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人格否认案例

公司法人格否认案例（通用6篇）

篇1：公司法人格否认案例

最高法院公报案例：一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中的举证责任分

配原则

导

读公司法设立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为防止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被滥用，从而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一人公司由于独特的组建模式，更容易出现法人人格混同的问题。在一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诉中如何确定相关举证责任的分配，则直接关系到能否揭开一人公司的“面纱”。本期推送一篇来自最高院的公报案例，希望能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审判实务中对一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内容来源 |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6年第10期

转自 | 出庭派裁判摘要 在一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诉中，应区分债权人起诉所基于的事由。若债权人以一人公司的股东与公司存在财产混同为由起诉要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股东对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之间不存在混同承担举证责任。而其他情形下需遵循关于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即折衷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一人公司的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是否混同，应当审查公司是否建立了独立规范的财务制度、财务支付是否明晰、是否具有独立的经营场所等进行综合考量。

一审审理情况原告应高峰因与被告嘉美德（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美德公司）、陈惠美发生其他合同纠纷，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原告应高峰诉称：被告嘉美德公司由被告陈惠美独资经营。2012年8月2日，原告、两被告及案外人陈倬坚（陈惠美丈夫）签订《投资合同》，约定应高峰对嘉美德公司进行投资并持有该公司股权。因接洽时间较短且签约时两被告提供的财务资料不全，合同特别约定：签约后的三个月内，若应高峰对两被告在签约前和签约后所提供的财务报表、经营报表有不同意见或者两被告违约时，应高峰有权单方面书面通知终止投资协议，嘉美德公司必须无条件退还应高峰已投资资金。合同另约定：陈倬坚将其拥有的Amada在中国港澳地区的品牌权利完全转移给嘉美德公司，案外人上海均岱日用礼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岱公司）的所有业务转移给嘉美德公司。合同签订后，应高峰向嘉美德公司支付2 081 633元人民币（以下币种同），同时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两被告签约后补充提供的财务资料进行审计。审计结果表明，嘉美德公司的财务、资产状况与签约前两被告所告知的财务数据严重不符，且陈倬坚名下Amanda品牌及均岱公司的业务也未按约转入嘉美德公司。据此，应高峰依据约定通知两被告终止《投资合同》，两被告同意退还400 000元，同时对余款1 600 000余元如何归还做出声明。但此后，应高峰多次致电、致函，两被告均拒绝退还余款。应高峰遂提起诉讼，要求判令：1．嘉美德公司返还投资款1 681 633元；2．嘉美德公司支付上述投资款的利息损失，自2013年5月30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陈惠美对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嘉美德公司辩称：根据《投资合同》约定，原告应高峰已经完成了对嘉美德公司的出资，现其依据合同第八条要求抽回出资，但该约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相违背，应属无效，应高峰未与嘉美德公司进行任何协商就要求抽回出资缺乏法律依据。此外，应高峰所提交的审计报告是由案外人上海欧德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德龙公司）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与本案无关，应高峰没有证据证明签约前后嘉美德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报表有何不同，故应高峰要求抽回出资缺乏事实依据。被告陈惠美辩称：原告应高峰依据该合同支付的投资款中，除了已经返还应高峰的400 000元外，余款均用于被告嘉美德公司经营。此外，陈惠美在《投资合同》上签字只是嘉美德公司授权其所为，其并非本案的当事人，不应对嘉美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被告嘉美德公司成立于2006年8月9日，日前该公司注册资本1 000 000元，实收资本1 000 000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自然人独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均为陈惠美。2012年8月2日，原告应高峰与嘉美德公司、案外人陈倬坚签订《投资合同》，各方约定：应高峰对嘉美德公司进行投资，用于最大化建设现有的经营品牌及管道。总投资额为10 000 000元，并取得嘉美德公司51%股份。应高峰出资分期缴付：第一笔股金2 000 000元，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日内汇入指定账户；第二笔股金2 000 000元，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九十日内汇入指定账户；剩余股金6 000 000元，于合同签订后十八个月内按嘉美德公司营运需求及指示，汇入指定账户内。嘉美德公司同意应高峰第一次汇入2 000 000元至指定账户后即有权行使股东权利。签约后三个月内，若应高峰对于嘉美德公司在签约前或签约后所提供的财务报表和经营报表有不同意见，且双方无法协调取得共识或嘉美德公司违反本合约条款时，应高峰保留撤销此投资合约的权利。若应高峰书面通知公司撤销此合约，公司同意无条件将应高峰所汇入账户内的资金于应高峰通知后六十日内汇人应高峰所指定的银行账户内，并终止此合约。协议另约定：应高峰与嘉美德公司签约后六十日内，陈倬坚将Amada中国港澳地区品牌所有权完全转移给嘉美德公司，嘉美德公司独家拥有该品牌在中国港澳地区品牌所有的任何权利。均岱公司的所有业务转移给嘉美德公司。嘉美德公司的财务收支由应高峰与公司双方共同签章后执行：嘉美德公司所有股东和公司的合作文件、公司代理权合约，应高峰有权于签约前先行确认。在各方签订上述《投资合同》前，案外人张梓良参与了协商事宜，并曾向陈倬坚、陈惠美发送过草拟的合同文本。2012年8月6日，原告应高峰向被告嘉美德公司支付投资款2 081 633元。2012年8月至9月期间，案外人张梓良曾至被告嘉美德公司，签署请款单、付款通知、付款凭单，并曾持有该公司的U盾，张梓良将U盾返还被告陈惠美。2012年9月29日，原告应高峰委托案外人余信村向被告陈惠美、陈倬坚发送电子邮件，内容为：本周于贵公司审计完成，从贵公司的库存盘点清查和贵司的财务报表和会计凭证的缺失，数字不符，且你自己对财务状况的不了解，我们对于此投资案深感忧虑。经我们内部讨论，我们决定中止此合约，并根据合约退还汇款2 081 633元。对于还款时间和方式，请尽快确认。2012年10月22日,上海申洲大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根据案外人欧德龙公司的委托，在对被告嘉美德公司及均岱公司2012年1-8月汇总合并内部管理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后，出具《专项审计报告》，该报告认定：嘉美德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账面数为1 072 883.46元，均岱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账面数为3 211 001.43元；但合并汇总利润表与两公司账面数相加合计金额相差2 909 993.21元。嘉美德公司主营业务成本账面数为853 941.12元，均岱公司主营业务成本账面数为2 208 777.86元；但合并汇总利润与两公司账面数相加合计相差586 845.18元。按汇总合并资产负债表期初未分配利润7 632 686.49元，加本期净利润366 605.96元，期末未分配利润为7 999 292.45元，但汇总合并资产负债表期末未分配利润列示为6 110 244.03元，两者数据相差1889 048.42元。报告另注明：仅供委托人欧德龙公司对嘉美德公司和均岱公司汇总合并内部管理财务报表评价与分析使用，不适用其他用途。2012年11月21日，被告陈惠美向余信村发送电子邮件，内容为：关于退股机制，我们非常尊重贵方选择。我方已于周五汇还400 000元，这是投资额所剩现金。500 000元商品，周一会列出清单，投资额已付货款，我方只能退还货物。另外1 100 000元已付各种费用，我方只能保留5%股权给贵方。当日，案外人胡华靖农业银行账户内收到被告嘉美德公司支付的400 000元，交易用途为货款。原、被告一致确认该款项即嘉美德公司退还原告应高峰的投资款。2012年11月28日，原告应高峰向被告嘉美德公司、陈倬坚发送存证信函，要求其在一周内返还余款1 680 000元。2012年12月4日，被告嘉美德公司向原告应高峰发送回函，认为应高峰从未与公司协商沟通，即发函要求撤销《投资合同》并要求公司返还余款1 680 000元，与契约真意及目的不符。应高峰支付的投资款2 080 000元，依会计师核算净值及扣除投资期间装潢、进货、房租、货款、购买设备、工资等相关费用，公司已经尽最大努力将400 000元汇入应高峰指定账户，并无1 680 000元未返还。应高峰的要求无任何契约或法律依据，有失诚信及公允。2012年12月6日，被告陈惠美发送电子邮件对存证信函进行回复，称其一直与应高峰协商退股机制，应高峰一直不同意。要求应高峰的会计师给予一个计算方式。2012年12月13日，原告应高峰委托律师向被告嘉美德公司发出律师函，表明应高峰不同意其于同年12月4日所发送的回函，再次要求其退还投资款。另查明，2012年8月至2013年6月期间，被告嘉美德公司对外支付多笔款项，涉及货运费、代理费、仓储费、服务费、税费、装修费、房屋租金、物业费、电信月租费等，金额共计3 700 000余元。另查明，均岱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成立于2004年6月28日，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均为500 000元，法定代表人为马建如，股东为马建如、陶伟峰。一审中，被告嘉美德公司确认，其与均岱公司仅为贸易伙伴，两公司之间并无关联。被告嘉美德公司、陈惠美确认，Amada品牌的所有权及均岱公司的业务至今未转至嘉美德公司名下。另，就嘉美德公司所抗辩的其已经将原告应高峰支付的投资款用于公司经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曾征询嘉美德公司意见，是否需就此进行审计，并向嘉美德公司释明了其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及不进行审计可能产生的后果，但嘉美德公司坚持不进行审计。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原告应高峰与被告嘉美德公司及案外人陈倬坚约定应高峰对嘉美德公司进行投资，从而取得该公司51%股份；陈倬坚将其所有的Amada品牌所有权变更至嘉美德公司名下，均岱公司将其业务转至嘉美德公司名下。由此可见，应高峰签订《投资合同》、向嘉美德公司支付投资款并非仅仅为了取得嘉美德公司股份，还是基于嘉美德公司能够取得Amada品牌所有权及均岱公司业务，具有良好发展前景所做出的投资决定。鉴于上述《投资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我国强制性法律法规，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恪守履行。现原、被告就上述《投资合同》产生如下争议焦点：

一、嘉美德公司是否应返还应高峰投资款余额；

二、被告陈惠美是否应对嘉美德公司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就此，认定如下：就第一个争议焦点，《投资合同》明确：原告应高峰与被告嘉美德公司签约后三个月内，若应高峰对于嘉美德公司在签约前或签约后所提供的财务报表和经营报表有不同意见，且双方无法协调取得共识或嘉美德公司违反合同条款时，应高峰保留撤销《投资合同》的权利。若应高峰书面通知嘉美德公司撤销此合同，嘉美德公司同意无条件将应高峰汇入其账户内的资金于应高峰通知后六十日内汇入应高峰所指定银行账户内，并终止《投资合同》。根据法院查明事实可以认定，被告陈惠美已经向应高峰提供了嘉美德公司相关报表，虽然应高峰未能以自己的名义申请审计机构对此进行审计，但是申请人为欧德龙公司的《审计报告》中已经指出了报表所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毋庸置疑的。应高峰据此向嘉美德公司提出解除《投资合同》、返还投资款的要求，其行为并未违反《投资合同》约定。此后，陈惠美向应高峰发送电子邮件，并未对应高峰指出的问题及解除《投资合同》的要求加以否认或提出异议，就此可以认定应高峰与嘉美德公司对解除《投资合同》已经形成合意。嘉美德公司抗辩称，应高峰要求抽回出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应属无效。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是涉及股权、品牌所有权、业务划转等在内的《投资合同》，并不仅限于公司出资。在2012年9月应高峰向嘉美德公司提出解除合同时，双方均未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手续，应高峰尚未成为嘉美德公司的股东，故应高峰要求返还投资款的请求与法不悖，嘉美德公司的抗辩意见难以成立。关于返还投资款，被告陈惠美曾向原告应高峰发送电子邮件，表示同意退还应高峰400 000元钱款、价值500 000元的商品，另以5%的股权折抵1 100 000元钱款。由此可见，被告嘉美德公司对于应返还应高峰投资款的金额并无异议，仅对返还全部钱款还是以货物、股权折抵部分钱款提出了己方意见，并由此与应高峰产生争议。鉴于应高峰并未接受嘉美德公司上述意见，而《投资合同》中也未约定在解除合同后，嘉美德公司可以以货物、股权等折抵应返还的投资款，故嘉美德公司上述要求仅为其单方意思表示，缺乏依据，难以成立。此外，在解除《投资合同》后，应高峰不再对嘉美德公司进行投资，也必然不可能成为该公司的股东，嘉美德公司要求以公司股份折抵返还的投资款显然违背了双方的本意，亦不具有可执行性。综上，嘉美德公司应返还应高峰投资款。关于返还投资款的金额，被告嘉美德公司抗辩称除已经返还原告应高峰的400 000元外，其余钱款均已用于公司经营。但其仅就此提供了嘉美德公司2012年8月至2013年6月期间各类付款凭证，上述凭证仅能反映公司收支明细，支出的钱款是否来源于原告投资款未能加以证明。就应高峰支付的投资款如何使用的问题，法院曾在证据交换过程中向证人吴绘宇进行询问，吴绘宇回答，应高峰支付的投资款与嘉美德公司的其他款项应该是合并使用的，但因为不是证人做账，具体情况证人不清楚。综上，对投资款的用途及嘉美德公司支出钱款的来源，应结合公司的财务账册及相关付款凭证、单据等，由专业机构进行审计方可查明。但嘉美德公司经法院释明，坚持不进行审计，故仅凭现有证据难以证明其抗辩意见，由此引发的不利后果应由嘉美德公司自行承担。此外，即使嘉美德公司将应高峰投资款用于经营所需的抗辩意见成立，因应高峰已于2012年9月29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嘉美德公司、陈惠美提出解除《投资合同》、返还投资款的要求，嘉美德公司此后未经应高峰许可、单方决定投资款用途的行为也违反了《投资合同》的约定。综上，嘉美德公司应返还应高峰投资款余额1 681 633元。嘉美德公司未能及时返还上述投资款，已经对应高峰造成损失，应高峰要求其自立案之日起赔偿逾期还款的利息损失，该项诉讼请求合法有据，应予支持。就第二个争议焦点，被告嘉美德公司系被告陈惠美投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陈惠美作为嘉美德公司的股东，代表嘉美德公司与原告应高峰就投资事宜进行磋商，签订《投资合同》，还代表嘉美德公司就应否返还投资款事宜向应高峰发送电子邮件，其与嘉美德公司之间意思表示一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此外，作为嘉美德公司的唯一股东，陈惠美未能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嘉美德公司的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又因嘉美德公司坚持不进行审计，故无法证明应高峰所交付的投资款已用于嘉美德公司而排除另做他用的可能性。综上，为防止一人公司的唯一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增强对公司债权人的保护，应高峰要求陈惠美对嘉美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应予以准许。据此，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4年5月30日判决：一被告嘉美德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应高峰投资款1 681 633元；二被告嘉美德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应高峰逾期返还投资款的利息损失，以l 681 633元为基数，自2013年5月3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被告陈惠美对上述第一、二项判决中被告嘉美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嘉美德公司及陈惠美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审理情况嘉美德公司及陈惠美上诉称：1．一审法院认定的专项审计报告是由欧德龙公司委托审计的，审计内容之一涉及均岱公司，但未说明欧德龙公司和均岱公司与本案有何关系。被上诉人应高峰未要求嘉美德公司提供财务报表，即仓促汇款并派人实际深入嘉美德公司，不到60天时间，又根据无效的审计报告要求终止合同，应高峰的投资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2．陈惠美个人不应承担责任。系争《投资合同》与陈惠美个人无关，陈惠美在合同上仅以嘉美德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字，而应高峰款项系汇入嘉美德公司账户，并非陈惠美个人账户，本案审理中也未发现陈惠美个人与嘉美德公司有任何经济往来。据此，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嘉美德公司根据应高峰投资款投入公司后的剩余残值进行返还，陈惠美个人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上诉人应高峰答辩称：上诉人嘉美德公司、陈惠美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两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供了如下证据：2011年度至2013年度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2011年度《外汇收支情况表审核报告》及2012年度至2013年度的《外商投资企业外方权益确认表审核报告》，欲证明上诉人嘉美德公司有独立的财务账目，与上诉人陈惠美个人不存在财产混同。经质证，被上诉人应高峰认为这些报告都是根据财务报告的固定项目表述的，无法证明嘉美德公司与陈惠美个人之间不存在财产混同的事实，且2013年度报告载明嘉美德公司不存在未披露的未结诉讼等事项，但本案纠纷是从2013年6月延续到现在，故对报告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应高峰在二审期间提供了注册于台湾的均岱有限公司的企业档案信息，欲证明上海的均岱公司由上诉人陈惠美实际控制，陈惠美通过上海的均岱公司自由支配、转移上诉人嘉美德公司的资产为己所用。经质证，两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海的均岱公司并不完全受嘉美德公司的控制。经审查，法院认为，两上诉人提供的各份财务报告已出示原件，真实性可以确认，且与本案争议有关，法院依法予以采纳。被上诉人应高峰提供的注册于台湾的均岱有限公司企业资料，因该公司并非上海均岱公司的投资公司，与本案争议无直接关联，不予采纳。法院据此另查明：2011年至2013年间，上诉人嘉美德公司委托有关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的财务报表等分别进行了审计、审核，2011年度至2013年度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确认，嘉美德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小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嘉美德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2012年度至2013年度的《外商投资企业外方权益确认表审核报告》及2011年度《外汇收支情况表审核报告》确认，嘉美德公司的外方权益确认表及外汇收支情况表的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国家外汇管理的有关规定。二审中，两上诉人陈述，上诉人嘉美德公司对均岱公司有实际控制，故可以保证按照《投资合同》的约定将均岱公司的所有业务转移给嘉美德公司。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1．投资合同解除后，上诉人嘉美德公司应当全额返还被上诉人应高峰的投资款，还是按照投资款的剩余残值进行返还；2．上诉人陈惠美是否应对返还投资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一，关于上诉人嘉美德公司应如何返还投资款的问题。法院认为，根据《投资合同》的约定，签约后三个月内，若被上诉人应高峰对于嘉美德公司的财务报表和经营报表有不同意见，且双方无法协调取得共识时，应高峰有权撤销投资合同，嘉美德公司同意无条件返还应高峰的投资资金，并终止此合同。合同履行中，应高峰于2012年9月29日通知嘉美德公司终止投资合同，并要求退还全部投资款。上诉人陈惠美代表嘉美德公司于同年11月21日回复称，尊重应高峰的选择，已向应高峰汇出40万元，同时提出其余投资款已用于支付货款及各种费用等。由此可以看出，应高峰要求嘉美德公司返还全额投资款的诉请符合双方的合同约定，在应高峰通知解除投资合同后，嘉美德公司对应当全额返还投资款也未提出异议，至于投资款是否已经用于经营以及嘉美德公司是否无力还款的事实并不能改变双方的合同约定，也不能据此免除嘉美德公司的还款义务。嘉美德公司的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判令嘉美德公司承担全额还款责任正确，应予维持。第二，关于上诉人陈惠美个人是否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问题。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上述法律规定要求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将公司财产与个人财务严格分离，且股东应就其个人财产是否与公司财产相分离负举证责任。本案中，陈惠美提供了上诉人嘉美德公司的相关审计报告，可以反映嘉美德公司有独立完整的财务制度，相关财务报表亦符合会计准则及国家外汇管理的规定，且未见有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混同的迹象，可以基本反映嘉美德公司财产与陈惠美个人财产相分离的事实。应高峰认为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嘉美德公司财产与陈惠美个人财产没有混同，并提出如下异议：审计报告未反映本案诉讼情况；嘉美德公司一审中提供的银行收支报告反映，应高峰投资后仅一周，嘉美德公司就向均岱公司转移了96万余元，包括发放均岱公司员工工资等。法院认为，我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意在限制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采用将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混同等手段，逃避债务，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此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前提是该股东的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出现了混同。然而从本案目前的证据材料可以看出，嘉美德公司收到应高峰的投资款后，虽有部分用于支付均岱公司的员工工资及货款等费用，但是，根据双方投资合同的约定，应高峰投资后，均岱公司的业务将全部转入嘉美德公司，因此均岱公司的业务支出与应高峰的投资项目直接有关；这些费用的支出均用于均岱公司的业务支出，并无款项转入陈惠美个人账户的记录，而审计报告中是否记载本案诉讼的情况也与财产混同问题无涉。因此，应高峰提出的异议并不能反映嘉美德公司财产与陈惠美个人财产有混同的迹象，不足以否定上诉人的举证。陈惠美的上诉理由成立，一审判令陈惠美对嘉美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当，应依法予以纠正。综上，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于2014年10月27日判决：一维持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3）长民二（商）初字第S82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撤销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3）长民二（商）初字第S82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驳回应高峰的其余诉讼请求。四川建永律师事务所

篇2：公司法人格否认案例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disregard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又称“刺破公司的面纱”(piercing the corpration’s veil)或“揭开公司面纱”(lifting the veil of the corporation)，指为阻止公司独立法人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包括自然人股东和法人股东)对公司的债权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①公司人格独立原则过于注重了对股东利益的保护，却对公司的债权人有失公平;它可能为股东特别是控制公司的股东谋取法外利益创造了机会，从而成为侵权责任的工具和手段。

而在对于这种滥用公司行为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时，控制公司者往往以公司为法人，应由公司独立承担责任，股东责任有限、不应承担公司责任为挡箭牌，从而逃避法律的惩罚。此时，如果拘泥于该公司人格的独立性，势必使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反而违反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了规制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探究当事人行为的实质，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必须设立新的制度以对公司人格独立原则作出补充及修正，这就是公司人格否认原则。这一原则由美国法院首创，后被英、法、德等国效仿，并作了适合国情的改造，遂有德国的“责任贯彻”理论，日本的“透视”理论的产生。时至今日，该原则已为两大法系所共同认可，并运用于司法实践中，有效地维持和推动了公司制度的健康发展。

公司人格否认原则不是对公司独立人格全面的永久的剥夺，也不是对法人制度本身的否定，而是对公司法人人格本质的内涵的严格格守。公司人格否认原则的效力范围限于特定法律关系中。通常公司的独立人格在某方面被否认，并不影响到承认公司在其他方面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法人实体。因此，公司人格否认原则的效力是对人的，是基于特定的原因的，而非普遍适用的。

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原则的公司，实际上已是被人控制，失去自主性的，只具有公司形式的公司。由于其独立人格名存实亡又被利用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给社会造成危害，因此应当予以否认。正如美国法官桑伯恩说：公司在无充分反对理由的情形下，被认为法人而具有独立的人格;但是如果公司的独立人格被用于破坏公共利益，使不法行为正当化，或袒护欺诈或犯罪，法律应将公司视为多数人之组合而已。这是基于衡平。正义的考虑。如果在此时继续承认公司的独立人格，则立法者创设法人的良好本意被亵读了，

公司人格否认原则的意义在于防止利用公司作为进行不法活动的工具和手段，以保障他人的合法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这表明了法律既应充分肯定公司人格独立的价值，将维护公司的独立人格作为一般原则，鼓励投资者大胆地对公司投人一定的资金;又不能允许利用公司从事不法活动，将公司人格否认作为公司人格独立原则的必要而有益的补充，使二者相得益彰。使法律从形式上的`公平合理走向实质上的公平合理，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对法人制度的完善和补充。

对公司人格否认原则的适用，需要具备下列条件：

l.公司设立合法有效，并且已取得独立法人人格。

2.股东滥用对公司的控制权。

滥用公司控制权的行为常表现为：

第一、公司空壳化。即股东的控制行为，造成公司徒有其表而无法实行本来之宗旨。导致公司空壳化的行为有以下两种表现形式：其一，对公司有控制权股东的具体行为，使公司实际上表现为投资者的一个部门，足以造成与公司交易的第三人无法判断自己的交易伙伴是公司还是投资者本人。其二，股东采取特定公司结构的惟一目的是规避法律规定，而无其他特别利益。

第二、公司资产不足。这里的“资产不足”不是指公司注册资产低于法定限额，而是指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其所经营的事业的性质及隐含的风险相比而明显不足。公司资产是否充分不仅取决于公司资产的绝对数量，而且取决于公司所营事业的性质，因此，确定公司资产的绝对数量是否充分是基于交易安全的需要，而非法律上的标准。可以说公司最低资本额和注册资本在这个问题上作用不大。一般来说，公司只有使负债与股本保持合理的比例，才能保证自己的信用和经济往来的安全，不致破坏社会经济秩序。如果公司资产不足即负债与股本的比例失衡，就存在股东通过公司将商业风险转移给无辜大众的嫌疑。

第三，股东强迫公司实施有损公司利益的行为。虽然股东也有损失，但从其他方面获得的利益往往超过其作为股东所受到的损失。

篇3：浅析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一、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特征

关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最早出现在英美法系中, 随后被大陆法系所使用, 对于公司人格制度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否认公司的人格, 而是为了更好的发挥公司发人人格的作用。众所周知, 公司法中大多是任意性规则, 少数是禁止性规则。但是由于任意性的发挥, 容易导致公司人格混同, 以至于损害债权人的利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公司的设立越来越多, 随之而来的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也不断出现。由此可见,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设立, 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从而在股东和债权人之间获得平衡。所以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需要具备以下特点:

首先,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前提是公司需要具有独立的人格。公司具有资合性, 不像合伙一样具有人和性, 依赖于合伙人而存在。公司一旦依法设立, 具有了人格, 就说明公司与股东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无论公司股东发生什么样的变动, 公司都是独立存在的。这样的制度也使公司能够独立的存在下去。因为公司的独立性, 所以公司具有独立的人格, 所以才会产生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其次,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只具有个案性。对公司法人人格的否认是对于特定案件是特定事实的否认, 只有在出现特定的情形的时候, 才会对公司法人人格进行否认。当公司人格制度和股东有限责任不能平衡时,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才会出现并且弥补公司法人人格制度的不足, 由此也可以看出,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并不是一种普遍的司法救济手段。第三,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是一种事后制度。如今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仍旧以事后救济为主。只有在公司侵害了债权人的利益时, 经过债权人的申请, 国家公权力机关通过司法手段对公司的规制。

二、各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立法经验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最先出现在19世纪的美国, 称为“揭开公司面纱原则”, 在1905年美国诉密尔沃基冷藏运输公司一案中, 桑伯恩法官则首次确立“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原则”。桑伯恩法官认为, “如果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被用以破坏公共利益, 使不法行为正当化, 袒护欺诈或犯罪, 法律则应将公司视为多数人之组合而已。”美国法律仅在利用公司形式规避法律义务、逃避契约义务、侵害第三人、账目混同等方面做出了规定, 但是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条件上面至今也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在德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被成为“直索责任”该理论形成于19世纪20年代, 在1920年6月22日, 德国最高法院在一次案件审理中, 第一次直接追索股东的责任, 这就是德国公司法人人格第一次在案例中使用。但是德国对于“直索责任”的使用非常严格, 只要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案件, 一般不适用该制度。

日本人格否认制度也叫做“透视理论”, 它是对于德国公司人格否认和美国公司人格否认学说的吸收, 但是它的内容涉及到的也只是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以在1969年2月27日, 日本最高裁判所第一小法庭的判决为依据。制定出日本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情形:一是公司的人格完全形骸化;二是为了回避法律的适用而滥用公司的人格。

我国也在2002年12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5条规定:“以收购方式实现对企业控股的, 被控股企业的债务, 仍由其自行承担。但因控股企业抽逃资金、逃避债务, 致被控股企业无力偿还债务的, 被控股企业的债务则由控股企业承担。”这从实质上引入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原则。随着经济的发展, 理论研究的日益深入, 在2005年公司法修订时, 引入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规定在该法的第二十条和第六十三条。

三、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不足

(一) 法条过于单一, 现实中操作困难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 以成文法的形式来指导司法实践。对于现实情况复杂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我国《公司法》中用两个条文就规定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但是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具体情形, 如什么样的情况下才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什么才算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造成损失等情形。可见《公司法》这两条条文的规定过于原则, 过于笼统。在现实操作中往往让法官无法适用, 就算使用了也会因为每个人的理解不同, 增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从而造成滥用。

(二) 债权人举证困难

我国在普通民事案件中, 一般以“谁主张谁举证”为原则, 所以债权人如果对于公司进行法人人格否认之诉, 就要承担举证责任, 但是一般债权人都处于劣势地位,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 公司都无法自动配合债权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取证。这也违背了立法者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初衷。虽然《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了一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是举证责任倒置, 但是适用情形只包括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财产和股东的个人财产混同, 关于一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其他情形并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所以从这方面来看, 公司债权人提起诉讼, 除非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财产和公司财产混同这一情形, 否则, 债权人将依旧陷入举证困难的境地。

(三) 确认合理的管辖制度

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 民事案件管辖依据“原告就被告”所以, 如果债权人提起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诉就必须到股东所在地起诉, 股东的所在地可能是住所地, 经常居住地等, 可能并不在公司所属管辖中。但是对于如何判断公司是否滥用股东权利、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都需要从公司的经营活动中发现, 这也造成了无法判断的难题。其次, 我国关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条件过于笼统, 也导致法官运用不便, 所以更需要有更高素质, 更高理论基础的法官来处理, 所以不能只能地域管辖来界定, 也需要从级别管辖入手确认合理的管辖制度。

四、完善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一) 明确适用要件

自从《公司法》增加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之后, 在其适用条件上都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 导致了法官不敢轻易适用该条规定。故首先应该在法律的修改和司法解释等方面, 从现实情况出发, 结合他国的经验, 完善该制度;其次, 在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对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都存在判例进行指导、规范。我国也存在案例指导制度, 由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在现实案件中的变化是多样的, 所以笔者认为, 我国也可以吸取现实中经典典型的案例, 作为指导, 进而使该制度的适用范围在现实审判中更好的运用。

(二) 完善证明责任

在诉讼中, 证据是关键部分, 但是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案件中, 原告的举证责任过重。并且无论从哪方面来看, 债权人只是公司的外人, 并非内部人员, 对于内部的账目、会议记录等重要事项无法取得, 由此可见, 债权人的举证责任很难实现。如果债权人可以申请法院帮助调取证据, 那么债权人的举证责任就能更好的实现。但是现实中往往有债权人滥用申请调取证据的权利, 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 所以在以后相关司法解释中, 可以增加关键可以申请证据的情形, 从而加大对司法资源的利用, 也尽可能的防止司法资源的浪费, 节约成本和时间, 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三) 谨慎规定管辖法院

从地域管辖来看, 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诉中, 管辖法院可以有许多原则, 但是如原告所在地不与公司所在地相同或者被告是股东的话, 股东所在地法院也与公司所在地不同, 那么在取证和调查方面就不是很容易, 但是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诉的关键就在于对公司的调查, 所以从地域管辖来看,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诉更应该由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

从级别管辖来看, 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诉中, 凭借的不仅仅是法条规定, 也需要判案法官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所以中级以上法院来审理此类案件更加合适。

五、结语

《公司法》自2005年修订中加入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填补了我国公司法上的一大空白。虽然在很多方面存在不足, 但仍旧是一大进步。由于该制度是从判例法演变而来, 所以用成文的形式出现存在许多困难。故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 结合他国成功案例, 完善该制度。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 充分发挥该制度的作用。更好的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摘要：随着经济发展, 在追逐经济利益的过程中, 股东有限责任和公司独立人格制度本身的缺陷越来越明显, 以至于忽略了对于债权人的保护, 因此,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建立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所以,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

关键词：公司人格否认,公司人格,适用范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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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天鸿.一人公司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3]黄来纪, 陈学军, 李志强.完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 2012.

篇4：浅析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关键词：公司法人格否认；股东有限责任；公司债权人

公司法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原则是构建现代公司法人制度的基石，两者的结合减轻了股东投资风险，推动公司的资本积累，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然而某些不法股东利用公司法人独立人格，滥用股东有限责任，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和社会公共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应运而生。

一、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概述

1.公司法人格否定制度的涵义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起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流行于20世纪初的英国和德国，现已得到了两大法系的共同认可。我国法学界主张称“公司法人格否认”的居多，主要是指，为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追求的法律制度。

2.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要件

（1）主体要件。一是责任主体，即公司法人格的滥用者，必须是该公司握有实质控制能力的支配股东；二是权利主体，即因公司法人格被滥用而受到损害，并有权提起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主张者。

（2）行为要件。主要是指股东存在滥用公司法人格损害债权人、第三人利益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滥用公司法人格，是指股东有违诚信、过度利用有限责任、妨碍公平正义的行为。

（3）结果要件。公司法人格否认适用的结果要件是指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行为必须给他人或社会造成损害，它要求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行为与造成损害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二、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和缺陷

我国《公司法》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此条款不仅规定了股东与股東、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还规定了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义务，是我国首次以立法形式承认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重要条款。第64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的财产不能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此条款是针对一人公司法人格否定的专门规定。但以上都是原则性的规定，在立法技术方面尚存在诸多缺憾，对于未来实际中公司的运行以及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构成潜在威胁。主要表现在：

（1）对公司法人格否认的概念没有明确定义。《公司法》明确了股东有限责任和相对独立性的概念，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作为公司人格独立的例外和补充，理应有明确的概念。同时，要明确公司法人格否认是对公司制度的有益补充，而不是对其全盘否定。

（2）行为要件的规定不够清晰。《公司法》第20条和第64条的规定过于原则性，未指出滥用公司法人格行为的要件、范围、特征等要素，也可能导致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本身的滥用。此外，法官在对相关案件进行审理时无法依据法律规定对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行为进行认定，只能依靠自身认知水平和判案能力自由裁量。

（3）连带责任的界定不够明确。《公司法》第20条规定，“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里的“连带责任”是补充连带责任还是无限连带责任，从法条中我们无从得出结论。究竟如何界定，有待在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

（4）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不够。《公司法》只强调股东对因其滥用公司独立法人格导致的债权人利益损害负连带赔偿责任，如果要对股东滥用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甚至国家利益的行为进行处罚，则陷入了无法可依的窘境，必然降低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适用的范围和价值。

三、完善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措施

由于《公司法》对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存有以上缺陷，导致公司法人格制度的作用发挥大打折扣。因此，应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更好地促进公司法人制度的健康发展，为我国经济的快速稳健前进做出贡献。

（1）在总则部分有限责任原则的规定中增加“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内容，作为以制定法排除股东有限责任的总则性规范。

（2）在深化公司法人格制度理论研究和不断总结司法实践中，尽快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公司法人格否认适用要件、诉讼程序和适用情形作出明确规定，以解决《公司法》中原则性规定公司法人格否认所带来的实践弊端。

（3）吸收借鉴外国法院利用公平、正义这一法理的最高价值原则去裁判某一具体案件，并依据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和权利滥用禁止等一般性条款，在个案中实现这一法理的公平和正义，从而使公司法人格否定法理在实际操作中更为广泛。

（4）积极构建系统严密的执法司法管理体系，教育引导广大执法司法人员摆脱传统理念束缚，以公平正义和诚实信用的执法理念大胆使用该制度，切实保障公司债权人合法权益。同时，要避免司法实践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防止滥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破坏公司制度的正常运作。

综上所述，我国对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司法实践还处于起步阶段，仅仅依靠《公司法》原则性的规定显然是不够的，还要深入研究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理论，界定制度的内涵和适用外延，并将当前司法实践成果加以法定化，通过司法解释方式予以细化，保障司法标准的统一，确保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巨大的法律价值和社会价值得到充分发挥。

参考文献：

[1]张开平.英美公司董事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朱慈蕴.公司法人人格否定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3]钱卫清.公司诉讼司法救济方式.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

[4]赵旭东.新公司制度设计.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篇5：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及其适用

[内容提要]：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以损害公司和债权人利益现象接踵而至，各国立法或实践纷纷引入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对公司人格独立制度和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加以修正和补充，以平衡公司与股东的权利和股东与债权人的风险。我国也应该引入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以健全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的立法。

[关键词]：公司法人人格否认 法人人格 有限责任

公司作为现代企业的基本形态，以有限责任为其主要责任形式。然而有限责任的主要弊端事对债权人保护的薄弱。这种薄弱表现为：当股东滥用公司人格致使债权人利益受损时，债权人不能直接对股东提出赔偿请求，因为公司的有限责任和独立人格使公司与股东分开，庇护了股东免受债权人的追索。公司的独立人格被不当使用，公司的人格掩盖了个人的不法行为，造成了债权人的损害，因而对公司的独立人格不予以考虑，直接追究股东的个人责任，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应运而生。

篇6：公司法人格否认案例

公司作为现代企业的基本形态，以有限责任为其主要责任形式。然而有限责任的主要弊端事对债权人保护的薄弱。这种薄弱表现为：当股东滥用公司人格致使债权人利益受损时，债权人不能直接对股东提出赔偿请求，因为公司的有限责任和独立人格使公司与股东分开，庇护了股东免受债权人的追索。公司的独立人格被不当使用，公司的人格掩盖了个人的不法行为，造成了债权人的损害，因而对公司的独立人格不予以考虑，直接追究股东的个人责任，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应运而生。

公司人格否认原则首先在司法判例中运用，并以判例法的形式存在，经过长期实践和反复采用，逐渐形成了一些原则。各国学术界对公司人格否认法理进行研究，形成了一些学说，由此而影响公司人格否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一、英美法系关于揭开公司面纱的原则

美国19世纪末公司法人制度逐渐走向成熟，公司规模迅速扩大，公司在美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出现了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问题。美国法院创设了揭开公司面纱的司法原则，法院认为，股东有限责任的原则并非绝对，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为了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法院可以揭开公司面纱，否认公司与股东各为不同的法律主体的原则，判令公司背后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直接负责。美国法院在处理母子公司的关系问题上，坚持有限责任的原则，仅在特殊情况下谨慎地适用揭开公司面纱原则。美国法院认为，只有在子公司是母公司的“工具”、“摆设”、“代理机构”、“一个部门”或者“另一个自我”等情况下才能适用这一原则。也就是说，法院认为子公司没有独立意志或者不能独立存在时，才能适用这一原则。美国法院适用揭开公司面纱时的四种学说。

1、代理说。代理说认为，公司的设立、存续和经营完全是依附于控股股东的指令，则该公司只是以控制股东的代理人身份存在，而实质上丧失了其独立性的一种“外壳公司”，其背后的控制股东才是“未披露身份的本人”。这种代理关系未必依授权代理而生，只要控制已达到相当程度，并使被控制公司的经营达到控制股东经营的目的，既可推定为事实代理。因此，否定代理人的公司人格，使其背后的控制股东承担责任。

关联公司关系中，从属公司成为控制公司的“化身”时，运用代理原则要求控制公司对从属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母子公司关系中，能够证明子公司的行为是代表母公司的，即子公司是母公司的代理人，那么母公司应当为子公司的行为承担责任。这种责任不是基于法人人格否定的理论，而是民法上的代理理论。

2、企业整体说，也称同一体说。哥伦比亚大学伯乐教授于1947年提出。该说认为股东股东如果设立若干公司以经营同一事业，或者各公司之间存在着经营业务和利益一致性时，这些公司实质上为同一企业的不同部门。这些公司以各自独立的形式存在，只是为了使企业整体逃避可能发生的契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从而导致自愿债权人或非自愿债权人无法获得补偿，危害正义和公平的实现。此时，法院即可无视各个公司主体的独立性，而将他们视为同一个法律主体来追究企业整体的责任。美国法院因顾及此说可能对企业集团或者跨国公司的发展极为不利而采取保留态度。

3、工具说。美国学者鲍威尔提出，该说认为公司成为控股股东的“工具”或者“另一个自我”时，公司的面纱将被揭开，由控股股东对公司债务直接承担责任。两个关联公司在所有和利益方面一致，以致于失去相互独立性，或者一个

公司完全为另一公司的利益而存在，则该公司的存在被认为是另一公司的另一个自我。当从属公司本身沦为控制公司的工具时，控制公司应对实质上丧失独立人格的从属公司债务负责。如果承认其为各自独立的实体，则将支持诈欺并导致不公平的结果。工具说的主要标准是过度控制，不仅是多数或者全部股份的控制，而且是全面的支配，以致于使公司完全丧失其独立的意志和自身的存在，即可认定一公司已沦为另一公司的工具，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价值而应否认该公司的人格。

4、另一自由说。美国布拉姆伯格教授提出，该说认为两个关联公司在所有和利益方面如此一致，以致于失去相互独立性，或者一公司完全为另一公司的利益而存在，则该公司的存在被认为是另一个公司的另一个自我。如果承认其为各自独立的实体，则将支持欺诈并导致不公平的结果，因而要刺破公司面纱。此说与工具说基本一致，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上述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为解决关联公司中的债务问题提供了法理依据。美国将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作为适用法人人格否认的法理依据，而不局限于任何固有的理由和固定的适用范围，并把该规则的适用看作是一种司法规制或者事后救济，而不是一种立法规制或者事先预设。美国在适用揭开公司面纱的原则时，将公司人格的利用应当符合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平的目的作为基本要求。投资者设立公司的目的主要是为获取有限责任的保护，避免无限责任的风险。但是投资者必须遵守公司形式，投入合理的充足资本，并合法地进行经营。

美国法院在审理适用法人人格否认案件的条件一是形式要件，二是实质要件。形式要件，主要看设立上是否有瑕疵；实质要件，主要看公司是否有正常的资本金，是否有偿债能力，是否有经营自主权。两个要件的前置条件是公司给他人造成了损害。否则，是不准进入司法程序的。美国法院在适用揭开公司面纱的原则时，采取了两个标准，即独立和公平。独立主要用来测试公司是否被股东当作一种可以不断改变的“自我”而无视其独立性，公平则主要测试公司资本是否充足，因为公司在缺乏充足资本的状况下从事经营极易导致风险发生。公司不具备独立和公平的标准，就有可能被揭开公司的面纱。美国为了防止欺诈和实现衡平，揭开公司面纱的规则被广泛地适用于契约、侵权、破产、税收等领域，而不识别不同领域中法律政策或者客体差别，主要针对一人公司、家族公司、母子公司、关联公司或者集团公司等情形。

英国公司对揭开公司面纱非常谨慎，严格限制公司债权人直接追究公司股东责任的权利，并以成文法的形式作出规定，避免滥用司法审判权。法律界认为，“立法机关可以锻造一柄能砸开公司外壳的重锤，甚至无须借助于此锤，法院时刻准备砸开公司外壳。”英国法院的判例在下列情形中揭开公司面纱：（1）公司资敌。任何以注册公司的名义在敌对国家所进行的活动，均不视为公司的行为；任何敌对国家的人代表公司进行的活动也不能视为公司的活动。（2）公司作为非法目的的工具。公司被用于非法目的，公司的行为就被视为以实现该非法目的而组成该公司的人的活动，公司的面纱就要被揭开。（3）公司成立的目的在于伪装或者逃避法律责任，那么法院就会追究公司的真正目的而不是一般目的。

二、大陆法系关于公司人格否认的原则

19世纪末随着经济的发展，德国的卡特尔、康采恩、一人公司大量产生。德国最高法院的判例承认一人公司的单独股东与公司的人格分离，但是在具体案件中无视公司的独立人格，将单独股东与公司视为一体，形成“透视理论”，以禁止权利滥用作为其“透视理论”的法理基础。德国的透视理论在其适用要件上

大体与美国相似，须有财产的混同，股东的经营操纵，有限责任制度的滥用等。1937年11月日本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认为，资本不足的公司中股东以贷款方式向公司投资，在公司破产时将以滥用有限责任原则为由，否定该股东对公司破产债权的行使。在公司集团中，透视理论与康采恩法共同规制支配公司与从属公司的少数股东和债权人的关系。在闭锁公司中，透视理论则是规制闭锁公司的股东和债权人之间关系的主要法理。至此以后，德国透视理论逐渐从主观滥用论转向客观滥用论，主张透视法人背后的实际情况，主要考虑法人人格的利用是否符合“法秩序的目的”，或者是否为“制度滥用”。

德国对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非常严格，德国法院认为，“资合公司的法人性质只有在其使用和整个法律制度的目的不违背的情况下才是值得维护和尊重的。”但是只要能依据相关法律处理问题，则法院很少揭开公司面纱。德国《股份公司法》规定了关系企业一章，该章对何种情形下母公司应对子公司债务直接负责作了规定。这些规定实际上与揭开公司面纱具有相同作用。股份公司法第117条规定，利用自己对公司的影响力致使公司受到损害的任何人，包括股东在内，都要对公司、公司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负损害赔偿责任。德国将否认公司人格称为直索责任，即在特定情况下，法院允许债权人穿越作为债务人的公司独立人格，直索公司背后的控制股东，由控制股东对公司债务直接承担责任。“直索权”作为债权人的一项权利。德国法院判例认为，当公司人格被滥用于规避法律、违反契约、侵害社会利益或者其他第三人利益时，应当否认公司的法人人格。学术界形成如下学说：

1、滥用说。德国法学家赛里克、霍夫曼等认为，凡有意滥用公司法人的法律性质，从而背离了法人制度的目的以规避法律、违反契约或者侵害第三人利益时，应当否认公司的法人人格。赛里克1955年在《诸法人的法形式与实体》的文章中指出，法人的形式因其背后的自然人不仅客观上而且主观上被滥用，如法律规避、回避契约或者欺诈第三方等，该法人形式将被否定。滥用说又分为主观滥用说和客观滥用说。主观滥用说认为，当法人的形式被有意滥用于不正当目的时，则不为法律所保护。所以，主观滥用说强调股东要有主观上的滥用故意，这是适用公司人格否认规制的前提；客观滥用说认为，不以股东主观上滥用意图的存在为前提，而是把违反法人制度的目的滥用行为的客观发生作为适用公司人格否认规则的前提。

2、法规适用说。德国法学家穆勒·弗列恩菲尔斯、莫顿等认为，公司的独立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制度是人为创立的法律制度，公司只有规范地适用公司法人制度的法律规定，才可被尊重。当公司未履行公司法的规定时，即为公司人格滥用，可以通过适用公司法的规定，来制裁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德国1965年的《股份公司法》对关系企业作了规定，使原来需要通过法人人格否认原则解决的康采恩问题可以依据该法处理。1980年重新公布的《有限公司法》中，包括以前必须通过公司人格否认原则来处理的规定。通过适用公司法之外的合同等相关法律，也可达到适用公司人格否认的效果。因此，法规适用说中不存在原则和例外的构成要件。

3、分离说。德国法学家威廉等认为，从维护公司财产所有权和财产经营权的分离原则出发，当公司股东不是公司董事时，应负有不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构成重大影响的谨慎义务。否则，即违反分离原则。该股东应对公司的经营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日本公司人格否认原则在学理上的研究主要受德国学说的影响，日本公司人

格否认的学说主要涉及的是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范围。公司人格否认原则的适用范围包括：（1）公司法人人格形骸化；（2）为规避法律而滥用公司法人人格；（3）当事人不具备法律上的资格而以事实上的另一人存在；（4）股东自己的业务和财产，与公司的业务和财产混同。至于法人人格滥用的要件，主要强调法人人格的滥用者对公司具有实质的支配力。

日本法院的判例采用法人人格否认的法理，主要在公司机关运营有名无实，股东和公司的业务、财产相混淆、资本不足的情形下，公司实质上变为“形骸化”，将此作为法人人格否认的客观要件。1990年日本商法承认一人公司，商法中规定最低资本金制度，防止了公司人格形骸化的情形。

综上所述，英美法系国家的学说和实务反映了该原则适用范围较广，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说和实务则体现着该原则适用范围较窄，一般适用于法人人格滥用、法人人格形骸化、违反契约或者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等。德国、日本在承认公司人格否认规则的同时，尽量限定和缩小该规则的适用范围，主张如果能在契约、侵权等现行法律中解决问题，则尽量不适用该规则，即使适用也要严格适用条件。

三、我国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在我国公司制度不缜密、信用体系不健全以及滥用公司人格、损害债权人利益以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成本低的大环境下，公司人格被滥用的现象极为普遍。主要有：第一，设立空壳公司，诸如出具虚假证明、虚假验资、骗取公司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以各种名义抽逃资金，导致公司实际注册资本为零。第二，公司资本严重不足，公司经营事业和风险所要求的资本远大于股东投入公司的资本规模。股东的经营诚意值得怀疑，而且会有很强的投机风险意图利用公司人格和有限责任将投资风险转嫁给公司的债权人。一旦在资金链条上出现一个裂痕，就可能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使整个公司大厦顷刻间倒塌。这也进一步加大了公司经营失败的风险，对债权人极为不利。第三，公司在形式上的形骸化，比如公司虚化、公司的组织机构不完善、没有或者虚设股东会或者董事会，由控股股东直接控制，公司只不过是其逃避责任的外壳。第四，利用公司用于不正当目的，主要指利用公司人格规避合同义务或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比如使用“金蝉脱壳”的伎俩，将具有经营价值的资产转入到另一家新公司，而将债务全部留给原公司，或者故意不年检，导致原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致使债权人无法得到债务清偿或者得不到必要救济。第五，股东与公司或者关联公司之间的混同，如资产不分、财产混同、业务混同、组织机构混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情况等。公司与股东或者其他组织之间尽管形式上独立，但实质上却是互为一体，难分彼此，以至于外界无法分清是跟公司还是跟股东打交道。上述情况，多数伴有欺诈，对公司债权人极为不公平。因此，引入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2005年的公司法修订中，公司法第20条第64条对法人人格否认做出了具体规定，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最终以成文法的形式得到确认。“这是在成文法中最明确地规定公司法人格否认（揭开公司面纱）的立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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