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讲稿

新民说讲稿（共6篇）

篇1：新民说讲稿

《新民说》的内容解读。

这节课主要是从梁启超《新民说》这篇著作中所节选的第三节《释新民之义》、第八节《论权利思想》和第九节《论自由》这三篇内容来分析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权利思想以及自由思想。

一、来看《释新民之义》。

在这篇《释新民之义》中，梁启超主要阐释了什么是“新民”，“新民”所遵循的原则，或者说“新民“的依据是怎样的。

在第二段开头中，梁启超指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在梁启超看来，正是这种”独立之气质“和“独立之精神”构成了一个国家内在的支撑力量。所以，在第一段开篇中梁启超就明确指出：“新之义有二：一曰淬沥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淬沥其所本有而新之”的意思就是把中华民族那些优秀高尚完美的精神特质保存下来，把传统中的糟粕部分革除掉。同时，在梁启超看来，对好的传统的保存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进行更新、改造赋予其新的内容。所以，仅仅是“淬沥其所本有而新之”还是不够的，还要把西方文化中公民道德吸收来弥补我们自身的不足，也就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所以，在这里“新民”可能包含了两重意思。第一是“新其民”，新是革新的意思，就是取之精华,去之糟粕，并且对优秀的民族特质更新改善。同时更多地是把资产阶级新道德、新观念吸收过来。第二是“新之民”，新是崭新、新型的意思。就是通过教育和改造，把中国人塑造成为能担当起民族重任的，能够拯救国家危亡、实现民族复兴的新的国民，脱离奴隶状态的现代国家公民。

而在梁启超看来，“新民”所遵循的原则是具有辩证性的。（在这节文章中的末尾，他明确表示：“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亦非如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者也。”）“心醉西风”和“默守故纸”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对于中国传统，绝对不是一味地否定，而是批判性地继承；对于西方文明，也不是盲从，而是有选择地吸收。

梁启超的“新民说“实质上是一种追求人的现代化。梁启超正是想要通过“新民”来改变民族国家命运。这种思想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我的问题是，在前面的论述中，梁启超在解释“新之义”内涵的时候，有可能的两层含义，那么，梁启超所倡导的“新民”究竟是在传统特质下的以改造为主的“新其民”，还是完全的以西方资产阶级为标本的现代新型公民“新之民”？又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平衡？在这里，梁启超并没有明确的界定。

二、《论权利思想》

《论权利思想》是梁启超所倡导的具有“独立之特质”、“独立之精神“的“新民”思想的核心特质之一，在这一节中，对于梁启超的权利思想，我把它概括为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人之为人”的评判标准由人伦道德上升到权利思想

我们知道，主导中国传统思想的儒家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对人进行界定的。孔子对人的定义就是“人者仁也”。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不在于“食色性也”的生存欲求，而在于人的德性:“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尧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在传统儒家看来，区分“人”与“禽兽”的标准是人伦道德，而在梁启超这里，他却将权利作为了区分“人”，维护个人的权利是每个人对自己应尽的责任。

在文中第二段，梁启超指出：“天生物而赋以自捍自保之良能，此有血气者之公例也。而人之所以贵于万物者，则以其不徒有“形而下”之生存，而更有“形而上”之生存。形而上之生存，其条件不一端，而权利其最重要也… “（内容较多，不全念）

他认为“天”赋予了万物自存自保的能力，这是不可违背的“公例”，而对于人来说，权利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在他看来，人不仅有保有生命存续的“形而下之生存”，更重要的是人之贵于万物的以权利为重的“形而上之生存”。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根本就是权利。人不仅不能无端放弃权利，一旦不能保有自己的权利，人就不再为人，而与禽兽等同。

在梁启超这里，权利无疑己经取代人伦道德成为人的规定性要件，每一个人都具备而且必须具备这种形而上的生存，方能有资格成为新民。梁启超批判了作为传统儒学核心的仁，宣扬为己之义的权利思想。作为传统价值核心的人伦道德开始黯然退场甚至遭到彻底摒弃，而作为新民的基础的权利则被推上前台，这无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二)天赋人权观念与权利竞争论

作为一名近代的知识分子，梁启超同样受到了西方权利思想的影响，并且从内心深处接受了权利这一相对于传统而言完全陌生的概念，并且将其奉为新民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核。可以说西方的权利思想是梁启超的权利思想形成和臻于完善的直接理论依据。在对权利起源的理解上，梁启超接受了天赋人权学说，“大抵人生之有权利思想也，天赋之良知也”。

然而，通过阅读我们可以发现梁启超对权利的理解就包括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来源于西方的自然权利说;另一部分则来源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产生的竞争观念。一方面他接受了天赋人权的观念，赋予了权利以不证自明的正当性，认为人人都应当享有不可剥夺的的权利。而在另一方面，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他眼中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力”的剧烈竞争的景象，竞争成为保有和维护权利的不可或缺的手段。

“权利之目的在和平，而达此目的之方法则不离战斗。有相侵者则必相拒，侵者无已时，故拒者亦无尽期。质而言之，则权利之生涯，竞争而已。权利者，不断之勤劳也。勤劳一弛，而权利即归于灭亡。”（课文第三段）

由此可见，在梁启超看来，由于生活中存在必然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权利的生涯离不开持续不断的竞争，正是通过相互间的竞争的方法，最终才能够达到权利的目的即和平稳定的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宣扬人人享有天赋权利的同时，强调保有权利是人对于自身当尽的责任。在这里，他直接将个人的权利思想与群体的利益相联系，个人的权利思想不仅事关个人，更与整个群体的利益密切相关。因而在他看来，权利思想不仅指涉个人为己的精神，同时权利思想也是一个人对自身乃至于群体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权利思想者，非徒我对于我应尽之义务而已，实亦私人对于一公群应尽之义务也。”

(三)权利与自由的制度保障—法律

《论权利思想》中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概念—界。他认为在人与人相处之中，不可避免的要出现彼我之“界”:人与人相处，而不能无彼我之界者，天性使然矣““自由之界说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 在梁启超看来，人的权利与自由只有在法律的规制下才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这在他对通过服从法律而获得自由的英国人的赞颂中显得尤为明显:“服从者何?服法律也。法律者，我所制定之，以保护我自由，而亦以籍束我自由者也，彼英人是己。”在他眼中的英国人的法律是“我所制定之”即众人制定的法律，因而也能够“保护我自由”的同时“箱束我自由”，而英国人最终通过服从法律获得了自由。可见，在梁启超看来，自由不是个人的态意妄为，只有在对众人所制定的的“正”与“善”的法律的服从的过程中，方能得以真正的实现。法律通过具体的权利、义务的规定能够确立权利与自由之“界”，并且通过制度来确立和保障“界”内的个人权利与自由，并通过“界”达成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协调。

三、《论自由》

《论自由》是《新民说》中的重要一篇。在这篇《论自由》中，梁启超对西方自由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既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西方近代自由理论的一个侧面，又根据当时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与社会实际情况结合而对自由做出了富有创造性的解释。在这里，梁启超主要说明了两个问题，即什么是自由？如何实现自由？

（一）什么是自由？

梁启超在《论自由》开篇中就提到“不自由毋宁死”是“欧美诸国民所以立国之本原也”。什么是自由? 梁启超指出:“自由者,天下之公量, 人生之要具, 无往而不适用者也”、“自由者，奴隶之对待也“。在梁启超看来，“自由”是与奴隶相对而言的人的权利, 它包括政治、宗教、民族、生计四大自由, 其中以政治自由为根本。所谓政治自由, 是指平民对于贵族、国民对于政府、殖民地对于母国的自由。自由一旦获得, 将产生四民平等、自由参政、属地自治、信仰自由、民族建国、工群平等六大结果。总而言之，在梁启超看来，自由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原动力。

梁启超肯定自由是国家生存的动力, 但是他认为团体的自由比个人的自由更重要,“人人自由, 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自由云者, 团体之自由, 非个人之自由也。”在这里, 梁启超所强调的是文明社会的自由。什么是文明自由? 梁启超认为“文明自由者, 自由于法律之下”。“法律者, 我所制定之, 以法律保我自由, 而亦钳我自由者也。”梁启超借鉴西方国家和日本的情况, 认识到如果要享有真正的自由, 必须要有法律的保障, 必须要做到人人服从法律。如果只强调个人的自由而侵犯他人和团体的自由,“则其群固已不克自立, 而将为他人之奴隶, 夫复何自由之能几也? ”梁启超认为泰西各国所争之自由是团体自由而非个人自由。

（二）、怎样才能实现自由

在梁启超看来，“若有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人都有两重性, 一是七尺之躯, 二是附于此身的心灵。梁启超认为受人奴役或自奴隶于人,“皆不足畏”, 真正可畏者, 莫过于自我奴役。自我奴役就如作茧自缚、膏在釜煎, 不可自拔。因此, 要得到真正的自由, 必须先除去心灵深处的奴性。梁启超认为要除去“心奴”就要做到不为古人之奴隶、不为世俗之奴隶、不为境遇之奴隶、不为情欲之奴隶这四点。

篇2：新民说讲稿

一、出处： 梁启超《新民说》读书笔记

梁启超：《新民说》，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二：《新民说》的研究综述

梁启超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论家、启蒙宣传家和学者。其《新民说》从1902 年到1906 年首先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在《新民丛报》上,后来将20 篇论文汇编成册,取名为《新民说》。从1937 年到1979 年尚无专门研究《新民说》的论文和著作,对其新民思想的评述也只是零星地散见于著述、传记之中。但从上世纪80 年代以来,随着对梁启超研究的深入,对其评价越来越客观公正,人们也越来越重视对《新民说》的研究。据统计,有关《新民说》的论文有50 余篇,此外,在宋仁的《梁启超政治法律思想研究》,刘邦富的《梁启超哲学思想新论》,以及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中也有专章或专节论述,不少文章颇有创意。

——关于《新民说》的思想来源

第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的《新民说》主要渊源于中国文化传统。梁启超把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学说和中国固有的修身养性的道德原则有选择地移植过来,充当了如何“新民”的思想素材。

第二种观点认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是梁启超“新民”思想的主要渊源。

第三种观点认为,梁启超在20 世纪初之所以能提出“新民”学说,主要是因为他在流亡日本期间,受到以卢梭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的学说尤其是近代国家观的启发,认识到“国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作用后的必然结果

第四种观点认为,民族主义是梁启超“新民”思想的理论来源。

——关于《新民说》的主要内容

第一种观点认为《, 新民说》的内容在于宣传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爱国思想,传播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提出改造国民劣根性,建设资本主义的精神文明。

第二种观点认为,梁启超更新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在于重振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民族精神,克服奴隶劣根性,养成独立人格,建立一种新的道德观念。

第三种观点认为,梁启超的“新民”,既有道德要求又有政治要求,其不仅将“新民德”置于“新民”的中心地位,将道德建设视为人的现代化的中心环节,而且还从政治观念、政治能 1

力上培养国民资格问题。

——关于《新民说》的评价

研究者们一般认为梁启超企图用宣传教育来“新民”,试图通过和缓的改良为“新民”提供客观的政治环境,将思想启蒙与革命对立起来,在如何实现国民性改造这一关键问题上陷入泥沼,半途而废;认为梁启超对中国国民性缺乏全面、辩证的认识,存在着揭露劣根性而忽视优良面的偏向,忽视了各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对国民性的决定性影响,因而也就不能找到正确的“新民”之路。但同时又指出《, 新民说》虽然存在缺点,但其进步意义却是主要的,一致肯定了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认为它是我国第一个系统地改造国民性的理论;《新民说》中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鞭辟入里,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具有启蒙先导作用。（石烈娟：“近20 年来梁启超《新民说》研究综述”，《广西社会科学》2005 年第9 期，第191-193页）

三、分析与评价

（一）、中国的传统政治与国家主义衰微

“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尤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由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

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在与四方部落不断的交往中，成就了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所以血缘纽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和政治保持着紧密的关联，到了西周，宗子维城，分封天下，定名分，制礼仪，别内外，使得中国有了一个比较统一完整的政治体；到了平王东迁，周天子的力量衰落，很难再靠亲亲之血缘维持一个完整的政治体。孔子删诗书、序易礼、作春秋。为西周建立在亲亲基础上的礼仪制度，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仁，也就是由父子相亲演绎出来的一整套德行礼仪，人的等级爵位要与人的德行成正比。然而孔子的学说却客观上从理论上弱化了奠基在严格血缘基础上的亲亲原则，使得贵族下层——士，甚至一些平民有了通过施展自身的德行才华僭越高位的空间。到了周天子不得不承认分晋之韩赵魏、代齐之田氏之时，源于西周的宗法分封礼仪规范就几乎彻底失去了控制力了。此时的政治原则，变成了力的政治原则，这也是中国所谓国家主义昌盛的时代，“战国以前，地理之势未合，群雄角立，而国家主义亦最盛”。然而力的基础是什么？在传统农业社会，力的基础就是民，于是在各家的学说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民本思想，其中以儒家最为典型。

赢秦最终以力获取了天下，面对一个广阔的疆域，如何才能做到长治久安呢？秦朝的统治实际上就是将秦国的统治方式扩大，还是以赤裸裸的强力在压制万民（许倬云：《万古江河》），然而秦短短二世而亡，正说明尽管战国以来政治的原则就从血缘转化为强力，但赤裸裸的强力将导致更大的反动，“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孟子·公孙丑上》）这样到了汉朝，总结秦亡之教训时，民本思想就成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孔子的“仁”的学说尽管没能挽救西周的礼乐制度，但却挽救了秦汉以降大一统的政治结构，他使政治家们认识到了，强力的基础恰恰就在其统治对象身上。所以德治、人治、礼治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重要的原则，其目的就在于笼络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并不是一句政治口号，而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根本原则。可以看见，从三代到战国秦汉，是中国真正“数千年不遇之大变局”。对于新的天下原则，荀子通过对王、霸、强三者的对比论述，有很深刻的理解：

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用强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战，而我以力胜之也，则伤人之民必甚矣……人之民日欲与我斗，吾民日不欲为我斗，是强者之所以反弱也。地来而民去，累多而功少，虽守者益，所以守者损，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彼霸者则不然，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案谨募选阅材伎之士，然后渐庆赏以先之，严刑罚以纠之。存亡救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则诸侯亲之矣；修友敌之道，以敬接诸侯，而诸侯说之矣……彼王者则不然，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荀子·王制》）

但是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多，和土地的相对减少，以及官僚代理制中的代理问题（吏治）。使得统治者很难获得多数老百姓的拥戴，那么只能退而求其次，使老百姓，尤其是拥有巨大破坏力量的农民，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养民、教民、愚民成为处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关系的重要手段。首先，保存农村的家族权力；其次，严格控制异端和社会势力的发展；再次，减少农业税收，等等。从而将底层老百姓限制在县以下，尤其是家的范围内，使之远离政治系统本身（即“国”）。

这样，我们会看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是将社会基层排除在外的。而主要是政治系统内部的权力分配，斗争与调整。而秦汉以降的中国政治的核心就是如何处理政治系统内部的权力斗争，农民起义就成为政治系统内部权力斗争不可调和时，最终的、外来的、调节

性的（重新分配权力利益的）裁判者，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在后世方议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见上之可欲，不见下之可恶，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唯筐箧之是虞，向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明夷待访录·原法》）

所以秦汉以降，政治的概念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三代及其以前，政治主要指的是部落的仲裁权，其标志中原共同体的形成，（程念祺：《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第33-35页）所以，在三代时期，政治的概念就是亲亲、公正，“政者，正也”。而到了秦汉以降，政治慢慢变成了政治系统内部的权力角逐，政治成为以权力为核心的概念。它体现的是尔虞我诈，权谋诈术，主要是如何分而守分，很难谈什么政治共同体，更别说什么民族主义了。

（二）近代以来的新民道路探索的困境

对社会力量的防范一直以来是中华帝国传统政治系统得以存在和运转的基础。近代，尽管外患滋扰，人们开始认识到一统垂裳之世已经一去不返，中国必须成为“列国竞长”的现代外交体系的一员。但是中国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从传统帝国通过边界的确定直接整个地继承过来的，“清朝消失了，但帝国还在。更确切地说，帝国成为中华民族国家的基础。这或许是民国外交最大的成就。”（柯伟林：“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那么就是说北洋政府时期，尽管中国表面上是民主共和国，但它的社会结构并未发生太大的改变，依旧是一个帝国体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数，社会阶层和等级分化依然严重。近代中国的新贵，民族资产阶级商人，尽管存在着与西方帝国主义的矛盾，但是他们更害怕下层人民被动员起来失去控制；同时和传统商人一样，他们也和统治集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不能不对举国一致的民族主义保持警惕。作为传统军人地主的代表，为了维护统治，政府必须大力控制社会力量的过快地发展，所以在这一时期几乎不可能实现以全民族作为基础的民族主义。

在缺乏广泛的民族主义支持的情况下，近代中国外交实际上只是官僚体系或者社会上层与外国的交往，而不是整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国家的交往。所以统治者很难为了维护“民族利益”冒单独与西方列强对抗从而威胁自身的统治地位的危险。“攘外必先安内”成为中国近代历届政府对外交往的战略基础。尽管梁任公没能很好地提出改造措施，但却敏锐地抓

住了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

梁任公所提出的新民学说，实际上非将中国社会进行一个根本性的变革是不可能实现的。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解放农民和反抗日本的全面侵华，也仅仅是部分地实现了梁任公的新民任务。革命结束后，毛泽东很快认识到，传统政治社会结构的惯性，于是农村尽快地实行村社制度，城市实行单位制度，让农民和城市市民重新回到传统的熟人社会，从而远离政治系统，官僚和工资制度在五六十年代成为中国社会的新的等级身份标识。但毛泽东还是存在着新民的希望，在六十年代，为了对抗工资和官僚对基层的束缚，毛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动了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果确实悲剧。

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对外开放，用竞争来培育中国的现代社会，消解官僚阶层，实现在现代实利基础上的民族统一的现代国家。想通过统一的政党培育统一的现代国家和统一的市场，再在统一的市民社会。这确实是一场根本性的变革，但这次变革是否能够成功？首先，从中国的传统结构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存在着传统结构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张力（稳定与改革）；传统官僚地方性市场与统一市场的张力；市民社会与大一统（合法性）之间的张力。其次，从世界范围来看，存在着资本原始积累全球化与全球问题，世界分工体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四、难点：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特殊性

五、链接：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原法·原臣》

《荀子·王制》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柯伟林：“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

程念祺：《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篇3：新民说讲稿

一.内涵与要义

“新民”本是儒家经典《大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强调的是人的道德修养及其不断革新对于儒家所崇扬的“修齐治平、经世致用”等核心价值理念的重要作用。梁启超取于儒家经典的“新民”显然与此不同:

新民云者, 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 淬砺其本所有而新之, 二曰采补其本所无而新之。二者缺一, 时乃无功。[1]

以上文字至少包含两层意义:一是关于“新民”概念必须从两个意义上加以理解。当“新”字做动词时, “新民”就是“国民的革新”;当“新”做形容词时, “新民”就是“新的国民”。二是“新民”的途径或方略:一方面要吸收我华夏民族在道德、学术、风俗等方面固有的高尚美好之精神特质, 激发扬厉使之更加高尚完美;另一方面, 就是要兼采中西文化之精华, 既要创化传统, 亦要有世界性的开阔胸襟和广阔视野。新民者, 乃是中西两大文明相激、相荡、相合、相引而形成的具有20世纪现代民族之魂的新型国民。

那么, 这种新的国民应该具备怎样的人格理想和社会价值观呢?

美籍学者张灏先生将梁氏的“新民”思想概括为六个方面:1.公德与私德, 2.民族主义和国民理想, 3.竞争和进步, 4.进取精神和冒险精神, 5.权利和自由, 6.社会功利和经济增长。[2]简而言之, 在梁启超看来, 中国之“新民”必须崇尚公德, 追求自由, 积极竞争和进步, 养成民族主义和国民观念, 具有冒险、尚武精神。

二.缘起与旨归

在《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中, 梁启超从内治与外交两个方面阐述了“新民”的必要性、紧迫性。从内治方面看, 国民的文明程度直接决定着国家的盛衰, 民为国之根本:“国也者, 积民而成。国之有民, 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 五脏已病, 筋脉已伤, 血轮已涸, 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 而国犹能立者”。[1]只要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国民,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自然随之出现。在梁启超看来, 中国自变法以来十余年, 而成效甚微, 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新民”。

这种国民与国家关系的认识与严复如出一辙。严复认为:“一群一国之成之立也, 其间体用功能, 实无异于生物之一体。”既然生物机体的性质取决于细胞的性质, 那么, 社会群体的面目则是由社会成员的面目所决定的。严复强调, 凡“天下之物”, 其“聚之形法性情, 未有不本单之形法性情”者。就是说, 整体、群体的性质、特征, 是由分子、个体的性质、特征所决定的。就一国而言, 其“贫富强弱治乱”, 完全取决于该国民众德、智、体三方面的基本素质。“三者诚盛, 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三者诚衰, 则虽以命世之才刻意治标, 终亦隳废。”[4]西方所以富强, 是因为其民德智体三者皆优, 中国所以贫弱, 则是因为民众德智体三者皆劣。中国欲求在激列的生存竞争中图存振兴, 就应立即着手“鼓民力, 开民智, 新民德”, 这才是治本之策, 舍此而图它, 只是治标而已, 终将无成。而严复的观点直接导源于英国近代哲学家、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所谓社会有机体论, 简言之即是以生物学来解释社会, 将社会简单视同生物机体。

从外交方面看, 即从国际局势以及中国目前在世界格局的地位而言, 如前所述, 中国不幸处在西方民族帝国主义扩张的漩涡的中心, 所有的西方列强都在中国寻求自己的势力实力空间, 中国面临着被瓜分被宰割的危险, 再不付诸努力, 必将亡国灭种。中国要救亡图存, 单靠少数人的努力是不行的, 必须所有的中国人团结起来, 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 共御强敌。总之必须实行民族主义, 培养国民的爱国精神、参政意识。欲养成国民的民族主义精神的途径只有“新民”———“舍新民末由”。所以, “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梁氏对中国贫弱根源的分析虽说面面俱到, 但重点是明确的, 这就是全体民众的诸般“劣根性”乃是中国积弱“总因之重大者”。在“政府造人民”与“人民造政府”之间, 他强调的是后者。所以他又说:“国之亡也, 非当局诸人遂能亡之也, 国民亡之而已。”既然中国人身上的种种弱点、缺点是导致中国衰微的总因, 因此, 中国欲图强振兴, 就必须首先从改造国民性、提高全民素质入手, “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用严复的话说就是要开民智力、新民德, 鼓民力———舍此, 别无良方。所以, “新民”一事, 关乎国家的前途命运, “新民”是民族国家得以建立并走向强大的必要途径和手段。一旦人人成为新民, 即可由个体的自强而达到中华民族群体的强盛。总之, 提高全民的素质, 实现人的现代化, 造就一代新人, 乃是改造、振兴中国的根本途径。“新民”的最终目标指向民族国家的兴旺发达。

三.价值与局限

近代以来, 在众多探寻民族振兴的华夏精英中, 梁启超凭借着思想的内窥力, 将眼光深入到物质技术和政治制度背后的历史主体———人———的精神世界, 从而发出“欲维新吾国, 当先维新吾民”的急切呼声, 并提出了一整套全新的人格理想和社会价值观, 由此揭开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历久不衰的“国民性改造”运动, 使人的现代化问题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课题。

现代化的社会要靠现代化的人去创造。处于蒙昧状态, 安于旧秩序, 全无现代意识、不合现代要求的人, 是不可能有变革社会的要求的, 更谈不上实现社会变革。这样的人, 也不可能有自身解放的要求并实现自身解放。不论是破坏旧世界还是创造新世界, 都要靠觉醒中的一代新人。因此, 中国的社会变革、振兴和现代化, 最终都有赖于人的现代化。自《新民说》出, 提高中华民族基本素质的重大任务受到中国思想界的普遍关注, 改造“国民性”问题成为中国思想领域的历久不衰的热门话题。梁启超直接开启了五四思想启蒙的大幕, 为“五四”“人的发现”奠定基础, 是鲁迅“立人”思想的直接渊源。如果说1902年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已蒙胧地想像出现代人的特征, 那么到五四前后, 陈独秀则把“新青年”应具备的“现代人”特征和盘托出, 那就是:自主的而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5]即使在今天看来, 这也是对现代人意识的精当概括。这种概括与梁氏在《新民说》中倡导的那些内容并没有太大的出入。可以说,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所倡导的自由、进取、爱国、竞争等“新民”人格理想经过五四运动, 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价值体系的重要和永久的组成部分。

当然, 《新民说》以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为理论依据, 以富国强民为终极目标, 提出的强国之道自有其局限之处。社会有机论强调社会成员素质的重要性, 对于中国国民重视人自身的现代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但是, 它把复杂的社会有机体简单视同生物有机体, 否认人类社会特殊的本质和规律, 而用生物规律取代和说明社会规律, 其简单粗燥是不言而喻的。以此作为指导来诊断中国的致弱之源和“救亡之道的哲学基础和立论依据, 就难以得出科学结论。梁的“新民”理论充满矛盾, 究竟是“政府造人民”还是“人民造政府”?他陷入了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之中。一方面, 他强调“造成今日之国民者”是“昔日之政术”与政府, “中国人之为戮民久矣。天戮之, 人戮之, 暴君戮之, 污吏戮之, 异族戮之。其所以戮之之具, 则饥戮之, 寒戮之, 夭戮之, 疠戮之, 刑狱戮之, 盗贼戮之, 干戈戮之。”[1]另一方面, 他又强调的是“官吏由民间而生, 犹果实从根干而出。树之甘者其果恒甘, 树之苦者其果恒苦”。最终, 因受改良主义立场和社会有机体论的影响, 他过分、孤立强调国民素质之于与政治体制的重要性, 进而将国民素质视为政治腐败、政府恶劣之因, 而将“恶劣政府”视为果, 最终倒因为果。这种思想势必使人们轻忽社会变革, 特别是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变革, 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们反帝反封的革命激情。回避、忽视社会变革, 实际上等于说可以在旧的经济基础、现存政治体制的基础上实现人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梁启超文集 (上) [M].夏晓虹编,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年版。

[2]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 (1809-1907) [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3]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M].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4年版。

[4]严复:原强修订稿[A].严复文选[M].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年版。

篇4：楼市调控僵持时刻/新民说

纵观2010年以来的房地产调控，中央政府的调控思路为：第一，限制商品房市场的发展；第二，大力推进保障房的建设。对于前者，主要采用抑制，同时对需求和供给进行约束，如限购、提高首付、加息等抑制需求的举措和土地使用、开发信贷等供给调控。对于后者却開闸放水，中央与地方签订责任状全力保证保障房的建设。基于此，我们应该意识到，在商品房价未明显下降或达到中央政府的预期之前，政策层面不太可能逆转，尤其处于党政换届之时，房地产调控政策很难出现方向性的变化。

那持续进行的房地产调控可以完成调控的初衷吗？按1998年房改的目标来看，住宅市场被分为两部分：追求效率的商品住房和追求公平的保障性住房。近十几年的商品房市场达到了政策的初衷，但让没钱的人如何买得起或者住得起房子依然是个难题。只是问题出在保障房上，板子却打在商品房上。限房价、限购房者等调控政策大多针对商品房，多以非价格配给和消费者身份限定的方式进行，暂时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但长期来看，依然没法让低收入群体买房子，还损害了商品房市场的效率。

2010年开始力推的保障房建设抓住了1998年房改主要思路，弥补了近十几年房地产市场改革的跛脚之处，但现在看来，很难一蹴而就。巨量的建设资金从何而来，建完以后分配给谁，如何保证分配的公平性？这些都非当前财政与分配机制所能承担，在这些前提没有解决的情况下，3600万套保障房的目标很鼓舞人心，但进展状况可能难以如意。

反思近些年来的房地产调控己在僵局之中，限购、限价、内部集资建福利房低价卖给特定群体、政府大建保障房分给低收入群体，这几乎是1998年房改以前才有的故事，市场恍如回到十几年前。这样的调控如果能达到改革初衷，那1998年为何还要启动房地产改革？这些都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房地产市场调控，居住需求的保障不能以损失商品房的效率为代价，更不能重回计划体制。即使在商品房市场上打再多的板子，市场还是无法解决公平。

再来看商品房市场的需求，在城市化大潮中，外地移民进入城市要扎根落户，商品房价长期上升是必然结果。因为当前体制下，商品房不仅仅限于居住的属性。首先，购买城市商品房是享受城市权利与福利的必要条件，如落户、子女入学以及附加的社保、养老等，对城市新移民来说，他们要具备在城市生活的各项权利，就必然要购买与户籍紧密相联的商品房。

其次，居民财富在增加，财富的保值增值就是非常重要的议题，此时中国的金融市场还处于压抑状态，养老金、子女教育投资、财富管理等都缺乏安全可靠的渠道进行投资。国债、债券、投资等金融市场发展很缓慢，2002年的数据显示居民财富构成中69%是房产、21%是金融资产。普通居民除了把钱存在银行或投资商品房外，就没有别的可靠的渠道。

我们必须正视，商品房的过度需求，尤其是投资需求和市民权利获得，是由于中国其他市场的非市场化所导致的。这些需求都是居民必需的权利，它们要充分地释放，需要其他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来满足，非房地产一个市场所能承担。在此僵持时刻，为政者应看到这一点。尽可能早地启动户籍改革，发展多元金融市场，就能尽早地缓解这些市场的供给不足给商品房市场带来的冲击，这才是真正可行的房地产调控。

(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篇5：理想国后说新民-经典美文

就在今天，首届新民说文化沙龙将在北大百年讲堂盛大举行，吴稼祥、俞可平、秋风、高全喜、王人博、汪晖、金雁、梁治平、盛洪、**等十几位政治学、法理学大家，以“新民?，一个未竟的使命——从《新民说》谈起暨110周年纪念”为主题，就“‘重民’、‘新民’抑或‘革命’——重新回到《新民说》”“复活、开新与批判——《新民说》在今天”等话题展开思辨，可谓第一文化盛事。

何谓“新民”?《大学》有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梁启超在最重要的著作《新民说》中有云：“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励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其所本无而新之。”其《新民说》是承接戊戌、辛亥与五四的关键。

中国曾是另一个世界的主宰，它把这个世界称作“天下”，而自己则是这个世界的首都。遭遇西方后，两个不同世界的“相遇”以及相遇的方式，是生成中国无尽烦恼与纠结的真正根源——面对西方的同时，也得面对自己的过去。近代是一个困局，中国身陷其中，被囚于此。

譬如，如何认识自我历史的价值，祖传的智慧在当今时世是否管用?如何审视造成这个困局的西方，包括它的器物和典章制度?自遭遇西方开始，中国就从未间断过对它的打量与观审。事实上，如何观看西方的模样与价值，与重新估价自己的文化与历史同义。

而梁启超通过“重构”西方和“重述”中国传统的方式，找到了中国建造一个“新国家”(现代政治共同体)之道，其方案就是“新民”。

“新民说”三字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何林夏及其同人心中萦绕不去之时，正是始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这个目标寄托了一个曾经千年领先于世界、却经历了百年劫难的古老民族对未来前景的展望和期许：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复兴之路，在何林夏看来，“始于新民”。

古老的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既要从悠久历史中寻求延续的新动力,也要以开放包容的视野探索成长的新路径，总而言之，寻求现代中国的维新固本之道，正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同道们心目中的“新民说”。

所以，继“理想国”之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开始全力打造另一全新文化品牌“新民说”，它立足于法学、政治学及社会学等领域，以图书出版为中心，以文化沙龙、讲座、研讨会、网络推广为辐射和补充，以构建一个以作者和读者为中心兼及销售渠道的互动与服务平台。

如同“理想国”一样，“新民说”将自己放在了整个社会和公众的体系和视野下，用积极向上的文化和思想、价值和观念影响年轻一代，形塑社会，这正是出版人的理想和文化担当。“弘扬学术，弘扬出版的本质，开启民智，传承文化。出版社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凝聚作者，团结作者，凝聚读者，团结读者，为未来社会培养有担当有责任的年轻一代，在更高层面上回馈社会。”?何林夏如是说。

近十年来，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彰显，成为学术研究及大众关注的“显学”。过去的十五年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从一家专注教育出版的地方出版社，发展出以大教育为主轴，以人文学术出版和珍稀文献出版为两翼的出版格局，实现了向综合性出版社的转型。在其发展步骤和策略中，当人文学术领域已有长足的.进展之后，文化品牌的塑造自然就提到出版社发展日程上来。

以已有的品牌影响力为支撑，广西师大社在约稿、作者队伍建立、运作成本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这在作者资源、作品资源及读者、市场等方面都有较为充分的体现。同时，在成功推出了“理想国”后，广西师大社更是在文化品牌的运营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我们认为，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的成功，与其专注于‘人文’、‘历史’与‘艺术’等具有内在关联性的人文领域有着重要关联。同样，‘新民说’的创设也是以‘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为轴心，更进一步强调的是，‘新民说’对该领域作品的选择标准具有明确的指向——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与人文精神的社科作品。”?“新民说”的理念是：不依凭于想象与感性，而是着力于理性的塑造，意在“作新民”;兼具人文情怀与批判精神，更寻求“建设性”之道。更进一步，在这里，广西师大社试图实践并建立一种商谈的公共文化，善用公共讨论，引进公共讨论的规范和要求，为建构理性的公民社会提供支持。

篇6：新民说讲稿

P4 我们从统一战线说起：

我们要实施一个政策，首先要考虑它的必要性和优越性，还要考虑到它可以实施的客观条件。统一战线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策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当时有着三个背景条件。

第一，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级状况。此时，革命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和和作为敌人的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要战胜作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集中代表的国民党所领导的强大的反革命力量，就必须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第二，是由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残酷性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些在上节课同学的说明中都有所表现，我们可以请上节课讲解的同学给我们简述一下）所决定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造成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两个不平衡各指什么）这就使得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处于敌强我弱的态势，而我国自古就有合纵连横的战略战术，把一切可以团结和利用的力量尽可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以逐步从根本上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夺取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P5 第三，是由于中国复杂的政治形势，多个政治阶级互相矛盾互相牵制，使中国四分五裂的同时，也为我们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提供了客观条件。

P6 这种联盟一共分为两种，一种是与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广大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者的联盟，另一个是工人阶级和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由于两个联盟对象的立场不同，对两个联盟施行的政策也有所区别。首先，工农联盟是可靠的联盟，因为双方同时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有共同的革命目标，这个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只有巩固工农联盟，争取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才能实现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分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等多种形势式，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虽然既有阶级上的软弱性，不能用于领导革命，但他们同时也受风建筑以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在特定时期可以参加到革命中来。对于官僚资产阶级，其利益和相应帝国主义利益密切相关，所以当革命的锋芒主要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官僚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统一战线。只有建立第二个联盟，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壮大自己，孤立主要的敌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掌握中国革命的全部领导权，中国革命的胜利才有完全的保障。

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这就是“左”倾关门主义。另一方面，则要反对忽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这种错误，忽视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对党内人员思想上的影响，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遇到革命同他们的私利相冲突时，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陈独秀等人的死法）

P7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先后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等几个时期，在这些时期中，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内容不能始终一致，而是要随时机发生变化，比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时期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在内，而在另一时期如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土地革命）则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参加在内。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及官僚资产阶级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但是，这些阶级的各个集团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然而在这些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无产阶级一道向共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它仍然是反动的，它坚决地反对无产阶级和中国共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所以在联合的同时要加以限制，并采取欺骗、诱惑、“溶解”和打击等等破坏政策，并以这些政策作为它投降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

P8 总结党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实践经验，主要在于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要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二是要正确对待资产阶级，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要依据革命的需要对资产阶级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联合民族资产阶级要针对其两面性特点，在联合的基础上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适当的斗争。三是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在革命进程中，要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四是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要保持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性。

P9 在抗日最激烈的时期，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一心“剿共”，排挤非嫡系派系，内部矛盾尖锐，１９３６年１２月12日凌晨，由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了蒋介石，并囚禁了陈诚、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史称西安事变。

P10 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这正是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的积极举措(请同学们思考一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主张杀蒋?如果杀了蒋,中国会是怎样的情况?)。

P11

二、武装斗争

统一战线是运用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重要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封建主义统治历史深远，以至于不像西方许多国家一样存在通过议会合法抗争的权利，所以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就成为了唯一的方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镇压革命的方式也总是通过反革命的暴力武装，革命人民只有武装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P12 坚持武装斗争必须建立一支人民军队，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其中三湾改编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在三湾改编之前，已经诞生达六年之久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拥有一支独立的军事武装。我们党虽然整合和影响了一些国民党军队，并在军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但党组织（支部）都是设在团一级，团政治指导员办公室直接管连队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只做宣传教育工作，因而政治工作没有群众基础。连一级没有党的组织，就难以直接掌握士兵，团一级即使设了党的组织也难以掌握部队。可以说，我们党掌握或影响的叶挺、贺龙等部队所以在三大起义中被逐次击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缺乏是一个主要原因。1937年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同志主张推行“党指挥枪”，“党建连上”，“官兵平等”三项政策，丰富了我党早期的统一战线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上对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

比如“党指挥枪”，即为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是保持人民军队无产阶级性质和建军宗旨的根本前提，也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核心。

“党建连上”则侧重于加强党的建设，增加党对军队的掌控。“官兵平等”即在军队内实行民主主义，设立士兵委员会，在部队内设立各级党组织，又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设计了党代表制度，等一系列政策，加强了党与部队、群众的联系，从而真正能够建设一支人民的军队。

P13 除了坚持党对军队的唯一领导外，建设人民军队时，必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坚持这一宗旨，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本前提，也是人民军队一切行动的根本准则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它集中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是人民军队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再有就是坚持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由于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面对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装备上都占绝对优势的强大敌人，p14,p15党在加强人民军队建设的同时，在深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人民战争的理论和p16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原则。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的《论持久战》 算是最为著名的一套战略战术原则。

P17

三、党的建设

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都是战胜敌人的两个重要武器，那么运用武器英勇战斗的则是党的组织，所以，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党的建设主要分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部分。由于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国情，我们党的队伍中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主要部分，再加上前期党对于思想建设不很重视，必然导致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成为党内思想上的主要矛盾，加之党长期在农村发展，且处于战争环境之中，随着革命形势进行党的建设是要建设一个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前提（以上为党的建设的必要性）。

P18 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中也总结了丰富的经验：第一，必须把思想建设始终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关键是要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和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应主要矛盾）。P19 第二，必须在任何时候都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根本的是要贯彻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坚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P20 第三，必须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P21 逐步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三大优良作风，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P22 第四，必须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党的政治路线是党的纲领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体现，是完成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政治任务的总政策，为全党的团结统一奠定政治基础。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同党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起来，在贯彻执行党的政治纲领和路线中推进党的建设（政治纲领和总路线也是上节课介绍的内容，可以请上节课讲课的同学替大家做一下复习）。

-23 四、三个法宝的相互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里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毛泽东系统地论述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特点，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统一战线的中心支柱，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P24

五、两次成功和两次失败

大革命时期，处于幼年时期的党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因此，这一阶段党的组织虽然有过很大的发展，但是没有巩固；党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装，但是没有掌握住。

大革命失败后，党对武装斗争的认识有了提高，发动了武装起义，建立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展了农村游击战争，开辟了建立人民政权的道路。党创造了坚强的人民军队，逐渐掌握了战争的艺术。但在这一时期，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仍主张“城市中心论”，特别是对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没有做到联系中国实际国情确定革命道路）在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时，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把反对资本主义同反帝反封建相提并论，而在革命战争的指导上又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其直接结果是红军被迫进行长征，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

抗日战争时期，党总结了以前两个阶段的经验，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以上总结也化用于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 /////////// P25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认真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具有独创性的革命理论。

P26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解决了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科学地回答了近代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问题，揭示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意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在实践中反对各种错误思想倾向的过程中形成的。它是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独立自主地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的基本统一。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变革，根本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等一系列胜利。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是20世纪继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改变世界面貌的伟大历史事件，有力地鼓舞和推动了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信心，有力地支持了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增强了世界人民争取世界和平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