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复旦大学投毒案来谈刑事和解制度

2022-10-26

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运行过程中, 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通过认错赔礼道歉等方式取得被害人的谅解, 然后由国家专门机关减轻、免于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刑罚。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制度的主要关系就是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的关系, 在传统的刑事诉讼中主要任务就是惩罚犯罪, 那么更多的是侧重于对于犯罪的追诉而很少去考虑被害人的人权, 更多的去注重国家的利益, 并且努力的强调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 笔者认为刑事诉讼中对于被害人的人权保障是至关重要的, 也关系到了社会的稳定和谐。那么在这种关系的背景下来解读如何可以有效地促成和解的一大重要因素就是怎样做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双方利益最大化是进行和解的原动力。传统的中国人的固有思想中“杀人偿命”是天经地义的, 也认为这是对死者最大的慰藉。但是实际上在真正的得失中被害人失去的会更多。

2013年在上海复旦大学发生投毒案, 同住一个寝室的黄某和林某, 因为生活琐事产生矛盾, 林某向寝室的饮水机中投入大剂量的苯丙二甲, 导致黄某由于中毒不治身亡, 在黄某发病的十几天中, 林本来可以有机会告诉医院实情, 争取对症下药的时间的, 但是由于他的冷漠最终酿成了惨剧。事后社会舆论有很多声音, 有人觉得之所以发生此类悲剧的很大的原因在于教育问题, 此处不做太多解读。也有人觉得林某的培养花费了国家、社会、家庭巨大的精力, 主张林某应该主动诚恳的认错, 承担高额的赔偿从而求的黄家的原谅。笔者认为本来是有机会征得黄家最大的限度的谅解的, 但是林以及其家属并没有积极努力的去做, 大概有这么三次机会是错过的, 据黄某父亲回忆黄某住院期间其曾经见过林某, 但是林某并没有相其说过任何情况, 事后林一直称其只是愚人节的恶作剧。黄某父亲还认为之所以林家会道歉主要是考虑自己儿子的减刑问题并没有让其感到真诚。所以就此案件想取得被害人家属的原谅很难。笔者认为并不是说当事人公诉案件和解不可以尝试在此类案件的适用, 有的时候在此类案件中适用和解制度会收到更好地效果。由此案件我们可以对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的特点有如下的理解:。1、当事人公诉案件和解具有诉讼的属性;所谓的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与私了还是存在根本上的区别的, 我们认为不应该将两个概念混为一谈。私了是指案件双方当事人不经过司法机关的介入私下就问题达成的协议, 而刑事和解则是在犯罪嫌疑人真诚悔过、道歉赔偿取得被害人谅解的情况下由司法机关减轻或者免于处罚。由此可以看出刑事和解同样符合三方的诉讼结构。2、寻求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在刑事诉讼中我们更多的实在强调国家利益和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当然之所以会这样与我国长期以来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不够, 常会出现刑讯逼供等冤假错案, 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人权保障也是很单薄的甚至存在很大的空白, 被害人的主体地位无法保障, 而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制度可以使得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利益最大化, 当刑事案件发生后, 犯罪嫌疑人受到相应的刑事制裁是正常的, 但是其刑事制裁达到的作用主要是社会功能和满足被害人的复仇心理, 但是除此之外被害人可能连所谓的民事赔偿都无法得到, 我们进行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可以在解决被害人及家属的生活问题的同时也给了确实想真诚悔过的犯罪嫌疑人机会。在上海复旦大学投毒案中黄某是来自独生子女家庭, 对于他的不幸我们惋惜也完全可以理解黄杨父亲不接受林家的任何道歉, 要求法院依法裁判的心情, 但是冷静考虑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在林某和其家庭真诚道歉, 尽自己全力和今后的能力来补偿黄家, 那么在现在中国的社保等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黄某家的父母今后的生活问题可以有效地解决, 当然具体的操作技术仍需要探讨。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制度是代替公诉的一种完善制度;用来弥补公诉制度的缺陷和不足。

公诉案件的和解学界一直有不同的声音, 一些学者提出公诉案件的和解违背了罪刑法定的原则, 甚至会助长花钱买命的歪风。我们在刑法中强调犯罪的法定刑和刑罚的相当性。但是陈光中教授认为公诉案件和解是顺应了刑事理论发展的趋势:少罚、慎罚的理念。公诉案件的和解不仅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而且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他认为公诉案件和解的前提就是要真诚悔罪,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会有花钱买命的现象的存在, 在一定的程度上也造成了司法的不公平, 但是我们必须要认清现实, 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来防止犯罪嫌疑人仅仅是为了减刑而要求和解并无真心悔过的意思, 同时也要防止被害人以及其家属漫天要件, 我们应该明确合理的赔偿范围, 也可以尝试多元的赔偿机制。

我国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增加了关于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的条文: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的适用范围、程序。刑诉法277条规定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适用范围仅限于因民事纠纷所引起的侵犯公民人身权、民主权的, 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还包括除渎职类犯罪以外的可能被判处七年以下的过失犯罪, 对于犯罪嫌疑人五年内故意犯罪的不得适用。由此来看我国的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制度适用的范围采取的是列举的方式进行的阐明。在刑事诉讼法第277条、278条、279条规定了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的主体、条件、和解的方式、审查主体、审查程序以及结果。但是由此法律条文存在的问题也很多, 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在法律制度上存在的问题:1、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的主体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 尤其是刑事案件更为明显, 一个案件发生之后可能会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未成年人也有可能存在被害人死亡或者是丧失行为能力的现象, 那么将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的主体仅限于此过于狭窄。2、对于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适用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真诚悔罪, 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前提是主观的东西没有具体的衡量标准, 那么在当事人和解制度上来看如何具体应用存在很大的难度, 例如审查机关应该采用何种方式来认定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真诚悔罪的。最为直接的可以表达真诚悔罪的方式就是高额的经济赔偿, 那么经济补偿给被害人和家属就会需要一个标准, 应该依据什么来建立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的赔偿标准。3、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的法律监督问题不健全。是权力就必须受到监督, 在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制度中我们可以明确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公诉案件的和解具有主动性, 但是这并不代表只要和解就可以减轻的或者免除处罚, 发生法律效力, 需要司法机关来对和解的自愿性、真诚性、合法性进行审查, 但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司法机关的监督由谁来负责。因为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可以发生在诉讼的侦查阶段、审查阶段以及审判阶段, 那么在不同的阶段是由不同的司法机关来负责的, 在侦查阶段由公安机关负责, 审查起诉阶段由检察院负责, 而对于审判阶段则是由法院进行审查, 那么在不同的诉讼阶段由谁来负责对监督, 对于可能存在的权钱交易的现象怎样进行杜绝。4、在新修改的刑诉法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对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的时间和次数进行明确。笔者认为这一部分是很有必要明确的。在实践中也会存在着被害人的后悔, 那么一旦出现此种问题往往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制度节约司法成本的功能就会削弱甚至是不复存在, 所以笔者认为借鉴其他的制度例如:补充侦查制度, 还有发回重审都明确的规定了次数, 这样我们应该也明确和解的次数和时间, 既有利于问题更有效率的解决, 也可以防止司法的拖拉。

摘要：2013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实施, 此次的修改是再1996年刑是诉讼法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的改动, 其中增加了关于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制度的内容, 这是第一次将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制度明确的写入法律之中, 我们看到了法律的进步, 但与此同时也看到不足和思考怎样完善。发生的药家鑫案, 上海复旦大学投毒案, 人们在惋惜遗憾的同时, 也在思考我们是否可以给他们一次改过的机会。本文主要是分析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制度是否存在上述类型的案件中适用的可能。

关键词：复旦投毒案,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