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政策执行存在问题

2023-02-28

第一篇：税收政策执行存在问题

我国农村低保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论文

我国农村低保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北京市农村为

例

摘要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直接消灭绝对贫困现象的重要举措，是政府为农村贫困人口设立的最后一道安全网。但制度的健全与完善仍处于探索的初级阶段，存在着诸多问题。笔者将原因归结为个行为主体之间信息掌握的不对称，低保补贴价格缺乏动态调整机制，配套政策不完善，低保干部滥用职权，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以及法律法规不健全，并根据这六个原因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旨在通过改善执行细节问题，以小见大，改善整个低保政策的执行环境及对应机制。本次研究以农村低保政策执行理论等作为研究的基础，研究农村低保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关键词：农村低保，政策保障，执行过程，制度健全

一、农村低保政策现状

我国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家和社会为保障收入难以维持其最基本生活的农村贫困人口，建立的一种新型的社会救助制度。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与只是针对部分困难户、五保户以及受灾群众的传统救助相比，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起到了“兜底”的作用。这一制度有了明确的保障线标准，避免了过去有钱多救助、无钱少救助的随意性，扩大了保障对象的覆盖面，提高了保障标准，及时有效地保障了农民的基本生活权益，体现了对农民尊严的尊重和社会对于生活在贫困境况下人的责任。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我国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具体实际运行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这主要体现群众对低保的认知度较低，低保保障水平还不高，欠发达地区资金缺乏，“搭便车”现象严重，“假冒者”行为被漠视，监督管理不到位，低保对象界定执行模糊等诸多方面。必须认真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

二、农村低保政策执行中存在问题的成因探析

(一)各行为主体之间信息掌握不对称

农村低保政策实践中各行为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主要是指低保户、一般群众、村组干部、乡镇以上干部之间，一方比另一方拥有更多的信息，都存在信息不对称。据调查，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村民对于本村低保政策不了解，对于村内低保居民名单不清楚。这反映了作为低保政策的行为主体所掌握的信息处于不对称的情况。低保审批的信息来源主要依赖个人申报所在单位提供证明材料、入户调查以及村干部个人主观判断等，这些方法虽然比较直接简易，但也会引起一些申请者刻意瞒报，提供虚假材料的情况。乡镇以上干部却无从得知真相，致使乡镇以上干部没有足够信息辨别真正的需求者，从而使真正的贫困者无法获得低保救助，反而成了低保“假冒者”的生活消费“补贴”。

(二)低保补贴标准僵化，没有及时与物价变动相匹配

近几年我国的物价波动频繁，对居民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会加剧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困难。尽管农村低保补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穷者的困难状况，但由于低保的补助水平没有与物价波动挂钩，致使农村困难群众仍然感觉到难以“解渴”。通过调查走访，我们发现在了解低保补贴价格的村民中，有大部分村民觉得低保补贴并不能解决基本生活需要，尤其是近年来物价上涨迅速，但低保补贴却迟迟没有变化。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没有建立困难群众生活保障与物价波动挂钩的联动机制，地方政府未按照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困难群众无法在物价波动时享受到同等质量的救助，生活水平降低,实际补助水平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三)配套政策不完善

从调查的情况看，教育水平低或因病残导致劳动力缺乏，是农村贫困家庭的一个显著特征。所有参加调查问卷填写的村民都表示会将自己所得到的低保补贴用于维持基本生活需要，而不是用于教育。更为严重的是，贫困对于家庭子女的教育和健康有着直接的负面影响，是导致贫困陷阱或代际传递的主要因素。由于缺乏教育而导致生活困难，因而使子女也缺乏教育，就会使贫困问题陷入无限死循环。因此，预防贫困、增加贫困村民应对困境和寻求发展的能力，最有效的方法是在为他们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的同时，提供普遍的教育和医疗救助。但是在现阶段，许多地区没有在农村低保制度的基础上，把各项救助配套政策有机地衔接起来，形成针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多层次、全方位的救助体系，无法构建起保障农村贫困群众基本生活的安全网。

(四)低保干部存在滥用职权现象

基层干部是村庄社会中的特殊角色，他们是国家政府的权力末梢，甚至可以说是村里社会环境的“当家人”，但同时在市场经济社会环境中，他们又是追逐自身利益的“经济人”。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村民一方一边倒的激烈抨击村干部靠关系将自己亲戚拉进低保名单中，村委会一方则矢口否认，究竟哪方说的是真话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关于村民与村干部的矛盾问题，都是尖锐不可回避的。细思低保政策的基层干部职权，确实容易造成权力滥用，以公谋私的问题。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熟人社会”网中的人，比如自己的亲戚家属、上级干部的亲朋故旧、村里有头脸的人等。村组干部为了笼络住他们的心，往往主动采取利益安抚的办法来争取他们的支持。于是，低保就成为了权力变质下的资源。村组干部有可能通过控制低保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建立或巩固私人关系网，并从中扮演“赢利型经纪人”的角色。

(五)缺乏激励约束机制

就大多数群众而言，低保未涉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也不是国家的工作人员，不负有责任。与此同时，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政府文件对举报低保“假冒者”的行为给以奖励，即国家缺少相应的激励机制，使得多数村民产生不愿意得罪人的心理，社会监督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群众的参与度低。在调查中，绝大部分村民都认为村内的低保名单存在暗箱操作问题，但是大家都只停留在猜测怀疑或者是私下议论的阶段，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公开提出质疑。就村组干部而言，即使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利为自己的亲戚朋友违规办低保，主要是对低保“假冒者”进行清退处理，违规者不会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严厉惩处，致使村组干部以及乡镇以上干部行为失范所付出的成本与所获得的收益极不对等，一方面违规、违法的政治和经济风险成本太低，另一方面他们所获取的经济和政治收益又太大。如此缺乏约束机制——可以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地牟取不当的利益，就难怪有些村组干部以及乡镇以上干部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特别是，那些实践中不断出现的违法违规者得到好处的“成功”案例，又能起到不可低估的反向激励作用。

(六)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政策法规体系

调查得知，大部分人认为低保实施面临的困难是制度不完善，可操作性差。的确，现有的政策、法律、法规还不健全，还不完善。农村低保政策实施的依据，在国家和中央层面上，还仅仅是国务院或民政部的“意见”、“会议要求”、“通知”等文件，没有一部正式的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各个地区实施的依据主要是地方制定的规章制度，但这些地方性的制度还存在很多不足，有些制度过于原则、抽象，给制度执行者在诠释制度或执行制度时，有了“钻空子”的机会。比如：没有一个科学完善的核实低保对象收入的标准，使得界定低保对象的难度加大，易造成“应保未保”的局面;监管机制不健全，监督工作流于形式;退出机制不完善，动态管理形式化;缺乏相应的惩戒机制，给那些违规操作的乡村干部以可乘之机。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政策、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无法显现，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农村低保政策的刚性落实。

三、解决农村低保政策执行中存在问题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全面信息公开

低保制度政策目标是解决吃饭问题，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保障各行为主体信息对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部门应加强各行为主体的信息交流，规范低保审批的信息途径，引入数据化、信息化系统，减少人工介入，更大程度保证公平。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加大低保政策宣传力度，加大信息提取走访力度，保证低保居民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减少骗保情况发生。

(二)加强规范管理工作健全低保工作制度

要建立核查制度和重点对象跟踪管理制度。尽快形成保障对象有进有出，补助水平有增有降的合理动态管理机制;要建立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物价的变动适时调整低保标准，确保真正困难的低收入家庭享受低保待遇，实现动态管理下应保尽保;要建立相关政策衔接机制，充分发挥惠民政策的整体效益。建立和完善低保对象家庭收入申报和统计制度。改进家庭收入计算的内容和方法，增强核实的可操作性和准确性。建立和完善低保对象评审制度，全面实行“五议两公开”。建立完善低保监督制度，用法律约束相关机构和人员的工作行为，保证低保运行机制的公开、公正。

(三)尽力彰显施行的严谨和严明

一是保护奖励举报群众。要充分发挥村民对本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认识清晰，对低保户生活状况了解清楚这一优势，通过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鼓励民众揭发、举报低保“假冒者”，激发民众举报、监督的热情。比如：对于举报低保“假冒者”的群众，授予“模范公民”等称号，并根据挽回损失的多少给予合理的奖金;对于有重大贡献的举报者，邀请媒体、报刊弘扬其事迹，为群众树立模范榜样，激励更多的群众参与到举报中来。同时，要建立相应的保密机制，确保揭发、举报的群众的人身安全，防止他们遭到打击、报复。二是加大追偿追惩力度。对低保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不良行为、违法行为或者犯罪行为，必须予以严惩，决不能姑息迁就。比如：对那些通过非法手段获得低保资格的“假冒者”，或违法行使职权的村组及其以上干部，必须进行追偿和追惩，既要追究经济责任，又要追究刑事责任。对违反条例的行政工作人员，还要追究其行政责任。通过追偿和追惩，一是教育他本人今后不再违法，二是教育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遵纪守法，使农村低保工作一律“阳光操作”，彻底堵塞“搭便车”现象产生的漏洞。

(四)强化新闻舆论监督

要加强新闻媒体的责任感，引导新闻工作者关注农村低保政策实践情况，及时发现和总结那些工作在基层、服务在基层、奉献在基层的低保工作者的先进事迹，充分发挥正面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同时及时曝光“人情保” 、“关系保”等“假冒者”现象，通过深入采访和调查研究，掌握准确、全面、详实的第一手材料，凭事实说话，用事实监督，对那些利用低保政策谋取非法利益的人产生一种巨大的震慑、抑制作用。

(五)凝聚各级部门共同助力低保政策的实施

强化组织领导、县、乡政府要把低保工作列入重要议事议程，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负总责。分管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职，经常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及时发现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强化部门协助。低保工作涉及部门和环节很多，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既要各司其职，又要密切协助，形成合力;强化工作根基。做好低保工作，基层很关键。基层工作直接面对千千万万困难群众，直接面对群众之间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和矛盾，任务繁重。要科学整合县、乡管理机构及人力资源，为基层配备必需的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劳动保障部门要从社会公益岗位为乡镇配备一名低保管理员。每个村确定一名工作人员。财政要为县、乡、村列入低保工作经费，保证工作正常运转;强化舆论造势。要大力宣传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情怀和帮贫济困的责任，增强困难群众对生活的信心和战胜困难的勇气。要引导群众正确理解低保的功能主要是保障缺少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的最低生活需要。提高生活水平，走向富裕，要靠自身的努力。要全面宣传低保政策的主要内容，引导他们正确行使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共同做好低保工作。

(六)建立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立法

为了真正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切实落实农村低保制度,必须加强低保相关的立法工作,以全国人大及国务院出台的社会保障条例为主要依据,制定和完善农村低保,关于保障对象、标准、方式、申请、审批、资金的发放等各方面的制度和细则,其中一定要有对低保工作作假处理办法的规定,完善低保监督机制，建立健全与农村低保相关的工作机构,切实保证低保工作的顺利实施。所调查村庄,低保政策知识的普及程度很低,除了被保对象,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当地的低保标准、水平,何况法律知识,更别提合理运用法律武器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因此政府要积极地结合城乡低保实施办法和条例,尽快制定有关农村保的法律法规,加强低保工作的宣传和顺利实施。

参考文献：

【1】孙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问题研究[D];山东农业大学;2012 【2】张乃亭;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D];山东大学;2011 【3】方菲;伦理视阈下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1 【4】孙洪发;农村低保的现状及对策——以北京市怀柔区为例[J];中国民政;2010 【5】符华平;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10 【6】王婷;社会公平视角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准入制度研究[D];华东理工大学;2011 【7】陈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D];河南大学;2011 【8】吕学静;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思考[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 【9】徐清照;我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展趋势研究[J];理论学刊;2009

第二篇：我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对策.doc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

其解决对策

摘要: 公共政策执行在整个行政管理活动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作为政府调控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关系，实现公共利益的合理分配及具体行政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公共政策越来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将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置身于一个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大环境中去。这也对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等领域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今，我国政府在公共政策执行这一重要的环节中，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政策执行偏误，即政策执行者在实施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使执行效果偏离政策的最终目标并引起了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无序和混乱等政策失真现象。如何改善现有的缺陷，探索出解决对策并保证公共政策的有效实施，正是我们如今亟待解决的问题。关键词: 公共政策执行偏误政策失真

一、引言

公共政策执行是在政策方案接受之后，国家行政机关及其组成人员通过运用各种手段,将其内容转化为现实从而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一种行为。公共政策执行是公共管理活动的中心环节,是实现政策目标、解决政策问题以及实现社会公共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主要途径。美国公共行政学者艾利森曾指出:“在达到政府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 % , 而其余90 %取决于有效的执行”。这表明公共政策执行在公共政策活动及其生命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常常导致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政策目标不能预期实现。由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等方面的原因,目前在我国这一问题尤为严重。在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研究并解决我国的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问题,无疑是个十分重要紧迫的重大现实问题,对于提高我国公共政策执行效率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主要表现

在整个公共政策的生命周期之中，政策执行是一个相当关键的环节，它决定了公共政策产生的直接而又实际的效果。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误,不但会直接影响政策问题的解决,导致预定政策目标落空,而且会损害政府形象,削弱政府权威和公信力。纵观我国目前公共政策执行状况，不难发现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不良现象，从而使得政策在执行中产生偏差和变形。具体来说, 公共政策在执行中出现的偏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虎头蛇尾”敷衍性执行。实施政策要坚决贯彻，善始善终。但在现实中，有些部门或地区对上级政策前松后紧，敷衍塞责，消极执行，致使一些政策在执行中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有时甚至会出现负面效应，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2)“断章取义，为我所用”选择性执行。一些地方政府、单位对上级政策指令或命令进行过滤，只执行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不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就不执行。“见了黄灯赶快走，见了红灯绕道走”便是很形象的比喻。一些单位“耍小聪明”、“打小算盘”, 置国家政策原则于不顾，站在小团体利益的立场上钻政策的空子，极大程度妨碍了上级部门目标的实施。这种选择性执行使完整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得残缺不全,政策的整体功能难以发挥,政策目标的实现也必然大打折扣。

(3)“土政策”附加性执行。在公共政策的执行中，执行部门为了本地利益在原政策的基础上自行设置“土政策”，打着结合地方实际的旗号另搞一套谋取私利, 从而导致政策执行变形;或附加一些原目标所没有的内容，致使政策不能准确执行到位而出现政策失真。以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例,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本来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但在一些地方,计划生育罚款却成为乡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有些地方竟然把生育第二胎的指标公开拍卖,偏离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根本目的。

(4)“上下不一”抵制性执行。公共政策执行者对现有的政策不认同、不接受, 从而产生抵制情绪, 使公共政策不能够执行到位, 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例如, 近年来我国某些地方政府过分强调自身的情况,找各种原因让中央“搞特殊”, 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一再置若罔闻，甚至逆风而行,“你说你的, 我干我的”。

(5)“走极端”野蛮性执行。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行公共政策应更注重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思想教育手段的结合运用。然而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扭曲变形,演变成野蛮执行,导致与群众关系紧张,极大地影响了执行效果。更有甚者一些政策执行人员采取极端手段,背离工作程序,甚至采用违法违纪的方法执行公共政策。

三、我国公共政策出现执行偏误的主要原因

当前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 存在主观或客观等多方面原因:

(1)政策本身的原因。政策本身的质量问题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首要因素。一项政策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 往往取决于政策本身是否科学化合理化明晰化。政策执行偏误产生的重要前提就是政策本身存在着缺陷, 有漏洞缝隙可钻。

(2)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任何一项政策最终都要靠执行主体来实施, 现实中政策执行偏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造成的。主要体现为:

1) 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不高

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公务员与发达国家公务员比较起来,素质普遍不高。从而, 文化水平低导致行政决策水平低; 职业道德差导致行政道德滑坡; 行政责任观念淡薄导致争荣誉而避责任; 理论水平低导致官本位思想严重。

2) 执行主体法制观念淡薄

从行政的角度看, 中国政府机构的规范化、法制化程度不高,变化的随意性很大,人治色彩浓厚。“不因人而异”等观念并未深入人心,随处可见官僚的“任性专断”,书面形式的行政法规约束不了现实社会中的官场逻辑,人格权威大于机构权威和法律权威。显然,不依法行政是造成公共政策执行效率直线下降的重要原因。

3) 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政策的核心是要解决社会利益的分配问题,所有政策最终都表现为对社会利益关系的处理。它适用于全社会,代表和维护的是一种整体利益,符合全体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有些政策未能充分体现，甚至损害广大政策目标群体的利益,以致目标群体难以认同和接受这些政策,进而对政策的执行产生消极情绪和抵触。在我国社会转型期,某些官僚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不仅仅只是一般的自利行为,而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 这些行为不仅仅是官僚公共决策的乱作为、不作为,更是利用公共政策谋取私利、损害公共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

(3)政策执行制度的原因。相关制度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

1) 政策执行的信息沟通机制不健全

信息沟通机制的不健全,使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信息交流严重阻塞。一方面, 政策制定与执行缺乏公众参与机制,政策透明度低,政策接受者在政策实施时往往对政策内容和目标一无所知,或道听途说或一知半解,政策执行难度和风险当然加大。另一方面,政策执行缺乏信息反馈机制,政策执行盲目性大，政策评估缺少依据,政策效果难以认定。比如, 2003年“非典”事件, 就是因为开始之初, 疫情信息“上行”中瞒报、“下行”中封锁、“平行”中缺乏沟通, 最终才演变成一场重大公共危机。

2) 公共政策执行的权力结构不够合理

虽然我国很早就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放权与收权”的探索, 但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建立一种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模式, 没有对中央与地方的权限职责进行明确的界定。

3) 公共政策执行的监控机制不力

监督是管理的重要环节,也是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虽然建立了比较健全的行政监察体系对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但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依然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执行系统的监督机制因体制的依附性而难以正常运转;监督主体因其主体意识不强加上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致使监督职能无法完整履行;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因受行政干预而无法释放能量;社会监督因诉讼不畅、缺乏保障而难以发挥作用。

四、解决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主要对策

公共政策行为是国家政治的主要组成部分,公共政策执行是实现国家职能的关键环节,政策执行的成败直接关系到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进步。为避免执行偏误或解决已出现的问题：

(1)完善行政之间、党政之间的权力配置。改革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 合理划分各机构的职能,避免职能交叉。对职能交叉的行政机构实行“撤”、“并”、“减”, 机构设置要讲究整体性和科学性,理顺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确保政策的严肃性、权威性、合法性。

(2)全面提高政策执行者素质,提高对政策认知水平。政策的执行主体是人, 是公共政策能否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执行人员正确对执行的目标、内容及实施步骤进行了解、认知,才能有效地加以执行, 如果执行者不能完全地理解公共政策,就会导致政策执行的偏误。执行者只有对政策的内容与精神实质有正确理解,才能坚定地、创造性地完成政策的执行。

(3)保障监控工作相对独立性，完善政策执行监督制度。根据当前我国政策执行控制的实际,为保障监控工作的相对独立性,有必要对现行的国家监督机构双重领导体制进行合理的权责界定,建立起权力监控自上而下的独立的垂直领导体系。

(4)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完善政策传播渠道,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机制。政策的传播离不开对政策信息的宣传,加大对政策的宣传力度,有利于执行人员及广大的目标群体对政策的了解。建立完整的信息传播网络,改变高度一元化的传播方式。政府的宏观政策可以通过媒体、电视、互联网等走进千家万户,提高政策的时效性;同时,减少单一传播的层级,保证信息保真度,还可以及时得到市民对政策及政府的反馈信息。例如,政府在网上给公众与政府之间搭建了一条直接沟通的渠道,公众不仅可以直接点击政府的官网,迅速、及时地获取政策信息,而且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投票、电子民意调查等形式将对政策的意见和要求反馈给政府。政府应该和公众之间建立互动机制,及时听取公众的意见和要求,对政策作出必要的修改。如建立信访制度,使由于新政策的推行而利益受损的公众有申诉与表达自己意愿和要求的制度化渠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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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严荣，万懿.公共政策执行的系统分析.地方政府管理，2001

3.张为波, 王莉. 试论公共政策执行的阻碍因素及对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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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沈晓霞, 廖锦亮. 论公共政策执行梗阻的成因与对策, 2008 (4)

5.陈庆云. 公共政策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第三篇：公车改革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

困难及建议

一、面临的问题

货币化公车改革是一种全新的公车改革制度，其直接或间接打破了原来的利益格局，在推行货币化公车改革中将面临四大问题：

1.货币化公车改革的分配补贴标准及合理性问题。 (1)补贴标准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分配标准关乎地方财政承受能力和保证被分配者的利益是否适当，利于工作。分配标准过高，财政承受压力大，达不到节省公车消费的目标;分配标准过低，造成不够用，会影响工作积极性。

(2)级别补贴差距要公平、合理问题。分配级别差距过大，则有失公车改革的公平与合理，底层干部就会有怨言，相同级别的虚职领导也难适从。是否形成两头差距巨大，中间分配不公的现象。据消息称，某县级正职高达6100元。而最低级的办事员、科员才250元，股长也才350元，被当地干部笑称为“250”。同时，在该县车改政策中各部门的车补还要提留50%用于平均分配，也就是说补贴250元的科员、办事员拿到手只才125元。中间分配不公还表现在同级别的科级干部之间，比如一级局的正科1600元，私车公用再补贴300元，而虚职的主任科员才600元，相同级别相差了1300元，差距过于巨大。在实际工作中，实际最忙的是科

员、股长、(副)主任科员，他们负责大量的具体工作，公务交往也较多，费用基本不够用，而掌握实职的科级则主要表现在会议、应酬上，工作繁重时他们还可以获得相应的补贴。因此，补贴的巨大差距引起低层公务员的一些非议。还经常出现能底层干部能不门办事就尽量不出门，出门时希望尽量挤上领导私用车的现象。

(3)补贴基准数大小及补贴覆盖范围的问题。有人说，基准数大一定不会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只要补贴标准科学、公平、合理，差距不大，适当提高补贴基准数，不但不影响经济效益，还可以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补贴覆盖范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按行政级别还是按实际需要。跑腿办事的往往是底层人员，很多没有行政级别，“领导动动嘴，当兵的跑断腿”的现象确实存在。

2.车改的公务交通区域范围设定问题。公务交通区域范围设定是货币化公车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如果不设定公务交通区域范围，限定车改补贴是满足不了频繁的路途较远的公务交通的，特别是底层办事人员，由于补贴数额低，具体事务繁多，无法满足他们的工作需要，进而会影响到他们工作积极性。

3. 公务车的留配问题。执行公车改革后，公务机关基本不留存公务用车，但在现实公务活动中，仍然有许多工作和活动需要公务用车来执行，所以公务车的留配是一项不可或

缺的措施。因此，执行公车改革还要考虑公务车留配的四个问题：一是重要领导是否留配公务车的问题。据了解，在绝大多数国家，对公车的配备及使用都有非常严格的范围。一般只有内阁部长可以配备专车，但也仅限于执行公务。所以全面推行车改时应保留一些主要领导的公务用车。二是留配足够的公务用车的问题。公车改革一方面是为节省消费，消除腐败，建设廉洁政府;另一方面还得要保证公务活动的正常运转，以主要保障车改单位大型公务活动接待、重大应急突发事件处置、重要执法公务活动、特殊机要文件专递等专项集体公务活动用车，以及为个人公务活动提供一定的用车服务。三是公检法单位是否执行公车改革问题。这些单位需要解决大量的法律关系和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是否执行公车改革或者怎么改就要区别对待。四是具有行政执法职能的单位单独留配一定公务用车问题。

4.腐败的监控和惩戒问题。执行货币化的公车改革如果管理不得当，肯定会酿成新的腐败问题。比如说一些拥有职务的领导，他们可以把车改补贴直接变成个人的福利待遇，而其交通产生的费用通过餐饮费或者其他差旅费报销，这一问题在执行公车改革要予以关注。老百姓最痛恨的改革是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

二、推进公车改革的建议

只有采取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补贴标准，货币化

公车改革才会取得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此建议如下：

(一)加大对货币化公车改革的认识，坚定推行公车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把推行货币化公车改革作为削减公车消费以及建设节约型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来抓落实，以推行货币化公车改革为切入点切实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建设高效、廉洁、节约型政府，让人民群众满意。

(二)设立由主要领导任组长的的公车改革领导小组，成立推行公车改革的有组织、纪委、人力资源、财政、发改、审计等党政部门领导和业务骨干组成临时机构，进行分析和研究，总结经验，制定出适合单位和部门实际情况的公车改革方案。

(三)制定公车改革方案和落实公车补贴政策时，要把握八个原则：

1.科学适当原则。即制定的补贴标准要科学、适当，要紧密结合实际情况，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做到科学分配、补贴适当。比如某县的办事员、科员“250元式”补贴。

2.公平合理原则。要避免级别差距巨大，减少矛盾和非议。比如说相邻级别之间的补贴差距不能过大，相差要有一个合理的标准，最好设定在200-400元之间，不要象某县那样科员与副科级之间的差距超过上千元。

3.设定公务交通区域范围原则，即补贴适用的公务交通区域或者范围。

4.适当留配公务用车原则。适当留配公务用车是为了保障车改单位大型公务活动接待、重大应急突发事件处置、重要执法公务活动、特殊机要文件专递等专项集体公务活动用车，以及为到公务交通设定区域外执行公务活动提供一定的用车服务，达到保证公务活动的正常运转的目的。与适当留配公务用车的措施相对应，建议成立公务用车服务中心或者说公车租赁单位，以对留配的公务车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

5.设定公务用车时间的原则。这一原则主要是针对需要使用公务车的单位的时间设定，也就是说政府可以根据某个部门的性质和业务繁重程度，给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使用公务车的次数、辆数或者时间长短，让他们不能无限制租用公务车。

6.循序渐进原则。即公车改革不宜一下全面铺开，可以分阶段、按区域先行试点，做到分阶段、按地区、有步骤，总结经验教训，然后大面积铺开。

7.透明公开的原则。让人民群众公开监督公车改革各项事宜。公车改革关乎大众利益，社会影响反响巨大，因此，要对公车改革执行的程序和内容进行公开和宣传，介绍好经验、好案例，让社会认识到公车改革的好处，获得社会的支持。

8.廉洁奉公的原则。执行公车改革过程中，存在在公车拍卖、私车购置的现象，要严格按照规定进行拍卖处理，平

等补贴私车购置，对于违法行为要进行严惩。针对利用职权之便变通报销私车费用的行为要建立有效的监管和惩罚机制，实现廉洁用车消费。

第四篇：监外执行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受各种因素影响，人民法院对刑事被告人判处缓刑、管制、单处剥夺政治权利、决定暂于监外执行的监外执行案件在宣判、送达、交付执行等相关环节存在诸多不规范，容易产生执法不严及罪犯脱管、漏管等现象，从而影响到刑罚制度的正常实施。在此结合定远法院去年开展的监外执行罪犯，脱漏管专项检查的基础上分析监外执行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基本情况

定远法院通过对2002年6月30日起至2008年7月止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监外执行、罪犯的法律文书进行全面清理、核对，查明此类罪犯444人，其中宣告缓刑的罪犯305人，被判处管制的罪犯37人;漏管罪犯49人占此类罪犯总数的11%。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宣判或作出决定时告知义务履行不够。

刑事法官在宣判或作出决定时，一般只向被告人宣布判决或决定内容，而对予以监外执行后被告人应遵守的判决内容之外的法定义务或必要的守法提醒义务往往忽略或一言带过，使一些被告人容易产生获释后不受任何约束的认识偏差以及不主动接受监管的行为偏差。

2、刑事法律文书送达交付执行不规范。

羁押机关往往将监外执行的法律文书当作释放罪犯的依据，而未将执行文书向真正的执行机关流转。实践中，刑事审判部门对于向被告人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送达判决书的规定也执行不一，不同程序存在漏送、送错现象。

3、罪犯交付执行脱节

法律对监外执行罪犯如何交付执行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关于交付执行的具体程序就显得混乱，实践中按照的关规定：被判处管制、单处剥夺政治权利、宣告缓刑，假释的罪犯均可以允许自行到派出所报到。但对如何确定哪些监外罪犯可以允许自行报到，缺乏具体的细则，事实上看守所的做法是接到人民法院的管制、单处剥夺政治权利、宣告缓刑裁决即将罪犯释放，并告之其应当到住所地的派出所报到，但很多的监外罪犯一出看守所就不知去向。

三、存在问题原因分析

1、规定不明确。

首先是对刑事法官宣判时的告知义务缺乏统一规范性的指导意见。其次是对执行机关的规定不明确，如对适用缓刑罪犯的执行机关及配合部门，刑法与刑诉法的规定不一致;对判处缓刑、管制及单处剥夺政治权利的，只笼统规定由公安机关执行;对决定暂于监外执行的，则规定由罪犯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上述规定导致执行机关(公安机关)及配合部门的确定存在是以罪犯户籍地还是以罪犯经常居住地为标准的争议，使法院在将罪犯交付执行时无所适从。

2、作为行刑主体的公安机关，其职责也不够明确。

《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保外就医罪犯，由所在地公安机关负责日常性监督考察”。至于“日常性监督考察”的具体内容，则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

3、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何时生效未作明确规定。

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何时生效的问题，在刑诉法中并未作明确的规定，只是在刑诉法第215条中规定了对于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的监督机关及监督程序。但对于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是从批准之日起立即生效、执行，还是等过了人民检察院提出书面意见的法定期限以后再生效、执行未作明确规定。如果不能立即生效、执行，那么这个批准决定又有何意义?如果立即生效、执行，人民检察院在法定期限内又提出了“认为暂予监外执行不正当的”书面意见，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狱管理局经“重新”，如果认为人民检察院的意见正确，就要把已经生效并正在执行的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收回，将罪犯重新收监。刚生效、执行不久又宣布作废，这样势必大大降低决定的严肃性。

四、对策和建议

1、完善交付执行程序。应当明确允许自行报到的监外罪犯的标准。对哪些缓刑犯罪，允许自行到所管辖的派出所报到，哪些缓刑犯应由交付司法机关负责押送，应当作出规定，至少应当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标准的。结合实际情况来看，笔者认为可以将是否允许缓刑犯自行报到的决定权交给人民法院，由法院在判决的时候综合考虑罪犯缓刑考验期的长短、犯罪情节、悔罪表现。有无固定的住所、工作单位、是否在本地接受监督考察等情况在执行通知书上予以明确。看守所只根据法院的执行通知书予以执行，不决定是否允许缓刑犯自行报到，这样可以对看守所的交付执行起到很好的限制作用，防止看守所因为工作忙，人手不够等原因随意决定允许缓刑犯罪自行报到。

2、明确审判人员宣判时对被告人的告知义务及警示职责，以强化被告人在刑罚执行期间的自我约束意识。

3、建立文书送达责任追究制。从根本情况来看，导致文书送达不及时的原因还在于有关人员的认识态度问题，认识到此问题的严肃性和重要性的情况下，文书送达不及时的现象基本上能得到解决。笔者认为提高人员的思想认识是有效解决文书送达不及时的根本保障。只有有效的制

度制约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就要明确未及时送达文书所要承担的责任。从法律和规范的执行力看，有惩罚措施为保障的制度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和执行，才具有执行的贯彻力和持久力，而单靠人员的主观自觉性执行的制度由于缺乏强制力必然沦为形式。因此尤其在现行检察监督权缺乏强制力的情况下，建立文书送达责任追究制度就更显得重要。确立文书送达责任追究制

度，首先明确文书送达的责任人，即为本案的办案人员，所以审判人员对书记员的送达、交付执行工作应把好事前审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