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异同

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异同（精选8篇）

篇1：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异同

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异同

东西方管理思想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不断发展并完善成熟,形成了有各自特色的管理思想体系。东西方传统价值观念在对人和物的态度上分居两极，因此在对管理思想的认识上就存在着不同之处。管理活动从内容来分，大致可以分为决策、组织、人员配备、激励、控制五个方面，由此我们也就这五个方面来进行比较。

1、在决策方面，西方强调民主决策，强调权力制约，三权分立、议会制代表了西方的政治文明和管理思想。东方强调个人独裁，东方人更愿意把命运托付给强者，他们相信领袖胜于相信自己，所谓的“唯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治一人”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

2、在组织方面，西方组织松散化、扁平化、横向联系多，东方组织紧密化、层次化，上下联系多。

3、在人员配备方面，西方重视发挥人的个性，愿意把人安排到他自己喜欢的岗位上去，而东方强调个人应适应集体、服从集体，喜欢把人安排到组织认为他最适应的地方去。

4、在激励方面，西方强调物质激励，认为人的利己性是人的基本属性，东方更重视精神鼓励。

5、在控制方面，西方控制制度化，东方控制非制度化、弹性化。

为什么东西方文明在管理思想方面会有如此全面的差异呢，我认为这有其历史、哲学、社会基础的原因。

1、历史基础：欧洲是封建制，地方领主有很大的独立性，君王的权威小，中央必须重视地方意见，宗教对君权有很大的制约，造成了权力制约。所以决策的民主化、管理的松散化也就不难理解，而东方自秦朝建立起大一统的王朝后是郡县制，而且无论是知识界、宗教界都是为政治服务的，没有自己独立的声音，所以决策的独裁化、组织的层次化就很自然了。

2、哲学基础：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社会契约论等人文主义思想，认为社会关系的基础是契约，因此强调管理制度化，人本主义思想市场广泛，因此管理上强调尊重人的个性。东方程朱理学的思想僵化，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此管理上强调等级秩序，集体利益，强调共性。同时管理思想上玄学化，认为最高的管理境界是无为而治，默然于心，造成管理思想的不系统。

3、社会基础：西方是商业社会，资本对政权有很大的影响，商业社会要求是法制化、制度化，而且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体现在管理思想上就是制度化的控制，松散化的管理。而东方政府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中心地位，体现在管理思想上就是决策的集中化，而且东方家庭关系在社会关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很强调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因此管理上人性化、弹性化。

当然，同为管理思想，二者又在某些方面有着共同的特点。管子依法治国，以德治人的思想和法家崇“法”的思想，与韦伯和发型管理的思想相似。管子的民富国富同一论，与法约尔的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思想相似。儒家的“举贤任能”的思想和墨家的用人唯贤思想，与韦伯的合法型管理中领导的任命条件相似。管子提出的与时变的创新精神，与法约尔的首创精神相似。等等例证都表明东西方管理思想在有所差异的同时，又存在相同点。

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二者在诸多领域存在差异，但却又有着相同点，就像在管理思想方面一样，有着各自的特点但又存在相同之处。

篇2：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异同

摘要：不同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决定了东西方在管理的方式和方法上也是不同的。在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下，我国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照抄照搬西方的管理模式显然是不合适我国国情的，只有在充分考虑各种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基础上，有扬弃地选择适合我国企业的管理方式和方法，做到古为中用，洋为中用，才能真正找到一条适合我国企业的发展道路。关键词：文化传统；价值观；差异；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一、东西方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的差异

(一)对事物的评价方面

中国：偏重社会。以人为本，从人出发，将自然对象人格化、人际化、伦理化、社会化，注重与强调“天人合一”，表现为政治伦理思想的早熟和兴盛。

西方：偏重自然。将人物化。早期西方核心的管理思想是以管物的方式管人，将人际关系自然化，强调人是自然的一个部分，表现为自然科学的发达。

(二)对效果(效用)的评价方面

中国：重整体、群众意识，政治伦理上表现为集权至上，个人的忍让，服从和牺牲，自我意识淡薄。

西方：重个人，强调自我，伦理上表现为自私、竞争、进取心和强烈的自我意识。

(三)在对利益的态度方面

中国：重志轻功，服从于整体的伦理标准代替了利益欲望，祖宗与宗族的教训礼法，比任何实际利益都重要。

西方：欲望被看作是人的自然本质与合理要求，被看作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从而将功利作为评价历史的标准。

(四)在认识论的理解方面

中国：重直觉，重内省，重先验理性。

西方：重实验，重事实，重逻辑理性。

二、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异同

文化是造成管理现实的原因，而管理则是文化的结晶，特定的管理思想总是寓于特定的文化传统之中，并受特定文化传统的支配和影响，从而带有特定文化传统的特征和烙印。因此，从上面对东西方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差异的分析，不难推出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

(一)对管理核心的认识上

东西方传统价值观念在对人和物的态度上分居两极，则在对管理核心的认识上就自然有

如下差异：

1、中国：重视人的力量，对人施加艺术化的管理。认为人是管理的核心，把人(特别是人才)的主导地位突出出来，强调人(民)本思想。因此，在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民本思想与人才思想一直占据着主导和核心地位，而时时、处处被思想家们、被所谓的“仁君明主”所注重、所强调。据《尚书》记载，我国在上古的尧、舜、禹时期就已经有了以民为本的管理观念。《管子·权修》中认为，“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明确指出：“以人为本，本理则固，本乱则国危”。显然，这是典型的人本管理思想。由此可见，现代管理中的人本管理原理已体现在几千年前我国古代哲人著作中。学者李躬圃就此认为：“正是中国古代管理学者们深刻地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中分析总结出人类社会发展需要以民为本的基本管理。并不断地强化这一认识，他们才能如此豁达而响亮地在古代民族之林中喊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从而较早地产生了直到孙中山先生仍奉之为准则的“天下为公”的民本管理思想。

2、西方(重物)技术化管理。首先，在西方行为科学理论出现之前，西方管理界和理论界一直把研究的注意力和重点放在物质资料的改进和提高上，放在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提高上，放在生产方法与手段的设计与更新上，因而也就把管理的重点放在直接生产管理上。近代的詹姆斯·斯图亚特和亚当·斯密等对劳动分工协作与劳动效率之间的关系作了精辟的分析。如亚当·斯密就制针业为例，指出由于劳动分工协作每人每天生产效率提高了2400倍。因此，他认为劳动分工对提高劳动效率的作用体现在：分工提高了劳动者的熟练程度；分工使每个人专门从事某项作业，节省了从一种工作转变到另一种工作所损失的时间；分工使专门从事某项作业的劳动者比较容易改良工具和发明机械。

(二)在管理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上

由于东西方在管理核心问题上的分歧，从而必然导致在管理方式、方法、手段及其重点上的差别。

1、中国：在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的指导下，其管理方式与手段体现如下特点：(1)十分重视“人”的作用并强调要“知人善任”。《管子·权修》篇中说：“察能授官，班禄赐予，使民之机也”。苟子也主张察能授官，他说：“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刘邦主张，爵以功为先后，官以能为秩序。(2)十分强调“士气(续致信网上一页内容)”的重要性。《孙膑兵法》中说到：“合军聚众。务在激气。复徙合军，务在治兵利气。临境近敌，务在厉气。战日有期，务在断气。今日将战，务在延气。”这里的五种激励士气的方法对于现代组织管理有很大的裨益。

(3)十分讲究激励的艺术。《慎子·逸文》中明确指出：“罚也，禁也，赏，使也”，意谓惩罚是告诉不应该的行为，奖励是倡导人们应该的行为。而这又是以是否符合组织既定目标为判断标准的。因此，正确地使用奖惩方法可引导人们的行为，这是管理中不可缺少的方法。《荀子·富国》中则明确指出奖惩重要性：“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中国古代思想家们还特别强调实行奖惩应有一定的原则。《诸葛武侯集》中论及奖惩原则的时候就强调“诛罚不避亲威，赏赐不避仇怨”，又指出“人君先正其身。然后行其令”，即要“先理身”，后“理人”，强调管理者要以身作则，身教胜于言教。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偏重管理手段的艺术化、柔性化。

2、西方：西方既然把管理的核心放在对“物”的管理上，同时把人也视为物化的管理对象，那么，在管理方式、方法和手段上也就自然注重采用标准化的机械管理方式。一方面在对物的管理上，注重生产工具和工艺流程的设计与控制，如詹姆斯·斯图亚特和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瓦特和包尔顿的“依据工作流程的要求而合理安排机器、厂房的布局，生产工作计划，生产过程规范和产品部件的标准化以及杜平的“工场和工厂的管理者应借助几何

篇3：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异同

一、音乐美学理论研究

理论本身具有二重性,它既是独立的,同时又有指导实践, 依赖实践的品格,二者之间相互联系。理论总是从实践中产生,也总是面对实践发生影响。区别只在于:这种联系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是近还是远。中国古代和西方都只是偏重其一极,而忽视了另一极,因而也正好形成互补格局。

在西方音乐概念中,就像为多声部音乐编写的最早文献《音乐手册》中写的那样:“音乐实践来自于理论,与理论密切联系并充满着理论”。音乐理论与音乐实践在西方音乐的概念中难解难分地彼此结合在一起。如果说什么是音乐?埃格布雷特的《Musik im Abendland》中的导论是这样阐释的:“她以实践、表演、特别是以作曲出现;音乐实践却一直由理论伴随着,理论在此理解为集中于实践的考虑、概念上的认知和学说。事实上,这种实践和理论的相互并列是西方音乐的组成和涉及本质的一个特征。”

二、音乐思维

在音乐思维方面,中国是具象(形象)、直觉思维;西方是理性思维,根源就是抽象、理性至上。中国音乐是线性思维,西方音乐在于“组合”、“逻辑”思维,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讲究的是单旋律性,而西方则是复调和声。内涵逻辑与外延逻辑是中西传统理论所遵循的不同思维规律。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认为音乐本于人心之移情。《乐论》中记载,“乐出于人情”;《乐记》中更是提到,“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也有类似的记载。中国的音乐将理性融入感性之中,这便形成了中国传统音乐之美的核心:意境。这也是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的最高境界。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则注重“情理”,重视理性、强调现实。西方绝大部分的音乐美学理论家认为,音乐的美、音乐的意义,应当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人们可以理性认识和把握的东西。所以,西方各音乐时期的音乐审美活动几乎都是以客观、理性的认识为最高目的,以逻辑思维为基本法则。即使有一些美学理论家意识到音乐艺术思维存在着感性的、具象的特点,但他们并没有认识或者确立感性是音乐艺术的本质。恰恰相反,西方美学理论家一再强调感性应当从属、依赖于理性。西方音乐美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所有在西方的音乐美学思想中一直存在着崇尚理性、忽视感性的理论研究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 束缚了西方音乐美学理论的研究视野和范围。

三、音色的审美取向

音色是指声音的感觉特性,是特定材质振动所产生的听觉效果,是独立于音高和音量之外的一种音响特征。传统音乐中音色是极为吸引人、能直接触动感官的重要表现手段。中国传统音乐中, 有很大部分是依赖音色实现的,如:《梅花三弄》、《春江花月夜》、 《鹧鸪飞》等作品。

中国古代“贵人声”的传统。《礼记》中的“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贵人声也”;《尚书大传》中的“不以竽瑟之声乱人声”;陶渊明的“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渐进自然也”。西方音乐发展到16世纪仍是声乐艺术占主流,当时的人们认为“人声是最接近上帝的一种声音”。例如:天主教神父、勃艮第乐派的重要作曲家杜费,他的经文歌被人称为“来自天堂的乐声”,弥撒曲在音乐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中世纪时期的格里高利圣咏,一般都是无伴奏的纯人声单声部音乐形式。不过,西方音乐后来由贵人声(古代社会)转向了贵器声 (近代工业社会)。

西方的远人声而近器声,弃自然而重人工,即意味着远离个性而接近共性;中国的近人声和重自然,则意味着尊重自然的丰富多样和个性特征,因而也就自然形成音色上的个性化和特色追求。声乐上,西方以美声唱法为代表,制造共性化的音色;中国以民族唱法为代表,制造个性化的音色。

四、结语

中国传统音色与西方音乐美学上的差异,主要是因为中西方文化意识上的差异性。中国传统音乐在认识上较为感性,在审美上追求的是天人合一,而西方的音乐美学思想在认知上较为理性,在审美上追求主客二分。中国的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对中国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发展到现代,固守传统是无为的,只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开拓出新的美学思路,才能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西方的美学也是世界文化组成的部分,中西审美文化相融合,以传统的、民族的音乐作为根基,运用中西优秀的音乐方法,建立中国新的音乐美学思想,丰富世界的文化艺术。

摘要：由于不同的地域文化、历史文化与社会审美取向,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音乐各自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两者形成了既有共性但又风格迥异的音乐美学特征。本文将从音乐美学理论研究、音乐思维上、音色的审美取向这三个方面来分析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美学思想的异同。

篇4：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异同

关键词：“和” 中西方古代 音乐美学思想 异同

音乐美学作为一门进行哲学式思考的学问，它的建立是18世纪下半夜之后开始的。“音乐美学”这个名称的提出和建立是以德国诗人、音乐家舒巴特的著作《论音乐美学的思想》为标志的。尽管作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建立很晚，但是音乐美学的思想却很早就有著述可考。在中国可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在西方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古希腊时期。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音乐美学不仅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本文仅就中西方古代音乐美学中“和”的音乐准则做一个简单分析比较。

一、“和”在中西方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中的内涵

中西方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是独立的，它们有着不相同的地方却往往又有相同之处。尤其是“和”这个概念，不仅在中国古代音乐创作和音乐审美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而且西方古代哲学家、思想家们也将其推崇至一个很高的地位。二者既有区别又有相同之处，而且对后世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西周末年至春秋末年（即公元前8世纪上半叶至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其下限差不多就是西方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出现之前，由此也可以看出，我国古代文化发源是早于西方的。）这一时期的史伯、伶州鸠等人的语录中就提出了重要的音乐美学范畴，蕴涵深刻的美学思想，它们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光辉起点。

从《国语˙周语下》中的“乐从和”思想可以看出，这时的人们已明确提出“和”的概念。认为音乐的特征是“和“，音乐之美在于“和谐”。对于音乐的美丑也提出了明确的区分标准，其中“和”为一个重要的审美准则，认为“乐从和，和从平”（音乐必须和谐，和谐必须平和）等等。全都推崇“平和”的古乐、“德音”（体现崇高德行的音乐），而对不平和的“郑声”“淫声”（过度的音调）加以贬斥。因此可以看出：“和”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范畴与概念中是最重要的一个，它不仅涉及了客体，也涉及了主体，还涉及了社会群体以及自然宇宙和音乐美的特征等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及道家的音乐审美思想都可从这一时期找到渊源，尤其是“平和”审美观对其影响深远。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孔子音乐美学思想中的一个方面，认为快乐而富有节制、悲哀而不应伤害身心，规定音乐的情绪表现必须有一定的节制，适度而不过分，“和”而不“淫”。到孟子、荀子时则明确提出“中和”范畴，强调“中和”必须以礼为本，又以“中和”为准则对音乐进行取舍。

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发展的源头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大约公元前6世纪），著名科学家、思想家毕达哥拉斯被人们誉为西方音乐美学思想的奠基人。

毕达哥拉斯和他的门徒被人们统称为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用数学方法测量音乐，用来证明美的本质是“和谐”，而和谐的产生与理想的数量关系有直接的联系。由此时开始，西方学者就倾向于“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去看美学问题”。在他们看来，和谐是对立因素的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后代哲学家对“和谐”的内涵既有进一步的补充发展，又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们认为“自然是由联合对立形成的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东西”。讲求在对立中求统一、矛盾中找平衡。“和谐”与“净化”这两个基本范畴，贯穿了整个古希腊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过程。这是与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和”的概念是不同的。

二、“和”在中西方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中区别

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和”是“平和”、“中和”、“淡和”，由于这种“平”、“中”、“淡”是以礼为规范，所以就必要要求内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形式中正平和、无过无不及。即所谓的“济其不及，以泄其过，”保持的是一个中庸之态。使各种因素处于“和乐如一”的状态，任何一方的不过分突出自己。它强调的不是对立、斗争，而是平衡、统一，不是促使矛盾转化，从而建立新的和谐统一，而是主张调和各方矛盾以维持旧的和谐统一。这种音乐美学思想在否定音和音调单一的同时却又肯定了风格的单一，对于音乐艺术的创新与变革来说都是不利的。而古代西方的音乐美学思想却认为“和”是和谐，这种和谐不是维护旧的和谐，而是要在和谐中推进矛盾的发展，在对立中寻找变化，加强促使变化的发展，而运动与变化才是和谐得以形成的根本条件。赫拉克利特说：“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这一思想在中国古代是绝对不允许的，而它却对西方音乐文化发展起到了非常深远的意义，可以说它最终代表了西方人对音乐美的一种根本的理解。纵观西方音乐史上，无论是音乐创作还是音乐审美都贯穿了这种基本精神和美学原则。

由此可见，中西方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在“和”这一点上的差异。由于这种差异对后世音乐美学思想发展的深远影响，使得中、西方的音乐美学发展历程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轨迹。但其中却又有着相似点，不乏有其共同点。

三、“和”在中西方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中的相同

古代西方哲学家认为：音乐的和谐是一种“普遍和谐”。就是说音乐的和谐能够对人的身体和心灵产生影响，使之免于混乱，趋于和谐。即是说音乐对人具有一种“净化”作用。柏拉图说：“用音乐来净化人的心灵，是因为节奏与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浸入心灵的最深处，如果教育的方式适合，它们就会拿美来浸润心灵，使它也就因而美化。”所以音乐就要体现普遍和谐。音乐的这种“净化”作用很早就为中国古代哲学家所理解、接受并运用。他们认识到音乐必须受经济、政治的限制，但反过来音乐又可以作用于经济、政治，能平人心、成政事。这就是礼乐思想的来源。前面说过，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中的“和”不仅涉及客体（即音乐作品）还涉及了主体（即听乐者等）。如“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意思是说君子听了，能使内心平和，内心平和了德行就顺了。音乐的“净化”作用也由此可见一斑。也正是认识到了音乐对人的“净化”作用，所以孔、孟等人主张乐与礼配合，强调“中和”必须以礼为本，又以“中和”为准则对音乐进行取舍，主张“贵礼乐而贱邪音”。这种思想就是礼乐思想。因此，虽然中西方音乐美学思想起源不同，但在音乐的“净化”作用这一点上中西方古代思想家、哲学家们却都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极大的相同之处。

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中“和”的特征是与礼乐紧密相连，长期处于封建社会主义时期，给社会思想带来顽固的封闭与保守，抑制了创造与变革。而西方音乐美学的发展却相对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这使得西方的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体系。所以，虽然在中西方古代的音乐美学思想中“和”的审美准则有相似点，但其中的不同也是与当时及以后的社会、文化和背景是相联系的，这也就造成了中、西方音乐美学发展历程的不同。本文就中西方音乐美学思想中“和”的近似与差异作出比较，希望能给进一步的研究调查以铺垫。从古代的相似到后代的不同，我们能从中得到某些启示。

参考文献：

[1]王次炤.音乐美学新论[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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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前.音乐美学教程[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

[4]里曼.音乐美学要义[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

[5]修海林.音乐美学通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

篇5：浅谈中西方姓名的异同

摘要：姓名与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紧密相连的。中西方的姓名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文化上都有着无可否认的相同之处，当然也不乏不同之处，且各具特色。本文仅以中西方姓氏起源、中西方姓名结构等，从语言及文化方面来对中西方姓名的异同做简要对比分析。在了解本国姓名文化的同时也认识西方国家姓名文化，有助于两种语言国家的互相理解，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与学习。

关键词：姓名 语言 文化 英文姓名 异同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国际间的交流日渐频繁。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占了世界六分之一的人口大国，一个面积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的面积大国，理所当然的与国际间的交往日益加深，外语的学习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人在生活中、工作中、学习中需要与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打交道。与人结识的第一步往往是打招呼、互相介绍姓名称谓，此为相互了解的初始，与此同时，姓名文化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正确的恰当的称呼对方的姓名是做好人际交往的首要任务。

一、姓名的含义及来源

1、中国姓名来源

姓名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区别的标志，也是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姓名，即为一个个体的姓氏和名字。中西方姓名究竟从何而生？我国在汉代之前既有姓也有氏，姓与氏是分开的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的概念。《通鉴外纪》里刘恕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可见姓是一种族号，氏是姓的分支的这么一种两者间的区别和联系（郭维森 2007：90）。姓作为一种族号，是不属于个人的或者家族的，而是属于整个氏族或者部落的称号。姓的由来源远流长，古老的姓有姚、姬、姜等，它们都带有“女”字，可见，在远古的母系氏族的时期就已经有了姓的分别。随着子孙的繁衍及人民迁徙，同姓的氏族分为若干的支部分散于各地生活，而每一个支部又有自己的称号来与其他支部区别开来，这就形成了氏。例如姬是周代祖先的姓，姬姓的下面又分为孟氏、季氏、孙氏、游氏等；姜氏是齐国祖先的姓，姜姓的下面又分为申氏、吕氏、许氏、纪氏等。战国之后，人们常以氏为姓，逐渐的，姓与氏就合二为一成为了姓氏，而后到了汉代则全部统称为姓，且延续至今。与姓氏相似，我国古人有名也有字，《礼记·檀弓》曰：“幼名，冠字。”即为婴儿出生三个月后由父亲取名，男子20岁成人举行冠礼时取字，女子15岁许嫁举行笄礼时取字（郭维森 2007：91）。名与字在意义上常常是有联系的，所谓“名字相应”，如诸葛亮，字孔明；张衡，字平子；“亮”与“明”，“衡”与“平”都有着同样的意义。同时，也有“名字相反”的时候，如朱熹，字晦之，熹有明亮之意，而晦则为暗之意；管同，字异之。另外，名与字还可以是意义相关的，如关羽，字云长，取振羽入云之意；赵云，字子龙，取“云从龙”之意。可见，名与字也是两个既联系又区别的概念。直至今日，字已经淡出我们的社会生活，而是直接将名与字结合成为了如今的名字。

2、西方姓名来源

与中国不一样的是，欧洲人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只有名而没有姓，互相之间仅以名做称呼（谢东海 2006：页码）。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首先是贵族先开始有了姓。在11世纪，贵族们将领地名称添加于名后，用来显示其尊贵并且与其他人区别，其后世子孙代代相传，久而久之则成了姓。以贵族为榜样，中下层居民渐渐的也采用了添加某些词于名后这样的方式来与其他人区别开来。英语姓氏来源非常广泛：

1、居住地名或建筑名称，如Jack London（杰克·伦敦）、Jane York（珍·约克），伦敦和约克都是英国地名，Hall（霍尔）、Mill（米尔），分别为礼堂和磨房的意思；

2、居住地附近地形地貌，如Lake（莱克）、Brook（布鲁克）、Hill（希尔），这些姓氏其实原本应该分别为湖泊、小溪、山的意思；

3、职业名或身份名，如Cook（库克）——厨师，Tailor（泰勒）——裁缝，Prince（普林斯）——王子；

4、生理特征或个性特征，如Wise（怀斯）、Rich（瑞奇）、Small（斯莫尔）、Long（朗），它们本为聪明的、富有的、小个子、大个子之意；

5、动植物名称，如Bird（伯德）——鸟，Hawk（霍克）——鹰，Reed（里德）——芦苇，Flower（费劳尔）——花；另外还有人体某些部位名称的姓氏、暗示自己身份的姓氏、沿用父亲名字作为姓氏等，笔者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同样的，加的部分传承至后人，便有了平民

阶层的姓，一直到16世纪，姓氏的使用才真正广泛的传播开。

二、中西方姓名的不同点

1、中国姓名结构

首先从结构上中西方姓名就是不同的。中国的姓名是姓氏+名字，姓氏除了有单姓还有复姓，常见的欧阳、西门就是复姓。名字可为一字或两字，如方玉娟、王刚。而西方的姓名则与中国的相反，是名字+姓氏，如Michael Jordan（迈克尔·乔丹）、Gary Payton（加里·佩顿）。其实会产生这样不同的形态是与历史发展相关的，虽然对于中国名字是先有姓而后有名抑或者相反先有名而后有姓，目前依然是说法不一，可笔者更倾向于前者。既然姓氏是某一族群的标志，那么为了记录下变迁变化过程，各个姓氏家族子孙世系传承，所以就出现了家谱。每当有孩子（多为男孩）出生时就会被记录入家谱中，然后按照所属辈分来取名，这就是“字辈”，俗称派（胡东青 2009：页码）。这就是说个人的名字里必须有表示家族辈分的字，如清高宗乾隆帝，全名为爱新觉罗·弘历，其长兄是爱新觉罗·弘晖，“弘”字即为乾隆帝所属字辈。字辈带着明显的中国传统宗族观念，长幼顺序、上下尊卑都体现在了这个字当中。最正式的字辈应该是起源于宋朝。当年宋太祖赵匡胤，为其后代规定了十三个字辈——德、惟、从、世、令、子、伯、师、希、与、孟、由、宜。再加上自己的匡，共十四字辈（胡东青 2009：页码），构成一副对联“匡德惟从世令子，伯师希与孟由宜”。字辈的定立多出自于名人手笔，同时也有集体创作的。中国的伟人毛泽东的名字也是根据家谱来命名的，韶山毛氏族长用一首五言绝句定下了20代子孙的字辈：“立显荣朝士，文方运际祥；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雷风行 2004:10）。所以，在以前，中国人的姓名结构其实是：姓氏+字辈+名字。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较古老的家族依然根据家谱字辈来命名，而有些家族的家谱虽然依然存在，可是已经不会再依据字辈来命名了。

2、西方姓名结构

在中国，是以名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区别，根据统计，名字所用的字要比姓氏多得多，毕竟不是所有的汉字都是姓氏，可是所有的汉字却都可以成为区别个人的名字。据《中华姓氏大辞典》中收集的我国古今有文字记载的各民族用汉字记录的姓氏多达11969个（袁义达 1996：页码）。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姓名的姓氏要比名字来得要多。前面也曾提到，欧洲人是先有了名后才用姓来与其他人相区别，所以先是名而后姓。中国的长幼尊卑道德伦理告诉我们，应当忌讳取与前人同样的名字，这是一种对前人的不敬，但是在英美则是完全相反。他们认为取同样的名字，是代表了他们对长辈的尊重与爱戴，所以常常会在给孩子取名的时候使用长辈的名字。同时为了与前人的名字相区别，常常会在名字与姓氏的中间再取一个中间名，即为名字（教名）+中间名+姓氏（胡东青 2009：页码）。比如美国历史上有名的肯尼迪总统的全名是John Fitzgerald Kennedy，John是他的名字，Fitzgerald是中间名，Kennedy是姓氏，而因为大家都称呼他为肯尼迪总统，有许多人就以为肯尼迪是他的名字。中间名来源于许多地方，有时候是父亲名，有时候是母亲名或姓，祖辈的名或姓也是可以的，也有是任意取自己喜欢的名字的时候。出于习惯，有时候也会把中间名写成缩略姓氏，特别是那些有威望的人，肯尼迪总统的名字就常常会写成“J F Kennedy”，布什总统的全名为George Walker Bush，一般都是写成“George W Bush”。

3、宗教对西方姓名的影响

不同的语言国家有着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英语国家是基督教的信徒，中国信仰的是佛教，世界上大多数语言，在古时都有经文或经书，并且都出现在最早的文字记载中。《圣

经·旧约全书·约翰福音书》中说：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开天辟地就有语言，语言与上帝同在，语言就是上帝）（朱文俊 2001:211）。英语是受宗教影响最深的语言之一。盎格鲁——萨克逊人于公元5世纪征服英国，盎格鲁——萨克逊语便是最古老的英语，那时候的英语尚未受到宗教的影响，但到古英语结束时，英语已经吸收了大量的拉丁词语。公元597年，罗马传教士圣·奥哥斯丁及其门徒登上英伦三岛，此后，基督教和拉丁文化便开始向英语渗透，随着宗教思想的传播，英语的宗教色彩便愈发浓厚，著名丹麦语言学家Jesperson在《英语的发展和结构》一书中曾强调：“宗教对英语的影响不可低估”（朱文俊 2001:215）。在政治领域、教育领域、广播业等都不乏宗教影响的痕迹，同时在姓名中也是广泛使用的，有许多人的名字（教名）直接就是《圣经》中人物的名字，以期求得圣人之荫庇或者表达一种对孩子的期望，如Eve（夏娃），这是圣经中亚当的妻子的名字；Samuel（撒母耳）本意为被上帝听到的人，圣经中说Samuel的母亲把他的降生看做是上帝对他的祷告的回报；Gaby（盖比）是Gabriel的昵称，意为上帝的人，在圣经里说他是上帝派来的使者，由他来宣布约翰和耶稣的出生；Joshua（约书亚）、Matthew（马太）均为基督教圣徒的名字。英语名字受到宗教的影响，还受到许多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如Amanda（阿曼达）、Amy（艾米）、Leo（李奥）均来自拉丁语；Catherine（凯瑟琳）、Andrew（安德鲁）来自希腊语；Lewes（刘易斯）来自法语；Susan（苏珊）、Mary（玛丽）源于希伯来语；还有来自西班牙语、德语、苏格兰语等等。

4、五行学说对中国姓名的影响

中国有一种独特的学说，叫做阴阳五行学说。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国是一门影响最深远的学说，古代先哲用日常生活中的5种物质，即金、木、水、火、土，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变化规律，提出了“五行相生相胜”理论。所谓“相生”即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而“相胜”则是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谢东海 2006：页码）。古人认为天地万物变化都是与这一原理分不开的，包括个人也受到这一原理的制约，因此，在取名的时候也常是加入了这一理论，以此作为命名标准，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今天。从理念上看，人禀赋的五行之气决定着他的天赋高低和命运好坏，而一个人的五行之气与他的生辰八字相关，人们相信如果先天八字条件好，加入五行做调和，将可以获得更好的人生，如果八字有缺失，则能起到补充扶助缓和的作用。相信五行学说的家庭在孩子出生的时候，父母会请算命先生对其八字进行推演，如果八字的五行中缺水，则在名字里取一个带有“水”的字，如海、泽等，也就是缺什么补什么的意思，但是不能用带“土”的字，因为土克水，个人的各个方面都会被压制。从五行相生看，五行学说还暗含了生生不息、子孙绵延的意义，因此从古时起就有利用“相生”顺序来取名的家族。宋代大儒程朱理学的创立者之一朱熹，根据《说文解字》中语：“熹，炙也。”意为烤肉（谢东海 2006：页码），所以“熹”字底下的四点是“火”的意义，其父名为朱松，“松”有“木”边，木生火；其子名朱在，“在”中有“土”，火生土。再有唐朝官员毕构，其子名毕炕，其孙名毕增，都有着木生火、火生土的五行相生理论在其中。可见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家族能够香火永续，世代永存。

三、中西方姓名的相同点

孔子曰：“有其名则有其实”，所有事物都有一个与其相匹配的名字，这个名就代表了这个事物，或者这个人。古人有云：“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赐子好名”（胡东青 2009：页码）。如此便可看出一个人的名字是多么重要，重于千金，重于技艺。西方谚语中也有语：“好名胜于财富”（胡东青 2009：页码）。如此巧合即可知道名字蕴含的重大意义。每个人的名字都包含了一定的意义在里面，不会有无缘无故的名字。以

下笔者将就中西方姓名的共同点做一个小结。

1、男女有别

基本上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我们都可以从名字上看出这个人的性别。汉语中男性的名字通常都比较阳刚、刚硬、气宇轩昂，多用伟、刚、强等，而在英语中则多是Andrew（安德鲁），有勇敢直率之意；Peter（彼得）意为岩石，象征了坚忍不拔。女性的名字一般比较柔软，多体现女性的柔美外在和文雅内在，如娴雅、丽娟等。英语中多为Hellene（海伦）意指迷人的；Angela（安琪拉）指美丽纤细的女子。

2、都表达了一种愿望

名字是父母对子女的一种期望、愿望，没有父母希望子女是可恶的、可憎的、不好的，所以所有的名字都是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中国人重视求福避祸，常用宁、福、健、安、永等有着吉祥意义的字。勇、富、刚、凯、鹏等带有财富象征或者品质象征的字多用于男孩的名字。秀、贤、雅、慧、丽等表示美好品质的字则多用于女孩的名字，意为希望她们拥有这样的品质。英语名字也同样多选用表达这些美好象征意义的词，如Kevin（温和的）、David（挚爱的）、Brian（力量和美德）、Ada（高贵）、Alice（真理）、Ann（优雅的）等。

3、都有昵称

为了表示亲近之意，个人在正式的名字之外常常还有一个昵称，或称小名。中国的昵称多从名字里取一个字，为“小X”；或者是用名字里某一字的叠词形式，就像“宝宝”“贝贝”。英语的昵称多为不规则变形，如Sue就是Susan的变形，Cathy是Catherine的变形；有的是在名后加“-ie”或“-y”，如Don的昵称是Donnie，Tim的昵称是Timmy；还有的是用尾音节，如Anthony的昵称是Tony，Beuben的昵称是Ben。

4、带有联想意义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姓名作为一个人的专用符号，能使人顾名思义，把名字同一定的含义、形象联系在一起（雷风行 2004:32）。当听到或看到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总会自然的去根据名字想象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如“慧雅”就会想到这是一个聪明又温柔的女孩子。英语名字也是如此，Vivian是一个充满了活力而又友善的女孩子。

5、表示家族传承

家族是一个永不衰落的名词，家族的传承在不同民族有不同的表现。正如前文提到的，在中国姓名中是用字辈来表示家族传承，而在西方则是用父亲、母亲的名字，或者尊敬的长辈的名字来表示家族的延续。

四、结束语

人子降生起就会有姓名，无论男女，无论人种，无论民族，都会以不同形式得到与其相伴一生的名字，这恐怕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标志之一。姓名是社会生活中代表一个人的符号，使个体与个体之间相互区别开来，他是一个人立足于社会并被承认的最重要标志（朱文俊 2001:360）。同时也是一个人终生的座右铭，对人有着潜在的影响。人们在选择姓名时有着种种原因，它蕴含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宗教、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信息。由于各个民族的发展史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姓名体系，而这一种体系其实是一种姓名文化。通过对中西方姓名的异同点的对比学习，不仅增进了我们对本国文化的了解，同时还对西方文化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这有助于我们在国际交流中减少摩擦，减少误会，以在交流学习中弘扬本国文化。

参考文献：

篇6：中西方体育文化异同

1.中国文化就是以中庸精神为核心的礼乐文化，提倡中庸思想，讲究忠恕之道，凡是恰到好处，不能过分，不要偏倚，即温，良，恭，俭，让，中国体育文化讲究天人合一，强调和谐的运动观，重集体，求同。

2.西方，古希腊古罗马为代表

西方哲学观是天人相对，天人有别，人生观是求价值，谋进取，趋极端即敢、强、险、异。以个人为本，带有浓重的个人主义色彩，求异。

医学：

从古老的《三世医学》到汉代《黄帝内经》确立了中医学认识人体生理、病理以及防病、治病的基本理论,同时也确立丁中国传统体育的医学基础。

并不是建立在对人体的深入细致的科学的认识基础上,并不是建立在对人体的深入细致的科 学的认识基础上,而是具有某种经验的,直觉的、模糊的性质,甚至还带有几分神秘。这就使它很难按照自身的、固有的方向发展到更科学的层次。

审美观

/ 美 在不同的时代或国家、民族有着不同的标 准, 它反映

出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审 美观是受不同文化 影响所产生的最为直接的外在表现形式。在审美观上, 中西方体育文化体现

出了明显的差异。

中国体育的审美观与我国几千年来形成的 传统的美学观

念、意识、思想等有着 密切的联系。它强调整体效果 和直观感

受, 着眼于从人体本身与自然的统一美;注意精、气、神的统一;

形态美、韵律美、节奏 美、内涵美、力量美的综合 体现。我国的体育审美观表现为写意、写神, 是一种含蓄、宁静、抽象的美。

西方体育则将美感外显, 强 调运动和体格健壮, 注重对人

体外形的称颂以及身体的外部运动。追求人体 运动过程中表

现出的力量之美、速度之美、柔韧之美、灵巧之美、形体之美, 突

出和崇尚人体形象的真与美。西方的审美表现为写形, 是一种

篇7：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异同

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对中国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的异同进行了分析，剖析两种体育文化的对立统一面，并加以探讨世界体育文化的发展趋势。关键词 文化体育文化中国传统体育西方

前言

文化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及其创造过程。文化具有非遗传性和超个人性、复合性、象征性、继承性、时代性、民族性、世界性和阶段性。文化有三个层次构成，及外层的物质层次，核心部的心理层次，中间的心和物相结合的层次（体质的层次）。体育文化是关于人类体育活动的物质、制度、精神文化的总和,大体包括体育知识、体育情感、体育价值、体育理解、体育道德、体育制度和体育的物质条件等。它包括四层含义:第一,体育活动当作一种文化现象;第二,研究体育活动的文化背景,观察体育运动与文化的关系;第三,考察体育运动的文化意义,确定体育在人类文化大系统中的地位;第四,研究如何自觉地塑造具有独立形态价值的体育文化等。随着历史的不断演变、体育文化的不断交流与传播，我们发现，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竞技体育文化与中国体育文化既有差异又有着互补。两者虽然形成的体系、内涵不同,但都是人类的财富。

1中国体育文化

中国体育文化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而发展的。中国体育文化经历了古代体育文化、近代体育文化和现代体育三个阶段。中国原始体育文化来自生产和生活实践的需要，在生产极其低下的社会情况下为了生存，人们学会了攀登、爬越、泅水等生产和生活技能并将其直接服务于社会形成了“体育”的雏形。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完善，医学知识的积累，养生思想的出现，为体育文化的发展和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古代体育在原始萌芽状态的基础上发展壮大，从而脱离了生产劳动，与军事教育、祭祀、礼仪相结合，逐渐演变成具有明显社会职能的初级形态。尤其到了唐朝，当时经济的繁荣为体育文化的巨大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这一时期对军事训练的重视和武举制的推行推动了武艺的发展，促进了马球、蹴鞠等体育活动的盛行。宋代以骑射为中心的武艺训练得到了完善，民间娱乐活动十分活跃，体育组织相继出现，马球、蹴鞠由竞技性向娱乐性方向发展，文人对养生的研习、道家对导引的编著在气功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明清时期随着导引养生思想的成熟和完善，武术得到了全面发展，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体系并发展成为多种门派。中国近代体育文化是1840～1949年这段历史时期在中国流行和实施的体育，以武术为基本内容的传统体育在自然延续演变过程中逐步退出了其主导地位而流行于民间；而西方近代体育随着在中国传播范围的扩大而发展成为中国近代体育文化的主流。中国现代体育文化是70年代发展壮大起来的，党和政府在加强群众体育工作促进其更加蓬勃发展的同时，非常注重并不失时机地抓提高，集中力量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举办大规模的运动竞赛，扩大国际体育交往，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提高了竞技运动的水平，增进了同世界人民的友谊。20世纪以来经济的发展，观念的改变及生活质量的提高，竞技运动的空前发展，全民健身计划的提出，轰轰烈烈的奥运战略使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发生了质的飞跃。西方体育文化

西方体育文化源于古希腊、罗马的西欧文化，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神权统治着欧洲大地。14～18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三次大的思想文化运动使欧洲中世纪强调精神摧残身体的思想向近代体育转变，揭开了欧洲近代体育文化的序幕。德国、瑞典、英国是西方体育文化的传播地，三国对现代体育文化的诞生起着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德国体操、瑞典体操、英国的户外运动是构成现代体育运动的三大基石。西方体育文化强调个性发展，英国的户外运动从17世纪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到18世纪的中产阶级变革，由于国家科学技术发达，大量向外扩张，首先在世界上建立霸权主义。经济的繁荣使资产阶级追求享乐、娱乐，于是产生大量的娱乐项目。最初兴起的是板球，后来出现足球、划船、橄榄球、田径等，英国人民走到哪里这些项目就带到哪里。户外运动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20世纪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帝国主义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体育产生了很大的危害。尽管存在着战争，各大洲、各国还是在各自领域内进行了各自的活动。因此，20世纪是欧洲现代体育的成熟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世界体育文化领域内占据了领先地位。在奥林匹克运动重新振兴后，这种体育文化便具有了世界意义，成为当代世界体育文化的主干。中国西方体育文化的比较

中、西方由于地域环境、思想意识、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体育思想和体育价值观的差异。从两种文化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各自的特征。中国哲学观讲“天人合一”，认为宇宙、自然界、人都是由“气”构成的一体，而西方哲学将天人相对、天人有别。人生观方面，中国人乐长生，重节制，讲中庸之道(温、良、俭、让);西方人求价值、谋进取、趋极端(敢、强、险、异)。在认知形式上，中国人重直观感受、求整体把握;西方人重知行分析、细剖层究。思维方式上，中国人重直觉顿悟;西方重抽象思辩。由于以上原因，产生西方文化激进性、个体性、开放性、流变性为特征的“竞技体育文化”。中国封闭的农业基础、自给自足、缺少更高文化竞争等方面产生了崇尚经验、注重伦理、看重礼仪教化、稳健为特征的农耕文化，也孕育出了“养生体育文化”。

中国传统体育以养生为主，尤其重“养”。中国体育文化认为人与自然是一种和谐的关系，是自然的一部分;通过与自然的交换，从而排除浊气，五脏通达;中国传统体育强调意念的作用和内部修炼，对动作的把握靠直观顿悟，动作简单，但内涵深刻，讲究动作神韵，不仅要形似，更重要的是神似。由于对人体外在形态的淡化，因而中国很少有肌肉激烈收缩运动的活动方式。西方体育注重运动和肌肉健美，体格健壮，注重对人体外形的称颂，强调身体的外部活动;许多活动方式均要求大肌肉群参与，且肌肉活动激烈;提倡对人体力量、速度、耐力、柔韧等身体素质训练，锻炼各部位的机能水平，美化人体的形象，获得精神充实感的满足。

中国传统体育以个体活动为主，讲究自我锻炼，自我修养，主要靠自身的修炼领悟来完成，不借助外力和与外界相比较，具有自娱性的特点。不提倡互相争斗，相互对抗，也不追求对自然的超越。在古人看来，那些力量、速度、灵敏、技巧等外在表现都只是低层次的，而高手之交则是较心较智，人格的高度。西方体育则追求更快、更高、更强，追求对抗和竞争，追求超越自我，超越自然。西方把竞技场上的妓皎者视为英雄、偶像。他们认为竟技场上的结果、名次成绩直接影响到做人的价值以及人本身的尊严，成绩好坏是他一生成功与否的标志，成功与失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价值取向就是胜利。

4中、西方体育文化的相互触合是世界体育文化的发展趋势

中、西方体育的互相迁移已非一日之举，从近、现代世界体育发展看，主要表现在现代体育的一些体育思想、观念被东方体育所接受。西方现代体育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奥林匹克运动和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不同程度上为东方和全世界人民接受，从而为中、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和世界体育的和谐、统一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除此之外，中国体育中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养生思想，如中国传统养生思想中的伦理道德观、健康长寿观、自然养生观，不仅逐步为西方体育文化不同程度的融摄，而且也成为现代和未来世界体育发展新动力和宝贵财富。

全球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世界市场的扩大和各个国家对世界文化的苛求。由于技术的革新使地球日益“缩小”为地球村，文化间的阻隔，日益自由地流动。同样，由于技术层面的发展，体育文化才能借助现代传播媒介更广泛地向世界各个角落传播，身居不同地域的人群都能接触以西文为主体、以“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为宗旨的奥林匹克，受其影响，并逐渐地将其价值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和意识。正是由于全球化的趋势使得体育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沟通与联系、交流与互动、迁移与融合的趋势更加明显。

参考文献

篇8：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异同

欧洲大学最早的发源地应从柏拉图创建的阿加德米学园 (后人称之为柏拉图学园) 开始, 至此之后, 欧洲大学似乎延续了学园的根脉, 其思想一直到现在还在影响着欧洲一些最著名的大学。这不仅因为柏拉图学园存在年限之久 (接近900年) , 更在于它创建之初的大学理念。中国古代高等教育萌芽于夏商周, 形成于春秋战国, 正式确立于两汉, 发展于唐宋, 瓦解于明清。在其数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经历了四次重大的变革, 每次变革都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进行的, 先秦私学的兴起、西汉太学的创设、北宋书院的建立和清末近代大学的诞生。虽然中国在公元前二千七百年前就有了“大学”之称, 但那时的大学于现在意义上的大学相去甚远。虞夏商时期的上庠、东序、右学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具备高等教育的一些属性, 应该只能说是高等教育的雏形。真正能被称为高等教育的应从汉代的太学开始, 而太学又受着儒学的影响, 因此对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源头的追踪的结果是成均、私学、太学、书院几个阶段, 而这几个阶段彼此之间既有承继关系, 又存在着断裂。所以中国高等教育的源头便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和不断发展的动态概念, 也就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历史沿革。

二、关于大学办学理念的对比

(一) 柏拉图学园完善的大学理念

柏拉图 (公元前427-347年) 是古希腊著名的唯心论哲学家和思想家, 在经历了12年的游历生活之后, 于公元前387年回到雅典, 在雅典城外纪念阿提卡英雄阿卡德摩 (Academus) 的墓地建立了其讲学授徒的学园 (或称“阿卡得米”, Academy) 。此处附有花园的运动场遂成为欧洲历史上第一所集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为一体的“学院”。学园是西方最早的教学机构, 它是中世纪时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大学的前身。学园存在了900多年, 直到公元529年被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大帝查封关闭为止。

课程设置是教育理念的最好体现, 两者在学习内容上有交叉有区别, 通过比较, 我们可以溯源今日东西方高等教育的不同传统。总的来说, 不同的文化背景注定了不同的教育内容的侧重点。柏拉图学园重视自然科学, 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重视人文科学, 这两条清晰的脉络一直延续到中西方近代高等教育的诞生。

1. 柏拉图学园中完善的课程体系

柏拉图创办学园的本来目的是讲述治国术, 旨在培养政治人才。他有着做“帝王师”的抱负, 希望在其追求实现的“理想国”中有“哲学王”来治理城邦。这一实践虽有效果, 其弟子也不乏参政从政者, 但三次西西里之行, 推行治理城邦政治主张的失败, 使晚年的柏拉图重新思考并修正他的哲学思想。

柏拉图创建学园的目的是为了推行他的治理城邦的政治主张的, 学园学习与研究的重心是哲学, 主要采取讲演和对话讨论的方式, 有自由研讨的浓郁的学术气氛, 学生可以畅所欲言, 发挥创见。学园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与研究, 学园门前写着“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学园内拥有当时杰出的数理科学研究人才, 动物和植物的收集与研究在学园中也有所开展。

柏拉图学园在欧洲文化史上也有着特别的地位, 它是欧洲第一所综合性学校, 学园受到毕达哥拉斯的影响较大, 课程设置类似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传统课题, 教授哲学和自然科学, 众多的有志青年都渴望来这里深造;同时, 它也是一所研究机构, 许多学者慕名来到这里, 更多的学生学成之后再也没有离开这里, 学园渐渐变成了一座颇具盛名的研究院;此外, 它还有一点最特别的功能———提供政治咨询, 许多周边的城邦在建国、立法、组建政府时遇到麻烦, 都会来这里求助, 这一点又像今天的政策研究室和策略研究公司。他的主要的教育思想, 即关于学园的理念都完整地体现在他的《理想国》中, 即培养哲学王, 学习即回忆不懂几何学者免进 (学园) , 教育由国家来组织, 重视幼儿教育, 音乐教育尤为重要, 男女平等接受教育等等。具体地就是被后人总结为“七艺”, 即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

2.“哲学王”的培养途径

造就哲学王与统治人才的关键是教育。他论述的太阳比喻、线段比喻、洞穴比喻, 旨在说明教育的目的是根据世界的结构与认识的过程, 将灵魂从可见的现象世界往上提升, 实现灵魂转向, 从意见转向知识, 认识真实存在的理念世界;他将把握最高的善的理念。这是培养、造就哲学王与统治人才的必由之路。他设计教育的阶段与方式是分10-18岁、20-30岁、30-35岁、35-50岁四个阶段来完成的。其是以造就哲学王和培养好公民为宗旨的。

(二)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理念的历史沿革

我国大学教育发展的历史, 从古到今虽为时4000多年, 然大概却只能划分为两个时期, 即传统教育时期与新式教育时期, 而其划分点则为清末的变法维新、革新教育。新式教育时期仅100多年的历史, 相对于长达4 000多年的传统教育, 二者在时间上是难以相提并论的。

而关于教育的理念, 作为儒家高等教育思想的精髓集中的《大学》则提出大学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做人————“在明明德”, 然后“在亲民”这是对大学教育目的和为人做学的纲领性表达。“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被后人称为“三纲领”。这几乎成了后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指导思想。儒家学说的确有一些大学精神的潜藏, 但一旦被集权体系利用, 就成为延缓落后体制灭亡的工具。

《大学》中的“大学”是否就是指的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呢?这里的“大学”, 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即高校及高校教育。涂又光教授认为“大学”有四种意义:成人终生教育、“大人”教育、大学问、大学校, 基本的意思就是“大学问”、“大学校”。《大学》之“大学”, 只指大学问, 不指大学校。中国古代的高等级教育机构都不是以“大学”为称谓的。最早笼统记载教育机构的是《孟子·滕文公上》, 曰:“夏曰校, 殷曰序, 周曰庠”。汉代学者郑玄认为, 五帝时就有了学校, 叫做“成均”。在中国出现的比较正规的高等级教育机构的是汉代, 汉代是我国中央政府明令设置高等教育机制的创始时期, 它为中国官立高等教育奠定了基础。而公元前124年由董仲舒倡导汉武帝时创立的“中央官学中最重要的是最高学府———太学”为其主要标志。汉代的太学的本义就是儒家经典中所说的大学。大学泛指高等层次的教育, 太学专指全国最高学府而言。

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经过了成均、私学、太学、书院几个阶段。由于成均处于历史上的“传说时代”或“半信时代”之初, 所以成均的教育理念只能以传说为依据。私学, 孔子可谓代表, 而太学和书院则分别以董仲舒和朱熹为代表。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兴盛的一种大学教育形式, 它萌芽于唐末, 发展于宋、明, 普及于清代。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 清末书院大多衰落了, 但同时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在中国得到传播, 其主要原因是: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的影响。有识之士对西方近代教育制度逐渐接受与认同。新的思想和做法也改变了书院本身, 以至清末高等教育经历了大的变革:对原有的书院加以改进、创办新式书院、书院改为新式学堂。至此全国大部分书院都完成了改制。

中国从古代到19世纪末, 并没有以大学为名称的教育机构, 大学在中国作为教育机构出现是在近代后期, 而且是外国教会首先在中国创办的, 所谓兴“西学”、办“洋学”, 其名称都不叫大学, 而大多数被称为“学堂”。当然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不是, 也不可能是全盘西化的结果。事实上,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形成过程中, 无论在观念的层面还是在个别制度及课程与教学方面, 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而在柏拉图学园影响下的中世纪欧洲, 1158年在意大利创办的通常被称为中世纪第一所大学波伦亚大学, 1231年又出现了本国第二所大学———萨拉诺大学。可见,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在创建时间上落后了欧洲近700年之久!虽然汉代兴起的太学在时间上比萨拉诺大学还早了1200年, 但太学并不能算做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大体有三种选士制度:一为两汉的察举制;二为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三为隋唐至明清的科举制。就其实质, 三种选士制度基本上都是自学考试制度。这样的制度注定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体制化形成的艰难!

尽管中国高等教育活动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 但因年代久远, 学界一般把建于公元前124年的太学视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端。所以在探究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的时候, 以太学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当然, 太学也必然对私学的代表人物———孔子所定的教学内容有相当的继承。

孔子继承西周传统, 以“六艺”为教学内容, 即礼、乐、射、御、术、数, 并吸纳有用学科加以充实调整, 编定了《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材。而太学的学习内容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 并要求“一岁皆辄课, 能通一艺以上, 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不以为郎中。”太学学生学习一年精通一经就可以入仕的规定, 使得政府直接控制了受教育者的政治前途, 并就此确立了我国古代高等教育两千年不变的性质————培养国家后备官僚。太学生们在儒家思想的框架内, 以《诗》《书》《礼》《易》《春秋》五种儒家经典著作为主要学习内容。

三、比较中引出的深沉反思

通过对柏拉图学园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的对比, 不但可以深化“中国古代是否有大学”这一问题的探索和争鸣, 而且有助于认识中国大学的历史起源与发展逻辑, 为当下在国际化背景下如何建设中西融合、具有自身特点的现代大学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反思之一存在的时间

柏拉图学园从公元前387年到公元529年被关闭, 历经了近900年之久, 而中世纪主要指公元5到15世纪, 因此, 柏拉图学园的理念一直影响着中世纪大学的构建, 而中世纪大学的一些实质性的要素也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被废弃, 仍继续作为近代大学的重要精神财富而得到发扬光大。例如, 中世纪大学所具有的自治权、大学内部在学术上自由平等的风气等。简言之, 欧美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中世纪大学不断进行变革、更新和改造的过程。欧美近代高等教育应当被认为是中世纪大学或者是西方高等教育传统的逻辑产物。可以这样说, 在现代意义上的欧美的大学里, 仍然可以看到柏拉图学园的理念, 而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

反观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 中国古代教育属于世俗性质, 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经历了各朝各代, 每一个朝代的更迭, 其教育理念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政治与高等教育的联系是如此紧密, 因此很难有一贯制的思想被继承下来。儒家的思想虽然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核心思想, 但随着“焚书坑儒”, 其思想延续的根脉被强硬地扯断了。汉代虽“罢戳百家、独尊儒术”, 但到了魏晋南北朝, 南朝呈现出多样化, 北朝表现为规范化, 使得儒家思想经过了多次的分化。随后而来的隋唐直到明清朝, 更是因为科举制度的推行, 而将高等教育陷入了形式化的阶段, 科举考试成了指挥棒。在这种断断续续的时间间隔中, 很难有一种教育理念被完整地承继下来。这不能不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桎梏。西方政治与高等教育虽然也有联系, 但学术自治的风气, 使其摆脱了某种政治的束缚, 而被延续下来, 这种延续, 有时间的保障, 就使得思想被一以贯之地传承了下来。

反思之二制度化高等教育的形成

一般认为, 现代大学的直接渊源是12、13世纪在西欧出现的中世纪大学。如上面提及的意大利的萨拉诺大学、波伦亚大学以及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等等。中世纪大学的很多制度后来成为西方大学的基本形式。另外, 现代大学的基本组织单位――“学院”这种制度在中世纪大学就已经普遍出现, 一个完整的中世纪大学一般分为4个学院, 即文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自从中世纪大学创立以来, 独立性与大学自治始终是大学追求的原则, 德国的洪堡在创立世界上第一所现代大学时, 更加明确了这一原则, 可以说现代意义上大学正是以中世纪大学作为范式而构建的。

在我们得意于我们汉代的太学比欧洲历史上第一所大学早了1200年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跃出了人们的视野:太学与意大利的萨拉诺大学在同一个语境中吗?有可比性吗?公元1131年, 德国皇帝发布敕令, 承认意大利萨拉诺大学为专门从事医学教学与研究的高等教育机构, 实质上是把该大学纳入国家教育的范畴, 是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化的大学。在这些中世纪大学理念影响下构建的现代大学更是制度化大学成熟的典范!而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不是由古代的“国子监”、“太学”、“书院”等机构直接演变而来的, 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指的是从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等脱胎而来, 这又是一次大学理念的断裂!仅仅是制度化大学的起始阶段!

相对于欧美悠久的大学历史和大学传统,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发展至今也不过百余年时间, 历史短, 也意味着背负的东西轻;而国外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决定了我们在建设现代大学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过程中, 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国外经验, 要根据我国的文化传统, 建立起既有中国文化特色又有开放的大学精神的现代化的高水平大学。

摘要：柏拉图于公元前387年创建了柏拉图学园, 其当时的教育理念、课程设置等等与同时期的春秋战国以及不同时期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思想作比较, 反思中国高等教育理念的发展历程, 对现当代高等教育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大学理念,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柏拉图,反思

参考文献

[1]叶秀山, 王树人.西方哲学史[M].凤凰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第二卷

[2]涂又光.中国高等教育史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3]李国钧, 王炳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 (第1卷) [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