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

2022-09-11

一、引言

1979年, 我国制定首部刑法典, 其中对金融诈骗犯罪并无独立立法, 主要是基于当时我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且金融诈骗案件少之又少。而后, 随着逐步开放的金融市场, 逐步建立的金融体系, 现行刑法已无法规制不断涌现的新型金融诈骗行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于95年6月30日通过, 该《决定》的通过有其特殊目的, 将新型的金融诈骗犯罪形式如伪造货币和金融票据诈骗行为、信用证诈骗行为、非法集资诈骗行为等纳入刑法规制范围, 以维护金融市场秩序。1997年修订的我国现行刑法典吸收了该《决定》的基本内容, 将金融犯罪分为两类, 即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诈骗罪, 同时将金融诈骗犯罪归入《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五节, 包括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伪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保险诈骗罪八个罪名 (《刑法》第192-198条) , 且以条文明确规定“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的主观责任要件, 其余六罪并无此规定, 这便导致了理论与司法实务中对于金融诈骗罪之构成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为必要要件产生争议, 及如何理解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这两大问题成为了认定金融诈骗罪成立的主观方面的关键因素。

二、金融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地位认定

(一) 关于“非法占有目的”的三大学说

“非法占有目的”是否为金融诈骗罪之构成要件, 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基本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 金融诈骗罪内八大罪名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主观要件。理由是:其一, 沿革刑法发展, 金融诈骗罪中的八个罪名都是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 自然以符合诈骗罪之构成要件为前提, 而我国刑法规定的诈骗罪虽未在法条中注明“非法占有目的”, 但在理论及实践中对诈骗罪的成立以非法占有目的为前提自是无任何异议。既是如此, 金融找罪作为诈骗罪之特别条款, 自然也不例外;其二, 对于仅在集资、贷款诈骗罪条文中明文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也并不能说明其余金融诈骗罪的成立不要求“非法占有为目的”, 相反是刑事立法技术的体现。以集资诈骗罪与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的对比为例, 两罪的行为人都存在非法集资行为, 此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则体现为罪与罪的区别, 存在非法占有目的的则被认定为集资诈骗罪, 而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的行为人主观上只是为筹集资金用于公司设立或扩大再生产, 并无非法占有目的。又如贷款诈骗罪与民法上的借贷纠纷, 行为人在申请贷款后无力偿还自然为借贷纠纷, 若行为人能够认识到自己无偿还能力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借贷, 则属于贷款诈骗罪。因此为了与这些行为划清界限, 需要将非法占为己有的目的予以明文规定以示强调。而其余诈骗罪, 或是在法条中明确“骗取财物”目的, 或是在必要的场合以“恶意透支”强调“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而不作特殊规定体现了法条的精简, 不予赘述, 因此不能将其理解为无非法占有目的。[1]

第二种观点认为, 并非所有的金融诈骗类犯罪都必须具有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理由是:其一, 这是立法原意的要求。我国刑法在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中明确了“非法占有为目的”为犯罪目的, 而在其他金融诈骗罪条文中未无此特殊目的规定, 这并非立法上的疏漏。相反清楚地表明了立法者的态度, 即否定其他金融诈骗罪的成立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而对其强行解释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的主观目的是对刑法罪刑法定的违背。刑法之所以将金融诈骗罪自普通诈骗罪中分离而来而纳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 其缘由在于金融诈骗罪有其区别于诈骗罪的独立特征所在, 金融诈骗罪的主要客体并非财产利益而是金融秩序, 只要行为人的行为破坏了金融秩序, 即构成金融诈骗罪, 无须证明行为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二, 惩治金融犯罪的需要。随着金融市场的开放, 市场中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层出不穷, 有些行为即使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但对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却有非常严重的危害, 若单纯的以无非法占有为目的否则这些危害行为成立犯罪, 势必不利于维护国家的正常金融秩序的。[2]

第三种观点认为, 金融诈骗罪一般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主观要件, 因为它是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 必与其有相似特征。但是, 有的金融诈骗罪的构成则无需非法占有为目的。如“占用型”金融诈骗, 即刑法第195条“骗取信用证”的行为。[3]

(二) 金融诈骗罪的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综合分析上述观点, 笔者赞成第一种学说, 认为金融诈骗罪内八大罪名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主观要件, 无非法占有目的, 不成立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金融诈骗罪犯罪构成要件中的“显性要件”不需要在法条中加以明文规定。对于反对意见, 集中于票据诈骗罪和信用证诈骗罪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理由主要在于:本类罪的客体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而非他人的财产利益, 规定非法占有为目的, 不符合刑法解释论的规则, 不利于打击犯罪。笔者认为, 其一, 该类罪侵犯的为复杂客体, 既包括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同时包括他人的财产利益, 而以侵犯客体的主次作为否定“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而“有利于打击犯罪”更不能成为主张“非法占有为目的”非金融诈骗罪必要要件的理由;其二, 从《刑法》第194条、第195条对票据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客观行为的规定看, “明知…而使用”、“冒用”、“骗取”行为, 这就决定了该罪的目的只能是非法占有, 而不可能是别的目的, 如抢劫罪、盗窃罪、贪污罪一般, 之所以不需要在罪状中明确强调犯罪目的, 是基于其行为本身就说明了是非法占有为目的;其三, 非法占有目的作为金融诈骗罪的必要要件是法条竞合的结果。[4]因金融诈骗罪与诈骗罪之间包容型法条竞合的关系, 这就决定了其主观构成要件上理应具有一致性;其四, 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 对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票据欺诈、信用证欺诈行为以票据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论处, 也将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非法占有为目的是金融诈骗罪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金融诈骗罪,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取欺骗方法诈骗资款或者贷款, 或者利用信用证、信用卡等金融工具进行诈骗活动, 数额较大的行为。[5]

三、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

如前所述, 非法占有为目的是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观责任要件, 本罪的成立以“非法占有”主观目的的存在为前提, 那么对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就成为了本罪的关键。

(一) 非法占有为目的认定标准的学术之争

在我国刑法学界, 对此问题也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主要有非法获利说、非法占有说、不法所有说、非法所有说等几种观点。几种观点皆有其合理之处, 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最大的争议在非法占有说与不法所有说。而“非法占有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主要表现在:其一, “非法占有说”对“占有”作了最狭义的解释, 仅限于其本意———控制财物。以诈骗罪为例, 按照“非法占有说”非法占有目的即非法控制财物的目的、意思, 据此非法占有目的则等同于诈骗罪的故意。[6]这就实际上使得“非法占有”这一主观目的在诈骗罪中不具有其独特地位和意义;其二, 若将非法占有目的狭义理解为非法的事实上的控制、支配, 则会出现贷款诈骗罪与民间借贷难以区分之困境。因此, 本文主张不法所有说 (即“排除权利人意思说”) 。其理由在于[7]:第一, 对于刑法中明文规定了以非法占有目的的犯罪, 确认非法占有即非法所有, 可以很好地发挥“非法占有目的”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功能, 实现其应有之价值。第二, 将非法占有理解为非法所有, 民法上的所有包含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行为, 而毁坏正是一种处分行为, 这一认定有利于对行为人行为的定性, 避免无法定罪的局面。

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 国外学者也存在不同观点:日本学者认为非法占有指排除权利人, 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 并遵从该财物的经济用途, 对之进行利用或者处分的目的。[8]据此观点, 非法占有即为非法所有。德国刑法理论采纳排除意思与利用意思构成非法占有之目的, 故非法占有目的包括两个要素: (1) 排除占有, 是指行为人通过持续的排斥或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支配关系以非法获取财物所有和价值。 (2) 建立占有, 体现为行为人为获得财物所有权地位, 而将其非法取得的财物作为自己所有有财产的所有意思。[9]据此, 我国同样有学者持此观点, 认为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这两个方面的要素缺一不可。[10]因此, 对于刑法上非法占有目的的解释实际上包括两种解释, 一方面, 非法占有表明了行为人意图以所有权人身份永久持有财物;另一方面, 非法占有还表现了行为人阻碍其权利人对财物应有权利的实现。在永久取得他人财物所有权或使他人所有权无法实现这两种情况下, 不管是转归自己所有, 还是转归为第三人所有, 其共同点是行为排除了权利人对财物的所有, 导致所有权人无法实现其所有权, 它表明了对所有权的全面侵害, 都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刑法上“非法占有的目的”。

(二) 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难点

由于“非法占有目的”是行为人的主观心态, 对其如何认定成为了实践中的一大难题。学者高铭暄认为, 在司法实践中, 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既要避免仅凭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认定非法占有目的, 同时不得按照损失结果而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客观归罪, 应当坚持案件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11]学者刘宪权也认为, 在处理金融诈骗案件时, 必须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在行为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下, 即使财产不能归还也不应按金融诈骗罪处罚。[12]因此, 在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时, 引入了司法推定, 通过客观行为推定主观目的。

推定是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证明手段, 在理论上, 推定有“事实的推定”与“法律的推定”两种。而法律上的推定又分为“容许反证的推定”和“不允许反证的推定”。不容许反证的推定实际上就是法律的拟制规定。如刑法规定的携带凶器抢夺的, 以抢劫罪论处。对于容许反证的推定, 理论上有两种见解。 (1) 认为这属于“若A存在, 则B就存在”。这种情况下, 由被告承担证明B不存在的责任, 若被告方无法提出积极有效的反证, 则裁判官将作出确认B存在的裁决。 (2) 如果由被告方承担反证B不存在的责任, 与现代法治“无罪推定”的原则相矛盾。[13]因此, 法律上的推定是指, 当前事实A被证明时, 他方当事人提不出关于推定事实不存在的证据的状态就被作为一种状态证据。此时将此与其他证据综合考虑后可以认定推定事实的存在。

在金融犯罪中, “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是一种容许反证的法律推定。由公诉方证明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 而被告人可以举出反证事实。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金融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指出:对于有证据证明罪犯非法占有之主观目的的, 单纯以财产不能归还或数额较大的非法集资额不能返还的结果推断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方法是不可取的;同时, 如果罪犯仅将少量资金用于尾货, 而大部分资金仍按照其原约定途径用于投资或生产经营活动的, 也不应单纯以此为由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据此, 只有在客观行为及主观心态之间存在刑法上因果关系中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时, 司法推定的运用才是有效的, 且根据司法推定得出的结论必须是唯一的。[14]

(三) 非法占有为目的认定的司法对策

对于金融诈骗罪中的各罪, 非法占有目的如何认定, 主要是以刑法具体条款和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明确。2001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对此作出了详尽的规定, 将“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心态具象为行为人的客观行为, 通过行为人是否具有归还能力, 是否存在逃跑行为或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 是否将骗取的资金肆意挥霍或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等等一系列能够证明行为人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来证明其非法占有之主观心态。这一规定, 适用于金融诈骗罪整体, 而对各罪如何认定, 依旧有所不同。

如2010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其中第4条对于集资诈骗罪之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作了明确规定, 包括 (1) 集资后未将资金或仅将小比例筹集资金用于特定生产经营活动且剩余资金下落不明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 (2) 肆意挥霍集资款或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 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3) 以隐匿、销毁账目、搞假破产、假倒闭等方式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 逃避返还资金的行为; (4) 携带集资款逃匿且拒不交代资金去向, 逃避返还资金的;如此详尽的规定, 既在金融诈骗罪认定的基础之上结合集资诈骗罪的常见犯罪形式, 为司法实践中认定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提供了基础和标准。贷款诈骗罪也是如此, 结合个罪在司法实务中的犯罪表现形式, 将行为人假冒他人名义贷款行为, 或是以自己名义贷款后未按贷款用途使用而肆意挥霍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以致贷款资金无法偿还行为, 更甚者隐匿贷款去向, 贷款到期后拒不偿还或贷款后直接携款潜逃的行为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为司法实务认定贷款诈骗罪之非法占有目的提供了客观、可衡量的标准, 从而减少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的稳定。

相比较于法律明文规定了“非法占有目的”的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外, 其余六罪则以“明知……而使用”、“冒用”、“骗取财物”、“恶意透支”、“故意虚构……骗取保险金”等客观行为的规定说明了其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 只要能够认定客观行为的存在, 自然说明了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 这就区别于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 不仅要证明客观欺诈行为的存在, 更要证明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以区别此罪与彼罪。

四、小结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发展, 各种形式的金融犯罪不断发生, 然而无论是从理论之争还是司法实践操作中, 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为前提, 或是直接规定于《刑法》或是以司法解释予以确定。因此, 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成为定罪的关键, 对此, 笔者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为认定标准, 在避免单纯根据损失结果客观归罪的同时, 不得以被告人自己的供述为唯一标准, 而应当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综合所有事实, 经过周密论证, 排除其他可能, 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摘要：自1997年刑法典颁布, 金融诈骗罪独立于诈骗罪规定于《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五节, 此类罪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持直接故意心态, 但对于“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否为金融诈骗罪共有的主观责任要素, 引起了学界的争议。通说认为, 金融诈骗罪之成立, 主观责任要素“非法占有目的”不可或缺, 否则即使存在外在的欺诈行为, 无非法占有目的也不能成立金融诈骗罪。相反, 有学者认为对刑法明文未规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金融诈骗犯罪强行将其解释为必备要件, 实则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背。因此, 有必要对“非法占有目的”进行解构, 对金融诈骗类犯罪进行本质分析, 进而明确“非法占有目的”在金融诈骗罪中的定位。

关键词：金融诈骗,非法占有目的,主客观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