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和解决方案

论中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和解决方案（通用7篇）

篇1：论中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和解决方案

公共政策作业

论中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和解决案

09级公管一班张旭

2009034136

（一）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可以粗分为三种类型。

1.“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敷衍）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类型，亦可简称为“对策型”。通常的做法，是强调本地的特殊性，用地方政策来抵消中央政策；或者编造借口，久拖不办，等拖过中央政策的时效期，便束之高阁；还有的“雷声大，雨点小”，口头上说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政策，但在行动上却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甚至用非程序化、非规范化的办法执行中央政策，使政策“走样”。

2.政策选择性执行。

现实中运行的政策往往由相互依存的、有着共同政策目标的小政策组成, 一些政策执行主体往往对政策“断章取义、为我所用”, 只执行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 不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就不执行, “见了黄灯赶快走, 见了红灯绕道走”, 他们“耍小聪明”, “打小算盘”, 置国家政策原则于不顾。这种选择性执行使完整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得残缺不全, 政策的整体功能难以发挥, 政策目标的实现也必然大打折扣。

3.借口本地区或本部门情况特殊，拒不执行相关公共政策。（政策抵制）

这种类型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有的是借口本地不具备相关公共政策实施的条件，而拒不执行；有的则像“传达室”收发信件那样，把“政策宣示”演绎成“公文旅行”，上级下达什么政策，本地区照转（发）不误，但却既无实施方案，又无具体措施，更不准备监督检查，文件发下去了，就万事大吉了；还有的用地方政策甚至是早已过时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政策来代替新颁布的公共政策，等等。

（二）出现问题的原因

1.政策本身的原因

政策本身的质量问题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首要因素。一项政策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 往往取决于政策本身是否科学合理。政策执行偏误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政策本身存在着缺陷, 有漏洞可钻。一般说来, 政策是否存在缺陷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考虑: 一是政策是否合理。政策本身若缺乏合理性, 导致其在执行过程中将表现出政策行为规范与客观实际的强烈冲突, 使政策执行失去了实践基础。政策执行机关在执行这种缺乏合理性的政策时, 理所当然地会选择“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方式来敷衍。二是政策本身是否明晰。缺乏明晰性的政策将使政策的可操作性减弱, 使政策执行者与政策目标群体无所适从, 同时, 缺乏明晰性的政策会引起政策的界限不清, 导致执行者有空子可钻, 对政策随意变通, 同时也为有关领导化解“风险”提供了口实。三是政策是否“前后左右”协调一致以及政策是否多变。现在, 有许多政策是政出多门, 莫衷一是。面对众多相互冲突的政策时, 政策执行者不得不采取“优选法”———顶头上司的优先, 其他领导的靠后;经济监督、杠杠部门的优先, 其他部门乃至党政机关的靠后;领导个人交办的优先,集体名义布置的靠后。这种做法违背了“政策面前人人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原则, 必然导致国家受损, 群众吃亏,正确的政策难以执行。

2.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

任何一项政策最终要靠执行主体来实施, 现实中政策执行偏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造成的, 这表现在:

1)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不高

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公务员与发达国家公务员比较起来,素质普遍不高, 从而, 文化水平低导致行政决策水平低;职业道德差导致行政道德滑坡;行政责任观念淡薄导致争荣誉而避责

公共政策作业

任;理论水平低导致官本位思想严重。少数领导干部没有系统接受现代政策、科学知识的训练, 很难形成科学行政必备的系统观念、战略远见、迎接挑战的心理素质以及自觉接受监督的民主意识。这些弱点难免对政策执行产生不良影响。

2)执行主体法制观念淡薄

从行政的角度看, 中国政府机构的规范化、法制化程度不高, 变化的随意性很大, 人治色彩浓厚。目前, 政策执行中“按章程办事的运作”, “受规则约束的运作”, “形式主义的非人格化的统治”, “不因人而异”等观念并未深入人心,随处可见官僚的“任性专断”, “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 这是真正的管、卡、压”[ 4 ]。书面形式的行政法规约束不了现实社会中的官场逻辑, 人格权威大于机构权威和法律权威。显然, 不依法行政是造成公共政策执行效率递减的重要原因。

（三）解决方案

1.制定良好的公共政策。

首先，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合法化。政策制定的制度程序规范化是政策制定过程合法化的保证，公共政策只有产生于严密的制度安排下，才能保证公共政策制定的确定性和规范性。其次，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公开化（不过公开是相对的，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特殊利益的公共政策不能公开或只能在一定范围公开）。这是政策制定规范化的内在要求。第三，增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民主化。强调公众参与，广泛集中民智，从而避免决策权力滥用和寡头决策，减少公共决策制定和执行中的风险因素。最后，要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的成本与收益分析。这有利于提高效益，尤其是经济效益。如果一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难度很大，那么其预期障碍就大。

2.加强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

首先，增强政策执行活动的透明度。其次，强化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第三，保证专门监督机构的独立地位。第四，落实和完善各项社会监督制度。社会监督是政策执行中最经常使用且容易做到的民主监督形式，必须加强社会监督方面的立法，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确保社会监督权力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充分运用和社会监督行为的规范化。

4.提高公共政策执行者的素质。

公共政策执行是一项涉及广泛的行为，其行为后果即政策效果与公共政策执行水平密切相关，而公共政策执行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公共政策执行者的素质所决定的。公共政策执行者是政策实施中的能动因素，他们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和知识能力素质的优劣决定着能动性发挥的大小。这就要求提高公共政策执行者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大局观念，强化自律精神，规范执行行为，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袭；还要求提高公共政策执行者的专业技术水平，提高准确理解和把握政策规定的能力，提高制定执行计划的能力，提高政策执行的实践能力；这就要求增强实际工作的经验尤其是处理公共关系的经验，增强吃苦耐劳，不怕挫折，不怕失败的心理素质，能正确地预测“危机”，随机应变和积极进取地执行公共政策。

5从多角度调节目标群体。

目标群体也是利益群体，也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政策有利于目标群体，就容易被他们接受，因此，要想让目标群体接受政策，顺畅执行政策，一方面加大进行适当补偿和强制之外，更重要的是进行政策宣传、解释，使合法化的、科学化的政策的可接受性高。同时，强化目标群体的政治社会化程度。任何国家都要通过家庭、学校教育、大众传媒等渠道使人们完成有利于该社会制度的社会化过程。成功的政治社会化能扩大对公众的政策宣传，增强公众的政治参与性和政策认同感，自动倾向于接受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积极配合政策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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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解决对策

摘要: 公共政策执行在整个行政管理活动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作为政府调控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关系，实现公共利益的合理分配及具体行政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公共政策越来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将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置身于一个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大环境中去。这也对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等领域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今，我国政府在公共政策执行这一重要的环节中，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政策执行偏误，即政策执行者在实施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使执行效果偏离政策的最终目标并引起了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无序和混乱等政策失真现象。如何改善现有的缺陷，探索出解决对策并保证公共政策的有效实施，正是我们如今亟待解决的问题。关键词: 公共政策执行偏误政策失真

一、引言

公共政策执行是在政策方案接受之后，国家行政机关及其组成人员通过运用各种手段,将其内容转化为现实从而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一种行为。公共政策执行是公共管理活动的中心环节,是实现政策目标、解决政策问题以及实现社会公共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主要途径。美国公共行政学者艾利森曾指出:“在达到政府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 % , 而其余90 %取决于有效的执行”。这表明公共政策执行在公共政策活动及其生命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常常导致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政策目标不能预期实现。由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等方面的原因,目前在我国这一问题尤为严重。在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研究并解决我国的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问题,无疑是个十分重要紧迫的重大现实问题,对于提高我国公共政策执行效率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主要表现

在整个公共政策的生命周期之中，政策执行是一个相当关键的环节，它决定了公共政策产生的直接而又实际的效果。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误,不但会直接影响政策问题的解决,导致预定政策目标落空,而且会损害政府形象,削弱政府权威和公信力。纵观我国目前公共政策执行状况，不难发现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不良现象，从而使得政策在执行中产生偏差和变形。具体来说, 公共政策在执行中出现的偏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虎头蛇尾”敷衍性执行。实施政策要坚决贯彻，善始善终。但在现实中，有些部门或地区对上级政策前松后紧，敷衍塞责，消极执行，致使一些政策在执行中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有时甚至会出现负面效应，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2)“断章取义，为我所用”选择性执行。一些地方政府、单位对上级政策指令或命令进行过滤，只执行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不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就不执行。“见了黄灯赶快走，见了红灯绕道走”便是很形象的比喻。一些单位“耍小聪明”、“打小算盘”, 置国家政策原则于不顾，站在小团体利益的立场上钻政策的空子，极大程度妨碍了上级部门目标的实施。这种选择性执行使完整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得残缺不全,政策的整体功能难以发挥,政策目标的实现也必然大打折扣。

(3)“土政策”附加性执行。在公共政策的执行中，执行部门为了本地利益在原政策的基础上自行设置“土政策”，打着结合地方实际的旗号另搞一套谋取私利, 从而导致政策执行变形；或附加一些原目标所没有的内容，致使政策不能准确执行到位而出现政策失真。以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例,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本来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但在一些地方,计划生育罚款却成为乡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有些地方竟然把生育第二胎的指标公开拍卖,偏离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根本目的。

(4)“上下不一”抵制性执行。公共政策执行者对现有的政策不认同、不接受, 从而产生抵制情绪, 使公共政策不能够执行到位, 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例如,近年来我国某些地方政府过分强调自身的情况,找各种原因让中央“搞特殊”, 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一再置若罔闻，甚至逆风而行,“你说你的, 我干我的”。

(5)“走极端”野蛮性执行。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行公共政策应更注重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思想教育手段的结合运用。然而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扭曲变形,演变成野蛮执行,导致与群众关系紧张,极大地影响了执行效果。更有甚者一些政策执行人员采取极端手段,背离工作程序,甚至采用违法违纪的方法执行公共政策。

三、我国公共政策出现执行偏误的主要原因

当前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 存在主观或客观等多方面原因:

(1)政策本身的原因。政策本身的质量问题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首要因素。一项政策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 往往取决于政策本身是否科学化合理化明晰化。政策执行偏误产生的重要前提就是政策本身存在着缺陷, 有漏洞缝隙可钻。

(2)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任何一项政策最终都要靠执行主体来实施, 现实中政策执行偏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造成的。主要体现为:

1)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不高

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公务员与发达国家公务员比较起来,素质普遍不高。从而, 文化水平低导致行政决策水平低;职业道德差导致行政道德滑坡;行政责任观念淡薄导致争荣誉而避责任;理论水平低导致官本位思想严重。

2)执行主体法制观念淡薄

从行政的角度看, 中国政府机构的规范化、法制化程度不高,变化的随意性很大,人治色彩浓厚。“不因人而异”等观念并未深入人心,随处可见官僚的“任性专断”,书面形式的行政法规约束不了现实社会中的官场逻辑,人格权威大于机构权威和法律权威。显然,不依法行政是造成公共政策执行效率直线下降的重要原因。

3)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政策的核心是要解决社会利益的分配问题,所有政策最终都表现为对社会利益关系的处理。它适用于全社会,代表和维护的是一种整体利益,符合全体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有些政策未能充分体现，甚至损害广大政策目标群体的利益,以致目标群体难以认同和接受这些政策,进而对政策的执行产生消极情绪和抵触。在我国社会转型期,某些官僚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不仅仅只是一般的自利行为,而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 这些行为不仅仅是官僚公共决策的乱作为、不作为,更是利用公共政策谋取私利、损害公共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

(3)政策执行制度的原因。相关制度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

1)政策执行的信息沟通机制不健全

信息沟通机制的不健全,使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信息交流严重阻塞。一方面, 政策制定与执行缺乏公众参与机制,政策透明度低,政策接受者在政策实施时往往对政策内容和目标一无所知,或道听途说或一知半解,政策执行难度和风险当然加大。另一方面,政策执行缺乏信息反馈机制,政策执行盲目性大，政策评估缺少依据,政策效果难以认定。比如, 2003年“非典”事件, 就是因为开始之初, 疫情信息“上行”中瞒报、“下行”中封锁、“平行”中缺乏沟通, 最终才演变成一场重大公共危机。

2)公共政策执行的权力结构不够合理

虽然我国很早就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放权与收权”的探索, 但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建立一种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模式, 没有对中央与地方的权限职责进行明确的界定。

3)公共政策执行的监控机制不力

监督是管理的重要环节,也是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虽然建立了比较健全的行政监察体系对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但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依然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执行系统的监督机制因体制的依附性而难以正常运转；监督主体因其主体意识不强加上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致使监督职能无法完整履行；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因受行政干预而无法释放能量；社会监督因诉讼不畅、缺乏保障而难以发挥作用。

四、解决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主要对策

公共政策行为是国家政治的主要组成部分,公共政策执行是实现国家职能的关键环节,政策执行的成败直接关系到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进步。为避免执行偏误或解决已出现的问题：

(1)完善行政之间、党政之间的权力配置。改革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 合理划分各机构的职能,避免职能交叉。对职能交叉的行政机构实行“撤”、“并”、“减”, 机构设置要讲究整体性和科学性,理顺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确保政策的严肃性、权威性、合法性。

(2)全面提高政策执行者素质,提高对政策认知水平。政策的执行主体是人, 是公共政策能否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执行人员正确对执行的目标、内容及实施步骤进行了解、认知,才能有效地加以执行, 如果执行者不能完全地理解公共政策,就会导致政策执行的偏误。执行者只有对政策的内容与精神实质有正确理解,才能坚定地、创造性地完成政策的执行。

(3)保障监控工作相对独立性，完善政策执行监督制度。根据当前我国政策执行控制的实际,为保障监控工作的相对独立性,有必要对现行的国家监督机构双重领导体制进行合理的权责界定,建立起权力监控自上而下的独立的垂直领导体系。

(4)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完善政策传播渠道,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机制。政策的传播离不开对政策信息的宣传,加大对政策的宣传力度,有利于执行人员及广大的目标群体对政策的了解。建立完整的信息传播网络,改变高度一元化的传播方式。政府的宏观政策可以通过媒体、电视、互联网等走进千家万户,提高政策的时效性；同时,减少单一传播的层级,保证信息保真度,还可以及时得到市民对政策及政府的反馈信息。例如,政府在网上给公众与政府之间搭建了一条直接沟通的渠道,公众不仅可以直接点击政府的官网,迅速、及时地获取政策信息,而且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投票、电子民意调查等形式将对政策的意见和要求反馈给政府。政府应该和公众之间建立互动机制,及时听取公众的意见和要求,对政策作出必要的修改。如建立信访制度,使由于新政策的推行而利益受损的公众有申诉与表达自己意愿和要求的制度化渠道。

参考文献:

1.陈振明.政策科学—公告政策分析标准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严荣，万懿.公共政策执行的系统分析.地方政府管理，2001

3.张为波, 王莉.试论公共政策执行的阻碍因素及对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

(3)

4.沈晓霞, 廖锦亮.论公共政策执行梗阻的成因与对策, 2008(4)

篇3：论中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和解决方案

断丝现象, 其结果会使预应力钢筋受力不均, 甚至使空心板不能达到足够的预应力。

1.1 原因分析

1.1.1 钢丝束存放不好, 表面存在油污、锈斑等。

1.1.2 钢丝编束时, 由于没有认真梳理, 造成钢丝束交叉混乱。

1.1.3 锚具加工尺寸不准确, 锥度误差大。

1.1.4 锚圈放洋不准, 支承垫板倾斜, 千斤顶安装不正。

1.2 预防及处理措施

1.2.1 在施工中要加强材料的检验, 选择较好的锚具类型, 施工时遵守操作规程。

1.2.2 滑丝和断丝现象如果发生在顶锚之

前, 应立即停止张拉, 并使千斤顶回油, 认真检查滑丝和断丝的原因, 更换已断的钢丝或更换已损伤的夹片, 再重新进行张拉。

1.2.3 滑丝和断丝现象如果发生在顶锚之

后, 其处理程序如下: (1) 将千斤顶按张拉状态安装好。 (2) 张拉钢丝。当钢丝受力伸长时, 夹片稍被带出, 这时立即用钢纤卡住夹片, 同时千斤顶回油, 钢丝回缩, 夹片因被卡住而不能与钢丝同时回缩。千斤顶再次进油, 如此反复的进行, 直至夹片退出为止。在退夹片时, 钢丝的张拉应力不得超过钢丝的极限张拉应力的0.8倍。 (3) 如钢丝已断, 应更换钢丝束, 重新张拉并锚固。

2 后张预应力结构孔道压浆不实后张预应

力孔道压浆密实与否, 直接关系到预应力构件永存内力的稳定性及耐久性。据有关资料介绍, 美国从地震垮塌的后张预应力桥梁构件上截取若干断面解剖测试, 发现后张预应力结构存在因孔道压浆不密实而造成的预应力筋锈蚀、断面锐减、断丝及内力损失严重等致命的质量问题, 为此, 曾一度禁止后张预应力结构的应用。由此看来, 后张预应力孔道压浆的密实度, 是后张预应力构件质量控制的主要环节。孔道压浆不密实有如下几种表现:

2.1 压浆初凝后, 从进浆孔或排气孔用探测棒可探测到不饱满, 有空洞。

2.2 计算浆体压进孔道总量小于孔道总空隙量。

2.3 多波曲线孔道, 特别是竖向多波曲线孔道波峰顶排气孔未冒浆。

2.4 压浆增压时, 不能保证恒定的压力。

2.5 梁体因蜂窝., 孔洞, 裂缝等内部隐蔽缺陷而漏浆。

2.6 封锚不严而漏浆。

2.7 上下或左右孔道串孔。这些压浆不饱

满, 不密实的质量隐患, 如未被及时发现并进行妥善处理, 将直接影响结构物的使用寿命。

2.7.1 原因分析设计方面有以下原因可造

成后张预应力结构孔道压浆不实: (1) 穿入预应力钢筋后设计孔道空隙狭窄, 水泥浆不易压入。 (2) 设计孔道曲线长, 曲率小, 曲折点多。 (3) 设计规定的成孔材料材质不佳, 孔道内摩阻系数大。施工工艺方面有以下原因可造成后张预应力结构孔道压浆不实; (1) 施工中成孔质量不好, 孔道直径粗细不匀或有偏孔、缩颈现象, 预应力筋勉强可以穿入, 但水泥浆无法通过。 (2) 成孔材料材质选用不当, 特别是抽拔棒成孔时操作不当, 孔壁粗糙, 坍落、掉皮, 出现波浪等。 (3) 孔道串孔, 内漏, 封锚不严, 不能保压持荷。 (4) 排气孔设置不当, 特别是连续梁, 多波段;竖曲线超长孔道若波峰处的排气孔不通, 在某些曲段易形成空气滞留穴阻止进浆而造成空洞。 (5) 预应力钢筋编束、捆扎时, 扎丝过密或松弛, 穿束时绑扎钢丝在孔道不畅处受阻, 堆积挤压, 形成网状塞栓, 压浆时此处过水过气而不过浆。 (6) 制浆不规范, 稀稠失控或过滤不好, 有硬块杂物造成孔道堵塞。 (7) 水灰比不当, 水灰比过大, 不但强度降低, 而且泌水率增大, 当水被吸收或蒸发后, 即形成空洞。 (8) 外加剂用量不当, 如膨胀剂, 用量过小膨胀效果不明显, 若膨胀系数小于水泥收缩系数, 空缺未补实, 就会造成压浆不饱满。 (9) 压浆机性能不好, 压力不够或无法保压持荷, 致使孔道内水泥浆不能长距离远送, 也无法借助压力使水泥浆充实到孔道各处不易通畅的细微空间位置, 从而造成孔道压浆不饱满, 不密实。

2.7.2 预防及处理措施治理孔道压浆不密

实的措施, 就是要针对以上所分析出的原因, 对症下药, 正确治理。除此之外, 对影响压浆质量的重要因素, 严密进行控制, 并改进施工工艺, 方可取得明显效果。 (1) 优选配合比。水泥浆配合比是压浆质量的关键。优良的配合比设计是控制孔道压浆质量的前提, 优化组合的水泥浆配合比, 既能有效地控制泌水率及有效膨胀系数。 (2) 慎用膨胀剂。在水泥浆凝固过程中, 膨胀剂和水泥发生反应, 产生气体, 使水泥体积产生微膨胀。 (3) 适当提高压浆稳压持荷压力。压浆过程中, 压力一般应保持在0.4-0.6MPa之间, 稳压持荷时间不少于5min, 稳压压力应保持在0.6-0.8MPa之间。 (4) 采用后期加压补浆法补充密实。对于竖曲线锚固点处在上部的孔道, 因泌水无法排出而占据孔道空间, 水干后此处形成空洞 (此缺陷在封锚前可从进浆孔用探条探测到) , 可用高压黄油枪或按此原则制手动压力补压充实。对于长线连续结构竖向多波孔, 不论锚固点在什么位置, 其波峰处 (孔道最高点) 都有可能因泌水、浆体收缩而形成局部空洞。排除这种隐蔽缺陷的方法是, 在孔道波峰处事先设一排气、压浆两用管, 压浆时排气, 压完浆后, 可以此管用探条检测, 发现不密实, 可从此管接上手动补浆泵进行后期补浆, 效果较好。 (5) 采用真空压浆。

3 预应力筋孔道漏浆致使穿束张拉受阻后

张法预应力穿束困难或者无法穿束;已经穿束的预应力钢筋被泄露的混凝土浇浆液包裹, 张拉时部分预应力钢筋受力不均, 导致断丝现象;由于管道堵塞, 压浆困难。

3.1 原因分析由于采用波纹管作为后张法

预应力孔道, 在混凝土浇筑过程中, 波纹管破裂, 或者由于振捣时振动到波纹管导致混凝土浆进入孔道, 造成张拉穿束困难。

3.2 预防及处理措施: (1) 用于制作波纹管

的钢带应符合现行有关国家标准, 其厚度应根据管道直径、形状、钢丝束设置时间而定, 一般不宜小于0.3mm。 (2) 除进场后的有关检验外, 安装波纹管时需再次对其外观进行全面而详细的检查, 要求无孔洞和不规则的折皱;咬口宽度均匀, 无开裂和脱扣现象。 (3) 波纹管的接头连接管应采用比波纹管大一个直径级别的同类型管道, 其长度宜为被连接管道内径的5-7倍, 同时不小于40cm。在接头处宜设置2处定位钢筋使其定位准确, 以免角度变化导致波纹管道不圆顺, 造成穿束困难。最后把连接管道两端缠裹紧密以防漏浆。 (4) 在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应避免振动波纹管。 (5) 对在浇筑混凝土之前穿束的孔道, 应注意以下两点: (1) 预应力筋安装完毕后, 应再次对波纹管进行详细检查, 以查出穿束时可能被破坏的管道, 并及时进行修复。 (2) 在浇筑混凝土过程中, 应每隔㏑拖拉一次预应离钢筋直至浇筑完成后混凝土初凝为止。

4 后张法预应力筋的伸长值产生较大误差

预应力筋的实际伸长值与理论伸长值有较大偏差, 出现张拉力不足或超过控制张拉力的现象。

4.1 原因分析预应力钢筋张拉时未采用应

力和应变双空法进行控制。正式进行预应力钢筋张拉时, 未对钢筋的实际伸长值进行校核, 实际伸长值与理论伸值的差值超过了±6%, 导致质量事故。

参考文献

篇4：论中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和解决方案

关键词：公共政策；偏差；解决对策

公共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公共政策执行是指政策方案被采纳后， 政策执行者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 运用各种政策资源， 通过实施、服务和宣传等行动方式将政策观念形态的内容转化为现实效果，从而使既定的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过程。其本质上是遵循公共政策指令所进行的变革，是为了实现公共政策目标而重新调整公共行为模式的过程。公共政策执行是政府公共管理活动的中心环节，是实现政策目标最直接的重要活动，是整个公共政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一旦离开执行， 那就成了空中楼阁了。具体来说，公共政策在执行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替换性执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从本质来说是把上级政策肢解、曲解为我所用，实现狭隘的地方部门利益，甚至是个人私利，实质上是一种消极的政策变通，是对原政策的背离。比如，为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国家多次推出各种举措，但面对频频亮起的红灯，一些地方政府不是想着如何降温，而是采用多种手法，对宏观调控政策“拆招卸力”，企图蒙混过关。

二是“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的选择性执行。一些地方政府、单位对上级政策指令或命令进行过滤，选择对自身“有利”的规定执行。合自己“利”的就执行，不合自己“利”的就不执行，在执行中“见了黄灯赶快走，见了红灯绕道走”。一些单位“耍小聪明”、“打小算盘”， 置国家政策原则于不顾，站在小团体利益的立场上钻政策的空子，极大程度妨碍了上级部门目标的实施。这种选择性执行使完整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得残缺不全，政策的整体功能难以发挥，政策目标的实现也必然大打折扣。

三是搞“土政策”的附加性执行。在公共政策的执行中，执行部门为了本地利益在原政策的基础上自行设置“土政策”，打着结合地方实际的旗号另搞一套谋取私利， 从而导致政策执行变形。以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例，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本来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但在一些地方，计划生育罚款却成为乡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四是“阳奉阴违”的象征性执行。有些单位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只做表面文章，没有具体措施，拒不执行或象征性的执行，直接使政策被搁置，使政策成了一纸空文。例如， 近年来我国某些地方政府过分强调自身的情况，找各种原因让中央“搞特殊”， 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一再置若罔闻，甚至逆风而行，“你说你的， 我干我的”。

五是“虎头蛇尾”的敷衍性执行。实施政策要坚决贯彻、善始善终，但在现实中，有些部门、有些地区对上级政策虎头蛇尾、前松后紧，敷衍塞责、延宕推拖，消极执行，致使一些政策在执行中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甚至有时会出现负面效应，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六是“相互争权”的矛盾性执行。在现实工作中，由于部门之间职责划分不清晰，有时有一些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会因部门之间的权与利的争夺，部门间的红头文件或执行文书相互打架，政出多门，而使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一项公共政策由几个部门共同执行时，有时还会出现两样结果，使政策对象难以适从，不知听从哪一个部门的执行意见或决定。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解决对策

政策执行在政策管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直接关系到我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水平。在当前形势下，如何才能改善和消除政策执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呢？根据上述分析，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增强理性与法律权威。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所存在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有法不依现象，与政策执行人员缺乏法律和政策权威意识有直接的关系。树立法律和政策的权威是整治的正确选择，为此，在政策执行领域，必须做到：第一，执行机关和人员必须在法律和政策的范围内行事；第二，政策执行者不得享有不受法律和政策调节和制约的特权，任何人都不能违背政策和法律的规定；第三，一切违背法律政策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都要承担法律的责任。

二是实现公共政策执行的公开化。应打破传统的公共政策神秘感，提高公共执行活动的透明度，让群众和新闻媒体对执行的领导、协调和控制环节有所了解，接受群众和舆论的监督，提高社会对执行的认识和配合程度。这既有利于公共政策执行目标的实现，又能促使公共政策的民主化进程。另一方面要加强政策制定机关和执行机关的沟通，让执行人员政策执行过程中人力、物力、财力的配置，执行目标实现的时间要求以及执行的步骤和方法，克服执行过程的盲目性。

三是整顿执行机关，提高执行人员素质。政策执行是由执行机关来具体行使的，执行机关的特性直接决定着政策执行的成效问题。很难想象一个无战斗力、无效率的官僚主义的机关组织能够获取政策执行的成功。执行机关必须做到首先职责分明，即明确规定每一个执行机关的权力大小和职权范围，其次，领导集中，指挥统一，目标、行动和指令要一致；第三，制度健全，运行机制要有序。一方面，要不断提高执行人员素质。由于执行机构的核心要素是执行人员对政策理解的程度的意向、态度和行为与执行效果有直接的关系。

四是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完善政策传播渠道，建立政府与公众间的互动机制。政府的宏观政策可以通过媒体、电视、互联网等走进千家万户，提高政策的时效性；同时减少单一传播的层级，及时得到市民对政策和政府的反馈信息。政府应该和公众之间建立互动机制，及时听取公众的意见和要求，对政策作出必要的修改。

五是要重视反馈控制。控制是执行机关和执行人员根据执行过程反馈回来的信息和原设一定的标准对偏差行为进行矫正。政策控制的需要来源于政策与执行的偏差。任何政策都是面向未来的，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和各种随机因素的存在，即使在政策方案完全正确的情况下，实际效果与政策目标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特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中，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政策执行的效果也不一致，更要加强反馈控制，及时调整矫正。

六是加强政策执行的协调。一项公共政策的执行及其目标的实现，需要诸多机关、部门和人员之间的相互配合，密切合作，应注意如下方面：一是加强纪委的监督。充分发挥纪委的职能作用，加大对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力度，保障公共政策正确制订和有效执行。二是强化人大的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要适应形势任务的发展，不断扩大公共政策审议围，进一步提高领导能力、立法能力、监督能力和人事任免能力。三是加强司法监督。强化司法机关对同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和社会团体及其领导人的司法监督和司法制约，对其在制订和执行公共政策中的违法行为，主动立案侦察和查处。四是保证专门监督机关的独立地位。目前，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实行的是双重领导体制，容易使监督人员产生不敢监督的心理顾虑，影响监督的有效性。（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沈晓霞， 廖锦亮. 论公共政策执行梗阻的成因与对策， 2008

[2]陈庆云. 公共政策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陈振明. 政策科学—公告政策分析标准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篇5：论中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和解决方案

1、计算机网络安全问题。传统观念的计算机网络安全，是指在计算机在通信网络的基础上，辅助于必要的安全技术和措施，进而保护计算机通信网络的硬件、操作系统、数据和应用软件，预防相关数据遭到破坏或窃取，计算机网络安全就是通过保护计算机通讯系统和通信网络中的信息资源免受各种类型的威胁、干扰和破坏。

影响计算机计算机通信网络安全的因素：(1)主观因素。计算机网络管理人员缺乏相应的网络管理知识和意识，对计算机网络安全管理不够重视，对信息保护技术掌握有限。(2)客观因素。(1)网络资源共享。现在只要有网络，你便可以找到你需要的信息，所以资源共享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这也为利用共享的资源进行破坏系统安全的攻击者提供了很大的机会。(2)网络操作系统的漏洞。计算机操作系统由于自身原因存在许多缺陷和技术问题。操作系统存在各种的缺陷和漏洞是由网络协议实现的复杂性造成的。(3)网络系统设计的缺陷。网络设计是指拓宽结构的设计和各种网络设备的选择等。连接不当的网络设备、不合理的网络协议、不规范的网络操作系统都可能直接造成计算机网络安全隐患。(4)人为的恶意攻击。恶意攻击是指黑客攻击及网络病毒.是最难防范的网络安全威胁。

2.计算机信息的泄密问题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提高了计算机的功能，给人们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但同时带来信息保密的问题。近来在保密技术检查、测评工作和实际案例分析中发现，越高端的技术产品带来更大的保密隐患。

造成计算机泄密的主要因素：计算机用户对信息的自我保护意识淡薄，计算机的信息储存媒体对信息的保护功能不够完善。

二、计算机在信息管理应用过程中解决问题的办法

1.应该提高系统的安全性和保密性;2.保持网络原有的性能特点;3.使系统易于操作、维护，并便于自动化管理，而不增加或少增加附加操作;4.尽量不影响原网络拓扑结构，同时便于系统及系统功能的扩展;5.使用性能较好的安全系统;6.分步实施原则：分级管理分步实施。

对于网络安全问题可采取以下安全策略：

(1)进一步加强计算机网络管理。要想更好的保护计算机的信息不受到窃取和破坏，必须从网络管理的源头抓起，对计算机的访问者身份加强检查，对管理者的身份进行明确，对计算机的管理制度不断地完善，做到上网之前先进行身份的确认和审查，在上网结束以后，对相关信息进行核对检查，对不良的网络信息及时的删除，发现危险的信息要及时的举报给网络管理人员，确保发现问题及时解决。(2)规范计算机人员的操作，加强信息保护意识。首先明确对国家机密的相关文件，计算机使用人员不能在国际互联网上进行储存、传递、处理。提高自身对于网络信息保护的意识，养成良好的信息保护习惯，在对信息运用之前要先对网络安全情况进行检查，确保计算机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信息的处理和操作，在对信息操作的过程中，注意对信息的保护，尽量关闭无用的网站和窗口，并启动相关的保护软件，在信息处理完毕以后，及时的进行病毒的查杀，确定无误的情况下对信息进行加密储存。(3)对计算机信息安全管理制度不断地建立和完善。要想更加有效的保证计算机信息安全，就必须加强管理制度的建立，对计算机安全管理防范系统不断地完善和规范，阻止非法用户对计算机系统的侵入，保证计算机系统正常有效安全的运行。特别是对网络计算机的外部输入输出设备以及网络线路的保护，对网络计算机的运行环境、状态、条件进行不定期的检查，及时的发现问题，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确保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的安全运行。对计算机的电磁泄漏问题重点关注，创造良好的计算机运行环境。在对外部条件进行安全管理的同时也要较强内部信息管理工作，注重内部信息的安全防范，利用先进的网络信息加密技术，对相关资料进行保密管理，提高计算机信息运行的效率。(4)设计安全合理的计算机运行系统。要想保证计算机信息的安全性就需要加强对信息系统的设计，对计算机运行系统的设计不断地优化和改善，确保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保密性、实用性，采用多种分段方式进行信息的处理，通过物理和逻辑分段的方法防范和控制局域网的安全。加强计算机防火墙的建设，建立权限控制，识别属性特征的重要的服务模块，有效的阻止非法用户访问计算机，保证计算机整体系统的运行安全。

随着计算机在生活和生产中运用越来越广泛，计算机信息管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相关部门要从进一步优化计算机的信息管理功能，设计安全合理的计算机运行系统，对计算机信息管理制度不断地完善，规范计算机用户的操作，增强计算机用户的信息保护意识，保证用户在安全的环境下进行计算机信息的处理和储存。

摘要：随着科技的发展,计算机和网络正极大的改变着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这种改变的方式和影响的深度远远超过以往。但计算机在信息管理应用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一些常见的问题做到及时的处理。对此,我收集一些计算机出现的日常问题及处理问题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计算机,信息管理应用,问题,办法

参考文献

[1]茆政权.计算机信息系统保密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10,(23)

[2]傅双喜.计算机医院信息管理系统使用中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J].中国医学装备,2005,(09)

篇6：论中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和解决方案

1 “家电下乡”政策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1 农民对“家电下乡”反应冷淡

“家电下乡”政策是扩大农村消费、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 在全国推行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但从调查到的情况来看, 农民对这项支农惠农政策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 对补贴反应冷淡。分析其原因, 主要有:

(1) 农民生活水平低

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低、保障措施不健全、未来收入增长预期难以确定, 是“家电下乡”难的主要原因。10年来, 我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从2253.4元增至5153元, 2010年可能超过5500元, 虽实现大幅增长, 但收入水平依然较低, 且分布不均匀, 东部较富, 中西部较穷, 而中西部农村人口远多于东部。另外, 农村生活保障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 农民最担心的问题是养老和医疗, 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合作医疗制度才刚起步, 并不完善, 覆盖范围小、补贴额度低, 并不能解决后顾之忧, 再加上收入增长预期难以确定, 大多数的农民宁愿选择储蓄, 而不是为了一点补贴把钱花掉。

(2) 农民消费观念落后

农民受传统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的影响较大, 储蓄意愿较强, 购买意愿不足, 很难接受新事物, 有着量入为出、节俭第一的优良传统, 攒的钱主要用来盖房子、供子女上学、娶亲嫁女和将来养老, 不必要的东西一般不买, 财政补贴对他们的吸引力不大。还有些人持观望态度, 希望等以后急用时再买。

(3) 农村基础设施差

农村基础设施普遍较差。交通不便利, 流通渠道不畅, 服务体系不健全, 通信设施落后, 电网虽已覆盖农村, 但电价高, 电压不稳, 停电更是常有的事。因为电价高, 空调、冰箱、电磁炉、热水器等买得起用不起;电压不稳, 有些电器无法正常工作, 损害也较大, 一旦损坏, 维修又是一大头疼事;没有自来水, 洗衣机带不来多少方便;大部分的农村没有宽带、没有有线电视信号, 电脑不能正常上网、彩电也只能接收有限的几个并不清晰的频道等, 这些因素严重阻碍了“家电下乡”政策的执行力度。

(4) 产品可选性小

虽然有531家中标生产企业提供的10大类、1000多个型号的中标产品可供挑选, 但相对于9亿农民的异质需求来说, 选择余地依然较小, 况且, 所有型号的产品并没有也不可能摆在每一家指定销售网点的柜台上, 尤其是三、四线以下的县、镇级网点, 品牌不全、品种不全、型号不全、货源不足、脱销断档是很正常的现象。最高限价也影响了一部分人的购买情绪, 因为超过限价部分是没有补贴的。

(5) 产品质量不能保证

部分中标企业借“家电下乡”之机, 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中标要求的产品, 违规操作以赚取不义之财, 如偷工减料以降低成本, 兜售积压、过时、不合格甚至假冒伪劣产品等。中消协2009年年底的调查数据显示, 下乡家电维修率高达12.6%, 平均每8件家电就有1件出现过维修。

(6) 售后服务不能保证

售后服务方面的问题主要有:服务态度不好、有限范围的送货上门、维修网点少、维修周期长、维修人员素质低、服务质量不能保证等, 服务不满意率接近三成。要想在全国农村建一套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 就连海尔、美的、TCL这样的企业也很难做到, 且成本高昂。

(7) 价格不明

财政补贴是以中标价格为基础, 中标价格是以中标时的市场价格为基础, 企业可以自行下调价格而不能上调价格。这从表面上看很合理, 但前提是:招投标时的市价没有被哄抬;市价自招投标后没有发生变化;各地的市价都一样;不存在比市价还低的促销价。实际上这四个前提不可能同时具备, 于是就出现了补贴后的价格比市价低不了多少, 甚至比市价还高的现象。虽然政府有时也对中标价格进行调整, 某些企业有时也调低价格, 但总赶不上市场的变化, 价格到底是高是低, 谁也说不清,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绝大多数农民并没有以真正低于市价13%的价格买走下乡家电。

(8) 渠道不畅, 监管不力

现阶段的农村销售渠道, 商业网点少、流通环节多、运营成本高、服务功能差, 中标流通企业的直营、加盟或授权网点很难覆盖全国所有的城镇, 更没有能力在全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下乡”。既然家电很难“下乡”, 那农民就只好“进城”, 这就提高了农民的购物成本。另外, 网点监管不力, 也给一些农民带来了经济损失。

(9) 中标企业没充分发挥促销宣传作用

家电下乡政策在全国推行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但依然有一些农户不清楚指定网点设在哪儿、都销售哪些家电、购买流程是什么样的、售后服务标准是什么、农民工在外地买家电该在哪儿领补贴等。政府拥有多种宣传渠道, 宣传效果较好, 但政府的大力宣传使大部分的中标企业产生了依赖性, 为节省费用不去主动促销, 只在家里坐等“现成”, 结果降低了宣传效果。

1.2 财政补贴被变相瓜分

截至2010年11月, 全国累计销售下乡家电10497.98万台, 销售额2196.67亿元, 发放财政补贴200多亿元。财政补贴的直接对象是农民, 但农民是弱势群体, 市场信息不灵, 很多人满足于13%的补贴, 却不清楚补贴的基数价格是不是真正的市场价格, 应该得到的实惠并没有完全得到, 甚至还成了拉动内需的埋单者, 惠农政策在执行中变了味。

(1) 中标生产企业获得了市场和实惠双重利益

农村市场潜力巨大, 但营销成本过高, 并不是家电大鳄们的主要目标市场。现在有政策铺绿色通道、有各级政府在做免费宣传、有财政补贴来提高农民的购买积极性, 借“家电下乡”开拓农村市场, 已成为众多家电企业的共识。不少中标企业借政策“东风”, 获得了销售额与利润的双高增长, 如青岛海尔, “下乡”第一年就战果辉煌, 2009年在国外收入下滑26.33%的情况下, 实现了营业收入增长8.46%、净利润增长近50%的战绩。

企业的本质目的是获取最大利润, 中标生产企业并不仅仅满足于家电下乡的促销作用, 而是钻政策和市场不兼容的空子, 获取“政策性价格优势”, 在市价下降等情况下依然按中标价格销售, 虽然价格较高, 但补贴了13%以后, 依然显得便宜, 而对于利润不大的品种型号, 则“脱销断档”以避免高昂的流通及售后服务费用。对此, 国家和政府的监督作用很难发挥。这些处于市场优势地位的中标生产企业获得了市场和实惠双重利益, 是“家电下乡”的最大赢家。

(2) 中标流通企业是被动的财政补贴瓜分者

家电下乡产品成本相对较高, 主要是因为流通环节多、基层网点分散、库存资金占用大、物流配送成本高、售后服务困难等, 另外, 基层销售网点大多数是个体类型的小规模纳税人, 一般实行定期定额征税方式, “必须开发票”也就意味着要缴3%的税, 无法隐匿税款还得代垫补贴资金, 远不如销售其他产品划算, 这大大降低了基层网点的销售积极性。中标生产企业为促进销售, 只好通过让利来增加流通企业的毛利率, 而这一部分支出, 最终还会利用价格策略, 变相落实到财政补贴里。

(3) “骗补者”也分得了一杯羹

有关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企业、销售网点都有可能违规操作、参与骗补, 但主要的骗补者是非农业户。这些城镇居民借用农村户籍亲朋好友的户口簿、身份证等, 购买下乡家电。销售网点为增加其销售额, 默许甚至怂恿城镇消费者骗补, 而网点直接垫付补贴为这种行为提供了方便, 有关部门审核不严格, 又为他们解除了后顾之忧。如果是串通行为, 监管部门就很难辨明真假, 抽查也没有用。有的城镇居民结婚办喜事, 用的全是“下乡家电”, 农村亲戚多的城镇居民还可以借户口本给朋友、同事用, 甚至还出现了出租农村户口本的现象。

1.3 “家电下乡”加剧了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

随着“家电下乡”的进一步推进, 名牌企业和中小企业间的竞争差距被继续拉大, 家电企业两极分化趋势正在加剧。

(1) 名牌生产企业强者愈强

由于招标标准较高, 到目前为止, 仅有五百多家生产企业中标, 还不到家电企业总数的1%。2010年1—11月, 中标企业共销售下乡家电6730万台, 销售额合计1504.1亿元, 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4倍和1.8倍。如“下乡大户”海尔, 在2011年投标中, 12类697款产品全部中标, 截至2010年8月, 已累计销售下乡家电500多亿元, 年总销售额增速维持在50%以上。另外, 长虹、美的、海信、格力、创维、新飞、TCL、康佳、联想等受益于“家电下乡”, 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销售额的快速增长。

(2) 中小生产企业弱者愈弱

在“家电下乡”政策下, 中小生产企业无论是否中标, 竞争劣势都会更加明显。随着家电下乡政策的推广和补贴的发放, 未中标中小企业的价格优势荡然无存, 已拥有的农村市场正被那些中标名牌企业挤压和占领, 中标的中小企业也因产量、质量、品牌等方面的弱势, 在信息闭塞、辨别能力弱的农村, 很难获得市场份额, 在2009年的中标企业中, 就有13家累计销售额不足万元, 另有14家销售额为零。在全国电器家电公司名录中收录的9.7万家企业中, 99%以上都是些中小企业, 其中不乏成长性好、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品牌, 但没有好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 他们很难像海尔、美的、格力一样发展成名牌。

2 改进建议

惠农强农、扩大农村市场最根本的方法是, 在市场机制和政策引导的双重作用下, 大幅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更新农民的消费观念、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优化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和售后服务体系等, 但这些都需要经过多年的努力去实现。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有:

2.1 调整财政补贴范围

建议有三条:一是扩大家电下乡产品范围, 增加品种和型号, 将农民常用的大家电、小家电都纳入补贴范围;二是将“家电下乡”扩大到“机电下乡”, 将农民更需要的农用车辆、农用工程机械和加工机械等生产性产品也纳入补贴范围, 可使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 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会更大;三是不应继续提高某些高端产品的最高限价, 富裕的农民群体不应享有更高的补贴额, 补贴的效果也不会太大。

2.2 修改财政补贴方式

补贴的基数价格应是当时当地的市场价格, 而不是中标价格或企业自主调整的价格。应在中标价格范围内, 以协商好的价格为基数补贴13%, 并由销售网点当场垫付。如果补贴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农民就不会轻易把户口簿、身份证等借给别人用, 就算暂时不需要也可等以后再买, 这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骗补。修改补贴方式的另一个好处是, 中标企业不再有“政策性价格优势”, 这可大大缓解因“家电下乡”政策导致的不公平竞争, 真正实现“企业得市场”, 而不是“得实惠”, 从而使国家的财政补贴政策在市场的自发调节下公平有效地执行。另外, 全国统一补贴13%欠妥, 东、中、西部农民收入差距较大, 各地区贫富也不一样, 同样的补贴率对各地经济的拉动作用是不一样的, 不应一概而论。

2.3 免征家电下乡产品增值税

基层销售网点大多是定期定额纳税人, 通常利用只开收据不开发票的方法来隐匿税款, 这是销售非下乡家电及其他行业产品时的惯常做法。销售家电下乡产品必须开发票, 超定额部分要缴3%的增值税, 这会导致基层网点利润下降甚至亏本, 严重影响其销售积极性。四川省商务与税务部门共同出台的“使用专用发票免税”政策值得借鉴。“家电下乡”是特殊政策, 应特殊对待。

2.4 充分发挥中标企业的促销宣传作用

促销宣传应由各级政府、中标生产企业和中标流通企业联合进行。中标企业应充分发挥促销宣传作用, 通过深入调查研究, 了解农村的生产和生活习性, 了解农民的需求和消费特点, 采取如宣传单、文艺节目、路演、电影晚会、大篷车下乡等店外推广模式, 营造氛围, 扩大销售。

2.5 政府、社会和企业多方联合, 齐抓共管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是中国的一大怪现象, 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及执法人员权力寻租、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政策本身有缺陷、政策执行监控不力等原因造成的。为使“家电下乡”政策真正的利民、利企、利国, 首先, 要求国家政府不断完善补贴政策, 加强对地方各级政府、执法人员和中标企业的监管, 保持政令畅通, 多开展一些如“家电下乡质量行”等活动, 对弄虚作假、坑农害农、扰乱市场秩序的中标企业, 取消其中标资格并予以严惩;其次, 地方各级政府应有效贯彻落实国家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文件精神, 建立一个由政府主导, 工商牵头, 财政、商务、质检、物价等部门联动, 社会参与的“一会两站”宣传与监管模式, 将消费者协会分会设立到乡镇一级, 将消费者投诉站和12315联络站设立到行政村和销售网点, 各级监管人员要层层签订责任状, 实行谁监管谁负责制度, 并及时处理投诉举报;最后, 中标企业要积极配合政府和社会力量, 严把质量关, 严查假冒伪劣, 杜绝骗补行为的发生。

摘要：“家电下乡”是国家支农惠农、扩大内需、带动生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宏观调控政策, 利民、利企、利国, 但在执行中却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农民并没有得到应得的实惠;财政补贴被变相瓜分;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进一步加剧。为此, 需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执行环境, 对政策进行有效调整, 并完善落实配套监控措施, 以有效实现农民得实惠、企业得市场、政府得民心的政策目标。

关键词：家电下乡,财政补贴,中标企业,销售网点

参考文献

[1]中国商务部综合司、商务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家电下乡操作细则》的通知[Z].家电下乡信息管理系统, 200904-23.

[2]财务部、商务部:关于印发《家电下乡中标企业考核及管理办法》的通知[Z].家电下乡信息管理系统, 2009-11-03.

[3]商务部、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关于印发《家电下乡流通网点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Z].家电下乡信息管理系统, 2010-06-28.

篇7：论中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和解决方案

住房的经济发展功能过度

我国房改从实施开初就在某种程度上担负了拉动经济增长的功能。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我国的经济面临严峻的考验, 出口需求快速下滑, 而国内消费也乏力, 因此, 启动国内住房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这使得住房制度改革的初衷就更多地考虑到经济增长问题, 而不是百姓的安居问题。此后, 国务院发布国办发【2003】18《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 明确提出房地产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而在各地, “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被地方政府推至极致并演变成畸形的增长模式。地方政府热衷于批租土地, 包括农地征用用于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建设。依靠房地产投资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并通过土地收益、房地产税费来直接填充地方财政。

一些地方政府将房地产作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 过于功利性地重视房地产对“经营城市”的贡献, 经营土地成为投资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的重要法宝。其主要行为包括:一是大搞形象工程、“造城运动”, 盲目扩大拆迁规模, 人为制造需求旺盛、拉动房价;二是炒卖地皮, 一些地方政府低价征地, 转手高价出让, 卖地越多, 财政收入越多, 甚至少数地方政府暗中操盘, 唆使开发商哄抬地价;三是对房价求高弃低, 一些政府官员视房价高为经济发达的标志, 将本地房价与其他地区盲目攀比, 一些城市政府对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弃而不建, 而把兴趣用于批建高档住宅上, 导致当地房价居高不下。在这种政策和利益机制导向下, 全国各地房地产投资持续高涨。

从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来看, 2000年开始急剧增长为21.5%, 2003年为30.3%, 2004年为29.6%, 2005年中西部地区增长, 高达33%以上。国际上公认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一般是在10%以下, 但我国从1998年开始, 这一比重稳步上升, 2004年为18.78%, 2005年为20.98%, 2006年1-4月份为22.93%, 远远超过10%的国际警戒线。另外, 国际公认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占GDP比重不能超过5%, 但国内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从2004年就已经达到9.6%, 一些城市甚至于高达50%以上。如果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并将其推向极端, 给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市场化过度超越了经济发展阶段

从国际的视野来考察住房制度, 可以发现各国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 往往采取不同的住房政策。在经济发展的初期, 由于物资、经济基础薄弱以及技术力量有限, 私人没有足够的储蓄, 很难独立建造和拥有自主住房, 这时公房比例往往较高 (我国建国以来至市场经济改革全面推开以来, 公房占绝对比重也印证了这一点)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尤其是当整个社会出现较大的中产阶级, 也即社会结构呈现橄榄型形态, 住房市场化和私有化就具备了条件, 此时, 私有住房的比重往往较高, 如现阶段的美国、西欧国家。当然, 土地资源的丰缺状况也是影响住房私有率的重要因素, 例如, 日本和英国即使经济发展程度较高, 在伦敦和东京, 也保留了较大比例的公房。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要求实行不同的住房政策。

然而, 我国在目前经济尚不充分发达, 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发展阶段, 却把住房改革的重点放在了产权私有化上, 把住房市场化简单地等同于住房产权私有化, 直接把“居者有其屋”变成了“居者有其产”, 改革认识上存在较严重偏差。在住房制度改革过程中, 无论是按成本价出售存量住房, 还是供应经济适用房或普通商品房, 在住房产权的保有形式上, 基本上都是在强调住房产权的私有化或自有化。我国2005年仅个人购买商品住房消费就达1.42万亿元, 居民私有住房的比例已经达到72.8%。

根据加拿大丰业银行Bank of Nova Scotia的统计资料, 加拿大房屋私有率为67%, 美国近年来拥有独立住房的家庭也刚过60%, 而欧洲一些国家的住房私有率则在40%左右。相对于私有化特征显著的西方国家而言, 中国却拥有最高的住房私有率。

作为房改纲领性文件的国发 (1998) 23号文提出“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和“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目标。国办发【2003】18《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则进一步提出“逐步实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 政策所体现的市场化程度更浓。就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居民收入水平和土地供应的总体情况而言, 要实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 应该说超越了客观经济条件。

住房政策和房地产政策的界限模糊住房保障严重缺位

从政策属性上看, 房地产政策是一种经济政策, 它归根到底主要着眼于市场效率;住房政策则属于社会政策范畴, 更注重社会公平和居民的基本住房诉求, 它要解决的问题是用什么手段, 使不同收入状况的市民居者有其屋。

多数国家的经验证明, 住房既要靠市场手段, 也要依靠大量的公共政策手段。住房政策的根本目标是让人们各得其所, 基本努力方向:一是建立“便于进入”的市场, 一是帮助中低收入者获得“能够支付”的住房。

我国的房改没有把住房和房地产这两个表面相似而实质属于不同范畴的事物区别开, 没有把住房和房地产、市场和保障予以有效区别。一个健康的住房政策的合理政策导向应是:对具有保障性质的住房建设和供应, 政府通过公共政策手段, 严格根据住房需求, 科学确定住房供应。而房地产市场 (例如高档商品住房、别墅等) 则属于完全市场化的范畴, 按照市场经济规律, 由市场决定供应和需求, 以达到均衡价格。

在大规模实施住房保障的两年之前, 我国94%的住房开发定性为商品房, 经济适用房只占5%, 其性质却是微利商品房, 而廉租房制度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截至2005年底, 全国累计用于最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的资金为47.4亿元, 仅有32.9万户最低收入家庭被纳入廉租住房保障范围。北京迄今为止也只总共建了14000多套廉租房。全国有13个省 (区) 没有将廉租住房制度建设纳入省级人民政府对市 (区) 、县人民政府工作的目标责任制管理, 70个地级以上城市 (占总数的近1/4比重) 根本就没有建立廉租住房制度。

住房分配体制转换造成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的极大失衡

房改初期的重点在出售公有住房。就多数地方而言, 当时实施的改革主要特点有:一是停止单位自建住房, 并相继出台了住房货币化分配的具体方案, 改分房子为发补贴;二是以大大低于市场的房改价格出售公有住房, 基本不考虑级差地租因素。

从实际执行来看, 这种按房改价出售的存量住房基本上都是以事实占有为基础, 固化了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差距。很多单位职工购买住房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补贴和折价。特别是在房改初期, 住房价格机制没有到位, 很多住房都是以大大低于当时市场价格的水平转到私人手里。其次, 以统一的房改价格购买不同状况、不同区位的住房也导致福利得失严重失衡。

在公共部门领域, 主要是行政事业单位, 住房分配单位制的特征明显, 单位之间苦乐不均情况相当严重。同样为国家公职人员, 住房资源丰裕的单位职工与房源短缺单位的职工住房待遇差距相当大, 有的获得了一套以上的房改房, 有的则成为了无房老职工。

土地出让制度存在较严重的缺陷

在现行体制下, 由土地产生的资产性收益和大部分税费都基本归地方所有, 造成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收益。例如, 2005年, 全国土地出让金总价款高达5505亿元, 占同期地方本级财政收入15092亿元的1/3还强, 土地收益在一些地区已成为典型的“第二财政”。一些地方政府在利益驱动下, 或明或暗地支持甚至助推房价上涨, 这是造成房地产市场秩序不规范的重要因素。

目前的土地出让制度把70年土地使用权一次性转让给开发商, 开发商再把这笔费用转嫁到购房者身上, 无疑抬高了住房消费的门槛。而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一级市场, 通过“招、拍、挂”等方式抬高了地价, 获取了巨大收益。地方政府一次性收取70年的土地使用权转让费, 实质上是本届政府透支了往后十几届政府的收入。地方政府在房价轮番上涨中, 通过土地净收益和各种税费获益很大, 但没有将这部分收益用于对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保障上。

经济适用房制度定位模糊管理监督失控

经济适用住房是政府用转移支付的方式免交土地出让金, 限制开发成本与价格的砖头补贴方式来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特殊政策。经济适用房中包含了大量的政府补贴, 面向中低收入群体出售, 带有明显的收入转移因素。从理论上看, 有助于弥补因低收入群体支付能力有限所造成的购房困难。

但这个政策存在很多先天的缺陷, 既体现在政策本身, 更主要地还是体现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首先, 经济适用房政策的目标并不明确。政策中所规定的受益群体是中低收入群体, 但是这个界定没有跟政府补贴的能力挂钩。住房是带有不可分割性的, 经济适用房把大量的政府补贴凝固在每一套住宅上。考虑到补贴的金额, 基本上没有哪个地方政府有能力以这个补贴方式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 更不要说包括中等收入群体。模糊的受益面必然导致供不应求甚至诱发黑市运作。

其次, 经济适用房政策执行过程失当、失控的情况严重。由于政策执行面的模糊, 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实际受益人并不能与政策初衷相吻合。在一些城市, 经济适用房的受益群体收入上限规定过高, 例如, 北京有资格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家庭年收入可达6万元, 明显超出社会中低收入水平, 经济适用房供不应求, 反而成为商业炒作的对象。在实践中, 政府很难有效地核实购房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实际的结果往往是, 政府针对经济适用房的补贴被中高收入群体截获。一些家庭在获得经济适用房后, 将其出租或上市交易, REICO工作室的调查报告《经济适用房政策评价》显示, 2005年北京经济适用房的自用率仅为51.34%, 出租率高达40%以上。这再一次违背了中央政府利用经济适用房解决无能力购房者的住房困难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