承认这种扭曲状的争论。这些企业在技术和产品上, 重引进, 轻吸收, 几乎不研发。目前国内的“强”、“大”、“知名”企业, 很多是科学技术含量比较低的房地产、金融等企业。在这个扭曲的市场上, 能够一夜之间涌现出亿万富翁的“企业家”;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创造在“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往往需要几代高端人才、上百年的奋斗才能创造出的巨大财富。在如此情况下, 真正扎扎实实办企业、奉公守法办企业、科技为本办企业的, 必然被排斥出局或面临着被排斥出局。出局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顺着潮流, 变为投机性经营;另一种, 则是被赶出市场。由于中小企业的天生弱点, 被排斥出局的“好”企业首先是中小企业。

这种情况在文化市场和教育市场同样存在。如果在大办文化产业和教育产业的轰轰烈烈的浪潮下, 放任无序无道德的竞争, 正常的文化和文艺作品则必然要败于“黄赌毒”;优质的教育必然要让位于劣质的教育。

“劣币驱逐良币”, 导致我国市场长期扭曲运行并将问题不断积累。这一扭曲运行现象, 应该说在一些国营大企业最为严重, 表现为外来技术加下放制造的模式。具体说来, 就是核心技术甚至核心部件, 依赖其他国家的企业;在零部件的制造上, 又下放给中小企业完成。在很大程度上, 国营大企业只发挥了一个“白手套”的作用。作为中小企业, 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 都是以低端产品和外来加工为依赖的, 缺乏自己的独立的生存空间和生存能力。显然, 在这种情况下, 中小企业也只能跟在扭曲的轨道上运行。况且, 很多中小企业本身就是在这种扭曲环境的土壤中产生和发展的, 自然也形成了这样扭曲的轨道的组成部分乃至推手。

在世界性的金融危机面前, 我国企业都受到影响, 缺少自己独立的核心技术和核心竞争力的问题日益凸显。但是, 受到冲击更大的是中小企业。这是因为:一是大企业有转移危机的能力, 把自己所承受的危机传导给中小企业, 从而化解自己的压力。而中小企业大部分位于产业链的下端或末端, 转移危机的空间不大或者根本没有转移的空间。二是国营大企业具有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垄断地位。而中小企业数量众多, 而且分散。不能说政府不重视中小企业, 政府出台了不少扶助中小企业的政策, 但无法逐一及时落实到所有的、具体的企业上。三是国营大企业的核心技术和核心竞争力远优于中小企业。

那么, 如何避免劣币之殇, 抑制“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 更好地发挥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作用呢?

最关键的是加强法治建设。“好”的市场经济必然是“法制经济”。有两句老话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一句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一句是:没有倾斜就没有政策。这两句话告诉我们, 法律是平等的, 而政策是倾斜的。倾斜就扭曲了公平的竞争, 但是我们不能一概否定政策的作用, 在一定情况下, 政策具有具体化、针对性强、见效快、力度大的特点, 是解决短期和特殊问题必不可少的手段。但是, 如果把政策作为一种常态的、和法律并行的、甚至抵触的体系, 而政策本身又是常变的、朝令夕改的、服务于特定群体或集团的, 那么, “好”的市场经济就难以为继。

只有在“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才有科技创新的动力, 企业竞争才能是经营能力的竞争。在这种正常的轨道上, 才会“优胜劣汰”, 才能真正提高企业的核心技术和核心竞争力, 才会有企业独立的生存空间。尽管财富有加剧产生和积聚的趋势, 但在“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科技为本的企业发展道路和方向没有改变。

说到企业的核心技术和核心竞争力, 不仅存在于大企业, 也存在于中小企业。认为中小企业不可能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中小企业完全可以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以及由核心技术带来的核心竞争力。我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企业, 如泥人张、王麻子剪刀、全聚德烤鸭店、亨得利钟表店、瑞蚨祥绸缎店、盛锡福帽业, 等等。我们要认识到很多行业其实是不适于大企业经营的。在这种行业中, 科技含量的高低必然是在中小企业中进行比较。因此, 科技进步和创新, 核心竞争力的打造, 不仅大企业责无旁贷, 中小企业也是大有可为的。

篇9：组织老化，企业之殇

半年来，各大公司裁员信息不绝于耳：IBM裁员11.8万人；西门子裁员12300人；夏普裁员5000人；高通裁员4500人；联想通告将在全球范围内削减约3200名非生产制造员工……

面对不断下滑的业绩和日益缩小的市场份额，裁员确实能起到立即减负的效果，也被大多数企业所采用。然而，走到裁员这一步，仅仅只是市场形势使然吗？

裁员，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个企业已经或正在被边缘化，其组织结构已经老化或者失去创造力，不能适应新的市场环境了。

一个庞大的企业轰然倒下，或大规模裁员，在外人看来总有些突然，但其实这是其内部症结由量变到质变的必然结果。

所谓的企业成熟，也就意味着固化，意味着按部就班的开始，也意味着老化和可能失去创造力。

组织稳定，高层权威树立，公司决策变成一言堂，个人永远正确；

中层管理者唯高层马首是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部门利益至上；

员工不再思变，安守一方，自下而上的活力型创新丧失；

人浮于事，看似人人有责，实则人人无责，不再积极寻找机会；

新人进入，很快卷入沉沉暮气，希望的鲶鱼效应难以实现；

从上到下，结成一个僵化的网，看似牢固，实则丧失了生命力……

即生即死，在互联网技术和思维引发的大变革中，产品如此，企业组织也要时刻保持警惕。

阿里巴巴的组织结构半年一变，是阿里人早已经熟悉的节奏。马云说，“变革是痛苦的，但要是不变革，未来连痛苦的机会都没有！”“变革是为了让我们的组织更加灵活地进行协同和创新。”

腾讯公司从成立时的职能式变为业务系统制，再从业务系统制向事业群制公司变迁，并持续进行公司级组织的升级与分拆。

万科已经将职业经理人制改为事业合伙人制，并正加速实行结构的扁平化。

海尔更是力推内部创业，企业组织边界模糊化……

罗振宇在其《都是聪明人》的讲座中提出，一个标志性的现象可以用来判断一个组织是否老化：如果组织中的大多数人在为自己的位置负责，就是一个落后的正在老去的组织，而组织中的大多数人在为事情负责，就是一个先进的富有创造力的组织。深以为然。

组织的考核制度是否客观上起到了奖懒罚优的作用，产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果，也是一个判断依据。

篇10：百年票号之殇

张宏彦 《生活晨报》 2010年7月20日

你可知道？百年前山西曾经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金融核心地位？为什么票号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深反思。重新审视五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也让我们不由地忆起那些曾经的辉煌，那些曾经属于晋商的辉煌。

商通天下——纵横四海的晋商足迹

我们都知道商业繁荣的地方，往往也会成为金融业繁荣的地方，例如当今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纽约、伦敦、东京、香港等无一不是商业繁荣之地。而山西之所以在近代逐步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决定性的因素是晋商的崛起。关于晋商在明清的崛起，很多学者都分析了地理方面的原因。的确，从商业角度来看，山西的地理位置是特殊的，正如《五百年来谁著史》中提到的“自古以来，山西介于中原与北国之间，这里的文化不能不是多元交融的”。在明清期间，山西是一个陆路贸易的枢纽，这一时期，活跃在“茶马之路”（中国对北亚和欧洲贸易的陆上通道）上的几乎全是山西商人。

也有人从地理的角度做出另外的解释：地瘠民贫才迫使山西人弃农从商，演绎了一个又一个“走西口”的故事，但是仅仅生存环境的恶劣并不是催生一个商帮崛起的充分条件，笔者认为晋商坚守诚信的品质、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敢于冒险的勇气才真正构筑了历久弥坚的晋商魂。试想，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能够打破祖祖辈辈守土安贫的信条，走出家乡甚至走出国门开拓出数万里之遥的艰难商路，那期间要经历怎样的惊心动魄，我们今天的人已经是无法体会了。山西商人的艰苦创业使这个群体的商业视野变得前所未有之大，他们的经商足迹南到香港、加尔各答，北至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等地，东达大阪、神户、横滨、仁川等地，向西延伸到阿拉伯国家，甚至远涉欧洲。所以过去晋商自我调侃说：“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人。”

晋商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勇于开拓之外，还和山西金融业的支持有莫大的关系。往往是山西商人经营到哪里，山西的货币资本就跟到哪里，而且经常是同一个东家既开商号又拥有账局（进行资金贷放的机构）。进入19世纪之后，票号终于从商人资本中分离出来，从此开启了晋商辉煌的新时代。

汇通天下——黄土地走出的金融家

虽然对于票号业创立的具体时间学界依然存在争议，但多数人认为道光初年（约1823年前后）设立的“日昇昌”是票号鼻祖。据说这第一家票号的成立其实是一个无心插柳的结果。当时，很多山西商人在北京开设商铺，到年终结账的时候，就需要给在山西老家的总号送回银两，以往由镖局运现银，成本高也并不安全。于是，西裕成颜料庄大掌柜雷履泰率先开始以拨兑的方式承办捎银两事宜，商户只需要将现银交到西裕成的北京分号，再由北京分号写信给平遥总号，而商户持信件就可以到西裕成颜料庄总号兑取现银，当然，颜料庄也会适当收取一部分汇费。随着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汇兑业务也越来越红火，年终一算账，兼营的副业——汇兑的收益竟然超过了主营的颜料生意！掌柜和东家一合计，干脆就专营汇兑业务，于是“日昇昌”票号成立了，它标志着专营汇兑的金融机构在中国开始形成，以此为分水岭，山西商人开始在近代中国金融市场上异军突起！

很快，其他的山西商人也敏感地捕捉到了商机，于是也纷纷成立票号，到鸦片战争前期，山西票号业已具备了一定的规模。19世纪60年代后，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商人增加了对票号汇兑业务的依赖，票号业的规模迅速扩大。山西票号商人们在全国多个城市广设分号，足迹遍布汉口、天津、济南、西安、开封、南京等重要城市，几乎覆盖整个中国，甚至还有的票商将分号开到了香港。山西票号业的经营可谓蒸蒸日上，尤其是在19世纪后半期，山西的票号经营者们积极争取到了汇兑和保管官方款项的业务，使票号经营有了更为稳健的基础，至此，山西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当之无愧的金融中心！票号业被时人评价为“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就连光绪皇帝在看到日昇昌票号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汇集了全国各地的款项时都不禁赞叹道：“好个京都日昇昌，果然能汇通天下”！

天下——这个词语在闭塞的中国古代人（也包括部分闭塞的近代人）眼中其实主要是指华夏大地的领土而已，而从黄土地走出的金融家们却并没有将目光只集中在中国本土的金融市场上，他们心中的天下比皇帝的更大！随着晋商对外贸易的拓展，山西的金融家们也把目光投向了海外。据考证，早在19世纪末就有票号在朝鲜设立代办所，开始经营国际汇兑。到20世纪初，合盛元银行的经营者上书朝廷要求在日本设立分号，他们言辞恳切地表达海外经营的初衷，大意是：中国商民到海外的越来越多，而国际汇兑却掌握在外资银行的手里，在海外的华商“因无本国银行，不免仰外人鼻息”，所以要保护中国商民的利益，同时也不能让“金融机关操之于人”；而且，外国人可以到中国来办银行，那我们中国人也应该到外国去设立银行。于是，在获得官方批准后，1907年山西票商终于在日本神户设立了“合盛元银行神户支店”。我们注意到，这家分号在日本是以银行的名称注册的，所以，中国的第一家海外银行其实是由山西人设立的。后来，又有其他票号在南洋、新加坡、俄罗斯等地设立海外分号，而正当山西金融家们在海外征途上渐入佳境的时候，清政府垮台了，山西票号业也迅速地走向了衰败。

盛极转衰——山西为何失去金融中心的地位？

有史学家指出：“（票号）自光绪甲午后为增盛时代，自庚子至辛亥为极省时代”。票号在近代的迅速衰败，尤其是经营鼎盛时期，迅速地由盛转衰，不得不让很多人感到疑惑：为什么票号会如此之快地由盛转衰？为什么山西失去了近代金融中心的地位？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解释。

观点一：清亡票号亦亡

有人认为，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可以用“成亦萧何，败亦萧何”来形容。由于与清政府的关系绑得过于紧了，票号在资金上、业务上过度依赖政府的支持，甚至有的票号只办官款，而不屑于普通商民的业务。于是，很多票号与清王朝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由于对政治局势错误的判断硬把自己和腐朽的清政府拴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而且，从时间上来看，很多票号确实是在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之后很快就倒闭了，从时间上印证了“清亡票号亡”的判断。

观点二：外资银行入侵

当中国加入“WTO”时，对外承诺在5年内按要求进一步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有人惊呼“狼来了”。其实，“狼”已经来过了，就在一百多年前。1845年英国丽如银行登陆中国，之后列强的银行就纷至沓来。它们作为帝国主义金融势力的代表，来到中国当然不是作慈善的，自然是为攫取中国的经济利益而来。起初，外资银行的经营重点还只是集中在国际业务和外商业务上，随着在中国业务的发展，它们开始盯上了票号的存款和汇兑业务，外资银行先进的管理和雄厚的资本确实给票号的经营带来了很大的挑战。1896年《申报》曾发表评论：“西人在华设立银行，华人趋之若鹜„„各票庄无不仰其鼻息„„”

观点三：本土银行兴起

由于外资银行的迅速发展，本土金融人士提出了“兴银行”的呼吁。到1897年，不论官方还是民间已经达成共识：外资银行掠夺中国金融利益，而中国人必须设立自己的银行。于是，中国通商银行在这一年成立了，之后户部和邮传部又分别成立了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而清政府为了扶持新式银行的发展，将越来越多的官方业务转到中资银行。于是票号就从与外资银行勉强对抗的状态变成在中外银行夹缝中求生的格局。

观点四：改组银行失败

当时不管是中资还是外资银行，在机构铺开的时候，总是遵循先沿海后内地，先发达地区后落后地区的模式；而票号则恰恰相反，总号设在信息相对闭塞且开放程度小的内地省份山西，而分号却设在北京、上海、汉口、甚至香港繁华之地。这直接导致应对票号整体规划、发展负责的东家、总号经理们，在掌握经济、金融态势变化方面远不及分号经理。当京都票号经理人发起合组银行倡议，并向总号的“各位乡台大人”提出改组银行的建议时，却遭到了无情地打击，总号的“乡台大人”们不仅把书信“束之高阁”，还有人批评说这样做的人不过是为了自己发财罢了。于是山西票号能够改革已经落后的经营、管理制度的大好机会就这样被蹉跎了。

观点五：不做担保业务

票号的运作，往往以信义为基础，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办事，凭信义开展业务合作，向外发放贷款一般不要保证。现代的信贷管理学告诉我们：贷款发放前银行要求提供的保证是贷款的“第二还款来源”，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信贷风险。而票号以信用贷款为主意味着在经营的过程中要面临两大难题，第一是业务经营的局限性，即只能向熟悉的商户发放贷款；第二是业务的风险性无法规避，即便借款人很讲信用，但也杜绝不了因经营失败的风险，一旦借款人破产，就算他再想兑现归还贷款的承诺也有心无力了。

上述观点可以说都有道理，也都不完全，票号的没落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如果一定要给出一个简要的总结，也只有四个字：内忧外患。不管后人如何评说，那一页浓墨重彩的历史始终是已经翻过去了。经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代皇帝和民国，山西票号延续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经营神话，为我们这些后人留下了很多的东西，那些令我们唏嘘感慨的，那些令我们无法遗忘的„„

抚今追昔——也说新晋商

——应当珍视的宝贵遗产：晋商魂

我们可以认为，票号商人是晋商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说他们特殊，是因为他们将经营领域从商业转到（或延伸到）金融业；但本质上来说，他们与其他的晋商其实并没有差别，只是经营范围有所不同而已。票号商人在金融业务经营中秉承了晋商一贯的诚信精神，他们本着“以仁取信，以义致利”的经营原则，提供金融服务满足社会金融需求。他们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例如创新精神，山西的票号商人对中国的近代金融业做出了很多的贡献，金融创新曾使票号业发展的前期充满了活力：票汇使商人们从沉重又危险的金属货币运送的烦扰中解脱出来，支付结算变得简单又便利；密押作为神奇的风险防范手段，成本低廉还安全可靠；“身股”制极大地调动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凡此种种，我们不得不敬佩前人的智慧和大胆突破。

再如诚信的品质。有些票号商人在经营不下去的时候，会及时盘点家底，不是为自己日后的生活作打算，而是为了在彻底破产之前清偿所有的债务。据说，有的票号东家还不到资不抵债的时候，就通知所有的债主前来，并提前归还债务；同时，也通知所有的存款人取回他们的存款。有些号东宁可自己一贫如洗甚至沦落到乞讨为生，也不愿意欠人家一两银子。

当年的晋商以诚信闻名天下，而今天的晋商呢？最为国人所熟悉的又是什么呢？笔者在北京读博期间，曾不止一次地听到这样“寒暄”：“呀！你是山西人！24辆悍马！山西煤老板都好有钱„„”面对这样的话题，我的应对只能是无语。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起，煤老板成了新晋商的代表形象。而且，新晋商的爆发故事还有续集，去年到今年又有人传出有山西老板在北京买了整个单元楼房，以囤房炒作。尽管故事的真实性无法考证，但丝毫不影响其传播的广泛性。为什么外界会有人如此看待当今的晋商？爆发、投机、炫富，很显然已经有人在用有色眼睛来看新晋商了。曾经有一个文人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谁在妖魔化新晋商？”被误会、被妖魔化，不被了解，该生气吗？请温习一下《论语》，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外界不了解我们，不是我们生气并“讨伐”人家的理由，或许我们真的应该向前人学习，返恭自省自身的不足。

——必须吸取的深刻教训：前车鉴 事实上，今天的山西人面临着和一百多年前非常相似的发展困惑：在经济走向开放的客观情况下，面对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和经济发展重心的转移，我们应该怎样做？

回顾历史，在近代，山西人曾经面临过几乎同样的问题。鸦片战争后，在不平等条约的迫使下，中国的沿海城市一个接一个开放了，这对山西商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面临对外贸易运输方式的变革，山西的陆上贸易枢纽的重要性在逐步被削弱。随着沿海港口城市的繁荣，商品集散地的转移，沿海港口城市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昭示着海洋商业文明的崛起，同时也意味着陆路商业文明在逐渐失去以往的辉煌。在这些沿海城市中，上海无疑成为新的商界黄金地，上海开埠之后，很快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新的进出口商品集散地，中外商人云集于此。而且，国人能够在此直接与洋人频繁接触、交往，进行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上海金融业也在逐步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后来的上海外资银行林立，证券市场也逐步形成。而此时，虽然一部分晋商已经警醒，但还有一部分在做什么呢？盖房置地，又重新做回了地主！这部分人的故步自封，思想守旧，使相当多投入城市的商业资本又转回到农村，等于自己把市场经济萌芽给掐灭了。在票号业发展的后期，那些不了解外界的东掌们没能将票号的总号及时转到上海也是一大失误，有些人面对经济、金融中心的转移甚至完全无动于衷。还有些山西商人不能够与时俱进，看不清近代产业升级换代的趋势，仍然致力于对传统产业的投资，最后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破产的同时也把以信用贷款支持其发展的部分票号一并拖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