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本思想研究论文

2022-04-18

［摘要］传统民本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活动的产物,具有封建社会特质,这是它的历史局限。在中国民主进程中,传统民本思想逐渐丧失其影响、整合社会的功能。日益严峻的现代困境促动了民本思想的现代转换,而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之间的会通又为此转换提供了条件。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新民本思想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新民本思想研究论文篇1：

论民本思想对中国民主进程的积极影响

[摘要]在中国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采的民本思想，作为一种强大的政治理念和现实力量，曾经在中国社会改治生活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现今，民本思想经过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批判，仍然作为当代中国现实不可忽视的客观力量，积极参与现代化的民主进程，并且神奇地显现出新的魅力。因此，科学认识民本思想对中国民主进程的积极意义，无疑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民本思想；民主进程；积极影响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符征是中国民本思想和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互渗和糅合。通过这种互渗和糅合，中国民本思想框架中那些维护封建主义的旧东西被削除和摒弃，输进西方民主思想的新内容。而西方近代民主思想也在民本主义的框架下，在中国几千年政治文化孕育下产生的种种传统命题下表现出来。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民本思想是我国走向现代民主的起点。

1．从思想上看，民本思想是我国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衔接点和基础

就近代中国而言，民主主义思潮由隐而现，由弱而强，渐成社会主流，这决非纯为外铄，而是内外交会，中西合璧的。中国近代民主主义，从横向影响而论，欧美的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天赋人权论，以及法国和美国的民主共和模式等等，都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的重要诱发因子；从纵向渊源而论，中国近代民主主义则承袭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成分，尤其是传统的民本思想。

西方民主理论之所以能为中国人所接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有民本思想这个基础在起作用。尽管民本思想的核心和实质是“为民作主”，而非“由民作主”，但它毕竟看到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民本思想实际上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民主理论的民族文化基础，为近代思想家批判封建专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对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在我国的传播起到了极为有益的作用，可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主义的结合点。

明代中叶以后，在我国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也开始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影响，一些进步的思想家以我国的民本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武器，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在当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进一步丰富了民本思想的内容，为我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为教育民众，促使民众觉醒，进行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作了舆论准备。王阳明认为，“天下非一姓之私也”，“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君权并不神圣，“可婵、可继、可革”(《阳明全集》)。顾炎武指出：“古之圣人，以公待天下之人，昨之士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他主张削弱君权，增加地方权力。吕留良认为：“天生民而立之君，君臣皆为生民也”，“合则为君臣，不合则可去”(《吕留良传》)。黄宗羲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臣下做事，“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他还在民选、议政、弹劾、罢免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唐甄提出了“众为邦本(唐甄：《潜书，明鉴》)的思想，他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为贼也”，批判了统治者“忘民”、“害民”、“虐民”、“攘民”等政策，主张“养民”、“富民”(唐甄：《潜书·仰尊》)。这些都对近代民主思潮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染挺楠等借用民本思想的框架，引进了美国民主制度的新内容，用“民本”这个“旧瓶”装上了西方民主政治的“新酒”。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提倡的“博爱”哲学，就是借用孔子的“仁爱”思想进行阐述的。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也包含着传统的爱民、利民、富民的思想；他的“天下为公”是对传统的以民为本的大同理想社会的高度赞扬；他在《香港兴中会章程》中，就直接引用“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一语；他还刊行黄宗羲《原君》、《原臣》这类民本思想作品，进行反封建宣传。刘师培等人更大量辑录历代民本思想观点，写成《中华民约精义》一书，宣传卢梭的《民约论》，使传统的民本思想被纳入近代民主体系之中。到了“五四”以后，它甚至成了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群众观点的最深厚的思想基础和历史传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人。中国共产党人把这—理论与中国民本思想相结合，充分认识到民本思想中肯定民众的这一历史作用的合理因素，加以批判改造，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即群众路线。可以说，中国民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是民本思想同西方民主思想相融合的结果。

2．从制度上看，民本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

从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传人中国并开始付诸实施起，历代思想家都很重视民本思想向民主思想的转化。这样做，既是考虑到了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的本质区别，也是因为从西方传人的民主思想只有在中国的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成长才可能结出硕果。由一般民主到社会主义民主又是一个重要转变，这就提出了中国民主发展的道路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在中国必然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从中国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可以看到，中国走的是一条自己的民主发展道路，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民主理论和实践。当西方文化伴随着坚船利炮进入中国以后，近代先進的知识分子一方面积极汲取西方民主思想的精华，另一方面又用西方民主思想改造传统的民本思想，特别是把西方政体移入民本思想中，从而使中国的民本思想重新获得了生命，实现了民主思想与民本思想的最初结合，也实现了民本思想向民主思想的初步转化。同时，中国共产党人把经马克思主义改造了的西方民主思想引入中国，并与本土的民本思想精华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理论，实现了中国民本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向社会主义民主的双重根本性转化。这个历史过程实际上就是民本思想现代化并发挥作用的过程，其精华构成社会主义民主的因子，其历史价值也在这一转化中显现出来。

中国民主与西方民主的巨大差异在于西方民主是建立在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的价值基础上，这也是严复所谓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而中国民主的价值基础仍是民本思想的以人民利益为价值主体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一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民本思想是这一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君主制结合在一起，民本思想存在两种涵义：一种涵义是君主的权力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巩固，这样一种涵义的价值主体实际上在君主一边，然而，在民本思想中还有另外一层更重要的涵义，即人民是社会的价值主体。如果我们现在可以肯定民本思想是以人民为价值的主体，那么同时可以肯定在民本思想与君主制的结合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张力，这种张力

在人们认识到君主制最终是与人民的利益相反对时，与民本思想结合在一起的君主制就有可能向民主制转变。明清之际，君主制的弊病已经引起一些士人的反思，在中国传统文化内部蕴涵着从君主制向民主制发展的种子，而西方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加速了这种发展。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学习和接受西方文化中的民主思想，主要是出于救亡图存、民族自强的考虑，而不是出于对个人权利和不同社会集团利益的追求，因此中国近现代的民主思想否定的是与民本思想结合在—起的君主制，而民本思想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仍然被中国近代的民主思想继承下来。中国共产党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结合起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我们党和国家现行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实践，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民主实践，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也是民族传统思想精华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实践中我们看到，我们的国体民主之所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比较丰富，既得益于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也得益于传统文化中丰富的民本思想；而我们的政体民主特别是权力制约方面所以还有些漏洞和不完善的地方，既有西方民主程式不适应我们的国情实际的问题，也有民本思想中权力制约措施较为贫乏的问题。纵观民本思想的历史我们发现，统治阶级内部的利益之争笼罩在浓厚的宗族关系之中，始终没能形成统治阶级内部政治地位上的平等机制，权力的纵向制约大于横向制约，因而政体民主的理论和实践都比较落后；而由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且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经久不息，因而迫使统治者、思想家不得不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解决君民关系问题的对策，这就使国体民主问题的理论和实践优之于政体民主方面。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和创建，目前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已经比较完善，作用也比较明显。但在政府领导班子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和行政权力的制约机制方面，还有许多不适应改革和发展需要的地方。究其原因，也与历史传统的贫乏有很大的关系。由此看来，民本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的民主表现形式，也构成了有中国特色民主理论的历史基础。

3．从经济上看，民本思想倡导的富民、养民的经济政策为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奠定了经济基础

经济和政治从来就有着割不断的“血缘”关系，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民本思想在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民本思想作为统治阶级的一种施政方针，倡导富民、养民的经济政策，对于缓和阶级矛盾、恢复和发展生产，都是有积极意义的，许多独领风骚繁荣和盛世局面的出现，都是实施民本思想的结果。民本思想像一根中轴线，历代统治者的政策措施都围绕这根轴线波动。当统治者认识到人民的重要作用，实行的政策与这根中轴线接近时，社会的阶级矛盾即趋于缓和，人民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创造力能得到一定的发挥，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的发展。当他们的政策偏离这根中轴线较远时，社会的阶级矛盾就会激化，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就趋于恶化，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停滞，甚至遭到严重破坏。如果统治者不思悔改，人民就会起来造反，推翻日的统治者。当新的统治者上台以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重新认识人民的重要作用，实行一些有利于人民的政策，用以调整社会的各种矛盾，恢复生产，社会生产力又会发展。

纵观民本思想的发展历史，提倡民为邦本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都提出了富民、养民的经济主张。他们呼吁当世君主要效法古时的圣君，实行开明统治，特别在经济上轻徭簿赋，惠民足民，人民生活安定富足，也就不会起来暴动了。他们认为，民或安或乱，并非事出无因，而是取决于经济状况的好坏。民富则安，民贫则乱，物质利益决定一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如果“百姓足”，“使要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尽心上》)民就可以做到仁，“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上，就可以引导民为善，民就服从领导，国泰民安。反之，就会“放辟邪侈”(《孟子·梁惠王上》)，起来作乱而国危，“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无危者也”(《荀子·哀公》)。另外，物质财富是君国社稷的基础，国家之财，君之所用，皆出于民。“(民)若匮，王用将有所乏，”(《国语·周语下》)若百姓贫困，国力衰弱，君离亡国不远了，“民乏财用，不亡何待?”(《国语·周语下》)民本思想重视经济对政治的影響，于是，提出了“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主张。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历代有见识的统治者都实施了富民、养民的经济措施，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曾经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文景之治”等繁荣的局面。晚明清初，社会生活中“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末富居多，本富益少”“贸易纷纭，诛求刻核”，以至“金令司天，钱神卓地”(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二引《歙县风土论》)，逐渐出现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局面。社会关系由此而发生异动，早期市民阶层不仅跃登社会历史舞台，而且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愈益重要的作用。随着封建主义的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增加，统治阶级中出现了一些具有新思想、新见解的开明人士，他们提出公天下的思想、公仆观念、个人意识、公是非主张等。如黄宗羲提出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形成了“君权民授”的国家观，这比起中国几千年来所奉行的“君权神授。思想是巨大的进步，可以说是中国从民本走向民主的第一人。这些都为西方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民本思想的富民养民政策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4．从伦理现上看，民本思想的“德治”现念仍然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依据

传统民本思想在两千多年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是为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服务的主导思想，所以，儒家的这种民本观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说教，而是一种实际的政策主张，就是说，历代的一大批君主、士大夫既是民本主义者，同时又是执政者，他们的思想与其思想指导下的施政方针是一致的。因此，民本思想直接的积极的意义就体现在历代的政治生活中，更具体地体现在诸多官吏的吏制和吏迹中，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廉政和清官。民本思想是施政者施廉政的思想基础和前提。就民本思想为指导，可以说，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凡是那些有作为、有政绩的封建皇帝，大都比较关心民间疾苦，因此也使得当时的政治清明，社会政治经济都有较大发展。而封建士大夫、知识分子在民本思想的熏陶下，也能“为民请命”，坚持“与其得罪于百姓，宁得罪于上官”的做官准则，并收到了“吏莫容奸，民怀惠利”(参阅《宋史》卷三八七《吴芾传》的效果。

民本思想的这一积极作用，有利于我们在政治生活中确立起公仆意识和人民当家作主观念，为当代德治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有助于当代中国法治和德治的相互结合，在一定意义上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在充分肯定民本思想对中国民主进程的积极作用时，我们也必须严肃地看到它对中国民主进程曾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在民本思想的黑陶下，人民习惯于人身依附，缺乏公民意识；在民本思想的指导下，在中国形成的人治的政治体系和传统，不利于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传统民本思想的重农抑商政策，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失去了商品经济的土壤。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我们必须正视民本思想，努力抑制其负面效应，积极有效地吸取中国的民本思想中带有普遍意义的、至今仍有重要价值的成份。如果忽视了这笔富有本民族特色的有价值的思想资源，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定是不完善的。

[责任编辑：秦玉珍]

作者：诸凤娟

新民本思想研究论文篇2：

传统民本思想现代转换的动因条件与途径

［摘要］传统民本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活动的产物,具有封建社会特质,这是它的历史局限。在中国民主进程中,传统民本思想逐渐丧失其影响、整合社会的功能。日益严峻的现代困境促动了民本思想的现代转换,而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之间的会通又为此转换提供了条件。要从唯物史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工作作风等方面加强传统民本思想的现代转换,并将这个转换切入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推动传统民本思想的现代转换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相互促进。

［关键词］民本思想;民主;现代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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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1-03-03

［基金项目］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2008年度重大项目（08Z017）

［作者简介］周家荣（1975-）,男,安徽定远人,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

传统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长期以来,人们大都在封建专制主义的框架中去寻找民本思想的合法性。因此,在现代化社会中,具有深刻反民主特征的民本思想举步维艰,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为阻碍民主进程的话语表征。这是民本思想最大的现代困境,也是民本思想现代转换的内在动因。

一、现代困境:民本思想现代转换的动因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孕育、产生、发展、终结于封建社会历史土壤中,伴随中国封建帝制的寿终正寝,传统民本思想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灰飞烟灭了。在有的学者看来,由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迁,“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历史告终结束”［1］了。也有的学者认为,“传统民本主义与现代意义的民主精神基本不搭界”［2］。传统民本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用来维护皇权霸业的一种政治思想,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它丧失了存在的最大合法性,那是因为传统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理念——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是水火不容的。从经济制度上来看,传统民本思想是建立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在现代社会,小农经济已经荡然无存,传统民本思想赖以生存的经济土壤也不复存在了。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下,各个经济主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依附走向独立（虽然独立的程度有待研究,但不管怎样,那种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和财产依附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法律制度上来看,传统民本思想强调社会民众要对封建君王制定的法律绝对服从,而封建君王则充分运用国家权力的强制力将国法篡越为个人家法,社会民众的自由、平等、权利在这样的法律制度下难以保证。这些是传统民本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制度困境。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民主进程不是搭乘传统民本思想现代转换之车,而是世界一体化开启了中国民主之门。鸦片战争失败,“西方资本主义东来使中国历史改变了轨道。在炮口的逼迫下,中国社会蹒跚地走入了现代。走这条路不是中国民族选择的结果,而是外国影响造成的。”［3］32在西方社会推进一体化过程中,中国社会原有的发展道路被强迫性中断,传统民本话语也逐渐失去了合法性基础,失去了对社会的正常影响与整合功能,现代民主日益成为政治活动的基本内容和价值导向。也有学者认为,世界一体化以及西方民主在中国推进的过程中,传统民本思想起着重要的历史文化基础作用。诚然,文化具有传承性,但文化同时也具有断裂性。历史上很多文化与文明在外力的作用下突然销声匿迹也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从中国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转折关系来看,民主与民本的逻辑关系显然并非顺承,而是明显的转折,即中国现代民主生发的最重要的条件,是世界一体化运动带来的西方政治文明因子的融入。”［4］西方民主政治的强制性输入裂变了传统民本思想的存在形态,削减了传统民本思想的社会功能,中断了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轨迹。由此可见,在现代民主的冲击之下,兴盛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民本思想失去了“气数”。从根本原因上来看,民主政治彰显了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和生存方式的独立化、自由化,这是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公共性以及商品经济的平等性逻辑密切相关的,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发展到明清时代与社会化大生产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相背离,以致在西方民主思想的冲击之下,逐渐丧失存在的合理性。毋庸置疑,世界一体化与西方民主政治对中国社会的冲击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又一大现代困境。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裂变中,面临着诸多困境,这个困境从不同方面印证了作为一种制度形态、一种意识形态的民本思想的历史局限性。一般的明智的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者,特别是出于政治学的视角进行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学者,大都承认外来文化对中国民主政治思想产生的重大影响,而不肯贸然认定民主政治思想可以自然而然地普遍出现于世界各个政治共同体,更不会断定穿越民本可以顺势生发出现代民主。［3］1-52然而,这些困境并不能彻底颠覆传统民本思想的所有内核,尤其是那些有利于维护、发展社会民众利益,重视社会民众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力量的理念。但是在现代困境的冲击下,传统民本思想也不得不与现代精神、现代元素结合,从而促使自身性质发生根本转变,转换成现代社会、现代意义上的民本思想。

二、民本与民主的会通:民本思想现代转换的前提条件

任何文化都是在传承中发展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5］从文化传承上来看,传统民本思想与中国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对接、传承和扬弃的关系。尽管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它依然可以成为中国人接受民主思想的一个文化载体和心理基础。在某种意义上,民本与民主之间既不是等同关系,也不是决然对立的关系。从追求目标上讲,民主是通过多数人掌握国家权力,实现作为统治者的公民自由和平等;而民本则是通过统治者施行仁政和德政,按照民众的意愿决定国家重大活动,满足民众自由公平和平等的要求。二者虽然选择的手段和途径不同,但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大体一致的。从运作方式看,民主采取的是制度性措施,民本采取的是道德性措施,这虽然是一个明显的区别,但却均以人民利益为基础。由此可见,民本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会通,这正是民本思想能够现代转换的前提条件。民本与民主的会通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民本和民主都以人民为国家政治之本位。现代民主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归全体人民所有;二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和根本,人民的力量和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兴衰。上述的第一层含义在民本思想中不存在,而第二层含义却在民本思想中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论述和阐发。民主思想的第二层含义强调的是人民的力量和人心向背决定着国家和统治者的命运,有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才能保证国家和政权的稳定,否则国家和政权就会灭亡。现代民主思想能够从根本上认识到人民的地位和作用,将国家权力赋予人民,人民选择自己的代表管理社会事务,这不仅可以发挥人民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还有利于缓和国家权力在委托者和被委托者之间的矛盾,这对社会和谐发展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民本思想虽然没有从制度上保障人民的主体权力,但是从执政者的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角度,论述民与国的关系、民与君的关系,实际上民本思想已经把握了国家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这与现代民主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只不过一个是主动认可的,一个是被动接受的。

第二,民本与民主都以民意为政权之基础。现代民主强调多数人的意志是政权的基础,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民本思想阐述民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方面虽然没有现代民主那么完善,但就其基本思想内容来看,它与民意是政权之基础的观点是比较接近的。民本思想强调社会民众的意志可以从下而上地推进政权建设,政权建设的主体是国家统治阶级,而民主强调的是社会民众的意志可以从上而下地推进政权建设,政权建设的主体是作为执政阶级的、掌握国家权力的广大人民,广大人民的意志可以形成国家政策和利益导向,左右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民本和民主都强调要重民、爱民、促民。现代中国民主政治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竭尽全力为人民谋利益,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特别强调人民群众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在传统民本思想中,爱民、重民等观点及其真实程度虽然达不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求的高度,但民本思想中却有着丰富的人民性特征。这些人民性特征反映的程度如何,在历史上已经得到了证明:每当封建帝王、政治家和思想家大力实施重民、爱民措施时,社会就会出现繁荣昌盛的局面;反之,则民不聊生,社会秩序混乱,封建王朝不久将风雨飘摇,土崩瓦解。

第三,民本与民主在传承中体现出会通。民本思想的现代转换,不仅要考虑到民本与民主的本质区别,还要考虑到由一般民主向社会主义民主的转化。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中,一方面积极汲取了西方民主思想的精华,另一方面又用西方民主理论改造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特别是把西方政体移入民本理念中,从而使民本思想重新获得了生命,实现了民主与民本的最初结合,也实现了民本思想向现代民主的初步转化。同时,中国共产党人把经马克思主义改造了的西方民主理论引入中国,并与本土的民本思想精华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实现了中国民本思想和西方民主理论向社会主义民主的双重根本性转化。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民本思想现代转换并发挥作用的过程。民本思想的精华构成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因子,其历史价值也在这一转化中显现出来。首先,民本思想是西方民主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土壤。西方民主理论之所以能为中国人所接受,是因为中国有民本思想这个基础在起作用。尽管中国民本思想的核心和实质是“为民做主”,而非“由民做主”,但它毕竟看到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可以说,民本思想实际上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民主理论的文化基础,它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极其有益的作用。其次,民本思想是有中国特色民主理论的历史基础。中国现行的民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它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民族传统思想的精华与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的国体民主之所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比较丰富,既得益于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也得益于传统文化中丰富的民本思想。中国的政体民主特别是权力制约方面之所以不完善,既有西方民主不适应中国国情的原因,也有民本思想中权力制约措施极度贫乏的原因。因此,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不断发展和完善,仍然不能彻底抛开民本思想及其社会基础。只有真正认识到人民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才能实现真正的、广泛的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民本思想是现代化民主的必要历史前奏,同时,也要辩证看待民本思想,认识到它的不足,并通过制度建设把民本真正地落实为人民的政治权力,从政治体制上加以确认,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做主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本。

三、民本思想现代转换的途径

传统民本思想扎根于封建社会土壤中,因此,它的现代转换必须要从社会制度方面来突破其历史与时代的局限性,要根据现代民主政治存在与发展的社会环境来切入民本思想的现代转换,将传统民本思想的现代转换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提升传统民本思想的理论境界和价值功能。

第一,树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的对立源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的根本对立。民本思想虽强调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但是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在封建君王的领导下实现的,换言之,在封建社会中,真正的英雄、社会发展的真正决定力量不是人民群众,而是以封建君王为核心的统治阶级。民本思想从唯心主义历史观出发,认为英雄人物创造历史,人民群众只不过是实现他们个人意志的历史工具。在唯心主义看来,任何改造世界的运动只存在于某个上帝特选的人的头脑中,因而国家兴亡必然依托于天意和圣君。民主思想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认为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生产力的体现者和生产关系的创造者。树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的意义在于:纠正传统民本思想中关于英雄人物和人民群众的错误的历史定位。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树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就是要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就是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就是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在这个过程中,扭转传统民本思想的阶级局限性,使之成为具有社会主义特点的民本思想。

第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本思想与自然经济存在着天然联系。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虽然人口众多,但由于缺乏商品交换而没有形成广泛深刻的经济联系,更没有形成目标统一的政治组织。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是相对立的,“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6］，它不承认任何以血缘、门第等条件来划分的高低贵贱,只承认交换者之间的平等关系。商品经济的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就是人与人的平等和协作关系。很难想象,没有商品经济的土壤可以培育出民主思想的果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有助于清除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权力过分集中现象,也有助于增强和培养人们的独立精神、平等意识、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从经济基础上改变民本思想的经济属性、政治属性和阶级属性,能够从根本上促进民本思想与现代经济社会相融。

第三,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与法律化。民本思想在道德修养上要求统治者修身养性、克己自律,以达到“安人”和“外王”的政治目的。但在社会实践中,由于统治者的贪得无厌,民本思想就等同于空洞的理论抽象。借鉴传统民本思想的得失经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的意义在于保障民主的实行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与法律化建设必将能够在制度上确保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使人民利益真实化、具体化。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将民本思想以民为本这一核心理念制度化、真实化。

第四,赋予民本思想时代新含义。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领导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体现。在这对矛盾中,个别领导干部严重脱离群众,不关心人民疾苦,贪污腐化,导致了干群关系紧张。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必须剔除民本思想的糟粕,赋予民本思想时代含义。要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本型”领导作风和凡事问人民群众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一切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民本型”工作作风。

传统民本思想的现代转换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传统民本思想和现代民主思想,虽然是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但它们之间有相当的互补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本质上是更高级更切实的文明形态,它有选择地吸收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切优秀成果,其中包括传统的民本思想和西方民主制度中的一切合理因素。因此,克服西方民主的缺陷,发扬西方民主的精神,汲取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完成民本思想的现代转换,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董长海,月玲.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本和民主的价值取向［J］.道德与文明,20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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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03.

［责任编辑：陈可阔］

The Cause, Condition and Way of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eople-centered Thinking

ZHOU Jiarong

（Educational Scientific Research Academy of Yunnan Province, Kunming, Yunnan 650223, China）

Key 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people-centered thinking; democracy; modern transformation

作者：周家荣

新民本思想研究论文篇3：

传统民本思想的传承及现代转型

[摘要]传统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之一，对我国以人为本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传统民本思想必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中国共产党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重新阐释和定义民本思想，使得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实现了以人为本的现代转型。共享发展理念作为传統民本思想现代转型的最新成果，蕴含着丰富的以人为本思想，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国梦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传统民本思想现代转型共享发展理念

[收稿日期]2017-04-17

[作者简介]1.王国风（1989—），女，河南林州人，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2.鲍展斌（1966—），男，浙江象山人，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访问学者。

每个时期的思想观点都是历史的传承和延续，传统民本思想精华为现代以人为本思想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辩证地继承并发展了传统民本思想，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传统民本思想，赋予它科学性和人民性的特点，使传统民本思想实现了现代转型。

一、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流变

传统民本思想萌芽于商周，虽带有一定的神秘主义色彩，但已经有了民本的“胚芽”。春秋时期不断繁荣发展，战国时期达到成熟。从战国到宋明时期，传统民本思想并没有大的变化。直到明末清初黄宗羲等思想家出现，他们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君民关系的新定位，使传统民本思想有了质的飞跃，达到了顶峰。

在商周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认识水平有限，人们将当时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推向了神秘主义，比如殷商对“神”的敬仰和西周对“天命”的敬畏。“西周的‘天命’的观念，在把‘天’理解为皇天上帝，把‘命’理解为上天的意志命令的意义上，是一个相当于宗教学上所谓神灵意志（神意）的观念。”[1]西周统治者总结殷商灭亡的教训，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周武王用“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2]之说强调民意即天意，即从民情可以体察天道。春秋时期，一些开明的思想家将神、天思想放到了次要位置，把“人”或“民”放到了首要的位置。比如，季梁提出“民为神主，先民后神”，史嚚提出“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商周时期，把“神”和“天”作为社会根本，把无法解释的现象归结为“神”、“天”。但是，它们只是作为一种观念存在人的脑海之中。因此，这一时期的民本思想属于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

在春秋到宋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没有大的变化，更多的是为了维护阶级的统治，具有浓厚的工具主义色彩。孔子提出了“富民、教民”的思想，孟子提倡“民贵君轻”，荀子提出“君为民立”的君民关系，并进一步用 “舟水之喻”进行论述。管子则明确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的民本思想。汉初思想家贾谊不仅强调民为根本，还重视民众的力量。他曾论述到：“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也。”[3]董仲舒继承了荀子“君为民立”的思想，并且用“天人感应”的观点来限制统治者。唐太宗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等。司马光将百姓与国家比喻成“田和苗”的关系。王安石继承了孟子的民本思想，认为“义”是处理人民和君主关系的根本原则，反对对人民实行涸泽而渔的剥削政策。二程提出：“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4]（P141）朱熹认为“天下非一人之私”、“天之大务莫大于恤民”的思想。这时期的民本思想走出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误区，“敬德保民”、“为民”、“重民”的思想精华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发展了“教民”、“富民”、“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思想，用“民本”抑制“君权”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但是，该时期的思想家们并没有真正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盲目夸大历史人物的作用，属于朴素历史唯物主义。

随着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和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部分开明的思想家提出了一些先进的思想，民本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黄宗羲创造性地提出了“君为民害”、“民主君客”、“君臣共治”等观念，其中包含了“民主”、反对君主专制、“民权”的思想内容。唐甄明确提出了“生而平等”的民权观，他说：“人之生也，无不同也。”“天子虽尊，亦人也”。同时，他还提出了“君为民贼”、“抑尊”的重要思想。相比之下，这时期的民本思想有了根本性的改观，除了继承“敬德保民”、“教民”、“富民”、“民贵君轻”、“民为邦本”这些思想精华以外，还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民主”、“民生”、“民权”的思想萌芽。这时期民本思想的最大进步在于它把矛头指向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倡导“民主”、“民权”和“平等”，对后来民本思想的近代和现代转型产生了很大影响，为未来民本思想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是，这时期只是提出了比较进步的民本思想，却没有付诸实施。

二、传统民本思想的价值

传统民本思想虽然存在很大局限性，但也闪烁着朴素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芒，其中蕴含的民本、贵民、富民、教民、顺民、民主、民权等思想，可谓是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对于当今“以人为本”思想而言，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简而言之，传统民本思想的价值集中表现为重视民众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缓和阶级之间矛盾，维护社会和平稳定，促进经济繁荣发展，为民本思想的近代和现代转型奠定了基础。

首先，重视民众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西周的民本思想虽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却蕴含着对民众的重视。周武王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5]（P513）。同时，还把“敬德保民，以德配天”作为当时的政治纲领。王朝更替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显著特征，民众在历次朝代更替中的斗争和反抗，使得统治者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民众力量的强大，认识到君、国和人民之间的依存关系。

其次，缓和阶级之间矛盾，维护社会和平稳定，促进经济繁荣发展。鉴于民众的强大力量，迫使君主必须适当站在民众的角度，制定一些反映民众利益的政策，并减少对民众的剥削。为了践行以上思想，君主必须采取一定措施，那就是施行“仁政”。政治上，主要就是勤政爱民、不扰民。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6]（P463）坚持德刑相济，不断教化广大民众，维持社会的清风正气。经济上，施行“富民”的政策。通过“劝农桑、不违农时、制民之产”等措施恢复并推动生产发展。“仁政”的实施，君主的利益和权力受到一定的限制，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一定时期内趋于缓和，从而维护了社会稳定，也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

再次，为民本思想的近现代转型奠定了基础。近代先进的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提出了更为先进的民本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实施了这些思想。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并付诸了实施。其中，“民权、民生”中蕴含了先进的民本思想。后来，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扬弃，赋予民本思想科学性和人民性，实现了以人为本思想的现代转型。

传统民本思想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商周时期的民本思想，属于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其次，民本思想只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统治的一种手段；再次，其严重阻碍了真正民主、民权思想的发展。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决定了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必然夸大本阶级的作用，抹杀人民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得中国的民主、民权思想远远落后于西方。

综上所述，民本思想的这些内容，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存在、也不可能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和君主制、封建专制制度的存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一方面把广大劳动人民完全束缚在土地上，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社会研究，只能把一些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归结为神秘的唯心主义。另一方面，人们的活动局限于某个固定的领域，相互之间缺少互通往来。从而发现不了某些事情发生的必然性和共同性，也就无法发现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自身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所以，就把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事件归结为“英雄造时势”，对君主或帝王盲目崇拜和信仰。君主制的弊端在手，一方面从君主产生以来中国历史上就存在着“君本”或“官本”和“民本”的二律背反，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另一方面，君主为了更好地统治下层人民，掌握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控制人们的思想，竭力抹杀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无限扩大自身在其中的作用。封建专制制度的存在，使得中国君主享有绝对的权力，而不受法律制度的限制，使得君主成了最大的独裁者，文武群臣只是单纯享有参政议政的权利，人民则是不享有任何权利的顺民，从而形成“朕即天下、朕即法律”的局面。虽然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说，但是几乎是形同虚设。

三、传统民本思想的现代转型

“马克思人本思想指人在马克思学说中具有核心和根本地位，是马克思学说中不可撼动的阿基米德点。”[7]马克思的人本思想总的来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高度肯定人民群众的作用，认为人民群眾是历史的创造者；二是社会的发展就是为了促进人的发展，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出发点和归宿；三是在实践基础上、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并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具体生活中的人才是其学说的基础。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吸收传统民本思想和马克思的人本思想的优秀成果，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观点。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8]，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民主观、动力观和服务观。同时，他还继承了明末清初尤其是近代的“民主”、“民权”、“民生”思想，进一步把这些思想付诸实践。例如，把土地革命作为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在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进行了各项民主建设；组建抗日民主政权过程中，实行“三三制”；新中国成立，在大陆城乡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基层民主；1954年《宪法》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并保障人们享有的各项权利；等等。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毛泽东的这些民本思想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中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之一。他强调，一切工作和政策都要有利于人民。关于民主建设，他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9]1987年，他再次强调：“要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特别是要给基层企业、乡村中的农民和其他居民以更多的自主权。”[10]198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88年和1989年先后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是保障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的具体体现。江泽民继续坚持和发展民本思想，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还强调要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998年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标志着农村基层民主进入到了制度化的运行模式。胡锦涛曾多次在讲话中表达了自己以人为本的思想，比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群众利益无小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11]等重要思想，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民主建设方面，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把“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十二个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是第一次把“民主”比喻为社会主义的“生命”，从而把“民主”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十七大报告中还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12]。

习近平总书记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讲话中指出：“通过活动，广大党员、干部精神上补了‘钙’，进一步认识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各级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公仆、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3]同时，习近平还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的力量源泉……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和挑战，只要有人民支持和参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14]这高度肯定了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说明了党坚持走群众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我国对人本价值追求的结晶，蕴含着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所谓共享发展，就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它真正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同富裕”这一原则，也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群众路线的体现。2017年“两会”坚持以人为本，“2017民生清单”规定了今年必须完成的12项民生任务，其中涉及到脱贫攻坚、医疗、养老、就业、教育等十二项广大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再次彰显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本思想。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非常重视民主建设，强调民主不是装饰品和摆设，而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扩大人民民主、拓宽民主渠道。在基层民主方面，他指出要“防止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无权”。同时，他还指出我国的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此外，他还提出用“4个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用“8个能否”评价政治制度是否民主和有效等重要民主思想。

民本思想的现代转型在真正意义上体现了以人为本思想的科学性和先进性。首先，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把国家的领导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统一称为“人民”，并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其次，它把“人的发展”作为最终目的，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再次，坚持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通过《宪法》和其他法律保证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保障了人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和普通权利；最后，不断扩大人民民主，拓宽民主渠道，推进我国的民生建设。

四、共享发展理念中的人本思想

《“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15]以上内容包含了共享的主体、客体和途径，是以人为本和人民主体地位的集中体现，是传统民本思想现代转型的最新成果。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共享发展理念的核心因素是人民。首先，这里的“人民”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民本思想中“人”或“民”的概念。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现阶段所说的“人民”，是指全體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这不仅是人民主体扩大，还超出了传统民本思想的“官本位”的窠臼。其次，“发展为了人民”，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和印证，真正的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强调了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说明“人民”成了发展的目的。这不仅是对传统“工具论”的超越，更是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问题的继承和发展。再次，“发展依靠人民”，只有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建，才能使共享成为可能，共建是共享的先决条件。在共建的过程中，依靠的还是人民，这是对人民作用的认可与肯定。习近平说，“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在共建的过程中还要创造一切机会，让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其中，即包含了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最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其中，就共享的成果而言，是全面的共享，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各个方面共享，体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观点。就共享的主体而言，是全体人民共享，即中国五十六个民族，13亿8271万人口。如此，共享体现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要求。

源远才能流长，根深才能叶茂。中国共产党人的以人为本思想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有着非常深厚的思想渊源。同时，中国共产党必须把自己的根深深扎进人民群众这块肥沃的土地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的发展作为各项事业的出发点和归宿，才能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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