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案刑事判决书

褚时健案刑事判决书（共6篇）

篇1：褚时健案刑事判决书

“烟草大王”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引起世人关注。但能前去云南旁听此案的人少之又少。为了让读者能对褚时健一案有个全面的了解，我们将云南省检察院、云南省高级法院、诸时健的辩护律师的起诉书、法庭调查总结性发言、辩护词、判决书摘要发表。

刑事判决书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于

1998年

8月6日以被告人褚时健犯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告人罗以军、乔发科犯贪污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朱建伟、毛健谊、郑波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褚时健及其辩护人马军、罗涛，被告人罗以军及其辩护人王北川、何京，被告人乔发科及其辩护人宦税，证人刘瑞群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报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起诉书对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分别提出三项指控，法庭审理中，控、辩双方针对指控的事实、罪名及相关情节，当庭举证、质证和辩论，三被告人作了最后陈述。综合双方争议及各自理由，本院评判如下：

一、起诉书指控： 1993年至 1994牟，玉溪卷烟厂在下属的香港华玉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华玉公司）存放销售卷烟收入款（也称浮价款）和新加坡卷烟加工利润留成收入款共计28570748．5美元。褚时健指使罗以军将该款截留到玉溪卷烟厂和华玉公司的帐外存放，并规定由其签字授权后才能动用。1995年6月，褚时健与罗以军、乔发科先后两次策划将这笔款先拿出30O万美元进行私分。褚决定自己要100多万美元，给罗以军、乔发科每人 60－ 70万美元，华玉公司总经理盛大勇（在逃）、华玉公司副总经理刘瑞麟（另案处理）也分一点，并把钱存放在新加坡商人钟照欣的帐户上。1995年7月15日，罗以军身带褚时健签字的四份授权委托书到达深圳，向盛大勇、刘瑞麟转达了褚的旨意，盛、刘亦同意。罗以军在授权委托书上填上转款数额，褚时健为 174万美元，罗以军 681061美元，乔发科68万美元，盛大勇和刘瑞磷45万美元。罗将填好转款数额的授权委托书和向钟照欣要的收款银行帐号交给盛大勇，叫盛立即办理。7月19日，盛大勇将3551061美元转到钟照欣帐号上。罗以军返回玉溪卷烟厂后，将办理情况报告了褚时健、乔发科。上述款项案发后已追回。对指控的这一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和出示了下列证据：

1．华玉公司的帐页，以证明玉溪卷烟厂在华玉公司存放销售卷烟收入款（浮价款）和卷烟加工利润留成款共计28570748．5美元。褚时健等人汇出的3551061美元属上述款项中的一部分。

2．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在侦查期间的陈述，以证明三被告人预谋私分美元的经过。

3华玉公司的调帐凭证；华玉公司副总经理刘瑞麟记录的调帐备注和刘瑞麟的证言，以证明被告人罗以军持被告人褚时健签字的授权委托书到华王公司调帐的经过。

4银行转款凭证和银行收款凭证，以证明从华玉公司汇出数项的时间、金额及收款银行和帐号。

5．新加坡商人钟照欣证言，以证明被告人褚时健等人将款汇到他在香港汇丰银行帐户存放的经过。

6扣押款项凭证，以证明案发后款项已全部追回。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利用职务之便，共同私分公款，数额特别巨大，均已构成贪污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褚时健提出犯意，起指挥作用，系主犯；被告人罗以军实施转款行为，被告人乔发科参与私分，均系从犯。

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当庭陈述的事实与指控事实基本一致。被告人褚时健提出，预谋私分美元的数额与指控贪污的数额有出入。

被告人褚时健的辩护人对指控提出三点异议：第一，各证据间反映出的数额与起诉书认定的数额存在矛盾；起诉书认定三被告人各自贪污的美元数额，只有罗以军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证实。第二、三被告人私分的是销售卷烟浮价款，属帐外资金，私分的决定是集体作出的，故应定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罪，指控贪污的罪名不能成立。第三，款项转到新加坡商人钟照欣帐户，被告人并未实际占有，属犯罪未遂。

被告人罗以军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褚时健指使被告人罗以军将3551061美元从华玉公司帐上转到新加坡商人钟照欣在香港的银行帐户存放，这一行为只是为三被告人私分创造了条件，款项并未按预谋的份额为各人控制，公款的性质没有改变，事后也以玉溪卷烟厂的名义将款全部转回，故三被告人的行为属犯罪预备。

被告人乔发科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乔发科仅有犯意表示，没有实施犯罪行为，也没有实际占有私分美元，指控其贪污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指控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共同私分公款 3551061美元的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三被告人亦予供认。对争议的数额，本院确认三被告人在预谋私分美元时，商定褚时健100多万，罗以军、乔发科各60-7O万，最后实际转款3551061美元的事实。

关于被告人褚时健的辩护人提出应当定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罪的观点，本院认为，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罪属单位犯罪，犯罪的主体是单位，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单位决定，集体私分。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以个人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用秘密的方式私分公款，既不属单位行为，也不是集体私分，不符合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基本特征。因此，辩护人的这一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褚时健的辩护人提出属犯罪未遂的观点，被告人罗以军的辩护人提出属犯罪预备的观点，被告人乔发科的辩护人提出乔发科属犯意表示的观点，本院认为，三被告人主观上有共同私分公款的故意，客观上已将公款从华玉公司的银行帐户转到钟照欣的帐户，这一过程完成后，玉溪卷烟厂和平玉公司都对该款失去了占有和控制，实际支配权在被告人，款项的所有权已被非法侵犯，三被告人的行为符合贪污罪的全部构成要讲，属犯罪既遂，故三辩护人的意见均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利用职务之便，共同私分公款3551061美元（按当日外汇牌价折合人民币28741577元），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且数额特别巨大。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褚时健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罗以军、乔发科系从犯。公诉机关指控的基本事实和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

二、起诉书指控：1995年11月中旬，褚时健指使罗以军将华玉公司帐外存放的浮价款银行帐户及相关的资料销掉，把剩余的115o多万美元以“支付设备配件款项”的名义全额转出。诸决定自己要1150多万美元，并拿给罗以军一个钟照欣提供的用英文打印的银行收款帐号，叫罗把钱转存到该帐户。罗以军在褚时健给的收款帐号上注明 1156万美元，连同褚时健签字的授权委托书一起带上，到深圳找到华玉公司总经理盛大勇，叫盛立即办理。1996年1月23日，钟照欣提供给褚时健的帐户上收到了 1156万美元。上述数项案发后已全部追回。

对指控的这一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和出示了银行转款凭证，银行收款凭证，证人罗以军、刘瑞麟、钟照欣的证言，以证明被告人褚时健指使罗以军将华玉公司银行帐户上的1156万美元转到新加坡商人钟照欣在境外银行开设的帐号的过程，被告人褚时健及其辩护人对转款的事实无异议。

被告人褚时健辩解：叫罗以军销掉存放浮价款的银行帐户，并把帐户上的余款1500多万美元全部转到钟照欣的帐户上，是因为即将交工作，为了掩盖私分355万美元的事实；款转出后是为玉溪卷烟厂支付购买烟丝膨胀设备款，并不是自己要。

辩护人提出，指控褚时健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故意的证据不足。

公诉机关针对被告人褚时健的辩解和辩护人的意见，进一步宣读和出示了下列证据：

1、罗以军证言，证明“褚时健说自己要 1150万美元”；同时证明‘褚时健给我一个用英文打印的银行帐号用以转款”。

2．钟照欣证言，证明“褚对我说要转一笔款到我帐上，向我要个帐号，„„，我专门买了个公司，开设了银行帐户，把帐户提供给褚，款转到了这个帐户上”。

3．合同书、付款凭证，证明被告人褚时健辩解的购买烟丝膨胀设备的款项，是由其他途径支付的。

公诉机关认为，上述证据充分证实被告人褚时健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辩解不能成立。因此，被告人褚时健的行为已构成贪污罪。

被告人褚时健对罗以军、钟照欣的证言表示异议。辩护人提出，罗以军、外照欣的证言均存在重大矛盾，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法庭依法传罗以军出庭作证。罗以军在当庭作证明，证明褚时健说过转出的美元用作赞助款和其他开支。

本院认为，被告人褚时健指任罗以军将华玉公司帐户上的1156万美元转到钟照欣在境外的银行帐户上，这一事实清楚，双方并无争议。争议的焦点是指控被告人褚时健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证据是否充分；争议的实质是被告人褚时健的行为是否具备贪污罪的主观要件，构成贪污罪。经审查：

1．罗以军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罗以军直接实施转款行为，在这一指控中有利害关系，作为证人作证时，证言的内容前后不一，特别是出庭作证的内容与开庭前所作证言有重大变化，在重要情节上自相矛后，对辩护人提出的质疑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故对罗以军的证言不予采信。

2．钟照欣的证言亦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证言中关于专门为被告人褚时健转款购买公司、开设银行帐户一节，经查证，在时间上、用途上均存在矛盾；关于提供给被告人褚时健帐号一节，有多种说法，前后不一致，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故对钟照欣的证言不予采信。

3公诉机关出示的合同书、付款凭证等证据仅能证明买烟丝膨胀设备的款没有从转出的1156万美元中支付，不能直接证明被告人褚时健非法占有的故意。由于罗以军、钟照欣的证言不予采信，指控证据不能相互印证。形成锁链。

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诉讼中，控方负有提供证据证实犯罪的责任，证据不充分，指控不能成立。该指控中，证据反映出被告人褚时健转款行为的主观故意，同时存在非法占有、购买设备或其他目的的可能性。不具有充分的排它性，因此，指控被告人褚时健贪污1156万美元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确认。

三、起诉书指控：1995年8月至1998年7月，洛阳市公安局和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在侦查本案过程中，先后在云南省昆明市、玉溪市和河南省偃师市等地，扣押、冻结了褚时健的货币、黄金制品、房屋以及其他贵重物品等财产，共折合人民币521万元，港币62万元。对此，褚时健能说明其合法收入来源，经查证属实的为人民币118万元。其余财产计人民币403万元，港币

62万元，褚时健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经查证，也无合法来源的根据。

对指控的这一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和宣读了扣押的存款单 18份，黄金制品

82件，“劳力士”金表 2块，港币23万元，人民币920o元，商品房四套的照片、购房协议、付款凭证及房产价值鉴定书，证人马静芳、马静街。马静芬＼李湘云、喻斌等人的证言，以及被告人褚时健合法收入的相关证明等。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褚时健对其巨额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的部分，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经查证也无合法来源的根据，其行为已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被告人褚时健对指控证据无异议，但提出上述财产中有一部分是外商赠与的。

辩护人提出对被告人诸时健夫妇的共同财产中其妻子的合法财产应予扣除。

公诉机关针对被告人褚时健及辩护人的异议，进一步说明，被告人褚时健对辩解的外商赠与，未能准确地陈述事实，也未能提供外商姓名、住址等查证线索，不能查证属实，辩解不能成立。对被告人诸时健夫妇的共同财产中其妻子的合法财产，起诉书认定时已作扣除。

本院认为，依照法律规定，被告人褚时健对其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的部分，负有说明的责任。被告人褚时健的说明和辩解没有可供查证的事实予以证明，其辩解不能成立。公诉机关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

此外，公诉机关还认定，被告人褚时健有自首和重大立功表现，被告人罗以军有立功和重大立功表现，并当庭出示了相关证据。

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及其辩护人对上述认定均无异议。

被告人褚时健的辩护人提出，褚时健对玉溪卷烟厂的发展和全省的经济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量刑时应充分考虑被告人褚时健的功劳，从宽处理。

被告人乔发科的辩护人提出，乔发科具有自首情节，过去曾对玉溪卷烟厂的发展作出较大贡献，应考虑从宽。

公诉机关针对辩护人提出的观点认为，被告人褚时健以及乔发科确实对玉溪卷烟厂作出重要贡献，但决不能抵刑，在法律适用上人人平等。被告人乔发科是在侦查机关已经掌握犯罪事实并向其讯问的情况下供述犯罪，不能以自首论。

本院审查认为：被告人褚时健因涉嫌其他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在司法机关尚未完全掌握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共同贪污3551061美元的事实前，交待了这一犯罪事实，应按自首论；在侦查期间，检举他人重大犯罪线索，经查证属实，有重大立功表现。被告人罗以军在侦查期间检举他人侵占公共财产线索，但检举的事实未按刑事追究，立功不能成立；关于重大立功表现，指被告人罗以军检举被告人褚时健贪污1156万美元的重大犯罪事实，因对被告人褚时健的这一指控本院不予确认，故被告人罗以军重大立功表现亦不能成立，但该行为使检察机关及时追回流失在境外的巨额国有资产，可在量刑作为酌定从轻情节。被告人乔发科在同案人已经向检察机关供述了共同犯罪事实后，侦查人员向其询问时作如实供述，不属主动投案、自首不能成立，可作为认罪态度较好的情节，酌定从轻。

关于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褚时健以及乔发科曾对玉溪卷烟厂作出重大贡献，应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被告人褚时健以及乔发科在担任玉溪卷烟厂领导期间，为“玉烟”发展作了贡献，对此，党和政府给予了政治上、物质上的荣誉和待遇，但无论功劳多大，都不能因此而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公民犯罪都应依法受到刑事追究。我国刑法第 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被告人褚时健以及乔发科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款，数额特别巨大，依照有关司法解释，属情节特别严重，这是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确定刑罚必须与所犯的罪行相适应。至于被告人的历史表现反映出的主观方面的情节，可在量刑时酌情考虑。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利用职务之便，私分公款3551061美元，折合人民币2870万元，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且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褚时健在共同犯罪中起决定、组织的作用，系主犯，应对组织、参与的全部犯罪负责，论罪应依法判处死刑。但鉴于其有自首和重大立功表现，以及赃款全部追回，经济损失已被挽回和其他情节，依法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褚时健同时犯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被告人罗以军积极参与犯罪，具体实施转款行为，作用明显，但鉴于其系从犯，案发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揭举他人的违法事实，认罪态度较好等情节，依法可以减轻处罚。被告人乔发科受邀约参与犯罪，系从犯，在共同犯罪活动中情节较轻，案发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以减轻处罚。据此，本院为保护公共财产不受侵犯，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严惩严重经济犯罪，根据本案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2条、第382条第 1款、第 383条第 1款第 1项、第26条第 1款、第4款、第27条、第57条第 1款、第67条、第68条、第69条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11条第1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褚时健犯贪污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Zo万元；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ZO万元。

二、被告人褚时健巨额财产中明显超过合法收入的差额部分，价值人民币403万元，港币62万元的财产依法没收。

三、被告人罗以军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3万元。

四、被告人乔发科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2日起10

审判长郑蜀饶

审判员

田波

吕新华

张迎宪

代理审判员 黄为华

人民陪审员

倪慧芳

杨润新

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书记员

庆文

顾蕊

为这份判决书叫好’

也许是对国内法院那种传统的判决书格式早已忍无可忍，也许是对打开审判实践中司空见惯的“黑箱”期盼太久，总之，看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轰动全国的褚时健等人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作出的一审判决，我和我的同事们不由得拍案叫好！

首先，这份判决书好就好在将“经审理查明„„”改成了“本院评判如下„„

”。不仅仅只是几个字的简单改动。它意味着我们的法院终于摆正了自己在司法过程中的裁判位置，开始用一种尽可能平等的、客观的、公正的眼光来对待控辩双方。平等才能客观，客观才能公正。这个道理谁都懂，相关法律中也有规定，但实践中却不知为何总也落实不了，似乎有一条什么看不见的绳索捆住了人们的手脚，没有谁来开风气之先。所以，我们认为，云南高院的这一改，不仅改得正当，而且改得有魄力，改得有眼光。

其次，这份判决书好就好在敢于将控辩双方的证据及质证意见—一列举评述，真正做到了一证一质一辩一认，而不是像传统的判决书那样，将证据问题一笔带过，语焉不详。不要以为这仅仅是判决书写法上的评略差异，它意味着我们的法院终于打开了那个人人痛恨而又无可奈何的“黑箱”，开始将公开审判的原则引人断案过程，让理性的阳光照亮法庭的每一个角落。本来，法院就是讼争各方摆证据、讲道理的地方，法院的职责就是针对人们所讲证据、所讲道理来依法进行评判。这里原没有什么敢与不敢的问题，理当如此！可是，不知是什么原因，或许是观念有误，或许是能力有

限，或许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我们的法

院过去就是不给你认真评理，就是喜欢抛开控辩双方在庭上所援之证，所讲之理，莫名其妙地去自己认定“事实”。所以，我们认为，云南高院的这

一改，不仅改得有道理，而且改得有勇

气，改得有水平！

其三，这份判决好就好在敢干坚持无罪推定原则，敢于否定公诉机关证据不足的指控。在以往的司法实践

中，法院对控方的指控基本上是商量

着办，即使证据不足，也很少当庭予以

否定。而是采取退回补侦的办法，尽

量照顾控方的面子。虽然在新颁布的《刑诉法》中，这一做法已经被摒弃，但

出于传统的惯性，在许多案件、尤其是

重大案件的处理问题上，检法通气的传统仍然在沿续。此案中面对控方

1156万美元的重大指控，云南高院却

没有这么做，而是对控方证据不足的指控当庭不予确认。这一改变说明了

我们的法院终于打破了检法一家的思

维定势，开始承担起依法独立审判的神圣责任。没有谁比当事人和律师更

明白这～改变的深刻含义了。它将恢

复社会对法律的公平信仰、对法院的公正信任。所以，我们认为，云南高院的这一改，不仅改得正确，而且改得有

章法，改得有气度！

其四，这份判决好就好在将“本院

认为”建立在对证据的理性分析和对

法理的详细阐述上，而不是像以往的判决书那样用几句空洞无物的套话笼统带过。相信大家都会同意，法院的存在价值绝不仅仅是审理个案。通过审理个案来揭示公正和社会生活的正当法则，应当是法院的首要社会职责。然而，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在传统的审判实践中，我们往往只知道这个案的最后处理结果，并不明白这个结果中所应包含的普遍道义，有的只是一大堆的困惑和疑虑。然而在云南高院的这份判决书中，我们看到的却完全是另外一番喜人的景象：由于在“本院评判”部分剥笋般逐一分析了控辩双方对证据、定罪、量刑的主要意见，“本院认为”犹如水到渠成，磊落而光明。不要小看这一体例变动的深刻含义，它象征着我们的法院终于意识到了自己肩负的主要社会责任，开始担当起向社会普及法律意识的重大职能。所以，我们认为，云南高院的这一改，不仅改得必要，而且改得有远见，改得有抱负！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这份判决书还有不少可图可点之处，限于篇幅，不再—一点评。总而言之，虽然这份判决书绝非白玉无暇，其中也有一些地方仍不尽如人意，但是，在审判制度改革的大潮中，在司法公正问题已经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今天，这份判决书犹如一道闪电，它照亮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启发了我们对未来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法官、检察官还是我们律师，都可以从这份判决书中窥见司法新世纪的大致模样。我相信，这不仅仅是我们律师，而且也是全社会都希望看见的模样！

篇2：褚时健案刑事判决书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09)江法刑初字第711号

公诉机关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李庄，男，1961年6月23日出生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汉族，硕士研究生文化程度，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户籍所在地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柏林南路3号40栋2单元202号，住北京市海淀区锋尚国际公寓702号。因涉嫌犯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罪于2009年12月12日被刑事拘留，次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重庆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高子程，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陈有西，京衡律师集团事务所律师。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以北检刑诉【2009】81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庄犯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于2009年12月1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贺贝贝、么宁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李庄及其辩护人高子程、陈有西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09年11月20日，龚刚模等34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被提起公诉。同月22日、25日，龚刚模的妻子程琪、堂弟龚云飞先后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刑事案件代理委托协议，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指派被告人李庄及律师马晓军担任龚刚模的一审辩护人。龚刚模的亲属为此支付了律师代理费150万元。

2009年11月24日、26日、12月4日，李庄在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会见龚刚模时，为帮助龚刚模开脱罪责，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并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等人的供述，指使龚刚模推脱罪责。

为使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得到法院采信，李庄还引诱证人作伪证。2009年11月底至12月初，李庄编造龚刚模被樊奇杭等人敲诈的事实，并要求程琪为此出庭作证。2009年11月24日，在重庆市高新区南方花园一茶楼内，李庄指使龚刚华安排重庆保利天源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公司）员工作伪证，否认龚刚模系保利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控制者，龚刚华即安排保利公司员工王汪凌、陈进喜、李小琴等人作虚假证明。2009年12月3日，在重庆市渝北区的五洲大酒店内，李庄指使龚刚模的另一辩护人重庆克雷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家友贿买警察，为龚刚模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作伪证。2009年12月1日，李庄向人民法院申请程琪、龚云飞等人出庭作证。

2009年12月10日，龚刚模向公安机关揭发了李庄的行为。同月12日，李庄被公安机关捉获。公诉机关当庭举示了相应证据证明其指控，并据此认为被告人李庄的行为干扰了龚刚模等34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审理的正常进行，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第一款，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提请对被告人李庄依法判处。

被告人李庄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定性均予以否认，辩称龚刚模被刑讯逼供是龚刚模本人所说，自己没有伪造证据；没有唆使龚刚模作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没有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作伪证；法律对宣读同案人供述没有禁止性的规定；在担任龚刚模的辩护人之前，龚刚模就作出了被樊奇杭等人敲诈的供述；公诉机关宣读的证人证言是在证人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取得，没有证明力；不认识汪陵、陈进喜、李小琴，也没有指使龚刚华安排这三人作伪证；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应以实际发生后果为构成要件，在被公安机关捉获前已声明退出龚刚模案的诉讼，没有造成后果，因而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被告人李庄的辩护人认为，受到刑讯逼供是龚刚模自己向李庄所说，并非李庄捏造，李庄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的供述没有违反法律规定；龚刚模在李庄介入前就曾供述被樊奇杭等人敲诈；龚刚模是在公安机关对其讯问的过程中揭发了李庄，但此时龚刚模案已进入审判阶段，公安机关无权再对龚刚模进行讯问，公安机关的行为不具有合法性；龚云飞、马晓军等证人均是在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作出的证言，且均未出庭质证，无法判断其证言的真伪；指控李庄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的证据不足；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是结果犯，李庄的行为并未造成后果，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公诉机关在庭审中举示了以下证据：

1.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渝检一分院刑诉[2009]283号起诉书证明，2009年11月20日，龚刚模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由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流程管理信息系统案件具体信息证明，2009年11月20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龚刚模案。

3.李庄的律师执业证书（冀司律证字第9？297号）证明，李庄系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4.程琪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刑事案件代理委托协议证明，2009年11月22日，龚刚模的妻子程琪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签订协议，该所指派李庄及其助理作为龚刚模的一审辩护人，委托代理费为20万元。

5.龚云飞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刑事案件代理委托协议证明，2009年11月25日，龚云飞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签订协议，该所指派律师李庄、马晓军作为龚刚模刑事、民事、刑事附带民事案的诉讼代理人，代理权限为咨询、刑事辩护、民事代理、法律顾问，协议有效期至一审结束，委托代理费为150万元。6.程琪作为委托人的委托书证明，程琪于2009年11月22日聘请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庄、马晓军作为龚刚模的一审辩护人，有效期至一审结束日止。委托书上有龚刚模的签名、捺印。

7.律师事务所函【09】第11号证明，2009年11月26日，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致函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指派李庄、马晓军担任龚刚模的辩护律师。

8.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庭通知书证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24日通知李庄、马晓军作为龚刚模的辩护人参加2009年12月7日对龚刚模等34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开庭审理。

9.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于2009年12月15日出具的关于李庄、马晓军会见龚刚模的时间情况说明及李庄、马晓军向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提交的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专用介绍信证明，李庄、马晓军三次会见龚刚模的时间为2009年11月24日15：34至18：

16、2009年11月26日10：45至11：

48、2009年12月4日10：55至12：39。

10.龚刚模作为委托人的委托书证明，2009年11月24日，龚刚模在委托书上注明“拒绝人民法院为我指定其他辩护人”并签名、捺印。

11.法律事务委托合同证明，2009年10月21日，龚云飞与重庆克雷特律师事务所签订合同，该所为龚刚模在刑事侦查、审查起诉、一审、二审程序中提供法律服务，龚云飞支付律师服务费5万元。

12.通知证人出庭申请书证明，2009年12月1日，李庄、马晓军就龚刚模案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通知证人龚云飞、龚刚华、林丽（莉）、程琪出庭作证的申请。

13.重庆市南川区看守所在押人员入所境况检查登记表、在押人员出所健康检查登记表证明、龚刚模于2009年6月20日在该所进行入所检查及同年8月15日在该所进行出所检查，身体健康，一切正常，伤情一栏为“五特殊”。

14.重庆市南川区看守所狱医谭帮胜于2009年12月15日出具的关于在押人员龚刚模在我所关押期间健康状况说明证明，龚钢模在该所关押期间，按照规定每日对监室的每个在押人员进行巡诊检查，在2009年6月19日至8月15日的巡诊中没有发现龚刚模身体有外伤及患病情况，身体健康。

15.重庆市公安局关于设立江北区看守所临时羁押点的通知证明，2009年6月19日，根据全市公安机关破案攻坚综合整治战役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需要，为解决当前看守所押量爆满的突出问题，重庆市公安局决定设立江北区看守所临时羁押点。

16.在押人员健康检查登记表证明，2009年8月16日，经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检查，龚刚模体表无外伤，同意收押。17.看呀人员每日巡诊登记表证明，2009年8月16日至11月21日，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的医生每日对龚钢模进行了巡诊，龚刚模未诉不适。生命体征平稳，一般情况较好。

18.证人龚刚模的证言证明，公安机关依法办案，没有对他刑讯逼供，他以前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是真实的。李庄、马晓军三次会见他的情形如下：李庄向他宣读了樊奇杭的部分笔录材料，说樊奇杭、张孟军、吴川江、付仕培在李明航被杀案的供述中没有收到刑讯逼供，李庄走到铁窗边靠近他小声地教他，在法庭上他必须说自己是被警察刑讯逼供了，并且假装演示被刑讯逼供的过程，李庄就提出对他的伤情进行鉴定。如果法庭不同意，李庄就会提出不再担任他的律师，法庭就会休庭。法院会让他在三天之内找到新的律师或者为其指定律师，这时候他必须拒绝另外委托和指定律师。李庄告诉他，如果他拒绝另外委托和指定律师，只能要李庄给他辩护，法院才开办了庭。李庄举例讲了在辽宁代理的一个涉黑案件就是用这种方法导致案件庭审拖了一年多的时间。李庄叫他在委托书上写下内容大致是“拒绝人民法院为我指定的辩护律师”。李庄叫他大声回答他是否被刑讯逼供的问话，胆子要大，还要把刑讯逼供的过程演示出来，以此来翻供；李庄告诉他，他的妻子程琪会出庭作证来证明他是被樊奇杭、李明航敲诈、并不想借钱给他们，要他配合程琪的说法；李庄告诉他在开庭时只承认非法持有枪支罪和行贿罪，其他均说不知道；李庄告诉他在开庭时候不要承认给樊奇杭40%的股份，并告诉他唐筱没有被抓到。

19.证人马晓军的证言证明，他与李庄三次会见龚刚模，会见前后听到和看到的内容如下：2009年11月24日，李庄向龚刚模宣读了樊奇杭的部分笔录材料，告诉龚刚模说樊奇杭、张孟军、吴川江、付仕培在供述中没有提到龚刚模的名字；李庄教龚刚模在法庭上说李明航的电话号码是樊奇杭自己拿龚刚模的手机看的；李庄对龚刚模说从笔录材料中看出你受到刑讯逼供和诱供，李庄会申请对龚刚模作伤情鉴定，如果法庭不同意，李庄就会提出不担任龚刚模的律师，法院会让龚刚模在三天之内找到新的律师，如果找不到，法院给龚刚模指定律师时，李庄叫龚刚模说不要法院指定的律师，只要李庄担任辩护律师，并让龚刚模在委托书上写下“我拒绝人民法院为我指定的辩护律师”；2009年11月26日，李庄告诉龚刚模只承认非法持有枪支罪和行贿罪，其他说不知道；李庄小声教龚刚模在庭审时说自己被警察刑讯逼供了，并让龚刚模假装演示被刑讯逼供的过程。2009年12月4日，李庄告诉龚刚模，保利公司从成立到现在，龚刚模第一不是法定代表人，第二不是股东，有什么资格把40%的股份给他人，唐筱在逃。李庄告诉龚刚模在法庭上接受李庄的问话时就回答，不知道，不要多说了，言多必失；李庄对龚刚模说龚刚模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对龚刚模很不利，如果不推翻以前的供述必死无疑，让龚刚模在庭上必须说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了，被吊了八天八夜，吊得大小便失禁，说得越夸张越好。龚刚模以前的供述都是因为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形成的，以此来翻供，让以前的交代全部作废；李庄告诉龚刚模，龚刚模的妻子程琪会出庭作证来证明龚刚模是被樊奇杭、李明航等人敲诈，证明龚刚模不是黑社会，叫龚刚模到时按程琪的这种说法进行辩解就行了。当晚，他和李庄、龚云飞吃饭时，李庄对龚云飞说在会见龚刚模时已教会了龚刚模在法庭上说被公安机关吊了八天八夜，吊得大小便失禁，龚刚模就可以在法庭上翻供，以此推翻以前的供述。20.证人龚云飞的证言证明，2009年11月24日晚，他和李庄、马晓军、吴家友、龚刚华、王勇在五洲大酒店对面的陶然会馆吃饭时，李庄说会见龚刚模时给龚刚模讲了让龚刚模在庭审中翻供，让龚刚模说呗刑讯逼供，李庄会要求法庭对龚刚模休庭验伤。吃完饭后，在高新区南方花园的逗号茶楼，他、龚刚华、林莉、李庄、吴家友继续谈龚刚模涉黑案的事情，提到龚刚模将保利公司40%的股份无偿划给樊奇杭的事情，李庄叫龚刚华去给保利公司的负责人和办公室人员打招呼，如果有警察找他们调查了解情况，就对警察说保利公司与龚刚模无关，龚刚模不是保利公司的老板，保利公司的老板是唐筱。2009年11月26日，他和李庄、马晓军、吴家友、王勇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背后的国际会所吃饭时，李庄说已给龚刚模说了，叫龚刚模在庭审时说遭到了警察刑讯逼供，并叫龚刚模在法庭上做出被警察刑讯逼供的夸张动作，李庄就提出要求验伤，法官不同意，李庄就离开法庭。李庄说让龚刚模签了只能聘请李庄做律师的委托书，法院只能让李庄做龚刚模的辩护律师。2009年12月3日，在五洲大酒店801房间里，李庄对吴家友说，吴家友以前干过警察，最好能找几个办理龚刚模案的警察到庭上作证，证明龚刚模是被警察刑讯逼供而作出的口供，要是能够找到的话，花几百万元也值得；当日下午，他和李庄单独在五洲大酒店801房间时，李庄让他、程琪、龚刚华出庭作证，证明龚刚模是被樊奇杭、李明航敲诈，说明龚刚模不是黑社会。

21.证人吴家友的证言证明，2009年11月24日晚，他和李庄、龚云飞、马晓军。龚刚华及驾驶员在五洲大酒店附近的陶然会馆吃饭时，李庄说在会见龚刚模时示意龚刚模翻供，说被刑讯逼供，龚刚模看了李庄的眼神和动作后明白了，龚刚模就说在警察讯问时遭到了刑讯逼供；饭后，他和龚云飞、龚刚华、李庄一起在南方花园的一家茶楼喝茶时，李庄让龚刚华去查保利公司营业执照和股份情况，让龚刚华给保利公司员工说保利公司的老板不是龚刚模而是唐筱；李庄第二次来重庆的第三天上午，他到五洲大酒店在李庄的房间见了李庄、龚云飞。李庄讲会见龚刚模时叫龚刚模说被刑讯逼供的过程，李庄一边说还一边给我们比划动作，说龚刚模表演被警察吊起，吊得大小便都流在裤裆里了；他和李庄第三次见面是在李庄回了北京五天之后，他到五洲大酒店李庄住的房间里和李庄见了面，龚云飞也在，后来马晓军也来了。李庄说龚刚模的口供很重要，只要在法庭上翻供，那么定罪就比较困难，在会见龚刚模的时候隐讳的给龚刚模说过，要在法庭上夸张的回答李庄的提问，说到有没有刑讯逼供的时候要大声的说被刑讯逼供了，而且还要做一些动作，让法庭和其他人相信，那么龚刚模的口供就不算数了。李庄说给龚刚模用打手势。递表情、反复问同一问题的方法暗示龚刚模说被刑讯逼供，龚刚模懂了，当时就说在警察讯问时被刑讯逼供了；李庄让他去找几个参加龚刚模审讯的或是看到龚刚模审讯的警察出来作证，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了，最好找几个参加龚刚模审讯的警察来出庭作证，李庄说要是能找到警察出庭作证，花几百万元也可以。当时龚云飞也在场。他没有去找。

22.证人程琪的证言证明，李庄给她讲让龚刚模在开庭时大声说自己被刑讯逼供了，并演示被刑讯逼供的过程才有机会救自己；李庄说要申请对龚刚模验伤，要求休庭，否则就退出法庭不再辩护，使法庭无法审理；2009年11月底或12月初，李庄对她讲，李明航、樊奇杭这些人才是黑社会，他们找龚刚模借钱，实际上是敲诈龚刚模。李庄让她出庭作证，证明龚刚模不是黑社会，李明航、樊奇杭这些人才是黑社会。李庄还教她在法庭上讲龚刚模只是做生意的，惹不起李明航、樊奇杭这些黑社会的人。他们找龚刚模借钱，龚刚模不借不行，龚刚模也被黑社会的人敲诈。

23、证人龚刚华的证言证明，2009年11月23日，在五洲大酒店李庄住的房间，李庄让他给保利公司的员工说保利公司的老板不是龚刚模。他随即在袁家岗的奥翔茶楼告诉李小琴、汪凌、陈进喜，以后对外说保利公司的老板不是龚刚模而是唐筱；2009年11月24日晚，他和李庄、龚云飞、吴家友、马晓军先后在陶然会馆吃饭既在南方花园的逗号茶楼喝茶，其间，李庄说会见龚刚模已教了龚刚模在法庭上说被警察刑讯逼供了，李庄就会申请对龚刚模进行伤情鉴定，法官如不同意，李庄就走人，使法院无法开庭，并说叫龚刚模只能要李庄担任辩护人；李庄让他找看守所里的医生作证，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他说找不到。李庄让他给保利公司的负责人说保利公司转让40%的股份给樊奇杭与龚刚模无关，他说已经打过招呼了。

24、证人李小琴的证言证明，2009年11月下旬，她接到龚刚华的电话后到袁家岗奥运体育中心旁边的奥翔茶楼。龚刚华说能不能把保利公司关了，她说要同陈进喜、汪凌商量。她回保利公司给陈进喜和汪凌说龚刚华叫把保利公司关了的事情，他两人觉得不好办。她与陈进喜、汪凌又找到龚刚华，龚刚华就说不关门就让最早来保利公司上班的小姐走远点，多发些工资都可以。如果警察问保利公司的老板是谁就说是唐筱，不是龚刚模。公安机关在前几次对她进行询问的过程中，她说保利公司的老板是唐筱，是龚刚华教她这么说的，其实龚刚模至今都是保利公司的老板。保利公司所有的财务都是她负责管理，她在公司的地位仅次于唐筱了，如果有保利公司股权转让这事，她是不可能不知道的。

25、证人汪凌、陈进喜的证言证明，龚刚华给他们及李小琴说如果警察问保利公司的老板是谁就说是唐筱，不是龚刚模。汪凌的证言还证明，保利公司的老板是龚刚模，他在前几次接受警察询问的过程中说保利公司的老板是唐筱，是龚刚华教他这么说的。

26、证人刘刚、王丽敭、唐勇（均系医生）的证言证明，龚刚模在押期间没有受伤。

27、证人吴鹏（龚刚模案负责看守犯罪嫌疑人的民警）、杨永康（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督察支队民警）的证言证明，没有发现审讯人员对龚刚模讯问的过程中有刑讯逼供等违法违纪现象，每天对龚刚模等人的羁押室进行检查时也没有发现有任何违法违纪的情形。

28、证人张科（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负责审讯龚刚模案的民警）、何建洪（龚刚模专案组副组长）的证言证明，在对龚刚模羁押室、审讯室进行检查时没有发现民警有刑讯逼供等违法违纪行为发生，犯罪嫌疑人的各种权利都得到保障。

29、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证明，2009年12月10日，公安机关在讯问龚刚模时，龚刚模向公安机关揭发其辩护律师李庄的行为。

30、重庆市公安局“091”专案组民警熊峰、周素露于2009年12月1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2009年12 月10日，他们在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因办理文强涉嫌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提讯龚刚模时，龚刚模主动反映其律师李庄在会见他时告诉他，让他在法庭上称以前交代的材料是在受到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下形成的，同时龚刚模还反映李庄教他如何编造被刑讯逼供的情节及以后在法庭上如何翻供。

31、重庆市公安局关于案件指定管辖的通知证明，2009年12月10日，重庆市公安局将李庄涉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一案指定江北区分局侦查，并抽调“091”专案组、“7.30”专案组、“6.3”专案组、网监总队、江北区分局、沙坪坝区分局、经开区分局等民警组成专案组，迅速展开侦查。

32、立案决定书证明，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于2009年12月10日对李庄以涉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立案侦查。

33、重庆市公安局民警廖川江、甘立红出具的捉获经过说明证明，2009年12月12日18时，廖川江、甘立红在北京振国肿瘤医院303病房将李庄捉获。

被告人李庄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举示的上列证据中除对证据1、2、3、4、6、7、8、13、14没有异议外，对其余证据均提出异议，主要观点为：证人龚云飞、马晓军等人的证言是在被公安机关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形下取得，取证程序违法，不具备证据效力；公安民警、医生的证言及在押人员身体检查情况与重庆法医验伤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检验报告的内容存在矛盾；龚刚模专案组民警参与李庄案的侦办，没有回避，程序违法。

本院对公诉机关举示的证据、被告人李庄及其辩护人的质证意见评判如下： 其一，证人龚云飞、马晓军等人的证言虽是在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形下取得，但其证言是公安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收集，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证人证言之间相互印证，具备证据效力。

其二，公安民警、医生的证言及在押人员身体检查情况与重庆法医验伤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检验报告的内容并不矛盾。龚刚模供述未被刑讯逼供，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也不能说明“龚刚模左腕部色素沉着、减退区系钝性物体所致擦伤后遗留”是被刑讯逼供所致，且公安民警、医生的证言，在押人员身体检查情况与龚刚模的供述相互吻合。

其三，李庄案的办案民警是公安机关从多个案侦单位抽调人员组成。龚刚模专案组民警参与李庄案的侦办，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关于回避的规定。

被告人李庄的辩护人在庭审中举示了以下证据：

1、中央电视台采访龚刚模的录像证明，李庄没有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刑讯逼供的供述，是龚刚模误解了李庄眨眼睛的表情。

2、龚刚模的讯问笔录及龚刚模案件中陈涛、向爱华、张孟军的讯问笔录证明，龚刚模在李庄介入案件前就有被樊奇杭、李明航敲诈的供述；公安机关的审讯经常在夜间进行。

3、重庆法医验伤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检验报告证明，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委托重庆法医验伤所对龚刚模作了是否因外力因素造成其人身伤害及成因的司法鉴定，结论为“龚刚模左腕部色素沉着、减退区系钝性物体所致擦伤后遗留；龚刚模（除左腕外）未见确切伤情。”

公诉机关对被告人李庄的辩护人举示的上列证据均提出异议，认为中央电视台采访龚刚模的工作人员不具备收集刑事诉讼证据的主体资格；龚刚模的讯问笔录没有说到自己被敲诈；陈涛、向爱华、张孟军的讯问笔录与本案无关；重庆法医验伤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不能说明“龚刚模左腕部色素沉着、减退区系钝性物体所致擦伤后遗留”是被刑讯逼供所致。

本院对被告人李庄的辩护人举示的证据及公诉机关的质证意见评判如下：

其一，刑事诉讼证据必须依法收集。录像作为视听资料虽然是法定的证据形式之一，但媒体从业人员不具备收集刑事诉讼证据的主体资格，因此，中央电视台采访龚刚模的录像不具备刑事诉讼证据资格。

其二，在李庄介入龚刚模案以前，龚刚模的讯问笔录中并没有被樊奇杭、李明航敲诈的内容；公安机关根据案侦需要在夜间审讯不违反法律规定；陈涛、向爱华、张孟军的讯问笔录于本案没有关联性。

其三，重庆法医验伤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检验报告并不能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且龚刚模本人供述未受到刑讯逼供。

综上，对公诉机关在庭审中举示的证据，除已当庭采信的证据1、2、3、4、6、7、8以外，本院认为其余证据收集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均予以采信；对被告人李庄的辩护人在庭审中举示的证据3予以采信，对其余证据不予采信。

根据采信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人李庄系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2009年11月20日，龚刚模等34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由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月22日、25日，龚刚模的妻子程琪、堂弟龚云飞先后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刑事案件代理委托协议，该所指派李庄及马晓军担任龚刚模的一审辩护人。龚刚模的亲属先后向该所支付了律师咨询、刑事辩护、民事代理、法律顾问费150万元。

2009年11月24日、26日、12月4日，被告人李庄在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会见龚刚模时，教唆龚刚模在法庭审理时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以推翻龚刚模以前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并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的供述。同年12月3日，在重庆五洲大酒店，李庄指使重庆克雷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家友贿买警察，为其编造龚刚模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作伪证。

2009年11月底至12月初，被告人李庄引诱程琪作龚刚模被樊奇杭等人敲诈的虚假证言，并要求程琪出庭作证。同年11月24日，在重庆市高新区南方花园的逗号茶楼，李庄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公司员工作伪证，否认龚刚模系保利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控制者。龚刚华即安排保利员工汪凌、陈进喜、李小琴按照李庄的说法作虚假证言。同年12月1日，李庄就龚刚模案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通知证人龚云飞、龚刚华、林丽（莉）、程琪出庭作证的申请书。

2009年12月10日，公安机关因办理文强涉嫌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提讯龚刚模时，龚刚模揭发了李庄教唆其编造被刑讯逼供的行为。同月12日，李庄被公安机关捉获。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定，律师执业必须为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律师担任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违反上述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被告人李庄在担任龚刚模的辩护人期间，利用会见龚刚模之机，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供述，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引诱龚刚模的妻子程琪作龚刚模被敲诈的虚假证言，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公司员工作虚假证言，并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同志龚云飞、龚刚华、程琪等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其行为妨害了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秩序，已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依法应予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庄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

关于被告人李庄及其辩护人提出龚刚模被刑讯逼供是龚刚模本人所说，李庄没有教唆龚刚模作被刑讯逼供的供述和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坐龚刚模被刑讯逼供的伪证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龚刚模供述公安机关是依法办案，没有对其刑讯逼供。证人龚云飞、马晓军、吴家友、龚刚华均证实李庄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作龚刚模被刑讯逼供的伪证。故李庄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李庄及其辩护人提出龚刚模在李庄介入之前作过被敲诈供述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龚刚模在李庄介入之前供述过樊奇杭、李明航曾找其借钱，并未供述受到敲诈。故李庄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李庄及其辩护人提出李庄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的供述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李庄是在有意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刑讯逼供供述的同时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的供述，不能将李庄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供述的行为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为来评价是否合法。该行为实际上是李庄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刑讯逼供的供述，从而达到推翻龚刚模以前供述的目的，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伪造证据。故李庄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李庄及其辩护人提出龚云飞、马晓军等证人均是在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作出的证言，且均未出庭质证，其证言没有证明力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证人龚云飞、马晓军等人的证言虽是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所作，但其证言是公安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收集，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故乡印证，具有证明力；本院在开庭前已依法向证人送达了出庭通知书，证人均表示不愿意出庭作证、表明其在公安机关的证言是真实的，且人民法院不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公诉机关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符合法律规定。故李庄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李庄提出的不认识汪凌、陈进喜、李小琴，也未指使、引诱三人坐伪证的辩解。经查，李庄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公司员工作虚假证言，龚刚华按李庄的指使安排汪凌、陈进喜、李小琴谎称龚刚模与保利公司无关的事实，有龚刚华、汪凌、陈进喜、李小琴的证言予以证明，且相互印证。故李庄提出的该辩解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李庄的辩护人提出龚刚模是在公安机关对其讯问的过程中揭发了李庄，但此时龚刚模案已进入审判阶段，公安机关无权再对龚刚模进行讯问，公安机关的行为不具有合法性的辩护意见。经查，公安机关因办理文强涉嫌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的需要提讯龚刚模时，龚刚模揭发了李庄教唆其编造被刑讯逼供的犯罪行为，公安机关提讯龚刚模不违反法律规定。故李庄的辩护人提出的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李庄及其辩护人提出辩护人提出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应以实际发生后果为构成要件的辩解、辩护意见。本院认为，从犯罪构成上讲，该罪属于行为犯，不是结果犯。故李庄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根据被告人李庄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李庄犯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9年12月12日起至2012年6月11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付鸣剑

审 判 员 黄 炼

代理审判员 刘 懿

二 O 一 O 年 一 月 八 日

书 记 员 曹晓燕

篇3：褚时健案刑事判决书

案件情况:2011年12月10日晚上, 连云港市公安局指令海州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警察到新浦区海连路天然居宾馆进行检查。在该宾馆三楼的“天然居洗浴中心”内, 警察抓获负责管理消防通道里暗门的王某。通过消防通道后, 警察又在9号包间内查获卖淫嫖娼顾某某、高某某、7号包间内查获蒋某某、韩某某。警察在带离涉案人员过程中, 孙某来到现场, 警察询问其干什么的, 孙某说天然居洗浴中心是其承包经营的。警察将孙某一并传唤至公安机关。经查, 当晚顾某某以238元的价钱向高某某卖淫, 蒋某某以238元的价钱向韩某某卖淫。面对警察的询问, 孙某主动如实供述其容留妇女卖淫的违法犯罪情况, 王某也如实交代其在孙某容留卖淫案中的作用。根据孙某、王某的交代, 警方获知孙某的妻子徐某在该案中涉嫌犯罪, 在卖淫活动中具体管理并收取嫖资。在当晚查处过程中, 徐某乘机溜掉。警方遂将徐某列为犯罪嫌疑人进行抓捕, 并多次通过徐某的亲朋好友传话, 规劝徐某到公安机关自首。2011年12月19日, 徐某到公安机关自首。刚到公安机关, 面对警方的讯问, 徐某试图开脱自己的罪责, 拒不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警察对徐某进行长时间劝导教育无果。经过多次讯问, 面对凌厉的讯问攻势, 在公安机关展示充分的证据后, 徐某才供述其犯罪经过。

至于被告人孙某的到案方式, 警方提供了书面说明, 具体内容为:2011年12月10日晚上, 连云港市公安局海州分局治安大队警察在新浦区海连路天然居宾馆三楼的“天然居洗浴中心”洗浴场所内, 查获涉嫌卖淫嫖娼的顾某某、高某某等人。警察在现场将顾某某、高某某等人口头传唤至公安机关。在带离过程中, 孙某来到现场, 警察询问其干什么的, 孙某声称“天然居洗浴中心”是其承包经营的。警察将孙某一并传唤至公安机关。将孙某带至公安机关过程中, 孙某一直配合公安机关工作, 没有抗拒、逃跑等行为。在公安机关, 孙某主动陈述了其违法犯罪经过。而徐某的到案方式为:2011年12月19日, 徐某到连云港市公安局海州分局治安大队投案自首。

判决书中认定徐某于2011年12月11日投案, 应属笔误, 对此我们不必深究, 也无必要评论。仅从判决结果来看, 徐某被认定为投案自首, 以致比同案的孙某轻了六个月的徒刑, 从侦办此案的警察角度看, 似乎有“坦白从宽, 牢底坐穿”的悲凉感。法院认定徐某是投案自首, 从案件侦办情况看, 符合投案自首的相关规定。投案自首作为犯罪人在犯罪后服法的表现, 无论其出于何种动机, 都显示了法律的胜利。徐某以一种主动的姿态解决了与国家之间的对抗性矛盾, 理应得到法律的褒奖, 结果得到从宽处理。而被告人孙某、王某没有被认定为投案自首, 从案件查处的过程来看, 孙某、王某的主动交代违法事实对于案件侦破起到重要作用, 是关键证据。由于涉娼案的特殊性, 能收集的物证较少, 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往往是主要证据。而孙某、王某如实交代就直接锁定犯罪嫌疑人徐某。法院认定孙某、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 是主犯。但法院的判决对于孙某、徐某却相差有六个月的悬殊, 差别就是认定徐某系自首。但从对查明案情作用来看, 显然孙某、王某两人对警方侦破该案起更大的作用, 而徐某是迫于压力, 陈述了警方已知的案情。法院的法官对于投案自首这样基础性法律知识的理解, 应该没有问题。而出现这样的判决结果, 作为警方提供的证据应该有不到的地方, 侦办案件的警察没有出庭作证, 使法官少了一条认识和了解案件事实的渠道。

篇4：刑事判决书改革势在必行

尽管本案的案情并不复杂，与几年前本案的母本——真正的“许霆案”相比，判决认定被告人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的刑罚结果并不为重，尽管这一判决的结论，即使依据相同的事实，但当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由于对法律的解读和理解不同和所持的法理根据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但是，惠州“许霆案”的判决不仅结论明确肯定，更在于说理充分，条缕清晰，分析入微，而且还体现了非常浓厚的人情味，使得原本人们看惯、听惯，对习以为常的冰冷如雪的刑事法律和由此产生的刑事判决书也感觉到已有了丝丝温情暖意的产生。

就这一判决的表现形式和说明的内容而言，在当前刑事判决书依然是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千篇一词的情形下，可谓是让人眼睛一亮。而且随着司法改革的兴起和深入，可以想象，这样的判决书会成为一种新时代刑事判决书进行形式改革和内容提升的一个标杆性范本。

刑事判决书是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判决书在中国古代也称之为判词，是古代社会为解决两造纠纷、平息你争我斗、了断是非矛盾、实现定分止争的一种法律裁判文书。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判词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一朵鲜艳夺目的奇葩。人类自从走出丛林、走出伊甸园结成社会关系以后，就伴随着各种矛盾纷争、利益纠葛和怨恨仇杀等人间纠结一路走来。面对种种人间是非，诉至国家专门机关请求加以了断，也是人类社会一步步走向文明的必由之路。

于是，就有了一份又一份定纷止争、惩恶扬善的各种各样判决书，其中刑事判决书格外受人注目。这是因为一份刑事判决书不仅仅是代表判决结果合法化、正当化和权威性的重要载体，也是一份如何针对当事人（包括了被告人和被害人）的释法书、说理书和裁定书，又是一份体现了国家法律的威严性、审判行为的严肃性和判决结果强制性的命令状。而且更在于它直接涉及社会成员的生杀予夺，轻则涉及人的财产权利、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权利，重则甚至涉及剥夺人的生命权利。今天虽然时代不同了，但小到民间纠纷，大到杀人越货，依然需要国家专门机关进行居中审理，判案定谳。

因此，即使在一般意义上而言，如何让当事人心悦诚服地认可和接受判决内容，如何让社会公众了解和服膺既有的案判谳定，如何让每一份刑事判决书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制作好每一份刑事判决书就成了今天刑事司法实践中是否严格依法办案、是否以法以理服人的一个主要载体，也是今天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不可否认，由于今天刑事司法实践中实用主义的国情使然和各种机械的套路格式、各种僵化的规格规定和各种硬性的命令规范，使得许多刑事判决书在形式上多有雷同，满篇充斥套语；在内容上一些无关紧要的证据清单占据着判决书的很大空间，一些事实的重复描写反复出现，以致让人感到拖沓乏味；很多刑事判决书的表现形式僵化，以致常有人戏谑：现在的刑事判决书有的只要改变一下当事人的姓名、年龄、籍贯，即可通用于某一类的犯罪。

这种现象的出现，既由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日益加速使人无法停下来作一些休整；当下司法实践中案积如山、杂事如麻，也使得当代断案者累得简直喘不过气来，使人无法静下来作一些深思。而已有的训练方式单一，在内容描述上简单地要求存同去异，一些固定的统一格式的约束作用，也在这里起着消极的作用。但同样不否否认的是：一些断案者自身的人文底蕴积累不足、自身独立意识的缺位，甚至一些断案者理论功底的不足、说理耐性的缺失，使得一些断案者在制作刑事判决书的过程中，常常很难做到精益求精，使之成为一篇篇为人称颂的佳篇良作。

比如，前一阵为整个社会所关注的李昌奎奸杀少女、残害幼童案、药家鑫案、林森浩投毒杀人案等一些特大要案重案，虽然犯罪事实描写叙述比较到位，但是其判决词也只是用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特别大的通俗语言来描述，真可谓对严重犯罪的判词其用语几乎是千篇一律的简单套路。

也许对类似案件的审理，在严格依法办案的前提下其审判结果会是相同的。但由于断案者对法律解读程度的深浅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有所差异，对犯罪事实的描述取材轻重不一，个人的历史人文底蕴积累有别，思维表达的个人修养致异，这些内容都能真实地反映着断案者在下判过程中的多侧面活动表现，而这种反映又必然让不同的刑事判决书会有不同的载体出现而显得丰富多彩。而现在这些本来多元的不同表现形式却被一个简单的、统一的模式全部掩盖了。

其实，当我们认真回顾中国古代优秀判词的发展历史，通过盘点、总结和品鉴，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优秀的判词作品不但兼有英美法系据律论理之情感任由阐发，又有大陆法系据典引条之规范操作技巧，在情感内容上体现出劝人为善、匡扶正义、判决公允的价值追求，在表现形式上能做到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并且在制作过程中往往写得文笔精练，剖析入微。

因此，中国古代判词中具有法学的规范评价与文学的说理劝人的双重价值。这是由于中国古代的官吏本身集行政、司法于一体的产物，而且各级官吏大多通过科举制度进行选拔而任职的，科举制度与儒家文化紧紧捆绑在一起，因此，大多数文官都是以饱学之士的儒生身份出现在官场舞台上的，从而使得深深植根于中国古代社会儒家化人文环境之中的时代里，呈现出“名家辈出，佳判如云”的盛世局面，一份好的判词也是作为一件珍贵的文学作品流传后世被人欣赏的。正像英美法系中，一份好的判决书所阐述的法治观念和法律理论同样可以成为一个经典被人欣赏和尊重，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法律原则的渊源。尽管有人指出：“对于法律家来说，这种艺术欣赏能力并不非常重要，最重要的还是判断力和权衡的能力。”但这种“摈弃官式语言之呆板，圆滑而以优美、典雅之文风极力阐述自己独特见解，极具浓厚美学韵味，又含深刻法力，兼容极高艺术性之判决不断奉献于世人面前，使人领略到五彩斑斓的法律判决之美而倾心研读关注”。

刑事判决书需要针对当事人释法说理

今天的时代背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一份刑事判决书依然代表了国家法律意志的体现，同样也需要针对当事人（包括了被告人和被害人）进行释法说理。它既要体现了国家法律的威严性、审判行为的严肃性和判决结果的强制性，也需要让当事人心悦诚服地加以认可和接受。也许我们今天还不能一下子完全去除“主文—事实—理由”三段式的老套路，但路径依赖的文化传承不但使我们无法彻底摒弃昨天的文化遗产，而且随着新时代对审判断案者不断提高的要求来说，由此促使今天的断案者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底蕴，丰富自己的处世经验，增加多元的实践经验，不断写就一些既能全面反映案件事实、评述当事双方的不同意见、又能对法律法理进行入木三分的阐释，对判罚结果做到一锤定音又充满说理的刑事判决书也是势所必然的事了。所以，当我们回过头来细细品味惠州“许霆案”的刑事判决书，就会发现其中有了许多促成刑事判决书需要发生变革的积极元素。

几年前，广州许霆案判决之后，学者们写了大量分析文章，对其中的诸多内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然而，就像这样一个极有争议的案例，其刑事判决书却是用寥寥数语就打发了。此次，惠州“许霆案”一改常态，真可谓是一个好的开端，洗去了广州许霆案诸多不足的蒙尘。在司法实践中，面对复杂疑难的案件，有时追求理想的正义是非常困难的，也许这类案件本身就没有唯一的正义结果。但只要断案者基于自己独立的价值立场，秉持宽厚适中和进行独立的不受他人影响的自我判断，整体把握案件事实，全面分析行为情节，细致入微的分析说理，其判决结果就应该受到尊重。

通过深入浅出、释法说理的一篇刑事判决书，把法官们如何判案定谳的思想过程和客观表现一一记录下来，把法官们对案件的下判根据特别是判罚结果的理由说出来、说清楚，使他人即使不一定完全同意你的观点和结论，但也会赞叹和赞服你的判决结果。正像这份刑事判决书最后说到的：“我们也不能确认和保证本判决是唯一正确的，我们唯一能保证的是，合议庭三名法官作出的这一细致和认真的判断是基于我们的良知和独立判断，是基于我们对全案事实的整体把握和分析，是基于我们对法律以及法律精神的理解，是基于我们对实现看得见的司法正义的不懈追求。”正所谓壮载！善哉！美哉！

篇5：故意伤害一案一审刑事判决书

被告人陈鹏，男，1983年8月10日出生。

辩护人安学锋，北京市瑞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检察院以洛涧检刑诉（2009）22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鹏犯故意伤害罪，于2009年12月1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诉讼过程中，被害人×××以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其造成经济损失为由向本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检察员王留全出庭支持公诉。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杜红强，被告人陈鹏及其辩护人安学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9年10月7日14时左右，×××到天津路大山小店内找×××说事情时与×××、×××发生争吵后打架，×××打电话叫儿子说有人打她，其子被告人陈鹏赶来后与×××发生互打，×××4颗门牙被打掉（其中一颗是假牙），×××经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为轻伤。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陈鹏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惩处。

庭审中，被告人陈鹏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不持异议并表示认罪。辩护人辩称，本案系邻里纠纷所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且原告存在过错；被告人陈鹏无前科，系初犯、偶犯，社会危害性较小，且其原意赔偿被害人的损失，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请求对其从轻处罚，判处缓刑。

经审理查明，2009年10月7日14时左右，×××到天津路大山小店内找×××说事情时与×××、×××发生争吵后打架，×××打电话叫儿子说有人打她，其子被告人陈鹏赶来后与×××发生互打，4×××颗门牙被打掉（其中一颗是假牙），经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的伤情为轻伤。

诉讼过程中，被告人陈鹏与被害人×××达成协议，被告人陈鹏对被害人×××进行了一次性赔偿，被害人×××撤回了附带民事诉讼并建议本院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上述事实，被告人陈鹏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被告人陈鹏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被害人×××的陈述，证人×××、×××、×××等证言，报案材料，诊断证明书，收条，撤诉申请书，协议书，刑事技术鉴定书，户籍证明等证据在卷资证。

以上证据经当庭宣读、出示、质证，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证据来源合法，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应予以采信和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陈鹏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陈鹏犯故意伤害罪的指控成立。被告人陈鹏犯罪后，对被害人进行了赔偿并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且庭审中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陈鹏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夏军

人民陪审员陈书田

人民陪审员胡宝红

二 O一 0 年 一 月 十八 日

篇6：褚时健案刑事判决书

注册商标的商品案刑事判决书

上传时间:2008-3-8

公诉机关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应红霞，女，1975年8月30日出生，汉族，出生地浙江省丽水市，中专文化程度，广州宝洁公司驻杭外聘工作人员，户籍地杭州市西湖区桃源春居8-1-601室，现住杭州市西湖区春天花园3-3-601。因本案于2004年2月24日被杭州市公安局依法取保候审。辩保人陈骏飞，浙江越翰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谷琳琳，女，1979年5月27日出生，汉族，出生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专文化程度，原广州宝洁公司驻杭外聘工作人员，户籍地杭州市下城区珠混堂巷11号，现住杭州市机神新村28-1-603室。因本案于2004年5月11日被杭州市公安局依法取保候审。辩护人徐江陵，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冯圣伟，男，1971年2月21日出生，汉族，出生地安徽省怀宁县，高中文化程度，原广州达生整合营销传播机构驻杭办事处工作人员，家住安徽省怀宁县石镜乡甘露村。因本案于2004年2月25日被杭州市公安局依法取保候审。

辩护人方志华，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以杭西检刑诉（2004）28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冯圣伟、应红霞、谷琳琳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于2004年7月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周向红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冯圣伟及其辩护人方志华、被告人应红霞及其辩护人陈骏飞、被告人谷琳琳及其辩护人徐江陵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冯圣伟自2004年1月初至2004年2月23日间，以非法营利为目的，在明知他人提供给其的洗发水为假冒宝洁（中国）公司生产的飘柔、海飞丝、潘婷等品牌的洗发水的情况下，先后七次向应红霞、谷琳琳二人销售货值约150余万元人民币的假冒宝洁（中国）公司的飘柔、海飞丝、潘婷洗发水，从中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7万余元；被告人应红霞、谷琳琳自2004年1月初至2004年2月23日间，以非法营利为目的，在明知冯圣伟提供给其的洗发水为假冒宝洁（中国）公司生产的飘柔、海飞丝、潘婷等品牌的洗发水的情况下，先后七次共同将冯圣伟提供给其的货值约150余万元人民币的假冒宝洁（中国）公司生产的飘柔、海飞丝、潘婷等品牌的洗发水销售给日化产品经销商黄明飞，被告人应红霞、谷琳琳从中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15万余元。被告人冯圣伟、应红霞、谷琳琳的行为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此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了证人证言、鉴定结论、书证等证据。

被告人冯圣伟、应红霞、谷琳琳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均无异议。

被告人冯圣伟的辩护人提出起诉书对销售金额的认定是模糊认定；本案中的产品质量符合国家标准，社会危害性不大；被告人冯圣伟有自首情节可从轻或减轻处罚，请求对被告人冯圣伟适用缓刑。

被告人应红霞、谷琳琳的辩护人提出本案的销售金额的认定仅用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 1

其他证据印证，证据存有瑕疵。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冯圣伟自2004年1月初至2004年2月23日间，以非法营利为目的，在明知广州“陈大伟”、“倪壮”二人提供给其的洗发水为假冒宝洁（中国）公司生产的飘柔、海飞丝、潘婷等注册商标的洗发水的情况下，先后七次向应红霞、谷琳琳二人销售货值约150余万元人民币的假冒宝洁（中国）公司的飘柔、海飞丝、潘婷洗发水，并以每箱提成10—15元的方式，从中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7万余元；被告人应红霞、谷琳琳自2004年1月初至2004年2月23日间，以非法营利为目的，在明知冯圣伟提供给其的洗发水为假冒宝洁（中国）公司生产的飘柔、海飞丝、潘婷等注册商标的洗发水的情况下，先后七次共同将冯圣伟提供给其的货值约150余万元人民币的假冒宝洁（中国）公司生产的飘柔、海飞丝、潘婷等注册商标的洗发水销售给日化产品经销商黄明飞，被告人应红霞、谷琳琳从中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15万余元，予以均分。

案发后，被告人冯圣伟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公安机关冻结被告人冯圣伟存款人民币50000元；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从被告人冯圣伟处追缴赃款人民币20000元，从被告人应红霞处追缴赃款人民币75000元，从被告人谷琳琳处追缴赃款人民币25000元，本院从被告人谷琳琳处追缴赃款50000元。

上述事实由公诉机关提供并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唐惠群的证言，证实其在负责浙江义乌地区宝洁公司日化产品打假过程中，经调查发现其友孙献刚从杭州地区房震江、应红霞处购入的一批“海飞丝”“飘柔”“潘婷”洗发水系假冒宝洁公司产品的事实。

2、证人黄明飞的证言，证实其从应红霞、谷琳琳处购买一批价值100余万元的“海飞丝”“飘柔”“潘婷”洗发水卖给房震江的事实。

3、证人房震江的证言，证实其从黄明飞处购买一批“海飞丝”“飘柔”“潘婷”洗发水卖给孙献刚的事实。

4、商标注册证。

5、检测报告，证实被告人销售的“海飞丝”“飘柔”“潘婷”洗发水符合宝洁公司企业标准。

6、鉴别报告书，证实被告人销售的“海飞丝”“飘柔”“潘婷”洗发水是假产品。

7、中国建设银行明细查询表、交易明细、扣押物品清单、赃物照片、冻结存款通知书、宝洁公司证明。

8、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经过情况说明，证实各被告人归案情况，同时证实被告人冯圣伟有投案自首的情节。

9、被告人冯圣伟、应红霞、谷琳琳的户籍证明。

10、被告人冯圣伟、应红霞、谷琳琳的供述，与前述证据证明的事实基本一致。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对辩护人提出的销售金额认定存有瑕疵和模糊的意见，经查，认定本案销售金额的证据不仅有被告人的陈述，亦有证人黄明飞的证言及书证银行明细账等证据证实，起诉书认定的销售金额证据确实、充分，故对辩护人的意见不予采信。

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定、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冯圣伟、应红霞、谷琳琳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而予以销售，销售金额巨大，其行为均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被告人冯圣伟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予以从轻处罚。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应红霞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谷琳琳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三、被告人冯圣伟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四、扣押于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的赃款人民币120000元，以及扣押于本院的赃款人民币10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