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党建成果

第一篇：改革开放30年党建成果

马永宏总结改革开放30年成果

改革开放35年成果展示

改革开放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政策、对外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包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内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开始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我国对内改革的大幕;其中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接下来的是伟大的改革开放后的一些光辉历程。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飞赴大洋彼岸，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1979年4月5日到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做出了兴办特区的决定。

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中国第一部涉外经济法，为中国打开经济合作大门，允许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提供了法律依据。

1979年11月26日，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谈农村政策问题，肯定了安徽农村改革。在邓小平支持下，许多地方解放思想，放手让农民自己去试验。 1980年9月2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一件的报告》，批准从1981年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广。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阐述中国政府度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

1983年2月22日，劳动人事部发出关于积极试行劳动合同制的通知。1983年6月1日，国务院批准的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开始实施。

1983年9月1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物价局等部门关于放开小商品价格的报告，农村小商品专业市场应运而生。

1984年1月22日至2月17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和上海。5月4日，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对外开放。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全面改革开始。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期。

1984年，全国粮食总产8070亿斤，人均800斤。长期困扰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1985年3月13日、5月27日，中共中央分别发出《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教育体制的决定》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部署军队精简整编和改革。即“精兵简政”

1986年7月，中苏关系开始解冻。10月，两国开展关系正常化的实质性谈判。

1986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国家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

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决定全面推行企业承包责任制。

1987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大会确定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大会明确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

1987年11月3日，在台大陆籍老兵开始回乡探亲。海峡两岸38年的隔绝打破，两岸关系从对峙转向交流。

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设立海南省、建立海南经济特区。 这一年，十万人才下海南。

1988年8月，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会讨论并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经济体制改革也推进到了一个深层次领域-——价格改革。

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江泽民会上发言:”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1989年年底，中国粮食产量再创新高，超过8000亿斤。

这一年“菜篮子工程”正式实施，按照计划，五年内，中央斥资140.5亿元，用于建设中央和地方的肉、蛋、奶、水产和蔬菜生产基地。 这一年，中国银行成为世界前500强企业之一。 这一年，中国开始开放期货市场，主要进行农产品交易。 这一年，历时19年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全部建成。

这一年，投资8亿元、全长252.5公里的引黄济青工程建成通水。。 这一年，中国煤产量首次突破10亿吨，达到10.4亿吨。钢产量首次突破6000万吨。

这一年，七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行政诉讼法，为“民告官”提供了法律依据。

这一年，“希望工程”开始实施，一双双稚嫩明亮的眼睛看到了未来和希望„„

199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决定。浦东由此成为20世纪19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 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试开市。中国的资本市场开市形成。

1991年9月1日，英国首相梅杰访华;9月15日，意大利总理安德烈奥蒂访华;1月，中美签订科技合作协议，11月15日，美国国务卿贝克访问中国„„

1991年底，中国基本打破西方制裁，为改革开放争取到了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这一年，中国第一座跨海大桥——厦门大桥建成通车;中国一次性建设规模最大的石化工程扬子江30万吨乙烯工程通过国家验收;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思想。 1992年8月24日中国与韩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结束了两国长期互不承认和相互隔绝的历史。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在京举行，大会正式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起载入党章。

199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2000元，工业增加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消费品零售额首次突破10000亿元。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2.8%。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这是海峡两岸授权民间机构领导人的第一次会谈，为海峡两岸平等协商树立了范例。

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构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1994年1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配套改革方案同时实施，呈现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特点。

1994年3月21日，国务院第十六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构想。

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科教兴国战略确定。

1996年2月8日，中共中央举办中央领导同志法制讲座，江泽民首次提出“依法治国”的方针。 1996年9月1日，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

1997年7月1日凌晨，中英两国政府举行香港政权交接仪式，香港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举行挂牌仪式。 1997年，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水利工程截流成功。

1997年10月，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着力拓展中国外交工作新局面。

1998年中国从容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并最终实现经济“软着陆”。 1998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的通知》。继续深化企业改革。 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若干重大问题决定》继续深化农村改革。 1999年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999年10月26日，中葡建交20周年，江泽民对葡萄牙进行国事访问。

2000年2月，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000年10月，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2000年10月2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展开。

2001年7月13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12次会议上，北京获得2008年第29届奥运会主办权。

2001年10月21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举行。

2001年11月10日，《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决定》获得通过。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2002年7月4日，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项目——西气东输工程全线开工。

200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倡议。并选举产生了中央新的领导机构。

200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万亿元人民币，经济增长率达8%;进出口额高达6200亿美元;世纪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

2003年2月，中共十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

2003年6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举行。

2003年10月11日至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明确提出科学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首次成功进行了载人航天飞行。 2003年12月，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在京举行，提出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2004年春，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决策进入实施阶段。 2004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2004年8月，希腊奥运会传来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中国体育健儿在第28届奥运会上获得32枚金牌、17枚银牌、14枚铜牌，实现金牌总数第二，奖牌总数第三的佳绩。

200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与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举行正式会谈。

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主张。

2006年3月28日至30日，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举行。 2006年11月4日至5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举行，全面开创了中非友好合作新局面。

2007年1月19日至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金融改革促进金融业持续健康安全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国金融改革进入新的阶段。

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2007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07年7月1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城镇医疗改革方案初步实施。 2007年7月1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

2007年7月2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

2007年8月30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大会总结：“党的十六大以来，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的境界”

2008年2008年8月8日至24日、9月6日至17日，北京奥运会和北京残奥会成功举行。

2008年10月9日至12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举行，通过《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0年世博会的胜利召开。

总结：中国改革开放走过的35年光辉历程，使我们这个过去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成就，想变化，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35年，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育、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国际地位和声望不断增长，这使得我们更有信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有信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有信心履行好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改革开放35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回到来到我们现实的生活中，35年来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十五年努力拼搏，三十五年沧桑巨变。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蓬勃发展;改革开放，使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明天会更好，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富足!

第二篇：X机关改革开放30年党建工作回顾

三十年来,我旗大力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以及人才工作,组织机构逐步健全,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加强,为全旗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和智力支持。

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后,全旗各级

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使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冲破了左的思想的束缚,逐步地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和纠正冤、假、错案,消除了"十年内乱"所造成的创伤、隔阂。通过逐步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使党的工作机制在全旗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日趋健全。1984年至1987年,我旗按照上级的工作部署,先后有组织地在全旗开展了机构改革、干部队伍"四化"建设、旗乡两级整党、换届选举、巩固整党成果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等工作。1984年初,按照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一大批有理想、懂业务、会管理和富于改革精神的中青年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实现了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当年机构改革和调整科局领导班子88个,调整副科以上领导干部292名,使领导干部的平均年龄下降到43岁,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提高了22.7%,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也有所增加。年内还下放了企业干部管理的权限。在1984年底至1986年中,全旗各级党组织分批进行了整党,以整党促改革、促经济建设。1986年下半年,全旗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巩固整党成果,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在发展党员的工作上,认真贯彻了"坚持标准、改善结构、保证质量"的方针,较多地注意了在知识分子、少数民族、生产第一线业务骨干和中青年中发展党员的工作,使党员队伍中中青年党员较少、年龄偏高和文化程度偏低的状况有所改善。1987年秋至1990年,全旗各级党组织解放思想,群策群力,创新进取,在城乡各个领域开展了全面、系统和配套的综合体制改革。改革的基本路子是"精简上层、充实基层、转变职能、强化服务"。首先,针对过去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状况,根据党委的五项职能,明确党委的职责和权限,初步形成了党务工作的规范化制度,理顺了与政府及其它旗级领导班子、群众团体的关系。其次理顺了政、事、企之间的关系,精简、消肿了中问环节。第三,按照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的要求,调整、裁减部门的内设机构,突出了"监督、指导、协调、服务"的职能,精简了行政人员。1988年2月,为了更好地实现党政分开,旗直各企事业单位2的党组织实行属地管理。通过全旗综合体制改革,旗委的部、委、办和政府的科局单位,由原来的49个精简到43个,科局级干部由164人减少到112人,减少31.7%;各职能部门内设和下设的行政事业机构,由210个减少到171个;上层管理部门的职能通过分解、转变、逐步同发展经济的需要相适应。1991年至1995年,我旗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和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对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普遍进行了一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同时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切实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注重在实践中培养和选拔干部,健全了领导干部民意测评、公开述职、诫勉和考评等制度,全旗科局以上领导干部的年龄结构、文化结构、梯次结构等趋于合理,整体素质明显提高。各级党组织还进一步落实了抓党建工作的目标管理责任制及党建联系点的制度,普遍开展了党员责任区、联系户、"双升双奔"等活动,促进了基层组织建设。农村党组织则围绕"五个好"的目标,依托"科局包乡",大抓了支部"升级达标"及对后进支部的整顿、转化工作,783个村党支部有235个达标,占30%。1996年至2000年,我旗以实行“两个转变”、实现“两个提高”总揽全局,解放思想抓机遇,突出重点促发展,通过调动上上下下加快兴旗富民步伐的积极性,使全旗经济健康发豆、社会全面进步。在党的建设方面,1997年和1998年围绕“五好”的目标,进一步落实了各级党组织抓党建的责任制和领导干部抓党建联系点的制度;1999年和2000年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在全旗党员领导干部中,集中开展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教育及巩固“三讲”教育成果的活动,还在各级党组织中深入开展了揭批“法轮功”邪教的活动。

2001年至2008年,我旗各级党组织按照上级党委的统一部署,先后分批和集中开展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大力解放思想、优化发展环境”、“执政为民、加快发展”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学习教育活动,抓好

第三篇：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果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果,让整个世界为之称奇。从越南到巴西,从莫斯科到布鲁塞尔,从北美大陆到非洲草原,到处都在谈论中国的富裕,惊叹中国崛起的速度,感慨中国广阔的发展前景。西方媒体惊呼,“西方国家在午餐后小酣的瞬间,中国就变成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并且“顺便让一半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西方媒体承认,在中国奇迹面前,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福山先生1989年在其《历史的终结》一书中作出的“美国模式优于任何发展模式”的断言,显然不堪一击。众多西方学者指出,中国不仅在借鉴他国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找到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而且提供了可被其他国家效仿的强国富民的途径。德国社会学家韦尔策先生指出,中国模式甚至有可能成为比西方模式更具魅力的模式,而傲慢的西方模式已经让时间停顿。

国际问题观察家们认为,“中国模式”意味着政治稳定,而稳定的政治局势对任何国家的政府和民众来说,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韩国学者认为,中国的经验值得借鉴。经济发展要以政治稳定作保证,这样的思路符合亚洲民众的心理特征。国外一家网站的一项调查表明,改革、开放、发展、渐进、试验和稳定是最常用来描述“中国模式”的词语。参与该项调查的网民表示,“中国模式”以强有力的政府主导、渐进式改革、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为特征。日本媒体认为,对其他国家而言,“中国模式”中的一些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赏的关键因素,不仅适合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国情,而且对欧美发达国家来说,其价值也未必不是价值连城。

寻找经济快速发展的秘诀,这恐怕是世人热衷研究“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模式”意味着经济高速发展,谁不想在这一新型发展模式中找到可借鉴的秘方呢?新加坡《海峡时报》在一篇题为“中国模式的胜利”的文章中称,中国的成功故事和经济崛起,导致人们把“中国模式”赞誉为华盛顿共识的替 代物。中国经济增长率之高令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所有国家羡慕。穷国希望在经济上赶上富国和创造财富,而富国则想在竞争中继续领先。它们都希望发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诀。俄罗斯学者坦言,“中国模式”是俄罗斯领导层的政治灵感之源,增强了俄罗斯人再度崛起的信心。分析家们认为,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们已经注意到一种“中国式的新的外交理念”在“中国模式”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在对外关系上,不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不搞虚张声势的威胁,不搞小圈子,不拉帮结伙,并尽可能考虑到对方国家民众的感受。在习惯了冷战思维的国际舞台上,中国冷静、务实而又不乏儒家风范的外交风格令人耳目一新。正如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主任霍尔斯拉格先生所言,中国外交有效地使其他国家认可中国发展,并确信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并非挑战,而是难得的机遇。

“中国模式”对世界充满魅力,因为它的意义和影响已关系到世界将以何种方式走向哪里。德国学者贝特霍尔德先生早就说过,西方资本主义越来越暴露出其低效无能,已无法解决包括环境恶化在内的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世人热衷“中国模式”的原因是否也在这里 关键词：强国之路

改革开放

中国模式

摘要：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影响深远。近几年关于“中国模式”(或曰“中国道路”、“北京共识”等)的议论频频见诸报端。其实，所谓“中国模式”只是国外对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解读。

一、“中国模式”概念的崛起

近来，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似乎有了新的认知和比较确定的看法。一个新的概念正在各国政治人物和决策者中间流行起来。这个概念就是“中国模式”。在学术界，这个概念并不很新鲜，人们在邓小平南巡以后就开始讨论“中国模式”问题了。不过，最近各国政治人物的认同已经给这个概念赋予了一种新的含义和新的生命。

确切地说，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的发展经验早就开始重视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对本国经济得不到发展，民生得不到改善一直忧心忡忡，苦于找不到好的模式。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历来就主张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民主政治模式。很多国家也的确在这方面做了诸多的尝试，但大多以失败告终。不仅民主制度建立不起来，反而导致政治失序，经济落后，民生艰难。

中国是第三世界中最大的国家，其一举一动都会对第三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人自己现在认为，毛泽东式的发展模式是失败的。但是，即使是毛泽东模式在当时也为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所青睐.现在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中国迅速崛起。这种发展经验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至少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民主的发展模式。最近包括埃及在内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正式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可以预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概念”会对这些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样是第三世界一员又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印度在近年来的出色经济表现也已经对“中国模式”构成了相当的挑战。对中国领导层来说，总结已有的经验很重要，既有利于中国自己的未来，也有利于在国际舞台上追求软力量。但更为重要的是虚心努力，着眼于“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和不断完善。

二、中国经济模式独一无二

作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经济体 却能在较长时期内强劲增长.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很多，但大家都会同意中国和印度的增长和发展，是使世界经济改观的首要因素，它们发展的规模和重要性之大，影响人口之多，都是空前的。中国自1978年始，经济快速发展，增长率不断提高，成就非凡。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市场经济尚处于不断发展和摸索的阶段，却能不断回应和了解市场力量，这意味着中国正经历异常复杂的转变。与北美和欧洲等已发展经济体不同的是，后者有某些经济模型做政策决定的依据，反之，没有简单的经济模型可作为中国经济决策的依据。中国自1978年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一直以惊人速度增长：到2001年，其实质人均GDP平均年增长率达8.1%。摆脱贫穷 分享增长成果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使中国贫穷人口大幅减少，这从中国基尼系数相对较高，且不断上升可见一斑;然而，中国经济加速发展，使百姓得以摆脱贫穷，“后富起来的人”得以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这点更为重要。根据纽约证交所驻中国代表莱约翰搜集的数据显示，1980至2001年间，新兴市场以倍数增长，增幅达2.6倍——这不是百分比而是增长倍数!有不少曾经让人寄予厚望的国家，尤其是一些南美洲国家，其增长速度实际上远逊于新兴国家的平均水平。 此外，中国和其他新兴的亚洲国家的出口增长亦非常强劲，这从欧美出入口分类数据可见一斑，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地区出口不断上升;同时，中国从亚洲其他国家的进口增长亦较从其他地区的进口要来得快，这反映了中国在过去25年间，已成为亚洲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 扭转差距 增社会凝聚力

过去五年来，中国互联网的渗透率高速增长，我相信实际数字要高于一般人的估计。最后我想再提几个事实：中国由农村迁移至城市的人口，至2001年为止约占总人口的两成，到今天绝不止此数。你可能认为，中国仍是农业国家，这两成微不足道，但当你考虑到13亿人口的两成时，你就能理解到这是罕见的人口流动。

中国经济改革开始时，城市收入远高于农村，上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收入一度跌至约相当于农村收入的1.5倍，接着在这个水平停滞一段时间，后来中国制造业起飞，农村与城市收入差距有所拉开，但我认为中国政府将有能力扭转这一状况。中国各个地区的收入增长不尽相同，但整体维持在7.3%~9.6%之间，由于所有人都受惠于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贫穷人口亦随之减少。重视教育 适应转型挑战.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 虽然许多亚洲国家过去亦曾经历高速且持续的经济增长，但我们从未见过像中国那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在一段时间内以如此强劲的步调增长。工业革命源自英国，其年增长率在长达一个世纪期间，一直维持在1%的水平，这被认为是极快的了;按1%的年增长率计算，经济规模大约每七十年扩张一倍，经济发展过程虽会遇上一些特殊情况，但要经济活动的组成部分在一代人的期间内彻底改变，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可是，增长率若高达8%，由于行业的兴衰更替，人们可能会经常转换工作，在这种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要面对人口移动和就业转型等重大挑战。这是教育对经济发展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只有通过教育，我们才能够学习新事物，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不会被行业兴衰更替吓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二是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三是在宏观调控上，由于公有制为主体，因而国家对市场的调控具有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又有牢固的政治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发挥计划与市场两个手段的长处，把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结合起来。

三、民主化：政治发展的中国模式与道路 政治文明程度高低是政治发展状况的综合反映，人类政治文明演进的过程实际上是政治发展的过程，从传政治文明向现代政治文明演进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治现代化的过程。政治文明建设要*推动政治发展特别是政治现代化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需要走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既明显不同于过去的传统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更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模式;相反，中国正在形成一种别具特色的政治模式，中国共产党把这种政治模式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理想目标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这种政治模式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通过增量改革来逐渐推进中国的民主治理，扩大公民的政治权益，因此，我把它称为“增量民主”。我在这里提出的增量政治改革和增量民主，有以下八个方面的主要特征。换一个角度看，这八个方面也将是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主要趋势。

其一，中国民主的发展将是一种“增量式”发展。中国的民主改革将以“存量”为基础，即以已经取得的政治民主的成就和经验为前提，具备充分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发展民主政治的速度和力度将与既定的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

按照增量民主的理论，旨在推进民主治理的重大改革，必须拥有现实的政治力量，取得大多数人民群众和政治精英的支持，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这些改革应当最大限度地符合现存的政治法律框架，不能违背现有的宪法及其他基本法律。 其二，中国的民主政治将在渐进发展中有所突破。中国的政治发展在过程上是渐进的和缓慢的，但将不时有突破性的变革。根据增量民主的逻辑，中国的政治发展从总体上看将是渐进式的。这种渐进改革或渐进民主形成一种“路径依赖”，它不能离开先前的历史轨道，是历史发展的某种延伸。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是对“存量”的增加。这种新的“增量”，不是对“存量”的简单数量增长，而是性质上的突破。突破性的政治改革并不是一种休克式的政治突变，它是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是长期积累性改革的结果，是一种厚积薄发。其三，增量民主的实质，是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新的政治利益。下一步的政治改革将着眼于调整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缩小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差距。

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使更多的人，特别是基层的普通工人和农民及困难群众最大限度地享受到改革带来的好处，将是未来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重点所在。

其四，动态的政治稳定将逐渐取代静态的政治稳定。所有政治改革都必须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但增量民主所要达到的不再是一种传统的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而是现代的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动态稳定的实质是它绝不是像“文革”时期那样的无序状态，而是使秩序由静止的状态变为一种过程的状态，达到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其五，政治改革将持续推动公民的政治参与，形成一种有序的民主。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人民的政治参与，人民的参与过程是实现民主的根本途径。因此，积极鼓励公民的政治参与，将是贯穿中国所有政治改革的一条主线。但是，公民的政治参与必须是合法的、有组织的和有秩序的。发展增量民主的基本途径，就是致力于“不断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尽可能地将公民自发的、零散的、无组织的政治参与，纳入到党和政府主导的政治框架之内。其六，推进民主与加强法治将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从邓小平开始，中国领导人一直认为，民主与法治是密不可分的，没有法治，就没有民主。要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首先就必须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建立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法治的实现程度，几乎也就是民主的实现程度。中国民主政治的每一步发展，都将离不开法治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理想目标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发展民主与建设法治，将是中国未来政治发展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倡导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其七，培育公民社会，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让民间组织更多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政府更加主动积极地与民间组织合作，共同管理社会政治生活，扩大公民自我管理的范围，提高社会自治的程度，是民主治理的方向。因此，改革现行的包括社会保障体制、社会治安体制、户籍制度和社区治理制度等在内的社会管理体制，扶持和培育公民社会组织，让各种社会组织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其八，通过三条途径，全面推进增量民主。在可见的将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将沿着以下三条路线图稳步地向前推进:第一，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权力中心，拥有7000多万党员，聚集了广大的社会政治精英。没有党内的民主，中国目前的民主就是一句空话。通过扩大党内民主，推动全社会的民主，是推进中国民主的现实道路。第二，逐渐由基层民主向高层民主推进。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中央集权传统的大国推行民主，当然必须上下互动，由下而上与由上而下同时进行。但是，中国现阶段民主政治的重点和突破口是基层民主，一些重大的民主改革将通过基层的试验，逐步向上推进。第三，由更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不论何种形式的民主，都离不开人民对政府领导及政府政策的自由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人民政治选择的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是由更少的竞争性选择到更多的竞争性选择的过程。中国的民主之路也将遵循这一规律。总之，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推进增量民主，完全符合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长远利益和根本价值，是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不可变移的直接目标。

第四篇：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广告30而立

来源: 时间:2008-10-7 9:10:00 作者: “中国广告起步相比国外起码晚70年。但迅猛发展的中国经济从一开始就把中国广告推到风口浪尖，没有也不可能给时间让中国广告平缓稳步发展。”

于是，人们看到中国广告还没断奶就要学步，正在学步就要飞跑。中国广告30年时间所走的路程堪比发达国家100年的历程。时代的脚步如飞，这个寄生依附产业一直被催促裹夹着往前走，走到一个眼花缭乱的新局面。

中国广告大门徐徐打开

裴思态广告公司董事喜勇回忆，上个世纪80年代，当整个中国经济从计划向市场全面转型之际，在一个低起点的基础上，中国广告以一种高速度融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洪流之中。

《为广告正名》，新中国广告业恢复的第一声号角

其实，在上个世纪20年代，真正意义上的广告事业，已经在上海繁荣异常，鳞次栉比的户外广告牌和灿若繁星的招贴画成了当年十里洋场的标志，但10年文革，所有的广告都被定性为“资本主义的生意经”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直到 1979年。

1月14日，上海广告公司广告科38岁的丁允朋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为广告正名》的文章，称广告并非“摆噱头、吹牛皮，资本主义生意经”，公开为广告辩护。这被看成是新中国广告业恢复的第一声号角，迅即在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

曾在国家工商局广告处工作过的贾玉斌回忆说，长期的计划经济让广告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那时候，工厂产品生产完，直接拉到商店的仓库，要做广告干啥?“但丁允朋的《为广告正名》宣告了中国市场营销时代的到来。”

“身为新中国第一家广告公司的上海广告公司，在文革期间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画红色宣传画;而北京广告公司的前身北京市美术公司，在文革中主要的工作就是负责更换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经过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以及其他领导的百般努力，商业广告终于回来了，”北京广告公司的一位老同志说：“上海广告公司和北京广告公司当年就获得了广告经营权。”

一篇1200多字的小小的文章会产生如此的影响，也出乎丁允朋的意料，谈到写作的背景，他回忆说：“国内电视在转播文艺演出和体育比赛时，中间休息时段的电视屏幕总是空白10分钟甚至15分钟，我认为这是巨大的浪费。为什么不用来做产品广告呢?”

第一则电视广告，比美国晚了整整38年

1月28日，在邓小平访美的那天15时05分，上海电视台宣布“即日起受理广告业务”，并播出了长为1分30 秒的大陆第一条电视广告“参桂补酒”。这一天，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差不多1个月。

上海市广告公司原总经理王庆元和上海电视台原广告科负责人汪志诚回忆了广告播出的台前幕后：“原来，上海广告公司负责人有个熟人想推销„参桂养容酒‟，而当时上海电视台经费来源完全依靠财政，日子十分艰难，1978年所得的日常经费比一部电影的摄制费还少。穷则思变，就有些人建议播放电视广告：这既能增加收入，把荧屏节目办得更好，符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时还改变了捧着金饭碗讨饭吃的尴尬局面。于是，电视台于1月25日向上级部门申请播出广告，没想到报告第二天就批了下来。但是这条广告的播出也几经波折”，上海电视台广告科一位退休老同志回忆道：“广告在当时堪称精美，可就在广告播出前的半分钟，主管技术的一位负责人却以„要犯大错误‟为由，阻止了技术人员。汪志诚则以领导已批准为据，极力坚持，广告终于按计划播出了。”

这比1941年美国播出的世界第一则电视广告，晚了整整38年。在国外，电视业与商业电视广告几乎是同步发展的。1920年，美国率先研试电视机，1936年英国开始在伦敦建立第一座电视台，1940年，美国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视，次年，美国的电视广告就开始了，而直到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才开始试播。

广告恢复之初，最兴奋的莫过于外国广告商

1979年3月15日下午6点，“瑞士雷达表”这条外企商业广告在“出卖主权”的非议声中，通过上海广告公司的代理在上海电视台播出了。“由于时间和操作上的诸多原因，这条广告甚至是用英文解说，配以中文字幕。但它却成为中国最早的外企商业广告之一 。”上海某广告公司的一位经理告诉《小康》记者。

瑞士雷达表中国区副总裁郑世爵回忆道：“当时中国还没有完全开放，但我们意识到了中国市场的广阔。我们应用了争做市场第一人的„第一品牌‟理论，在没有竞争者的情况下，可以用较少的资源和时间建立很高的品牌知名度。”同一天，《文汇报》也发出了雷达表的广告。在3天内，到上海黄浦区商场询问雷达表的竟超过了700人。

3月20日，《工人日报》刊登了日本东芝的广告，27日刊登了精工表的广告。

7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广告的启示》：“我们国家这么大，各项建设事业的需要，包括人民生活的需要，五花八门，如果单是依靠行政手段去安排组织，不免挂一漏万;利用市场经济，作一些补充调剂，只会有好处。大有好处的事，何乐而不为呢?”国内广告界和外国广告商均把这理解为《人民日报》的表态，从此，电视广告和纸媒广告遍及全国各大城市，户外广告牌在北京长安街和上海南京路上林立了，中国广告的大门终于被完全打开。

日本《读卖新闻》的记者密切关注着中国变化：“僵化的中国，现在大大解放了”。 在模仿中成长

从1982年起，随着黑白电视机的普及，中国影视广告进入到为期10年左右带有明显模仿特质的发展期。广告人迫切要解决的是“怎样做广告”的问题，老办法“拿来主义”,先模仿再说!而且，国际广告理论和广告公司的进入，也使模仿变为可能。

先成立一个“学会”研究研究

“„×××厂长×××经理携全体职工向×××致以亲切的问侯!‟,这是大陆早期广告的普遍模式,很多人把大陆电视广告分为原始期、发展期、初成期等3个阶段,”昌荣传播机构策略研究总监赵一鹤说:“大陆电视广告是在大棒中开始 ,在模仿中发展,在兼融中初成的。”

自1979年首个广告播出,到1982年前后,中国电视广告处于稚嫩的原始期。以“信息告白+产品图像”为广告的主要模式,总体上十分粗糙。

那时的广告不仅受到严格管制,还面临“姓社姓资”的政治困扰。日本精工表当时在北京站立了第一块标牌广告,写着:“欢迎您到北京来”。谁知,一位归国华侨给全国人大写信,很尖锐的问:“我还在中国的土地上吗?他精工表凭什么欢迎我到北京?

“文革没过去几年,大家脑子里还是阶级斗争的那根弦。”贾玉斌回忆道。1980年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广告管理工作会议规定,报纸广告不得超过8分之1版面,电视广告每晚不得超过10分钟。当时的国家经贸委不知道中国广告协会成立后可以干什么,就让先成立一个“学会”先研究研究。1981年2月21日,中国广告学会成立。一年后中国广告协会成立。

“1982年,由日本广告商提供动画片《森林大帝》在央视开播,他们获得了在节目进行30分钟后插播1分钟商业广告的权力,这标志着中国广告业进入新时代,”一位学者告诉《小康》:“高水准的日本产品广告,给中国的业界上了启蒙课。”

本土化与国际化

20世纪调查显示,全球最流行的三个词分别是上帝(God),她(her)和可口可乐(CocaCola)。

起初,可口可乐试图凭借亚特兰大版本,采取无差异市场涵盖策略,以美国思维来引导中国消费者,结果未如人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可口可乐开始实施广告本土化策略,首先抓住中国传统的“年”文化。在1997至2002年,推出了一系列的“年”广告。选择的是对联、木偶、剪纸等典型的中国情境,通过贴春联、放烟花等民俗活动,在把可口可乐这一洋货,融入了中国的传统中。

“一个金发碧眼的可口可乐,经过中国本土化之后,已经变成了黑发黑眼,俨然就是中国的本土产品,这就是可口可乐的聪明所在。”赵一鹤说:“据某权威部门调查数据显示,可口可乐连续7年在市场占有率、最佳品牌认同比例和品牌知名度名列第一,中国90%的消费者认识可口可乐。”

“本土化是必由之路,国际化是必然趋势,更精致、更专业是主要特征”,北京电通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子华认为 ,这是中国广告未来的走向。

离开老板台,吴子华坐到了记者对面,娓娓回忆:1980年,日本乃至世界最著名的广告公司——电通广告公司进入中国,最早在北京和上海设立了事务所。电通中国事务所的主要业务是为日本企业在中国做广告,“来华广告”。

20世纪90年代,中国广告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期,日本企业将中国市场列为重点发展方向。北京电通于1994年 5月成立。回看电通在中国拓展的进程,几乎与中国现代广告的发展同步。

成立初期,北京电通新客户的争取方向还是日本企业。那时候,松下电器、日清食品、丰田香港、花王、佳能等这些拥有良好业绩的客户为初创时期的北京电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持续不景气,日本企业来华业务逐渐减少;而中国企业则正在迅速崛起。北京电通重要的业务战略转型开始了——1996年,北京电通开始着力寻找具有强劲发展潜力的本土企业。联想、海尔等数十家本土企业成为北京电通的第一批客户。至1998年,中国本土广告客户的业务量比重达到了36%。

2000年,吴子华开始担任北京电通广告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这一年,北京电通公司营业额首次进入中国广告业营业额排行前10名,本土客户营业额也首次超过日资客户营业额。2001年,公司营业额进入中国广告业排行前三名。直至 2007年,北京电通已经连续四年在中国广告业营业收入排名中位居第一位。

“正所谓生而逢时,北京电通广告有限公司赶上了中国广告业的绝佳发展期。”吴子华说,“单就广告行业自身而言 ,我们这30年时间所走的路程堪比发达国家100年的历程。”

吴子华总结道,北京电通的发展一方面离不开日本电通的经营方针与服务理念,另一方面,本土化的发展战略以及管理策略才是其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国广告市场正在成为全球广告业的战略高地。人们普遍相信,拥有了中国广告市场,就拥有了广告业的未来。

安吉斯集团亚太区总裁PatrickStahle说:谁想要了解传媒和广告的未来,一定要到中国来。而安吉斯集团的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李桂芬接受《小康》采访时认为,未来中国广告市场的竞争,将是品牌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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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中国广告“9法”

奖牌法。初期，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披上了“省优、部优、国优”的外衣，后来最时髦的当属“国际金奖”或“最畅销产品”。一开始，媒体热情报道，视之为无上的荣光，后来竟荣誉泛滥，变成了一则笑谈。

明星法。花几万或几十万元请歌星、影星、体育明星操一口带港味的国语信誓旦旦地说：“我只用……”、“我只喝 ……”、“我只穿……”。

非广告法。在当时的广告界有一个秘诀，“把广告拍得越不像广告，效果越是好”。

借牌扬名法。马俊仁的“马家军”很火爆的时候，杭州一家保健品公司当即将“马家军”商标给注册了，然后大打其广告。后来，马俊仁向法院起诉，企业总经理的理由是：我们公司的几位领导不是姓马就是属马，要么长得像匹马，为什么不能叫“马家军”?

假洋鬼子法。温州、晋江等地的很多企业都把自己的品牌改成拗口的“欧美名字”。更有聪明的人，去欧洲找到一些濒临破产的家族小企业，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其品牌，然后回国内大力炫耀其“百年传承，正宗血统”。

天方夜谭法。对产品功能的任意夸大成为所有广告的灵感所在。反正广告本来就是“说不说由我，信不信由你”。

快速示范法。要在30秒的电视时间里打动消费者，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做示范。比如腹泻者在厕所与卧室之间来回跑，一吃某药片立即见效。

夸张法。把手表从飞机上扔下来，用压路机去压席梦思，穿着皮鞋跑马拉松，给木乃伊吃救心丸，拿剃须刀去刮大猩猩的脸。

稀有原料法。市场上充斥着千奇百怪的商品，比如千年老龟做成的胶囊、天山雪莲制成的冲剂、海底神草酿成的美酒，反正听说过没见过的稀罕物，这回全让大家尝到了。

正在改变的格局

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局面：一方面权威机构在兴奋地预测，未来广告市场的规模将突破2000亿元人民币;另一方面，业内人忧心忡忡地呼吁，要做好“过冬”的准备。尚来不及思考，中国广告在进入高速成长期的同时也进入了转型期。

并行的时代

鼎成传媒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列车电视已经成功整合，由此，全球最大的列车电视媒体并轨出发。

“不同于办公楼宇的LCD，列车LCD每天接触的都是不同的人群，看列车LCD的受众心情会比较放松，没有想着做其他事，列车LCD有足够的时间把品牌信息传递给受众……”实力媒体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郭志明，丝毫不掩饰对列车L CD前景的看好。

自1997年3月起，他就开始常驻中国，其间为中国 移动、诺基亚、西安杨森、惠普、诺基亚、可口可乐等著名中外企业做过成功的传播策划，对于内地的广告市场已是相当了解。

“互联网发展了品牌营销，这里有2.5亿还有天天在增加的海量用户，还有2500万的白领精英社区;2003 年兴起的商务楼宇液晶电视广告就因为目标群体非常明确、到达率很高，受到了很多广告主的欢迎，成为小众媒体的亮点…… ”所以，实力媒体也通过持续投资以确保客户从传统媒体到新兴媒体都占据优势地位。

郭志明认为，可以借鉴美国市场，上个世纪60、70年代是美国电视媒体的黄金年代，90年代初是中国电视的黄金年代，而现在美国电视媒体已经受到来自小众媒体和互动媒体的强烈冲击。因此，即使考虑到中国市场的快速、压缩型发展，在中国，分众媒体和小众媒体还将并行一段时间。保守估计至少5年以上。

杂志，一个被低估的领域

在广告收入的媒体结构方面，中国显示出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格局。杂志广告市场远远落后于美国的杂志市场。截至2006年底，美国共有19419种杂志，杂志在媒体广告市场中所占份额为18%，广告收入达240亿美元。同年，中国共有9468杂志，广告经营额为24.1亿元，占广告经营单位总额的1.5%，杂志广告出现了负增长，与上一年相比，负增长3.1%。

“杂志在未来的两极分化是必然。有特色的、有观点的、视觉好的，必然前景看好，如走时尚路线的《瑞丽》、《时尚》等杂志;反之，则有可能走向死亡。”一个叫王靖安的人，倒很是看好中国杂志的广阔前景。

他成立了一家叫百泰传媒的公司，从把别人的几本杂志摆放到酒店起步，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就将60万元规模的小公司，发展到十几亿身价的全国性酒店传媒集团。

王靖安将目标读者锁定为精英商旅人群。短短3年，“百泰传媒”已成功地覆盖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为主的中国最具商业影响力的城市，囊括星级酒店及部分优质经济连锁酒店2000多家，每年高端受众人群超过6000万，京、沪、穗、深等一线城市酒店终端覆盖率在70%以上。这意味着“百泰传媒”先占了优质的资源。基于百泰传媒的清晰定位和对广告业的巨大价值，2006和2007，百泰传媒连续两次被评为“中国最具投资价值企业”，而且继“百泰传媒”在2006年获得“凯雷集团”、“软银赛富”、“德同资本”等多家知名投资机构的1600万美金之后，再次获得一笔以美国凯来投资集团为首的私募基金3000多万美元的投资。

美国杂志的发展始终让业内人抱有很大的希望。美国拥有世界最发达的杂志工业。《时代》周刊及其封面人物、《读者文摘》、《商业周刊》、《财富》及其论坛、《国家地理杂志》、《科学》等，都享有世界性的声誉。然而，目前，在中国，享有世界声誉的杂志远没有出现。这也就意味着机会。

“在中国，当杂志的读者群还未成型时，互联网出现了，人群被分流，就如寻呼机市场一样，刚刚发展起来，手机出现了;而美国，在互联网出现时，杂志早已发育成熟。”王靖安分析，被列为中产读物的杂志在中国，尚来不及等到一个庞大中产阶层的形成，就已经遇上了来势汹汹的互联网的冲击。他认为，这是中国杂志成长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在他看来，在所有媒体中，杂志是定位最清晰、最强的分众媒体。因此，选择杂志做广告，更能保证精确到达、影响力持久和回报率高。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发布第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显示，传统纸质阅读仍有较大发展空间;杂志阅读率比200 5年上升10.5个百分点，达到58.4%;期刊业发展前景看好。

资深编辑谢志远说，美国期刊经营总收入的70%来自广告，发行只占30%,欧洲发达国家期刊经营总收入的60 %来自广告，发行占40%。“与国外相比，我们相差甚远。”

互联网，未来的主角?

1998年2月25日，当从美国回来的张朝阳正式创建搜 狐门户网站时候起，标志着广告进入了网络时代。“20 08年，第二季度搜狐营业额突破1亿美金,其中广告业务收入达到4338万美金,同比增长53%。足见互联网广告强劲增长的势头。”

另一家国内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2007年的广告收入为1.689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了41%。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规模已达106.1亿人民币。2007年互联网广告以48%的增幅，傲视5大传统媒体，占全国广告市场份额的3.5%，逼近户外广告的3.7%。根据有关机构预测，2008奥运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估算总值可达140-150亿元人民币。新浪方面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认为，随着网络媒体的迅速崛起和不断走向成熟，以及互联网广告较之电视广告的众多优势，众多企业对互联网广告投放表现出积极态势，互联网广告正逐步成为主流。

“中国网络使用者有2.1亿，人均每个礼拜花在网络上的时间是18小时。美国媒体称，中国目前互联网人口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互联网国家。”李桂芬说，这是很好的基础。“在新媒体时代，我们可能由追随者变为超越者。”

品牌整合传播机构董事长吴晓波认为，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竞争中，新媒体必然要从传统媒体中分流一部分广告资源，“但并非说谁就一定消亡，相反，会形成媒体互补型的生态。”他相信，未来中国广告市场仍将维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但在总量发展的前提下，结构的变化将是巨大的。尤其是互联网对其他媒体的影响。

这对新兴的中国广告市场来说是一个机会。

央视广告：市场的力量

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广告招标是中国经济的睛雨表,是市场变化的风向标。企业表面上购买的是广告时间,实际上他们购买的是明年的经济发展。

这里真正见识市场的力量。

尽管逻辑上这似乎并不适用于一个占有垄断性资源的机构，但还是忍不住这么开头。

每一年的11月18日，在梅地亚中心，央视广告招标会如期举行。全国重要行业的重要企业及他们的掌舵人聚集到一起，为市场而战。

郭振玺说，他是他们的代言人。他喜欢这样高朋满座，济济一堂，共商大计。任何镜头下，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笑容满面，激情满怀，仿佛中国经济一直向上。

郭振玺从他们身上学到一样及其重要的东西：面向市场。这是一种时刻被强化的强烈的观念。这种观念被他用来推动着这个国家最强大的垄断性媒体机构的广告经营进行改革。

他是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总监，之前是广告部主任，掌管这个机构的广告经营很多年了。

曾经疯狂

很多人大概还有印象，在1993年之前，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中间没有广告，只有《天气预报》里有一条全年卖60万的5秒广告。

1994年，有多家企业要求定这个广告位。即使5秒广告涨到370万，竞争仍然激烈。1994年1到4月，央视尝试在《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之间增加了30秒的广告。4月1日之后，又增加到60秒。

按照郭振玺的说法，当时央视价格的制定，要是真的按市场行情走，须得一天一个价才能赶上形势变化。

到了1994年8到9月，多家企业通过各种关系要求定制1995年黄金段位的广告，央视黄金段位的广告严重供不应求。

“在当时的情况下，资源有限，绝对供不应求，排队都抢不上。”于是，央视决定通过招标方式决定广告的价格和购买权。

“广告资源的公开竞价，这是在全世界都没有过的。”

中央电视台广告部主任夏洪波接受《小康》采访说，招标，不仅解决了供需不平衡的矛盾，并给了广告公司和企业一个公平、平等的竞争机会，还大大地提升了企业的广告意识。

接下来的招标竞争开始白热化。孔府宴酒、孔府家酒，还有秦池酒都来了，那时候央视的黄金招标段几乎是白酒企业的天下。

“央视意识到不能任凭中标额不理性地继续增长下去。于是，从1998年开始着力控制招标的热度，并把暗标改成了明标。”

夏洪波回忆，在这一阶段，中标额逐年增加，中标的企业多集中在广东、山东、江苏、浙江等沿海地区，中西部企业很少。

当时的中国经济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产业群没有形成，产业结构单一，客户结构也非常单一。

之后那几年，黄金时段广告招标收入一直徘徊在20个亿左右。

自我革命

转折发生在2001年。

这一年4月，央视广告收入出现连续4个月下滑的紧急状态。此时，郭振玺临危受命，成为中央电视台广告部主任。后来的故事如业界所演绎的那样，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歌猛进，他力挽狂澜，创造了央视广告一路狂飚的传奇。2008年，央视广告招标的收入达到80.3亿，全部广告收入大约在130亿左右。

但其实，他最大的功劳不在改写数字的奇迹，而是，从他开始，逐步改变了央视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至少对广告客户不那么高高在上了。

2001年6月19日，郭振玺他们第一次走出北京，首次提出了“以客户为中心”、“面向市场需求，面向客户需要”、“一切广告形式都可以想，任何合作方式都可以谈”等新的广告经营策略。

走出去之后，郭振玺真正让体会到了市场的力量。“任何时候，再强势的媒体和再强势的企业一样，一定不能自我陶醉。一定要面向市场。”他甚至认为，“面向市场”这种观念适用于任何场合，只是面对的市场有不同。

在中国的广告传媒界，没有人像他这样认真地把广告当成了一个产品来经营。

“那时候提出的口号是：要到地方去，和大家交流，打造品牌基地，也扩大我们的客户群。”每一年，他们都跑很多地方，福建、浙江、内蒙古、山东……

于是，从2002年开始，通讯、保险、金融、食品饮料、日化、润滑油等行业的企业纷纷参与到竞标中来了，以福建晋江为例，当地的七匹狼、柒牌、劲霸、才子、利郎、安踏、雅客、九牧王等十数家企业先后登上央视招标段，使晋江成为了全国瞩目的品牌之都。

统一滑润油的成功，被经常引用。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有一句广告语火得一塌糊涂：“多一点润滑，少一点摩擦。”那一年，统一润滑油营业额达到12.7个亿，而在2002年，同央视合作之前，营业额不过6.7个亿;2004年达到25个亿，2005 年，超过了40个亿。统一润滑油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润滑油第一品牌。

中国经济真的发展了，我们的很多企业具备了这样的实力，需要进行品牌传播。央视这个平台被证明是有效并且重要的。有一句被引用成经典的话是，招标会是一个品牌的奥运会——那是华尔街日报说的。

它大概是这样一个平台：国家最重要的媒体，与此地位相适应配置了很多垄断性资源，垄断性的资源在经营通常有资源的附加影响力——比如，溢价的传播。“每年大家来竞标的时候，除了以心目中的价位来买这个资源外，还有一个同行内部 PK的问题，它会在消费者中传递一种信息：他才是行业的老大。”

于是，全国各地那些重要行业的重要企业都跑来了，他们都急于向人们传递这种信息。“国内一流的企业进来了，外资品牌也进来了;竞标主体从民企为主转向多种所有制结构;竞争区域从东南沿海走向全国性市场。”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说，这表明我国经济的活跃度空前提高，全面、健康、谐调发展的良好局面正在持续。

他说，中央电视台黄金资源广告招标是中国经济的睛雨表。因为企业表面上购买的是广告时间，实际上他们购买的是明年的经济发展。

之后，这句话被引用为经典。

2008年，中国经济面临着许多困难。一些转变带来的阵痛难以避免。

郭振玺说，不必担心，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依然要寻求品牌打造。“他们会更注重把有限的预算用于优势媒体来进行投放。”

今年央视招标会的口号是：“新高度，新起点”。央视如是，如整个国家亦如是。

这是在困难的时候面向未来的一种姿态。

第五篇：改革开放30年

2008年12月18日，我国召开纪念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改革开放是20世纪70年代的改革经济政策、对外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包括对内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我国的对内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土地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我国对内改革的大幕;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强国之路。 中国30年改革开放成就举世瞩目。大国正在崛起，中国一步步走向富强，迎来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盛世。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三峡工程，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工程;青藏铁路，世界上建设难度最大的铁路。我们完成一个又一个壮举。火车第六次提速，奥运场馆建设，国家大剧院落成……，我们的建设如火如荼。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年，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心同德、锐意进取，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创造性活动的30年。我们探索和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道路，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更加巩固。我们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新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形成。农村和城市的各项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经济增长方式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规模不断扩大，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进出口贸易、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上升。利用外资为我国建设开辟了广阔的资金来源。我国经济大踏步地走上世界经济舞台。 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民福利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而且也使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和主流文明之中。

具体而言：

一.

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统计表明，1978年至2006年的28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67%，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与此同时，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一九七八年以前，中国外汇储备从未超过十亿美元，二00六年末已突破一万亿美元。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通过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二00一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截止到去年，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四，外贸总额位居全球第三。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二.

民生得到显著改善，人民生活总体上进入了小康水平。以收入和住房这两大最能反映生活水平的项目为例，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住房面积都有大幅提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30年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下降到2148万，绝对贫困发生率由30%下降到2.3%。中国是目前全球唯一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国家。 三.

是初步建立了一个适应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目前，中国基本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共识开始形成。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相继承认乐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表明，我国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确立。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委员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亲身经历者和思想推动者，同时也是这段历史最敏锐的审视者和最深切的感悟者之一。对于改革开放，厉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是完成了三件事。“第一个是农村的家庭承包制，第二个是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证券市场，第三个是民营经济的兴起。”农村家庭承包制这一制度变革的主要贡献，是在当时条件下，通过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来促进农民的生产，从而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们进行了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由于股份制改革的推进，中国有了证券市场。尽管在当时它还是很不完善，但毕竟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证券市场开辟了道路。尽管股份制曾经受到过各种怀疑、甚至责难，但中国的股份制、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终于取得了成就。对于民营经济，厉以宁指出，虽然当初出现时也是面临各种责难，不过在民营企业不断成长以后，大家真正感到民营企业的确至关重要。就业问题是谁帮助解决得最多?是民营企业，70%以上的新增劳动力岗位是在民营企业中，很多城市中的税收主要是民营企业提供的，我们的出口中也有不少是民营企业发挥的作用。民营经济的兴起调动了许多人创业的积极性，这对长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

融入了世界主流文明，锁定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开放是什么?开放就是自主、自发地接受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则，并以此克服自身传统的特殊规则的缺陷，使其更好地推进国民福利的增加和国家的富强。而真正的对外开放，不仅要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还要学习西方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学习西方文明，进行制度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的重要性有时要远大于改革。中国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才。通过相互学习，使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视野更加开阔，开放意识和创新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加入WTO后，我们已义无返顾地回归到世界主流文明中，以一个主权国家的承诺和信用锁定中国改革发展的道路。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成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脱离实际，对中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物质经济条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3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也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可以说，能认识到中国处于初级阶段这个事实，标志着我们的发展终于走上了实事求是和尊重客观规律的道路

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问题。

1、政府与政治体制问题。

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是公权力失控，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约束政府和官员，以至于逐渐形成了庞大的特权利益集团，严重地阻碍了公民社会、法治国家的建立。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应付经济搞活、人员流动、言论放开的局面，保证社会的稳定，同时，为了以政府之手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最高当局自然选择了建立大政府、强政府的模式。然而，市场经济要求的是小政府、有限政府、适度政府，要求政府不错位、不缺位、不越位，要求公权力退出微观经济、退出市场，履行宏观调控、提供公共产品、建立社会保障、保卫产权等职能，否则会导致“政府失败”——政府的寻租活动，官员的腐败;政府部门的自我扩张，官员不断地扩大支配资金的规模;政府机构工作的低效率，政府职责的推卸。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恰恰伴随着两个相反的运动——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政治思维的僵化、政府的大规模化。

一方面，公权力大肆地介入市场经济，从改革开放之前的三级政府(中央——省——县，那时的地区行署、人民公社只是省政府、县政府的派出机构，规模很小)发展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五级政府(中央——省——市——县——乡镇)或五级半政府(加上村委会半级政府);各级政府的部门迅速增加，虽经过历次“精简”，但机构越减越多，编外机构更是如恶性肿瘤一般繁衍。前审计长李金华曾经指出：国家审计署调查了31个部委，每个部委除了下面的几十个司局之外平均还有163个自行设置的非国家编制的机构;目前中国的县市一般设有80至120个编内机构，另外有数不清的临时机构和事业单位。譬如某县级市人口40万人，城市人口不到25万，是一个经济落后地区。可该市党政部门、行政机关就有88个，加上四大班子，共92个。领导干部正职92人，副职279人。其建设局下辖16个单位，园林管理处就有约200人，仅一个直径不到一华里的公园就有职工150人;自来水公司有约200多人。其教育局现有正副局长9人，设教育督导室、纪检组、工会、办公室、人事股、计财股、普教股、成教股、职教股、招生办、教研室、电化器材室、师训股、法制股等14个股，机关员工百余人。其水利电力局共有干部90多人，下属单位9个，员工一千多人。

目前中国公务人员(包括公务员、民主党派、工妇青群、编外人员、没有市场化的事业单位人员——发达国家没有“事业单位”，每个单位要么是政府机构，要么是市场主体)总数在6000万人左右，并且每年还在以至少100万人的速度增加;零点公司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指导下完成的《中国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报告》显示，近7成的民众认为目前政府公务员的总量应该减少;按照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分析，中国公务员数量大大超过发达国家，中国公务员“超标” 近20倍(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30日)。

政府的超级规模化并没有起到强化社会控制的效果，恰恰相反，由于存在严重的政府失败和官员的败德行为，导致中国的“软政权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有法不依，执法犯法”;各级政府的权威性、公正性受到了空前的质疑;地方政府信用不断降低，社会不满情绪不断增长;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社会蓝皮书》显示，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有数据表明，2006 年的群体性事件已经达到八万起。可见，那种认为大政府可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的想法完全是错误的。

中国一方面，公权力如癌症一般大肆扩张，另一方面，公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与监督。长期以来，为了批判与抵制发达国家政治的“三权分立”，有关方面以至于违背人类文明的“权力必须分立、制衡”的原则，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全部集中于一人或者少数人手上，形成同体监督、自我监督的荒谬机制。各个地方的司法、检察、监察、反贪、审计、新闻等都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媒体皆为各级政府所控制，往往成为自我美化、逃避问责的工具。由于迟迟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权制度及由特权引发的腐败问题、民生问题、行政性垄断问题、弱势群体问题成为当今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特权制度表现为：特权等级制度——等级制度在改革开放之前还只在“干部”中实行，现在推广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举凡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歌星、方丈、道观佛寺都被划定了等级，享受相应的特权待遇。

特权财政制度——发达国家的钱袋子是掌握在议会的手中，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而中国的财政是官员化、随意化、秘密化的财政，一切支出由官员说了算;所以，25年来，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增加了87倍;据2006年10月31日人民网等消息：2004年，我国一年的公款吃喝达3700亿元，相当于“吃”掉了全民义务教育经费;公车消费4085亿元，相当于“碾”掉了我国大多数人的医疗、养老费用;公费出国消费3000亿元，相当于“游”掉了我国 10年的低保资金。每年公款浪费的总开销可以建

7、8个三峡工程。

特权司法制度——上海巨富周正毅的看守所和监狱生活也处处显示出特权：每餐“四菜一汤”;允许使用手机;数次看病，每次医院都接到命令停止门诊，专为周正毅一人服务;亲情电话成为周正毅想打就打的特权电话;违宪违法的官员特权——法外关押老百姓的劳动教养制度一直不被废除。

特权文化制度——8亿农民、2亿农民工、3亿多低生活水平者、4000万失地农民、3000万上访者、2000万农村留守儿童、2000万打工子弟、6000万残疾人、2亿工人、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上百万爱滋病患者在媒体上统统不见了踪影，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2、社会与公民权利问题。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通过户籍制度、单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票证制度(粮票等)把人民牢牢地束缚在居住地，几乎不存在自发的人口流动。改革开放之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单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票证制度逐渐松动或瓦解，但是户籍制度依然故我，几乎没有进行过全局性的实质性的改革。由此，如今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城市人的特权、农村人的社会底层化。而且隔离型的户籍制度，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城市之间割裂开来，按照特权、等级、排序进行治理，保护一部分人的利益，同时损害另一部分人的权益。源头上的不公正日益成为仇恨、犯罪的渊薮。

现实中国的不和谐——特权、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市差距、身份歧视、省籍歧视、就业歧视、边缘群体、弱势群体、血汗工厂、农村贫困、城市犯罪、同命不同价、打工子弟学校、高考分数线差异，基本上都与户籍制度有关。

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完全相悖离、相冲突，成为“三农”问题的祸根，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户籍的制度安排，使得城市可以无限度地榨取农村的财富、富裕地区可以无限度地掠夺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而无须负责外地人的社会负担，不用考虑外地人的医疗、工伤、养老、子女教育问题，地方政府的人均GDP、人均财政支出也不包括外地人在内。有专家统计，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的剩余价值是1.9万元，全国有2亿农民工，每年创造的财富为3至4万亿人民币;另据统计，由于国有银行不给农民贷款，农村邮政储蓄也只存不贷，因此，农村每年向城市流出6000亿人民币，进一步维持了城市的繁荣。可以说，中国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民工的利益、放任农村越来越贫困为代价的。西方评论家认为，“中国的城市像西欧，中国的农村像非洲”，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如果不废除户籍制度，中国的“三农”问题就永远不可能解决。

迁徙自由是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很多人回避或者从来不敢正视公民的自由迁徙权以及对自由迁徙权的限制所带来的危害，好像在中国，人口多，人民的迁徙权利就要受到控制，存在即合理。当中国社会出现种种不公平的事件时，人们只是震惊、气愤于地方政府或者某个领导人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没有人性。例如孙志刚事件，虽然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被废除，但其背后的根源——户籍制度、暂住证制度、歧视制度却纹丝不动。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由于户籍制度的作祟，虽然34.28%的在京流动儿童为北京土生土长，但他们被看作外地人，20.82%的儿童不能及时接受教育。(《法制晚报》，2007年4月26日)

中国高等教育的城乡学生比从改革开放初的3：7发展为现在的7：3。中国的教育与学术如今也处处渗透了官本位特权和经济利益。教育行政化、学校衙门化、学术垃圾化、教师商业化正污染着中国学子的心灵。北大物理系55年来培养了22位院士，其中不带官职的只有4位。51级入学的4位院士中3位是部长。而且，中国的医疗及社会保障制度也是按照户籍和特权等级排序的。公务员享受财政拨款的公费医疗，部分职工是个人帐户加社会统筹，另外一些职工和居民购买商业保险，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离退休高干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一年开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国家每年花费约2200亿元。

中国卫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城市居民中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44.8%，农村占79.1%。零点公司2005年在全国7个城市、7个省的乡镇以及农村的调查结果是：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人占 65.7%。由此推算，全国约8.45亿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

卫生部的一个副部长在国务院新闻办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中国农村有40%~60%的人看不起病。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的人占60%到80%。据《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年每人约1分钱。中国的养老制度也是封建等级化的。官员们按照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论是否在职。高干离职后，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及医疗待遇一律不变。但是，中国数亿农民至今没有可靠的养老保障，而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农民早在三四十年前就能领到退休金(养老金)。由于长期以来中国没有树立社会正义、公平思想，没有“正义压倒一切”的理念，相反，奉行“稳定压倒一切” 的错误指导思想，一些官员以社会稳定为借口，剥夺当地人民的话语权、谈判权、参与权、管理权、组织权、投票权、抗议权，导致弱势群体不断扩大，社会道德沉沦，群体性事件频发，最终难以维护社会稳定。

3、经济问题。

中国社会问题的核心是特权与垄断。特权市场经济酿成了腐败市场经济、不公平市场经济、不道德市场经济的后果，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过度垄断造成了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激化。

特权垄断利益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祸害。越多的特权垄断的国有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就越没有希望。目前，中国的垄断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仅相当于发达国家大企业资产利润率的1/10~1/100。垄断国有企业的高成本、低效益极大地损害了国民的福利。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 4期报道，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弟;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

据《南风窗》2006.1.1报道：国电公司等以不提供输电通道等为要挟，对地方水电上划、代管，地方电力资产被低价甚至零价格收购，乡村小水电被无偿移交，不准地方发电自用，只准发电后低价上网高价买回，上网下网的价格差有时能达10倍以上，地方一年损失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电力垄断已经严重地侵犯了老少边穷地区的合法利益，地方上再也没有了发展小水电的积极性了。中国国电、南方电网在特权垄断、电费普遍上涨的情况下，每年只有200多亿的微薄利润，资产回报率仅有1%，而发达国家乃至巴西的电力企业资产回报率也在9~11%。据南方都市报2004.6.27报道：国家电力公司一次内部干部会议，3天的会议花了304万元，平均每人每天8000多元。一个已经倒闭的电厂抄表工年收入10万元，而他做的工作仅为每天抄4次电表。

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4家国有公司4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这些公司的盈利完全来自于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凭着其垄断地位抬高资源价格或者对手机双向高额收费等，然后把利润送给了外国人。

中石化2005年实现净利润395.58亿元，另外还获得中央财政补贴100亿元，而8亿农民2005年获得的粮食直补也才132亿元。

据《南方周末》报道，中国的粮食连年丰收，产量达9800亿斤以上，为什么还出现粮食短缺、粮油价格上涨的现象呢?原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储粮 ”)每年要收购全国小麦商品总量的60%以控制麦源，按兵不动，采取“市场饥饿法”，把小麦市场“托”起来，继而在收购价的基础上加价“顺价销售”。中储粮每收购1斤粮食，政府给予2.5分钱的补贴;每存储1斤粮食，政府给予4分钱的补贴。按亩产800斤小麦计算，一亩地政府给出的补贴为52元，其中农民实际得到了每斤2分钱、每亩16元的补贴，其余36元补贴给了中储粮。消费者每多支出1元的粮油成本，农民得到的好处不足0.15元，而中储粮等特权企业赚去了0.85元以上。

据钟伟等人的《中国金融总体风险评估报告》：2002年，中国工商银行的资产利润率为0.13%，农业银行为0.01%，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为 0.14%，而花旗银行为1.5%，汇丰银行为1.77%。中国国有银行的利润率不及发达国家大银行的1/10~1/100。2002年，中国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25.37%，如果使用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法”，不良贷款率估计在35~40%。这还是在1998年财政向四大国有银行注资2700亿元，1999年通过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4万亿不良资产，2003年向银行注资450亿美元之后。2000年，世界前20家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 3.27%，花旗银行2.7%，汇丰银行3%，亚洲金融危机前东南亚国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也在6%以内，也就是说，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发达国家大银行的10倍以上。

另据《法制日报》2006年11月30日报道，目前中国各银行仅车贷呆坏账就达1000多亿，有的骗贷者从银行骗取汽车消费贷款29笔，共计2000余万元，大多数都是内外勾结作案。29次骗贷竟然成功，并不能以银行内控制度不严密来解释，只能说明国有、官本位体制的丑陋本性。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裁刘金宝，在担任上海分行行长时，一年的交际费就达1个亿，其车队由10辆奔驰车组成，经他批出的贷款坏账高达960多亿元。

另据报道：美国上市公司每年派发红利大大超过从股市中的融资额，而中国上市公司大多不派发红利，上市公司的利润率仅为发达国家的1/10--1/100。由于中国股市是为帮助国有企业脱困而建立的，十几年来，上千家国有企业得救了，但数千万股民90%多赔得血本无归，损失数万亿元。美国安然公司丑闻曝光后，在特定时期购进安然股票者可获得总额近40亿美元的赔偿，可是中国至今不允许股民集体诉讼、消费者集体诉讼、环境受害者集体诉讼。

特权垄断也使得中国沦为世界的打工崽。由于国有大银行不屑于为小企业服务，不给小企业贷款，而能够为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银行、私人银行又不允许存在，加上小企业没有技术创新能力，没有自主知识产权，企业税赋之重居世界第二，企业的利润率微薄，没有资金投入到研发之中，因此，中国只能成为世界廉价的加工业基地，小企业无法发展壮大。据报道：美国拥有中小银行7000余家，欧盟也有社区银行等8000余家，而中国的金融业被特权势力所垄断。所以，中国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垄断国企进入了世界500强，使得国民福利受损，另一方面是漫山遍野的小企业，整个珠江三角洲上百万个企业的产值之和也仅相当于一个跨国大公司的产值。

特权垄断还造成了新农村建设的失败。农民应当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但目前由于金融垄断，农村处于金融真空的状态，国有大银行不愿意也不可能为农民贷款，农村的土地、宅基地由于是集体所有，不能够抵押，承包的土地也不能改变用途，所以，农民已经没有了创业的可能。新农村建设只能沦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台湾有农会，农会有信用部，信用部可以给农民贷款;美国有信用合作社11500家，可是中国目前有谁给农民贷款?农村合作信用社也产权不清，坏账率达56%，而且一直为地方政府所控制。农民已经无法在农村创业，只能流落到城市，成为苦力和打工崽。

中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居世界第一位。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然而，这个数据还不能真实地反映出城乡之间实际收入的差距，如果把福利、补贴等因素考虑进去，一般估计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达到6倍左右。

世界银行根据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法得出结论：2007年，中国赤贫人口达1.35亿人，占人口比例10%;贫困人口4.3亿人，占人口比例约32% 。而且，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赤贫人口的收入不是提高了，反而是降低了，2003年的平均收入比2001年降低了2.5%。

2001年中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就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达到了0.459。按照以往每年递增0.1个百分点的速度测算，以及根据《中国经济周刊》、人民网的报道：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5的危险值;中国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收入最高的20%群体的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群体的收入之比)竟高达33倍(《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6月26日)，而发达国家仅8~9倍。

4、环境问题。

生态环境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底座，不可恢复的生态环境破坏等于是断了子孙后代的活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唯经济主义的指导思想，不惜破坏人民的生存基础和生态环境，以谋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提高。

2007年中国环境绿皮书指出：中国的生态环境“局部治理，总体恶化”。特别是大江南北，非旱即涝;长城内外，沙暴连连。现有森林系统之所以未能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效益和服务功能，正是因为质量最高的原始林被大量采伐并转化为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而天然次生林又屡遭破坏，大面积人工化和单一化，加之森林总体数量不足，分布不均，因此无法有效地遏制住全国生态环境持续恶化、自然灾害愈演愈烈的势头。

中国正在为环境污染付出沉重的代价。世界银行2001年发展报告中列举的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16个。中国许多大城市肺癌标化死亡人数增加了8~10倍。据研究，空气污染使得慢性呼吸道疾病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疾病，其造成的污染和经济成本约占中国GDP的3%~8%，相当于广东和上海 GDP的总和。另一个数据是，到2020年，中国仅为燃煤污染导致的疾病就将付出3900亿美元。

2005年1月，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在瑞士达沃斯正式对外发布。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以38.6 分名列第133位，即倒数第14位。在2002年第一次发布该指数时，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第129位，即倒数第13位。

根据2005年3月4日发布的《中国环境危机》报告：目前火电厂是排放大气污染物的大户，占到了全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的一半以上，而我国每年因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千亿元;全国采煤沉陷区面积已达40万公顷，造成大量土地破坏和移民搬迁;全国1500多座煤矸石山，累计堆存30多亿吨，占地超过15万亩;全国74家重点钢铁企业，有18家建在直辖市或省会城市，34家建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

中国还是粗放式的生产方式，我们每增加1元的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的4倍，日本的6倍。我国生产一吨钢耗水是国际先进水平的10-40倍，开采一吨原油耗水是国际的6-26倍，生产一吨纸耗水是国际的3-10倍;企业的高消耗、落后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高污染。我国钢铁每年多耗煤6000万吨，多产生90万顿SO2，60万吨烟尘;火力发电，每年多消耗5000万吨标准煤，多产生140万吨SO2，1500万吨烟尘。

我国城市缺水的状况日趋严重，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质量有较大的下降，大面积的水污染已对城乡居民生活饮用水源构成严重的威胁。据我国七大水系重点评价河段统计，符合《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

一、二类的仅占32.2%;78%的城市河段不宜作引用水源;5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水污染加剧了水的供需矛盾，使经济受到巨大的损失，直接威胁到人民的健康与生命安全。一份报告表明，全国532条主要河流中，有436条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大江河流经的15个主要城市河段中，有13个河段水质严重污染。

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目前已有62.3%的城市SO2年平均浓度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由于SO2等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持续增加，我国酸雨呈现逐年加重的趋势，目前已覆盖了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范围。由于过度使用地力、超载过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研究表明，我国每年流失土壤超过50亿吨，相当于全国耕地每年刮掉1厘米厚的土层。80年代以后，沙漠化土地每年增加3400平方公里，相当于每年失去一个中等大的县。

四、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与教训。

作家狄更斯曾经这样描写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这是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个令人绝望的春天，这是个充满希望的春天，我们前面什么也没有，我们前面什么都有。” 狄更斯的哲言也正可以用来描写改革开放中的中国。

从好的方面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有上层的决心、全民的支持，也因为遵循了解放思想、循序渐进、先试点后推广的路线与策略，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保持了长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给社会带来了无限的活力、多元的文化、初创的法治;给人民带来了言论自由、迁徙自由、以及初步的信仰自由;如今，宪政民主、权力分立制衡、独立监督、新闻自由、公民社会、民众问责、行政公开、阳光财产、民生财政、人权及公民权利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这就是我为什么主张设立改革开放纪念碑的原因。

从坏的方面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战略，没有理论，没有精心设计，没有失误矫正机制，除了经济之外也不主动学习发达国家的其他东西，所谓“不争论”、“ 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放任制度化的特权、腐败与道德堕落;尽管也反腐败，也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但都是治标不治本，鲜有从制度出发解决问题的，有关方面也从来没有提出过反特权。

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此复杂，好坏杂陈，良莠不齐，以至于我主张建立中国的“改革开放学”——区分好的改革开放、坏的改革开放，探索现实中的改革开放;分析改革开放的动力、阶段、步骤、条件、后果、困境、民意基础、合法性来源;探讨各个领域改革的得失、失误的原因，以及如何进一步地改革开放;总结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成败与前苏联东欧历史上的改革教训;检讨影响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心理因素;研究改革开放带来的进步、出现的问题、改革开放的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