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拐棍点出25年教学路

用拐棍点出25年教学路（精选4篇）

篇1：用拐棍点出25年教学路

中国教师报     -01-09     记者 杨伟广

山东省郯城县城关镇榆林小学四年级一班门口。

48岁的李绍银双手紧紧抱着一根粗如儿臂的木棍，从办公室艰难地挪了过来。除了上端和中下部手握处之外，这根高出李绍银一头并支撑着他全身重量的棍子已经黑得看不出原来的纹理。上课铃一响，他拄着棍来到讲台前，把自己断掉的左腿先拿到讲台上，接着把身体重心转移到棍子上，以使右腿抬上讲台，再慢慢让萎缩的右腿支撑起全身的重量，手扶着墙把棍子拿到讲台上。然后一手扶着棍子一手扶着讲桌开始了他又一堂课的教学。近10年来，这个一级残疾的教师已是多少次走上这方让他魂牵梦绕的三尺讲台，可能谁都无法算得清了。

冰窟救女童落下终身残疾

1977年农历11月一个滴水成冰的下午，刚刚担任民办教师一年多的李绍银路过村里的池塘时，突然听到有人呼喊：“救命啊！救命啊……”他抬头望去，只见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正在池塘中的冰窟窿里挣扎，岸边几位老太太急得手足无措。李绍银没来得及细想，飞快地跑到冰窟窿边，伸手抓住小女孩便往上提。就在把小女孩提离水面的一刹那，冰层破裂了，李绍银和小女孩一起跌落水中。刺骨的冰水使李绍银差点窒息过去。他用力地托着小女孩，折腾了很长时间，被冰水浸泡得浑身麻木的李绍银终于将小女孩推上了岸。等小女孩的奶奶接过孩子，勉强爬上岸来的李绍银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了，“但当时也没有什么其他感觉，赶快回家换上衣服，也没当回事。”

谁也没有想到，年仅24岁的李绍银，从此落下了病根。到第二年三四月份，他的两腿变得纤细而柔弱，腰部也不知不觉地变了形。暑假到徐州的医院一看，说大腿肌肉有点萎缩；后又到青岛诊断，确诊为腰肌无力；到济南，则说是肌营养不良。后又到北京两次，吃了很多中药，感觉有点效果。但他每月17元的民办教师工资显然无法承担医疗费用，在花掉1000多元钱后，因“担心学生的成绩出漏子”就又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一有什么不适就用从北京带回的药单到县城抓药。白天工作，晚上熬药成了他不变的生活内容。而正值壮年的李绍银，也不得不拄上了拐棍，落下了终身残疾。

然而，厄运却偏偏再次降临到他身上。1993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拄着拐棍已经能走得挺好的李绍银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刚下过雨的村间小道高低不平，邻居家盖房子挖出的土被雨水一泡十分松软。一个趔趄，他摔倒在泥泞中，左腿瞬间失去知觉，一动也不能动了。断了腿的李绍银，竞倔强地自己爬回家，谁知这一爬，断骨错位落下终生残疾，从此丧失了一个健康人的机体。

艰难地重登讲台

“按说我不能再到校教学了，学校也没安排我上课，可我没有什么其他爱好，又不能做其他事情，离开了学生，心里就感觉空空荡荡的。我天生喜欢学生，只有看到学生心里才感觉踏实。在我生病期间学生有什么难题都到我这儿求教，我心想，躺在床上讲还不如干脆到学校去，学生有什么不会的可以直接问，另外和同事见见面也省得在家闷，我就买了一个轮椅到学校了。”

起初到校时，李绍银在轮椅上给学生讲题，这样过了有半年多。但总感觉不是个办法，到教室讲题，只能用两把椅子支撑着身体去，既费力又不方便。“到暑假时，我就想练练让自己能重新站起来，哪怕能用棍子代替椅子拄着也行。”为了早日走上讲台，李绍银让人在自家院里的两棵树之间拴了一个3米长的架子，他在中间扶着架子来回走，直到走出一身汗再坐下。起初特别疼，只能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往前挪，一小步、两小步，一天、两天……也许是命运之神被李绍银不屈不挠的精神感动了，他渐渐扶着架子能走了。慢慢地，他的双腿居然能蹲了。李绍银欣喜若狂，他立即着手练习站立，但刚刚扶着架子站起来，腿一软，他又“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年迈的老母亲嚎哭着跑来，一把抱住李绍银：“好孩子，咱不练了，不练了……”李绍银的泪水也流了下来。他轻轻推开母亲：“不练，我啥时能走路呀！”他咬紧牙关，强忍着钻心的疼痛，顽强地坚持着。一次，两次，三次……五个多月过去了，李绍银终于能奇迹般地拄着棍子走路了。

后来学校分课时，有一个班没人带，他就向校领导说，“这样吧，让我代课。”学校考虑到李绍银的身体状况，决定不让李绍银带主课，但李绍银怎么也不答应，学校领导只好给他安排了五年级1个班的数学课。后来其他科目还是不好分，他就说，那就再给我一点吧，学校就又分给他2个班的社会课，最后增加到3个班，一周接近20节课。

由于李绍银必须依靠拐棍站立，不能站着板书。所以每次讲课前，他都把要讲的内容，包括要讲的例子，要提问的问题，提前写在一块特制的小黑板上。用时往教室的墙上一挂，用棍当做教鞭指着讲课。“这样还节约了很多时间。”他笑着说。有时遇到上课前没有准备的例题，他就不得不将身体靠在拐棍上，艰难地将例题写在黑板上。一个被访的村民对记者说：“学生对他既感动又佩服，上学、放学学生都是自动推着他。他中午一般不回家吃饭，带点干粮就凑合了，都是在校备课、改作业，或者辅导学生。”我们可以想象得出，迎来送往的霞光中，一辆缓缓而行的轮椅包围在一群孩子的欢笑里，该是一道多么亮丽的风景线！

有些沉重的病退愿望

其实不仅在学校里，李绍银还将课堂延伸到了每一个他能与学生接触的地方。

一到星期天，李绍银家的石台上，板凳上，翻过来的猪食槽上，都趴着来进行数学辅导的孩子，“最多时十几个，不一定都是他本班的学生，但都是我们一个庄上的。”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告诉记者。李绍银对小孩很热情，一些成绩有进步的孩子往往还能得到些奖励--一些挺薄的小本子。

“有学生到我家来和我说说笑笑，我挺高兴的，平时我家又没有什么人来串门。再说我拿政府这几百元钱，就得对得起它，别误人子弟。”李绍银朴实地笑着。

作为一个有27年教龄的老师，李绍银因没法到临沂参加中师考试，也就一直因为没有中师证书，无法晋升高级职称。现在，他因担心母亲在家倒水时摸倒了暖水瓶或者碰倒了炉子，想办病退手续。而且天一冷，他自已的身体也不行了，“不知是年龄大了还是毛病开始往上身蔓延，胳膊渐渐没有了力气，光请病假又耽误学生上课。”他说要是有人能帮忙照顾母亲，他还能坚持再干几年，但现在照顾几近失明的母亲安度晚年成了他最大的愿望。记者临离开时，他还嘱托如果见到了教委主任帮忙给说一下。

一位知情者说，他非常好强，以前从未因一些小事请过假。“但现在上了一些报纸，好多媒体似乎都有拔高他的意思，就有人说他哪有那么优秀，现在他有点心灰意冷。”

记者在与一位从事过多年教育工作的人谈到李绍银的事情时，他认为李绍银坚定的教育信念已经和他手中终年离不开的棍子一样，成了他心中不倒的精神支柱。从另一个角度说，以李绍银的身体条件，他既不能像别人那样靠家里的责任田养家，也不能跟着别人北上南下地做生意赚钱，他只能靠教学来养活自己。再说他也没有别的老师家里那些琐事，有的是一天到晚投在教育上的精力。

他认为，教师队伍就像一座金字塔，处于塔尖上的是一些具有先进的办学思想和生活条件的人，他们虽是教师群体的极少数，但他们领导着时代的潮流。处于塔底的则是绝大多数普普通通的基层教育工作者，他们没有什么先进的教育理念，没有在省市出名的教学成绩，没有什么教学能手和特级教师的称号，甚至优越的生活条件也都与他们无缘。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似乎都与塔尖的人无法比拟，但他们用踏实勤恳的工作，集体塑造着我国基层教育的现状和未来，没有他们，我们教育的金字塔将无从谈起。

而与这些哪怕是塔底的人相比，李绍银多付出的又岂止一倍两倍……

[用拐棍点出25年教学路]

篇2：用拐棍点出25年教学路

在甘肃87个县(市、区)中,53个是国家和省上帮扶的贫困县,21个是少数民族县。

“两基”攻坚的主战场在农村,硬仗在贫困地区,这让“普九”之路更加崎岖坎坷。

因此,在这些地区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就显得尤为迫切。教育经费的支出,不仅反映出一个地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地区教育水平及未来教育事业的发展情况。

镜头一

玛曲县是一个人口只有3.68万人的纯牧业县,由于经济发展滞后、人们的观念保守,当地的教育发展一直都很落后。

全县学生“三率”低、办学条件差。

针对这一现状,县委、县政府在1994年召开的玛曲县十三届二次人代会和政协九届二次全委会上提出了“动员全社会力量集资百万元助学”的倡议,号召全县干部群众“少抽一根烟,少喝一杯酒,少吃一块肉,少出一趟车”,以实际行动为民族地区的“两基”工作贡献力量。

就这样,玛曲县当年集资131万元。这不仅开创了玛曲教育史上的先例,也改变了当地不少孩子的命运。

镜头二

甘肃省东南部,有一块贫瘠而充满希望的土地——西和。

在这个农业县,麦子是老百姓的生命。一个靠种麦子维持生计的农业县,把娃娃上学像种麦子一样珍视。

在经费筹措上,西和县坚持“四个轮子”一齐转的方针,即国家、地方、集体、个人形成合力,增加投入,大力改善办学条件。

自1998年以来,“义教工程”项目、教育扶贫项目、中欧项目、国债项目、省内外对口帮扶项目、“两免一补”项目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项目在西和投资达18045.73万元。国家的支持、省市有关部门与领导的关怀,似春风化雨,滋润着西和的每一位学生。

镜头三

2006年春季,西和县姜席镇张山村发生了一件让人感动的事。

全村人捐资23160元,重新选址修建了一所崭新的乡村学校。但不为外人所知的是,这两万多元凝结了全村人的汗水和沉甸甸的心意。

在兴建学校的工地上,男人们干得热火朝天;在村民家里,年轻的媳妇们聚集在一起缝制鞋垫,绣上精美吉祥的图案,送到干部手中为学校募集资金。

此情此景,感人至深。

真可谓:巧手绣彩图,一心为“两基”。

一串串数字、一件件事例不仅说明了我省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它更凝结了2500万陇原儿女的心血和汗水。

教育经费和办学条件,都是办好学校和发展教育事业的必备条件。我省排除万难,解决教育经费,使得办学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为“普九”奠定了基础。

篇五“校园是最美丽的风景线”

在甘肃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多元的地域文化与教育传统相伴相生,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教育传统,而现代文明又为之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甘肃教育事业取得可喜成绩的时候,谁也不能忘了那些为“普九”付出过的人。

镜头一

一提起庄浪,人们总会把它与贫穷落后联系在一起,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工业基础薄弱,农业条件落后,财政收入匮乏,这是庄浪的真实写照。

1984年,全县中小学在校生不足6万名,校舍总面积仅为9.6万平方米,其中危房面积高达2.9万平方米,中小学生人均校舍占有面积只有1.55平方米。全县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76%。初中校舍严重不足,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中小学教育设施落后,教学设备短缺,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效率低下,教育质量不高。

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庄浪人民以满腔的热情积极办学。全县人民纷纷解囊,你5元,他10元,就这样在当时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200元的情况下,庄浪县群众集资达到1500多万元。群众捐物、投工折价500多万元,修建中小学校196所,新建校舍3.3万平方米,添置课桌凳3600多套,实现了“一无两有”的目标。

到2003年“普九”验收时,全县已在46所学校建成了52个微机室,56所学校建成了教育卫星宽带网,实现了“校校通”,8所学校的171个教学班实现了“四机一幕”进教室,3所学校建成了5个多媒体语音室。全县所有完全中学、85%的独立初中和73%的完全小学普及了信息技术教育。

付出就有回报。庄浪县在“普九”达标验收时,校舍建筑总面积达到31万平方米,是1984年的3.2倍,小学、初中生均校舍占有面积达到3.1平方米和3.7平方米。

这一组组数据说明的不仅仅是辉煌,更是庄浪人民可歌可泣的故事。庄浪多名学生步入北大、清华等名牌院校,40多名学子留学海外,在异国的土地上讲述着庄浪人民“普九”攻坚的动人故事。

镜头二

2001年,时任甘肃弘业建筑有限公司经理的王世明,看到老家临夏县侯段小学倒塌的围墙、缺桌少凳的教学设施、全成危房的教室和辍学在家的孩子们时,他心里着急了,心上疼了。

于是,他产生了捐资建校的念头。

他把自己的想法首先告诉了在省建筑公司当部长的弟弟王世新,哥俩的意见不谋而合。

2002年春,他俩捐资65万元,易地新建1298.18平方米的三层教学楼一幢和28间辅助用房,配套设施齐全的侯段希望小学在移民区贫瘠的旱塬上建成。

几年来,他俩先后捐资110万元,把这所过去条件极差的村级小学建成了硬件设施达标率100%的临夏一流的花园式小学。

镜头三

临潭县一直把“普九”视为希望之光,他们对教育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寄予厚望。在“普九”的道路上,他们一次次谱写着感人的篇章。

县教育局局长马永祥,为使全县教育教学设施落后、办学条件差的面貌有一个大的转变,把项目实施作为加快“普九”进程、实现教育事业跨越式发展的特殊机遇和重点工作,他先后争取并组织实施了“二期义教工程”、“远程教育”、“援藏”和“寄宿制学校建设”等项目,全县共修建项目学校84所。

为动员失学适龄儿童少年入学,他跑遍了全县19个乡(镇)。他常这样说:“要关注弱势群体,就要关注他们的教育,特别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教育。只有发展均衡的、公平的教育,才能真正提高全民素质。”

在他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失、辍学学生的名单和家庭地址,为了使这些学生返校,他带头资助了20名辍学学生,并积极争取资金,救助贫困学生。

当教师时,他为学生服务;当校长时,他为学校服务;当局长时,他为群众服务。

他用自己的这种精神感召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他身患癌症后仍坚持工作。2006年2月13日因病去世,他永远离开了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

篇六“教育质量是教育的生命力”

在实施义务教育的过程中,甘肃省还把提高教育质量作为工作的中心。可以这么说,普及程度是教育横向的发展,它可以让更多的孩子上学;而教育质量却是教育纵向的发展。教育只有走向纵深,才能让受教育的每个孩子接受更优质的教育,也才能让每一个孩子成为健全的人才。

清水县在学校常规管理中,实行教育质量目标责任制、教育质量承诺制和责任追究制。在加强教研队伍、督导队伍、校长队伍和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同时,还分步实施新课程改革和“五改六”学制改革,不断改进教育方法和手段,大力开展教研活动,以教研促质量,向管理要效益,使全县中小学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2004年,全县小学毕业检测“双科”合格率达到了66.6%,比1993年的43.4%提高了23.2个百分点;初中“六科”合格率为36.56%,比1999年的28.1%提高了8.46个百分点。

清水教育人都有一个理念,那就是“质量即生命,教育质量就是教育的生命力”。

作为教育生产力的教育科研,在“普九”路上也显示出了巨大的功用。就拿武威市凉州区来说,通过狠抓教育科研,让教学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

1993年,凉州区开展了“教研年”活动,成立了区教育局、学区和学校三级教科研机构,建立了教育科研激励机制。新课改实施以来,先后多次承担全省大型语文、数学等学科教学观摩研讨活动,形成了“校校有课题,人人齐参与”的良好局面,并且收获颇丰。

“十五”期间,申报立项省级教育科研课题126项,教师在区级以上刊物发表教育教学论文6000多篇,有18项教科研成果在全省基础教育科研优秀成果评选中获奖。

一所学校的发展,与其享有的优质教育资源有很大关系。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让教育走向信息化,不只是新时期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学校提高教学质量的必由之路。

张掖市把教育信息化看作教育工作的“一号工程”、“一把手工程”。但是,信息设备出现的老化现象却让教育工作者发愁。信息化是一项高投入工程,要更新其设备,资金是大问题。

2004年初,全市有515所中小学被确定为国家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的试点项目学校。这为张掖教育的信息化注入了新活力,也是其发展的一个好机遇。

经过一年时间,远教工程完成总投资1596.2万元的项目学校515所,全市远程教育设备覆盖率达到100%。

远教工程的实施,方便了教师,方便了学生。只要鼠标轻轻一点,就可以和全国各地的名师“零距离”接触,尽享优质教育资源,从而提高了当地教育质量。

篇七“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二十多年来,我省的“普九”攻坚虽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雄关已过,困难依然横在面前,任务依然艰巨。

比如,已经实现“普九”的地区,其中有一部分是低水平的,巩固提高的任务还很艰巨。而农村学校师资力量依然薄弱,整体素质不高,一部分教师的业务水平还难以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

就拿永昌县来说,1985年实现了“普初”,1997年“普九”达标。但是,面对“普九”达标这一成绩,永昌县党政领导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冷静地认识到:实现“普九”目标只是全县教育迈向新里程的一个起点,而巩固提高“普九”成果,任务将更加艰巨。

在永昌人眼里,“普九”只有逗号,没有句号。“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2002年开始,全县中小学全面进入新课程改革实验,全县中小学普遍开设了信息技术和英语课程,并承担了国家、省、市、县各级课题研究。新课程、新理念和新技术在中小学课堂教学中普遍运用,使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城镇还是乡村,教育教学质量都有了显著提高。

2005年,全县小学毕业检测双科合格率达98.2%,初中六科合格率61.2%。在教学科研方面,有38项教育教学研究课题被国家、省级批准立项。

在全省范围内,实现了“普九”目标但正在努力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地区,又何止永昌县呢?1994年,兰州市城关区通过国家“普九”验收之后,区委、区政府并没有满足这一成绩。“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他们有更高的理想,那就是立足省会城市中心区地位,不仅学生“一个也不能少”,而且还要让每一个学生学得好。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从1995年起,区委、区政府把“三个到位”,即政府行为到位,经费保障到位,教师待遇到位,作为将“普九”推向纵深的根本保障。

与此同时,甘肃所有实现“普九”目标的县(市、区)都在努力奋斗,巩固、提高“普九”成绩,使基础教育向重质量、高水平的方向发展。

篇3：徐永光“谤随名高”25年公益路

公益起源：

我的内心追求自由自在地做事情

1989年创办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之前，徐永光担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时年40岁，谈到在团中央的工作经历，徐永光认为 “仕途是很顺畅的”。但他却向组织提出了离开，要去办共青团的一些实业。

“好多人都觉得我这个人是一个不正常的人，我说我比你们都正常，我能够做到随心所欲，或者是用我们古人的话‘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说我想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不喜欢的事情我不去做，我说你们谁能做得到。”

从团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岗位上离开做公益，徐永光没有一点纠结，这源于他内心的一种追求，“第一位的追求便是自由自在地做事情，想去做没做过的事情，而且这个天地是很大的”。徐永光感觉到，在体制里面，一定要按照体制的轨道去做事情，甚至是一些语言或者是说话都有既定的规则，这个对“追求自由自在做事情的”徐永光来讲，是很难受的。当时，徐永光提出一些非常超前的改革设想，结果在共青团系统遭到很多反对的声音，甚至在共青团十二大选举的时候，他的得票是倒数第二，差一点落选。这对徐永光的追求是一个打击，他也深刻感觉到，在体制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是追求自己的理想，可能不现实。

每一件事都要评论：我要为慈善行业的尊严而战斗

在2013年8月底举行的基金会中心网三周年大会上，徐永光宣布自己辞去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的职务，目前他明确的职务有两项，一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一是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对于辞掉各项职务，徐永光说，自己绝不会占恋那些已经做好的地方。

“有一些评论员写文章，捐款怎么能‘雁过拔毛’呢？那还不如把钱直接给受助人，怎么还让捐款给你发工资呢等等。我觉得这种混乱会造成做慈善行业的人经常是连尊严都没有，真的连尊严都没有，所以我大概能做到对每一个事情我都要表态。”

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向我们提及，由于长期忙碌的工作，近年徐永光的健康状况并不太好。事实上，按照正常的情况，徐永光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按他的性格，也是喜欢安逸、享受恬静的生活，但是显然，徐永光停不下来，即使辞掉了很多职务，他仍然在关注公益行业的大事，每一件事都要做出“一阵见血”的评论。徐永光说，自己有时候高调，是因为对一些事情必须要讲话，他觉得这个行业还是需要有人要讲原则，而且要鲜明地把正确的观念、理念传递给社会，“实际上这个行业太缺少这些了”。

谤随名高

徐永光与国学大师南怀瑾是同乡，南老很支持徐永光所做的希望工程，不仅捐款，而且耳提面命，给徐永光指点迷津，特别是不断“泼冷水”。1992年，国学大师南怀瑾送给徐永光三句话。第一句是老子的话，“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第二句是“谤随名高”；第三句是曾国藩的“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人生之路，往往需要智者指点迷津。”徐永光表示，“如果说我是从大瑶山上获得了做希望工程最初的灵感，那么，是南怀瑾老师的教诲让我悟到了‘功成而弗居’、‘知止可以长久’的道理。”

1999年，希望工程10周年之际，有学者提议铸一口“希望之钟”作为永久纪念。南老欣然为之撰写铭文：

黄钟大吕 天簌徽音 木铎晨钟 贤哲雅教 金声玉振 延续慧命 有响斯应 华夏之光 希望工程 承先启后 继往开来 频年勤获 初砥小成 铸兹纪闻 期启后昆 谨以铭志 文治永康

这段文字，大气磅礴，有春秋之范。令人警醒，催人奋进，使徐永光受益良多。

同年，有朋友将徐永光十多年的一些有关希望工程的文字辑录成册，南老欣然为他题写书名《叩问天人之际》。南老一眼看透了永光所选择的这条路的真实，希望工程的探求之路，其所有成功和遗憾，不正是上与“天命”相关，下与“人事”相联么？

谈起南怀瑾，徐永光感慨万千，崇敬之情溢于言表。希望工程从诞生那天起就是探索的产物，“无先例可循，无成法可依”，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这注定了他的选择也是艰难的选择。加上中国法制不健全，一些走在前面的机构会面临更多的风险。

1988年，国务院《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在基金利息等收入中开支”，即不允许在捐款中列支工作成本。在这种“零成本运作”下，青基会不得已利用捐款收支时间差投资增值。徐永光说，从整体上看，投资是盈利的。审计结果表明，到2004年底，青基会的增值收入扣除亏损部分，净收益7400多万元，正是这些收入支撑了青基会机构和希望工程项目的运行。投资项目确有失误，对此我需承担决策责任，但最重要的是投资没有影响助学金和建校款的拨付。值得庆贺的是，有几项投资让青基会成了上市公司的原始股东，预期净收益可超2亿元人民币。

2004年，新《基金会管理条例》实施，允许在捐款中列支管理费用。困扰青基会多年的“零成本运作”问题得到解决，青基会因投资招致的信任危机也由此趋于平息。两次危机有惊无险，但徐永光由此更深信“公信力是非营利组织的生命之根”。

慈善之心更近上帝

“我现在常讲我们做慈善事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中国人的心更接近上帝，这里所说的‘上帝’是指公德心、公益心。”徐永光说。

在希望工程第一份募捐信上有这样一句话：“请你为失学儿童奉献爱心”，“奉献爱心”四个字渗透着母亲对徐永光的深刻影响。永光说：“我母亲信仰基督教，‘奉献爱心’是她经常挂在嘴边的，因此我在第一份希望工程募捐信上写上了这句话。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见诸报端的募捐口号，现在已经很流行了。昨晚我给母亲打电话，她首先问我给没给台风受灾的地方捐款，并告诉我她给教堂送去了200元捐款。母亲是时时刻刻教育我、给我敲警钟的人。每次回去看她，她都会问：‘是出公差还是自己回家？如果不是公差，必须自己出路费，不能占公家便宜！’我每年都要无数次向她保证，一定好好做事，决不贪污腐败。‘德有伤，贻亲羞’，我不能让母亲失望。”家教谨严，还有对天地、自然、大众的敬畏之心，是徐永光坚守信念的根本。

徐永光确信儿时的经历和母亲的影响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也许我从幼年时就在选择自己的人生。人的一生选择可以很理性，也可以很随意，不一定是精心设计、策划的，自然而然往往一发不可收。你要相信自己的选择，不要太在意别人说什么。我就遵循了这样一条合乎生活逻辑的人生轨道。”

徐永光在其散文《崇尚自然》中写道：“我爱山，更爱水。也怪，一见水，总会鬼使神差掉进去。无论在北京的龙庆峡、湘西的猛洞河，还是在家乡的楠溪江。去年冬天漂楠溪江时，照例坠江。一朋友笑吟道：此乃‘一江秀水涤尘俗’也。我才顿悟：原来我身上沾染了太多世俗尘土，每每需要大自然的荡涤，让我清污除垢，洗心革面，做一个襟怀坦荡、清清白白的人。”

这是徐永光的追求，也是他做人的真实写照。

他是一部中国公益大书，广博精深，难以尽述。

公益路上，他是舵手，是导师，是方向。

篇4：用拐棍点出25年教学路

2012年6月，之前主管三星核心零部件的副董事长权五铉突然就被推到了公众面前，成为三星的CEO。此前，与大部分韩企类似，三星惯常会在每年年底宣布高管调整，并使调整于第二年初生效。可半年前的这次调整却不同于往常，甚至没有半点征兆。

业界愕然之后迅速归于平静：如此“铁腕”、“旋风”和出其不意，正是三星集团最高领导人、三星电子会长李健熙的风格。

李接任三星后辛勤耕耘25年，塑造了三星这一巨无霸经济体，有着不可动摇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在韩国他甚至是被称为“经济总统”。他在内部实行集权制管理，享有最高权利，他果敢善谋，决策从来高效、迅速，咨询后直接拍板即可。因此，三星此举，必不寻常。

换帅不过是三星全球战略调整的一部分，随后引发的是三星内部产业结构和运营结构的变化。帕勒咨询公司资深董事罗清启公开指出：“5～8年后，消费者的‘拼凑式’消费将被‘方案式’消费替代，未来，三星将从面向消费者的电子消费公司更多转向后台架构公司，这将决定三星的长远竞争力。”

三星通信、手机产业正从产业下游（硬件）向上游（软件/系统）完善。在今天看来，Tizen正是三星大胆尝试的一个方向，换帅也正是三星布局Tizen、挤入移动端OS市场的重要一步棋。“二战”来临的前夜，局势已经有凶猛之意。

然而，权五铉有足够的把握吗？众所周知，此前三星的CEO无一不是李的执行者而已。已过古稀之年的李健熙已然“廉颇老矣”，三星也还尚没有培养起真正到位的、成熟的接班人，它有能打赢战争的强人吗？

李健熙铁腕换帅

权五铉的荣耀可能在未来

执掌帅印的那天，权五铉收获了一份来自集团的礼物：当天三星公布了一项价值19亿美元的芯片产业投资计划。

权五铉现年60岁，于1985年作为一名芯片工程师加入三星电子。他于1992年成为三星电子存储芯片业务高管，并于1998年成为新开展的逻辑芯片业务的第一批高管。

之前身为三星电子半导体事业部社长，权五铉主导着集团的存储业务、系统大规模集成电路业务和LED业务。尽管三星的明星人物永远是李健熙，但权最被称道的是，在其前任崔志成掌管的消费业务陷入了困境之后，权五铉掌管的核心零部件业务在近几年的发展中成效卓著。

在智能手机的成本构成中，芯片的贡献巨大。正是凭借半导体芯片等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三星成为苹果公司iPhone和iPad芯片的生产商，进阶成为苹果“甩不掉”的合作伙伴。

与此同时，不断借助产业链纵向垂直整合带来的优势，三星手机“机海战术”也日趋风头强劲。近年来，当苹果iPhone风生水起之后，也只有三星可以匹敌。而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三星，放弃iPhone，三星在Galaxy系列手机上也争取到了愈来愈多的用户。

三星的财报中，运营利润节节高，其中，移动通信部门已经占据了总营收的一半以上。三星的Galaxy系列智能手机销售强劲。

但单单只是硬件上占据了有利地位还远远不够，三星要向上游完善，要从根本上在手机生态的战场上赢得一席之地。毫无疑问，权五铉是对芯片业务、手机业务最熟悉的一个。在接任CEO后，作为集团副董事长，权五铉继续负责零部件业务。

权五铉当时在就职演讲中就表示，为维持三星电子在科技产业的领先优势，他们必须加强软件竞争力，他们会特别专注于提供新的用户体验，并透过加强、改善软件、UI、设计和“解决方案”这几方向来达成。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三星正处于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段，但权五铉面临的挑战也最是严酷。在移动互联时代，产业链延伸至上游，其实极复杂且多变，三星需要保持一个合理的节奏。

权五铉并不掌管消费类产品业务。众所周知在三星CEO并没有多少实权。很多媒体都说权是最没有权势的一个CEO。但权五铉却有可能成为最有权势的一个CEO，因为如果三星向全产业链的迈进成功，他将被赋予一切荣耀。

权五铉继续交出满意的答卷。三星的2012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其运营利润为8.12万亿韩元（约74亿美元），同比增幅达91%，创出了历史新高。其中，第三季三星移动通信部门的营收为26.25万亿韩元（约239亿美元），占到了三星本季总营收的一半以上 。

这给予了三星在通信市场继续综合纵深整合的更大动力。

不断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李健熙驱赶三星凶猛转型

权五铉带来的改变是三星转型中的重要一环，是最近一年李健熙不断大刀阔斧中的一步。

铁腕换帅之后，李健熙一直持续不断在调整。12月5日，三星又开始进行总经理级别的人事调整，其中包括任命副总裁等人事调整规模。据悉，三星高管的调整人数多达七八名。这意味着三星集团旗下的30多家主要公司中，约20%的掌门人被更替。这次退出经营一线的总经理年龄大部分在60岁以上。

尽管对于三星而言，变动已经是常态，但2012年三星的调整显然超乎往常，三星中国也不例外。

2012年12月21日，超过800位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管理者聚集北京九龙湖山庄，在回顾展望中国区业务的同时，也发布了中国区最新的组织架构和人事调整。

事实上，在最新的调整中，李健熙谋局手机业务的决心和野心也愈发明显。因为，让三星中国的一位员工无不担心的是2013年业绩指标——2013年中国区的整体目标是240亿美元，手机要拿下160亿。

这意味着三星电子在中国区要实现超过40%的同比增长，如日中天的手机业务需要同比增长近60%。这位员工显得忐忑，他对自己所在的三星手机业务能够创造出过去那般的辉煌很怀疑——凭借Galaxy系列的明星产品效应和充足的市场推广资源，三星电子一举扭转2009年手机业务亏损的状态，自2010年起手机业务不断完成“不可能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