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机关调查职务犯罪

监察机关调查职务犯罪（精选8篇）

篇1：监察机关调查职务犯罪

纪检检察机关（调查、谈话）笔录

（第 次）时间：年月日地点：调查、谈话人：记录人：被（调查、谈话）人：性别：族别：

文化程度：出生年月：入党（团）时间：工作单位及职务：参加工作时间：家庭住址：联系电话：

被（调查、谈话）人签名：

篇2：监察机关调查职务犯罪

第一条 为了规范监察机关参加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落实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监察机关参加本级人民政府统一组织或者本级人民政府授权有关部门组织，上级监察机关委托、指定，以及本级监察机关领导人员批准的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监察机关参加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应当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

对生产安全事故违法违纪行为的调查处理，应当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程序合法、手续完备。

第四条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情况，监察机关按照下列规定实行分级调查;必要时，上级监察机关可以直接办理所辖各级监察机关管辖范围内的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

(一)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特别重大事故，由国务院监察机关参加调查;

(二)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重大事故，由省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参加调查;

(三)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较大事故，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参加调查;

(四)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一般事故，由县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参加调查。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但是社会影响恶劣的事故，国务院或者有关地方人民政府认为需要调查处理的，监察机关依照本规定执行。

第五条 重大及以下等级事故，事故发生地与事故发生单位不在同一个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原则上由事故发生地的县级以上监察机关为主参加调查;必要时，由对事故发生单位有管辖权的监察机关为主参加调查，有关监察机关协助调查。发生争议的，由其共同的上级监察机关决定。

篇3：明代职务犯罪监察制度的法律分析

一、明代职务犯罪防治与监察制度

1. 严刑峻法防治职务犯罪。

明代初期, 以“重典治吏”、“明刑弼教”、“以例辅律”为立法思想, 以律、令、大诰、诏等多种形式为载体, 构建了严格的防治官吏职务犯罪的法律体系。在罪名上, 明代的法律设置了种类繁多的罪名, 其中包括受贿罪、诈伪罪、擅权行为、司法官吏行为等种类。明代防治官吏职务犯罪的法律规范也极具特点, 在法律规范当中明确划分了公罪和私罪, 犯罪性质的不同法律后果的承担差别很大;在犯罪后果的责任承担上, 刑罚世轻世重, 执法前严后宽, 贪腐的治理没有能够坚持下去;在法律适用原则上, 仍然没有抛弃封建社会固有的弊端, 采取特权原则, 法律对特权阶级予以特别的袒护, 法律的目的体现了较强的中央集权和维护内部统治秩序的功能;在处罚方式上, 刑罚处罚与行政处分、违纪处罚没有进行区分, 一律以严刑峻法予以处罚;在法律内容和适用上体现了礼法合一的特征[1]。同时, 为了确保官吏职务犯罪能够得到公正的制裁, 明代的法律当中还规定了关于官吏职务犯罪的诉讼程序, 依照针对职务犯罪官员的弹劾、对职务犯罪的官吏的审判和处罚三个方面制定了不同的程序性规定, 在立法技术上非常先进。

2. 监察制度是防治官吏职务犯罪的重要保障。

明代的职务犯罪预防的法制框架下, 监察制度是制度保障和法制能够得到严格执行的保障手段。比如, 在针对官吏职务犯罪的诉讼程序上面, 弹劾程序主要是由监察机关进行, 对官吏职务犯罪的审判和执行阶段的程序的执行也是由监察机关的人员进行。可以说, 明代初期的法律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 能够将社会政治环境进行较为有效治理的一个最根本的保障就是严格的监察制度。

二、明代职务犯罪监察制度的法律分析

朱元璋所设置的监察制度的目的就是控制官吏权力和官吏的行为, 控制权力通过层层监督, 控制行为通过特务机构。监察制度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 严格意义上的监察制度形成于秦代[2]。明朝监察体系的构造要从体系构成和制度建设两个层面来进行, 其中体系构成是指机构及其职能方面的建设和设置, 制度建设是指维系这些体系运行的制度和使这些体系功能发挥的制度建设。

1. 监察制度的法律基础及其特点。

洪武年间起开始制定《宪纲》、《出巡相见礼仪》、《巡历事例》和《奏请点差》等法律性的规范, 在机构设置的基础上明确各个机关的行为规范。之后, 在正统年间, 朝廷为了能够使监察制度制度化和规范化运作, 又专门制定了一部规范监察制度的法律《宪纲条例》, 这部法律对监察机关的内部设置、监察官员的职权、职能, 以及监察官员的选拔程序、选拔条件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除此之外, 这部法律对监察官员履行监察职能的程序和方式也作了相应的规定, 包括监察对象、监察方式和监察纪律作了详尽的规定。这部具有行政法性质的法律之后几经修订, 于万历年间编纂成为《大明会典》, 成为一部涉及组织和行政性综合性法典。然而, 令人费解的是, 随着法律规范的日益完备, 监察制度却并未与之进步, 相反到了明代中后期, 监察制度逐渐失去了原来应有的功能, 官吏贪腐日益严重, 丞相、太监的权力逐渐膨胀, 国家政治环境陷入极度混乱中。

明朝的监察体系的构成特点, 可以概括为科道并举、部院并立、内外互纠的结构[3]。科道并举是指在明朝建国的时候将国家的治理结构进行了划分, 全国分为十三个道, 地方由十三道御史负责对百官的监察, 同时在中央监察机关设置专门监察六部的六科给事中, 整个监察体系构造上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分工明确、相互独立、相互配合, 同时他们之间又相互弹劾, 从而形成在全国范围内的层层监管相互监督的局面。部院并立是指都察院与六部同时设立, 各司其职, 都具有监察权和部分行政权。内外互纠是指在朝廷内部设置六部给事中专门负责对六部的监察, 设置都察台院专门对朝廷以外的官员的监察, 还有专属于皇帝的厂卫机构专门对各级官员的行为进行监控;在地方设置巡抚、督察御史与按察司, 专门对地方官员进行监察。整个明代的监察制度结构上相互牵制、分工上既明确又相互重叠;结构体系整体特点体现为监察与行政并行、以小制大以及典型的双轨制[4]。

2. 监察制度防治职务犯罪的程序性设置。

明代早期官吏职务犯罪防治中监察制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中监察制度发挥作用的关键点在于监察制度对职务犯罪从发现到执行各个环节的控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监察机关对官吏具有弹劾权, 这种弹劾权在早期能够充分、准确地实施, 是有效防治官吏职务犯罪的原因之一。弹劾权在中国古代战国以后的历朝都有, 权力性质相当于今天的提起公诉的权力, 即在发现了有职务犯罪的官吏以后, 通过一定程序将向皇帝举劾或者案件提交给司法机关进行审判。在明代的监察制度中, 弹劾权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权力范围上突破了传统的“御史察吏, 全以纠弹为主”的局面, 不仅御史具有弹劾的权力, 六科事中也具有弹劾权, 《大明会典·六科》当中对六科事中的弹劾权进行了规定:“凡两京大臣方面有不职者, 俱得劾奏, 或大班面劾。”其次, 明代的监察制度的法律规范对监察对象和内容进行了规定, 在对象上除了皇帝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例外, 内外大臣, 文武百官, 不管官僚级别的高低都可以被弹劾;在内容上, 包括了官吏的违法、违纪、失职等等方面, 以至于在明代时期很多官吏每次上朝的时候都会像诀别一样与家人做好后事交代, 每次安全回来群臣都会相互庆祝又度过了一天, 可见当时弹劾制度之严格。再次, 监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审判环节也起到很大的作用。明代的都察院和御史台都是中央的监察机关, 也具有一定的审判职能, 具有“监检合一”的特征。御史不仅具有监察权, 同时还具有监察权和一定程度的司法权, 监察机关的官员在官吏职务犯罪的案件审判和侦查过程中都具有一定的职权, 比如现场勘查、通缉甚至具有先斩后奏的职权。最后, 在案件的执行上, 监察机关也具有一定的职权。比如《大明会典》当中对六科及十三道的职能的规定上, 发现了地方官吏具有职务犯罪的, 如果官吏的级别在六品以下, 科道官员可以“便宜行事”, 对贪腐显著的可以就便拿下[5]。总的来说, 明代的监察制度对职务犯罪防治的法律过程中起到了很多环节的重要作用, 决定了这些法律规范能够严格的被执行, 从而职务犯罪能够被有力地打击, 这是明代中期以前官吏清明, 政治环境良好的重要原因。

3. 明代后期监察制度失灵的法律分析。

明代的监察制度对官吏职务犯罪的打击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大明会典》的完成, 明代的监察制度的法律规范也更加完备, 然而这却不仅没有使监察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 反而造成了明代后期的政治混乱。总结起来,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不在法律本身, 也不在监察制度本身, 而是在这些制度层面之外更高层面的原因, 社会基本制度的问题。在明代, 虽然法律完备, 但仍然不能算是法治国家, 因为他们的法律不是最高的也不是平等对待的, 在法律之上还有特权, 还有更高的人治, 只要统治者发生了变化, 统治思想发生了变动, 对待法律的态度就会变化, 那么再好的法律也就会被搁置而无法发挥作用, 明代后期就是如此。

明代监察制度非常发达, 构成明代监察制度的法律规范非常完备。在职务犯罪的规范上, 监察制度涉及监察和司法过程的各个环节, 确保了防治官吏贪腐的法律能够充分地实施, 使得明代前期政治清明, 官吏清廉。然而到了后期, 虽然监察制度的法律规范更加完备, 但是因为统治者的不重视, 制度和法律都被搁置, 最终造成了明末的政治混乱, 最终葬送了大明江山。这些也说明了在人治格局之下, 再好的制度也无法保证能够长久执行, 法律也只是时代的符号。

参考文献

[1]江继海.明代官吏职务犯罪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 2005.

[2]李丽.论明代的监察制度[J].潍坊学院学报, 2011, 11 (3) .

[3]高恩新.明代监察制度制衡功能及其蜕变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1 (6) .

[4]修小波.明代监察制度的几个特点[J].中国监察, 2006 (5) .

篇4：监察机关调查职务犯罪

关键词：检察机关 纪检监察机关 职务犯罪 反腐败

在我国当前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下，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是惩治腐败与防止权力滥用最为核心的两种力量，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无疑是反腐败机制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厘清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的关系，明晰各自职责与定位，对于强化二者之间的协作配合，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形成反腐合力，构建反腐败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能定位

（一）检察机关在反腐败中的职能定位

《宪法》第129条明确了检察机关的性质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是“依法监督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全体公民遵守宪法与法律的权力。”检察机关在反腐败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来自于其职权之一，即对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使刑事侦查权。检察机关在反腐败过程中，除了通过立案侦查打击腐败行为，进行职务犯罪预防外，还与其他部门合作，接受其他部门移送的触犯刑法的腐败犯罪，并对其作出处理。

（二）纪检监察机关在反腐败中的职能定位

纪委作为负责党内监督的机构，其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与法规，检查党的政策、方针、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是党内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纪委在反腐败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按照党章的规定，在职责范围内查办违法违纪案件；二是在反腐败工作中组织协调，即在查办违法违纪案件的过程中，纪委应该积极牵头，使得执纪执法部门能够密切配合，形成反腐合力。

监察机关是人民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行政监察法》第18条详细规定了监察机关的职责和权力，归纳起来是三项，即检查权、调查权和处理权。其中，监察机关行使调查权主要是依据举报、通过开展监督检查工作等方式发现行政监察对象的违纪行为后，依法开展调查并作出处理。监察机关主要是对有违法行为但未构成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行政处分。在调查中如发现涉嫌犯罪行为，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为加强党政监督的整体效能，从1993年起，纪律检查机关同行政监察机关合署办公，实行“挂纪检、监察两块牌子，一套工作机构，履行两种职能的体制”，共同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两项职能。纪检监察机关是反腐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查办违法违纪案件时承担着组织协调职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我国反腐败机构主要是纪检监察与检察机关两个机构，而主要需要处理好的关系也就是纪检监察与检察机关之间的关系。

二、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办案协作中的问题

目前，检察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的配合协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涉嫌贪腐的公职人员的接力查处；二是两机关在反腐败工作中发挥各自优势，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之间建立协作配合关系，有利于协调配置办案资源，形成工作合力，更好地打击和预防腐败违法犯罪。然而，这种协作配合关系在实践中却存在着不足，直接影响着我国反腐败协作机制的良好运转。

第一，协作配合意识不强。纪检监察机关办案时主要适用党的政策、党纪、政纪规定，而检察机关执行的是国家法律，二者对法律、政策的理解和把握有时不太一致，对案件认识出现分歧时缺乏从法律层面和配合技巧方面的沟通。

第二，协作配合随意性较大。检察机关对与纪检监察机关进行办案协作配合有认识偏差，认为二者在办案中的协调与配合就是联合办案，忽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和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基本职责。主要表现为有的检察机关过度依赖纪检监察机关，不能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

第三，协作配合程序不严格。有的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职责不分，最突出的表现是相互借用对方的调查手段与措施。纪检监察机关借用检察机关的办案手段，以联合调查小组的名义对涉案当事人进行调查，无异于“让纪检机关代行侦查权”。在协作办案过程中，有的纪检监察机关未认真履行从检察机关借人办案的相关手续，以至于检察人员在纪委抽调办案中的身份和角色不明确，很容易出现办案安全和管理上的诸多问题。

第四，案件移送程序不规范。突出表现在：一是案件移送时间不确定，主要表现为案件移送缺乏法定时限，影响办案效果。二是案件移送材料不统一，有的将所有案卷材料全部移送，有的只移送与涉嫌犯罪（违纪）有关的证据材料，还有的在移送时只制作一份移送函，附一份调查报告便予移送。三是案件移送手续不完备。比如，移送手续不够规范，案件移送过程没有统一的《案件移送书》等。

第五，证据转化存在困惑。针对各自收集的证据如何使用和相互转化并为对方所用的问题，检察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一套有效的证据转化方法。但是，证据转化工作还存在一些困惑，如证据转化的可行性、转化方式、各种证据如何具体转化等。

三、完善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办案协作机制的建议

（一）树立全局意识，提高办案协作效能

检察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都是反腐败的重要力量，只有最大化地发挥各自职能优势，才能在反腐败工作格局中形成查办案件的整体合力。二者要从有利于打击腐败的大局出发，牢固树立全局观念，加强协调配合，探索建立新型分工协作关系，实现执纪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促进执法资源的合理利用，提高协作效率，增强打击违纪违法犯罪的力度。

检察机关在查办社会影响大的案件或较高级别的党政领导干部且需要纪检监察机关配合时，应主动与纪检监察机关沟通协调，在解决办案困难或疑难问题方面积极争取支持。对纪检监察机关需要检察机关协助的案件，检察机关应按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积极配合。在协作办案中，纪检监察机关可以对党员干部采取灵活多样的组织手段或组织措施，耐心细致地做好政治思想和说服教育工作，敦促相关涉案人员主动投案自首或者坦白交代，使检察机关能够较早地获取直接证据；检察机关可以依法对非党员非干部人员进行询问、传唤、讯问、采取强制措施等，以弥补纪检监察机关职权上的限制。检察机关还可以充分发挥调查取证等法律专业优势，在固定证据、追缴赃款赃物等方面有所作为。

（二）遵循法律法规，规范办案协作机制

为了加强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在办案中的协调与配合，198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与监察部联合下发《关于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在查处案件工作中协作配合的暂行规定》；1989年，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纪律检查机关与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在查处案件过程中互相提供有关案件材料的通知》；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监察部、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共同制定了《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意见》。这些规定对于规范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的办案协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缺少配套实施细则，使得这些规定的效力大打折扣。因此，在遵循现有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只有制定配套的实施细则，明确规范、统一的原则、标准、程序和制度，才能建立有效的办案协作机制。

一是推动制定实施细则。比如对案件移送，中纪委、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有关规范性文件，联合制定和发布相关的实施细则，明确规定移送时限、移送权限、移接交材料、移交审核、移送责任等，做到案件相互移送的各个环节规范高效。二是明确办案协作程序。以案件移送程序为例，应对随案移送的案件材料、赃款赃物处理做出明确规定，规范移送文书，制定统一案件移送通知书、移送材料目录、赃款赃物清单、送达回证、接受案件反馈通知书，以及询问（讯问）笔录格式、必备内容等等。三是规范办案协作机制。比如依法规范检察机关提前介入问题，要明确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程序、介入后的职责及范围等。

（三）厘清职能定位，坚持办案分工协作

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在性质与职责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应在严格区分各自职能定位的前提下进行协作配合。法律将职务犯罪侦查权赋予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在联合办案过程中不能将自己的职责交给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握好“联合”的度。这是关乎到案件办理程序是否合法的关键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办理的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严格按照检察机关的办案机制、规则、要求，依法独立开展办案工作，不受纪检监察机关的影响和约束，形成在纪检监察机关组织协调下协作而不依赖的独立办案体制。

具体说来，纪检监察机关在调查中应负责协调各方关系、积极寻找案件线索以及为检察机关的侦查创造条件、扫清障碍、铺平道路，并进行必要的调查取证工作，或者对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进行协助。检察机关主要负责从刑事诉讼角度进行调查取证，对纪检监察机关前期所获取的证据进行合法性、关联性、客观性等方面的审查，必要时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协助重新取证或者补充取证。在调查取证中需要采取搜查、扣押、通缉、技术侦查等纪检监察机关无权实施的强制性侦查措施时，应当由检察机关依法决定实施；在需要对被调查人采取人身强制措施时，应当由检察机关采取拘传、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或者逮捕措施，不应再以“双规”、“两指”措施变相羁押被调查人，以保障被调查人的基本权利。

（三）运用法治思维，完善办案协作机制

第一，健全联席会议制度。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查办案件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重要情况，应当及时向同级党委反腐败协调小组报告。在协作配合中，出现重大争议时应当协商解决。必要时，可以提请同级党委反腐败小组协商。同级党委未设立反腐败协调小组的，可以通过上级机关向上级党委反腐败协调小组报告或者提请协商。同时，检察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分别明确分管领导负责查办案件工作协作配合事宜，指定日常联系部门和人员，并制定配套制度。联席会议机制应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办案情况通报、工作经验交流；二是研究、协调有关政策和法律问题；三是研究重大案件的查处和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四是制定和完善联席会议工作制度。

第二，完善案件线索与案件的通报移送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是检察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建立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违纪违法犯罪案件和案件线索的通报、移送制度。二是检察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对党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决定立案侦查或者不予立案、撤销案件的，应当及时向纪检监察机关通报。检察机关决定提起公诉或者不起诉的，应当及时向纪检监察机关通报。三是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发现涉案对象以外的其他党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违反党纪政纪的案件线索，应当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并提供相应材料。四是通报、移送相关案件和案件线索，应当严格按照时限要求以书面形式办理。情况紧急的，可根据需要采取适当形式及时通报、移送。五是检察机关、纪检监察机关收到移送的案件或者案件线索后，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本单位有管辖权的，应当及时依纪依法作出处理，并按照处理情况书面通知移送单位；对决定不予立案的，应当说明理由。本单位没有管辖权但本系统其他单位有管辖权的，应当及时移送并书面通知移送单位；本系统没有管辖权的，应当及时退回移送单位。六是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应当查证核实当事人的政治面貌、是否系国家工作人员等身份信息，并将该信息纳入部门统计工作范围。检察机关应当随案移送证明当事人身份信息的证据材料。

第三，完善案件查办过程的协作配合制度。其一，检察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需要提请相应机关协助或者采取相应措施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严格审批，按照程序提请同级相关机关协助办理，不得越级办理。其二，纪检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非党员、非国家工作人员涉嫌与被调查人相关的犯罪问题的，可以提请检察机关依法协同办案。案件涉及的非党员、非国家工作人员涉嫌其他违法犯罪问题的，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及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办理。其三，纪检监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认为被调查人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在正式移送前可以商请检察机关进行初查。商请初查的，应当向检察机关出具正式函件。其四，纪检监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需要向被检察机关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调查取证的，可以提请检察机关予以协助，检察机关应当予以配合。其五，纪检监察机关可以就案件性质认定、法律适用等问题向检察机关咨询，检察机关应当予以配合。其六，纪检监察机关在案件初步核实或者立案调查阶段，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提请检察机关对被调查人或者重要涉案人员依法采取信息查询等查控措施，检察机关应当予以配合。其七，纪检监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对符合没收违法所得条件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启动相关程序。其八，纪检监察机关需要对涉嫌违法犯罪的党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作出党纪政纪处分决定，要求检察机关提供相关材料的，检察机关应当予以协助。其九，对同一党员或国家工作人员涉嫌犯罪问题，纪检监察、检察机关中任一机关已经依纪依法启动调查（侦查）程序的，在移送其他机关办理前，其他机关一般不得另行启动调查（侦查）程序；确需启动的，应当事先与最先调查（侦查）的机关沟通。

第四，探索建立证据转化衔接制度。《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具体而言，监察机关收集的物证、书证、电子数据等实物证据应当以该机关的名义移送，检察机关按照一般的证据规则进行审查，如果符合法定要求便可以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对于不符合法定要求的应予以补强，不能补强的要依法予以排除；对于纪检监察机关提供的言词证据，检察机关原则上均应重新收集，特殊情况下无法重新收集的，还应有其他证据相印证。这种衔接与转化的规则既是言词证据的特点决定的，又符合人权保障的要求。

（四）建立信息平台，共享办案协作信息

检察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之间的办案协作能否取得良好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的流畅度、及时性以及资源能否合理共享。这要求在办案协作机制建立的过程中加大科技投入，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使检察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在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作用的基础上，建立情况信息通报制度，逐步实现双方信息联网共享，做到信息共享、密切合作。该机制应包含以下内容：一是数据平台共享。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有着各自的执法和司法流程，形成了大量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数据共享平台的搭建为这些工作依据的迅速查询提供了便利，消除了信息孤岛现象。二是案件备案共享。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应尽快消除各自案件管理壁垒，应定期向对方通报案件。三是技术资源共享。实现司法会计、司法鉴定等专业技术资源共享，促进检察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就执纪执法与司法衔接工作中的专业性结论达成共识，避免重复工作，节约时间和资金。

（五）强化监督制约，确保办案协作成效

篇5：第二章 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监察工作，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监察业务以上级监察机关领导为主。

第八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根据工作需要，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监察机构或者监察人员。

监察机关派出的监察机构或者监察人员，对监察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监察机关对派出的监察机构和监察人员实行统一管理，对派出的监察人员实行交流制度。

第九条 监察人员必须遵纪守法，忠于职守，秉公执法，清正廉洁，保守秘密。

第十条 监察人员必须熟悉监察业务，具备相应的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正职、副职领导人员的任命或者免职，在提请决定前，必须经上一级监察机关同意。

第十二条 监察机关对监察人员执行职务和遵守纪律实行监督的制度。

第十三条 监察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

篇6：机关行政效能监察

中共绵阳市纪委

绵阳市监察局

二0一0年九月二十六日

行政效能监察专题调研材料之三

围绕作风抓效能 狠抓效能促发展

绵阳市涪城区纪委、监察局

近年来，绵阳市涪城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为出发点，以深入开展干部作风专项效能监察为重点，从干部作风养成、制度规范、完善监督等方面，不断强化领导干部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机关干部作风有了较大程度好转，群众满意度逐年上升，干部办事有能力、谋事有策略、干事有激情，形成了“服务为先、群众至上、争先进位”的浓厚氛围，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作风保障。全区经济在经受“5.12”地震灾害以及国 1 际金融危机影响等重大挑战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2009年实现区属地区生产总值69.15亿元，比上年增长14.8％；财政总收入7.2亿元，增长28.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15亿元，增长88.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加1352元和580元，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一、坚持强势推进，构建协同化的组织领导体系 涪城区委、政府高度重视机关效能和干部作风建设工作，创造性地把经济发展环境作为全区干部作风和效能建设工作的主要评估标准，坚持发展经济、保护环境和作风效能建设三者统筹兼顾。抓好干部作风建设，已经成为区委、区政府所有领导做好领导工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区干部作风建设及效能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每年都要召开10次左右会议，研究落实效能建设工作安排，听取工作汇报，协调解决问题。我区还实行了干部作风及效能建设重点工作责任制，区委、区政府领导根据职能分工牵头负责干部作风和效能建设工作，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形成了干部作风效能建设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二、狠抓活动载体，筑造系统化的思路创新体系 加强机关效能和干部作风建设，是提升政府服务质量和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元素，是地方党委、政府执 政理念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近年来，该区各项事业之所以能取得长足进展，从根本上讲，主要得益于有一支素质优良、作风扎实的党员干部队伍。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区机关效能建设方面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客观上对干部作风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此，区委认真组织相关单位开展了调研活动，基本摸清了机关效能和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政治纪律淡漠、大局意识不强，群众观念淡漠、服务意识不强，工作作风漂浮、科学发展意识不强，工作纪律松懈、工作责任心不强，思想观念落后，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强等问题。面对“不加快发展就要加快落后”的严峻现实，区委顺应全区人民不甘落后、自强争先的强烈愿望，抓干部作风效能建设的定位不断调整，目标不断提升，思路不断创新。从集中开展机关行政效能建设活动开始破题，2008年在全区开展了“讲政治、作风整顿建设活动”，2009年开展了“富民惠民、改善民生”作风建设活动，2010年以“创先争优”为重点，积极开展了治理软环境活动，始终把干部作风效能建设摆在突出位臵，坚持不懈地抓，求真务实地抓，在全区上下形成了聚精会神抓重建、一心一意谋发展、心无旁骛干事业的生动局面。

一是狠抓思想教育，注重效能作风养成。始终坚 持把理论武装放在首位，深入开展机关效能建设活动，切实增强广大党员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提升各级党员干部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和运用创新手段开展工作的能力。以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为龙头，深化创建学习型机关活动，扎实开展各种理论学习、调研、写作和交流，着力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广泛开展“讲身边事、学身边人”、“五老报告会”等活动，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党的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切实将其转化为推进涪城科学重建、加快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是狠抓组织建设，提高工作效能。不断深化党员和党组织“星级工程”等载体活动，统筹推进农村、城市、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基层组织建设，构建了“区委统一领导、纪组宣政统联动、部门协同作战、城乡基层组织实践推动和结对共建”的大党建格局，形成了“日常+重点+创新”目标管理机制，有效推动了基层党建工作健康良性发展。在农村，深入实施“万村党建富民工程”，积极探索党组织模式设臵，采取分类推进、示范引领的方式，培养了金家林、中脊村、兴顺村、莲花池村等一批近远郊模范新村；在社区，深 入推进“党员先锋工程”，御营二社区、铁牛街社区等“星级工程”示范点成为全省学习实践活动先进典范，南河路社区、新华社区等一批典型新鲜“出炉”；在机关，全面强化“全员岗位一把手”职责意识，深入开展“文明机关”创建，形成了用心想事、用心谋事和用心干事的良好氛围，涌现出了区规划建设和环境保护局、区就业管理服务中心等先进典型；在“两新”组织中，积极推进党组织的“三覆盖”，深入开展“三心一推进”活动，采取划片和联创的方式，创办业余党校、举办专题党建讲座，切实用党建推进非公企业科学发展，涌现出了西城、富临、兴力达、三力等一批先进典型。建立多级责任机制，抓好“特殊党费”的使用和监管，“特殊党费”援建项目有序推进。

三是狠抓用人导向，打造过硬队伍。倡导正确的用人导向，坚持在工作一线发现干部，着力锤炼一支敢打硬仗、善打硬仗的干部队伍。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严格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常委会集体讨论决定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安排、大额度资金使用等事项。严格遵守《干部任用条例》的有关规定，崇尚鲜明的选人用人导向，充分发扬民主、坚持选任标准、严格选任程序、完善选任机制、拓宽监督 渠道，有力提高了选人用人公信度。注重从履行岗位职责、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关键时刻表现、对待个人名利等方面考察选拔干部，基本形成了“广泛遴选-组织培育-组织考评-建立提名库-组织提名”的初始提名程序，实施干部考察预告和干部试用期制度，试行差额考察、差额上会、差额票决，试点公开选拔和公推直选科级领导干部。在调整领导班子和优化干部队伍过程中，严格按照“人岗相适、人尽其才”的原则，选优配强党政一把手，对班子成员实现优势互补，使全区各级班子的年龄、知识和性别结构都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基本形成了正科职以41-50岁干部为主体、副科职以30-45岁干部为主体，各年龄梯次合理分布，学历以大学本科和专科为主的领导班子新格局。全面实施干部绩效档案管理，完善绩效考核办法，在园区建设、灾后重建等重大工作中逗硬问责，进一步增强了干部执行力。

四是狠抓服务意识，倾情关注民生。把服务群众、改善民生作为作风建设的核心，围绕10件实事和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大力开展“了解民情事无巨细、解决问题细致入微”和“五必访”等活动，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情于民，动员党员干部带案下访、主动约访，妥善处理好改革 发展中的土地征用、城市拆迁、企业改制、劳资纠纷、生活保障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力解决群众住房难、行路难、看病难、上学难、保障难等实际问题，仅去年以来，区委书记席世洪就带领全区千余名干部广泛开展“了解民情事无巨细、解决问题细致入微”和“五必访”等活动，走访单位760余家、群众28379人次，立说立行解决问题5366个；24名区级领导挂帅、51个部门参与，对20个突出问题向社会公开承诺、集中整改，群众满意率达100%。为方便群众办事，一些单位还建立了网上查询、投诉系统，向社会公开相关的管理规章制度、政策、办事流程以及对有关违规问题的处理情况等，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各机关还设立了机构分布图、办事流程图、人员去向牌，将岗位职责、服务承诺、办事依据、收费标准等上墙公示，提高行政行为透明度，极大地方便了办事群众，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满意度有了较明显提高。

五是狠抓建效结合，推动科学发展。牢固树立“抓效能就是抓发展”的观念，把机关效能和干部作风建设的最终成效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上。对确定的重点工作实行区级领导、部门包抓责任制，严格落实责任，先后组织实施了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效能监察攻 坚战、重点项目推进效能监察攻坚战，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作为重灾区，涪城区在没有任何对口援建单位的情况下，主动作为、超常努力，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优先，抓好恢复、注重提升，始终把灾后重建作为全区头等大事来抓。全区农房加固、农房重建和城镇住房加固竣工率均达到100%，计划实施的429个重建项目已100%开工，竣工171个，累计完成投资127亿元。交通、水利、教育、卫生、民政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重建，以及工业、农业、三产等产业重建，都正在扎实开展、加快推进，部分项目已竣工并投入使用。

三、坚持强化约束，建立长效化的监督问责体系 加强干部作风建设，狠抓制度的执行与落实是关键。近年来，我区积极探索，勇于实践，在机关效能和干部作风建设方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一是落实严密的组织推进机制。我们始终将机关效能和干部作风建设作为一项关乎全局的工作来抓，建立健全了强有力的领导组织机制、工作推进机制、日常管理机制，精心研究部署，周密组织实施，层层传递压力，上下整体联动，使干部作风效能建设始终保持浓烈的工作氛围和强劲的发展势头。近年来，我们相继整合机关效能建设、干部作风建设和责任制管理组织 领导机构，不断丰富内涵生动的活动载体和争创主题，先后开展了“五查五看”、“比学习、比转变、比收获、比实效”、“大联系、大走访、大调查”、“全员岗位一把手””、“学习型组织、文明机关双建”、“勤廉双优”、“窗口部门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双评”等活动，保证了机关效能和干部作风建设扎实推进、常抓常新。二是落实严肃的监督检查机制。我们充分运用人大、政协监督，政风行风监督员监督，机关效能监测点监察，新闻舆论监督等有效载体。通过政务服务中心设立效能监察投诉点、服务窗口设立监督卡、公布监督电话、发放征求意见函等办法，及时跟踪了解服务对象对我区办事环境的满意度。对于明查暗访中发现的问题，加大曝光和惩处的力度，对损害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的人和事，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形成强大的震慑效应。仅2009年以来，全区就开展各类明察暗访345次，发现问题隐患1315处，限期整改1121处，通报批评7次，效能告诫6人，给予党内警告处分1人，免职1人，特别是今年以来对区建设局局长违反会风会纪情况和关帝镇防汛救灾工作分管负责人值班脱岗情况的严肃处理，对全区机关效能和干部作风建设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三是落实严格的奖优罚懒机制。在树立正确的目标导向、工作导向的同时，奖惩导向 至关重要。我们始终将机关效能和干部作风建设严格与经济奖惩、评先评优、干部使用等直接挂钩，对干部形成有力的激励和约束，让人民群众在干部作风转变中得到实惠，真正实现抓作风、强效能、赢民心、促发展。

四、坚持注重实效，干部作风建设效果明显 这几年，涪城区通过不断地加强机关效能建设，干部队伍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进一步形成了领导干部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良好政治局面。在机关效能和干部作风建设工作中，区委、区政府先后建立完善了《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责任追究制》、《工作规则》、《工作报告制度》等多项制度，进一步形成了重大决策民主商议、重要部署同步实施、重点工作集体攻关，具体工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协调运转工作格局和首问责任、限时办结、责任追究的工作约束机制。近年来，区委、区政府班子成员除了按职责分工做好分管的工作外，班子成员还牵头产业发展项目，亲自抓落实，有效地促进了产业快速发展、项目快速建设。各乡镇、各部门的班子成员也都以身作则、和谐共事，在全区上下形成了万众一心谋发展、干事业的浓厚氛围。二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工作责 任感和执行力进一步增强。通过开展以“全员岗位一把手”活动为载体，深化“加强党性、立说立行，攻坚克难，富民助民、构建和谐”为主题的大讨论，坚持在推进发展中考察干部、识别干部、重用干部，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协调发展、和谐发展、科学发展已深入人心。通过采取对工作不落实和落实较差的单位及时曝光，加大明查、暗访力度，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公开处理等措施，广大干部的责任感和执行力明显增强，全区上下呈现出了多年来少有的“四多四少”现象，即：着眼长远、推动科学发展的人多了，只顾眼前、竭泽而渔的少了；关注民生、真心为民的举措多了，当官作老爷、与民争利的少了；攻坚克难、勇创一流的多了，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少了；主动坚持原则、不回避矛盾的事多了，拉帮结派、搞花架子的少了。三是切实解决了一大批热点难点问题，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通过大力实施“十大惠民行动”、构建新型社会救助体系、成立“惠民帮扶中心”，广大党员干部注意站在群众的角度考虑和解决问题，以实际行动倡导了民和、改善了民生、维护了民安。去年来，全区加大财政投入，拓展惠民领域，8.59亿元强力推进“八项民生工程”所涉及的70个项目建设，确保区委、区政府的惠民承诺事项件件兑现。城镇新 增就业9566人，实现成功创业1751人；1200万元中央农机购臵补贴惠及3700余农户，农村贫困人口脱贫1901人；1.93万人纳入低保，实现应保尽保，廉租房住房补贴1238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4.45万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96.26％；100％的乡镇、90%的村都通了水泥路或沥青路，100％的乡镇和70%的行政村开通了城市公交车，全区基本形成了“半小时经济圈”，民生状况有了极大改善。同时，全区切实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群众工作，区委要求24位区级领导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一岗三责”和分片包案责任制度，开展大接访、大排查、大化解，认真解决了一大批失地农民、信访老户和房屋拆迁的实际问题，进一步密切了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

报：省纪委行政效能监察室

送：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政协主席，市政府

副市长，市委、市政府秘书长，市机关行政效能建设办公室 发： 科技城党工委、管委会，各县市区委、人民政府，各园区党工委、管委会，科学城办事处党委、办 事处，市级各部门。

篇7：检察机关涉农职务犯罪调研对策

了农民利益，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打击职务犯罪的职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依法查处涉农职务犯罪活动，保障中央支农惠农政策和改善农村民生措施的落实、维护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什么是职务犯罪

职务犯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工作人员或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行为。在刑事管辖权中，职务犯罪立案管辖归属检察机关。多年来检察机关已经查处了多种形式的涉农职务犯罪，如涉及农村村镇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支农惠农政策项目的犯罪案件。在新形势下，还有必要进一步加大打击和预防力度。

二、涉农职务犯罪表现形式

典型的涉农职务犯罪主要表现为以下形式：

1、在农村村镇建设，道路交通建设，农田水利建设，广播电视“村村通”，电网改造、饮水工程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

2、在涉及“三农”的财政性建设资金、粮农补贴专项资金、政策性银行贷款，扶贫开发资金等支农惠农资金分配、管理、发放过程中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

3、在天然村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环境污染治理、风砂源治理、水土保持和水源保护等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职务犯罪工作；

4、在农村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教育等农村公共服务事业中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

5、在农村土地开发征用及征地补偿款管理，矿产等资源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

6、涉及抢险、救灾、防汛、优扶、移民、救济以及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职务犯罪案件；

7、在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土地和林权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各项农村改革过程中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

8、在乡镇、政权组织选举中破坏选举、农村自治组织选举中实施贿赂，严重危害农村基层政权和自治组织建设，以及其他严重侵犯农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影响农村稳定的侵权职务犯罪案件。

可以说，在各个涉农领域都有职务犯罪发生。

涉农职务犯罪是一种腐败现象，这种腐败行为极大地损害了社会正义，破坏了经济发展，毒化着社会风气，它不仅破坏我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先进文化的传播，而且严重危害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影响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三、我县预防职务犯罪和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案件情况

**县人民检察院自2003年以来，在县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领导小组的正确领导下，认真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特别是在行业系统预防方面工作力度逐年加大，初步构建了全县预防职务犯罪网络体系。目前，本院共与全县23家部门（单位）建立了预防职务犯罪联络中心，其中涉农部门18家，占78.26%。本院与18家涉农部门，采取研究制定实施各部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开展办法、成立领导机构、上预防讲座、对涉农部门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进行检查指导、召开座谈会、对存在的漏洞提出预防对策和建议、帮助建立和完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长效机制、召开行业系统预防职务犯罪分析研究会等措施，开展了大量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同时，我院不断加大涉农职务犯罪力度。2007年以来，我院查办25件职务犯罪案件线索中，就有5件属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占总查办数的20%。在**县这样一个国家扶贫重点县来说，比例相当高，而且近三年来还呈现快速上升趋势。

四、我县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的的特点

从已经查办的涉农职务犯罪案件及线索的情况看，我县涉农职务犯罪主要有以下特点：

1、案件线索性质单一，均属贪污贿赂类；

2、案件线索均发生在乡镇和村，没有一件是发生在涉农行政事业管理部门；

3、案件线索多发于救灾抚恤金发放和土地开发和国家环境保护领域；

4、手段单一。多采取“雁过拔毛”的方式贪污国家的钱物；

5、以项目为名骗取国家资金；

6、涉案个案金额小,但累积并不小。

五、我县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的成因

一是权力集中，监督不足。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乡（镇）以及农村基层组织管理的事务越来越多，很多重要生产要素（土地、资金等）的开发利用权掌握在部分乡镇和村干部手中。同时，群众民主权力没有得到有效保障，造成监督失控，给犯罪分子造成可乘之机；

二是制度不严，管理松懈。存在财务管理混乱的问题，有章不循或无章可循，少数村干部独揽大权，为滋生腐败现象提供了温床；

三是放松学习，淡化思想教育。由于乡镇工作的特殊性，学习制度、工作制度得不到

有效落实，有些乡镇和村干部长期不读书、不看报，不懂法、不学法、不守法，放松思想改造，经不起金钱诱惑；

四是群众法律意识淡薄，对犯罪行为危害性认识不足。许多群众分不清乡镇和村干部哪些行为是公务行为或非公务行为，哪些行为是违法或违纪，在利益受到侵害时没有勇气去揭发、举报犯罪分子。腐败分子正是利用了农民的这些弱点，有恃无恐，连续作案。

六、预防对策

（一）建立健全农村预防网络，强化预防功能。要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延伸至乡（镇）村，以乡镇为中心建立预防职务犯罪网络体系，做到乡（镇）村联动、齐抓共管，增强预防工作合力。选择政治思想觉悟高、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村民代表为村务监督员，及时发现基层问题的苗头，消除隐患。充分发挥村民代表的监督、乡纪检部门行政监督及政法机关的法律监督三道防线的作用。

（二）加强乡镇和村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干部素质。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对乡镇和村干部的管理、监督，把监督落到实处；选好用好干部，从组织上保证干部质量。乡镇和村两级组织要加强思想建设、纪律作风建设、规章制度建设，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提倡艰苦奋斗精神，与农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全心全意为农民群众服务，坚决杜绝吃农坑农。使农村干部时刻懂得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加强法制教育，提高乡镇和村干部素质。要采取多种方式对乡镇和村干部进行廉政和法制教育，使乡镇和村干部弄清职务犯罪的特点、危害、产生的原因以及防范职务犯罪的意义。切实抓好对乡镇和村干部的法律宣传工作，深入开展送法进乡镇和农村活动，提高基层乡镇和村干部法制观念。帮助发案单位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堵塞管理上的漏洞。

（四）规范管理制度，加强监督。一是要完善管理体系，促使目前乡镇和村双重管理模式向一元化管理模式转变，强化上级监督管理；二是要规范财务制度，加强审计监督，要注重发挥审计职能作用，对乡村两级干部进行定期审计、离任审计和抽查审计相结合，及时发现和制止犯罪的发生；加强跟踪监督，要组织资产自查与审计抽查相结合，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并严肃处理；三是要建设“阳光工程”，进一步深化乡镇政务公开、村务公开、所务公开，探索建立群众评议制度，定期组织群众对乡村干部进行民主测评，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五）加大涉农职务犯罪的查处力度。要广泛宣传发动，调动广大基层群众举报农村干部违法犯罪的积极性，对暴露出来的问题要一查到底，决不心慈手软，姑息迁就。只有严格执法，才能震慑犯罪，使之不敢轻易伸手捞取不义之财，从而有效防止和挽回犯罪给社会造成的损失，维护农牧民利益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稳定。

（六）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运用多种形式开展农村法制宣传和反腐败斗争宣传，通过展示反腐败斗争成果，用生动的案例说话，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监督意识、反腐意识，知道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由检察机关管辖。

篇8：地税机关如何治理和预防职务犯罪

一、加强廉政教育, 筑牢思想防线

广泛、深入、持久的廉政教育和政治思想理论教育是提高广大干部精神境界、自律意识, 增强其免疫力的第一道防线。一是要狠抓政治理论教育、反腐倡廉理论教育, 常念“紧箍咒”, 增强廉洁意识。二是要狠抓典型教育, 要利用系统内外先进人物、先进典型事例广泛开展示范教育活动, 用榜样的力量鼓舞人、教育人, 培养广大干部廉洁从政、艰苦奋斗的意识。三是要狠抓警示教育, 要通过观看有关警示教育片、聘请现行服刑犯人现身说法等活动, 使广大干部受到警示教育。四是要狠抓主题教育, 要认真组织广大干部学习党章党纪, 深入开展“倍加珍惜职业, 预防职务犯罪, 共建和谐地税”为主题的实践活动, 进一步增强广大干部宗旨意识和纪律观念。五是要大力开展廉洁文化创建活动, 以引导广大干部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地位观和权力观。

二、完善监督机制, 构建制度防线

加大执法监察力度, 落实责任过错追究制。地税机关职务犯罪多发生在“两权” (税收执行权和行政管理权) 运行上, 执法监察要始终贯穿于“两权”运行的每一个环节。要切实做到监察“窗口”前移, 对重点部门、重点行业和重点环节实施定期和不定期的督查, 变事后监督为事前监督、一般监督为重点监督、结果监督为过程监督、单一监督为复合监督, 实施无缝隙监督。要通过落实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 使执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责任过失通过执法监察得以及时纠正, 对已出现的责任过错予以及时追究, 以强化权力制约。

加强制度建设, 提高制度的执行力。依靠制度反腐是我党对执政规律和反腐倡廉工作规律认识的深化, 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举措。制度建设要本着体系完善、科学严密、相互衔接、操作性强的原则, 把预防和惩治职务犯罪融入各项管理制度中, 真正形成按制度办事、用制度管人、靠制度管权的有效机制, 充分发挥建设在预防和惩治职务犯罪中的保证作用。

强化监督检查, 完善征管措施办法。一要完善税收征管办法, 特别是重点行业税种的征收管理办法, 如目前地税系统推行的建安、房地产税收“一体化”管理办法、交通运输业“一条龙”管理办法。二要加强对纳税户的巡查和日常检查, 对税务稽查实施选案、稽查、审理、执行“四分离”, 对税收违法案件实行“一案两查”和“一案两报告”。三要完善发票管理办法, 严格执行先税后票、以票控税制度。

细化责任分解, 落实考核奖惩办法。通过建立健全考核体系明确责任主体和责任范围, 落实责任分工。实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一票否决权, 完善与工作目标相衔接的制度建设和考评办法, 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度的落实。

三、依托科技管理, 强化制约防线

现代科技手段具有公开性、严密性、程序性和实时交互性等特点, 这些特点与预防职务犯罪的制度设计相结合, 显示出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的强大功能。它能够充分发挥技术手段非人性的特性, 确保权力规范执行;它能够通过实时监控全程监督办事行为是否依法进行、廉洁高效;它能够通过严密的程序设置, 科学分解权力。依托科技实施监督管理途径很多。一是推行办公自动化, 可通过网络对各项行政事项的处理实施全程监控。二是开通门户网站, 统一征管处理系统, 实现全省地税互联网, 使各项征管业务及数据在一个平台上一目了然, 扩大了监控渠道。三是利用电脑定税、G PS卫星定位系统测量应税土地面积、在企事业单位统一安装个人所得税扣缴软件等等, 增强税收的权威性, 避免了“张口税”、“人情税”等随意行为。四是实行网上工作考评, 使考核工作更易操作, 更具公平性。

四、建立外部监督体系, 构建社会防线

依靠社会力量监督地税工作。应聘请一些社会监督员监督地税工作, 构建社会监督防线, 这对于预防职务犯罪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要实行公开办税, 充分接受群众监督;积极发挥人大、政协的监督作用, 适时推行“开门评税”活动, 征税人与纳税人进行面对面的监督。要加强舆论监督, 通过新闻媒体对有关税收活动进行明察暗访, 及时总结和宣传先进典型, 曝光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充分发挥纪检、检察职能部门的监督作用, 严格约束税务行政上的不作为和乱作为。

五、加大查处力度, 形成威慑防线

各级地税机关要加大案件查处力度, 做到防患于未然, 要加强与纪检、检察机关的合作, 主动接受协调和指导, 及时沟通情况和处理结果, 发现问题要一查到底。要集中力量抓好系统内大案和典型案件的查处, 不论权力多大、职务多高都要依法查处, 通过查处职务犯罪在全系统形成打击犯罪行为的高压态势, 努力把职务犯罪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 达到查处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

总而言之, 预防职务犯罪必须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必须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必须整合各个方面的力量, 实现人人参与。预防和治理职务犯罪不能只靠专业部门来完成, 要整体联动, 把防治工作融入队伍建设、业务建设中;要统筹兼顾, 形成纪检牵头、监察具体负责、各部门各负其责的工作方略。只有这样, 才能筑牢“反腐防线”, 从而开创地税工作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