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互文性角度看跨文化翻译

从互文性角度看跨文化翻译（共8篇）

篇1：从互文性角度看跨文化翻译

从互文性角度看广告的翻译

互文性理论的提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将互文性这一概念引入广告翻译中,通过分析广告语中的`互文性现象以及研究一系列中文广告和其译文,探讨了互文性在广告翻译中的应用,并指出互文性概念开拓了广告翻译的新思路,为广告翻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

作 者：王琨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刊 名：科教文汇 英文刊名：THE SCIENCE EDUCATION ARTICLE COLLECTS 年，卷(期)： “”(35) 分类号：H059 关键词：互文性   广告   翻译  

篇2：从互文性角度看跨文化翻译

互文性理论为诸多人文学科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这一理论对商务广告的翻译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启示意义.本文通过实例分析,探讨了互文性理论在商务广告翻译中的应用价值.

作 者：张玲 ZHANG Ling  作者单位：安庆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安庆,246003 刊 名：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MUDANJI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年，卷(期)： “”(6) 分类号：H315.9 关键词：互文性   文本   商务广告   翻译  

篇3：从互文性角度看跨文化翻译

1 互文比较

互文性理论是在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 它涉及到当代西方一些主要文化理论, 如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 并且渗透到新历史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文艺批评实践中, 覆盖面十分广阔。

“互文性”这一概念首先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一书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事实上, 在克里斯蒂娃提出“互文性”这一术语前, “互文性”概念的基本内涵在俄国学者巴赫金诗学中已初见端倪。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 提出了“复调”理论、对话理论和“文学狂欢节”概念。而结构主义学家热拉尔·热奈特则在更狭隘的意义上将互文性定义为:“两个或若干个文本之间的互现关系, 从本相上最经常地表现为一个文本在另一文本的实际出现。”对于互文性, 还有其他众多理论家做出过不同的阐释, 如乔纳森·卡勒[1]、哈德罗·布鲁姆[2]、罗兰·巴尔特[3]等。笔者无力就互文性理论进行全面阐述。该文旨在援引理论学家的相关互文性理论, 来对比分析《杰克·迈格斯》与《远大前程》这两部小说。

小说《远大前程》在英国文学史上可谓家喻户晓。小说讲述了主人公皮普的人生历程。年幼时的皮普跟随着善良的铁匠姐夫和一天到晚唠叨不停的姐姐生活, 日子过得波澜不惊。小说一开始便给读者呈现了皮普在荒野之上遭遇凶神恶煞般的流放犯马格维奇的画面。马格维奇的凶恶嘴脸被狄更斯刻画得淋漓尽致。读者应该还能依稀记得罪犯当时威胁和恐吓皮普的话语:“呆着别动, 小畜生, 不然我割断你的喉咙”[4], “如果你搞不定的话, 或者以任何方式走漏了风声, 不管有多小, 我都会把你的心、你的肝挖出来, 烤了吃掉。”[5]年幼无知的皮普在威逼之下, 给罪犯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生活又复归平静, 直到一天, 皮普被送到了沙提斯庄, 在那里认识了高傲美丽的艾丝戴拉和富有但行为怪癖的赫薇香小姐, 平淡无奇的生活再起波澜。后来, 律师贾格斯闯入皮普的生活, 他将皮普带到伦敦, 因为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富人愿意资助他接受上等教育, 且于日后继承一大笔遗产。这一突如其来的转变改变了皮普本应成为铁匠的命运, 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的纯朴思想。最后, 当皮普发现资助者竟然是当初自己在荒野遭遇的流放犯时, 原以为资助者是赫薇香小姐的他无法接受这一现实, 便放弃现有的一切, 重新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而在凯里“篡改”《远大前程》后所创作的《杰克·迈格斯》中, 小说人物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小说中杰克·迈格斯的原型就是马格维奇, 费普斯就是皮普, 而狄更斯的形象也反映在了小说中的年轻作家徒毕尔斯·欧茨身上。小说主要讲述了迈格斯从澳大利亚重返伦敦寻“子”的故事。这里的“子”即费普斯。当年, 在迈格斯被押送的途中, 年仅四岁的费普斯曾把手中的猪蹄肉亲自喂给了饥肠辘辘的迈格斯。自此, 迈格斯对着周围所有的人发誓, 将来他会把自己的所有一切赠给这个小孩。迈格斯已把费普斯视若己子。在澳大利亚经历了二十四年风风雨雨的迈格斯怀着一颗思乡的心来到伦敦, 希望祖国能够接纳他, 同时也为了见到自己思念多年的费普斯。然而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心愿, 却经历了种种挫折和重重阻挠。尽管他已身在伦敦, 甚至还潜入了费普斯的房间, 却始终未能如愿。为了能见到费普斯, 他乔装成仆入住费普斯的邻居巴克欧家, 随后又与作家欧茨达成一项约定。迈格斯充当欧茨催眠试验的对象, 而欧茨保证帮迈格斯联系上一个可以寻到任何人行踪的奇人。显而易见, 迈格斯醉翁之意不在酒, 做仆人是假, 找费普斯是真。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几乎都是为了能见到费普斯。虽然此时他与费普斯仅隔咫尺之遥, 但是他们之间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那就是身份地位的巨大差异, 费普斯是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 而迈格斯却是一个曾被英国抛弃了的流放犯。如此悬殊的差距, 使他们虽仅有咫尺之遥, 实则却相隔万里。迈格斯自然也明白这一差距, 于是利用潜入费普斯房间的机会给费普斯写了一封信, 信中对自己的历史作了详细的介绍, 以期得到费普斯的理解。然而事与愿违, 费普斯非但拒绝看信, 而且在别人的蛊惑之下竟要杀害迈格斯, 幸好女仆梅西冒险堵住枪口, 他才得以脱险。迈格斯最终失望而归, 在澳大利亚找到了他的归宿, 过幸福的生活。

对比之后, 两个互文本之间的差异一目了然。在狄更斯的文本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是主人公皮普, 流放犯马格维奇只是一个被边缘化了的人物, 他是一个言语粗鲁、浑身透着犯罪气息、不为英国中产阶级所接受的丑陋人物。而在凯里的文本中, 处于中心地位的不再是皮普, 而是“罪犯”迈格斯, 即《远大前程》中的马格维奇。迈格斯也不再是那个被丑化了的罪犯形象, 而是一位勇敢顽强、意志坚定且心地善良的英雄人物。相反, 皮普的化身费普斯则成了一个胆小懦弱、坐享其成且又虚伪的所谓的“上流绅士”。在小说末尾, 当他举枪射击迈格斯时, 其丑陋的人性暴露无遗。凯里故意颠覆狄更斯的文本, 实际上有着深刻的寓意。

2 还原真实历史, 颠覆帝国谎言

20世纪80年代,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注重文化审理的新“历史诗学”登上了当代的文学论坛。其领袖人物是美国著名学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新历史主义看来, 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 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 历史与文本构成了现实生活的一个政治隐喻。格林布拉特明确地说:“不参与的, 不作判断的, 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新历史主义具有的政治性, 并不是在现实界去颠覆现存的社会制度, 而是在文化思想领域对社会制度所依存的政治思想原则加以质疑, 并进而发现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压抑的不安定因素, 揭示出这种复杂社会状况中文化产品的社会品质和政治意向的曲折表达方式, 以及他们与权利话语的复杂关系。在格林布拉特看来, 统治权利话语对文学和社会中的异在因素往往采取同化与打击、利用与惩罚的手段去化解与消弥, 而文化产品及其创作者则往往用反控制、反权威对意识形态统治加以消解破坏。新历史主义采取的方式往往是通过一些零碎的趣闻轶事, 小人物的遭遇、插曲、去修正、改写在特定的语境中居支配地位的文化代码。

在殖民地区, 处于支配地位的帝国文化代码起到了维系殖民地形象、掩盖殖民过程所带来的苦难以及持续同化被支配意识的作用。作为英帝国文化的代言人, 狄更斯所创作的《远大前程》就是一部含有帝国文化代码的文本。小说把澳大利亚描述为英帝国关押处理多余犯人的殖民地。在狄更斯笔下, 澳大利亚实质上被贬低为处于帝国中心“边缘地带”的附属国, 受英国的控制和支配, 一切都被打上了“臣属”的烙印。小说中, 新南威尔士州是一个典型的流放地, 马格维奇就被流放至此。狄更斯在《远大前程》中为读者呈现的澳大利亚是一片凄凉荒芜的不毛之地, 那里生活着一群衣衫褴褛戴着脚镣的罪犯。而凯里笔下的《杰克·迈格斯》力图颠覆帝国文化霸权, 打破上述帝国文化代码。小说虽然没有正面描写澳大利亚到底是何种景象, 但是小说通过主人公迈格斯, 这个在帝国文本中被贬低被边缘化的人物, 尤其是他作为历史“小人物”所经历的曲折坎坷, 向读者讲述了在帝国文本中未被提及或是被扭曲的真实历史。在迈格斯写给费普斯的信中, 读者可以获悉迈格斯之所以成为罪犯的真正原因。迈格斯一出生便被遗弃, 沦为孤儿, 幸好被以偷窃为生的希勒斯·史密斯救走, 经由玛丽·布莱恩抚养。可怜的迈格斯在没有母爱的关怀下凄凉地成长着, 五岁时为讨好玛丽学会擦地板, 六岁时在希勒斯的强迫下参与完成了生平第一次偷窃。从此, 迈格斯成了继母玛丽和盗贼希勒斯的“摇钱树”, 一个训练有素专偷银器的小偷。在其漫长的入室盗窃生活中, 迈格斯充当的角色只不过是一件被他人利用的工具而已。信中的字里行间无不流露着他重情重义的性格特点, 无论如何也无法使读者把他与丑恶的罪犯联系起来。即便是罪犯, 迈格斯也是一位可爱诚实的罪犯, 一位受他人威逼利诱的罪犯, 一位值得读者同情的罪犯。凯里通过迈格斯对自己“罪犯历史”的辩白, 实际上影射和抨击了英帝国自身阴暗的社会现实乃是促使迈格斯成为罪犯的根源。小说还通过欧茨对迈格斯实施的催眠试验以及他与迈格斯后来的谈话, 让读者从中了解到迈格斯被流放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之后的历史。初到澳洲, 迈格斯受尽各种非人折磨, 其伤痕累累的背部便是明证。读者同情迈格斯的同时, 无疑会憎恨帝国残酷的刑罚制度, 并控诉帝国把澳大利亚当作一座关押处理罪犯的巨大监狱的非人道行为。虽然帝国的刑罚极尽残暴, 但坚强的迈格斯非但未被打倒, 反而凭借自己的勤劳勇敢, 积累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迈格斯说“在殖民地, 我以善于规划而出名。”在赦免期间, 迈格斯获得了一块土地。经过精心的规划, 他依靠勤劳的双手, 将其变成了一家制砖厂。他不仅给自己以及周围的人们带来了希望, 而且还在伦敦给费普斯买下一幢大房子, 并每年寄给他50英镑供其接受良好教育, 使其成为受人尊敬的上层绅士。

凯里正是通过迈格斯之口, 还原了被帝国文本所掩盖的真实历史, 与帝国权力话语作了有力的抗争, 从而达到颠覆帝国文化霸权与谎言的目的。凯里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澳大利亚, 一个欣欣向荣的澳大利亚, 同时也听到了处于边缘地带的殖民地向帝国中心的呐喊。帝国文本所维系的殖民地形象在读者脑海中得以瓦解。

3 构建文化身份

彼得·凯里说:“你总想探究澳大利亚的历史……因为你从……, 你从流放、集中营、种族灭绝政策以及诸如此类的历史陈迹中走来。你的呼唤是一种失败的文化的回声。”《杰克·迈格斯》“篡改”《远大前程》的根本目的, 不仅仅是颠覆帝国文本, 向帝国中心呐喊, 更重要的就是要探究澳大利亚民族曾经迷失的“根”和“文化身份”。

澳大利亚是基于“被迫流放和受监禁”基础上的一种创造。澳大利亚历史的第一页可以说是由流放犯揭开的。1783年美国脱离英国而宣布独立, 致使英国不仅失去了一块殖民地, 而且也丧失了对其至关重要的罪犯流放场所。数年后, 英国的监狱人满为患。1786年英国政府不得不决定把探险家库克于1770年发现的澳洲大陆, 辟为罪犯流放地。翌年五月, 澳大利亚首任总督菲利普率领二百多名官兵, 押送750名男女流放犯, 漂洋过海, 于1788年1月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登陆。他们屠杀了在澳洲大陆上过着捕鱼狩猎原始生活的大部分居民, 用血与火开辟了一条殖民主义的道路。流放制度始于1788年, 在1840年至1868年间被陆续宣布取消。数十年间, 先后共有168, 000名犯人从英国被放逐到澳大利亚, 其中大多数是刑事犯, 也有一部分为政治犯, 有的是从事议会改革活动者, 有的是激进的工会主义者, 还有一些是要求爱尔兰自治的活跃分子。

小说中的迈格斯就是饱受帝国流放制度之苦的受害者。迈格斯因为偷窃罪被残酷地抛弃到远隔祖国千万里的澳洲新南威尔士。他受尽种种虐待, 精神和肉体受到极大摧残。倘若一般人, 或许早已不堪忍受苦难, 忧郁而终。然而迈格斯却顽强地度过难关, 这除了与他坚毅的个性有关之外, 更重要的是, 对于祖国的思念和回忆使他熬过了最初作为流放犯的艰难岁月。他内心深处一直认为“我他妈的就是英国人。”“我宁愿做这里的一股臭味儿, 也不愿做新南威尔士的一朵迷人的玫瑰。”[6]当被问及回伦敦的目的时, 他说:“回到故乡是件很美妙的事情……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文化, ……歌剧院、戏剧院, 我过去流失的时间太多了。”[7]显而易见, 迈格斯多么渴望自己是一个有文化身份的人, 而不是一个漂泊在外无“根”的流浪者。于是他怀着一颗思乡的心, 抱着被祖国接纳的期盼回到伦敦。回到伦敦之后, 他首先做的就是想方设法见到自己日夜思念的费普斯, 然后再作长远打算。为此, 他不惜乔扮为仆进入费普斯的邻居巴克欧家, 听其差遣;他也不惜与作家欧茨达成约定, 充当欧茨的催眠对象, 任其摆布。总之, 不论花费多大代价, 他誓要见到自己的“儿子”。迈格斯对费普斯强烈的爱在小说中也随处可见。他亲切地称费普斯为自己的儿子, 他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藏着费普斯的照片, 照片装裱在一个极为精美的像框中, “像框是用银子制作的, 上面还装点着小星星”[8]。谈论费普斯时, 他总是充满骄傲和自豪。他对费普斯无微不至的爱, 让读者看到了一个富有爱心的迈格斯。事实上, 迈格斯还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这一点读者也可以从小说的很多细节中不难看出, 例如:当与他一同在巴克欧家为仆的康斯特波面临被逐出门时, 迈格斯不计前嫌, 及时出言相助, 替其解围;当管家斯宾克病危时, 迈格斯积极向巴克欧提出请医生为其治病;当女仆梅西被巴克欧解雇无依无靠时, 迈格斯张开臂膀, 收留了她。由此可见, 迈格斯显然迥异于《远大前程》中那个被贬低和被丑化的马格维奇形象。像迈格斯这么一位富有爱心、心地善良的人, 纵然曾经犯过错误, 英国也应该接纳他。然而, 事情并非想象的那样简单。迈格斯非但随时都有被抓进监狱处以绞刑的危险, 而且小说中的另外几个代表人物对于迈格斯的到来并不欢迎。迈格斯在他们眼中成了彻彻底底的“他者”形象。

小说中除迈格斯之外最重要的人物便是迈格斯一直渴望见到的费普斯。这位在迈格斯的资助下接受了良好教育的绅士, 一出场便是一副傲慢的姿态, 这与他的高大英俊的外表格格不入。当得知迈格斯来到伦敦的确凿消息后, “费普斯的神态瞬间完全改变”。[9]面对康斯特波递过来的迈格斯辛辛苦苦写给他的信, 他突然间变得怒不可遏, 大喊道:“信?你以为我会联系像他这样的人吗?……他是一个危险可怕的人, 一个该被永远流放的人。”[10]从他的话语中, 我们听到的不是对迈格斯哪怕是一点点的感激, 恰恰相反, 是对迈格斯的冷漠、厌恶和歧视。不久他“就像一只兔子一样躲在自己的洞里”。[11]其目的不是逃避迈格斯, 而是正如巴克欧所说“他是怕失去房子, 这个可怜的混蛋。”[12]费普斯的“伪君子”形象跃然纸上。尤其令读者愤慨的是, 最后他竟然在巴克欧的蛊惑下, 欲枪杀迈格斯, 以达到杀人灭口的目的。这一恩将仇报的无耻行为更激发了读者对迈格斯的同情。

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年轻的作家欧茨。在凯里的笔下, 欧茨实际上是狄更斯的化身。小说中对于他的描写可谓入木三分。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 年纪轻轻就已小有名气。但是他却是一个缺乏人格魅力的人, 首先他是一个吝啬的唯利是图的小人。“钱一直是萦绕于他脑际的问题。这一点可以从他的手稿中看得出来——两边儿的空隙上记满了以￡—s—d开头的计算”, [13]“他走在大街上, 心里惦记着钱, 就像某一天他在《法国大街》里创作的那个有名的吝啬鬼一样”。[14]足见他是一个钱迷心窍的人。其次, 他是一个不忠之人。他一直瞒着妻子, 跟自己的小姨子莉兹偷情。在莉兹怀孕之后, 他却表现出一副不负责任的姿态, 直接导致莉兹的不幸死亡。这样一位本就人格缺失的作家充当帝国文化的代言人, 自然不会客观公正地对待一个曾被帝国抛弃的流放犯。一方面他惧怕迈格斯, 因为在他眼里, 迈格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犯, 会随时取了他的性命。另一方面他又紧紧抓住可以窥探迈格斯内心的机会, 因为他擅长使用一种可以给人催眠的小伎俩。于是狡猾的欧茨无耻地利用了迈格斯迫切寻子的心情, 使迈格斯轻易就成为自己的工具, 进而为他提供小说创造的素材。除了利用迈格斯, 他还欺骗了迈格斯。在记录催眠结果时。欧茨偷偷地记了两份, 一份是假的, 用来搪塞和愚弄迈格斯, 一份是真的, 用来写作自己精心盘算的小说。而小说的名字就叫《杰克·迈格斯》, 从而赚得一笔数目可观的稿费。幸好, 后来迈格斯发现了这一秘密, 迫其将所有的记录付之一炬。凯里通过迈格斯与欧茨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暗喻了殖民地与帝国之间的关系。一边是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回乡, 另一边却是使用卑鄙手段利用和欺骗。孰是孰非, 读者自然一目了然。

小说中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人物, 巴克欧。他原本出身低微, 做过卖鱼贩, 后来因继承遗产而挤进中产阶级的行列。因而他虽然坐拥大笔家产, 雇有管家和佣人, 但是仍然为像欧茨和费普斯这种有身份地位的人所鄙夷。巴克欧自身的言行举止也确实散发着庸俗的气息。他对自己继承来的遗产视若己命, 巴不得房子的每一部分每一天都“闪闪发光”。他为提高自己的品位, 来弥补自己过去不光彩的出身, 故意装出如饥似渴地读书的样子, 出席各种“文化”场合, 竭力巴结交往向欧茨这样有身份有地位的文人。当他得知迈格斯的真实身份时, 尽管因自己有一个跟迈格斯有相同流放经历的姐姐而同情迈格斯并决定收留他, 保证他的安全, 然而对迈格斯仍是心有余悸, 也因担心被迈格斯杀害而胆战心惊, 夜不成眠。尤其后来, 当他发现自己与女仆兼情人梅西的关系受到迈格斯的威胁时, 他毫不犹豫地撕下伪善的面具, 亲自找了一位知名律师, 并与之一起说服费普斯枪杀迈格斯。若不是梅西及时出现用手堵住枪口, 迈格斯早已一命呜呼。可见巴克欧也是排斥迈格斯的。

由上可见, 迈格斯重返伦敦寻求文化身份的过程遭遇了来自各方阻挠, 有官方的追捕, 有帝国文化代言人的利用和欺骗, 有自己含辛茹苦资助成人的“儿子”的逃避和厌恶, 也有中产阶级的代表巴克欧的陷害等等。在凯里笔下, 帝国中心也已不像迈格斯回忆中那样可爱和温馨。“周围全是震耳欲聋的骚乱和喧闹, 到处充斥着灰尘和马粪的臭味道”, [15]夜晚的伦敦街道上净是肮脏的肉体交易。曾经盛极一时的经济文化中心正处于堕落的边缘。在这样的帝国中心还有寻求文化身份的意义吗?

迈格斯的伦敦之旅某种意义上讲是完成了对帝国中心的质疑。原本满怀希望的迈格斯, 面对着帝国中心日渐落魄的现实, 在处于帝国中心的人们的排斥、欺骗和陷害下, 彻底绝望了, 伦敦寻“根”的愿望也化为乌有。失落的迈格斯于是携同救了自己一命的梅西别无选择的回到了澳大利亚, 因为在那里还有一群渴望他回去的人们, 在那里人们尊称他为“父亲”。他是人们心中的希望和英雄。正如梅西在与他的谈话中说的, “你是他们的父亲, 杰克。走在大街上, 他们会以为在云层中看到了你的脸。”[16]回到澳大利亚后, 迈格斯与梅西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大家庭。迈格斯也没有让澳大利亚人失望, 他两任郡长, 带领当地由一群流放犯组成的澳大利亚人辛勤劳动, 取得了丰硕的果实。事实证明, 迈格斯真正的文化身份只能在澳大利亚重建。

小说的圆满结局暗示了早期澳大利亚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变化, 从绝望到希望的转变。迈格斯则象征了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新一代欣欣向荣的澳大利亚人。而迈格斯与梅西成功地在殖民地安居立业则象征了澳大利亚民族在经历了无“根”和文化身份丧失的痛苦之后, 通过自身的努力, 正逐渐摆脱帝国中心的控制以及对帝国的迷信和依赖, 重新建构起自己独立的文化身份。

4 结论

篇4：从互文性角度看跨文化翻译

“互文性”又称“文本间性”、“文本互涉”或“文本互指性”。受到俄国学者巴赫金的启发，朱莉娅·克力斯蒂娃在1969年出版的《符号学》一书中首先提出了“互文性”这一术语。她认为，每个文本的外形都是用马赛克般的引文拼嵌起来的图案。每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任何一部作品里的符号都与未在作品中出现的其他符号相关联，任何文本都与别的文本相交织，每一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折射，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它们互相参照，彼此牵涉，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从而构成文本过去、现在、未来的庞大辐射体系和文学符号的演变过程。”(高路，高远，2003：83)许多学者如罗兰·巴特、德里达和哈提姆都对互文性理论进行了多层次的界定和分类。

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互文性理论的提出，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互文性活动”(秦文华，2002，54)。中国古典诗词中包含了丰富的互文性，互文性理论的提出要求译者将文本置于整个民族的文化、文学传统中加以思考，从而更好地把握诗歌的意蕴和内涵。本文拟从互文性的角度，探讨李清照《声声慢》一词中“雁”这一意象的翻译，从而进一步证明将互文性理论引入中国古典诗词翻译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从互文性角度对“雁”的几种英译的分析

(一)原文与译文

原文：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译文1

Myself, into woe, a flight of wild geese has thrown.But with them, very familiar I have grown.

——徐忠杰

译文2

I recognize the geese flying overhead:My old friends,

Bring not the old memories back!

——林语堂

译文3

Wild geese fly past, while I'm broken-hearted;But I recognize they are my old friends.

——杨宪益夫妇

译文4

It breaks my heart, alas,

To see the wild geese pass,

For they are my acquaintances of old.

——许渊冲

译文5

Overhead, a heart-rending line-

South-bound wild geese at morn

Yet old acquaintances of mine.

——朱纯深

译文6

Wild swam, my old acquaintance

migrate in echelon,

leaving me more forlorn.

——潘家云

译文7

A flock of wild geese flew past,

It hurts to hear them cry, though

We are old acquaintances.

——龚景浩

(二)原文中“雁”文化意象的互文分析

这里涉及到了一个重要的互文指涉“雁”。首先，“雁”一词涉及到了不同作者不同作品间的互文。在中国的古典诗词中，“雁”以其“秋雁南飞”的特性，触动文人的心弦，寄托着文人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情感。唐朝诗人赵嘏在《长安秋望》中写道：“残星数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残星数点”和“长笛一声”里，雁与人都在塞边踯躅。更有欧阳修的“夜闻归雁生相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杜甫的送别诗：“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西厢记》结尾崔莺莺长亭送别亦唱道：“碧云天，黄草地，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点是离人泪”，则情景相生，其情不堪，成为了千古绝唱。此外，刘禹锡的“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白居易的“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等等，都是以“雁”表达思乡之情的典范。此外，文人还常借雁叹孤寂。蒋捷的《虞美人》：“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以雁喻孤寂悲凉，令人不胜唏嘘。

其次，“雁”还涉及到了同一作者不同作品间的互文。在李清照的早期作品《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衫，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作于李清照和赵明诚离别之后，词人利用鸿雁传书的雁这一意象表达了对丈夫的无限思念和无法派遣的孤独寂寞。在《声声慢》中，词人看到北雁南来，引起无限“伤心”，原来在北方时已是“旧时相识”，此时的“雁”，不只是指能够传书的鸿雁，还应暗喻北宋遗臣南渡之人，睹物思人，旧相识的鸿雁更加促起词人的感伤之情，对丈夫的怀念，对故土的怀念。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雁”一词既包含了同一词人不同作品之间的互文，也包含了不同词人和诗人不同作品的互文。这里，正是通过“雁”这一互文意象和其他意象的叠加，意境逐步沉郁，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女词人的孤独和哀怨之情。(张颖，2006：62—63)

(三)从互文性角度对不同译文的分析

正如舒奇志所言：“文化意象是文化记录的语言符号，它凝聚着人类的经验和智慧，是世界各民族观察、分析外部世界的心灵果实，是各民族的历史沉淀和他文化结晶，它高度体现了各民族的文化精神，反映出各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舒奇志，2007：58)这里，词人李清照正是借助“雁”这一文化意象的互文性，表达了思念丈夫、思念家乡的感情和孤独落寞哀伤的情绪。在翻译时，译者要将这一互文性意象内涵传递给目的语读者。浸染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的读者看到“雁”很容易就能体会到其中的种种意蕴，但大部分浸染于英语文化中的读者仅凭借字面固有信息是很难体会到这种种意蕴的，因此，如何把这一互文意象传递给目的语读者对译者显然是一个考验。

在选取的七种译文中，徐忠杰、许渊冲、杨宪益夫妇和龚景浩不谋而和，都把“雁”译为“wild geese”，在未加任何注解的情况下，译文读者很难通过这“wild geese”一词联想到其中饱含的词人思念家乡、思念丈夫和孤独悲伤的情绪。此外，在英语文化里，“geese”还含有贬义色彩，指傻瓜笨蛋，这更和原文的意蕴相差甚远；而林语堂把“雁”译文“geese”，和前面译文大同小异，未能将“雁”的厚重文化意蕴传递出来，丧失了原文通过无数互文积淀的联想意义；潘家云将其译为“wildswans”，“swan”是天鹅，常让人联想到高贵典雅之美，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在缺少有关中国文化的互文背景知识的情况下，从“swan”一词他们是无法联想到思乡和悲伤的意蕴的；朱纯深将“雁”译为“a heart-rending line-South-bound wildgeese”，他在自己译文的脚注里解释道，“译文用了a heart-rending line,放在wild geese之前，意在暗指书信或诗的一行，再转为雁阵的‘—线，暗示雁过人去不见音信的孤独悲伤。”(朱纯深，2002：94)，这一译法不仅指出了秋天北雁南飞的特点，并且“line”在这里一词双关，既指书信或诗的一行，也指雁阵的“—”线，这样处理使“雁”这个意象的通过互文积淀形成的深刻联想意义表达无遗，非常有创意。(郑恩岳，2003：4)

三、结语

篇5：从互文性角度看跨文化翻译

1互文性与文化翻译论

1.1 互文性

互文性理论作为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现今已成为最热门的话题, 其对翻译又有着深远的影响。“互文性”这一概念最早来自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 “对话”其实质是指文本间的关系。互文性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为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艺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 她在1969年出版的《符号学》一书中首先提出此术语。她认为, 每个文本都是“作为一种源自其它文本的马赛克图案而建构, 每个文本都对其它文本加以吸收和转换 (Any text is constructed as a mosaic of quotations;any text is the absor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nother.) (罗选民, 2006:53) 。谢天振指出:在翻译中, 互文性尤为重要, 它是我们要让译作忠实源作、保持源文的风格、再现源作艺术魅力的重要条件 (谢天振, 2000:174) 。互文性对翻译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即语言层面上的互文和文化层面上的互文。当从语言的角度考虑互文性时, 译者是把作者摆在第一位, 当从文化的角度考虑互文性时, 译者是把读者摆在第一位。 (谢天振, 2000:178)

1.2 文化翻译论

文化翻译论视域下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传播各民族文化, 从而促进跨文化交流的日益繁荣。文化翻译论要求翻译其实质就是要翻译源文的文化内涵, 而非仅仅翻译源文语言的语义。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之一的花腰傣婚俗文化的翻译其实质就是要翻译出源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 做到最大限度地等值地传递文化, 让译语读者充分感受到源语文化的震撼。因此, 文化翻译论要求译者在翻译文化著作的过程中采用“异化为主, 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归化与异化这两个翻译术语是由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 • 韦努蒂于1995 年在《译者的隐身》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一书中提出来的。归化就是要把源语本土化, 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 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源文的内容。归化翻译要求译者向目的语的读者靠拢, 译者必须像本国作者那样说话, 源文作者要想和读者直接对话, 译作必须变成地道的本国语言。归化翻译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 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欣赏性。而异化则是译者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 让读者向作者靠拢。在翻译上就是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 吸纳外语表达方式, 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 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 来传达源文的内容, 即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使用异化策略的目的在于考虑民族文化的差异性, 保存和反映异域民族特征和语言风格特色, 为译文读者保留异国情调。

2从互文性角度探讨花腰傣婚俗文化的英译策略

前面已经谈到, 互文性对翻译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即语言层面上的互文和文化层面上的互文。当从语言的角度考虑互文性时, 译者是把作者摆在第一位, 当从文化的角度考虑互文性时, 译者是把读者摆在第一位。在花腰傣婚俗文化英译中, 译者应该从互文性中语言的角度出发, 把作者置于首要位置, 也就是要把作者的意图、目的、情感等一一再现于译文中, 从而保持源语文化的特色。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笔者在具体的翻译实践 (对和少英教授主编《云南特有族群社会文化调查》一书的英译) 中总结的例子。

例一:

源文:傣雅、傣卡的新娘进新郎家之前, 必须用衣服盖住头, 新郎家女性长辈亲戚要用帽子遮住新娘头顶, 以防天上的孤魂野鬼、恶鬼厉鬼看见。同时用松明火把和一种能克鬼的树枝熏绕新娘三周, 驱逐尾随而来的鬼邪, 用五色线从头到脚套新娘三次以示套住新娘的魂。

译文:Before the bride of a Daika or Daiya family entering the house of the bridegroom’s family, her head must be covered with clothes and shut out with a hat by a female elder of the bridegroom in case the bride will be seen by the wandering souls and wild ghosts and evil spirits from the heaven. Meanwhile, she walks around the bride three times with a burning pine torch and a type of burning tree branch that the ghost fears so that the ghosts and evils followed can be driven away. Then a thread ring of f ive colors is used to hitch the bride and the ring is moved from her head to her toes three tines to symbolize that the soul of the bride is entangled.

例二:

源文:娶亲当夜, 新娘与送亲的女友们同宿于洞房, 次日天还未亮就返回娘家。以后, 要由新郎去接, 新娘才回来于新郎小住几日, 直到新娘有了身孕, 才长落夫家。

译文:On the evening of the wedding day, the bride and the female companions who escort her stay together in the bridal chamber and will be back to the bride’s parents’ home in early dawn of the next day. Since then, the bride only comes and stays with the bridegroom for a few days if the bridegroom picks her up and doesn’t live long-termly in the bridegroom’s home until she has been pregnant.

以上两例中对源文的翻译就是异化的例子, 从形式上看也可看作是直译的例子:即直接按照源文的说法进行翻译, 源文怎么说, 译者就怎么译, 既不能减译, 也不能增译。若减译了, 译文就不能充分地展现源文所要求传达的傣雅及傣卡人的婚俗文化;而若增译的话, 译文就言过其实了。

例三:

源文:细腰蜂到远处觅食, 好姑娘不嫁到远方。

译文:A sphecidae always gets fed in a distant place while a good girl doesn’t marry into a distant family.

例四

源文:竹子老了要分棵, 人长大了要分家。

译文:A bamboo shoots new sprouts when it grows old, and children start new families when they grow up.

考虑到花腰傣文化的特点, 对以上两个源文的翻译就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竹子、细腰蜂都是与花腰傣日常生活联系十分密切的植物和昆虫, 花腰傣用这些熟悉的事物来作比喻, 从而说明他们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 这极具民族文化特色。所以, 翻译时采用异化法就能使这种民族特色文化原汁原味地传递到译语文化中, 即“细腰蜂”就异化为sphecidae, “好姑娘”就异化为a good girl ;而例四中, “竹子老了要分棵”就异化为A bamboo shoots new sprouts when it grows old, “人长大了要分家”就异化为children start new families when they grow up.众所周知, 汉语重意合, 而英语重形合, 两个分句在翻译为英语时, 它们之间应加上连词and。

当译语读者读到这些俗语时, 就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进一步了解花腰傣文化的好奇心便油然而生。

例五:

源文:糯米饭, 干黄鳝, 腌鸭蛋, 小酒天天干。

译文:Glutinous rice, dried eels, salted duck eggs, and alcohol make meals of each day.

以上此例的源文经过异化后, 译语读者不难想象出花腰傣平淡却很幸福的生活画面:只要有糯米饭、干黄鳝、腌鸭蛋, 他们就能喝酒;只要能喝酒, 他们就快乐、幸福。糯米饭、干黄鳝、腌鸭蛋和酒实际上体现的就是花腰傣的饮食习惯与生活习俗文化。在这里, 异化就很好地做到了等值地传递花腰傣的饮食文化。

3结语

综上所述, 从互文性角度谈花腰傣婚俗文化英译的策略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将源文作者所要表达的文化内涵等放在首位, 采用异化为主的策略, 才能充分地在译文中再现源语文化的独特魅力。

参考文献

[1]和少英.云南特有族群社会文化调查[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6.

[2]刘芬, 苏珊.巴斯奈特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述评[J].琼州学院学报, 2012 (3) :81-82.

[3]罗选民.互文性与翻译[D].香港:岭南大学, 2006.

篇6：从互文性看英汉成语典故的翻译

关键词：互文性；成语典故；翻译方法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 （2011） 29-0149-02

翻译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活动，是一种涉及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的交际过程。翻译不仅要跨越语言的障碍，而且要跨越文化的鸿沟，成语典故的翻译更是如此。成语典故是语言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录了不同民族的历史，反映了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透视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心态和思维方式，沉积了浓厚的文化色彩。然而，从英汉翻译的视角着眼，成语典故是最难翻译的语言现象之一。因此，要将孕育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成语典故译成不同的语言而又不产生文化冲突，确实并非易事。国内外众多翻译学者钻研于这方面的研究，互文性理论与翻译研究存在众多契合之处，互文性理论的提出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成语典故的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一、对互文性的认识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一术语是由法国著名文论家、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于1969年出版的《符号学》一书中首先提出的，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探讨语言、文化的关联性。她认为，每个文本的外形都是用马赛克般的引文拼嵌起来的，每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文本不是孤立地存在，它总是处于和其他文本关系的网络中，而文本的意义也产生于和其他文本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但互文本（intertext）决不是由摘抄、剪贴和仿效等编辑而成的产物，从文本之网中抽出的语义成分总是超越此文本而指向其他前文本（pretext），这些前文本把现在的话语置于与它们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更大的社会历史文本之中。（蒋骁华，1998）

所谓“互文”，概括地说，是指两个或多个文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织的语言现象。较有代表性的有广狭义互文性和宏观、微观互文性。狭义互文性指一个文本与可以论证存在于此文本中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引用、典故和原型、拼贴、模仿等；广义互文性指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之总和的关系，而这些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网络，（程锡麟，1996）即互文性延伸到了社会文化语境中，文化内涵和知识结构也被融入到了文本间的相互关系中；宏观互文性指互性涉及到文本与文本间的体裁，文本与文本间的风格关系；微观互文性指文本中的词、词组和句子与其他文本中的词、词组和句子之间的关系。（秦文华，2006）广义互文性和微观互文性对成语典故的理解与翻译有着积极的作用。互文性对翻译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语言层面上的互文和文化层面上的互文。语言层面的互文往往比较直白和显见，它可以是直接的话语引用，也可以是标示清楚的文献参考；它可以是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也可以是同一文本、甚至是同一文段内部的互文见义。与语言层面上的互文相比，文化层面上的互文显得间接和隐晦，这种互文一般会超出局部的文本，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传统、政治体制、历史渊源、价值取向、知识结构等联系起来，而成语典故的翻译正是属于这一层面的翻译。

二、互文性与成语典故的翻译

翻译就是理解，并且让人理解。谭载喜说：“翻译中对原文意思的理解，远远不是单纯的语言理解问题，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受着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对译者来说，没有对两种文化的对比知识，就无从谈起对语言文字的正确理解与表达。”互文性是理解一切文本的前提，它强调文本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这种互文性的关联因为所属文化圈的不同，往往不为处于另一文化体系中的人们所知晓，成为语际转换中理解与交际的障碍。译者要进入另一文化体系内，追踪互文性，寻找互文性标记（intertextuality signals），寻根溯源，找到互文性标记所在的文本，即互文参照，以求准确地解读和传译原作中蕴含的社会文化信息。因此，要准确理解每一个成语典故，就必须熟悉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它所使用的文化语境，才能理解其内涵意义。这要求译者不仅要熟练地运用两种语言，更重要的是要熟悉两种文化，即要掌握丰富的互文性知识，并采用正确的翻译方法，才能在目的语中准确地传达原语的意义。就成语典故翻译而言，互文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翻译的理解和表达的过程中。

（一）互文性与理解

根据互文性理论，在成语典故翻译过程的第一步即理解的过程中，不能只满足于文字表面的含义，更重要的是深挖其文化内涵，找出暗含其中“前文本”的痕迹，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理解其涵义。

英汉两种语言中含有大量的成语典故，这些成语典故结构简单，意义深远，往往是不能单从字面意义去理解和翻译的，需要了解它们涉及到的互文性知识。英语典故习语多来自《圣经》和古希腊古罗马神话，如，as old as Adam，据《圣经》记载，Adam为人类的始祖，即最古老的人物，现意为“非常古老或非常陈旧”；fig leaf，指遮盖隐处、维持体面的无花果叶，此语典出《圣经·创世纪》，亚当和夏娃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裙子；the apple of discord，传说厄里斯女神因未被邀请去参加Thetis和Peleus的婚礼，由此怀恨在心，便把一只金苹果扔在参加婚礼的神与女神中间，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把它给了女神中最漂亮的维纳斯，从而引起了古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之间的特洛伊战争，用来比喻“动乱的根源、斗争的原因”；Homer sometimes nods，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出自罗马诗人兼讽刺文学家贺拉斯在《论诗》中的一句话；Sword of Damocles ，达摩克利斯的宝剑，出自古代希腊历史故事，用来喻指临头的危险或迫在眉睫的危急情况，类似于汉语的“大祸临头”。

如上文所言，微观互文性和文化层面上的互文性指一个文本的某些词句或某些语篇的表达与另一个或几个文本相关，有的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知识相关。翻译时，译者需要熟知或查阅产生互文性的原文本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对这些互文性知识完全熟知，才能理解透彻，表达时才会得心应手，准确传译成语典故中的文化内涵。

（二）互文性与表达

谈到互文性对成语典故翻译中表达过程的影响，大多数互文参照是只属于某种特定的文化，译者如何处理这些特定文化中的表达形式，因人而异，但首先要能识别这些互文参照后面的文化因素。通常有以下几种对应的翻译方法：直译、直译加注、直译与意译相结合、文化替代、套译等。

1、直译

这是译本中用得较多的方法之一。对于含义比较明确、寓意不太深、英译后不会引起文化冲突的成语或典故，译者一般都采用直译法，保留其原有的形象特征，这有利于保留原语典故的民族特色，有利于英汉文化交流和融合，并能丰富译文语言的表达力。

2、直译加注

有时在译文中采用直译法保留了原文的典故形象，但由于文化差异，典故的涵义即蕴含的互文性知识难以为译语读者所理解，特别是有些典故蕴含着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故事，为了便于译文读者的理解，译者要完全体现原文的含义，加注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3、直译与意译相结合

所谓“直译与意译相结合”，就是将典故性成语按字面直译，同时增译简短的解释性词语，这样不仅有利于译文读者的理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译文语言的修辞效果。

4、文化替代

文化替代就是将原语中具有文化特色的表达方式，替换为译语中意思不尽相同但能对读者产生相似效果的表达方式。如：How she wished she could send that man to the Furies--for the punishment she thought he deserved。“Furies”是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在概念上与汉语的“母夜叉”是不能等同的，但在形象上有共同之处，两者都指女性，都具有凶恶可怕的外貌。汉语中“复仇”与“惩罚”在语义上并非完全对等，例句中强调的是惩罚，因此翻译时舍弃原典形象，借用汉语“母夜叉”来表达原句的意思，不仅形象鲜明，而且语句简约通俗。

5、套译

汉语典故成语与英语典故成语各有其民族文化渊源，相同之处甚少，即使可以找到一些含义近似的典故，用在译文中往往会因民族文化色彩不协调而显得不伦不类，所以，一般说来，翻译中不宜用典故成语套译典故成语，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笔者所提到的套译，是指以英语中相应或同义的习语或谚语，将原文中的成语之类作对等的翻译，反之亦然。如：“That's done it,”said Manby,tearing up the agreement.“Now we've burned our boats behind us and we've no option but to go forward with the project.”（B. L. K. Henderson: A Dictionary of English Idioms Part 2,1956）孟拜把协议撕了说：“就这样了，我们现在是破釜沉舟，别无选择，必须把计划进行下去。”

三、结语

互文性理论不仅拓宽了成语典故翻译的新视野，而且对具体的翻译过程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英汉成语典故各自含有丰富的互文文化知识，其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差异，译者不仅应掌握原语的语言系统，还应尽量多的了解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并在翻译中对语义的文化相关性保持高度的意识。翻译时，译者可灵活地采取各种译法处理文化差异，但应设法尽量保留和传达原语特有的民族色彩。以上几种翻译方法各有其长，亦各有其短，应互为补充，译者应把几种方法辩证地加以灵活运用，使文通意顺。

参考文献：

[1]Nida,Eugene A. 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

[2]蒋骁华.互文性与文学翻译[J].中国翻译,1998,(2).

[3]程锡麟.互文性理论概述[J].外国文学,1996,(1).

[4]刘琦.互文性理论对文学翻译的意义[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5).

[5]秦文华.翻译研究的互文性视角[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6]祝朝伟.互文性与翻译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4).

[7]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8]高嘉正,高菁.成语典故的英译[J].上海翻译,2010,(1).

篇7：从互文性角度解读《福》

2003年, 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了南非作家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 以表彰他对世界文学的杰出贡献。作为一名成长在南非的白人作家, 库切拥有书写后殖民话题的天然优势。凭借他对那些遭受精神压迫和社会隔离的边缘人群的人文主义关怀, 对人生和人类心理细致入微的体察, 库切的文字获得了世界范围的认可。

《福》 (Foe) 是库切的第五部小说。这部小说是一部典型的后现代作品, 与英国传统经典小说《鲁宾逊漂流记》有很强的互文性。《福》是对《鲁宾逊漂流记》的大胆反拨与颠覆。本文用互文性理论对《福》进行解读, 通过对作品的互文性的分析来揭示作品背后的深层含义。

2. 互文性理论简介

克里斯蒂娃受巴赫金对话思想的启发, 正式提出了互文性这一概念。在封闭的文本中, 她给互文性下的定义是: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的其他文本的表述, 已有和现有表述的易位, 互文性是研究文本语言工作的基本要素。吉尔热奈特的隐迹稿本区分了超文与互文的概念, 使互文性的概念由广义向狭义过渡。超文性指的是:通过简单转换或间接转换, 把一篇文本从已有的文本中派生出来, 更是一种模仿或戏拟。本文所使用的互文性概念是指两种情况:第一, 甲文的片断出现在乙文中, 但无明显的引用标记。第二, 乙文自甲文派生出来, 乙文对甲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编。互文性手法包括共存与派生, 两种手法可同时出现[1]。

从互文性角度对文本进行阐释, 可解答作者的借用的部分在新生状态下如何形成, 如何产生于作者的融会贯通, 它们又如何与作者自己创作的文本共存于一个空间等问题, 并了解文本的记忆及其运动。《福》与英国传统经典小说《鲁滨逊漂流记》有很强的互文性, 可以说《福》是对《鲁滨逊漂流记》的一种戏拟。库切通过反拨经典的方式打破了事实与历史一对一的逻辑关系, 历史的权威性与作者的权威性, 体现了作者对文本与历史、作品与作者之间关系的思考。

3.《鲁滨逊漂流记》与《福》存在的互文关系

《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在荒岛上生活了近三十年, 居然能单枪匹马地重建欧式政治经济制度, 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人物。鲁滨逊式的英雄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神话, 其中的寓意意味深长。库切通过仿作和戏拟的互文手法改写这一经典神话, 以《福》直击殖民主义思想的中心。库切是如何做到对前文本的交流和转换, 进而对殖民主义进行强有力的冲击?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读。

3.1 标题的互文

从标题上看, 《鲁滨逊漂流记》的作家笛福 (Defoe) 原本是姓福 (Foe) 。笛福加上前缀de是为了让自己的名字听上去更像个声名显赫的贵族。去掉de, Foe即为库切小说《福》的英文标题。去掉前缀, 不仅仅还原笛福的真实姓氏, 更暗含库切想剥去笛福的意识形态的外套, 显露其真实意图。另外, foe在英文中的意思为仇敌, 谁是谁的仇敌?是展现小说《福》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社会的关系, 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 还是笛福与福的关系?这一暗示给文本阐释提供了多种可能。

3.2 题材的互文

《鲁滨逊漂流记》与《福》都属于荒岛文学, 都是以荒岛为背景的文学题材。荒岛文学只是一种载体, 是表达主题的一种手段, 作者有意识地将主人公放在一个与世隔绝的荒岛上, 然后以荒岛为背景加以描写, 借以表达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然而, 由于西方各国地理环境和国情各有特点, 此种文学作品在西方文学中并没有形成一种固定的倾向或潮流, 只是偶尔出现, 或只是构成作品情节的一部分而已。荒岛文学只是一种历时现象, 因为取材相同, 所以它们都具备一些共同特点而聚于荒岛文学的名下。

荒岛文学中的荒岛和社会之间都是由一个相同的环形结构联系着的。一般说来, 荒岛文学有这样一条叙事主线:荒岛文学中的人物或有目的地去荒岛探险, 或者是由于意外情况落难荒岛, 最后除少数坏人或无辜者死亡外, 其余得救, 终于找到一条由小社会返回大社会的途径。但荒岛文学并不是借荒岛寻求一个逃避社会的处所, 它们或表现人与自然的冲突, 或寻求一种改造社会的途径, 或宣扬作者的社会政治观点。[2]两部作品都以荒岛为故事背景, 展现故事主角与自然的关系和冲突, 表达出作者的观点。从题材上看, 《福》是对《鲁滨逊漂流记》的一个仿作。

3.3 人物的互文

3.3.1 鲁滨逊和“星期五”

两个文本在故事人物上同样出现了重叠:鲁滨逊和“星期五”, 但是二者在人物塑造方面却截然不同。在笛福的小说中, 笛福笔下的鲁滨逊是一个在重商主义、经济个人主义社会背景下不断进取、顽强向上的资产者形象的化身。鲁滨逊是一个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一个理想化的英雄。他宣传的不是知足常乐, 而是要发展, 要劳动, 要占有。这部小说是一个殖民者的故事, 鲁滨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殖民主义者, 他心目中的白种人便是世界的主人。

在《福》中, 经济个人主义完全崩溃了, 库切笔下的鲁宾逊·克鲁索是个沮丧、容易厌烦、没有动力的人, 既不反抗, 又不在道德上进行沉思。鲁宾逊·克鲁索缺乏精神的支柱, 没有劳动的激情。库切笔下的鲁宾逊就如一个苟延残喘的老人, 他不仅记不清楚自己的经历, 视野狭小, 而且每次讲的故事都跟上一次不一样。库切笔下的鲁宾逊不敢在岛上生火或在山上挥舞帽子跳舞是因为他安于现状, 顽固不化, 不想被解救。鲁宾逊除了异想天开以外, 并不能讲出事实的真相, 没有以任何文字为依托, 没有用笔记录下只言片语, 他总是抱着这样的态度:“没有一件我忘记的事情是值得记忆的。”[3]

和《鲁滨逊漂流记》中的“星期五”形象不同, 《福》中“星期五”的舌头被割去, 是一个哑巴, 不仅如此, 他仅仅能够听懂几个简单的单词。“星期五”不能够掌握语言, 也就不会产生自我身份。在殖民社会体制中, 他是沉默的。他象征着被殖民者的无声状态, 标志着语言的缺失。“‘星期五’不能够掌握语言, 这样就不能够抵制每天他人的欲望对于他身份的不断再造。我说他是吃人肉的野人他就是吃人肉的野人;我说他是洗衣工他就是洗衣工。‘星期五’的事实是什么?你将会说, 他既不是吃人肉的野人又不是洗衣店工人, 这些只是名称, 这些并不能触及他的实质, 他是一个有形的实体, 他是他自己, ‘星期五’是‘星期五’。但这又并不是那样。不管对于他自身来说是什么 (他能意识到自己吗?———他如何告诉我们?) , 对于这个世界, 他是什么都是我所编制出来的。”[3]在殖民社会体制当中, “星期五”亦不能表达自己的身份, 属于在白人男权社会话语体制之下的被压者。

3.3.2 苏珊·巴顿

《鲁滨逊漂流记》中没有女性人物, 叙事者是鲁滨逊自己。和《鲁滨逊漂流记》相比, 库切在《福》用一个女性叙事者苏珊·巴顿讲述故事在海岛上的经历并与作者福对话。面对福对自己故事和身份的构建, 苏珊说:“现在我所有的生活都成为一个故事, 而我自己的东西却没有了。我想我是我自己, 而这个说着你为她编造的话的女孩属于另一类。但是现在我充满怀疑。所留给我的只有怀疑。我怀疑故事自身。谁在叙述我?难道我也是一个幻影吗?我属于哪一类?对于你, 谁是你呢?”[3]在这里与其说苏珊所反对的是福对她身份的建构, 不如说她是对男权社会中对女性身份进行建构的男性话语的抵制。在《福》中所出现的福的形象是《鲁滨逊漂流记》中笛福的象征和代表, 也象征着父权社会中的男性话语。在父权话语体系之下, 女性没有表达自己声音的能力。男性话语表征之下的女性身份必然是由男性话语所建构的, 她们自己无法形成自己的身份, 苏珊在和福的对话中意识到自身的处境。苏珊为自主而抗争, 为争夺作为女性的话语权利而抗争, 她努力把自己从男人为女人设置的规范中解放出来, 她决定走自认为适合的道路, 不落到男人的牢笼里。因此她这样告诉福:“我选择不告诉你我在船难之前的生活经历, 因为我没有欠包括你在内的任何人一个解释, 一个关于我为什么拥有故事的原因的解释。我选择去讲我、克鲁索和‘星期五’在小岛上发生的故事。我是一个自由的女人, 我有自由去讲我愿意讲的故事。”[3]

库切在他的《何谓经典?》一文中说:“经典通过顽强存活而给自己挣得经典之名。因此, 拷问质疑经典, 无论以一种多么敌对的态度, 都是经典之历史的一部分, 是不可避免的, 甚至是很受欢迎的一部分。因为, 只要经典娇弱到自己不能抵挡攻击, 它就永远不可能证明自己是经典。”[4]库切的小说《福》一方面是《鲁滨逊漂流记》的仿作, 另一方面对“鲁滨逊”的故事重新进行叙述, 对《鲁滨逊漂流记》进行改写。以一个女性叙事者的眼光进行观察, 这样添加了原来所没有的女性叙事者的形象。从互文性角度来说, 小说《福》对《鲁滨逊漂流记》这一经典文本的置换和变形, 质疑经典, 具有时代精神。

4. 结语

由此可以看出, 互文是库切在《福》中采用的一种重要的文本策略, 而通过互文性批评, 则能较好地探索这一作品的主题意蕴。库切通过《福》向经典提出质疑, 表达了对普遍存在的霸权提出挑战, 表达了他对人类求异共存的人性关照。

参考文献

[1]蒂费纳.萨莫瓦约著.绍炜译.互文性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2]魏颖超:英国荒岛文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3]J.M.库切.王敬慧译.福[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7.

篇8：从互文性角度看跨文化翻译

帮助。

关键词：互文性；理论内涵；重要性；阅读教学

阅读教学一直以来都是英语教学中的重中之重，对学生综合应用英语能力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的目标更多地体现在学生阅读的速度和理解这两种能力的提高上。理解有史以来就被视作是阅读的核心，或者说是阅读的灵魂。在大学英语教学活动中，经常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即学生对英语词汇和语法的掌握都很熟练，但是去分析、理解语篇的意思却出现很大的困难，这实际上证明了语篇存在相互联系。互文性就是基于语篇存在内在联系这一特点的基础上，去理解阅读内容的。

笔者就从互文性的概念出发，探讨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中的互文

现象。

一、互文性理论内涵概述

互文性理论是一种文本理论，它是产生于西方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中的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理论。“互文性”这一概念的提出，必须归功于法国的符号学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Christiva），在她的《符号学》一书中，她谈到了文本与文本之间相互吸收和转化的关系。这一论点即是“互文性”理论的最初雏形，因为在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表述中，可以明确获得的信息就是每一个文本都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共同处在一个开放的空间，而不是相互独立地存在于每个文本之中。

互文性理论强调的是文本自身的不确定性，因为互文性理论产生于结构主义之上，所以，从中可以窥见互文性理论的思维模式，即非单纯用文本去分析文本。将外部的影响力量文本化是互文性理论重点关注的问题，正因为这一原因，在互文性视角下的文学的文学性被文本性所代替，同时，传统的文学观念也被互文性所取代。互文性理论是融入多个时代的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这是互文性可以实现多向度地阐释自身理论的重要原因。

二、互文性在阅读教学中的重要性

从文化符号学来看，一切表意实践其实都是一个文本，大学英语阅读教学这项老师和学生均能受到启发的实践，用符号学来分析，也是一项表意实践，那么，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的实践活动就可以当做是一个文本。互文性理论中涵盖了两个重要的观点，一是某个语篇中必然含有同其他语篇有明显相关性的话语；二是某个语篇在语义上一定存在引起人们联想其他语篇的相关东西。

从大学英语阅读自身的特点来分析，也不难发现，英语阅读本身就存在互文性，阅读中的各个语篇都与其他语篇相关联。用符号学分析大学英语阅读教学，可以获得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的互文性。狭义的互文性是指，在具体的语篇阅读过程中，可以找到其他语篇的影子和碎片。而广义上的互文性，不单是指语篇自身展现出的关联，更融入了带有学生参与的对话构筑成的阅读教学中的各个因素。从对大学英语阅读教学来看，学生对某个具体文本的参与和对话存在有意识与无意识两种状况，在有意识的状况下，学生可以对阅读进行理解，而在无意识的状况下，学生就很难对阅读进行正确的解读。所以，在大学英语阅读教学过程中，需要老师运用互文性进行教学，帮助学生对阅读内容进行理解。

三、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中互文性的体现

1.体裁中体现互文性

在一个语篇中，存在着不同的体裁、不同的风格和不同的语域，但是这些不同的语篇体裁，或者说是不同的语篇形式，是处在混合交融的形式之下的，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体裁的互文性。大学英语阅读从体裁上划分，最为常见的语篇体裁就有戏剧、小说、议论文、说明文和记叙文等几种文体，由此可见，大学英语阅读语篇丰富多样的体裁，而且，在某些语篇中，所体现出的体裁形式并不是单一的一种，而是将好几种混合在一起使用。

从以往的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的实践来看，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中的语篇，通常看做由词汇组成，因为每个成型的句子，都是由词汇组成的，所以，语篇的组成也可以看做是词汇的组成。从这种理论中衍生出来的英语阅读教学方法，就是将重点内容放在词语和语法的记忆与理解之上，而忽略了对语篇的整体把握，这就导致了学生对语篇的理解力不够的现象。培养学生阅读过程中的体裁互文性意识，不仅要有对词汇和语法的学习内容，更需要老师不断地引导学生将注意力渐渐地转移到语篇中透露出的信息上，先从宏观上把握语篇信息的大脉络，再从微观上逐步将语篇内容细分，从而理解英语阅读中的思想和意义。

2.文化中体现互文性

由语篇的主题和主旨而唤起的读者内心包括信仰、认知、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等内容被称之为阅读语篇的文化互文性。其实，读者在阅读语篇之前，头脑中就已经存在相关的认知和认识，它们以一种图式和符号的形式存在于读者的头脑中，这也可以说是头脑中对某些事物的印象，当读者阅读到与这些印象相关的内容的时候，他们就会自动地运用自己头脑中已经存在的图式和符号对这一文本进行解读，这也就是实际生活中的文化互文性，从中也证明了语篇的非独立存在性。

大学英语阅读中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阔，既有哲学历史方面的，又有社科文学方面的，还有民俗民风方面的，

除这几种以外，还有许多的内容。从英语阅读语篇的丰富性可知，学生阅读的速度与学生自身知识的丰富性有直接的关系，单纯依靠词汇和语法等知识去解读阅读语篇，仍然不能获得最佳的效果。所以，在大学英语阅读的教学过程中，需要老师引导学生利用文化互文性对文本进行解读。简而言之，就是需要学生在进行语篇阅读时，将语篇的分析与文化特点相联系，去透视语篇中可能涵盖的社会因素。

3.媒体中体现互文性

媒体互文性是指在阅读语篇的过程中，利用文字、图像和声音等介质创设出语篇互文性的阅读和欣赏效果，就像插图和动画等形式。在传统的大学英语阅读教学活动中，老师所使用到的教学内容都是从教材之中获得的，很少利用其他的媒体形式对阅读语篇的文本进行解释和分析，这种阅读教学方式，在学生看来不仅枯燥乏味，而且语篇中的一些中心思想很难全面把握。

媒体互文性下的大学英语阅读教学，要求老师尽量打破传统的教学方式，将互文的意识融入教学当中。传统的阅读教材局限于纸质的课本，而媒体互文就需要打破这一传统，不断地创新教材形式，将有声音、画面和文字结合的教材带进阅读教学中，充分让学生体验到立体学习，并且不断地从学习中感受愉悦，汲取快乐学习的养分。媒体互文性是新时代、新科技的发展之下，大学英语阅读教学必然经历的道路，也是提高大学英语阅读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

大学英语阅读无论是从其内容来看，还是从其形式来看，或者说是从其目的来看，都是一个需要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复杂过程，所以，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不可能将语篇分割为独立存在的部分，再进行学习，互文性理论是指导大学英语阅读教学较好的

理论。

参考文献：

[1]曲景秀，杨丹.互文性理论对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的启发[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2，31（10）：157.

[2]鞠辉.后现代主义互文性与大学英语阅读教学[J].继续教育研究，2012，1（7）：157.

[3]刘小云.文化互文性与大学英语阅读教学[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2，5（10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