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深层根源

经济危机的深层根源（共8篇）

篇1：经济危机的深层根源

论文关键词：幽默 文化背景 思维方式 人际关系

论文摘 要：在跨文化交际中，幽默具有其独特的地位，体现各民族文化中深层的内涵。本文从幽默角度出发旨在探讨造成跨文化交际中语言差异的深层文化根源。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东西方交流的更加频繁，人们越来越体会到跨文化交际中不可逾越的文化差异。而幽默存在于各不同文化之中，体现其文化的深层意义，在跨文化交际中幽默占有重要的地位，造成跨文化交际中差异产生的深层文化根源包括：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人际关系。

1、不同的文化背景

当人们考虑民族背景，其中包括许多方面：地理环境、历史、宗教和其他一些因素。事实上，“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造就不同文化以及不同的民族特性”。黄河流域位于中国的中央地带，是典型的温带气候，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摇篮。在这一地区古代中国以农业为基础发展本国经济，并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中国农民几代甚至十几代人生活在土地上，除了在战争和饥荒时，很少流动。这种农耕生活和对农业依赖造成了内向的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抑制，谦逊和忍耐。由于内向和自我抑制，几千年来，大多数中国人不愿互相笑话。由于谦逊和忍耐，在林语堂看来特别是“宽容”，中国人的幽默往往以宽容的观点看待恶行和邪恶，而不是谴责、嘲笑他们。

相反地，与中国的地理环境不同，西方文化的根源希腊文化建立在海洋之上。长期在海上冒险让西方人比中国人具有更多的探索、进取、开放和积极的态度，这使得英语中的幽默更多地关注性与侵略。

2、不同的思维方式

人们普遍承认，不同的民族和文化拥有不同的思维模式，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或思维过程。因此，理解和欣赏的东西方之间的思维模式的差异对跨文化交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有效手段。西方人是线性思维，相对的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乃至一些亚洲国家的人民，他们是回旋式的思维模式。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的发展受其所持的世界观的极大地影响。在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统一性”，这意味着人们崇拜自然和服从自然规律的手段，根据蚀变安排他们的生产和休闲、白天和黑夜以及春，夏，秋，冬循环的过程。从春秋时期孔子的“天何言哉”到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人与自然之间的统一性的思想触动人们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公共事务和私人情绪。它塑造的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倾向于寻求整体的一体化和重点的含糊。由于东方典型的思维模式，汉语的幽默，特别是关于“意境”。 这种“意境”存在于中国的传统美学中，在英语中我们无法找到与其相对应的内容。在好的文学或艺术作品中有三个关于意境的关键要素：新颖和巧妙的情节，生动描绘的情节和富于意义。意境也存在于中国人的幽默，尤其是在诗和打油诗中。

与东方完全不同的是，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分离”。 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西方哲学家往往看到对立的世界，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好与坏，等等。同时，他们的宗教信仰所倡导的“原罪”的自我意识促使西方人不断努力征服自然，以及改善自我。基于这种类型的世界观，西方人发展自己的思维方式：他们关心对立性和正确性，并以逻辑和分析方法整理生活中的事物。这种典型的西方思维模式对英语幽默具有巨大影响。此外，在西方普遍流行的对幽默最有趣和最具争议性的解释是精神分析理论。从“精神分析”的字形上看很容易弄清楚理论的来源与其关注的内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幽默实质上是掩盖能使我们迫切渴望得到满足感的侵略”。

3、不同的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包括文化、社会、心理、地域和空间的变化，是影响中国和西方幽默的第四重要的因素。事实上，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哲学信仰的支撑影响着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人际关系取向。儒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仁和礼，自然的相互补充，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 仁是生活的目标，而礼是社会生活中可接受的规范和方法。仁由中国汉字“人”和“二”组成，意味着人应该给别人温暖和仁慈并尊重自己，暗示其集体方向的关系取向。建立于家庭生活，分享经验和友谊，人际关系是指一个共同的互惠和转让的义务约束在一起的网络。这是中国生活的重要内容。自从中国进入封建社会每一阶级有其明确的“五伦”。这些关系是君臣之间，父母与孩子，丈夫与妻子，年长与年幼的兄弟姐妹，老人与青年。在中国社会阶层中，这些关系是不对称的，它要求谦卑者服从那些有更高职位的人。

不像中国的人际关系，在西方的价值观和理念中没有仁和礼，也不常用到关系。所以西方人高度重视的是个人主义，强调“我”而不是“我们”。个人身份、个人权利和个性化需求高于“我们”的身份或团队的利益。个人主义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平等和自由的高度重视。事实上，人们可以追溯到1776年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正式地保证每一个成员在社会上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这些取向的影响，使西方的“工具型”人际关系不同于中国的“情感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在工具型关系中，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视为一种为达到一定的目标的手段或工具。他们的关系类似于店员和顾客，医生和病人等。工具型关系存在于大量的英语玩笑中，玩笑的对象可以是医生，律师，警察等。此外，由于相等或横向的社会结构，身份地位系统的缺乏，英语幽默中玩笑各方的关系是休闲和非正式的，这样玩笑的对象可以从总统，总理，名人，到工人，农民和乞丐。

结语：

以上仅从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人际关系角度分析跨文化差异产生的根源。当今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差异现象日益突出，所以对跨文化差异的深层研究也将成为语言学中更重要的课题，会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

参考文献：

[1]、胡范铸，幽默语言学[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

[2]、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3]、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4]、吕光旦，英语幽默--理解与欣赏[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0.

[5]、毛荣贵，英语幽默语言赏析[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3.

篇2：经济危机的深层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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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幽默 文化背景 思维方式 人际关系

论文摘 要：在跨文化交际中，幽默具有其独特的地位，体现各民族文化中深层的内涵。本文从幽默角度出发旨在探讨造成跨文化交际中语言差异的深层文化根源。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东西方交流的更加频繁，人们越来越体会到跨文化交际中不可逾越的文化差异。而幽默存在于各不同文化之中，体现其文化的深层意义，在跨文化交际中幽默占有重要的地位，造成跨文化交际中差异产生的深层文化根源包括：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人际关系。

1、不同的文化背景

当人们考虑民族背景，其中包括许多方面：地理环境、历史、宗教和其他一些因素。事实上，“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造就不同文化以及不同的民族特性”。黄河流域位于中国的中央地带，是典型的温带气候，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摇篮。在这一地区古代中国以农业为基础发展本国经济，并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中国农民几代甚至十几代人生活在土地上，除了在战争和饥荒时，很少流动。这种农耕生活和对农业依赖造成了内向的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抑制，谦逊和忍耐。由于内向和自我抑制，几千年来，大多数中国人不愿互相笑话。由于谦逊和忍耐，在林语堂看来特别是“宽容”，中国人的幽默往往以宽容的观点看待恶行和邪恶，而不是谴责、嘲笑他们。

相反地，与中国的地理环境不同，西方文化的根源希腊文化建立在海洋之上。长期在海上冒险让西方人比中国人具有更多的探索、进取、开放和积极的态度，这使得英语中的幽默更多地关注性与侵略。

2、不同的思维方式

人们普遍承认，不同的民族和文化拥有不同的思维模式，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或思维过程。因此，理解和欣赏的东西方之间的思维模式的差异对跨文化交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有效手段。西方人是线性思维，相对的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乃至一些亚洲国家的人民，他们是回旋式的思维模式。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的发展受其所持的世界观的极大地影响。在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统一性”，这意味着人们崇拜自然和服从自然规律的手段，根据蚀变安排他们的生产和休闲、白天和黑夜以及春，夏，秋，冬循环的过程。从春秋时期孔子的“天何言哉”到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人与自然之间的统一性的思想触动人们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公共事务和私人情绪。它塑造的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倾向于寻求整体的一体化和重点的含糊。由于东方典型的思维模式，汉语的幽默，特别是关于“意境”。 这种“意境”存在于中国的传统美学中，在英语中我们无法找到与其相对应的内容。在好的文学或艺术作品中有三个关于意境的关键要素：新颖和巧妙的情节，生动描绘的情节和富于意义。意境也存在于中国人的幽默，尤其是在诗和打油诗中。

与东方完全不同的是，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分离”。 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西方哲学家往往看到对立的世界，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好与坏，等等。同时，他们的宗教信仰所倡导的“原罪”的自我意识促使西方人不断努力征服自然，以及改善自我。基于这种类型的世界观，西方人发展自己的思维方式：他们关心对立性和正确性，并以逻辑和分析方法整理生活中的事物。这种典型的西方思维模式对英语幽默具有巨大影响。此外，在西方普遍流行的对幽默最有趣和最具争议性的解释是精神分析理论。从“精神分析”的字形上看很容易弄清楚理论的来源与其关注的内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幽默实质上是掩盖能使我们迫切渴望得到满足感的侵略”。

3、不同的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包括文化、社会、心理、地域和空间的变化，是影响中国和西方幽默的第四重要的因素。事实上，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哲学信仰的支撑影响着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人际关系取向。儒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仁和礼，自然的相互补充，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 仁是生活的目标，而礼是社会生活中可接受的规范和方法。仁由中国汉字“人”和“二”组成，意味着人应该给别人温暖和仁慈并尊重自己，暗示其集体方向的关系取向。建立于家庭生活，分享经验和友谊，人际关系是指一个共同的互惠和转让的义务约束在一起的网络。这是中国生活的重要内容。自从中国进入封建社会每一阶级有其明确的“五伦”。这些关系是君臣之间，父母与孩子，丈夫与妻子，年长与年幼的兄弟姐妹，老人与青年。在中国社会阶层中，这些关系是不对称的，它要求谦卑者服从那些有更高职位的人。

不像中国的人际关系，在西方的价值观和理念中没有仁和礼，也不常用到关系。所以西方人高度重视的是个人主义，强调“我”而不是“我们”。个人身份、个人权利和个性化需求高于“我们”的身份或团队的利益。个人主义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平等和自由的高度重视。事实上，人们可以追溯到1776年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正式地保证每一个成员在社会上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这些取向的影响，使西方的“工具型”人际关系不同于中国的“情感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在工具型关系中，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视为一种为达到一定的目标的手段或工具。他们的关系类似于店员和顾客，医生和病人等。工具型关系存在于大量的英语玩笑中，玩笑的对象可以是医生，律师，警察等。此外，由于相等或横向的社会结构，身份地位系统的缺乏，英语幽默中玩笑各方的关系是休闲和非正式的，这样玩笑的对象可以从总统，总理，名人，到工人，农民和乞丐。

结语：

篇3：经济危机的深层根源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 直接导致了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经济衰退, 并引发了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由于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 我国仍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经济没有明显衰退的迹象, 成为全球的一个亮点。在这种情况下, 许多西方国家将矛头指向了我国, 并频频制造一些贸易摩擦。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 截止到2009年末, 包括美国在内的19个国家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救济的调查, 数量高达103起, 其中包括反倾销67起, 保障措施16起、反补贴13起和特保7起。平均不到三天就有一起针对我国的贸易救济调查。作者通过对详细数据进行分析, 归纳出我国当前面临的贸易摩擦的特点:

1. 美国制造对华贸易摩擦的手段以“双反”调查为主。

近几年来, 我国遭受的所有双反调查中, 美国占了60%, 截止到2009年末, 美国已经对中国发起了双反调查17起, 并且几乎所有的裁决结果都对中国企业非常不利。

2. 欧盟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也逐渐增多。

2007年欧盟对中国的七种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 到2008年末, 欧盟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迅速增至了138起, 同样绝大部分裁决结果认为中国实施了产品的倾销, 同样对中国企业非常不利。

3. 西方国家对我国产品实施反倾销调查复审率逐渐增加。

从中国木制卧室家具来说, 从美国2003年发起反倾销调查起, 到2010年已经做了8次的反倾销复审, 意图也非常明确, 在没有明显证据的情况下, 通过复审来拖延时间。另外, 欧盟也是一而再再二三的对我国的部分产品重复的进行审查, 包括有塑料袋、钼铁等等。

4. 反规避救济日渐增多。

美国自2005年起对华已实施了6起反规避诉讼, 而且都裁定对华征收反规避税。并且欧盟也在最近几年间对华启动了数十起反规避调查, 占其启动的所有调查中的50%以上。

5. 西方国家增加施行保障措施的产品。

美国在2007年到2009年期间, 启动了数十起针对中国产品的“特保”调查, 其中不乏中国对美出口量较大的钢材和纺织品, 以及轮胎等。尤其是2009年对轮胎实施的“特保”调查, 金额达到了17亿美元之巨, 创下了美国对华特保案件金额的纪录。

7. 市场经济的待遇问题。

欧盟反倾销法的重要内容就是非市场经济待遇, 这也是我国企业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欧盟一直没有间断过对我国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的质疑, 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 情况更为严重, 成为其对华采取措施的一种工具。

二、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现状的根本原因

仔细分析当前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现状, 可以发现这并不是纯粹的贸易摩擦, 而是有着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原因, 对此, 作者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找出了其中的原因:

1.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是首要原因。

世界上大多数的国际贸易摩擦是源于贸易保护主义。西方经济学家李斯特提出了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 他认为此种贸易保护的对象是在国内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的产业, 目的是为了促进国内产业的健全和不受牵制, 采取的手段主要是禁止进口相关产品或者征收高额关税等。到1930年左右, 超贸易保护主义出现, 主要保护那些正在走向衰退的垄断行业, 采用的保护手法也趋于多样化。

而我国目前所遭受到的贸易保护主义与之前的贸易保护主义情形不同, 它不仅仅是保护国内衰退垄断行业, 只要是份额占比比较大的行业, 都一律采取保护。尤其是这次金融危机以来, 发达国家借口我国产品进行倾销或者是对其国家经济有安全威胁等为借口, 实施保护措施。主要包括有反倾销、保障措施、反补贴等等。而这些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才是引发我国与西方国家贸易争端的首要原因。

2. 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对于西方国家来说, 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 迟迟不肯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并以此为借口制造贸易摩擦。这表现在:1) 我国在加入WTO时, 曾经做出过承诺, 其它成员国可以在15年内将我国仍然视为非市场经济的国家, 到现在为止, 发达国家仍可以使用这个借口来对我国产品采取替代国等歧视手段, 这就意味着我国的产品一旦达到一定份额, 西方国家将有可能通过这种手段来限制我国产品的竞争。2) 我国的经济结构仍然比较单一和落后, 出口的产品都是些玩具、中低档服装等等, 这些产品的大规模出口, 对发达国家造成了制造业上的冲击, 引发了发达国家非常头痛的失业问题。最终, 在西方国家遇到困难之时, 通过对我国产品的反倾销实现了注意力的转移, 化解了其国内矛盾。因此, 这方面的贸易摩擦其实只是西方国家限制我国发展、缓解国内矛盾的一种手段而已, 但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 失业问题就不可避免, 这样造成了这个问题难以解决的现状。

3. 中国经济的崛起是真正原因。

我国开始改革开放后, 中国的GDP就实现了年均增长接近10%的高速度, 这在世界经济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被严重削弱, 而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四国则继续保持了经济的强劲增长, 在世界经济环境中独树一帜。这种形式在政治上表现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政治地位的相对下降, 世界经济逐渐向多元化发展。但是在向多元化发展的过程中, 由于威胁到西方国家的地位, 需要打破现在的政治和经济格局, 重新分配资源。这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他们必定会采取各种压制措施, 防止中国等新兴国家地位的提升。这表现在国际贸易上, 就是西方国家通过反倾销、征收高额税收等手段来不断制造贸易摩擦, 企图阻碍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崛起。

为了配合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策, 西方宣传媒体也趁机做“中国威胁论”的文章, 企图通过这种手段来赢得西方国家内部群众和各政党的支持, 导致我国面临的贸易环境越来越严峻。

三、对我国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建议

通过上文的分析, 找到了我国面临严峻国际贸易形势的真正原因, 针对这些原因, 提出如下的建议, 希望能够为我国应对国际贸易摩擦提供一些参考:

1. 加快寻找贸易合作伙伴, 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当中。

1990年代以后, 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一种趋势, 也是多边贸易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并且通过区域贸易协定的手段, 各国开始加速寻找贸易伙伴。区域贸易协定对区域内国家的贸易限定和贸易救济有很高的标准, 这导致区域内国家会把矛盾共同指向区域外的国家。在全球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加速进行之时, 中国积极建立自己在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伙伴, 可以避开很多贸易摩擦问题。不但可以联合对外, 形成强大的经济联盟, 也可以在内部有一个良好的协商渠道, 解决区域内部的贸易摩擦问题。

2. 加快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的步伐。

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初期, 一般都是依靠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优势来参与国际分工的, 这样的结果就是我国的产业结构比较低下, 大量的低级产品的制造需要通过出口到其他国家才能消化。这在过去为拉动我国经济、增加外汇储备做过非常重要的贡献。然而, 当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 这种经济模式的局限性也就凸显出来, 并且越来越不适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通过产业结构升级, 将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转为内外需并重的原则, 通过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 来夸大国内的有效需求。通过这种手段, 将我国基于低价格出口初级产品的模式改为基于核心竞争力的外贸优势, 是保持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出路, 也可以让西方国家没有太多的“把柄”可抓, 为改变我国的国际贸易环境做出贡献。

3. 积极应对技术性的贸易壁垒, 发展国家技术标准化的战略。

通过技术性贸易的措施来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和国际竞争是战略手段, 是建立我国的技术性贸易体系的核心。首先, 政府要加大力度进行技术标准的制定, 并不断的修改和完善, 达到国际化的先进水平;其次, 要协调管理好技术标准化的统一工作, 设立权威的机构来统一部署和管理各行业、产品的标准化工作;再次, 要积极完善我国的产品认证制定, 并与国外的权威机构能够互相承认, 积极参与到国际认证当中;最后, 积极承担WTO等组织的秘书处工作, 在国际标准的制定中能够发表有分量的意见, 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这个平台来为国家的标准化战略做出贡献, 增强我国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张时.我国国际贸易摩擦的特点、原因及对策分析[J].中国商界, 2009, (07) .

[2]黄晓凤.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策略[J].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9, (06) .

篇4：经济危机的深层根源

先看我们的市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随着政府调控政策的持续，一二三线城市市场开始分化，一线城市继续呈现攀升态势，部分二三线城市开始量价失控，不断下跌，甚至出现空城的现象（个别城市）。也就是市场所谓的“一线城市感冒，三线城市吃药”。中央政府出台政策，而地方政府屡屡碰触调控的底线，地方政府的“松绑”几次被喊停。房地产企业也出现分化，标杆房企等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很多中小微房企消失，很多房子被空置，无人问津，价格持续下降；又有一些房子被众人追捧，房价飙升，但是还是买不到。种种乱象，透露着不和谐，不和谐的背后原因也就是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根源，即“四重错配”。所谓“四重错配”即：政策错配、区域错配、市场错配、企业错配。

第一重错配是政策错配，主要是指当前中央调控政策的“一刀切”问题。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区域经济发展差别很大。我国的房地产政策属于中央主导的调控，地方政府则成了执行部门。由于历史原因，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度不断升高，土地成了地方政府不可或缺的财政资金来源。由于城市之间的房地产市场成熟度不同，调控政策所产生的“边际效应”差别很大。同一个政策在一线城市产生的效果可能仅仅是只能控制房价上涨速度，但是由于购买力的支撑，上涨的趋势逆转不了。同样的政策在二三线城市可能会产生较大作用，房价逆转趋势。从房地产市场表现到土地市场的传导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就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不断博弈的根源。去年杭州政府向浙江政府申请专项资金就是很好的例子。

政策的错配从更深层面来看，还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产业政策所带来的中西部发展不平衡，造成了大量人口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西部人口稀少，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房地产业发展缓慢。从政策、经济、人口、房地产的市场传导进入恶性循环，造成了不同城市对于房子的需求差别较大。尽管我国不断提出工业反哺农业，东部带动西部发展的战略，但是实际的效果不明显。2.政策带来的收入分配问题。当前我国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今年9月份北京师范大学国民核算研究院发布《国民核算研究报告》指出，目前我国高收入群体大约1亿人，拥有银行存款35万亿元，每年新增的商品房销售额只有6万亿元左右。一方面，12亿中低收入家庭买不起房子，另一方面，1亿富裕家庭能够买多套房子，并且还有大量房子被空置。

第二重错配是区域错配，主要是由于自然地理因素、经济基础差距、政策因素、资金以及人力资源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的背景下，国家优先发展中小城市的战略与资源配置不足、以及配置不当造成的两个错配。1.由于资源配置不足，造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缓慢，收入低，就业情况难，造成了中小城市年轻人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这部分人口主要是关注就业跟收入问题，年轻人口的转移，造成了对于房地产支撑力是极大的削弱。我国当前限购政策下，年轻人口的刚需是主要需求。2.由于资源配置不当造成了人口转移，使得房地产市场购买力支撑不够。最明显的一个例证就是近年来我国出现了“逆城市化”的现象。这部分人大部分是属于较富裕的人群，他们追求的是清新的空气，青山绿水、优美的环境，追求的是一种健康的、宜居的生活环境。而当前我国工业化过程中造成部分区域工业化发展过度，成了煤炭城市、石油城市。工业化过程中带来的是环境的破坏，空气的污染，城市交通的拥堵等等，这对于追求高品质生活质量的人群来讲，是极大的硬伤。他们会避而远之，当地的房地产市场也就失去了这部分人群的支撑。

第三重错配是企业错配，主要是指由于行业发展不规范，相应政策不完善，造成不同类型房企在竞争过程中由于品牌或者资金地位悬殊而退出市场。企业的错配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房地产市场集中度的不断提高。今年3月份中国房地产研究会、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发布《2013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500强测评研究报告》指出，2012年10强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总金额达到7973.66亿元，占500强销售总金额的32%，占比较2011年提升4个百分点；销售面积总计8339.3万平方米，占500强总销售面积的36%，占比较上年大幅提升7个百分点。市场占有率方面，10强、20强、50强、100强房地产企业市场占有率在2012年分别提升至12.37%、17.12%、29.34%和35.17%，均创下近年来的最高点。本轮调控以来，由于中小房企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至今有数千家已经在市场中消失，同时还有不少企业在转让土地和项目。如此的发展，最终将会导致几家独大的局面，造成垄断寡头的局面的出现。如果行业集中度过高的话，房地产价格的话语权就在几家大型房企中间，对于调控房价极为不利。

企业的错配还体现在以下两点，1.由于企业规模的不断增加，大型房企都在搞多元化的发展。专业的商业地产公司开始进军住宅项目；而传统的住宅开发商也布局商业地产。这样必然会造成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的混乱，影响企业的专业化程度。2.由于大型房企资金实力较强，在拿地过程中也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力。很多企业往往一次可以拿到上千亩甚至上万亩的开发土地，而由于开发进度跟进不利，势必造成土地资源的闲置浪费。同时，也打击了中小房企的发展，造成土地资源的错误配置。

第四重错配是项目的错配。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认为，中国住房发展的最大问题并非是供需缺口，而是住房资源的不平衡。以上海为例，截止到9月27日，住宅存量面积为955.13万平米，其中661.34位于外郊环区域，占比达到69.24%；住宅存量套数为59490套，位于外郊环区域的有42253套，占比为71%。而市场购房的调查显示50%以上的购房者只会考虑外环以及以内的区域。这样就造成了供需结构的失衡。这样的现象在全国其他城市也普遍存在。同时还存在着住宅和商业配比的失衡问题。生活区域和社区配套方面的失衡问题，如果此类问题不解决，直接造成购房者购房意愿的下降，更严重一点的话，还会造成空城、空区、空项目的现象。不仅造成资源配置的浪费，也影响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对于一个城市来讲，这一点更为重要。

综上，可以看到“四重错配”是房地产市场的问题，也是调控房地产失效的原因。我们在调控的过程中往往注重短期内的效果，而忽略了从根本问题入手来建立长期有效的调控机制。对于一个健康的房地产市场来讲，政策、区域、企业、项目必须协调发展。如果过于偏重某一方面，忽视其他方面，市场的错配问题只会越积累越重，加大市场风险。随着新一届政府提出的长效调控机制未来有效与否的判断标准，我们认为主要看该机制能否有效的解决上述的“四重错配”。只有处理好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市场才能回归内生式增长，长期健康发展。

篇5：拉美经济危机的根源

拉美地区可说是深受新自由主义之害的重灾区。20世纪80年代，拉美地区普遍爆发了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此时，新自由主义乘虚而入。1985年美国以解决拉美债务危机为由，提出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贝克计划”。该计划要求，拉美国家必须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现价格自由化等。到90年代初，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更利用贷款的附加条件，强制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即推销“华盛顿共识”。拉美地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拉美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有人称之为拉美大陆的一次“经济政变”。这场变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如有的国家实现了从封闭的进口替代模式转向外向发展模式，恶性通货膨胀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总的来看，“改革”动作大、发展成效小。不仅如此，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还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如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更为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十分严重；民族企业陷入困境；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协调发展被严重忽视；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濒发，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等。

从分析中不难看出，拉美国家在改革前和改革初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还是相对稳定的，但伴随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情况明显恶化。据了解，GDP曾居于世界第九的阿根廷已经沦为该地区贫穷国家。当然，学术界对此问题争论较大：有的认为，阿根廷危机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有的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促成了阿根廷危机，但不是唯一的根源。

但如果他们不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就不可能导致危机。推行新自由主义，使阿根廷实施了大刀阔斧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这便使外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以致在经济危机中由于找不到可作抵押的国有资产而难以向国外金融机构贷款，从而使大批民族企业倒闭，有些城市的失业率高达15 20%。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

2009-6-29 22:35:42访问量：20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拉丁美洲曾经历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在将近30年的时间中，拉美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从而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地区。1982年，在经受了债务危机的冲击之后，拉美经济发展

陷入低谷。此后，拉美国家在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等方面进行了较大的改革，试图找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在长达20多年的改革进程中，拉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了较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也加大了拉美各国之间的差异。

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不会自动改善收入分配，如果政府没有相应的收入分配措施加以调控，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的趋势会随经济增长的加速迅速扩大，从而加剧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

拉丁美洲曾经历过长达数百年的殖民统治，其后果之一是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拉美国家开始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这些国家摆脱贫困的首要目标，因此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拉美国家受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理论的影响，对收入分配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偏差。该理论认为，经济高速增长会使富人数量大量增加，其投资和消费也必然会相应增加，从而通过对经济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带动就业增加，其结果自然会使财富逐级流向社会其他阶层，进而提高全社会国民的收入，最终使收入分配状况得到改善。因而在1950—1980年的经济高增长期内，许多拉美国家政府没有明确的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但最终事与愿违，理论家们预先想象的前景并没有出现，相反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财富大量向富人集聚，拉美历史上形成的收入分配不公现象进一步加剧。上世纪70年代，在拉美经济增长达到顶峰时期，一些拉美国家反映收入分配不公的基尼系数也同时创下了纪录，在巴西该指标高达0.66，在哥伦比亚和秘鲁分别达到0.61和0.60。巴西10%的最富裕家庭占有收入的60%，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之间的差距高达43倍。两极分化的直接后果便是穷人队伍迅速扩大。尽管在经济高增长期，政府利用财政优势采取相应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的社会矛盾，但是，当上世纪80年代拉美经济失去增长的活力之后，政府丧失了财政优势而不得不削弱社会开支，贫困问题日益突出，财富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拉美国家的社会形势始终处于相对紧张的局面，在一些国家甚至爆发社会**。

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直接危及到拉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时至今日，由于垄断财富的利益集团的势力不断强大，政府改善收入分配的举措变得异常艰难。目前，拉美不少国家都面临着收入分配严重不公、政府对此难有作为的尴尬局面，占人口40.6%的2.13亿人口（2005年）不得不在贫困线下挣扎。

二、经济高速增长造成的区域发展严重失衡和城市化无序地、急剧地恶

性扩张，使得拉美中小城镇和农村被边缘化

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其城市的边缘地带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极其简陋的棚户区，从最靠近城市的山头开始，简陋的住宅一座紧挨一座地由山下往山上盖，布满一座山头后接着往下座山头蔓延，漫无边际地不断地往四周延伸。这类主要由城市贫民和外来移民组成的贫民区自成体系，成为城市犯罪的高发地区和游离于城市发展之外的边缘地带，不仅政府管理难以触及，就是非贫民区居民都难以进入。这在拉美许多国家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城市现象。

尽管拉美国家政府花费巨资向这些贫民区提供最低社会保障，但仍难以改变它们被边缘化的趋势，城市贫民区继续不断扩大。其主要原因是，拉美国家在依靠进口替代工业化拉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工业发展主要集中在少数中心城市，国家将大量投资集中在这些城市及其工业部门，使它们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心极，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和农村移民，造成城市规模与经济增长的速度不成比例地膨胀。为此，政府不得不将更多的资金投向中心城市的基本建设，结果却以牺牲其他地区和广大农村的发展为代价，造成这些地区不断地被边缘化，从而进一步加速了这些地区的人口向中心城市转移，其速度甚至超过了城市发展的实际可承受力。

实际上，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就是在一些地区和农村被不断边缘化，少数城市不断地、无序地膨胀的恶性循环中得到推进，结果是城市化和边缘化结伴而行，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成为困扰拉美国家发展的难题。

三、无论任何形式的外资，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都有其两重性，因而在利用外资的同时，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其优势，尽可能地限制其不利的一面对此，拉美国家有着深刻的教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拉美国家曾经不切实际地走举债发展的道路，结果陷入债务危机之中，至今经济发展仍受巨额外债的束缚。出于保护本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需要，在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拉美国家限制外国直接投资涉足国内许多工业部门，主要依靠对外举债解决资金短缺的矛盾，采取了用外债促增长、用增长还外债的战略。从1970年起，在很短的时间内，拉美外债急剧膨胀，并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1970年，拉美外债总额为161.25亿美元，1975年增加到440.5亿美元，1980年猛增到2303.58亿美元，债务负担远远超过了国民经济的实际承受能力，从而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之中。此时，外债不但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反而成为经济增长的负担，最终当资金链条断裂之后，它在1982年将所有拉美国家拖入了债务危机之中，这时拉美外债总额业已高达3287亿美

元，拉美国家不得不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救济。此后，拉美经济经历了“失去的10年”，沉重的债务负担成为拉美经济增长的最大制约因素。目前，不仅许多拉美国家的经济政策不得不继续受制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且他们在巨大的债务压力下在经济政策的选择上也难有回旋余地。

除外债之外，对待外国投资同样应该限制和利用并举。1982年债务危机之后，拉美国家逐渐向外国资本开放本国市场，外部资金大规模地流向拉美。上世纪90年代，拉美外国直接投资由初期的110.66亿美元增加到770.47亿美元，这对拉美经济走出80年代“失去的10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拉美经济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和外资的流动性的加大，增加了拉美对外部门的脆弱性和经济增长跌宕起伏的波动性，90年代以来拉美经济增长态势同外部资金流量变化趋势密切相关。在90年代后半期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先后发生的金融危机中，外资流向的突然改变成为危机爆发的直接导火线。即便是外国直接投资，通过以利润转移的形式向外转移的资金的逐年增加对一国经济的潜在的不利影响同样不容忽视。

债务危机之后，自1999年以来拉美国家再次成为资金净流出地区，而且净流出资金的规模逐年增加，2004年达到了639亿美元，2005年进一步增加到675亿美元，其中外国直接投资的利润转移的增加是重要因素之一。以智利为例，向外国直接投资支付的利润占其出口比重由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9%增加到2004年的21%，远远高于同期外债还本付息占出口4%的比例。

四、完善的市场机制需要完善的政府监管和调控机制相配套，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市场不能取代政府的作用

上世纪80年代初发生的债务危机之后，拉美国家开始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结构性经济改革，国家对经济进行直接干预的模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过20多年的改革实践，拉美国家在经济改革的成效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在完善市场机制的同时，加强了政府的监管和调控职能的国家，其经济运行基本实现了良性循环；相反，在强化市场机制的同时，国家的监管和调控严重缺失的国家，其结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险象丛生，甚至陷于危机。

两类国家的经验教训在于，如果在经济改革中简单地追求大市场、小政府的目标，忽视政府职能的发挥，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就难以摆脱市场的冲击，尤其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转型过程中，政府作用的完全弱化难以缓解改革成本对社会冲击造成的严重后果，最终出现失控的局面。反之，如果在完善市场机制的过程中，政府有效地发挥其监管和调控的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改

革的社会成本，最终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拉美国家改革成功的案例表明，在完善和强化市场机制的同时，政府对经济监管和调控的能力，以及对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障的功能不能弱化。因此，在市场经济机制下，这些国家政府的管理职能不仅做了相应调整，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加强。

篇6：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和根源

14.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和根源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生产过剩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其根本特点并非与劳动者的实际需要相比的生产绝对过剩，而是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即与劳动者的货币购买力相比的相对过剩。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基本矛盾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佘贵生产无政府状态间的矛盾。一种是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当基本矛盾十分尖锐时就会引发经济危机。

篇7：园区经济发展的深层思考

思考之一：新理念认识

创新思维，更新观念是构筑园区平台、发展园区经济的力量源泉。有人说“打造园区经济是集中力量造势，搞政绩工程”，其实并不然。发展园区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园区经济实际上是一种产业集聚度较高的块状经济，它能够快速营造产业集聚和生产要素配置的新优势。发展园区经济起码有四点好处：一是有利于提高产业集聚度，发挥集聚效应，形成产业优势。往往产业集聚区内生产和销售的规模很大，在全国同类产品中占有较大份额。有统计数据反映，浙江有个“块状经济”的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以上。二是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形成企业集团，发展规摸经济。通常以“大而全”、“小而全”的方式存在于一个企业内部的生产环节，在园区大量分布于不同企业之间，每个企业只做一个部件，甚至一个部件某个环节，在高效专业分工基础上形成配套体系。分工深化大大降低了生产和交易成本，同时区域内的大量采购和销售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三是有利于实现道路、给排水、供电等基础设施和生产要素资源共享，降低企业投资成本，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四是有利于治理环境污染，提升城市功能和品位。因此，我们一定要凝心构筑园区平台，聚力发展园区经济，把发展园区经济作为重中之重来抓，视园区为传统产业调整的新阵地，招商引资的集聚地，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以园区的建设与发展带动和促进产业集聚，真正把园区做成现代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思考之二：高品位规划

科学规划，合理定位是构筑园区平台，发展园区经济的根本导向。园区建设是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高品位、高标准、高水平、高效率抓好园区规划。园区规划应力求做到“两个结合”，把握“三个环节”。“两个结合”即把园区规划与城市化功能提升结合起来；把园区产业规划与国际国内产业转移发展的趋势和培育产业特色给合起来。“三个环节”指的是“①准确定位。重点考虑产业定向，确定主导产业。尤其要注重特色园区建设，专业园区建设，在大型综合园区划分不同产业区块，使各类企业能更好地向园区集中。②划分功能。重点划分工业区、商贸区、农业开发区，完善各种功能，提升城市品位。③合理布局。选择交通区位优势明显的地块，进行成片开发，突破行政区划，扫除体制障碍进行重新布局，拆村建居，全新建设。总之，应把工业园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作为城市的一个主要功能区来建设。依靠工业园的发展活力和扩张力，带动城市的扩张和功能完善，带动一、三产业的发展，同时，通过城市化为园区发展提供配套服务和后续保障。

思考之三：企业化运作

加大投入，完善设施是构筑园区平台、发展园区经济的有效途径。园区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搞基础设施和拆迁安置农民。资金从何而来？成为制约园区发展的“瓶颈”。过去那种靠政府大包大揽的作法，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拖累政府，致使园区生命奄奄一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唯有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常州钟楼经济开发区采取“适度性负债、企业化管理、多元化投入、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将“九通一平”先行实施到位，同步推进绿地和景观建设，并按照国际惯例设立管委会，以精简效能的机构对园区企业实施公共事务管理。同时，成立开发投资建设总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作为投资主体，用企业行为全额融资，资金封闭运行，自求平衡，实行企业化运作。常州园区发展融资渠道主要有条：一是向金融部门贷款。钟楼开发区贷款亿元。二是推行股份制。东南开发投资亿元建设热电厂，的资金靠市供电公司等家单位股份投入。三是引入外资。泰日合作工业园是由泰国洛察纳工业园有限公司和日本住金物产株式会社共同投资设立的工业园。首期投资万美元，用于常州项目的基础设施建设，预计一年内完成首期平方公里建设，园区建成后各类企业总投资超过亿美元。四是吸纳民资。平整土地、道路设施、绿化景观等工程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分三年付款。五是政府支持。政府适当给予启动资金，并对园区内企业所产生的税收在一定期限内全额返还，用于园区还贷或滚动开发。由于园区实行企业化运作，给园区发展注入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竞争力。钟楼开发区××年月开工建设，短短的不到一年时间，已建成道路公里，建设农民安置房万平方米，拆迁户，完成资金投入亿元；现有余家企业落户园区，其中家企业竣工投产，当年实现财政收入万元。

思考之四：全方位扶持

政策扶持，领导重视是构筑园区平台发展园区经济的重要保证。为吸引企业入驻园区，常州市委、市政府除制定税收奖励政策外，还有条政策性措施值得借鉴：一是实行土地批租。企业使用土地一般分批征和批租二种，在常州多数企业则是以批租形式获得使用权。武进区横山桥镇企业只需先期交纳办证相关费用，就可获得土地使用证，不需付给农民出让金，而是在使用期间每亩每年向村集体缴纳元租金（有的叫利息或红利），这样，既可以降低企业投入成本，又可让村民长期得到实惠。二是提供政策支撑。常州各个园区大量鼓励、吸纳

民间资本、工商资本、外来资本入驻园区办企业，不论企业性质、种类，不管内资、外资，同等对待。凡入园企业全部实行带征税率，并予以扶持奖励。而园区外企业不享受此政策，并且在办理有关手续时给予限制。三是扶持重点项目。对重点项目政府适当给予资金扶持，用于项目基础设施建设。有一台商在慄阳戴埠镇投资万美元规划建设亩生态有机农园，市、镇两级政府出资万元，为其平整土地，修建项目区道路等。四是培植龙头企业。武进区委、政府对园区企业实行动态管理，每年选择家重点企业给予贷款贴息和资金奖励；每季度召开一次家成长企业负责人现场办公会，帮助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困难。

思考之五：多渠道安置

拆村建居，妥善安置是构筑园区平台、发展园区经济的基础条件。群众利益无小事。发展园区经济首先必须妥善安置农民，切实解决好农民的生存、生活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往往因为缺钱，成为令人头痛的问题。常州安置农民主要途径有：一是拆村建居。全面拆除园区内农民旧房，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价格、统一开发建设公寓楼，坚决杜绝农民零星建房。对农民旧房，评估论价，按标准补偿；对农民新住公寓，拆一还一，按定价补差。同时，在过渡期，按旧房面积给予农民租房费用。二是变农民为居民。慄阳市大胆改革户籍制度，取消农村户口和商品粮户口，实行统一的居民户口，变农民为居民，与居民同等对待，把农民纳入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范畴。三是变农民为工人。园区内企业招工安排当地农民占一定的比例，鼓励农民进厂当工人。同时，提供园区内道路保洁，绿化管理，物业管理等岗位，广泛吸纳当地农民就业。四是保障农民生活。东南经济开发区雕庄乡对已到退休年龄无工作的老人按月发给生活费，目前全乡有余人享受，每人每月元；对园区内人口发给粮食补贴，每人每年元；给全体农民买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其资金来源：土地租金。村集体土地被征用或批租收益，各村除给农民青苗补偿外，不直接分钱给农民，全部用于全村福利事业。税收分成。园区内企业新增税收，地方所得部分园区按一定比例分成给村。预留土地。园区搞好通平后预留的土地给村，或用于建厂房、店面出租，或以土地入股分红创收。通过安置，让农民“工作在园区，居住在镇（城）区，生活在社区”，逐渐转变其身份，以达到减少农民的目的。

思考之六：大力度招商

篇8：哥伦比亚毒品文化及其深层根源

关键词：哥伦比亚,毒品,白三角,古柯

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体现在两方面:

1、以热带雨林气候为主的气候、绵延万里的安第斯山脉像

一条巨蟒一样, 由北向南, 横亘其西南部为大规模种植古柯提供了优良的气候条件。因为“白三角”制作毒品的原料古柯是一种性喜潮湿的热带山地常绿灌木。

2、哥伦比亚到处是茂密的热带雨林植物, 高大的香蕉树、

橡树, 一人多高的仙人掌, 一望无际的咖啡林[1], 很多毒品加工区域十分偏远, 政府对其控制力度很弱, 这种地理特征为哥伦比亚的制毒、贩毒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同时也为消灭贩毒集团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同时, 哥伦比亚在拉丁美洲北端, 在其北面的美国, 经济力量强大, 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 消费能力很强, 同时, 近半世纪以前, 美国年轻人的反主流文化情绪盛行, 大量嬉皮士出现, 作为社会反叛者的精神依托, 毒品文化开始蔓延, 直接刺激了哥伦比亚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毒品贸易的繁荣, 毒品供求市场距离小, “近水楼台先得月”, 这为哥伦比亚的贩毒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二、国家长期的贫困、动荡不安

1、哥伦比亚在遭受西班牙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 通过独立战争建国后, 该国的人民并没有过上想要的自由、安定的生活。

哥伦比亚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认定游击部队合法的国家, 该国的武装力量由政府军、游击部队和贩毒武装力量三部分组成, 而且力量不相上下, 各自的目标不同, 常常发生冲突, 除此之外, 党派之争、内战、军事独裁统治也加剧了整个国家的动荡不安, 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人民生活不富裕。而毒品确是一个暴利行业, 于是该国的很多人民走上了这条道路, 种植古柯、制毒、贩毒……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大麻贸易的繁荣, 80年代可卡因贸易的兴盛, 以及90年代海洛因贸易的兴起[2], 毒品已经渗透到该国的血液里, 很难根除。

2、哥伦比亚的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党派之争很激烈, 保守党

在美国的支持下, 主张成立中央集权政府, 实行亲美独裁政策, 极力打压自由党和贩毒集团, 多次激起人民武装起义和贩毒武装集团的反击。

三、经济制度的不完善

据统计, 1999年, 哥伦比亚里向全世界输出了市值460亿美元的海洛因、可卡因、大麻等各种毒品, 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6%。据有关部门统计, 哥伦比亚人仅从毒品交易中获取了大约35亿美元的利润, 剩余部分则被毒品的“流通渠道”──走私贩、毒品批发商、零售商和中间商瓜分。但仅这35亿美元的小部分利润, 也相当于哥伦比亚主要出口物品──石油全年销售额的90%多, 和咖啡销售额的2.5倍。毒品支撑着整个的国家经济, 如果只是一味地消灭该国毒品行业, 就是剜肉补疮。

四、美国的影响

美国是世界上最深受“白三角”毒品危害的国家, 因此, 美国为了消灭哥伦比亚的制毒、贩毒集团, 做了很多努力, 但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1、给予哥伦比亚大量经济援助, 用钱来换取哥伦比亚农民不生产毒品的选择。

但是,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不让农民种植古柯的根本解决办法不是给钱, 而是帮助农民找到新的致富办法。

2、利用政府消灭贩毒集团。

史上哥伦比亚最大的贩毒集团是麦德林卡特尔贩毒集团, 在美国的支持和施压下, 政府军多次对贩毒集团进行武力攻击, 最终消灭了该贩毒集团, 可是贩毒活动并未因该集团的消亡而终止, 因为“拔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哥伦比亚的经济制度一天不完善、内战不结束、经济不繁荣, 就无法消除该国制毒、贩毒的根。

3、美国控制了哥伦比亚经济的很多命脉, 尤其是资源、能源方面。

这些都不利于哥伦比亚建设完善的经济体系, 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

五、周边国家的协助

将南美哥伦比亚的毒品贩运到北美的美国, 如果没有中间其他国家的帮助, 毒品是很难顺利抵达美国本土的。由于国际贩毒集团的大量存在, 吸毒、贩毒活动的跨国界性,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存在着秘密的毒品转运及交易地。在拉美地区,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巴哈马是世界性的毒品转运中心。委内瑞拉—加勒比通道是哥伦比亚毒品运往美国和欧洲的主要路线。

六、总结

若想真正消灭哥伦比亚的贩毒活动, 我们可以借鉴成功缩减“金三角”贩毒量的成功经验, 再根据该国国情, 采取措施, 有效地帮助哥伦比亚走向繁荣、富强之路。

1、政府加大毒品生产和贩卖的打击力度。

2、国际社会的援助。

种植罂粟曾是“金三角”当地人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因此, 上个世纪70年代泰国国王和王后提出了一个阻止罂粟生产的办法——发展能够维持当地人生计的可替代农作物。这种方法得到了联合国和中国的大力支持, 如今在这一地区, 越来越多的农民正在接受并享用这一全新观念——“铲除罂粟, 改种水稻、甘蔗和橡胶, 你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3、结束内战迫在眉睫。

国内动荡不安的形势只会使贩毒行为日益猖獗。只有国家安定、人民安居乐业, 国家才会兴盛,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存在的社会问题。

4、美国调整对制约哥伦比亚贩毒行为的政策。目前的政策收效甚微, 是时候调整了。

参考文献

[1]阿鹏.哥伦比亚黑手党家族传[M].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5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