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检监察机关恢复

第一篇：纪检监察机关恢复

检察机关恢复重建30周年征文[本站推荐]

今年是我国检察机关恢复重建30周年，也是我在检察战线工作度过的27个春秋，我作为一名与检察机关成长发展的见证人，亲历了检察事业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我伴随着检察事业的发展壮大而逐渐成长、成熟。

在高检院及区院倡导开展纪念检察机关恢复重建30周年的活动中，我愿与各位检察同仁共同回顾30年来检察事业取

得的工作成果，并以此分享喜悦，相互共勉，不断前行，为检察事业的不断创新发展做出自己的应有贡献，同时将亲眼目睹奈曼旗人民检察院的巨大变化，在记忆中的点滴写给大家。

一、 回眸三十年

1982年5月，我被分配到检察院做通讯员工作。成为检察机关的一名新兵，当时正值检察机关恢复重建的第四个年头，当时的奈曼旗人民检察院办公地点相当简陋，除检察长一间半办公室外其余均多人一间办公室，相当拥挤，院子是用铁丝网围成的院落，没有办案用车，干警下乡办案只有坐公共汽车，有时用畜力车或步行，法律文书只能油印，油印机还是手推的，其它设备基本上是一张纸一支笔。

二、喜悦

回首往事来院工作至今已27年了，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从通讯员、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先任监所检察科科长，现任检察技术科长。在监所检察科工作期间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监所检察工作期间不论刮风下雨，还是数九寒冬始终坚持十六个工作日进行驻所检察，往返于监管场所和检察院之间。坚持对监管场所的违法情况及时提出检察建议和纠正意见，坚持对监管场所的安全进行检查，节假日还在院领导带领下进行重点检查。坚持协助看守所对在押人员进行政策、法律、道德、人权教育，保证了监管场所的安全和稳定，几年来参与和个别教育监管场所在押人员300 余人次。每年接受在押人员家属来信来访30 多件，为监管场所在押人员提供法律咨询50 多人次，多次被上级院和本院评为先进科室，赢得了信任和好评。2007年因工作需要我调任检察技术科长，在检察技术工作中，从外行到内行认真做好全院的专线网络维护，以及同步录音录像操作工作，对推进我院信息化建设，努力实现电子检务，为检察业务工作的高效开展提高有力的科技保障和技术支持。

第二篇：山东司法行政机关恢复重建三十年综述

——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平安山东”的重要决策部署，大力推动司法所立户列编、规范化建设和理顺管理体制。省、市、县三级都把加强司法所建设作为“平安山东”建设的重要举措，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内容。认真总结推广潍坊、济宁、淄博等市司法所“阵地”建设的经验，推进自主产权的司法所建设，积极构建基层工作综合保障长效机制。近五年来，中央和省对司法所建设投资达6625万元，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条件和装备设施明显改善，职能作用充分发挥，成为城乡基层党委政府离不开、用得上的得力助手。

——人民调解工作历经建立村(居)、企事业单位调委会——乡镇(街道)调委会和行业性、区域性等多样化调解组织——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三个发展时期，推动建立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互衔接配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人民调解工作改革全面展开、不断深化，步入规范化发展轨道。目前，全省共有各类调解组织9.9万个，区域性、行业性调委会6千多个，调解员队伍33.8万多人，形成了以市、县(市、区)两级人民调解指导委员会为统领，乡镇(街道)调委会为主导，村(居)调委会为基础，企事业、行业性、区域性调委会为补充，调解小组和“十户三员”为延伸的多层次、宽领域、立体化调解组织网络体系，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效能明显提高。30年来，共化解各类纠纷845.5万件，调处成功率在97%以上。

——探索开展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以司法所为依托建立安置帮教工作站，形成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各相关部门分工明确、密切协作的工作机制。创造了“平阳寺模式”，在全国率先建立刑释解教人员危险性评估体系，培育推广青岛市教育改造和安置帮教“一体化”经验，推动安置帮教工作向监所、社会、家庭延伸，整合各方面资源，提高工作效能。目前，全省已建成刑释解教人员过渡性安置实体(基地)251个、工作站1876个，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率始终控制在2%以下，是全国最低的省份之一。作为全国首批6个社区矫正试点省(市)之一，目前山东省有114个县(市、区)、927个乡镇(街道)开展了社区矫正试点，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率仅为0.07%，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全国率先开通“148”法律服务专线，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涉法问题，依法调处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被誉为“东明经验”，推向全国。全省市、县(市、区)、乡镇(街道)全部成立了“148”协调指挥中心，开通了“12348”法律服务专线。专线开通以来，共接听解答群众电话咨询638.6万个，接待群众来访188.3万人次，提供上门服务26.4万次，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00.3万件。“12348”法律服务专线真正架起了各级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成为为民排忧解难的“民心工程”。

司法行政是一朵挚情的浪花，30年间，勇立潮头，奔腾不息

法律服务工作不断实现新跨越

坚持拓展与规范并重、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科学规划发展布局，积极搭建发展平台，努力改善发展环境，全省法律服务机构和队伍不断壮大，服务领域不断拓展，服务层次和水平不断提升，较好地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对法律服务的需求。目前山东省法律服务人员数量、业务总量均居全国前三位，正在加快实现由法律服务大省向法律服务强省跨越。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山东省法律服务业步入快速发展时期。目前，全省已有律师所969个、执业律师10211人，公证处158个、公证人员1517人，基层法律服务所1335个、法律服务工作人员7697人，法律援助中心158个、工作人员952人，司法鉴定机构228个、鉴定人2576人。法律服务机构品牌化、专业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以众成仁和、德衡律师集团等为代表的一批规模大、信誉好、综合实力强的跨区域高端法律服务组织涌现出来，法律服务业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显著增强。

——加快推进以律师所脱钩改制、公证处转制、理顺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深化“两结合”管理等为重点内容的法律服务工作改革。律师业历经改革分配制度、管理体制、国资所产权关系和优化组织结构布局、推行公职公司律师试点等阶段，形成了以合伙所为主体，布局合理、形式多样、机制灵活、有序竞争的发展格局。淄博市周村区建立公职律师的经验做法被司法部在全国推广。优化公证服务环境和执业秩序，公证组织体系更加完善。扎实开展司法鉴定机构认证认可试点和能力验证，不断完善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省、市、县(市、区)全部建立起法律援助机构，形成了以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为主体，以社会联络机构、志愿者组织为补充，上下贯通、覆盖广泛的法律援助网络体系。法律援助工作被纳入省政府“十大民心工程”。

——法律服务领域由最初单一的参与刑事辩护、民事代理，迅速发展到面向社会各个领域的全方位服务，国家及地方重点工程、企业改制、招商引资、农业产业化等领域的非诉讼业务比重加大，外经贸、房地产、金融证券、知识产权保护等高端新型领域的法律服务业务迅猛发展。全省共办理各类法律服务事项3千多万件，为国家、集体、个人避免和挽回巨额经济损失。公证事项达150多项，公证文书发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积极推进律师参与涉法信访工作，省、市、县三级共组建涉法信访律师团167个，疏导化解涉法信访案件2万余件。积极推进律师参政议政，全省共有303名律师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总数居全国首位。不断降低门槛、简化程序、畅通渠道，最大限度地满足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13年来，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0万余件，平均每年递增20%以上，有26万余名困难群众获得法律援助。

司法行政是一首多彩的乐章，30年间，激情澎湃，唱响齐鲁

班子队伍建设不断创造新佳绩

始终把队伍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坚持抓班子、带队伍、强素质、促工作，加强分类管理，狠抓教育培训，造就了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高素质司法行政队伍，为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集中开展“三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服务工作者主题教育实践等一系列活动，广大干警和法律服务人员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捍卫者。积极推进全系统党的建设，健全完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长效机制。加强律师行业党的建设，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对律师业的广泛覆盖，确保律师业发展的正确方向，得到中组部、司法部的充分肯定，并向全国推广。

——积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轮岗交流等制度，选好配强各级领导班子，使班子结构更加合理。建立健全决策目标、执行责任、考核监督“三个体系”，层层建立起保障工作落实的制度机制。加强和改进经常性的考核考察工作，确保各级领导班子认真履行职责、努力干事创业，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增强。

——开展“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律师队伍集中教育整顿、法律服务“行风社会评”等活动，着力解决好队伍执法执业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建立完善执法责任体系、执法效能考评体系和执法监督体系，强化警务督察，确保严格公正规范执法。加强法律服务队伍的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建设，促进诚信文明服务。扎实开展学习型、服务型、和谐型机关创建活动，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综合管理和文明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加强廉洁自律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筑牢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注重发挥制度的规范作用，完善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廉政谈话、廉政档案、行政效能监察评估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构建了完善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形成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体制机制。深入推进政务、狱(所)务和法律服务公开，加强对执法管理、物资采购、工程建设等重点环节、重点领域的监督，防止不廉洁行为发生。

——文明创建、立功创模活动深入开展，2000年9月，省厅被司法部记集体一等功;厅机关和省监狱局、省劳教局机关连续7年保持省级文明单位荣誉称号;先后有52个(次)单位被司法部和省政府记集体一等功，332个(次)单位和392名(次)个人受到省部级以上表彰奖励，9032名(次)个人荣立

一、

二、三等功。2009年，山东琴岛律师所主任杨伟程、沂水县姚店子镇司法所长孙永胜入选山东省为新中国成立和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100位英模人物。全系统后勤装备、信息调研、信访保密、信息化建设等工作也取得显著成效，为全省司法行政工作深入扎实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历史蕴含价值，光荣成就梦想，忠诚铸造辉煌。山东司法行政工作改革发展始终与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相连。30年的实践，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司法行政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确保司法行政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

必须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正确处理司法行政工作与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关系、当前工作与长远发展的关系，加强内部协调配合，提高整体工作效能，实现司法行政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必须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作为谋地位，自觉把司法行政工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谋划、来部署、来推进，在服务大局中发挥作用、体现价值，在服务大局中拓展空间、赢得支持，借势借力推进司法行政工作创新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建立健全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行政制度，永葆司法行政工作生机和活力。

必须始终坚持重心下移、强化基层，着力在服务、支持、保障基层发展上下功夫，夯实事业发展根基。

必须始终坚持抓班子、带队伍、强素质、促工作，真正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平的高素质司法行政队伍，不断提高谋划发展、服务发展、统筹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提高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和水平

这些经验和体会，既是30年来全省司法行政队伍心血和汗水的结晶，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司法行政工作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基本原则。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继续推进，为司法行政工作的改革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祝愿，全省司法行政机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团结一心、干事创业，努力在新起点上实现全省司法行政工作改革发展新跨越，为加快推进经济文化强省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山东司法行政事业的明天一定会从辉煌走向新的辉煌!

第三篇：纪念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恢复重建三十周年

秦皇岛论坛观点综述

2008年10月18日，由中央纪委研究室、河北省纪委主办，秦皇岛市纪委、监察局承办的“纪念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恢复重建三十周年秦皇岛论坛”在秦皇岛市召开。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湖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河北省社科院的一些颇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中纪委研究室、河北省纪委及一些地市纪委的领导，以及秦皇岛市的一些专家学者共计80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学者紧紧围绕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纪检监察工作有关问题

进行了研讨，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现将论坛的基本观点综述如下。

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纪检监察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研讨中大家认为，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党反腐倡廉建设健康运行、蓬勃开展所发挥出的重要保驾护航作用是分不开的。三十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反腐 1 倡廉当作攸关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来抓，强调这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和重大政治任务，必须从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来认识和抓好反腐倡廉建设;始终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反腐倡廉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严肃政治纪律、保证政令畅通、营造经济发展良好环境和干部群众干事创业浓厚氛围等措施为经济建设服务;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反腐倡廉实践，明确发展方向，永葆生机和活力，努力做到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人员素质和工作作风的与时俱进;始终把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反腐倡廉建设的核心，注意发挥党在整个社会中的表率作用，强化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认真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坚持惩治与预防并举，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确定不同时期反腐倡廉的重点，既坚决遏制腐败现象、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又注重预防、 在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上下功夫，并坚持惩防并举，统筹推进，发挥整体效应;始终坚持把改革创新、制度建设作为从源头上解决腐败问题的治本之策，围绕容易产生腐败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通过行政审批制度、财政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和司法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有效预防腐败，建立健全 2 各种形式的监督制度，注意发挥市场配臵资源的基础作用;始终坚持反腐倡廉建设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注意发挥社会各方面的作用等。

有的同志认为，30年来我们党反腐倡廉把握的基本原则是坚定不移的，这是我们党反腐倡廉工作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1993年8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提出了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把握好的基本原则，即“严格依纪依法办案;不搞群众运动，不搞人人过关;惩治腐败与扶持正气相结合;突出重点，这次反腐败在党政机关进行，重点放在党政领导机关和司法部门、行政执法部门、经济管理部门”。在此之后，中央一直始终不渝的坚持上述原则，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强调和发展。

有的同志认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权威性、独立性和专业性在改革时期有了明显的发展，廉洁性也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准，这是中国近年来反腐败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的重要原因。

有的同志认为，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改革措施之中，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不竭动力，这是反腐倡廉建设永葆生机活力的重要原因。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对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进行 3 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与会者指出，30多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不断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关于对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探索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近三十年反腐倡廉的斗争历程，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五个阶段：前十一年为一个时期算第一阶段，后十九年为一个时期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12月至1989年6月，在不搞群众运动的前提下，通过开展以打击走私、套汇、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为重点的专项斗争和全面整党，实行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如何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第二阶段，从1989年6月至1991年12月，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惩治腐败方面，主要是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重点抓了三项工作，这三项工作，实际上成为后来反腐败工作格局的雏形。第三阶段，从1992年初至1997年8月，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反腐倡廉的指导思想、工作格局和领导体制。第四阶段，从1997年9月至2002年10月，反腐败斗争在继续加大治标力度的同时，逐步加大了治本的力度，初步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有效开展反腐倡廉的路子。第五阶段，从2002年11月至今，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4 央，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有的同志认为，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式反腐倡廉道路的探索与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前)反腐倡廉实践为中国式道路的探索作出了重要准备;第二阶段(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至十六大之前)是中国式反腐倡廉道路探索的重要时期，基本特点和内涵都在这一阶段逐步形成;第三阶段(十六大之后至十七大)是中国式反腐倡廉道路的发展与确立时期。中国式反腐倡廉道路的基本内涵可以表述为：反腐倡廉建设要以党中央为领导核心，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围绕科学发展这一核心目标，坚持“从严治党”的基本立场，发挥“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作用，依靠“党的自身力量和人民群众”，遵循“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工作方针，围绕并以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不断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5 有的同志认为，反腐败斗争与反腐倡廉建设，二者既相互一致，又有所不同。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反腐败斗争与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一致性;反腐倡廉建设是反腐败斗争与时俱进的必然结果。反腐败斗争与反腐倡廉建设相比，在性质上，前者表现为对抗性，侧重于遏制;后者表现为建设性，注重于预防。在战略战术上，前者表现为阶段性，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打;后者表现为经常性，强调坚持不懈地进行。在工作内容上，前者主要是抓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案件和纠正不正之风;后者则是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在手段上，前者表现为单一性，主要靠行政和法律措施推动;后者表现为综合施治，统筹运用各种措施。在依靠力量上，前者主要依靠党委领导和执纪执法机关履行职责;后者则依靠全党全社会齐抓共管。反腐倡廉建设是反腐败斗争在理论上的升华，在工作上的延伸、范围上的扩展、内容上的丰富，其基本要求、工作任务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与时俱进的理论风格。

三、新时期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措施与对策

有的同志提出，新时期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一是必须把握总体部署的全局性，把反腐倡廉建设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之中，体现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的各个方面，相互协调、整体推进;二是必须把握体 6 系建设的计划性，坚持把战略性目标与阶段性任务有机结合起来，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前推进;三是必须把握整体推进的系统性，把改革的推动力、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制衡力、惩治的威慑力有机结合起来，整合各方面资源和力量，整体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四是必须把握思路措施的建设性，通过加强反腐理论建设，增强工作的前瞻性和主动性，加强事先规划，提高工作的科学性和协调性。

有的同志提出，新时期完善惩防体系，要建立三项机制，即常态运行机制、责任落实机制、激励奖惩机制;要坚持四项原则，即坚持服务经济建设、坚持关注民生的基本理念、坚持惩治和预防辩证统

一、坚持继承和创新有机结合;要抓实六项工作，即建立拒腐防变的教育长效机制、建立比较健全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体系、深化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体制改革、扎实推进纠风治乱、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

有的同志提出，把握和落实好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的“三个更加注重”要求，就要处理好三个关系，即惩治和预防的关系、治标和治本的关系、制度制订与制度执行的关系;要构建好六个机制，即建立完善明确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机制、建立灵活有效的教育机制、建立严格的制 7 度约束机制、建立严密的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立严肃的惩治机制、建立科学的预警机制。

有的同志提出，新时期反腐倡廉建设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一要正确把握反腐倡廉、促进发展的工作路径：首先，要从注重预防腐败入手，积极打造助推科学发展的 “支撑点”;其次，要从加强行政效能建设入手，选准主动参与科学发展的“切入点”;要从维护群众利益入手，切实强化保障科学发展的“着力点”。二要综合运用改革创新、保驾护航的工作方法：首先要积极推进机制创新，巩固服务科学发展的制度基础;其次要坚持严肃执纪、科学执纪，创优服务科学发展的纪律环境;再次要加强和改进领导干部作风，夯实服务科学发展的群众基础。

有的同志认为，反腐倡廉教育，既是直接对风险人群展开的防治过程，也是对普通公民进行的一种文化社会化过程，还是对腐败者实施的惩治教化过程。因此，新时期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反腐倡廉教育具有重要基础作用。推进反腐倡廉教育并取得实效，必须实现反腐倡廉教育的党性和公民性的一体化，实现反腐倡廉教育主体与客体的一体化，实现制度的运行与反腐倡廉教育的一体化，实现监督与反腐倡廉教育的一体化，实现惩治教育和预防教育的一体化，实现反腐倡廉信念养成与科学原理和实践技能培训的一体化。

8 有的同志认为，制度是防治腐败的根本途径。靠权力反腐可能在某一时期或某一案件的处理上是有效的，但从理性的角度看，权力反腐是不稳定也是不可靠的。相对于权力反腐来说，制度具有稳定性和可靠性的优势，制度反腐是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最佳方式。

有的同志提出，新时期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要实行三项措施，一要深入开展正反两方面教育，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二要合理分权减权，预防绝对权力导致的绝对腐败;三要推进民主决策，防止权为私用;四要推行阳光政务，促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五要强化案件查处，震慑权力滥用。

有的同志提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有效预防腐败的治本之策。要清除绝对权力，重申权力授予的合法性;要规范权力运作，减少权力行使的随意性;要实施动态公开，克服权力运行的封闭性;要开展电子公务监察，强化权力监督的即时性。

有的同志提出，按照中央《五年工作规划》的要求，建立权力运行内部监控系统，要以强化行政机关对单位权力运行的内部监控为目标，以规范单位议事决策为重点，以建立单位内部监控系统为抓手，构建能够持续改进、不断完善的闭合循环式内部权力监控系统，深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促进依法行政。在阶段步骤上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六 9 个规定性动作：事前阶段要完成三个规范性动作，即合理配臵权力、科学评估风险、完善制度体系等动作;事中阶段要完成制度实施动作;事后阶段要完成考核分析、研究改进等动作。在保障措施上，要建立健全领导组织、要组织好相关培训、要注重实际效果、要强化纪检监察监督。

有的同志提出，在惩防体系建设中，巡视既是一项重要任务，又是促进各项反腐倡廉工作落实的有效措施。新时期以改革创新精神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首先要在改革创新上下功夫，其次要在深入挖掘问题上下功夫，再次要在巡视成果运用上下功夫，第四还要在加强干部管理、提升队伍形象上下功夫。

有的同志认为，各种监督机构对“一把手”权力的制约有限，实行直接民主，让普通民众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才是治理腐败的根本方法。

有的同志提出，电子决策是预防行政领导职务犯罪的有效手段，通过从制度、技术等多个层面建构预防行政领导犯罪的防护网，实现决策程序的规范化、决策过程的透明化，让决策权力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有的同志提出，形成预防腐败工作的整体合力首先要发挥各级党委、政府反腐倡廉建设的主体作用;其次要发挥纪检监察派出(派驻)机构的职能作用，增强工作的主动性; 10 再次要发挥各种保障作用，特别是人、财、物投入的保障和舆论的保障作用。

另外，一些同志提出加强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员的监督，首先要认识到出资人监督的主要对象是集体权力，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班子内部监督的主要对象是个人权力;其次正确认识新体制下国家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监督的双重性，实现资本监督和政治监督的有机统一;再次要通过改革和权力资源的重新配臵，打破企业内部的权力铁板，强化监督者的权力;第四要把企业领导个人放到组织中去，把权力放到程序中去，从管理层面解决领导班子内部监督的机制问题。

针对一些当前国有及国有控投企业在责任制考核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的同志提出，以取得实效为目标，探索建立国有企业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责任制考核评价体系，首先要实现考核结构“经纬化”，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其次要实现分工考核“项目化”，强化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项目分工和执行效果;再次要实现分级考核“制度化”，织密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层级监控网络;第四要实现结果运用“过硬化”，激发责任者履行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责任制的积极性。

第四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恢复建制30年公平交易执法大事记

加大市场检查力度，查处经济违法违章案件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全国各级工商机关迅速得到恢复和加强，查处经济违法违章案件的任务由工商机关的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市场监督管理司设立了经济检查处。

随着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方针的贯彻，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开展，市场调节范围扩大，商品经济日趋活跃，市场日益繁荣。但是，由于某些工农业产品仍然供不应求，加上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立法和监管工作没有跟上，一些单位和个人利用供求之间的矛盾，乘机大搞走私贩私等投机倒把活动。在一段时期内，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各级工商机关对投机倒把活动进行了坚决打击。

从1980年至1992年，工商机关对投机倒把活动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打击。

第一次，1980年至1981年。1979年以后，由于东南沿海的开放，走私贩私活动越来越猖狂，一些单位和个人，利用当时政策和管理上的漏洞，大搞投机倒把，破坏市场物价稳定。全国工商机关查获的大要案件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1980年全年大要案数量比1979年增长了130%。在这些大要案中，以倒卖重要生产资料和高档消费品最为突出。为了稳定物价，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贩私活动，维护市场秩序，国务院于1981年1月7日发出了《关于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的指示》。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1月10日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工商机关积极开展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贩私活动。到1981年底，全国共查处投机违法案件146.7万件。其中投机倒把案件36.5万件，比1980年增长31%;获利1万元以上的大案2800件，比1980年增长1.5倍;罚没金额1.78亿元，比1980年增长1.6倍。经过这次打击，市场物价得以稳定，保证了全国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二次，1982年上半年到1983年。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放宽了一些经济政策，以便搞活农村经济，改善商品流通。一些投机倒把者又趁机活动，广东、福建、浙江三省走私活动猖獗，走私活动由沿海向内地不断蔓延扩大。走私贩私活动与投机倒把活动交织在一起，使经济领域里违法犯罪活动大量增加，严重地影响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方针的贯彻。

全国各级工商机关集中力量查处投机倒把和其他违法违章案件，取得了很大成绩。1982年全国共查处违法案件123.7万件，其中投机倒把案件30.9万件，罚没金额达2.74亿元。这次打击走私贩私活动和投机违法活动，是同打击经济领域中其他经济违法犯罪统一进行的效果比较显著，对维护改革开放和搞活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次，1984年第四季度开始至1985年底。这次打击活动主要是配合有关部门从四个方面对不正之风进行整顿。一是在清理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行动中查处投机违法行为，二是查处就地转手倒卖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行为，三是取缔制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四是打击走私贩私活动。1985年，全国共查处违法案件85.6万件，其中投机倒把案件9.5万件，获利万元以上的大案3万多件，罚没金额3.3亿多元。

1987年9月17日，国务院颁发了《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明确了查处投机倒把的指导思想，规定了工商机关是查处投机倒把行为的主管机关，界定了投机倒把的性质和投机倒把的具体表现，同时规定了工商机关查处投机倒把的职权范围和行政处罚种类及执行程序。《条例》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部比较全面和完备的查处投机倒把行为的法规，为工商机关查处投机倒把活动提供了法规依据，为工商行政管理经济检查工作向着系统化、法治化方向前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8年底，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成立了经济检查司，全国工商机关自上而下都成立了经济检查队、科、股，一些大中城市还建立了经济检查大队。据统计，到 1 1990年底，全国约有专职经济检查干部2.5万人，另有兼职从事经济检查工作的工商人员1.5万人。

从1988年第四季度开始至1991年上半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部署和要求，在全国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确定的17个大要案件中，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组织有关省、市工商局，负责对中国基建物资配套承包公司、华能原材料公司、中国欧美进出口公司、华人世界基金会、铁道部劳动服务公司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调查和处理，各级工商机关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对市场主体进行全面清理整顿，坚决取缔“四无”公司，撤、停、并、转了各类公司10万多家。各级工商机关严厉打击投机倒把活动，使经济案件发案率从1988年下半年起大幅下降，市场秩序明显好转。

党的十四大以后，全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工商机关加大了查处经济违法违章案件力度。

1992年到1993年，全国工商机关查处经济违法违章案件的数量逐年下降。1992年，共查处各种投机倒把违法违章案件197833件，比1991年下降了19.1%;1993年查处各种投机倒把违法违章案件159750件，比1992年又下降了14.95%。

1987年8月，国务院首次提出要制定全国性的制止不正当竞争条例。1992年初，《反不正当竞争法》(当时称《制止不正当竞争法》)正式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并确定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承担起草任务。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2年初成立了专门的起草小组，收集和研究国内外的有关法律资料。1993年初，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并与国务院法制办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同志共同研究、修改，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草案)》。经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1993年9月2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12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调整市场竞争行为的基本法律，也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法律。

在1994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三定方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撤销了原有的经济检查司和经济合同管理司，成立了公平交易局。在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按照国务院确定的“三定方案”，将原公平交易局负责贯彻执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济合同法》的职能分离出去，重新确定了公平交易局的主要职责。

随着法律的逐步完善和反不正当竞争机构的加强、职能的进一步明确，查处经济违法违章案件工作在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中被摆在了突出的位置。2001年，朱镕基总理明确指出，工商机关是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政府职能部门，承担着规范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职责。

2001年4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升格为正部级，公平交易局的职能是：研究拟定制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规章制度及具体措施、办法并组织实施;组织查处市场中的垄断、不正当竞争、走私贩私、传销和变相传销及其他经济违法案件。

2006年，国家工商总局将组织查处传销和变相传销的工作与公平交易局分离。截至2008年6月底，全国31个省区市工商机关都成立了公平交易执法机构。

据统计，1994年至2008年6月底，全国工商机关公平交易执法机构共查处各类经济违法违章案件1218万余件。这些案件的查处，对于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于保证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健康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充分肯定。

打击各类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行为，营造健康有序发展环境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生产、生活资料短缺与社会需求的矛盾得到 2 缓解，公平交易执法机构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八个方面。

(一)严厉打击走私贩私行为

1985年，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东南沿海三省第二次打击走私工作会议纪要》，决定东南沿海三省的陆上缉私工作主要由工商机关担负，经省政府批准，工商机关可以设立缉私检查站和缉私队，坚决取缔私货市场，切断走私与内地的联系。从此，打击走私工作就成为工商机关的一项日常性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1988年前后，广东、福建、浙江三省工商机关共查处走私贩私案件6.1万件，罚没款上亿元。《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和《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施行细则》成为工商机关开展打击走私贩私工作的重要法规依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组织各地开展打击走私贩私的专项行动，各级工商机关着重做了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市场管理，取缔私货市场。1990年，广东省汕头、汕尾、惠州、湛江等地工商机关清理取缔出售走私物品的黑市82个。二是取缔私货交易点，摧毁走私窝点。1991年上半年，福建省查获了用于走私的125.6万美元、62.8万港元以及大量日元和台币。三是开展公路缉私，切断私货运输渠道。广东、福建、浙江、海南四省均设立了缉私检查站(队)，加强查缉工作。仅福建省福鼎县缉私检查站在1991年上半年就查获走私黄金40公斤、走私汽车31辆。

1993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进口汽车牌证管理的通知》，同年12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走私贩私行为处罚的暂行规定》。

1995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安部、海关总署、国家计划委员会、机械工业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联合发布了《关于禁止非法拼(组)装汽车、摩托车的通告》。1997年，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函〔1997〕33号文件明确指出上述通告具有行政法规效力，可以作为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的依据。

1995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了《进口照相机市场管理办法》。

1996年，各级工商机关查获走私贩私案件3828件，查获违法物资案值9亿元。

1998年7月，国务院召开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同年又在广东召开8省市打击走私及骗汇工作座谈会，明确要求工商机关负责取缔私货市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了《关于贯彻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精神积极开展反走私专项斗争的通知》，全国各地又掀起了新一轮打击走私贩私斗争的高潮。

从1998年7月至1999年5月，全国工商机关共查处走私贩私案件2138件，案件总值5.4亿元。

2002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下发了《关于开展打击走私专项斗争的工作方案》，派专人到广东、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对打击走私贩私工作进行专项检查，过去一度问题严重的私货市场基本被取缔。

全国工商机关还先后开展了打击冻肉鸡商品走私贩私、感光材料走私贩私等专项行动。据统计，2000年至2002年底，各级工商机关共查处走私贩私案件1.5万余件，案值46.55亿元，罚没款11.9亿元。2003年至2008年上半年，各级工商机关共查处走私贩私案件1.8万余件，案值41亿元，罚没款10.8亿元。

(二)打击非法出版活动，查处侵权盗版行为，深入开展“扫黄打非”工作

1996年，国务院知识产权办公会议印发了《有效保护及实施知识产权行动计划》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印发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坚持依法行政，严把市场准入关，配合有关部门对音像、电子、图书、印刷等市场开展整治，加大宣传力度，开展普法工作，形成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同时发出《关于认真开展“扫黄打非”集中行动的通知》，直接组织了首次大规模行动，对广州的音像电子市场开展了集中整治。并且，在北京组织了知识产权培训班，第一次对系统内干部开展相关专业培训，提高了工商干部的执法水平，加强了各 3 地工商机关的执法力量。

1997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组织一些城市的工商机关开展了打击不法游商销售非法出版物的工作。北京、上海、重庆、广东、山东等地先后查处了大量案件，收缴了大量有政治问题的出版物。

1999年7月23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关于立即收缴与“法轮大法(法轮功)”有关的所有出版物的紧急通知》。各级工商机关迅速行动，截至8月4日，共清查各类印刷厂、书店、图书报刊批发市场及零售摊点168133个，收缴与“法轮大法(法轮功)”有关的非法书籍48319册、音像制品36724盘、横幅11573幅、有关宣传材料23352份、其他材料4970份。

2000年以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作为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成员单位，每年下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扫黄打非”行动方案》。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至2007年，全国工商系统共出动执法检查人员1363765人次;检查各类出版物销售商1032135户，检查印刷、复制企业72428家;查缴非法出版物共计10483227件;查处制售、传播非法出版物案件9349件，案值12713万元，罚没款3871万元，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案件27件。

(三)整顿和规范盐业市场秩序

2005年4月21日，国家工商总局会同国家发改委、公安部、卫生部联合下发了《整顿和规范盐业市场秩序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共同组织开展整顿和规范盐业市场秩序专项执法工作。

2005年4月29日，国家工商总局在京召开了全国工商机关整顿和规范盐业市场秩序工作会议，就工商机关开展整顿和规范盐业市场秩序工作进行了动员部署。

按照国务院四部门的文件要求，国家工商总局相继成立了整顿和规范盐业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协调小组，形成了政府统一领导，工商部门牵头，发改委、公安、卫生、盐政等部门共同参与，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四)打击非法拼装汽车行为

2001年4月，工商机关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了取缔报废汽车拆解市场、打击拼装汽车专项行动。国家工商总局下发了《关于严厉打击非法收购拆解拼装汽车行为 迅速取缔报废汽车拆解拼装市场的通知》、《关于继续加大执法力度坚决彻底取缔报废汽车拆解拼装市场的通知》，派工作组分别赴陕西泾阳、三原，河北徐水，安徽凤阳、定远，天津蓟县等社会反响强烈的报废汽车非法拆解、拼装市场，会同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予以坚决取缔。

2001年4月至8月底，全国工商机关共取缔报废汽车市场202处，取缔报废汽车拆解拼装窝点1338个，涉及29个省区市，已经查明的报废汽车拆解市场全部被取缔，一大批拆解拼装窝点被铲除，全国范围内长达10年之久的非法拆解、拼装汽车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

2002年至2008年上半年，各级工商机关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加强对已取缔的报废车辆拆解市场的监控，防止死灰复燃。截至2008年6月底，共查处非法拼组装汽车案件1000余件。

(五)打击非法生产销售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施行为

1999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清理整顿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施行动方案》，各地工商机关对生产、销售和安装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施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清理整顿。

2006年，国家工商总局派专案组赴深圳市进行专案督查，指导深圳市福田区工商机关查处非法经销商户4家，捣毁仓库1个，查获卫星电视接收机300多台;指导宝安区工商机关查获地下黑工厂1个，查获卫星电视接收机1069台及原材料400多箱，外包装盒2.5吨。此案受到了中央领导和全国境外卫星电视整治办公室的高度评价。

2008年上半年，国家工商总局召集18个省区市的工商部门开会，统一部署，统一行动，

4 集中查处。据统计，18个省区市工商机关共查处非法经销商342 家，查获卫星电视地面成套接收设施4089套，卫星电视接收机7376台，高频头 7547 个，天线锅11312个及零配件一大批。

(六)查处假冒台湾水果行为

2006年，国家工商总局下发了《关于制止和查处假冒台湾水果行为的通知》。

2007年初，国家工商总局协调18个省区市，由福建省工商局牵头，召开了工商机关打击假冒台湾水果联席会议，构建打击假冒台湾水果的省际协作机制。福建省工商系统2007年上半年就查获假冒台湾产水果5761公斤。此项工作得到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充分肯定。

(七)打击非法交易

1989年，北京市工商局查获一批含有宣扬反动迷信颓废思想内容的文化衫。1995年，对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庆祝活动之机非法经营纪念章的行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组织各地工商机关进行查处。1996年，一些人利用香港回归大搞非法商业活动，各地工商机关对擅自发行纪念币、纪念章等行为予以查处。

1998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关于清理不良文化扫除文化垃圾的行动方案》，重点对保健、娱乐、美容、饮食等服务业进行整治，共出动检查人员10万多人次，取缔非法经营户6400余家，清理含有不良文化内容的牌匾1.3万余块，收缴含有不良文化内容的各种广告宣传品340余万份，责令停止发布含有不良文化内容的广告近3000条。

1998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关于清理整顿文化市场取缔利用电脑从事经营性游艺活动的通知》，各级工商机关与文化、公安等部门密切配合，到1998年12月底，基本制止了这种违法行为。

各地工商机关还对非法经营含有反动迷信和违背中华民族传统内容商品的行为进行查处，如经销曰本侵略军舰艇模型、服装等。

(八)积极参与禁毒、反洗钱、打黑除恶等工作

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工商机关积极参与禁毒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广东省海丰县工商局自1991年至1995年连续查处贩毒案件13件，查获毒品10257克。福建省漳州市工商局1996年捣毁制造冰毒窝点，现场查获冰毒30000多克。广东省饶平县工商局查处利用小轿车运毒案，查获海洛因750克。

按照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部署和《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规定的职责，工商机关积极参与反洗钱的立法工作，依法登记各类企业，强化企业分类监管工作，认真做好与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在反洗钱工作方面的信息沟通。

按照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的统一部署和要求，积极参与打黑除恶工作。工商机关严把市场准入关，特别是强化对建筑、运输、采矿、餐饮、娱乐等黑恶势力易涉足行业主体资格的审查;进一步完善企业信用体系，将有严重违法行为的单位和个人列入不良行为警示记录系统;加大监管力度，加大市场巡查力度，强化对批发市场及餐饮、娱乐等场所的监督检查，及时向公安部门通报。

2007年，全国工商机关配合有关部门对黑砖窑以及建筑、采矿等行业非法用工行为进行了重点清查，对盘踞在这些领域内的黑恶势力进行了清除。

加强反不正当竞争执法，维护公平交易市场秩序

《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12月1日开始实施，各级工商机关始终将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不断完善配套规章，推进《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工作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针对各地在行政执法实践中遇到的具体法律适用问题，以规范性 5 文件的形式对《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了一系列的行政解释。在地方人大、政府的支持下，由工商机关起草、地方人大审议，一些地方通过了一批地方性反不正当竞争法规。

200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列入了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国务院立法工作计划。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工商总局承担了修订调研和论证工作，提出初步修改意见，并成立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工作小组，拟定《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稿)》。截至2008年6月底，修订工作仍在抓紧进行之中。

(二)制止和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

据统计，1993年12月至2008年6月，全国共查处不正当竞争案件39.3万件，案件总值347. 4亿元，罚没金额56.26亿元，收到了明显的执法效果。

1.开展“公平交易执法年”活动

1996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全系统开展了以“公平交易执法年”、“工商形象建设年”为核心的公平交易执法活动，以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为主要内容，全年查处不正当竞争案件11388件，查处案件数量大幅度上升。

当年，天津市工商局查处案件272件，其中经济处罚171件，比1995年上升58%。浙江省宁波市工商局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52件，是1995年的10倍多。四川省成都市工商局在查处行业垄断、侵犯商业秘密、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疑难案件方面狠下功夫，查处了成都市电信局工程总公司从事商业贿赂案、都江堰市工程机械厂侵犯商业秘密案等一批有影响的重大特大案件。这些执法活动有效地保护了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净化了市场环境。

2.加大市场专项整治力度

1995年，工商机关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了四次市场专项治理,共出动近百万人次，检查各类生产、销售企业达238万余家，查处各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件5万多件，移送司法机关200多件，查获各种假冒伪劣商品案值总计62亿元，取缔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窝点6900余个。

1996年至1997年，根据国务院的部署，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会同卫生部、国家医药管理局、国务院纠风办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组织开展了全国整治药品回扣违法行为工作。

截至1997年10月底，工商机关查结药品回扣案件2214件，涉及违法金额4.86亿元，罚没金额5118.7万元，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案件99件。

1999年至2002年，工商机关开展了纠正医药购销中不正之风的工作，与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规范招标采购行为的法律文件，保障了药品招标采购活动的顺利开展。

据统计，自2004年至2007年，全国工商机关共查处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案件3861件，案值11.88亿元，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的商业贿赂案件24件。

国家工商总局还与国家旅游局、国家民航总局等有关部门分别就旅游市场、民用航空运输市场的回扣及商业贿赂问题开展了专门的调查研究，与有关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坚决制止销售机票中暗扣行为的通知》。

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重大决策以来，工商机关认真扎实地开展工作，严肃查处各种商业贿赂行为，国家工商总局的工作多次得到国务院和中央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有关领导的肯定。截至2008年6月，全系统在专项治理工作中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18534件，案值48.12亿元。查办案件数量超过了1994年至2005年11年间查办此类案件数量的总和。根据中央治贿办公布的数字，工商系统在专项治理工作中查办的案件数量占全国查办案件总量的一半左右。

2006年初，国家工商总局专门成立了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总局治贿办制定下发《关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中进一步加大查办案件力度的指导性意见》， 6 实行商业贿赂大要案件备案制度，先后协调、指导了对天津德普公司涉嫌商业贿赂案和重庆新华书店集团公司涉嫌商业贿赂案等案件的查处工作。

各级工商机关在依法严厉查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傍名牌”等违法行为的同时，注意及时发现和处理与之相伴而生的商业贿赂行为。特别是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打击“傍名牌”专项执法行动开展后，各地工商机关认识到商业贿赂是导致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公共安全事件频发的一个重要因素，注意从查处相关案件中深挖商业贿赂案件线索，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和赞许。

2006年和2007年，国家工商总局相继举办了7期全国地市局长培训班和2期全系统治理商业贿赂执法培训班。广东、四川、陕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地工商机关还开展了业务技能大比武、以会代训、岗位练兵、经验交流、以案说法等形式多样的业务培训活动。云南、安徽、辽宁、重庆、新疆等地工商机关在查处医药购销、教辅教材发行等重点领域的案件中，加大监管力度，取得了新的进展。不少省区市工商局积极推行治理商业贿赂工作联系点制度，派出工作组与一线办案人员通过案评会等形式一起讨论具体案情，指导查处工作。

国家工商总局治贿办按照中央治贿办的部署，完成了《目前我国市场监管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等课题研究工作。江西省工商系统在专项治理工作中，共成立研究课题组11个，参与课题研究人员54人，召开理论研讨会29次，为有效解决治理工作中遇到的复杂问题和难点问题提供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

3.推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全面实施

针对经营者和消费者反映强烈的重点问题，如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行为和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虚假表示和虚假宣传行为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各地工商机关加大执法力度，查处了大量案件。

1998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就仿冒椰树牌椰汁和娃哈哈饮料包装、装潢行为进行了认定，从而加强了案件的督查、督办、指导和协调工作。

2005年8月，国家工商总局承担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中有关商业秘密专题的研究工作，完成了国内外有关商业秘密问题的基本信息和相关意见收集等基础性调研工作，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专题研究报告。

2007年，国家工商总局按照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工作组的统一安排，积极做好商业秘密专题研究的后续工作以及贯彻实施工作，进一步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大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力度。

4.保护外国企业、外资企业及我国港、澳、台企业的合法权益

工商机关先后查处了一批仿冒外国知名企业及我国港、澳、台企业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案件。对江苏扬州三笑牙膏厂生产的三笑牙刷仿冒美国宝洁公司生产的佳洁士牙刷包装、装潢案件，对青岛特艺品公司擅自使用与美国复兴地毯公司生产的地毯相近似的包装、装潢案件进行了督查督办,加大了案件查处力度，破除和克服了地方保护和案件查处中存在的困难，有力地保护了涉外知识产权。

5. 严厉查处网络经营活动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2002年，国家工商总局以北京、上海、深圳、大连4个城市为试点，开展了查处网上不正当竞争行为工作，积极探索对网上销售仿冒商品、误导性宣传、不正当有奖销售以及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执法新途径，以维护网络经济的正常秩序。在总结4个城市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向全国进行推广。

(三)反限制竞争及反垄断

自1999年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公用企业等垄断性行业限制竞争行为和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的专项整治工作。

1999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首次组织全系统对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开展了有重点、

7 有步骤的专项整治，并确定江苏、浙江、上海、广东、湖北、四川、陕西、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为试点地区。

2000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全系统部署了进一步做好对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专项整治工作。各地工商机关在上一专项整治工作的基础上，把查处重点放在电信、邮政、保险、供电、供水、旅游、铁路等社会反映强烈、限制竞争行为严重的行业，加大执法力度，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2001年3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南京召开垄断性行业专项整治工作会议，对整治重点、范围、时间、要求等作了安排部署，明确把重点垄断性行业限制竞争行为的专项整治以及破除地区封锁和地方保护作为整顿内容和工作重点。

为加强对反垄断工作的宏观指导，国家工商总局针对各地反垄断行政执法工作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加强了有关规制限制竞争行为的行政解释，通过组织专项工作会议、业务知识培训、东西部地区经验交流等方式，推广执法经验。据统计，1999年至2001年，全国共查处行业垄断和行政垄断案件分别为2815件和203件。

2002年，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国家工商总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了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专项整治行动，要求各地加大对供水、供电、供气等垄断性行业限制竞争行为的查处，并在当地政府领导下，积极与有关部门配合协作，重点查处酒类、化肥、烟草等行业的地区封锁、地方保护行为。

2003年以后，工商机关反限制竞争执法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各级工商机关严格依法行政，执法领域不断拓宽;积极参与并推进我国《反垄断法》的出台，反垄断执法和立法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2003年以来，国家工商总局连续5年在全国组织开展了反垄断专项执法工作，共查处行业垄断案件4700多件,涉及供水、供电、供气、邮政、电信、交通运输、保险、银行、石油、石化、烟草、盐业等垄断性行业企业;制止和查处地方保护、地区封锁等行政性垄断案件465件。

2006年，国家工商总局等有关部门联合发布了《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和《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加大对垄断性行业限制竞争行为的查处力度。

从2003年开始，国家工商总局每年都安排专题调研，了解反垄断执法情况，为反垄断立法提供可行的建议。为加强对反垄断相关知识的学习培训，提高执法水平，国家工商总局于2007年6月、7月和2008年5月举办了《反垄断法》培训班，就《反垄断法》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培训，取得积极成果。

反限制竞争和反垄断执法工作的开展，不仅使工商机关积累了一定的执法经验，同时还建立了一支素质较高的执法队伍。截至2008年6月，全国工商机关从事竞争执法的专职人员近7万人，分布在全国各地。省级工商机关都成立了统一的公平交易执法机构，共有竞争执法人员近1000人，专司大案要案的查处;市、县级工商机关均设立公平交易执法处、科，负责当地竞争执法工作。全国工商机关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网络已基本形成。

2008年7月，国家工商总局新设立了反垄断及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该局的设立，对查处全国范围内涉及垄断协议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案件，查处市场中的不正当竞争、商业贿赂、走私贩私及其他经济违法案件，督查督办大案要案和典型案件将发挥重要作用。

□资料由国家工商总局公平交易局提供

第五篇：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工作之体会

2002年大学毕业后即进入检察机关，先后从事公诉、反渎、反贪工作，2009年调至纪委监察局，先后从事案件检查、效能监察、案件审理工作。如今又重回检察机关，个中经历感触颇多，特别是纪检监察机与检察机关在机构性质、工作范围、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在此从自己工作中的体会，尝试分析一下这两个机关之间的关系，同时对检察机关的相关职能作一些探讨。

一、 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关系

(一)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区别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是对党员、党员干部和党的组织遵守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职能机关;监察机关是人民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由此看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国家行政监察机关与人民检察院的特征和性质是有一定区别的。具体区别体现在以下方面：

1、监督对象不同。纪检机关监督的对象是党的组织和党员，监察机关监督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而检察机关监督的对象，除了国家机关、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党员干部)以外，还包括广大公民，监督对象要广泛得多。

2、监督范围不同。纪检机关只能对党员违反党纪行为进行检查处理，给予党纪处分;监察机关只能对国家公务人员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进行检查纠正，给予政纪处分;对其中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则必须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而检察机关监督的范围，一方面是对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民违反法律达到犯罪程度的进行追究;另一方面是对侦查、审判、监狱等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法律监督。它的监督活动所涉及的法律是相当广泛的，包括宪法和刑法、民法、刑诉法、民诉法、行诉法等国家基本法律以及各种行政法规和经济法规。

3、监督方法不同。检察机关主要是运用刑事侦查及提起刑事诉讼的方法行使其法律监督职权，即对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民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刑事追究，提起公诉，以维护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这种特殊的监督方法是纪检监察机关所没有的，纪检监察机关对监督对象违纪行为的调查与检察机关对犯罪案件的侦查也是不同的，检察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可以采取强制措施，如拘传、拘留、逮捕等;而纪检监察机关的调查只能依照党章党规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党纪监察措施，如责令违纪嫌疑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违纪事项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即“两规”措施，但目前该措施仍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在此不作探讨)，这些措施应该是不能超出党纪、行政法规及法律的规定。

特别是在实践中，对违纪对象查询冻结银行交易存款、通讯记录、技术侦查等方面，由于缺少法律的规定，纪检监察机关只能打擦边球，利用各种办法去达到调查目的，总是不能正大光明地进行。所以纪检监察机关在办理一些大要案过程中，一般都要抽调检察、公安等机关予以协助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借助强力机关的一些合法必要措施来突破案件。前面所提到的“两规”措施，实际上是纪检监察机关调查案件威力最大的武器，就内部来说，办案人员可以24小时随时了解对象，对其进行政策法律攻心，在这种强大的心理攻势下，违纪对象的防线很容易崩溃，这种优势是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所不具备的，但是这种优势还能存在多久则是个问号，因为随着依法治国的完善，一切组织的活动都必须按有关法律规定来办理。

4、监督效力不同。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具有国家强制力，有权代表国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侦查或提起公诉，使其承担刑事责任。而纪检监察机关是以党和政府的名义进行的，只能给违反党纪政纪者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

(二)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协作配合

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协作配合问题，中纪委和高检院先后联合出台过几个文件，《中纪委、最高法院、高检院、公安部关于纪律检查机关与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在查处案件中互相提供案件材料的通知》(中纪发﹝1989﹞7号)、《中纪委、高检院、监察部关于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反腐败斗争中加强协作的通知》(高检会﹝1993﹞31号)等文件中就协作配合的范围、程序等做了明确的界定，是在现行体制下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开展工作协调配合的指导性文件，具体应从四个方面加强工作。

1、规范联席会议制度。笔者之前所在的市中区纪委监察局每半年召开一次与检察机关、公安、法院、工商、税务等部门的案件联席会议，会议由各单位分管领导和会议议题相关的工作人员参加。会议的内容主要是通报反腐败工作情况，各部门提供违纪违法线索，对正在办理的反腐败案件进行协调。

2、加强案件移送制度的协作配合。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违纪案件，经审查认为触犯刑律，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按照《刑事诉讼法》有关案件管辖的规定，及时将案件和有关证据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检察机关。对于纪检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检察机关要积极受理，及时审查，做出是否立案的决定。检察机关决定不予立案的，应说明原因，并将案件材料退回移送的纪检监察机关。

3、加强办案工作中的协调与配合。纪委监察局作为党委政府的一个部门，在案件查处及处理方面会受到的方方面面的干预，比如有些案件没有深入调查下去，或有些案件仅进行党纪政纪处分而没有移送检察机关。对于这种情况，检察机关应主动出击，对于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的案件，要根据查办案件的具体情况及时了解案情，最好是在纪检监察机关在案件突破之时，检察机关能及时启动侦查程序，同步介入案件的侦查调查，同步固定证据，通过法定的侦查手段，整合办案力量，提高工作效率，

也能对纪委监察机关起到一地的监督促进作用。依靠纪检监察机关这个资源，可以给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带来诸多便利，据笔者了解，市中区检察院自侦部门每年所办职务犯罪案件有近一半是与市纪委监察局联合办案所得，而且基本上都是大要案。检察机关主要依靠的是纪委监察局作为党和政府纪律检查机关的强势力，在对一些政府部门及公务人员进行调查取证时遇到的阻力要小一些，另外通过借力纪检监察机关的“两规”、“两指”等调查手段，也能为突破案件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4、规范互相提供有关案件材料的配合协调工作。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在案件查处过程中或结案后，需要互相提供案件的有关材料时，能移送原始资料的尽量移送原始资料，对于复印件应加盖移送机关公章并注明出处，另外还应必须办理正式交接手续，双方在受理案件后，应及时将办理情况通报对方。

二、对检察机关相关职能的探讨

在纪检监察机关工作期间感受到在进行案件调查时，整个机关是一个整体，全员办案，各部门协同作战，包括案件审理部门(类似审判机关)都要提前介入，很多问题都解决在了调查阶段，为以后的案件处理铺平了道路。当然，这种模式不能适用于司法程序，因为按照我国宪法及刑诉法的规定，侦查、公诉、审判是互相制约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法律的公平正义，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效率，导致一些应该追诉的人无法得到应有的惩罚。检察机关虽然地位崇高，属于法律监督机关，但实际上却没有多少法律监督实权，对于审判权，笔者认为应该保持高度独立性，不应对其过多干涉，检察机关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行使审判监督权就已足够。而对于侦查权的法律监督，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该行使的权力还远远不够，完全不能体现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它和批捕权及公诉权虽相对独立，但都属于检察机关的内部职权，容易形成合力。目前侦查权的法律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对公安(国安)机关侦查权

的监督不足，故下面主要谈一下检警关系。

1、我国检警关系存在的问题

尽管检察机关在我国是法律监督机关，具有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实行监督的权力，但由于历史及国情原因，公安机关在我国一直是司法机关中最强势的部门，其权力至今仍在不断膨胀。检察机关的这种侦查监督权与现实中的检警之间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是矛盾的。我国目前的这种检警关系是以检警分立与检警制约为特征的，其实质上是检警对等平行关系，实践中则是警主检辅，公诉职能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依附于侦查职能。在刑事案件审判前都是以公安机关侦查为中心，检察权对警察权的控制力相当薄弱，更没有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也只能从是否决定逮捕这一个方面来制约公安机关，对于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案件，也只能要求其说明不立案的理由，至于公安机关坚持不立案，检察机关也没什么好办法。

宪法赋予检察机关至高的权力，1996年之前检察机关也实实在在拥有一定的侦查监督实权，如1979版刑诉法第十三条规定“告诉才处理和其他不需要进行侦查的轻微的刑事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并可以进行调解。贪污罪、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罪、渎职罪以及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自己直接受理的其他案件，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和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第

一、二款规定以外的其他案件的侦查，都由公安机关进行。”，对于公安机关懈怠不予立案侦查及不适合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检察机关完全可以自己决定进行侦查，这就体现了检察权高于警察权的，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但1996年之后的刑诉法却完全限制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不但剥夺了检察机关自主决定侦查的权力，甚至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都需要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才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由此对法律监督机关的种种限制可见一斑。笔者之前还寄希望于今年3月14日新

修订的刑诉法能够纠正这个严重违宪的规定，但是令人失望的是竟然还是维持“原判”，我国的诸多所谓法律专家还是服从于强权，检察机关影响力远逊于公安机关，这是法制的倒退。

2、建立新型检警关系

笔者在公诉部门工作过一年多时间，对基层公安干警的法律知识及办案能力实在不敢恭维，一些简单的案件反复退回补充侦查，甚至多次退补后仍不符合要求，对于疑难复杂案件就更不要说了。法检两家进入门槛远高于公安机关，法律监督机关人员的素质也注定是高素质人才，为何就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呢?笔者就纳闷如何能改变这种状况，在了解了我国周边日韩及台湾地区的检察制度后，才发现我国的检察机关实际地位及权力真是太低了，以台湾地区为例：台湾的司法制度来源于大陆法系国家，因此台湾地区检察机关拥有侦查权，其侦查权涵盖警察机关的侦查权，其检警关系模式就是检察指挥侦查的模式，也就是实行检察官主导侦查的检警分工合作模式。根据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官是侦查主体。检察官在侦查犯罪时，有指挥调度警察官和命令警察的权力;警察则被视为检察官的助手，有协助侦查犯罪的职责，但没有独立的侦查权限。检察官是侦查活动的发动者，对刑事案件有起诉、不起诉和缓起诉的决定权;侦查中，检察官有侦讯、勘验权，对传唤、拘传、通缉、责令赔付、交纳保证金、查封、扣押等强制处分有决定权。同时，检察官对警察有要求其主管单位给予奖惩的权力，主管单位必须执行。

我国检察机关对警察部门的法律监督与台湾地区相比差距大矣，我们不苛求像台湾地区一样把警察部门放在完全从属的地位(在我国这也不可能)，只要对于疑难重大案件，检察机关有介入指挥的权力，能够要求公安机关按照提起公诉的要求进行侦查，并且恢复1979年刑诉法第13条的规定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到那时提到检察官，警察们也会肃然起敬吧。因此合理的检警关系应该是“侦诉一体化”， 我国现行刑诉法对侦查和公诉

阶段分工明确，受此影响，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目的是为了破案和结案，而忽略对公诉人法庭上指控犯罪的作用;检察机关公诉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法庭上指控犯罪，而忽略怎样调取收集更多、更全面的证据来指控犯罪。因此，这样的模式没有将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两方面的资源特点有效的结合起来，存在明显的缺陷：侦查作为公诉前的一个独立阶段，侦查人员虽然拥有侦查权，承担调取收集固定证据的责任，但是远离法庭审判活动，对控辩双方质证辨论的审判活动缺乏切身体会和深入了解，致使侦查人员对法庭最终据以定案的证据标准缺乏足够的了解，也不直接承担因证据不合要求而造成败诉的后果。这种权利和责任的分离，必然造成侦查人员把精力更多地放在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侦破过程中，而对破案后全面及时地收集固定诉讼证据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侦诉分离制度的缺陷问题，必须实行侦诉一体化制度，台湾地区模式在大陆目前是不可行的，应该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适合我国的侦诉一体化制度。该制度一方面吸收检警分立模式的优点，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保持一定的距离，两机关分工负责，相互独立，这有利于检察机关及时介入侦查活动，防止证据的灭失，又有利于发挥公安机关的积极性和优势;另一方面，它又吸收了检警结合模式的优点，强调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互相配合，减少内耗，注重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介入引导和指挥，尤其是对公安机关的刑事诉讼活动予以实际监督，赋予检察机关指挥权和立案侦查权，防止公安机关侦查权的滥用。所以，侦诉一体化是下一次刑事诉讼体制改革的需要，是世界刑事司法体制的趋势，我们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应该与时俱进与国际接轨。

陈宝生

2012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