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案刑事案例分析

聂树斌案刑事案例分析（共5篇）

篇1：聂树斌案刑事案例分析

聂树斌案重审中人权问题的宪法分析

杨健星

社科1514 3150101461 主要内容：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但这一原则在一般法律中的贯彻落实却远远地落后于我国法治化进程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于受传统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刑事诉讼理念的影响，司法机关在“严打”“从严从快”“破案率”的压力下，往往对一些存有疑点的案件草草结案，死刑立即执行制度过于仓促，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对人权的漠视受到各界的强烈关注。因此从宪法学角度对司法过程中的人权保障进行思考和反省十分重要，宪法的尊严值得每一个人去维护。

关键词：刑事诉讼；司法过程；宪法；人权保障；宪法尊严

一直以来，人权问题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上对中国进行舆论攻击的主要方面之一。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在人权的保障机制上还不是非常完善，尤其是在司法过程当中，一部分执法人员对公民的基本人权并没有做到充分地尊重，采用了一些不当的执法手段让案件仓促结案并立即执行判决，以至于导致了冤假错案的发生。这些冤假错案的发生是我国公民权利缺失所带来的巨大问题之一，为了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推动国家法治化进程，维护社会稳定，我们必须对司法过程中的人权缺失进行反思并做出改变。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其中对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应该有着指导作用，因此从宪法学的层面上对司法过程中的人权问题进行审视和思考无疑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事件梗概

1994年8月5日，河北石家庄孔寨村发生了一起强奸杀人案。

9月24日，河北省鹿泉市鹿泉镇下聂庄聂树斌家里来了3名便衣警察，告诉聂的母亲张焕枝，聂树斌可能是一起案件的作案嫌疑人。直到4名警察给张焕枝送来一张拘留证。张焕枝这才知道，聂树斌8月5日在孔寨村的一块玉米地里，将一姓康的妇女强奸并杀害。

1995年3月，聂树斌被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当年4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4月27日，聂树斌于1995年被执行死刑。

2005年1月18日，王书金在河南落网，他供出曾在河北强奸多名妇女，并将其中4人杀害。其中有一人是“聂树斌案”中的受害人康某。王书金还供认自己是单独作案，并不认识聂树斌。

2005年3月15日，媒体披露“聂树斌冤杀案”，舆论哗然，河北相关机关开始复查聂案。2014年12月12日最高法决定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的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异地复查。12月22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向聂树斌母亲送达立案复查决定书。

2005年1月18日，王书金在河南落网，他供出曾在河北强奸多名妇女，并将其中4人杀害。其中有一人是“聂树斌案”中的受害人康某。王书金还供认自己是单独作案，并不认识聂树斌。

2005年3月15日，媒体披露“聂树斌冤杀案”，舆论哗然，河北相关机关开始复查聂案。2015年3月17日聂被执行死刑后律师首次获准查阅该案完整卷宗。律师可以查阅的卷宗共计17本，包括聂树斌案卷3本、王书金案卷8本以及河北省方面复查卷6本。4月8日聂树斌案申诉代理律师李树亭、陈光武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代理意见。4月24日山东省高院决定就聂树斌案于4月28日13时30分召开听证会，听取申诉人及其代理律师、原办案单位代表意见。6月11日经最高法批准，决定延长聂树斌案复查期限三个月至2015年9月15日。9月15日复查再次延期至12月15日。12月14日山东高院经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由于因案件重大、复杂，复查工作涉及面广，决定再次延长聂树斌案复查期限三个月。

2016年2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消息称，由于申诉代理律师又提交了新材料，经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获悉决定再次延长聂树斌案复查期限三个月，至2016年6月15日。3月26日山东高院再次约谈聂案代理律师。6月8日最高法决定依法再审聂树斌案，已向聂树斌母亲送达再审决定书。

二、人身权利视角的思考

《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3月的修改对“尊重和保障人权”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完善了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等。然而在此之前，一些司法部门和相关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对嫌疑人的权利完全视若不见。从2004年宪法加入人权条款到2012年人权条款落实到具体程序法中，这中间的八年时间里，宪法中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精神是否真正得到落实值得我们反思。2009年4月，国务院第一次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到2016年6月14日第二次行动计划实施评估报告发布，这其中在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一部分尤其提到了司法过程中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

第一是最普遍意义上的人身权的保障。聂树斌一案最初调查的时候，聂树斌的代理律师在会见聂树斌时曾问：“你第一次说没干，第二次怎么又说干了？”.聂说：“打了。”因为时间过于久远，当时的具体情况如何我们已经无从查证，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讲我们无法确定当时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的行为，但既然聂树斌在和代理律师会面时曾经反映出有刑讯逼供的可能，那么这份口供的有效性就值得我们怀疑了。本案的这一细节中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首先可以反映出我国现阶段司法程序上刑讯逼供、警察权力过大等问题。而其次，法院在客观证据不足、口供存疑的情况之下就认定聂有罪，这种行为不仅仅是对于司法规范程序的践踏，更是对宪法中的“人权”理念的漠视，更不用说领会和遵循宪法中的人权精神了。

在2016年6月14日最新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实施评估报告里提到近年来，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得到保障，这是我国人权精神在司法过程中得到贯彻的一个重要表现，而聂树斌案由高院提审更是对于这一进步的最好诠释。尽管已经是死刑执行后二十一年，但这次的提审对于进一步纠正问题，规范整个司法过程有着方向性的指导意义。具体的规范措施应该包括警方拘留逮捕后通知家属，允许会见律师申请法律援助以及对刑讯逼供进行严格监督检查、否定非法证据等。这是公民基本人身权利得到保障的重要规定，必须严格得到贯彻。

第二是具体的生命权的保障。长期以来在执法过程中由于受到普遍社会观念中对于犯罪行为的严厉打击传统以及出于社会维稳考虑所要求的快速打击犯罪要求的影响，司法机关单纯为了追求严厉打击和破案率，对存有疑点的案件草草结案甚至死刑立即执行。这种制度过于仓促以至于最烦甚至是无辜者无法及时地寻求救济。比如聂树斌在宣判后两天内就被执行死刑，连家属都没有接到通知，更不用说提起上诉申请再审等等，这已经不仅仅是人性化与否的问题了，而是完完全全对公民的生命权的漠视。

所以在我国的人权行动中，为了使公民的生命权得到充分保障，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死刑复核检察厅，严格规范死刑复核监督机制，在2015年8月颁布的刑法修正案

（九）中，取消了9个罪名的死刑，死刑的适用更加严格，而且在办理死刑复核案件是更加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还会提供法律援助，这些都是生命权得到尊重和保障的重要体现。

第三是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公检法三大机关之间本来应该是分工配合并相互监督的关系，可是在聂树斌案中，在面对明显有漏洞的证据链的时候，法院和检察院并没有起到监督公安机关的作用，反而是极其配合地，非常高效地对整个案件做出了判决，这样的行为对于聂本人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在判决作出之后聂树斌的家人以及其代理律师第一时间向法院索要判决书也被法院拒绝，这样的审判绝对难说公正。而在王书金落网之后主动承认自己杀害康某的事实是所描述的细节比判决聂树斌时的证据明显更具有可信性的时候，法院和检察院却都认为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以试图维护原判的权威，尤其是检察院作为我国的司法监督机关，对于司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不是纠正而是维护的话，这对于嫌疑人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是一种极大的损害。

201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侦查监督部门调查核实侦查违法行为的意见(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这分别分别对非法取证行为和非法证据的效用进行了约束，排除非法证据；另外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得到保障，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可以通过法律援助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而且律师的执业权利也得到了保障，可以享有必要的知情权以便更好地参与到诉讼中，这些都是对于被告人得到公正审判权利的保障。

三、结语

依法治国是我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一套完整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在这个体系之中，最重要的其根本性作用的还是宪法。宪法所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这一原则必须要贯彻落实每一部具体法律的实施当中才能让每一个公民的利益得到切实的保障。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而法律的实施不仅仅只是简简单单的条文，更加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法律中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只有当我们真正地去了解认可人权精神，这些法条才能成为维护我们权利的工具。

篇2：聂树斌案刑事案例分析

——以聂树斌案为视角

一、聂树斌案过程：

1994年10月1日，聂树斌被刑事拘留；1995年，因被怀疑故意杀人、强奸妇女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5年，王书金承认自己为“聂树斌案”的真凶。2013年9月27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王书金非聂树斌案真凶，驳回王书金上诉、维持原判。

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开启了中国异地复审的先河。

2014年12月22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向聂树斌母亲送达立案复查决定书。2015年3月17日，聂被执行死刑后律师首次获准查阅该案完整卷宗。2015年4月28日，山东高院将召开聂树斌案听证会。

2015年9月15日，因复查工作需要，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决定再次延长聂树斌案复查期限三个月。

目前，聂树斌案的复查工作任然没有结果。虽然侦查机关排除了王书金是聂案的真凶，但是从聂案的卷宗及现存证据来看，仍然疑点重重，无法确实证明聂树斌就是真凶的情况下如何判了一个人的死刑。现存的证据迷雾重重，让人对于聂案持怀疑的态度，一共有以下的疑点： 疑点一：多次出现的花上衣是否为同一件？

李树亭认为，在聂树斌案中，花上衣至少曾经出现6次。

1、根据被害人父亲陈述：当年破案期间，专案组曾三次到其家中，第一次拿走了被害人的照片，第二次拿走了一件花上衣和一件花裙子（后来多次索要却并未归还），第三次又拿了一件花上衣和一件花裙子让他们辨认，他们回答说不是家人的，不知道是谁的。

2、根据孔寨村村民段某某陈述，当年办案人员曾让她辨认过一件花衬衣，段回答说不知道是谁的。

3、根据聂树斌母亲张焕枝陈述：当年办案人员也曾让她辨认过一件花衬衣，张回答说不知道是谁的。

4、王书金案件在河北省邯郸市中级法院开庭时，张焕枝进入法庭旁听，休庭后称检方出示照片上的花上衣，与当年办案人员让其辨认的花上衣不一致，并质疑检方证据做假。

5、根据《青纱帐静悄悄》记载：1994年8月5日聂树斌在游荡中，从张营村梁某家门前三轮车上顺手偷走一件半袖上衣，缠在车把上。

李树亭分析，聂树斌案6次出现过的花上衣，至少应有3件完全不同：

1、从被害人家里提取的；

2、所谓从张营村梁某三轮车上偷的；

3、让张焕枝辨认过的。到底哪一件才是随卷移交的（即彩色照片上的）花衬衣或者短袖衬衣？查遍整个卷宗中也无法弄清楚。疑点二：花上衣从何而来？

聂树斌案判决书显示，1994年8月5日下午5时许，聂树斌骑自行车尾随下班的受害者，至孔寨村的石粉路中段，故意用自行车将骑车前行的康某别倒，拖至路东玉米地内，将其强奸后用随身携带的花上衣勒其颈部，致其窒息死亡。

李树亭称，就此杀人工具即短袖上衣或褂子，亦即所谓的“花衬衣”的来源，聂树斌先后的供述混乱。这件衣服从最初的衬衣，变成白底小黑花短袖上衣，短袖的白底黑小花上衣，再变成了颜色是白底兰黑小碎花图案，再变成了从破烂堆上拿的；从拿这件衣服准备自己穿，但没有试，怕被人发现，变成了衣服式样不知是女士的还是男士的；从12点半多再到约摸下午3点半再到下午5点多，偷拿到衣服的时间也在不断变化。聂树斌曾供述称花衬衣是从原石家庄市郊区留营乡张营村收破烂的梁某处偷来的，在警方调查取证时，梁某并没有证明自己曾经丢失过花上衣，或曾在三轮车把上搭过并丢失过任何衣物，更没有辨认过聂树斌供述的作案用的短袖上衣，是自己曾经丢失的衣物。侦查机关也从未将作为重要物证的彩色照片上的短袖上衣，交由梁某辨认过。疑点三：作案时间是下午1时30分还是5时？

聂树斌案判决书显示，作案时间为1994年8月5日下午5时许。王书金则始终供述其作案的时间是中午1点半左右，作案后回到工地，工友们还在午休。

李树亭认为，关于作案时间，聂树斌一直未供述出具体日期，即1994年8月5日。对于作案前偷拿衣服和遇见受害人，以及实施强奸、杀人犯罪的具体时间，其也是先后供述了多个版本，不能确定具体时间。王书金供述的作案时间，与受害人亲属所说失踪具体时间相吻合。

疑点四：“一串钥匙”的细节

王书金供述，他作案后原来拿起了这串钥匙，在到井台边藏匿了死者的衣物后，突然想到，从现场带走的这串钥匙很可能成为作案的证据，于是返回到尸体旁边，将钥匙扔到离死者右手约一米的地方。

死者康某的工友余某某说，康当时穿的连衣裙没有口袋，钥匙没地方放，就经常用铁环挂在中指上。

聂树斌并没有供述本案最关键的隐蔽性细节：受害人遗落在案发现场的一串钥匙。李树亭认为，王书金对一串钥匙细节的供述，与其他的间接证据之间，已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锁链，且因其对关键的隐蔽性细节供述的唯一性与排他性，基本排除了聂树斌作案的可能性。

陈光武亦认为，就案卷可知，警方当时在勘察现场时，对中心现场进行了警戒保护，未让除勘察人员以外的人员靠近，所以王书金是不可能靠近中心现场的。退一步讲，就算王书金到过案发现场，作为关键性证据的一串钥匙他也不可能看到：因为这串钥匙出现在草丛中，不仔细查看发现不了。

疑点五：除口供外，还有无其他证据？

李树亭认为，聂树斌案的两审判决，主要依据聂树斌的口供作出。但聂树斌本人的口供内容，无论是作案时间、作案地点、作案过程、杀人工具、抛藏被害人衣物地点，还是逃跑路线等，都先后互相矛盾，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同时，聂树斌案不仅没有任何直接的人证，同样没有任何直接的物证，证明聂树斌实施了强奸、杀人犯罪行为和客观事实。

另外，没有任何人指认、控告聂树斌实施强奸、杀人的犯罪行为，或者在其实施犯罪行为时扭送公安机关。案件的发现，完全是基于受害人亲属的报案，石家庄市公安局郊区分局公安人员仅仅是因为聂树斌骑一辆蓝色山地车到处看，而将其锁定为犯罪嫌疑人并蹲守抓获他的。

疑点六：聂树斌口供是否为其真实表述？

李树亭认为，聂树斌本人严重口吃，但所有《讯问笔录》显示聂树斌回答讯问时话语流利，且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内容量很大的供述。甚至在两个多小时内，“口吃的厉害，一天说一点”的聂树斌，完成了长达8页、数千字的供述内容。李树亭称，这与常识不符。

李树亭还认为，侦查人员在讯问聂树斌的时候，涉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所获得的聂树斌的全部口供，依法不具法律效力，更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根据聂母张焕枝亲述，聂树斌的一审辩护人张景和曾经对张焕枝说，他与聂树斌第一次见面时，聂树斌一直哭。张景和问聂树斌：“第一次你为什么不承认（强奸杀人）？”聂树斌没吭声。张景和接着又问：“为什么你第二次承认了？”聂树斌说：“打哩！”

对于这样证据存在瑕疵的案件，中国在法治进程的历史中屡见不鲜，但是如何才能防范冤案的发生，真正保障人民的权益，实现真正的法治化，需要从根本分析原因以及积极防范。

二、冤案的成因分析

“证据问题上出错是导致冤假错案的一个主要原因。”证据是在程序中收集、固定、运用的，证据上出错，反映出程序的失范，以及刑事司法机关及其人员违反程序规定的错误或者疏漏。冤案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刑讯逼供与虚假供述。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仍然保留了如实陈述义务。“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冤假错案时有发生。”“每一起刑事错案背后，基本上都有刑讯逼供的黑影。可以说，尽管刑讯逼供并非百分之百地导致错判，但

1几乎百分之百的错案，都是刑讯逼供所致。” 刑事程序法学者和实体法学者对刑讯逼供与冤案关系的认识是一致的。刑讯逼供获得的虚假供述是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念斌、赵作海等冤案中的虚假供述，都源自突破法律底线的讯问手段。身体折磨使被讯问人感受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强烈的恐惧与求生欲望使人屈从于讯问人的需要。

二是虚假证人证言。证人提供虚假证言的原因有以下几个：（1）因案件利害关系人威胁、利诱、欺骗作伪证 ；（2）因询问人员威胁、利诱、欺骗作伪证 ；（3）证人蓄意作伪证构陷犯罪嫌疑人；（4）证人受感知、记忆、表述能力的限制；（5）证人受案发现场目击条件所限导致证言虚假。证人的虚假证言从类型上可划分为：（1）主动作伪证，主动作伪证者通常是为了使犯罪嫌疑人被定罪处罚；（2）被动作伪证，被动作伪证者是为了避免因作证而给自己带来的麻烦或者为了获利；（3）无过错的证言错误则是无动机的虚假证言，这种证言受证人感知、记忆、表述能力所限，或者受现场目击条件所限，或者因受到难以察觉的诱导而作出，证言的虚假性难以发现。

三是立功人员的伪证。我国《刑法》第68 条规定。“犯罪分子有…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为了立功减刑，曾经发生过在押人员在监管场所内采用殴打虐待、威逼利诱等方式迫使同监室在押人员作出虚假的有

2罪供述，制造冤案。“任何一个清白的人，都有可能因为这样的人物存在而被判刑。”如在张氏叔侄强奸杀人冤案中，因贩卖淫秽出版物而获刑的袁连芳，在入狱后成为了警方的线人，被指两次参与伪造证据。袁因制造伪证立功减刑，却致无辜者入狱，造成两起刑事冤案。四是鉴定错误。鉴定科学所使用科学理论与方法是否有严格而科学的证实，是决定鉴定意见可采性的重要前提条件。造成鉴定错误的原因主要有四种：（1）鉴定人的疏忽过错。（2）鉴定设备落后、实验室条件不足。（3）不可靠的鉴定方法，如测谎鉴定、警犬鉴定、足迹鉴定等均未经严格科学证明，在美国均已慎用。有的落后的科学方法，如毛发鉴定等，其排除嫌疑与认定嫌疑的能力均十分有限。（4）过去使用的有些鉴定方法的科学基础已经被现代科学否定。不可靠、落后、错误的鉴定方法造成的鉴定错误是发生冤案的系统性风险。五是公安、司法人员的违法行为。公安、司法人员的违法体现在：应当作为而不作为的，以及不应作为而作为。具体表现有：（1）制造有罪证据；（2）毁灭、隐瞒无罪证据；（3）妨碍律师行使辩护权，律师会见、阅卷难；（4）拒绝采纳律师无罪辩护意见；（5）刑讯逼供；（6）超期羁押。少数公安人员的违法行为，主要目的是获取有罪证据，尤其是获得供述，并通过供述获取其他证据线索。少数检察官的违法行为，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有罪判决，避免无罪判决致使败诉。少数公安、司法人员的违法有时恰是迫于履职的严格要求：警方不破案会有限期破案、命案必破的政策压力和内部考核处罚；检察官的案件如获无罪判决也会 12陈兴良：《错案何以形成》，《公安学刊》（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5期。参见：《平反张高平案检察官：我偏要做个捣蛋的人》，《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4月28日。受考核纪律处罚。尽管发生冤案也会受罚，但在所发生的冤案中，检警都为了避免眼前的、一时的风险与处罚，选择让无辜者入罪。

六是辩护意见不获采纳。律师辩护意见不获采纳，除了律师本身的原因，现阶段更重要的是刑事司法制度原因：（1）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权只有会见权，没有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律师辩护的对象是案卷记载的指控事实与指控罪名，看不到案卷就无法针对指控提出有针对性的、有效的辩护意见。侦查阶段的律师有效辩护不具有期待可能性。（2）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的律师辩护意见不受重视、不获采纳。现有对已曝光死刑冤案的统计，如秦艳红案、杨文礼、张文静案、佘祥林案、杜培武案、赵作海案、浙江张氏叔侄案、孙邵华案、于英生案等，辩护律师均提出有力的无罪辩护意见，但无一获得法院采纳或者重视。

三、完善冤案预防机制

在冤案的预防制度上，一是应当充分遵循证据裁判，严格坚守证据裁判主义；二是应当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权利。以下相关的制度有继续改革的空间。

（一）关于讯问与供述

为了防止虚假供述，笔者试对讯问制度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完善建议。

一是如实陈述义务的废除。《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条规定有两个层次的含义：（1）嫌疑人必须回答，没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如果不回答就违反了《刑事诉讼法》；（2）回答的内容应当是真实的。一方面，无辜者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如到过现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道听途说等，在不懂法的前提下容易受到诱导或者暗示，在回答讯问人员的提问时，很容易做出对自己不利的陈述，尤其是当讯问人员向其透露犯罪事实的细节时，无辜者很容易将这些细节融入自己的回答，其陈述更像是有罪者的供述，审判阶段难以分辨真伪；另一方面，对于事实上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而言，这项义务意味着他/ 她必须证实自己有罪，是一项立法强迫，和“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在逻辑上难以自洽；因此应予废除。

二是建立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讯问规则。讯问人员在告知嫌疑人诉讼权利后，在提问关于案件事实和证据的问题之前，增加一个关于落实“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原则的环节，向嫌疑人提问：“你是否愿意如实陈述？如果不愿意如实陈述，没有人能够强迫你证实自己有罪；如果你愿意如实陈述，接下来的问题必须如实回答”。如果嫌疑人回答愿意如实陈述，接着向其提出问题；如果嫌疑人回答不愿意或者拒绝回答，应停止讯问。

三是讯问录像应当全面、完整，从进入讯问室到讯问结束，中间不得有裁剪；镜头应当包括讯问双方；每次讯问均应录像。录像设备出现故障时，除非情况紧急、有新的犯罪事实即将发生，否则不得讯问。

四是建立值班律师在场制度。当前我国许多地方试行看守所值班律师制度，律师值班站就设在看守所门口，如能移入讯问室，就能够建立讯问时值班律师在场制度，则无疑可以有效防止办案机关刑讯逼供、诱供、指供，保护无辜者不受定罪处罚。

（二）关于辨认与证言的审查

在辨认程序中应确立双盲辨认原则和顺序辨认原则，以保障辨认程序的中立。双盲辨认原则是指辨认主持人和辨认人均不知嫌疑人是谁，可有效避免主持人影响辨认人的独立辨认；顺序辨认原则是指辨认对象一个一个地出现在辨认人面前，而不是将辨认人领到一堆辨认对象面前，后者容易使无辜者被辨认。此外，现行规定禁止警方在辨认的时候给予暗示，但何为暗示没有明确规定。如果发现有警方暗示的，是否一律不予采纳，还是采取别的审查标准，也缺乏明确规定。如果确定有警方暗示的，应当视证人能否不受警方暗示影响，如能则可以作证，如不能则不得允许其作证。

（三）关于对立功人员证言的审查 立功人员检举揭发的目的，往往都是为了获取自身的减刑或者其他利益，其作证动机可能不纯，存在作伪证的风险。因此凡是有在押犯检举揭发的案件，应严格审查其证言的真实性，与案件其他证据相印证，并记入笔录，方便辩护律师查阅，以便辩护律师分析其证言的可靠性，便于法庭兼听则明。

（四）确保鉴定的可信度

首先，实践中，我国刑事司法机关并未确立对鉴定意见可信度的审查标准。应确立对鉴定意见可信度的审查标准。比如，应审查鉴定所使用的理论或者技术是否可靠，业内同行是否对其可靠性仍有异议；对于新的理论或者技术，是否存在已知或者潜在的错误比例等。如未达到以上审查标准，应认为鉴定证据不具有充分可信度，可予以排除。

其次，应由公安、检察机关加强对内部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专业水平的管理，提高鉴定的科学标准，保持技术设备的更新，保证鉴定人的专业素质。应对鉴定机构认证认可做出强制性的规定，使其成为鉴定机构开展鉴定业务的前提条件，使鉴定机构具备符合刑事案件要求的专业性。

（五）完善公安司法人员的冤案追究制

审者不判，判者无责，是当前冤案追究制的重要疏漏。“追究政法委工作人员错案责任在立法上没有依据。正因为如此，我国实践中政法委协调案件出现错误几乎没有被追究责任的。”3对所有有权力决定案件的人，都应当建立责任追究制，不追责就难以保障履职的责任感。此外，应完善对造成冤案的责任人的追偿制度。《国家赔偿法》第31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受害人后，对于有关责任人员直接侵犯受害人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行为，以及因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故意对案件做出错误处理的行为，应当向相关责任人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这不但维护全体纳税人的利益，而且是表明政府的态度，表明违法司法行为侵犯了政府的利益，表明公正执法才符合政府利益；对于公安司法人员依法公正执法是一个极为有力的督促。

（六）加强有效辩护权

我国虽未能对所有的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但已普及了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案件被告人的法律援助。从当前已发现的死刑冤案成因来看，需要加强律师有效辩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1）侦查阶段关系到口供等证据收集，应建立辩护律师对侦查阶段程序变动的知情权；（2）侦查终结、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起诉前，应书面通知辩护律师指控罪名及主要犯罪事实；（3）对没有委托律师的死刑复核案件应指定辩护律师，辩护律师应有3 年以上从业经验，最高人民法院应对死刑复核案件召开简易听审程序，听取律师辩护意见；（4）律师提出不构成犯罪、无社会危险性、不适宜羁押、侦查活动有违法犯罪情形等书面意见的，办案人员必须进行审查，并予以书面回复 ；（5）辩护人申请调取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应当准许，调取结果应通知辩护人；（6）各级党委政法委不得协调刑事案件，以保护律师辩护权利。

尽管聂树斌案还没有最后的结论，但是从案件的瑕疵来看也足够让人诟病，从其他的冤案也可以得知冤案的发生不仅造成了家庭的悲剧，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而且使得国家的司法公正受到质疑，防范冤案假错案的发生，促进司法公正的进步。

篇3：聂树斌案异地监督的实践与思考

虽然历经22年, 一个青年的冤死终于被平反, 他的家人也终于不用再为此事奔波, 不用再因为此事而受尽煎熬, 但聂树斌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21岁。在为聂树斌平反的漫漫长路上, 我们可以看到, 聂树斌的父母一直坚持着, 同样的, 一些法律人士与媒体人士也在坚持着。从1994年到2016年, 这22年间, 媒体一直在跟进报道此事。在2016年12月2日聂树斌被最高人民法院宣判为无罪的这天, 一个名叫“新京报动新闻”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个视频, 该视频记录了22年来《新京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京华时报》《中国新闻周刊》等全国各大媒体的271个版面对聂树斌案进行的相关报道, 在这个时长6分钟的视频里, 我们看到在这22年间, 媒体始终和聂树斌案如影随形。网民@Emily_Qing说“正义虽然迟到, 但足以慰藉。致敬一直追踪的记者、编辑”。该网民的评论说明了大众对新闻媒体在聂树斌案中发挥的作用的肯定。可以说, 如果没有媒体的介入, 聂树斌案恐怕难以得到今天的结果。联系与聂树斌案类似的呼格案, 在呼格案中, 媒体的舆论监督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呼格吉勒图的父母连续多年进行上访, 但得到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真正推动呼格案进展的是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的记者汤计, 他的5篇内参引起了舆论的极大关注, 从而让这起事件进入了大众的视野之内, 得到了来自各方关心的目光, 呼格吉勒图的冤案才得以平反。

通过聂树斌案, 我们看到媒体舆论监督具有强大的能量, 媒体的舆论监督对于监督政府的工作以及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新闻媒体在聂树斌案中的异地监督是推动其被宣判无罪的重要社会力量

在我国现在的传播大环境中, “烂尾新闻”层出不穷, 许多事件在事情发生之初吸引了大量的社会目光,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一个热点事件会被后来的其他热点事件所代替, 人们的目光发生了转移, 原来的热点事件渐渐淡出大众的视野, 直到被人们遗忘。但在聂树斌案中, 我们欣喜地发现, 在过去的这么多年中, 媒体没有遗忘聂树斌, 聂树斌案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淡出大众的视野, 它一次又一次被媒体重新提及, 引发公众的关注兴趣, 唤起全社会的思考。《Vista看天下》杂志在关于聂树斌案的报道中提到, 2012年入职的记者刘长表示, “《南方周末》每年都在找各种角度想办法报道这个案子”, “虽然大家嘴上不说, 但心里都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报纸的事情, 有这个责任感, 也都在等着这一天”。同时, 聂树斌的家人也表示了对媒体的感谢, 在聂树斌案宣判后, 聂树斌的父亲面对直播时说:“我感谢你们媒体, 尤其是《南方周末》的赵凌, 10年前就非常关心这事。”

(一) “一案两凶”, 引起媒体高度关注

2005年, 在聂树斌被强制执行死刑的10年后, 王书金在河南被捕后主动向警方坦白自己的罪行。2005年3月15日, 《河南商报》的《一案两凶, 谁是真凶?》的报道一经发出立刻吸引了全国媒体的关注。《南方周末》法制版也刊登了有关聂树斌案的报道《聂树斌冤杀案悬而未决防“勾兑”公众吁异地调查》。当月, 《南方周末》的记者即奔赴河北进行调查采访, 尽可能多地采访与聂树斌案有关的知情人士。在《南方周末》刊发的稿件的编后语中, 态度鲜明:将死刑核准权上收至最高法已是当务之急———“保障人权, 哪怕再难也要克服!相比生命、中国法治声誉的大是大非问题, 法官编制、程序完善等问题似乎都显得小了。”同时, 《新京报》也在跟进事件, 发表了题为《无辜青年10年前遭错杀》的报道和以《死刑裁判改革事不宜迟》为题的新闻评论, 呼吁司法机关重查聂树斌案的真相。

(二) 步履维艰, 媒体持续跟进

因为聂树斌的母亲没有当年的原审判决书, 聂树斌案无法进行法律申诉, 事件一度停滞, 报道也因此而暂停。2006年初, 舆论对聂树斌案一度沉寂, 《南方周末》仍坚持报道, 在2006年1月5日刊发《河北政法界官员谈“聂树斌冤杀案”调查一直在进行, 只是难度太大》一文, 文中指出, 公安部门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聂树斌案结论并未落地, 但是由于未能及时提取物证等原因, 调查困难重重。2007年, 在聂树斌的母亲终于拿到聂树斌案的判决书, 可以进行法律申诉之后, 2007年11月, 《新京报》连续刊发3篇评论《建议尽快启动异地调查“聂树斌案”》《聂树斌案中, 正当程序为何失效》《对“聂树斌案”再审程序的四点建议》, 呼吁启动异地调查聂树斌案, 力促聂树斌案尽快开始再次审理。从2007年到2013年, 由于种种原因, 聂树斌案的重审陷入停顿, 《新京报》再未发声, 直至2013年6月刊发评论《聂树斌案, 不能再拖了》《二审王书金, 要让公众看到真相》。时隔不久, 在王书金案被审理之际, 《新京报》重启聂树斌案报道, 并发表评论《允许查聂案全部卷宗才能消除程序瑕疵》, 呼吁公开聂树斌案的全部卷宗。在2015年, 经过社会各方的努力, 聂树斌案的相关卷宗终于得到了公开。

(三) 借力热点, 唤回舆论关注

除了着眼于聂树斌案本身进行有关的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外, 媒体还会利用其他社会热点事件追溯到聂树斌案, 唤回社会各界的舆论关注。2014年,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构建了集官方网站、微博和微信三位一体的司法公开新媒体展示平台。彼时还未正式上线的澎湃新闻网就发表了《河北高院呼吁司法公开, 律师讽其9年未公开聂树斌案卷》的报道, 让聂树斌案再次进入大众的舆论讨论之中。同年9月, 《南方都市报》推出了近半年的报道和评论, 帮助聂树斌案重新获得大众的关注。2014年下半年, 借助与聂树斌案高度相似的呼格案平反和山东高院对聂树斌案异地复查的启动的社会热点事件, 媒体继续跟踪报道, 借助这些热点事件回溯报道或评论聂树斌案。一时之间, 有关聂树斌案的话题热度不断攀升。正是在媒体对聂树斌案不断地“刷屏”之中, 聂树斌案最终等来了“迟到的正义”。

纵观新闻媒体对聂树斌案这11年坚持不懈的报道, 可以说, 聂树斌案的复查和最后的沉冤昭雪离不开各方媒体在其中所发挥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 尤其是异地监督的特殊作用。值得一提的是, 在聂树斌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河南商报》《新京报》和《南方周末》等都是异地媒体, 其表现可圈可点, 新闻媒体异地监督的功能和作用在聂案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显现。

二、我国媒体异地监督的历程及其思考

(一) 我国新闻媒体异地监督的变迁

传统的舆论监督活动有三种模式, 分别是自上而下的监督、自下而上的监督和平行监督。自上而下的监督指的是上一级媒体对下一级权力主体的舆论监督, 自下而上的监督指的是由媒体对上一级权力主体实施的舆论监督, 平行监督是监督主体和客体地位相对以及没有隶属关系所开展的舆论监督。异地监督实际上就是一种平行的舆论监督。异地监督作为一种特殊的舆论监督方式,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管理体制之下的产物。异地监督也称跨地区监督, 是相对于当地新闻舆论监督报道而言的, 指的是一个地区的新闻媒体对发生在外地的人和事的监督报道, 多指批评和揭露报道。其中包括消息、调查报道、言论等文体。[1]

在2004年之前, 我国媒体界掀起了一股异地监督兴盛之风, 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媒体没有“偏安一隅”, 而是将目光放到了全国, 在国内逐渐形成了一种异地监督的模式, 对于监督政府工作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2011年的时候, 湖北省委常委会明确要求湖北媒体不搞异地监督, 不搞跨省监督采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规定也越来越松动, 通过观察近年来的媒体监督, 我们发现媒体的异地监督依然存在并蓬勃发展。《南方周末》对山西黑砖窑事件的报道、毒奶粉事件、佘祥林事件以及本文着重探讨的聂树斌案就是媒体异地监督成功的典范。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有些规定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 可能并不适应新闻媒体新闻传播活动和舆论监督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也说明新闻媒体异地监督的存在有其自身的合理性, 是符合国家、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群众需要的有效的舆论监督方式, 异地监督在新闻事业的发展中有其旺盛的生命力, 可以强化和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二) 新闻媒体开展异地监督有其必要性

我国媒体本地监督的乏力甚至缺失存在两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是政治因素, 另一方面是经济因素。媒体虽然能起到反映舆论、引导舆论、控制舆论和整合社会等功能, 但是它却从属于公权力, 依附于公权力, 经常受制于公权力。[2]我国现行的媒体规制, 致使舆论监督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从政体设计上看, 我国的传媒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但从舆论监督的本义来讲, 党和政府的喉舌和人民喉舌存在着法律定位的矛盾。”中国的地方媒体必须接受当地宣传部门的领导和监管, 而地方的宣传部门又要受到地方党委的直接领导, 而地方党委又是地方的权力机构, 在这种权力运行体制之下, 本地的媒体部门处于权力链的低端, 没有足够的空间进行舆论监督。异地监督在我国的媒体界屡见不鲜, 因为我国传媒界特殊的管理体制, 我国媒体实行属地管理模式, 地方媒体因为接受当地政府的财政投入, 不得不看重地方政府的态度和意见。[3]因为本地媒体与本地政府有太多的利益牵扯, 本地媒体的生存与发展都受到了政府机关的影响。很多时候本地媒体不得不对本地的权力机关采用“地方保护主义政策”, 本地媒体在本地负面事件的报道上会“选择性失明”或者只是如蜻蜓点水般一带而过, 不能也不敢大张旗鼓地报道。而外地媒体因为与本地的政府机关和党政机关没有相关的利益牵扯, 也不存在上下级之间的领导关系, 更不用担心打击报复等一系列问题, 所以相比于本地媒体, 外地媒体更容易开展与之相关的报道活动和舆论监督活动。虽然本地媒体的新闻报道活动经常受到各方势力的阻挠, 但异地媒体的监督行为却很少受到事发地政府的干预与阻拦, 这也同时说明了异地监督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监督方式。除了受到政治上的干预, 媒体有时也会受到经济上的压力。我国媒体实行“事业性质, 企业管理”的经营模式, 因其企业化经营的模式, 对于广告和发行的依赖就较大, 有时候, 媒体因为不敢得罪自己的广告主, 就选择了沉默不报道的方式。而外地媒体因为对事发地的广告和发行量的顾忌较少, 经济利益上的顾虑比较少, 因而能够更加深入地报道此事。

此外, 媒体的异地监督与本地也并非毫无关系。地方媒体异地监督的并非是完全无关本地的人或事。很多事件虽然发生地是异地, 但其中涉及的人员或事件背后所触及的人和事物却事关本地媒体。发生在异地却与本地存在一定相关关系的事件, 可以认为是具有接近性新闻价值的事件, 它们也应该是地方媒体异地监督所关注的。[4]这就为媒体突破异地监督的文件的限定提供了很好的突破口。

目前我们没有听说外地媒体在有关聂树斌案的报道中受到河北省有关部门阻挠的消息, 整个异地监督的过程算得上比较顺利。这同时也说明了很多时候一些地方的问题需要依靠媒体的异地监督, 各个媒体才能形成强大的舆论合力, 才能更好地促进事件的解决。

(三) 媒体开展异地舆论监督依然有其重要性

在聂树斌案中, 河北省的当地各级媒体因为种种原因, 其舆论监督的作用缺位。这不是聂树斌案特有的现象, 而是在我国特殊的媒介管理体制下的产物。当本地出现了一些负面新闻的时候, 当地政府为了自己的政绩和面子着想, 其采取的做法往往是压制媒体, 不允许其进行报道或者只允许其进行避重就轻的报道, 想通过这种方式蒙混过关。但外地媒体并不受到事发之地的行政集团或利益集团的干预, 它们可以对事件进行报道和评论, 有时候, 一些事件经过外地媒体的报道, 该事件的影响力反而更加巨大, 更容易形成威力更大的舆论场, 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异地监督是我国舆论监督的重要部分, 异地监督能够凝聚全社会的力量, 在事件传播的过程中形成巨大的舆论场, 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给予相关部门压力, 促使事件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异地监督不是简单的媒介现象, 而是因为政治力量的推动而形成的一种现象, 地方政府对地方媒体拥有管辖权, 异地媒体能够跳脱出当地行政部门的桎梏, 能够站在一个较为公正客观的立场上看待问题, 保证报道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一个地方的权力机关对本地媒体的舆论监督报道是很容易控制的, 但对于外地媒体就不容易控制, 所以它可以捂住当地人之口, 但只要有跨地区监督存在, 就无法捂住世人之口。异地媒体的报道会形成更大的舆论压力, 更加有利于问题的解决。通常异地监督都是揭露性报道, 关注的也都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 所以报道的影响力都比较大。

可以说, 媒体的异地监督在我国的舆论监督活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本地媒体因为某些原因“失声”的时候, 正是媒体的异地监督帮助公众及时了解事件的真相、事件的进展并推动事件的解决。反思近年来的舆论监督事件, 无论是首发的媒体还是在其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媒体, 几乎都不是事发之地的新闻媒体, 往往是外地的媒体到当地进行异地采访, 揭露事件的真相。在聂树斌案中, 河北当地媒体虽然保持了沉默的状态, 但全国各级媒体都对此事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极大的舆论合力, 促使了本案的平冤昭雪。

(四) 新媒体时代应充分发挥异地监督的作用

当今时代是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 在这种互联网背景之下, 出现了很多“公民记者”。随着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兴起, 在当今时代, 只要你拥有社交媒体和表达的诉求, 你就能够进行舆论监督。比如2007年的重庆“钉子户”事件, 就是始于网络, 后来媒体跟进做的跨地区监督。在聂树斌案中, 作为新媒体的澎湃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种监督跳脱了地域的桎梏, 挣脱了地方保护主义的枷锁, 同时也打破了传统的级别限制。即使当地政府限制媒体的报道也是无济于事的, 因为一旦新闻舆论通过互联网传播开来, 那么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舆论场, 即使当地的传统媒体对该事件的报道受到了限制, 外地媒体通过网络了解了事件, 在媒体之间也会形成接力报道。社交媒体的舆论监督突破了地域局限, 不仅可以做到异地监督, 还能放眼全国乃至全世界。我们应该利用好新时代的新技术带给我们的机遇, 更好地做好异地舆论监督工作, 让异地监督能够发挥更加有效的作用。

三、对新闻媒体开展异地监督的展望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媒体在社会的舆论工作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媒体的异地监督对于社会具有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 对于监督政府的工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高公众的公民参与意识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聂树斌案中, 我们看到了媒体的异地监督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 “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直面社会丑恶现象”, 这正是担负着舆论监督责任的媒体所义不容辞的重要职能。舆论监督的作用与功能决定了舆论监督就是要抓好这两个“直面”, 这也是当前和今后舆论工作的核心和关键。[5]有些地方的领导对于媒体的舆论监督始终持有畏惧的态度, 这种态度是非常不应该的。新闻媒体不仅仅只是舆论监督的载体, 事实上它已经成为舆论监督的主体, 代替社会公民行使监督权。[6]媒体的异地舆论监督工作不是为政府的工作添乱, 而是为了保障大众的知情权, 同样也是让事件能够更好地解决。在实际操作中, 异地监督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但是应当看到, 这种淡化了行政因素、不存在上下级关系、纯属社会性质的异地监督, 是新时期以来新闻媒体改革、发展、繁荣的当然结果, 也是从一个舆论监督意识淡薄的人治社会向建立全面舆论监督机制的法治社会所必经的过渡阶段。[7]由此, 媒体应该更加审慎地对待自己手中掌握的媒体发言权, 在吸引公众积极参与社会舆论讨论的同时, 引导社会舆论向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发展, 为促进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我们希望看到媒体的异地监督在未来能够发挥出更加深刻和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郝帅.新闻时评异地监督现象研究[D].河北:河北大学硕士生毕业论文, 2012:6.

[2]丹尼斯·郎.权力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38.

[3]代雅静.媒体监督的选择性失语[J].青年记者, 2015 (5) :42.

[4]赵乐乐.将“异地舆论监督进行下去”---兼论地方媒体如何做好异地舆论监督[J].青年记者, 2015 (5) :52.

[5]靖鸣, 吴星星.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是高度统一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J].新闻爱好者, 2016 (9) :12.

[6]靖鸣, 吴星星.新时期舆论监督的新变局[J].新闻与写作, 2016 (7) :41.

篇4：聂树斌案再审

毫无预兆地，张焕枝哭了。

饭桌瞬间安静了下来。她半闭着眼睛，说起一件谁都没有听过的往事。

1996年夏天，她的丈夫聂学生还在工厂里工作。相熟的同事们都到了退休的年纪，让自家孩子来顶职，车间主任就让聂学生带着这群年轻人熟悉新工作。

车间一下子热闹起来。十二三个孩子叽叽喳喳的，连说带笑。一有什么活儿布置下来，就一哄而上：“走走走，干活干活。”一到傍晚，大家就一哄而散：“走走走，回家吃饭。”

聂学生受不了这个场景，回家对着张焕枝抹眼泪：“这么多个孩子让我领着，哪个是我的儿子啊？”

三个月后，聂学生偏瘫了，住进了医院。

张焕枝知道村里有风言风语，有的邻里教育自家孩子说，别学聂家儿子，聂树斌都被政府给崩了。

她不敢流露软弱，怕被看笑话。

一天，从医院出来，不远处的石家庄二环还是土路，她坐在路边放声痛哭。一个中年人路过，看她可怜，停下来问她：“为什么哭了？”张焕枝没吭声。

中年人有些无措，继续问：“跟儿子生气了？”

他不知道，张焕枝已经没有儿子了。一年前，聂树斌因故意杀人、强奸妇女被判死刑。

那时，张焕枝并不知道，这件事还要折磨她至少20年。

“今天有个好天气”

律师李树亭一晚没睡好，睡一会儿醒一会儿，等着天亮。他有些心慌，觉得在明天迎接他们的，可能是一个坏结果。

这是2016年6月7日。头一天下午五点，山东高院给他和张焕枝打来电话，让他们于6月8日上午前往山东高院，沟通有关聂树斌案的复查情况。

李树亭找了一辆车、一个司机，和张焕枝赶往济南。因对方交代此事要保密，除了聂家人，他们俩谁都没告知，一声不吭地上了路。

自2015年4月28日召开聂树斌案异地复查的听证会之后，山东高院四次延长了复查期限。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张焕枝被通知去过山东高院几次。每次在合议庭迎接她的，都是复查聂案的合议庭法官们，他们告诉她，复查还在继续，需要延期。

张焕枝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此次出发前，她没敢多想，也不敢有太高的期待。她问李树亭，这一次会不会不再延期，而有一个结果，李树亭也不敢打包票，只告诉她，如果案子可以再审，当然要感谢山东高院，但如果案子被驳回，他们应搞清楚驳回的理由，并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6月7日晚7点，他们来到山东高院。复查聂案的合议庭法官朱云三、孟健正等着他们。

对于第二天即将进行的沟通，法官们只字不提，反而问起张焕枝的身体情况。听说她有高血压，孟健嘱咐李树亭，一定让张焕枝按时吃降压药，“做好安抚和安慰工作”。

李树亭发了慌。“用‘安抚这个字眼，可能结果不太好。”

6月8日上午十点，他们二人再次来到山东高院。朱云三、孟健告诉他们，经过听证会、对证据线索的调查核实、专家研讨和合议庭评议，山东高院给出了复查意见，将由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对他们进行通报。

朱、孟二人走了出去，三名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走了进来。为首的是一名女法官，向他们自我介绍说，自己是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的副庭长滕伟。

滕伟未做太多的寒暄，告诉张焕枝和李树亭，山东高院认为，原审判决缺少指向聂树斌作案的客观性证据，建议再审。最高院同意山东高院的复查意见，决定提审此案。

张焕枝有些发蒙，问法官，什么叫“缺少指向聂树斌作案的客观性证据”，法官一字一句地解释给她听，随后把再审决定书交给张焕枝。

这个结果显然出乎张焕枝的预料。她静默了，再抬头已是满脸泪，哽咽地无法说出成句的话。李树亭拍着她的背劝慰，自己也泪水盈眶。

李树亭忽然明白，为什么头一天下午法官们听说张焕枝有高血压，嘱咐她要好好吃药，并让自己做好“安抚和安慰工作”了。

山东高院聂案复查合议庭的法官们走了进来。朱云三说，现在再审决定书已送达，“标志聂树斌案进入了再审程序，也标志着山东高院的复查工作结束了。”

李树亭想起这天清晨孟健说过的话。自己情绪低落，被孟健看了出来。孟健只字不提山东高院的态度，只是对李树亭说，今天有个好天气。

李树亭看了看窗外，觉得奇怪，济南有阳光，但也不是很晴朗，哪能算好天气呢？

孟健说了一遍又一遍，李树亭都没有往心里去。直到此刻，他才明白孟健话里的深意。

四次延期

张焕枝的手机响个不停。记者们看到了新华社通稿，得知复查结果，不断打电话来采访。

李树亭琢磨着朱云三最后说的话，心中百般滋味。

朱云三说，从2014年12月12日山东高院开始立案复查起，中间历时一年六个月，这段时间，是“合议庭和申诉人、代理律师共同走过的”。

在4月28日听证会之前40天，聂案的代理律师终于拿到了聂树斌案、王书金案的全部卷宗。

李树亭回忆，他用20天时间和另一名代理律师陈光武背对背阅卷，各自写下了辩护意见。李树亭写了七万余字，于4月8日提交。

从那时起，他和山东高院就始终处于沟通状态。

在得知山东高院四次延长复查的期限时，始终关心此事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有些担忧。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觉得案子可能碰到了一些阻力，他原本很乐观的期望也一直在下降，担心案子受到了外界的影响。

张焕枝和李树亭却没有类似的担忧。

他们二人都说，这一年来，山东高院聂案复查合议庭的法官，对他们提交的每一份证据和线索都进行了调查核实，因此耗时长久，几次延期。

“每次延期，山东高院都会当面通知我，要延期了，原因是什么，调查核实工作都做了哪些，还有什么正在进行，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张焕枝如是说。

这一年中，提交的一份重要证据是一个视频材料。

2015年，李树亭从湖南大学教授邱兴隆处得知，有一名聂树斌当年的狱友愿意作证，称聂树斌曾受刑讯逼供。

邱兴隆曾因经济犯罪入石家庄看守所。多年后，当聂案在全国进行大规模报道后，与他同监时间较长的一名狱友给他留言说，自己曾和聂树斌同监。

邱兴隆与这名狱友联系，对方表示愿意出面作证。这位狱友告诉邱兴隆，从聂树斌的表现看，他曾受过刑讯逼供。

2015年7月29日，李树亭前往广东，见这名已经有着千万身家的证人。随后，他向法庭提交了证人的视频资料。

2016年5月，山东高院向证人本人调查取证，但因为证人妻子的反对，怕他过去的经历影响现在的生活，取证作罢。

李树亭说，这样的“无用功”，自己做了多次，也曾于一年间陆陆续续向山东高院补充提交各项证据。

律师最后只剩一人

山东高院复查的一年多时间里，朱云三和孟健多次告诉李树亭，案件的处理，要靠事实和证据说话，“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而在此次领取再审决定书时，朱云三再次强调，应依法表达诉求，避免舆论炒作。李树亭明白对方多番敲打的含义，也明白他的弦外之音。

2015年4月的听证会前后，聂案当时的代理律师之一陈光武选择公布了聂树斌被执行死刑的照片，以及其他一些可能改变舆论的卷宗材料，其中包括对聂树斌被执行死刑时间的质疑，似乎佐证了当时盛传的一些说法。

李树亭如今回忆起此事，却有一些后怕。卷宗里有很多隐私的内容，包括尸体、聂树斌被执行的照片等，其他人并无资格阅卷。而当时在微博上引起反响的卷宗，让李树亭觉得，司法局、律协可能随时都会前来采取措施，吊销自己的律师资格证。

事实上，有关聂案代理律师的争议从未停止。

李树亭是聂家最早一批代理律师之一，从2005年开始，2010年解除委托。之后，聂家的代理律师只有刘博今一人，直至2013年，杨金柱、陈光武、伍雷等陆续与聂家签订了委托协议。

2014年12月15日，在最高法院指定山东高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后的第4天，杨金柱、刘博今和陈光武这三位当时聂家的委托代理人，到山东高院与合议庭座谈，山东高院表示此案只能限定两名代理人。

张焕枝最终选择了李树亭和陈光武作为聂案的代理律师。

经历了这些年，张焕枝早已不是最初无助的农村妇女。她很清楚，代理聂树斌的案子对律师意味着什么。她对李树亭和陈光武说，“聂树斌这个案子这么大，我给了你们了。群众给你们起名字了，叫大律师，谁得了这个案子谁就是大律师。”

对那些没有获得代理资格的律师，她说：“你不理解，你慢慢去理解。”她还说，“有人说要‘摘桃子，这个树是我种的，不是你想摘就能摘的。”

2016年4月，聂案代理律师再起波澜。陈光武发微博称：“已与聂树斌母亲沟通，确认聂树斌家人与其已解除委托。”

当时有媒体报道称，此次解聘，与陈光武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之间的诽谤案所引发的争议有关。

一年前，洪道德作为法学专家代表参与山东高院的听证会。会后，媒体报道引用了洪道德对此案的部分观点。随后，陈光武在新浪博客上发表了题为《洪道德教授，无道无德》的文章，对洪道德提出批评，如“把道德镶嵌进名字里的洪道德，竟然完完全全地丧失了道德”。

洪道德以诽谤罪对陈光武提起刑事自诉，直到今年年初双方才达成调解，陈光武承认自己的行为构成诽谤罪并公开道歉，洪道德则撤回刑事自诉。

从那时起，聂案的代理律师只剩李树亭一人。

在这十余年间曾短暂出家受戒寻求内心安宁的李树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代理这个案子，感觉人心真是最难测。以前有些事情，我都忍着，专心阅卷，但不等于我不搭理。”

张焕枝和她的“智囊团”

郑成月抵达位于石家庄下聂庄的聂树斌家时，正是下午四点。

2016年6月10日，夏至未至，聂家大院的水泥地散着热气。郑成月掀帘子进屋，坐在了正对着门的小板凳上，一手拿起放在桌上的西瓜，吃了起来。

张焕枝挨着他坐着，问道：“我昨天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在北京啊？”

郑成月愣了愣，停止了咀嚼，拿着西瓜的手垂到了腿上，眼睛忽然红了，一言未发，抹起了眼泪。

这一天，他的眼泪如同关不紧的水龙头，流了一次又一次。

他说，自己想起作为人民警察第一次领到枪的时候，他的父亲对他说，你掌握着人的生命和政治生命，不能说假话、做假事，不能害人。

张焕枝倒是平静得很，看着郑成月一点点收了眼泪，继续说了起来：“咱们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案子接下来怎么办吧。”

自“一案两凶”被全国了解之后，聂案智囊团就基本成形，包括聂母张焕枝、聂父聂学生、姐姐聂淑慧、最初报道者马云龙、王书金案主办人郑成月，律师则来来回回换了几次，现在只剩下李树亭。

这是智囊团2016年的首次聚齐。

针对头一天山东高院与新华社记者的答问，几人在聂家进行了讨论。

根据最高法的说法，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复查认为，“原审判决缺少能够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在被告人作案时间、作案工具、被害人死因等方面存在重大疑问，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原审认定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而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同意了山东高院意见。

因为这段话，每个人都对再审的结果很乐观：“我觉得翻案没有悬念。”李树亭甚至说：“有这几句话，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亦认同聂家智囊团的看法。他认为，“不确实”是指证据的内容可能具有不完全符合案件客观情况的地方，具体到这个案件，则涉及证据的真实性，比如嫌疑人口供、证人证言等;“不充分”是指现有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的、具有排他性的证据链，无法充分证明聂树斌就是实施强奸杀人的人。

再审的结果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改判，一种维持原判。但何家弘认为，中国对重大刑事冤案启动再审的标准比较高，往往是觉得确实有错误需要改判，才会启动再审。

虽然各方都对结果十分乐观，聂家智囊团仍认为，李树亭应继续提交现有的所有证据，同时追踪可能出现的新证据。

此次山东高院出面回应了申诉方对三个问题的质疑，包括聂树斌的执行死刑时间、个人上诉状的签名时间以及是否遭受刑讯逼供。

李树亭此前提出，聂树斌行刑的照片显示，周围是一片雪地，他又走访调查了与聂树斌同时执行死刑的苏辉峰的亲属，认为二人被执行死刑是1996年初，而非此前所说的1995年4月27日。

山东高院回复称，聂树斌确实于1995年4月27日被执行死刑。执行死刑现场照片拍摄于石家庄市滹沱河刑场，照片中显示的不是雪地，而是沙地。除此之外，还有当天看守所的值班日记和第二天的《石家庄日报》佐证这一说法。

马云龙认为，应找专业摄影师出具对此照片背景是沙地还是雪地的证明，并与之前材料一同，再次提交最高院。

有关聂树斌上诉状的签名时间问题，李树亭提出，聂树斌的一份个人上诉状曾签下“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三日”，间接证明聂树斌不可能在4月27日被执行死刑，此外，他们认为，聂树斌的多个签名造假，与他本人笔迹不符。

山东高院回复称，这应是聂树斌的笔误所致。

李树亭并不认同山东高院的这一说法。他坚持认为，一个即将执行死刑的人，度日如年，绝不可能写错生死攸关的上诉状的时间，即使他写错了，主审法官也会及时纠正，因此笔误的说法站不住脚。他说，自己仍会将此问题提交给最高院。

而有关聂树斌是否受到刑讯逼供的问题，聂家曾提出，有两人可以证明聂树斌曾遭受刑讯逼供，但其中一名被山东高院认定为与聂树斌从未在一个牢房中待过，另一名则因家庭等诸多原因不愿作证。

智囊团有人提出，他们还有第三位与聂树斌同处一个牢房的人的信息，但至今尚未找到他。马云龙希望李树亭能趁着这段时间将此人找到，提交证言。

除此之外，智囊团也讨论了最高院的那句被多家媒体引用的话：“在被告人作案时间、作案工具、被害人死因等方面存在重大疑问。”一名在场的媒体记者称最高法此话是“划重点”。

李树亭认为，聂树斌从未说起过犯罪时间，即1994年8月5日。另外，河北高院提出，聂树斌供述是用一件花衬衫勒死了被害人。但李树亭认为，这件花衬衫的由来值得怀疑，涉嫌造假。至于被害人死因，因王书金说自己曾踩踏被害人胸腔，因此被害人究竟是被掐死还是被踩踏致死，李树亭认为存疑。

事实上，智囊团成员认为，根据现有的证据，聂树斌案的翻案几乎没有悬念，但他们为了追责以及给王书金案提供进一步的证据，他们将继续强化目前证据的确实性。

张焕枝说，只要证明是冤杀的就够了，至于什么时候杀的，对自己来说不重要。

马云龙立刻打断了她，老太太，不能这么说，必须追责。“你是一个母亲，你有资格知道你的儿子究竟是哪天死的。”

张焕枝解释说，自己的主要目标是给儿子翻案。“我怕最高院只想翻案，不想理别的，如果我们一直提别的东西，怕他们就不给我翻了。”

张焕枝像是一直被身边的智囊团推着向前，而后者则想得很远。

郑成月说，应给聂树斌做一个小雕像，放在进村的路上，或者聂树斌的墓前，供人们瞻仰。他还说，自己死后，希望能有一座雕刻自己的警察像，立在聂树斌的边上。

张焕枝立刻否认了这个说法：“不不不，不要立像。我死了以后，树斌的像就没人管了，我受不了这个。”

有人说，可以将聂家布置成聂树斌案的展览馆，把所有资料、相关媒体报道集结，展示给大家。

这个说法得到了李树亭、马云龙的赞同。

张焕枝不置可否。后来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只考虑下一步再审的事情，往后的事情，一律不考虑。

智囊团的一名成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评价说，这么多年来，张焕枝变化了许多，尤其在山东高院宣布异地复查之后，张焕枝整个人都乐观了。不过时至今日，他觉得张焕枝仍然会流露出一些软弱来。

他说，这些始终在一起经历风雨的人，有的也有了表演欲，出现了一些他本人并不喜欢的变化。

篇5：聂树斌案刑事案例分析

2013年1月28日上午，“聂树斌案”被害人康菊花隐私名誉侵权案在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人民法院开庭，康菊花的父母将包括聂树斌母亲在内的7名当事人告上法庭。聂树斌的申诉代理律师刘博今律师因私人原因也没有来到出庭现场，但其助理石玉成律师在庭审后表示，刘博今作为聂树斌申诉案的代理律师，在整个申诉过程中并不存在对受害人康菊花侵权的事实和故意，在涉及原告方亲属的文字中也未涉及侮辱、诽谤等内容，这些文字也都没有

[3-4]超出过一、二审判决书的范畴，不构成对受害人的侵权。审判庭宣布2月1日将宣判。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