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发展成果回顾

60年发展成果回顾（精选6篇）

篇1：60年发展成果回顾

城乡建设成果电视专题片解说词

时光飞度，风卷云舒。当共和国的年轮即将画完第60圈时，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也一一定格在我们的头脑中。六十一甲子，春华变秋实。当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当一条条道路延伸开去，当一处处公园广场花红柳绿，当一盏盏路灯点亮城市和乡村„„我们每个人都在切身体会城乡面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60年苦心规划，60年辛勤建设，建设人用勤劳的双手，描绘出从落后向现代化城市挺进的宏伟蓝图。

县城规划步入规范化、专业化轨道。建国初期，国务院批准五常县设五常、拉林、山河三个建制镇，五常镇是县政府所在地。五常县城乡规划始于1983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我市于1993年撤县设市后，先后进行了两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于2003年完成，确定城市规划区东起万宝山，西至拉林河畔，南起西半截河子，北至孟家屯。规划区总面积共100.55㎞2；城市建设规模由小城镇向中等城市发展，规划期末城市人口要达到50万人。科学合理，更具前瞻性、可操作性的城乡规划，为城镇化的持续快速健康科学发展提供了指导和调控的依据。

旧城改造日新月异。改革开放前，我县多是土平房，人均居住面积仅为8平方米。近年来，我市房地产业快速发展，金山花园、金泰家园、北环名苑、天城缘、时代家园、清华家园、诚信小区、文教小区、葵花高层等一大批景观优美、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的居住小区的建设，为市民提供了良好的居住环境，人均居住面积达到19.23平方米，是改革开放前的2.4倍。特别是近两年，以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房等构成的保障性住房供应体系建设不断加速。截止2009年8月底，已有2400户住房困难的城市低收入家庭享受住房租赁补

市场化运作，加快了城市集中供热建设步伐。新建热源厂一座，上马40吨热水锅炉5台，全部实现微机程控管理，供暖能力可达200万平方米，去年年末已经实现集中供热面积198万平方米。

城市亮化绿化美化效果明显。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脚步，城市亮化绿化美化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不但点亮了我们的生活，也让城市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目前，6米宽以上城市道路全部安装了节能型新式路灯1650盏，夜幕降临，路灯闪亮，形如风帆、海豚、兰花„„在高高的路灯杆上绽放，与各单位楼形灯、商家广告灯相呼应，城区亮灯率达98%以上。2002年至今，市政府累计投资近3000万元用于城市园林绿化。新建两座公园，三个广场，七处街边绿地，植树绿化66条街路。目前，城市绿化覆盖面积达到234.4公顷，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20.6%，绿地率为13.44%，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6.62 m2/人。形成了以庭院、居住区绿化为基础，以道路绿化为网络，以公园、广场、游园、街头绿地为景点，以山体、河渠绿化为屏障，乔、灌、花、草、藤合理搭配，三季有花、四季常青的城市绿化体系。

60年弹指一挥间，回顾过去，城乡变化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展望未来，前途似锦，但任重而道远。目前，建设人正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和干劲，继续描绘着“科学发展、赶超发展”的美丽画卷。

篇2：60年发展成果回顾

王海涛

2009年第10期 ——生态篇

林业是一项重要的公益事业和基础产业，承担着生态建设和林产品供给的重要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湖北林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近几年在服务“两圈一带”建设、推进新农村建设、支持山区县市脱贫致富奔小康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为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生态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林业工作，积极推进林业发展。截止目前，全省森林面积达9056万亩，约占林地面积的70%，森林覆盖率达31.61%（未含林农间作林240万亩），活立木总蓄积达2.05亿立方米。

——重点生态建设工程成效显著。全省先后实施了退耕还林工程、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长江防护林工程、平原绿化工程、低丘岗地和低产林改造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等一大批重点生态建设工程。据统计，全省年造林平均在300万亩以上，年义务植树参加人数1000多万人，植树造林1亿多株，有效地改善了我省的生态环境。

——林木良种基地建设成果丰硕。全省现已建立各类林木种苗基地120多个，其中林木良种基地37个，基地面积1.45万亩，基地供种率达到40%，良种使用率达到35%，种子贮备能力提高到15万公斤，有力地支持了全省造林绿化工作。

——国有林场生态建设成绩斐然。全省175个省投资国有林场经营总面积975.3万亩，其中有林地747.1万亩，活立木蓄积3357万立方米；县市55个地方国有林场经营总面积52.1万亩，活立木蓄积81.6万立方米。全省国有林场累计生产木材500多万立方米，累计上交税金7亿元，自我积累形成林木资产和固定资产34亿元。

（二）60年来，全省紧紧围绕林区增绿、林业增效、林农增收的目标，大力发展林业产业。2008年，全省实现林业总产值495亿元，同比增长21.3%；林产工业规模以上产值94.68亿元，同比增长12.6%；林产工业总产值201亿元，同比增长8.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

——林业产业基地建设稳步推进。全省大力发展杨树、国外松、板栗、中药材、竹林、名特优新经济林基地，以及其他比较优势明显的用材林基地和经济林基地，每年新增产业基地面积100余万亩，林业生物质能源林成为我省林业产业基地建设的一大亮点。

——林业产业园区建设方兴未艾。通过政府建园招商、龙头企业自建、同类企业联建等多种形式，大力建设林业科技产业园区，吸引林产加工企业或关联企业在园区聚集，实现发展组团规模化、土地使用集约化、资源利用效能化、产业配套系列化。全省重点建设的林业产业园区有：全国首家国家级森工产业园——“国家现代林业湖北东宝森工科技产业园”，全国首家现代林业森工科技产业园——“湖北现代林业咸安森工科技产业园”，全省首家不消耗木材的林业产业园——“湖北现代林业五峰非木科技产业园”。我省大规模推进现代林业科技产业园建设，得到了国家林业局的充分肯定。

——林业产业化企业逐步壮大。全省现有涉林企业近万家，其中规模以上林业企业208家，年产值1000万元以上的涉林企业155家，年产值亿元以上的涉林企业31家，年产值5亿元以上的涉林企业5家。林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166家，其中石首吉象、蕲春九方圆、咸宁巨宁、荆门宝源、荆州森鑫、五峰山山等6家企业，进入全国百强中密度纤维板企业行列。

——林业新兴产业蓬勃兴起。全省现已建立花卉市场342个，花卉企业870家，花农2.1万户，花卉种植面积78万亩，花卉苗木业年总产值13.8亿元。森林旅游业不断发展，2008年森林旅游纯收入3.78亿元。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全省坚持依法行政，强化林业管理，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自然保护区与森林公园建设成效显著。全省现已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区与自然保护小区226个，总面积1644.4万亩，占国土面积的5.9%。其中自然保护区49个，总面积1452.8万亩；自然保护小区177个，总面积191.6万亩。建立森林公园78个，总面积565.5万亩。这些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有效地保护了我省最重要的森林和湿地生态系统，以及85%的野生动物种群和70%的高等植物群落。

——森林防火成绩巨大。全省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方针，以提高群众森林防火意识为前提，以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为关键，以加强野外火源管理为重点，以森林消防队伍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依托，实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确保了森林资源和林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森林病虫害防治成效明显。60年来，全省大力加强林业有害防治减灾体系建设，不断提高监测和防治水平，促进了森林健康成长。目前，全省防治的各类林业有害生物共有169种，危害发生面积每年控制在500万亩以下，直接经济损失降低到10亿元以下。

——林业行政许可管理规范。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得到严格执行，森林消耗量大大低于生长量，森林资源总量快速增长。2008年，全省审核审批征占用林地500多宗，面积约6万亩，收取植被恢复费1.4亿元，审核办证率达96.3%。

——林业立法与执法力度加大。截止目前，我省已颁布实施涉林地方性法规7部、政府规章3部。2001—2008年，全省共查处各类森林和野生动物案件204768起，打击处理各类违法犯罪人员284773人次，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20.13亿元。

（四）2006年，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动员大会，出台《关于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试行意见》。2007年，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目前，这项改革组织有序，进展顺利，成效显著，整体工作位于全国先进行列。

——坚持原则，规范操作。在改革过程中，我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充分尊重群众意愿，依法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确保改革顺利进行。截至今年6月，全省已完成林改确权面积11521.4万亩，完成发证面积9559.8万亩，分别占总任务的97.1%和80.6%。

——突出重点，配套改革。改革商品林采伐管理制度，在坚持森林采伐限额管理的前提下，放宽商品林采伐管理。规范林权流转管理，对林权流转的范围、条件、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引导商品林规范有序流转，促进林业生产要素优化配置。

——聚合力量，强化服务。积极探索林权抵押贷款、森林保险机制，积极引导农民建立林业合作组织，积极促进发展林业中介服务组织，建立健全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聚合林业发展有利因素，优化林业发展环境。截止目前，全省已开展林权抵押贷款3466宗，抵押林地771万亩，抵押贷款金额7.22亿元；组建林业要素市场54个，组建各类林业合作社和林业专业协会684个；涉及林地经营面积290万亩，辐射带动农户286.6万户；组建评估机构70家，完成评估5682宗，评估值12.88亿元。

（五）回顾我省林业发展历程，有几条重要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一是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林业事业发展；二是始终坚持全社会办林业、全民搞绿化的发展方针，积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发展林业；三是始终坚持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两手抓，实现林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四是始终坚持依法治林和科技兴林发展战略，不断提升林业的管理和经营水平。

2009年9月10日，省委林业工作会议在武昌召开。这次会议，全面总结了60年来我省林业建设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了我省林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确立了今后一个时期湖北林业的发展思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大力实施生态立省战略，以建设“生态湖北”为核心，围绕资源增量、林业增效、农民增收，继续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步伐，不断提高林业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水平，力争到2020年，全省森林面积达1.1亿亩以上，森林覆盖率达40%以上，林业总产值达2000亿元以上，全省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林业产业富民强省能力明显提升，生态文化功能得到有效发挥。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建成完备的森林生态体系、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和繁荣的生态文化体系，实现山川秀美、生态优良、资源充裕、产业发达、文化丰富的发展目标，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双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坚定信心，强化措施，按照“发展现代林业、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科学发展”的总体要求，推进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努力实现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在生态建设上，坚持城市农村统筹、山上山下兼治，保护原生态，新建宽林带，注重多色彩，突出“大林带、大工程、大绿化、大文化”，体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文化景观效益，为全省实施“两圈一带”战略提供绿色支撑和生态保障。一是建好“大林带”。在秦巴山区、大别山区、武陵山区、神农架林区、幕阜山区及长江、汉江、清江等大江大河沿岸，在三峡、丹江口等国家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和武汉、宜昌、襄樊等大中城市周边，着力打造“大林带”，提高森林覆盖率。二是实施“大工程”。以国家重点生态建设工程为依托，以提高生态防护能力为重点，实施“八大工程”——“南水北调中线植被恢复工程”、“三峡库区生态安全体系构建工程”、“武汉城市圈城市森林生态体系建设工程”、“低产林改造和森林经营工程”、“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植被恢复与保护工程”、“长江中下游湿地保护和修复工程”、“大东湖水网林网体系建设工程”和“大别山革命老区生态修复工程”。三是统筹城乡“大绿化”。着力推进森林进城市，深入开展绿色家园示范县、示范乡、示范村、示范户创建活动，构建城乡大绿化的新格局。四是推进森林生态“大文化”。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湿地公园、国有林场为载体，加大森林生态文化的宣传科普力度，打造生态森林文化旅游景观工程，提升全省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在产业发展上，坚持特色发展、集群发展、园区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着力实施“大园区、大基地、大龙头、大品牌”战略，在搭建平台、培育主体、调整结构、创造环境上下功夫。一是实施“大园区”战略。在着力抓好新成立的湖北现代林业咸安森工科技产业园区、五峰非木科技产业园区、来凤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的基础上，在全省范围内再新建现代林业科技产业园区10个，努力形成林浆纸一体化、林脂油一体化、林板一体化、林景一体化的新格局。二是实施“大基地”战略。扎扎实实建设“三个1000万亩、三个500万亩”基地，即：杨树、板栗、国外松基地各1000万亩，楠竹、油茶、核桃各500万亩。三是实施“大龙头”战略。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全省重点扶持发展100家林业龙头企业。四是实施“大品牌”战略。重点推创在全国有影响的林业“十大名牌产品”。■

篇3：中国国民体育60年发展回顾

关键词：中国,国民体育,60年

1 建国初期发展国民体育的特点

1.1 群众性体育活动空前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 经济建设任务繁重, 国内外政治环境还不够稳定, 而国民体质孱弱。当时, 国民平均寿命不到36岁。1953年11月中央体委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中指出:“据北京大学去年5月的调查, 在3160名学生中, 染有肺病的即占10%;据重庆61个工厂企业单位的调查, 职工38731人中, 患肺结核、胃病等慢性病者达3286人, 占总人数的8.48%”。增强国民体质健康是当时中国政府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首要任务之一。

1949年7月通过的临时宪法中就明确提出了“发展国民体育”, 说明体育被作为一项全民的事业受到了政府的重视, 大力普及群众性体育活动成了当时体育工作的重点。1952年6月, 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 给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总的方向。此后, 体育工作在党的领导下, 依靠青年团, 通过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中国开展起来。建国初期, 中国政府在发展体育上学习了前苏联的管理模式, 建立了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 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统一领导、协调和监督全国的体育工作。到1956年底, 全国有21个产业系统建立了全国性体育协会和6万个基层体育协会, 拥有会员430万, 县以上基本成立了体育运动委员会;教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人民解放军等部门也建立了体育工作机构, 并建立了国防体育协会和俱乐部400多个, 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形成了政府集中管理下的与社会组织相结合的侧重政府管理的结合型管理体制和体育活动组织。由于当时各类体育发展并不成熟, 学校体育活动的开展和运动训练等工作也都属于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内容, 统一下发文件管理。在大力发展群众性体育活动中, 劳卫制达标、广播操推广成为当时国民开展体育活动的主要内容;培养国民共产主义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是发展国民体育的主要目的。从国家领导人对体育的理解, 说明推进国民体育开展在当时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在五八年大跃进时期, 体育部门甚至提出2亿人达到劳卫制标准的目标, 虽然这种提法有些过激, 但也说明当时群众性体育活动开展的规模。

1.2 群众性体育活动在开展基础上的提高

1956年以后, 中国进入了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体育运动的水平也在群众性体育活动广泛开展的基础上有了提高。吴传玉和陈镜开游泳金牌和举重世界记录的突破, 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1956年1月, 国家体委在全国体育工作中确定了“在广泛的群众运动的基础上, 努力提高运动技术的方针, 争取两三年内, 在若干项目上分别接近或赶超世界水平”的工作目标。其中, “在广泛的群众运动的基础上”中的群众运动指的就是群众性体育运动。1956年9月, 周恩来同志在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应该在广大群众中进一步开展体育运动, 有效地增强人民体质, 并且提高我国体育运动的水平”。随后, 中共中央在批转国家体委体育运动十年规划的报告中也提出了“在体育运动广泛开展的基础上, 提高运动技术水平, 不断创造新纪录”的指示, 进一步强调了中国体育事业应该从普及向提高的方向发展的精神。1959年4月, 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中夺冠, 他的“人生能有几回搏, 此时不搏, 更待何时”鼓舞了一代人。

20世纪60年代初, 中国国民经济出现了暂时困难。1961年1月,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8字方针。根据这一精神, 《国家体委关于1961年体育工作的意见》中强调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群众体育工作应该根据为生产劳动服务的方针和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的原则”。这一政策的提出, 对当时体委提出的“坚持群众路线, 大搞群众运动, 是开展体育运动的根本方法”所带来的群众体育突击达标的过急现象给与了纠正。从1962年以后, 国家体委在体育工作报告中把体育工作的重点明确转移到大力加强运动训练工作上, 群众体育以“业余、自愿、小型、多样的原则”开展, 并在运动训练中开始强调郭兴福士兵训练法, 即“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 大运动量训练”的“三从一大”思想。

2 文革时期国民体育教育与政治功能的体现

2.1 在学校开设与军事内容有关的体育课

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领域的特殊性, 决定了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特殊性, 国民体育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1966年7月, 73岁的毛泽东畅游了长江, 此后人民日报等媒体呼吁全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到大江大河里去游泳, 各地织积极开展游泳活动, 游泳成为当时国民从事的热门体育项目。

1967年1月到1969年2月, 苏联不断入侵中国领土达16次, 中苏局势紧张。在这种环境下, 学校体育课的开展开始体现备战内容, 军事训练项目成为学校体育课的主要内容, 体育课改叫军体课, 体育教研室改叫军体教研室, 甚至国家体委一度改为军队系统管理。

2.2 乒乓外交与国民体育

从1971年中国乒乓球队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始, 周恩来同志提出的“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开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 意义最大的还是通过乒乓外交使中美在1979年1月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成就了“小球推动大球”的美谈。1971年开始,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日本、阿联酋、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同年, 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在北京开幕, 49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加了比赛。随后, 中国篮球队先后访问了古巴、几内亚、阿尔巴尼亚。在中国队出访同时, 其他友好国家也来中国访问, 仅1972年, 就有20批运动队359人应邀来华访问比赛。乒乓外交对国民体育的开展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乒乓球运动在国民中极为普及, 体育活动意识增强。1973年开始试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到1976年底, 共有1300万人达到及格标准。

3 改革开放后中国国民体育的发展

3.1 国民体育在促进两个文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 国家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发生好转。1981年3月, 中国男排在世界杯亚洲区预赛中战胜南韩, 取得参加世界杯排球赛的资格, 北大学子喊出了“团结起来, 振兴中华”的口号;女排的辉煌也使当时的国民体育形成“顽强拼搏, 为国争光, 冲出亚洲, 走向世界”的新理念。1982年9月, 党的十二大把包括体育在内的文化建设列为精神文明建设范畴, 指出:“它既是建设物质文明的重要条件, 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1982年12月, 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提出“体育事业要为提高整个民族的健康水平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这些都说明, 随着经济建设的深入, 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体育有了主动需求, 政府在发展体育运动的目的性上和对体育功能的理解上也发生了变化, 发展体育运动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手段, 增强人民体质, 保证国家建设, 同时也注意到体育活动在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和社会化发展中的作用, 发展国民体育的多功能目的性逐渐体现出来。

3.2 重返奥运组织使竞技体育再造辉煌

1979年中国重新加入了国际奥委会组织。中国军团第一次出征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就取得了15枚金牌的好成绩, 使中国政府进一步认识到竞技体育的作用。同年,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的发表, 强调了在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和教练员要给予重奖的态度, 中国政府以竞技体育带动其他体育发展来推进国民体育运动发展的模式基本确立。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成功, 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政府通过举国体制发展竞技体育的意识。在2008年10月举行的表彰会上, 胡锦涛主席肯定了举国体制在保证竞技体育成绩取得中的作用, 提出了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发展的决心。随后, 刘鹏局长发表了继续举国体制发展竞技体育的讲话。竞技体育在国民体育中的一枝独秀进一步向一骑绝尘的布局发展。

3.3 国民体育向社会化、科学化、法制化方向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各行业与国际接轨, 中国政府在发展国民体育事业上开始注意了科学化、法制化和规范化的重要性。文革期间, 中国十年没有颁布体育相关法规。20世纪90年代后, 《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奥运争光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国成人体质测定标准》等一大批体育政策法规出台, 使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真正进入了制度化和法制化阶段。1997年8月, 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全民健身, 利国利民, 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讲话, 随后洪昭光的健康快车启动, 人民对体育有了新的认识。20世纪初, 全国高校倡导了健康生活新理念, 即“每天锻炼1小时, 健康工作50年, 幸福生活一辈子;北京奥运会筹备期间,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的提出, 对人们形成体育新理念有很大影响。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体育经济也在逐步兴起, 体育产业走上了多元化发展的道路, 体育健身和体育竞赛表演业迅速普及, 并带动了体育健康产业、旅游业、赞助业、体育器材业等发展。

1999年6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健康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 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切实加强体育工作, 使学生掌握基本的运动技能, 养成坚持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确保学生体育课程和课外体育活动时间, 不准挤占体育活动时间和场所。在举办多种多样的群体性体育活动的同时, 培养学生生存能力等新理念也开始启动, 学校体育开始从身体教育向健康教育转变, 中国国民体育向以人为本的轨道运行。

4 中国国民体育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

4.1 中国国民体育存在的问题

尽管中国国民体育的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 其中最明显的是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发展严重失衡。根据2006年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显示, 中国体育人口年龄结构仍然是年轻人和老年人比较多, 中年人相对较少, 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71.2%是在公园、街头巷尾、江河湖畔等非正规体育场所进行体育活动;一半以上体育活动者属于自发组成的锻炼群体;28%左右的体育人口中有60%左右主要进行健身走活动, 而美国59%体育人口多数从事俱乐部活动。另一方面, 群众体育还出现了一些运动误区, 如暴走大军中各年龄段的人都在一个节奏下运动使很多老同志出现了肾衰;在场馆建设上, 现有比赛场馆功能单一, 管理混乱, 很难用于普通百姓。

中国国民体育发展不平衡还表现在竞技体育功利性明显, 甚至有些体育官员提出不拿金牌就体现不了体育精神的观点。然而, 即使单纯地体现体育精神,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奥运军团在鸟巢里也没有拿到一块金牌, 田径是运动之母, 田径不好又如何体现体育精神, 竞技体育急功近利的现状如何带动国民体育的发展, 一方面竞技体育金牌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国民体质越来越差。目前, 高血压、糖尿病、老年痴呆、骨关节等疾病中国国民发病率都排在世界前列, 小学生眼病、小胖墩、运动不足现象普遍。2011年10月, 北京和俄罗斯小学生的一场20分钟的足球友谊赛0:15的惨败震惊了国民, 张尚武的地铁卖艺更使人们认识到了中国体育体制的弊端。

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地区间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失衡, 这必然反映在体育事业发展上, 尤其是东西部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国民体育的开展有很大差异, 中国的群众体育还没有向日本的社会体育成为社会教育的一部分, 政府没有把发展国民体育的资源重点投入到多数人参与的社会体育上, 政府对社会体育有计划、有组织、有监督的职能作用还没有体现出来。

4.2 中国国民体育未来发展

撤消运动项目管理中心, 促进单项运动协会的法制化是中国国民体育健康发展的根本。单项运动协会法制化的重要步骤是社会组织接管中心的事务, 全面介入训练和赛事的经营管理。国家体育总局简政放权, 促进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国家奥委会的实权化。把国民体育彻底划归为文化娱乐产业是最终的方向, 完善全民健身运动的社团机构和网络体系, 拓展体育产业中休闲娱乐活动的空间是国民体育发展的必然。这样, 扶持民营体育产业, 吸引实力雄厚的民营资本参与体育产业, 推行股权制, 扩展民营化, 促使俱乐部实体化, 完善国家体育资源开发奖励机制, 促进经费来源和人才长期培养模式良性发展。在政策上, 颁布各类扶植个体的免税政策, 建立多渠道人才培养模式, 推进体育人才流动, 推进体育慈善、捐助、赞助业的发展, 最终实现群众体育社会化、竞技体育职业俱乐部化、学校体育个体健康化国民体育发展新模式。

5 结论与建议

5.1建国初期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 给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总的方向;劳卫制达标、广播操推广成为这一时期国民开展体育运动的主要内容;培养国民共产主义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是发展国民体育的主要目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 群众性体育运动开始在普及基础上向提高方向发展。

5.2文革时期, 中国的国民体育形成两股主线:以军体为内容大众开展的普及体育和以乒乓外交为内容进行的专业高端体育, 发挥了体育的教育与政治功能。由于特殊年代, 群众体育也受到了领导人意识的影响, 如游泳和乒乓球运动得到了普及。

5.3改革开放后, 由于体育在促进两个文明中的作用, 特别是竞技体育与国际的接轨, 政府在国民体育的扶持力度上明显向竞技体育倾斜, 国民体育出现了严重失衡。同时, 国家体育总局职能权限作用的专一影响了中国国民体育社会化、科学化、法制化进程。

5.4竞技体育带动国民体育的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中国政治环境稳定, 经济环境改善, 已具备了大力发展社会体育的客观条件, 政府应尽快推进竞技体育职业化、社会化进程, 推进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国家奥委会实权化进程, 把工作重点放到扶植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上, 加强学校终身体育思想的培养, 实现中国国民体育有计划、有组织、有监控的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1]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体育运动文献选编[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1983, 12.

[2]国家体委.中国体育年鉴[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6.

篇4：西方企业社会责任60年发展回顾

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里，西方社会责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从单纯的慈善行为转变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外企业在赢利的同时，更加注意在人、环境、社会三方面保持必要的平衡。

20世纪40-90年代：慈善－劳工－责任消费－社会责任体系

上世纪40年代，是慈善捐助新兴发展的时期。那时，企业纷纷建立企业或社区基金，通过慈善捐助帮助穷人和贫困者。到了60年代后，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者们更加重视企业对社会道德的遵守。伴随着法律的逐渐完善，压榨劳工、破坏环境、漠视人权的行为逐渐引起社会的关注，企业开始主动地承担力所能及的社会义务，比如捐资助学、资助艾滋病人等等。

自20世纪80年代起，企业社会责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当时，劳工问题成为社会责任领域的关注焦点。劳工运动促成了有关劳工权益的全球化讨论，国际劳工团体开始与跨国公司谈判，要求他们为供应链上的企业行为承担责任。90年代初期，责任消费逐渐在西方社会萌芽初生，美国劳工及人权组织针对成衣业和制鞋业发动了“反血汗工厂运动”，“血汗工厂”品牌生产的产品受到消费者的抵制。为了维护自身的声誉和商业利益，一些大企业以制定社会责任守则、建立社会责任体系为手段来采取危机公关，如沃马特、锐步等。与此同时，很多行业性、地区性、全国性以及国际性的组织纷纷建立社会责任守则。截至2000年，全球共有246个社会责任守则，其中118个由跨国公司制定，其余由商贸协会、多边组织或国际机构制定。从守则制定分布来看，欧洲、美国起到了绝对的带头作用，美国的企业甚至开历史先河，将企业社会责任内容纳入公司法中。

21世纪：迎接全面责任竞争时代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2000年后，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蓬勃时期。这时一个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逐渐被人们所广泛关注。于此同时，企业的竞争也已经由单纯的产品质量、价格竞争发展到全面责任竞争阶段。21世纪，社会责任已成为全社会对企业的期望。

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后，全球企业社会责任准则已有400余种。而此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作为一种信息披露方式，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采纳。据毕马威关于全球社会责任的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G250企业中已经有197家发布独立CSR报告，由2005年的52％升至79％。而日本前100家企业中，有90%的企业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位列世界第一。在过去三年中，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增长最快的国家依次是南非、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和法国。

2009年1月，欧盟发布的《2008欧洲竞争力报告》首次增加企业社会责任章节，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是提升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篇5：60年发展成果回顾

【慧聪建材网】内容摘要：钢铁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没有强大的钢铁工业，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和国防的巩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算起，我国钢铁工业已经走过了60年的发展历程。在这60年的风雨兼程中，我国钢铁工业经历过坎坷和曲折，更有过乘风破浪、快速发展的辉煌。在新中国成立60年周年之际，回顾我国钢铁工业60年的发展历程，总结60年的发展成就和经验，分析当前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对于促进钢铁工业未来又好又快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

一、钢铁工业60年的发展历程

1.新中国钢铁工业的恢复和初步发展(1949―1957)

我国近代钢铁工业起步于1890年成立的汉阳铁厂。但由于制度缺陷和长期战乱，钢铁工业发展相当缓慢。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能生产钢铁的大企业只有19家，勉强能够修复生产的只有7座高炉、12座平炉、22座小电炉，当年钢产量只有15.8万吨，仅相当于最高年产量的1943年的1/6。新中国成立后，新政府进行的第一步工作是对已有的钢铁企业进行接管。1947年至1950年相继接管了30多家钢铁企业。第二步是组织企业迅速恢复生产。1949年7月，石景山钢铁厂首钢前身)、鞍钢、本钢率先恢复生产。此后，钢铁工业恢复生产工作迅速由东北向全国展开。短短的3年间，全国共恢复和扩建高炉34座，平炉26座。到1952年，全国粗钢、生铁和钢材产量分别达到134.9万吨、192.9万吨和112.9万吨，全面超过解放前的历史最高水平;钢铁工业总产值达到136959万元，比1949年增长6.1倍。

1953年至1957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一时期，在苏联的帮助下。钢铁工业开始了大规模投资建设。投资的重点是建设武钢及鞍钢和本钢的改扩建等8个重点钢铁项目。此外，还改扩建了河北龙烟铁矿、安徽马鞍山铁矿、湖北大冶特殊钢厂等8个限额以上的钢铁项目;以及天津钢厂、唐山钢铁厂、北京石景山钢铁厂、上海第一钢厂等23个限额以下钢铁项目。“一五”时期，钢铁工业的基建投资额达34.5亿元，占全国工业基建总投资的13.9%。其中，鞍钢的改建投资为15.45亿元，占该时期钢铁工业总投资的44.8%。经过大规模建设，形成了鞍钢、武钢、包钢鼎足而立的新局面。到1957年，全国钢产量达到 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了3倍，其中，鞍钢钢产量291.2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54.4%;实现工业产值46.5亿元，比1952年增长2.7 倍。

2.大跃进和钢铁工业的调整、整顿(1958―1965)在“一五”时期钢铁工业取得了巨大进展的背景下，1958年我国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这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国民经济要“大跃进”的社论。5 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在1962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钢铁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在1972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钢铁产量赶上或超过美国，会后，工业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7年、5年甚至3年内提前实现原定的15年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目标。8月召开北戴河会议，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比 1957年翻一番，即从535万吨提高到1070万吨。由于1至8月全国实际产钢量只有450万吨，全年要完成1070万吨的高指标，意味着要在该年剩下的1/3的时间内完成全年计划的3/5。为了实现这一按常规不可能实现的高指标，国家提出要打破常规大跃进，全国要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民总动员，一起大炼钢铁。通过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1958年的钢产量虽然达到了1107万吨，实现了既定的翻番目标，但所生产的钢中有1/4以上是不能用的劣质钢。由于头脑发热，1959年又提出在上年的基础上产量再翻一番的高指标，继续钢铁大跃进，但当年实际产量只有1387万吨。1960年钢产量虽然达到1866万吨，但由于轧钢能力不足，生产的钢不能顺利转化成材，结果造成钢锭积压，企业效益不佳。全年钢铁工业实现利润仅3.83亿元，比 1957年的10.65亿元下降了65%。更为严重的是，持续3年的大炼钢铁和“以钢为纲”，还造成了国民经济中农轻重比例关系和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结果1961年被迫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钢铁工业的调整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1)缩短钢铁工业战线，精简职工。从1960年底到1962年底，钢铁行业的职工人数从373.3万人精简至 75.7万人。(2)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停建了大部分项目。1961年钢铁工业的基建投资缩减为11.88亿元，1962年进一步减至5.07亿元。(3)大幅度调低钢产量计划指标。1961年钢产量计划指标调低至850万吨。1962年钢产量指标调低至600万吨。到1962年底，钢产量虽然从上年的870万吨减少至667万吨，但钢铁产品的品种质量以及钢铁工业内部矿山、冶炼和加工各环节平衡关系有所改善。1963年至1965年，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实行对包括钢铁工业在内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钢铁工业在这3年的继续调整期间，一是增加供应农业用的钢材生产数量。3年调整时期，供应农业用的钢材达到了188.7万吨，比“一五”计划时期增长近1倍。二是把扩大品种、提高质量和满足国防工业对尖端材料的需求摆在了突出位置。针对当时钢材品种较少，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各部门需要的情况，冶金部组织企业加强科学实验研究，提高设备装置水平，充分发挥现有设备潜力，试制新品种，增产稀缺品种。三是加强矿山建设力度，解决钢铁工业内部比例失调问题。在3年调整期间，矿山投资占钢铁工业总投资的比重，由“一五”计划时期的16.1%提高到22.7%―29.7%。

经过1961―1965年的5年调整，钢铁工业生产有了恢复性的增长，钢材品种质量有了较大改善，绝大部分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3.十年文革中钢铁工业的停滞和徘徊(1966―1976)经过5年的调整，钢铁工业的发展开始步入正轨。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本应是钢铁工业加快发展的良好时机。但是，就在“三五”开局之年的下半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钢铁工业正常生产秩序完全被打破了。从1967年初到1968年底，钢铁行业一直处于夺权、武斗、停产的极度混乱之中，钢铁工业出现严重倒退，钢产量连续2年出现负增长。1967年，全国钢产量下降至1020万吨，比1966年减少了1/3。1968年，又下降至904万吨，比1967年又减少了11.4%。同时，钢铁工业其他技术经济指标也出现了严重的倒退。1968年与1966年相比，高炉利用系数下降了18.1%，生铁合格率降低了1.04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更是下降了72.1%，而入炉焦比却上升了13.3%。

钢铁生产的严重倒退引起了政府的高度关注，1968年8月，国务院召开了有冶金部、煤炭部和几个军工生产部门重点企业参加的全国性会议，要求这些部门和企业停止武斗，尽快恢复生产。在这种背景下，钢铁工业开展了恢复和整顿工作。(1)逐步恢复原来的生产指挥组织系统。1970年1月，冶金部发出正式通知，要求各企业把生产组织重新恢复为厂、车间、工段和班组的建制，被迫更名的企业要重新恢复其原来的名称。(2)陆续把下放到“五七”干校和农村的管理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调回原单位工作，或重新安排工作，同时将支“左”军代表陆续撤走。(3)加强企业管理。1970年1月，冶金部召开10家重点钢铁企业生产座谈会，强调要坚持合理的规章制度，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4)大抓矿山建设。为改变黑色金属矿山因长期武斗而停产和破坏严重的局面，国务院业务组于 1970年初提出要“大打矿山之仗”。随后，在国务院的支持下，冶金部在本溪召开了矿山工作会议，并在一段时间内重点抓了矿山建设，使铁矿石产量有了较大的提高。全国铁矿石产量由1968年的2679万吨增加至1970年的6422万吨，增长了1.4倍。(5)恢复和抓紧“三线”工程建设。“三线”建设始于1964年，纳入“三线”建设的钢铁项目包括攀枝花钢铁基地、成都无缝钢管厂、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昆明钢铁厂、贵阳钢铁厂、遵义铁合金厂等。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破坏，这些项目要么处于停工状态，要么工期比计划大大延长。在这次恢复工作中，被停工的项目开始复工，被延期的项目开始加快进程。1970年7月攀钢建成出铁，次年出钢，成为我国西南最大的钢铁基地。1970年9月，西北“三线”建设重点工程酒泉钢铁公司的1号高炉建成投产。

通过上述工作，全国钢铁生产得以止跌回升，1969年生产钢1333万吨，比上年增长47.5%;1970年生产钢1779万吨，同比又增长了 35.5%，超过“三五”计划预定的产钢1600万吨的计划指标量：1971年钢产量突破了2000万吨;达到2132万吨，比上年增长19.8%。1972年：中央决定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加快引进一批国内急需的技术装备。国家计委针对我国钢铁工业“钢不成材，材不对路”的矛盾日益突出的问题，提出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得到中央的批准。1974年9月，一米七轧机系统的项目引进正式在武汉钢铁公司实施。这个以40亿元的代价引进的具有20世纪70年代世界先进水平的轧机系统于1978年12月建成投产，并形成了300万吨热轧板卷的生产能力，缓解了我国国民经济所急需的热轧带钢、冷轧薄板、镀锌板、镀锡板和冷轧硅钢片等钢材品种短缺的矛盾。这对后来武钢的改造和钢铁工业发展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是“文革”时期钢铁工业少有一个亮点工程。

但是，从总体上看，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钢铁企业中一批懂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干部受到打压，一些不懂钢铁的外行取得了企业领导权，再加上长期的高指标、长战线、瞎指挥，致使钢铁工业资金、设备浪费严重，行业发展又出现了倒退，1974年以来钢产量出现大幅下降。本来1974年至1976年这3年的计划产量都是2600万吨，而实际上1974年只生产2112万吨，比1973年减少410万吨;1975年生产2390万吨，比1973年减少132万吨;1976年生产2045万吨，比1973年减少477万吨，仅相当于1971年的水平，产量整整倒退了5年。同计划相比，3年共少生产钢1322万吨。

总之，十年文革，我国钢铁生产出现了十年起伏、十年徘徊，加上管理混乱，使得1976年钢铁工业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与1966年相比出现了大幅度下降，钢铁工业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4.钢铁工业的发展新起点和改革的起步与展开(1977-1991)

粉碎“四人帮”后，钢铁工业与全国各行各业一样进行了拨乱反正，工作重点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所有钢铁企业先后开展了恢复性和建设性整顿，建立健全了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等规章制度，重新建立了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消耗等考核指标。这样，钢铁工业迅速结束了文革十年的徘徊局面，1977年产钢2374 万吨，1978年一举突破3000万吨大关，登上3178万吨的新高峰。但是，由于这段时间内，政治上、经济上的“左”的思潮还没有根本清除，还一度出现了“洋跃进”，提出要在10年内再建10个大型钢铁基地、钢产量到1985年要达到6000万吨等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结果给钢铁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成为我国钢铁工业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新起点。1978年10月，重庆钢铁公司和成都无缝钢管厂―被四川省委确定为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试点企业，企业在完成增产增收计划后可以提留少量利润作为企业基金，并可发放少额奖金。1978年末，上海冶金局实行行业上交利润基数包干、超额分成的办法，以调动企业改善经营、增产增收的积极性。1979年4月，国家决定对首都钢铁公司实行利润留成和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试点，允许企业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政策自行销售补充计划的产品。到1981年，全国共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冶金厅(局、公司)实行了行业性总承包，80%以上的企业实行了多种形式的承包。与此同时，对钢铁工业的调整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八字”方针。针对钢铁工业，会议还特别指出：钢铁工业要为轻工业让点路，要处理好内部的比例关系，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和增加品种规格上，努力把紧缺的钢材、铁合金搞上去，大力提高冶炼和轧制技术水平，多炼优质钢和合金钢，积极提高钢材的质量和自给率，以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这样，钢铁工业按照国家计划，压缩投资，缩短基本建设战线，1979年的基建投资(不包括宝钢)从1978年的38.95亿元缩减至30.13亿元，1980年又降至30.08亿元，1981年再降到25.24亿元，一批产品质量差、成本高、效益低的小高炉和小钢铁厂被关停。

1982年，国家对首钢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改革，以1981年上缴利润为基数，年递增6%，1983年改为年递增7.2%，并允许首钢15%的钢材可以自行销售，职工工资奖金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到“六五”结束的1985年，冶金系统110个大中型企业中，有37个企业实行了承包制，其余的73个企业实行了“利改税”。与此同时，钢铁工业的计划体制和价格机制也开始改革。1984年5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十条规定，钢铁企业被允许自行销售2%的计划内钢材，价格可向上浮动20%，超产钢材可与用户协议定价，超产的冶金原料、辅料、副产品可自销。这样，冶金产品价格开始出现“双轨制”。1985年1月，国家又取消了对企业自销产品只能加价20%的限制，钢铁产品开始全面进入价格“双轨制”。到1987年，实行市场定价的钢材占全部钢材的比重已经达到了21.6%。

1986年，我国进入第七个五年计划，随着改革的深入，钢铁工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计划内经营项目的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二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体由国家转向企业，由企业承担偿还固定资产投资的贷款本息。

1987年，国家决定在一些大中型企业中全面推广承包制。到1988年底，已有87%的全国县以上国有钢铁企业实行了承包制，其中大型钢铁企业全部实行了承包制。除了企业承包，国家还对钢铁工业实行投入产出包干，规定冶金部对国家实行“五包”，国家对钢铁工业实行“三保”。承包制的实施，对钢铁企业扩大自主权、“自主钱”起到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与“六五”期间相比，“七五”期间钢铁企业上交利税增加了66%，而且企业“自主钱”也增多。“七五”期间，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总投资657.9亿元，其中企业自筹资金占50%左右，新增炼铁生产能力567.2万吨，炼钢能力611万吨，轧钢能力847.5万吨。

在对外开放方面，这一时期钢铁工业不仅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还打破过去资源、资金闭关自守的状况，开始利用国外资金和矿产资源。1978年，我国做出了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利用进口铁矿石，建设上海宝山钢铁厂的战略决策。1980年和1982年，冶金部先后组建了中国冶金进出口公司和中国冶金建设公司，以开拓冶金产品和技术设备的进出口业务，促进冶金系统的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1986年，国务院做出了利用外资加快钢铁工业发展的决定，并专门批准成立了中国国际钢铁投资公司，负责筹措外资，进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谈判、签约，当年就利用外资69.65亿美元。1987年，我国还同澳大利亚哈默斯利(力拓旗下的子公司)签订合资经营西澳地区恰那铁矿的协议。到1991年，我国钢铁工业的出口金额增长到13.87亿美元，比1977年的1.13 亿美元增长了11.2倍;铁矿石进口量增加到1903万吨，比1977年的257万吨增长6.3倍。5.市场化进程中的钢铁工业(1992―2009)

1992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后，钢铁工业的改革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92年，钢铁行业普遍开展了“精干主体，分离辅助”的企业内部组织结构调整的改革，为企业建设现代企业制度做了基础性的准备。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钢铁企业改革的方向，当年就有12家企业被确定为国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63家企业被列为省(市)和有关部门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从1994年起，大中型钢铁企业建立现代企业普遍开始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同时，进一步放宽了市场定价的钢材品种范围。1992年除国防、军工、农业、铁道用材外，其他钢材价格开始全部放开，当年实行市场价的钢材占93%。1993年，所有钢材均实行市场定价，结束了钢材价格“双轨制”的历史。到“八五”计划最后一年的 1995年，我国钢铁产量达到9536万吨，比“七五”末期的1990年增长2901万吨。进入“九五”时期第一年的1996年，我国钢产量历史性地突破1亿吨，跃居世界第一位，占世界钢产量的13.5%，成为世界钢铁大国。此时又适逢国民经济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钢铁工业发展的主要矛盾从总量问题转向结构性问题，发展的主要任务由成为世界钢铁大国转变为成为世界钢铁强国。在这种背景下，1997年召开的全国冶金工业会议，提出了“九五”期间钢铁工业要把优化产品结构，改善钢材品种、质量和竞争力;优化工艺技术装备结构，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优化企业组织结构，提高产业集中度作为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到“九五”末的2000年，我国钢铁工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装备的比例提高到了 30%左右，比“八五”末的10%提高了20个百分点，鞍钢还自主设计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1700ASP薄板坯连轧成套设备生产线连铸比提高到了 81.1%，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比“八五”末的46,5%提高34.6个百分点。同时，一批落后的钢铁企业和生产设备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平炉除马钢、包钢尚未关停外，其他企业的平炉均以关停。资料显示，“九五”期间共淘汰小高炉1378座，小电炉、小转炉和平炉800座，多火成材轧机250多套。此外，企业兼并重组也开始启航：宝钢(集团)公司与上海冶金控股(集团)公司、上海梅山(集团)公司联合重组为上海宝钢集团公司：湘钢、涟钢、衡阳钢管联合重组为华菱钢铁集团;攀钢兼并成都无缝钢管公司。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钢铁工业又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期，全国钢铁产量几乎每年都以5000万吨的递增速度在上升。2003年，我国钢铁工业的生铁、粗钢和钢材产量均突破2亿吨，创世界历史新高。面对如此快速的增长，出于结构优化和节能减排的考虑，2003年，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制止钢铁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要求通过严格市场准入、强化环境监督、加强土地管理、控制银行信贷等多种手段，遏制钢铁工业盲目发展，2004年，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对在建和拟建钢铁项目进行清理整顿，涉嫌违规建设的铁本项目被勒令中途下马。2005年，国务院颁布《钢铁产业发展政策》，从产业技术、产业规划、布局调整、企业组织结构、行业准入及贸易政策等各个方面对钢铁工业的未来发展进行了总体部署。受钢铁新政的推动，唐钢与宣钢、承钢联合组建为新唐钢集团;武钢重组了鄂钢和柳钢：首钢控股水钢之后，又通过向河北曹妃甸地区搬迁与唐钢联合成立首钢京唐钢铁公司。2006年，国家提出要在“十一五”期间淘汰1亿吨落后炼铁生产能力和5500万吨落后炼钢能力。同年12月，河北唐山聚鑫钢铁有限公司2座12吨电炉、迁安市联钢金丰钢铁有限公司2座115 立方米、138立方米高炉被拆除查封，拉开了淘汰落后产能的序幕。2007年，国家多次下调钢材出口退税税率，对包括普碳钢线材、板材、型材在内的部分钢材产品加征50%―100%的出口关税，并对钢材出口实施许可证管理。但2007年，我国钢产量仍然增长到4.94亿吨，占世界的36.4%，比上年 17.3%，钢铁生产能力达到5.5亿吨。然而，进入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钢铁产量增长速度明显放缓。2008年，我国钢产量虽然突破了5亿吨，达到50049亿吨，但增长速度降至1.1%，增速比2007年低14.6个百分点，同时行业实现利润大幅下滑。针对这种新情况、新问题，我国颁布了《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决定以控制总量、淘汰落后、企业重组、技术改造、优化布局为重点，着力推动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切实增强企业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加快钢铁产业由大到强的转变。

二、钢铁工业60年发展的成就和经验 1.60年发展的主要成就

(1)钢铁工业规模明显扩大，在我国国民经济和世界钢铁工业中的地位明显提高

新中国60年来，我国钢铁生产芝麻开花节节高。新中国成立当年，我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到“一五”计划末的1957年，钢产量超过500万吨。1986年超过5000万吨。1996年超过1亿吨。2003年超过2亿吨，2005年超过3亿吨，2006年超过4亿吨，2008年突破了5亿吨。以 1949年为基数，1949―2008年间，我国钢铁工业的主要产品中，铁矿石从59万吨增加到82401万吨，增长了1395.6倍;焦炭从53.6万吨增加到32359万吨，增长了602.7倍;生铁从25万吨增加到46067万吨，增长了1841.7倍;钢产量从15.8万吨增加到50049万吨，增长了3169.3倍;钢材从14万吨增加到58488万吨，增长了4176.7倍。同时，企业规模不断扩大。1952年，我国没有一家企业年钢产量超过 100万吨，产量最高的鞍钢也只有78.9万吨：1978年，钢产量超过100万吨的钢铁企业已有了鞍钢、武钢、首钢等3家企业，其中产量最大的鞍钢年产钢686万吨到2008年，钢产量超过1000万吨的钢铁企业已有了宝钢、河北钢铁集团、武钢、沙钢、鞍钢、山东钢铁集团、首钢、马钢、华菱集团等9家企业，其中宝钢和河北钢铁集团年产量超过了3000万吨。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张，钢铁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以及世界钢铁工业中的地位也均随之不断提高。1949年，我国钢铁工业总产值只有0.8亿元，仅占当年全社会总产值的0.1%，实现利润仅0.1亿元。而到2007年，规模以上钢铁企业实现的总产值已经超过3万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9007亿元，占当年全国 GDP的3.6%;实现利润2087.5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2万余倍。在国际钢铁工业的地位，1949年，我国钢产量占世界钢铁总产量的比重还不到 0.1%，居世界第26位。而到1996年，我国钢产量已超过日本上升至世界第一位，占世界的比重也上升至13.4%。此后12年来，我国不仅一直稳居世界第一产钢大国的宝座，而且占世界钢产量的比重逐年提高。到2008年，我国钢产量占世界的比重已经达到了37.6%，比1996年又上升23.2个百分点。

(2)钢铁工业的地区布局有了明显改善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钢铁工业偏居东北一隅，地区布局很不合理。为了改变这种畸形的不合理布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进行了“三大五中十八小”建设和“三线”建设，实现了由沿海到内地的延伸，改善了钢铁工业的地区布局。2000年与1949年相比，东北地区钢产量所占比例由72.6%下降为14.1%华北地区钢产量所占比例由16.6%上升为25.8%;华东地区由5.1%上升为31.9%;西南地区由5.7%上升为8.9%中南和西北地区从零起步分别上升至15.9%和3.4%。进入21世纪后，适应国内资源不足和市场需求向沿海倾斜的新变化，我国钢铁工业发展重心逐渐向经济发展迅速、钢材需求旺盛和利用进口铁矿方便的沿海地区转移。首钢向河北曹妃甸搬迁，鞍钢在港口城市营口市建立新的厂区：武钢与柳钢合作建设防城港钢铁基地。通过这些调整，我国钢铁工业的地区布局更加符合世界钢铁工业布局的发展趋势，也更加适应不断变化的发展环境和市场环境。2008年与2000年相比，东部地区的钢产量占全国的比重由60.3%上升至64.9%，提高了4.6个百分点，而中区和西部地区则分别由27.4%和12.3%下降至26.3%和8.8%。

(3)钢材品种规格突破4万个，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能力明显增强

新中国初期，我国钢铁工业只能冶炼100多个钢种，轧制400多个规格的钢材，无缝管、厚钢板、大型型钢、镀层钢板等都不能生产。经过60年的发展，现在我们己能冶炼1000多个钢种，轧制4万多个规格钢材。1952年，我国合金钢产量只有2.5万吨，2007年增长到2823万吨1956年，我国低合金钢年产仅3000吨，2007年增长到14430万吨。板管带等钢铁产品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16.4%提高到2007年的50.6%。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质量的改善和品种的增多，钢铁工业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能力也有明显提高。2007年与1949年相比，国产钢材(扣除重复材)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从 68.8%上升到了96.8%。2008年，我国钢铁工业的板管带比和国内市场占有率两项指标又分别提升至52.4%和97.1%，同比分别提高1.8个和0.3个百分点。从1949年到2008年，钢铁工业为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累计提供了33.52亿吨钢，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防的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4)技术装备水平大为提高，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明显改善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钢铁工业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十分落后，最大的高炉，容积为690立方米;最大的平炉，公称吨位为150吨;最大的电炉，容量只有5 吨：最大的转炉，容量为4吨，而且是酸性侧吹;轧钢设备也很陈旧落后;许多生产过程靠手工操作。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持续不断的技术设备引进和自主创新的双管齐下，我国钢铁工业的技术装备日趋大型化、高效化、自动化、连续化、紧凑化、长寿化。连铸比已由1978年的3.5%提高到2007年的97.7%。截止到2007年底，我国已经拥有130平方米以上的烧结机421台，生产能力30396万吨，占全国烧结机产能的58.4%;1000立方米以上转炉 120座，生产能力19118万吨，占全国高炉产能的52.2%;100吨以上的转炉140座，生产能力19875万吨，占全国转炉产能的 51.3%：50吨以上的电炉69座，生产能力3947万吨，占全国电炉产能的82.9%。目前，我国已拥有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5500立方米的高炉、600吨的顶底复吹转炉，以及世界最大的可年产150万吨铁水的COREX炉，宝钢、鞍钢、武钢、马钢、太钢等一大批钢铁企业的工艺装备水平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随着钢铁工业生产工艺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钢铁工业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也随之明显提高。目前。我国钢铁工业的高炉利用系数、入炉焦比、高炉喷煤比、转炉炉衬平均寿命、连铸比等，已接近或超过世界先进指标。(5)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新中国之初，我国钢铁工业投入多、产出少、资源利用效率低，可持续发展能力差。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钢铁工业的资源利用效率水平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钢铁工业的轧钢综合成材率，1949年为63.5%，1978年提高至74.8%，2007年提高至95.3%，比1949年提高31.8 个百分点，比1978年提高20.5个百分点;每位从业人员年均生产的粗钢量，1949年为2.4吨，1978年提高到13.9吨，2007年提高到 163.1吨，分别是1949年和1978年的68倍和12倍;万元增加值能耗从1985年的45.6吨标煤下降至2007年的5.3吨标煤，下降了 88.4%;吨钢综合能耗从1978年的2524千克标准煤下降至2007年的632千克标准煤，下降了75.0%。2008年，钢铁工业的资源利益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又有新的提高。以大中型钢铁企业为例，2008年，大中型钢铁企业万元增加值能耗降至5.13吨标煤，比上年下降2.4%;吨钢可比能耗 609.6千克标煤，比上年下降0.8%;吨钢耗用新水5.09立方米，比上年下降5.1%;外排废水中的化学耗氧量比上年下降29.0%，SO2排放量同比下降3.8%，工业烟尘排放量同比下降7.5%，工业粉尘排放量同比下降12.1%。2.60年发展的主要经验

新中国建立60年来我国钢铁工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其中值得总结的经验非常丰富，初步概括主要有以下几点：(1)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

纵观新中国60年，我国钢铁工业发展有三个“黄金时期”，即1949年到1957年的8年，1961年到1965年的5年调整，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 30余年;也有两次重大曲折，即1958年到1960年的3年“大跃进”和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这60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什么时候钢铁工业发展就能又好又快，反之，如果像“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以阶级斗争为纲，社会秩序混乱，钢铁工业的生产建设不仅不会向前发展，反而会出现大的倒退。(2)坚持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协调发展

新中国60年钢铁工业的发展实践证明，钢铁工业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之间存在由投入产出为代表的内在有机联系，钢铁工业只有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保持协调发展，才能实现持续快速发展。反之，像在3年“大跃进”时期那样，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在国民经济中，钢铁工业孤军突进，在钢铁工业产业链内部，矿山、冶炼、轧材之间的比例失调，结果不仅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最终使钢铁工业的发展难以为继，不得不进行痛苦的调整。(3)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

新中国60年钢铁工业的发展实践证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钢铁企业由政府部门经营，生产计划统一下达，物资供应统一调拨，产品统一购销，财务统一收支，人事统一管理，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缺乏活力，钢铁工业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效率和效益均不如人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革除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的弊端，充分发挥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激励和约束功能，建立以现代产权制度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钢铁企业的生机和活力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整个钢铁工业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并跻身于世界钢铁大国之列。

(4)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高集约经营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

新中国60年来，我国钢铁工业发展与科技进步是息息相关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炼钢设备主要是平炉，钢铁科技工作者就创造了“高温、薄渣、活跃沸腾”的快速炼钢法，改单槽出钢为双槽出钢、三槽出钢，采用铝镁炉顶砖来强化冶炼，还开展了符合我国资源特点的合金钢，低合金钢的研究，为钢铁工业增加产量、扩大品种作出了重要贡献。到了60年代，为了赶上世界钢铁新技术的发展，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建起了第一座高炉喷煤装置、第一座30吨氧气顶吹转炉炼钢厂、第一座弧型连续铸钢机、第一座小型连续轧钢厂。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我国钢铁工业又创造性地开展了攀钢钒钛磁铁的冶炼、包钢含稀土、铌共生铁矿的冶炼、酒钢含氧化钡高硫镜铁矿冶炼的技术攻关，并取得重大技术突破。改革开放后，我国钢铁工业通过连铸、连轧机、高炉、转炉的国产化以及连铸技术、高炉喷煤技术、综合节能技术等6大关键共性技术的自主研发，扩大了品种，提高了质量，节约了资源，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竞争力。新中国60年发展历程证明，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已成为我国钢铁工业由小变大、由弱转强的根本途径，成为钢铁企业由粗放型经营转向集约型经营、不断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自身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的根本途径。

三、钢铁工业发展当前面临的困难及其应对策略

前已提及，进入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增速减缓的影响，我国钢铁工业的消费需求减弱，钢材价格大幅回落，经济效益明显下滑，行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从2009年前几个月的情况看，当前钢铁工业发展中面临的不利局面还有继续恶化之势。这主要表现在：(1)国际市场需求严重萎缩，钢材出口大幅度下降。从2009年1-2月的情况看，我国钢材出口延续了自2008年9月以来逐月大幅回落的走势。海关统计显示，1―2月我国钢材累计出口量为347万吨，同比下降53.5%。不锈钢行业的龙头老大太钢集团2009年截至3月26日，不锈钢出口尚不到1万吨，同比下降了80%。(2)钢材库存猛增。据有关方面调查，目前全国钢材库存总量达2000万吨，而往年正常水平都在200万吨左右。(3)价格继续下跌。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监测，截至2009年3月20日，钢材市场价格月同比下跌了7.4%，季同比下跌了6.9%，钢材的总体价格水平已跌至15年来的历史新低。(4)行业效益继续恶化。2009年1―2月，全国规模以上钢铁企业由上年同期盈利255亿元转为净亏损7.7亿元。

面对如此严重的困难，要想实现钢铁工业稳定健康发展，难度无疑是相当大的。它需要政府和企业积极行动，妥善应对。

就政府而言，采取对策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抓紧落实钢铁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政策措施

我国自然资源贫乏、生态环境脆弱，从环境和资源承载能力来看，我国钢铁工业不能把出口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不能做世界钢铁的供应基地。从长期来看，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应该立足于国内市场需求。也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我国在2007年至2008年间多次降低或取消钢铁产品的出口退税，对部分钢铁产品出口还加征关税。这在当时条件下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在当前百年一遇的世界性经济衰退给我国钢铁工业运行和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的时候，就需要适时地对我国钢铁贸易政策进行权宜性调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世界钢铁需求萎缩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使占我国钢材直接和间接需求23%的海外市场不至于过分下降，从而加剧我国钢铁工业波动的风险。事实上，新近通过的《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提出：要实施适度灵活的出口税收政策，适当调整高附加值钢材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落实好已出台的取消67个税号钢铁产品关税措施，加快退税进度，确保及时足额退税;取消对钢材出口实行的许可证管理：适时提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钢材产品出口退税率，积极组织协会和企业，应对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摩擦，以确保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维持在总量的15%以上。这些权益性政策调整，对于稳定我国钢铁工业的国际市场份额，保障我国钢铁工业的稳健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当务之急是要抓紧有关政策措施的落实。

2.鼓励钢铁企业“走出去”建立稳固的海外原料供应基地，加快推进与钢铁相关资源的全球配置战略

自2004年以来，我国铁矿石消费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50%，国际铁矿石价格变化对我国钢铁工业影响巨大，走出去开发国外矿石资源是我国钢铁工业一个长期战略选择。当前，世界范围内钢铁行业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国际铁矿石资源的价值和矿业企业的市场价值都处于阶段性低点，这正是我国钢铁工业走出去进行资源和企业收购，获取优质国际资源的有利时机。我国政府应因势利导，鼓励国内钢铁企业积极走出去，收购国外优质资源和优质资源型企业，建立我国钢铁工业资源战略储备，拓宽资源供给渠道，稳定资源供给数量和价格，降低钢铁工业发展的资源风险。最近，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境外投资机会，我国商务部已经发布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决定减少对外投资的核准权限和程序，鼓励企业“走出去”。这无疑是及时和具有针对性的。下一步应该研究出台鼓励企业走出去的财税、金融等激励和支持政策措施，以支持和鼓励有条件、有实力的钢铁企业积极走出去到境外进行资源开发和资源性企业收购。

3.为企业兼并重组提供者适性的激励政策 改变钢铁工业小而散状况，提高产业集中度一直以来是我国政府关于钢铁工业产业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多年来我国钢铁工业兼并重组进展缓慢，即使是已有的兼并重组，其效果也往往不如人意。究其原因，是因为多数兼并重组是政府“拉郎配”和政府有形之手强烈干预，以及现有政策的所有制歧视、地域歧视与规模歧视的综合作用下达成的，而非企业的自主行为和市场行为。当前，我国钢铁工业又处于一个推进行业兼并重组进程的有利时期，政府应因势利导，为企业兼并重组提供普适性的激励措施，鼓励企业加快兼并重组步伐，如：为企业兼并收购提供贴息性贷款，向兼并重组企业提供一定幅度的税收优惠，停止执行企业集团的合并纳税等。但是，不要再像过去那样在兼并重组中搞所有制歧视(国有企业收购可以半送半卖，民营企业收购政策障碍重重)、地域歧视(本地企业收购绿灯大开，外地企业跨地区收购阻力重重)、规模歧视(规模大的企业收购优惠有加，蛇吞象式收购障碍重重)，更不要由政府来分配、决定谁跟谁重组，继续搞“拉郎配”，破坏市场和市场机制优化产业组织结构的独特功能。当前，我国钢铁工业兼并重组中出现的“民退国进”现象需要予以注意，因为它折射出我国当前关于钢铁工业兼并重组的政策中还可能含有强烈的所有制歧视色彩需要改变。

4.继续加大节能减排工作力度 当前钢铁工业步入下滑通道，为淘汰落后提供了有利的市场环境。随着钢铁工业的整体回落，很多小的钢铁企业在成本以及市场环境的压力下生存困难，不得不退出市场。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不能制造经济效益的企业也不再具有保留的价值，这客观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加速淘汰落后的作用。要借助经济周期造成市场萎缩的时机，加大落后产能的淘汰力度，通过差别电价、水价以及财政补偿政策，加快落后产能退出速度。同时，要加强行业指导，进一步加强行业准入管理，把能效和污染排放指标作为钢铁行业准入的必要条件，并定期修订和逐步提高能效和排放标准，阻绝钢铁企业以牺牲社会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来谋求低成本产能扩张的发展路子。

对企业而言，积极应对严峻形势应该从以下方面入手： 1.要下大力气开拓国内外市场

在外需萎缩、内需不足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市场已经成为关系企业生死存亡的生命线，下大力气努力开拓市场应该成为钢铁企业眼下工作的重中之重。从国内市场看，企业市场开拓要紧紧跟踪国家重点扶持的汽车、农机、家电、铁路、房地产、机械制造、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用材，加大市场调研的力度，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水平，在有限的市场需求中力争多拿订单。从国际市场来看，市场开拓要走产品多样化和市场区域多元化的路子，在巩固亚洲、欧洲、北美市场份额的同时，大力开拓南美洲和非洲市场，以减少贸易摩擦，稳定国际市场份额。

2.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加大技术改造和产品结构调整力度，提高企业产品的差异化水平

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提高产品的差异化水平，是市场需求不振条件下企业避免陷入拼成本、拼价格的恶性竞争的不二法门。目前，虽然钢铁工业发展的宏观环境总体上不好，但钢铁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却面临着过去没有的机遇，如：我国新近通过的钢铁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及其实施细则中提出，要在中央预算内基建投资中列支专项资金，以推动钢铁工业技术进步。钢铁企业要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瞄准国家重点支持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装备制造以及工业化、城镇化等重点用钢领域所需的关键钢材品种，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快技术改造的进度，加快生产出市场急需的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实现钢材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提高企业的竞争实力。

3.适度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培育企业新的盈利增长点

篇6：60年发展成果回顾

金秋十月，中国建筑学会2013年年会暨学会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在首都北京隆重召开，我谨代表中国建筑学会向各位领导、嘉宾、代表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向全国广大建筑科技工作者致以良好的祝愿!

1953年的10月23日，中国建筑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如今，已经历了整整一个甲子的岁月，中国建筑学会发展成为拥有10万余会员、300多个团体会员的学术团体，下属22个直属分会，地方分会遍及全国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与各位共同纪念和见证中国建筑学会60华诞。

六十年，是中国建筑学会和建筑科技教育伴随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变革与发展，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成长壮大历史过程;六十年，是中国建筑文化坚持传承与创新的历史过程，是中国建筑文化与世界建筑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学习、相互推动的历史过程;六十年，是中国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是广大的中国建筑科技工作者，用他们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为社会主义祖国做出卓著贡献的历史见证。

回顾中国建筑学会的60年历史，大致可划分为5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一、初创期(1953-1955)

1953到1954年是中国建筑学会的初创时期。因为学会刚刚创建，兼受人力和财力的限制，学会的很多活动尚未展开。

建国初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外交、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联合对我国进行封锁。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建筑学会利用民间学术团体的渠道，成功地在1955年加入了国际建协，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得到国际学术组织承认的中国学术团体。周恩来总理非常重视中国建筑学会加入国际建协，委托陈毅副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以杨廷宝为团长的出席海牙国际建协大会的中国代表团。

中国建筑学会代表新中国成为国际建协的重要成员，成为新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使得解放初近乎封闭的新中国建筑界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口与渠道，奠定了中国建筑学会对外交流工作的基础。

二、经始期(1956-1966)

1956年，在中国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方针下，此后的10年间，中国建筑学会配合国家12年科学规划的制定，广泛开展了各种学术活动，进入第一次快速发展时期。会员的队伍比1953年成立时多了20几倍。这10年是中国建筑学会经始大业、奠定根基的时期。

在国际交往方面，自1955年加入国际建以后，我国一直担任国际建协理事会理事，杨廷宝副理事长连任两届该会副主席(1957-1965年)。据统计，从1956年到1966年，中国建筑学会共接待14次苏联、波兰、瑞士等外国建筑师访问团，由建筑学会组团派出则达31次。中国建筑学会成为新中国对外开展外交和友好交流的重要渠道，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让国外了解中国的窗口。

这时期，为了配合国家基础建设的全面开展和解决城市住宅急缺的问题，学会组织了一系列关于城市住宅问题的讨论与会议。在全国建筑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59年5月，建筑工程部和中国建筑学会在上海联合召开的“住宅标准及建筑艺术座谈会”，会议由建工部刘秀峰部长做总结发言，后来整理为《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这次座谈会指出了当时建筑创作的方向。

三、停滞期(1966-1976)

文革期间，建筑学会被重点批判，同时，许多建筑师、工程师也都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被迫脱离原职。在这种情况下，建筑工程部被撤销。建筑学会于1967年被解散，全体人员下放干校劳动。

借助1972年春天国际建协邀请中国建筑学会参加国际建协第11次大会之机，学会派出了以杨廷宝为团长的6人代表，恢复了多年同国际建协中断了的关系;1976年，国际建协主席亦到北京、广州访问。

四、全面恢复及发展时期(1977-1999)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建筑学会全面恢复了组织和活动。学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迅速开创了生机蓬勃、竞相向前的局面。

建筑学会恢复学术活动的标志是为唐山震后重建而组织的研讨会和方案竞赛。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后，建筑学会出面邀请了全国几十名规划、建筑、结构专家，云集唐山，对于唐山重建的总体规划(特别是市中心区的规划)作了论证;对于建筑抗震等问题，也作了认真的研究，并且提出具体措施。建筑学会还组织了丰富多样的学术活动，得到了建筑界的认可和大力支持。以1979年为例，仅全国学会各专业学术委员会，就分别组织了36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与会代表2600多人，“这可以说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

1980年代后期，建筑学会开始系统地引介外国建筑职业化制度，并推动建设部在1988年8月批准关于建立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与建筑教育评估的建议，由此成立了“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委员会”，拟定了“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本科教育质量评估指标体系”。从此，中国建筑学会开始参与指导我国的建筑教育，为规定其发展方向和规范教育内容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国际交往方面，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学会在在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方面也开创出了新局面。在这段时期中国建筑学会先后举办了多次国际会

议。1981年，在北京举办了“阿卡•汗建筑奖第六次国际建筑论坛”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建筑学会举办的第一次国际会议。

这一时期，学会在外事方面取得了几个重要成果：一是恢复了在国际建协的理事席位，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吴良镛先生于1987年当选为国际建协副主席;二是由学会负责协调各方复杂关系，中国建筑学会作为国家会员于1989年加入亚洲建协;三是于1999年在北京成功举办了国际建协(UIA)第20次世界建筑师大会，有106个国家和地区的6300多位代表出席会议。

五、拓展及深化时期(1999至今)

中国建筑学会成功主办了199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向众多外国建筑师展示了中国的形象和魅力，成为国际建筑界是最为活跃的学会之一。在建筑学会的积极推动下，2000年后我国建筑界的国际学术交流和职业合作继续向深入发展。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外(境外)设计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参与到中外合作设计的行列中来。随着国际合作的开展和职业化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建筑创作空前活跃，成为当今世界建筑的大舞台。

这一时期，学会在引导我国高等建筑教育的发展方面积极进行工作，从2006年开始，代表中国，参与了由美国、加拿大、中国、澳大利亚等7个国家和建筑教育评估认证机构发起，正式开始讨论的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的国际互认;2008年4月在澳大利亚堪培拉签署了《堪培拉协议》，推动建筑教育学历在签约各国之间的流动，建筑学专业教育国际互认的机制形成了。

此外，学会配合国家的经济建设，协助各级政府开展建设工作，获得政府的信任，更加紧密了与政府的联系，真正履行和发挥了学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这一点，在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后，学会组织领导的灾后重建设计、防灾减灾工作方面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进入2012年，为了推进中国建筑师和建筑设计机构走向世界，中国建筑学会组织开展当代中国建筑设计百家名院和当代中国百名建筑师宣传推介活动;同年1月，为了引导新时期的城镇建设和建筑创作方向，学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

“发展和繁荣中国建筑文化”座谈会;3月在京西宾馆召开了全国建筑创作方向工作会。这些活动和会议旨在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培养文化自觉，实现文化自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要求。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建筑学会从其创设之初就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命运相系。60年来，经历了社会主义国家建构和体制建构的各个历史时期，在国家的现代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中国建筑学会担负了国家现代化建设与建筑科技界的桥梁作用。第二，中国建筑学会审时度势，把握契机，组织重要学术活动，推动建筑职业化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中国建筑学会一直以来都是联系中外建筑界的纽带和展现中国建筑事业发展的窗口。

第四，中国建筑学会根据国家要求设置奖项，鼓励人才，引导学术方向，推动了我国建筑行业的发展，学会组织或设立的梁思成建筑奖、建筑设计奖等奖项在业界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说服力。

此外，中国建筑学会一直以来倾力推荐人才，在国际上向国际组织输送我国优秀的建筑科技工作者;在国内积极创造机会让有才华的建筑师脱颖而出。目前，通过学会推荐产生多名院士，他们已经建筑界的领军人物。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中国建筑学会这60年的历程和业绩，是她未来发展最好的参考书和营养剂。

在这一个甲子的华诞之际，纪念和回顾学会60年来的发展轨迹，珍视学会自身的学术传统，明了发展历史和经验教训，评述学会在新中国建设事业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历史地位，缅怀为学会工作做出重要贡献的先辈，成功应对未来的挑战,对进一步团结组织建筑界力量，更好地发挥建筑学会的作用，继续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习近平主席在今年“两会”期间参加科协和科技界委员的联组会议时指出，我国的科技战略，要加强统筹协调，促进协同创新，优化创新环境，形成推进创新的强大合力，并且要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为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中国建筑学会要紧密配合国家科技战略，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充分发挥学会的职能作用和人才优势，进一步繁荣建筑创作，增强总体创新实力，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创造出更好更多的建筑精品。建设部老领导俞正声同志和建设部姜伟新同志对建筑界的勉励和关心，对建筑界的期盼和厚望，更坚定了我们做好本职工作的决心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