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异同论文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异同论文（通用8篇）

篇1：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异同论文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学分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微观经济关系揭示宏观经济关系，遵循从现象到本质的分析路径；西方经济学从微观经济行为推演到宏观经济行为，揭示的是经济要素的逻辑关系而不是经济要素的社会本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经济角色的社会本质，经济行为由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决定，由制度和社会地位共同决定了个体的经济行为，如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西方经济学由统一的经济人假设出发，不区分个体经济行为的差别（至少在逻辑上不区分），这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把经济角色与社会角色加以统一处理的特点，而西方经济学不考虑社会角色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制度变迁的整体性和激进性，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虽可缓和但不能调和，矛盾的积累必须通过激进的社会变革加以解决，而西方经济学却强调制度变革的渐进性和局部性，个体选择与环境变量的相互作用会逐步推动制度变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大范围的组织、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而西方经济学主要分析特定的组织中的个体与组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易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给各种利益关系定性，而西方经济学却只是定量分析利益关系，不引入公正观，不进行定性分析。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然而，物的意义在于满足人的目的，分析物的联系与分析人的关系本质上仍然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资本扩张与周转、劳动力再生产、土地租赁等经济关系都有其人格化身，物的关系中体现了人的关系的本质，在规范分析中，并不简单地强调具体的分配关系而是注重整个物质生产和分配机制的合目的性与人道性即不能把人异化为物的附庸，适合于历史纵度的深入分析，适合于质的分析而不适合于量的分析，适合于解决发展方向问题而不适合于寻找发展手段问题，因此，在特殊的历史节点，需要选择发展方向时，它有强大的影响，但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在每个具体的时点，具体的经济主体面临着具体的手段的稀缺性，必须作出具体的选择与决策，这种选择和决策是在既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此时，对具体条件的分析、对物的逻辑关系的理解便显得十分必要，因此，西方经济学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在稳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一般情形下发挥着帮助人们理性决策的重要功能。

篇2：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异同论文

摘 要：辩证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个性和共性，认为两者之间除了对立之外，也存在着发展和传承的关系，同时认为只有正确认识西方经济学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个性与共性，才能在不违背阶级性和科学性的前提下，通过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规范找到促进我们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正确途径和方法，从而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现代化建设中得到改革和完善。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借鉴

篇3：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异同论文

在经济学中, 均衡是指这样一种经济状态, 其中经济实体处于稳定状态, 或者说, 作用于经济实体的各种力量处于均势或平衡, 没有发生变动。均衡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供求变量在量上相等, 二是指决定供求的任何一种力量都不具有改变现状的能力或动机。均衡分析法就是考察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主要考察均衡是否存在, 是否稳定以及达到均衡所需要的条件, 或者说是考察资源均衡配置的条件。从方法论的角度, 马克思经济学中广泛使用了均衡分析法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 而马克思再生产思想则是建立在均衡理论或均衡分析方法基础之上的。从理论渊源来看, 马克思在社会再生产理论中所使用的均衡分析法是在批判地继承魁奈均衡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将自己特有的哲学观中的静止观、运动观、平衡观等与魁奈的经济表这方法结合起来, 考察了各种宏观经济变量的运动及其相互关系, 从而揭示了宏观经济均衡实现条件。

以消费为目的的简单再生产中, 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是: (1) Ⅰ (v+m) =Ⅱc, 其经济含义就是第一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求等于第二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由此可以得到: (2) Ⅰ (c+v+m) =Ⅰc+Ⅱc, 其经济含义是第一部类对生产资料的供给必须与两大部类对生产资料的消费需求相等。 (3) Ⅱ (c+v+m) =Ⅰ (v+m) +Ⅱ (v+m) , 其经济含义是第二部类对消费资料的供给等于两大部类对生活资料的消费需求。 (4) Ⅰ (c+v+m) +Ⅱ (c+v+m) =Ⅰc+Ⅱc+Ⅰ (v+m) +Ⅱ (v+m) , 其经济含义是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在量上必须相等。 (5) IIc (1) =IIc (2) , 其经济含义就是第二部类内部一部分资本家进行固定实物补偿的部分必须等于另一部分资本家在价值上进行补偿的部分, 从而保证第二部类资本家对固定资本的需求等于第一部类对固定资本供给, 进而保证两大部类之间供给与需求的均衡。 (6) IIb (v) 与IIb (m) 中转化为必需品部分的总和, 必需与IIa (m) 中转化为奢侈品的部分相等。由此可得: (7) IIa (c) =IIa (v) , IIb (c) =IIb (v) (1) , 即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在两个分部类的分配, 必须与上述社奢侈品与必需品的分配相适应。 (8) Ia (v+m) =IIa (c) , Ib (v+m) =IIb (c) (Ia (v+m) 表示生产必需品的不变资本, Ib (v+m) 表示生产奢侈品的不变资本) 。由此, 我们看到由消费结构决定的生产结构。因为IIb (v) 与IIb (m) 转化为必需品部分的总和, 必需和 (IIa) m中转化为奢侈品的部分相等。

马克思再生产思想特别是简单再生产思想本身是一种静态分析。熊彼特就指出, 静态分析“只不过是方法论上的一种假设而已。实质上, 它是一种简化手段……当我们试图想象这种过程的样子, 想象该过程中会有哪些现象时, 我们便可发现该过程中缺少哪些现象。由此我们便获得了一种分析工具。” (2)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 熊彼特认为, 经济学家在“边际革命”以前就已经熟悉“静止状态”这一概念, 但他们是在“指未来可能出现的一种实际状态, 而不是指方法论上的一种假设。” (3) 而“只有马克思曾在后一种意义上充分利用了它, 称其为简单再生产。” (4) 也就是说, 我们要将马克思再生产所描述经济均衡当做一种理论假设而不是经济事实。马克思在简单再生产理论中考察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 各部门内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必须在消费结构均衡、生产结构均衡以及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同时达到均衡, 从而既考察了国民经济总量均衡实现条件, 也考察了国民经济结构均衡实现条件。

在扩大再生产理论中, 马克思假定剩余价值率、资本有机构成不变, 但积累率可变的条件下, 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均衡实现条件, 从这个角度讲, 马克思的均衡又是动态的均衡。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 第一部类的制造的生产资料, 必须大于两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 因而, 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是I (v+m) > IIc, 进而均衡的条件则是: (1) Ⅰ (v+△v+m/ x) =Ⅱ (c+△c) , 此式表明, 生产资料部类对生活资料的原有需求和追加需求, 必须等于生活资料部类对生产资料的原有需求和追加需求之和。 (2) Ⅰ (c+v+m) =Ⅰ (c+△c) +Ⅱ (c+△c) , 此式表明, 生产资料部类生产的全部产品, 必须等于两个部类对生产资料原有需求与追加需求之和。 (3) Ⅱ (c+v+m) =Ⅰ (v+△v+m/ x) +Ⅱ (v+△v+m/ x) , 此式表明, 生活资料生产部类生产的全部总产品, 必须等于两个部类对生活资料的原有需求与追加需求之和。马克思通过扩大再生产的研究说明了经济均衡增长的基本条件。尽管马克思数字模型中假设了不存在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不变, 但马克思仍然十分有效地说明了宏观经济实现均衡增长必须在量与结构上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

二、马克思均衡思想与西方经济学均衡思想的比较

与西方经济学相比,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中的均衡分析主要特点在于:

第一, 马克思均衡分析方法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实际上, 均衡是指资源配置达到合理配置稳定状态。马克思将经济资源归结为社会劳动, 将宏观经济资源均衡配置归结社会总劳动时间在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之间、各产业内部各生产企业之间进行的合理分配。与之相反, 西方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法是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均衡、宏观均衡均是建立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供求均衡基础之上的, 其需求曲线本身消费者边际效用变化曲线。

第二, 马克思的均衡分析中, 影响均衡变化的因素是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 而西方经济学的均衡分析则忽视了社会经济关系对均衡的影响。马克思指出, “在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得到说明以前, 供求关系绝对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5) 也就是说, 上述均衡仅仅是一个纯粹经济状态下的均衡, 这种均衡的实现, 即供求两种力量相互抵消的背后本身隐藏着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 正是这种生产关系决定了供求的变化, 从而决定了这种均衡的存在性, 以及均衡向非均衡的转化。因而, 只有说明了这种社会生产关系对供求均衡的影响, 才能进一步说明由价格等因素导致供求均衡问题。而在西方经济学中, 均衡是纯粹的物质产品之间的均衡关系, 尽管西方经济学的需求线包含了人的主观评价, 但是这种评价本身是建立人的主观心理偏好而不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关系之上的社会制度决定的。

第三, 马克思既考察了均衡特殊, 也考察了均衡一般, 而西方经济学只考察了均衡一般。资源的合理配置是任何社会都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 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中, 均衡的实现、变化都有其各自决定因素和表现形式, 因而这里存在均衡一般和均衡的特殊之差别。按一定比例配置社会劳动资源是所有社会都必须客观规律, 这种均衡称之为“均衡一般”, 而在社会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均衡称之为“均衡特殊”, 为了更好地揭示“均衡特殊”, 首先就要考察“均衡一般”, 因而马克思按照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 依次考察了产品经济、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均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 有研究者认为, 马克思的均衡理论分为三个层次或三类, “纯粹经济均衡、商品经济均衡、资本主义经济均衡” (6) 。与之相反, 西方经济学侧重考察“均衡一般”, 忽视“均衡特殊”。他们将资本主义经济中得出的均衡结论广泛地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分析, 大力倡导经济学的“科学化”, 认为经济学并无国界。实践证明, 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原理和结论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地借鉴, 但决不能照搬套用。

第四, 马克思经济学侧重揭示资本主义均衡是如何被打破, 从而达到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目的, 而西方经济学则侧重揭示如何使资本主义不均衡向稳定的均衡转移。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所描述的宏观经济均衡状态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一种绝对终极“均衡状态”。如果将均衡状态看作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的一种绝对终极状态, 这就违背了马克思的哲学观。因为马克思常常把用运动看作是绝对而静止却是相对的, 而“均衡”恰恰是以静止为前提的。事物总是处于运动之中, 因而“均衡”只能是当作一种暂时的状态。经济运动总是从均衡走向不均衡, 再从不均衡走向均衡。当然这并不是要否认马克思经济学中就缺乏静态分析, 也不否认马克思经济学中“经济均衡”是不存在的。但是, 在西方经济学的均衡分析中, 他们侧重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如何从不均衡走向均衡, 尽管凯恩斯经济学等宏观经济学分析了非均衡经济状态, 但是其目的是为了采取人为的干预措施, 促使经济从不均衡走向均衡状态。

摘要：均衡分析既是西方经济学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都广泛地运用了均衡分析方法, 从而分析了宏观经济均衡条件, 建立了宏观经济均衡理论, 达到了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研究目的。与西方经济学“将均衡建立效用价值论基础上”、“分析物质产品供求均衡”、“侧重揭示社会经济体如何从不均衡走向稳定的均衡”、“只研究均衡一般而不研究均衡特殊”等特点不同, 马克思经济学的均衡分析则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 不仅研究了“均衡一般”, 也研究了“均衡特殊”, 侧重揭示资本主义经济体如何从稳定的均衡走向不均衡, 从而达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目的。

关键词：均衡,社会再生产,宏观经济,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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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异同论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经济学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3—0195—02

当前我国高校的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着一种“重西学,轻马学”的倾向,这引发了理论界旷日持久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关系的大论战,这种混战的局面困绕了高校的经济学教学工作,而两大理论体系也往往造成学生无所适从。

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我国高校又应该如何优化经济学教学以便更好地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本文从两类经济学的方法论分歧入手,试图对上述问题做出比较科学的回答,在此基础上,结合笔者的教学实践,对高校经济学教学提出几点建议。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分歧

观察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合理内核,尤其是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循着李嘉图(Ricardo)创下的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足迹而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分支。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则是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抛弃了生产关系,单纯研究市场一般规律而发展起来的另一个重要分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有着共同的理论渊源,只是在继承和发展经济学的道路上产生了分歧,而这种分歧的根源在于不同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冲突也正在于此,意识形态差异导致它们对某种社会经济现象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理论解释。但任何经济学理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经济规律描述地仅是一些具体情况下起作用的规律,我们很有必要追问这些经济规律的方法论基础是否合理,而这一点往往决定了这些理论的优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分歧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1.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争。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借助局部供求分析、主观心理分析、边际增量分析等工具,研究者用一整套严密、全新的经济概念体系与方法论建立了新古典理论命题和基本分析框架。在这个分析框架里,利润最大化和均衡成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重要支柱,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逻辑被解释成某种意义上的数学公理化,在自由放任条件下,自利行为的交互作用总能使得瓦尔拉斯竞争机制达到均衡,并且这个均衡也是帕累托有效的配置。一个高效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意味着确定性。

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来不承认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完全的确定性,恰恰相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分析就建立在它的不确定性之上。首先,马克思观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并注意到商品生产与消费的不协调,他的结论类似于后来凯恩斯(Keynes)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证明资本主义经济中内在的不确定性。只是与凯恩斯不同,马克思希望通过改变剩余价值生产的动机来消除这种不确定性,而凯恩斯则认为有效需求不足可以通过扩大财政支出的乘数和加速数效应加以改善。其次,马克思观察了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分配,并提出了基于资本利得心理的“资本游离和束缚”理论,从而证明:存在资本利得心理的理性预期者会使用跨期替代来重新分割剩余价值,并动态地生成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不确定性,这与奈特(Knight)所谓的利润源于偏离预期的不确定性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是,马克思希望使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来遏制跨期替代中的资本利得心理,从而消除经济中的不确定性,而奈特则强调企业家的成功取决于他们利用不确定性增加利润的能力。

由此可见,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许多流派也意识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静态地、片面地看待了资本主义经济,它所使用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有其局限性,有必要在经济分析中引入不确定性的概念,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总是表现出反复的不确定性,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但是它们的理论都不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样完全筑基于对资本主义经济不确定性的分析之上,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样强烈的批判性。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确定性问题,我们有必要在经济学教学中认真强调,以便学生认识到西方经济学课程中一般均衡理论所表明的确定性可能是静态的、有条件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理解西方经济学可以让学生认识到新古典理论中方法论的局限性及由此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也体现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对高校经济学教学的客观要求。

2.理性与非理性之争。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存在于边沁—斯密的“利己主义”哲学体系中,人的本性被归结成整齐划一的“理性”与“自利”,利益驱动的动机成为客体与主体的主要互动方式,“经济人”概念一直是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因为瓦尔拉斯竞争机制的均衡正取决于自利行为的个人在分散的竞争市场中对市价作出决策,从而使得自利决策的交互作用体现出价格对价值的反映。但是在马克思经济学中,这种自利行为的估值体系却是一种异化,是斯科特(Scott)所谓的“作为估价之估价的贬值”,即个体或社会偏离了他应有之价值本义。

通过社会选择理论,福利经济学希望解决资本主义世界中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和冲突,建立起一种社会偏好和社会选择标准,为人们的社会决策和行为选择提供依据,从而保证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完善能大大降低个人决策中的不确定性。而制度经济学则细致观察了意识形态如何维系并强化了组织,并经由组织内的学习推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从而证明了组织内部大量存在的有悖于“理性经济人”的“非理性选择”现象,并希望通过提高非正式组织的学习与适用能力增强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理性与合理性。然而与这些西方经济学流派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市场机制扭曲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对社会存在的扭曲和蒙蔽,需要通过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制度来完成“真正理性”回归,即建立经济生产的理性以消除不确定性,完善组织内意识形态的理性以便彻底消除自利的经济人心理,推动计划经济的机制来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人与自然的和谐。

可以看到,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流派也试图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样,不是从现实中总结出所谓“经济人理性”的心理主义命题,而是从一种更合理的理性人性出发,在经济学意义上构建一种维护制度与人性的结果,从而将人性中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的诉求融入理性主义的范畴之中。所不同的是,西方经济学采取了从主观到主观的分析过程,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则采用了从主观到客观的约束模式,从而得出了不同的制度解放与人性发展模式。这种区别是两类经济学方法论差异必然导致的结果,但同时也说明如何推动人性与制度的发展是经济学永远的命题,这一观点有必要在我国高校经济学教育中认真加以对待。

二、对我国高校经济学教学的建议

鉴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与研究对象上的差异,有必要在我国高校经济学教学中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扬长补短、相互引证,使学生能辨证地看待我国市场经济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并自觉地结合两种理论对问题加以分析与解决。为此,笔者提出几点建议:

1.要在教学中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优势。经济学不仅是研究市场一般规律的工具,更是发现并实践经济进化规律的手段。脱离了生产关系静态地、片面地观察市场经济,会使我们培养的经济学人才迷惑于复杂的经济现象而无法洞悉经济进化的本质。从这一点上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较之现代西方经济学具有明显的方法论优势,它使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客观规律,将资本主义心理融入到剩余价值的分析中,从不确定性的角度探讨了理性在经济生产中的重要性与实现方式,代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和谐与理性的诉求。

2.实现两种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学教学中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有着共同的理论渊源,它的许多观点也影响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诸多流派,例如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奈特与凯恩斯学派对不确定性的定义、制度经济学对意识形态的分析等无不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同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许多观点也可以使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加以更合理的解释,例如萨缪尔森定理(The Stolper-Samuelson theorem)认为,资本富足的国家在开放经济状态下,其资本密集型产品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会下降,这显然匪夷所思,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尝试用工资刚性下的失业增加来修正这一观点,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早就强调了有机构成的提高是资本主义不变的规律,而劳动力过剩理论则是这一规律得以实现的基础。所以,使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比较并修正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可以使得经济学教学过程更富于理论启发性,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会大大提升。

3.实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中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任何一种经济学都不能缺乏了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否则这种理论就没有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者也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生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价值论的心理学分析、马克思现代性思想、马克思的理性与人性思想等研究都强化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现代经济的解释能力。因此,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中,应该及时汲取这些最新的理论成果,以增强课堂教学的实效性、针对性与理论趣味性,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增强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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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异同论文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里明确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

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既不是指生产力，也不是指生产关系或二者的统一。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解释有如下表述：“„„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使用“生产关系”这一词语,在研究对象的表述中同时使用“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可见,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不是指生产关系,但也不是指“生产力”。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国理论界的看法比较一致，在各种版本和各种体系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是这样定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这一定义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意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是生产关系，研究的目的是揭示生产关系产生、变化、发展的规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国经济理论界普遍认为，社会生产力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虽然有些论者也明确提出，“研究生产关系必须联系生产力”，但这也不过是一个联系问题，并不说明社会生产力也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西方经济学是一个很大的范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本身也属于西方经济学。但根据我国对西方经济学的传统理解，西方经济学仅指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外的西方经济学说。在这里，我们只谈谈西方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

1、早期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历史上有这样几个阶段：古代思想家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增长财富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研究整个国家的经济管理和财富增长；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生产领域中研究财富及其增加的；19世纪庸俗政治经济学家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财富一般。

2、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

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微观经济行为，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经济学家以消费者、生产者和生产部门为对象，研究如何获得最大满足或利益。这样，微观经济行为或人类行为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宏观经济行为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他通篇研究总量，他以 GNP、总就业、总供给、总需求等为研究对象，研究国家应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实际上他的研究对象就是宏观经济行为。这种研究对象的转变突破了古典经济学只研究微观经济行为的局限，为宏观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微观经济行为和宏观经济行为的结合。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他们有巨大影响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指出：“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把他们在不同人之间进行分配。”斯蒂格利茨试图打破萨缪尔森所创立的同一教科书中分为微观和宏观部分的做法，从而在其教科书中写道：“经济学研究的是:我们社会中的个人、厂商、政府和其他组织是如何进行选择的，这些选择又怎样决定社会资源如何被利用。”这都表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微观经济行为和宏观经济行为。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考察，可以看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内容上包括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论是财富及财富增长还是微观经济行为、宏观经济行为及二者的结合 ,实际上都可归到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之中。具体说来:对财富增长的研究，不论是得自对外贸易，还是得自农业生产，都属于生产方式，因为贸易属交换行为包括在交换关系中，农业生产是当时劳动力和劳动资料及劳动对象的结合方式，属于生产力的一种利用形式。微观经济行为和宏观经济行为的目的在于通过资源配置实现产值最大化，创造良好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运行机制实际上就是生产力利用方式的不同机制。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内容上包括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表述比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表述更具有解释力。

四、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应持有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是阶级属性不同的两种思想体系，它们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它们的研究对象也截然不同的结论，事实上，不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马克思的一贯思想中，我们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并无本质的区别。其区别只是表现在他们研究问题的角度和所使用的方法。我国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奉行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但如果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持怀疑态度，必然会批判多于借鉴，否定多于肯定。实际上，以前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实践证明，这种态度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也不利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当然，西方经济学抛开生产关系研究资源配置和利用问题，抽象地研究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以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永存与和谐，显然是片面的和有其阶级用心的，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源的配置和资源的利用问题，而且研究在不同的经济制度和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条件下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不同社会结果。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对西方经济学都应该公正客观、实事求是。我们在批评西方经济学的片面性时，不能带有自己的片面性，实事求是地承认西

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正确观点，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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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谭运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探讨[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4,(13)

[15] 付廷臣.试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J].南都学坛,2003,(04)

篇6：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异同论文

一

可以说，在关于经济人的理论中，功利主义思想包括了，自由、平等、效率和自由放任的思想，这是近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遗产。而当代西方的经济伦理思想又主要是在上述思想的社会实际运用过程的矛盾冲突中发展和衍变的。具体地说，在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中，表现出以下突出的矛盾。

（一）经济人假设的立论基础――“利己”与“利他”、“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矛盾

经济人假设的历史背景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文明的出现。这一假设首先肯定了两个伦理前提：一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正义性，因而肯定人们遵守这一制度是所谓理性的表现。二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正义性，因而肯定人们在道义上追求自身满足的天性。

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人”假设下的“利己”准则与“利他”，个体效用最大化与社会整体效用最大化是统一的。到了二十世纪，人们开始对经济人出于自私的利益最大化追求问题提出质疑。反对者认为，追求最大利润这一假定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可能实现。1947年，西蒙在《管理行为》中对经济人的假设提出更强烈的批评，他认为，与其说经济人的自私出发点和理性规定是人们真实行为的`写照，还不如说它只是“具有很大的智慧和美学魅力”（注：［美］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杨砾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的形而上玄想。

自从七十年代琼・罗宾逊宣布“第二次经济学危机”以来，在重建经济学基础的争论中，经济人的立论问题又引起人们的关注。保罗・斯诺维克(Paul  Slovic)和萨拉・利切坦斯泰因(Sarah  Lichtenstenion)，通过“偏好颠倒”(perference  reversals)企图证明即使在最简单的人类行为中，也不存在任何最优原则。尼尔森和温特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阿马蒂亚・森则在八十年代指出，如果重新考察亚当・斯密讲述的屠夫和面包师的故事，就发现古典经济学从未单独把自利作为经济人的立论假设，他说：“亚当・斯密恰恰明确地站到了另外一边，他并没有满足于把经济拯救建立在某种单一的动机之上。”（注：［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版，第28页。）

由经济人的争论还衍生了制度经济学关于人们接受经济伦理规范的个人主义或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基础的争论。所谓方法论个人主义，是指人类个体行为是社会行为的前提和出发点，所有社会或集体现象，诸如制度，都有待内生制度和制度变迁。与此相对照，整体主义关注对个人行为发生的社会影响。个人被看成社会化的人，已经将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内生化。整体主义者集中考察社会“力量”（制度、社会惯例）如何制约个人行为。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将个人行为摆在第一位，而后者认为社会或制度整体高于一切。

尽管波普尔通常被看作是个人主义者，尽管他对整体主义的其他方面也有批评，但他仍指出，“社会群体大于其成员的单纯加总，也大于其任何成员任何时刻存在的诸多个人关系的简单总和……成员的个性可能对群体的历史和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群体有它自己的历史和结构。也不妨碍该群体对其成员的个性产生强烈影响。”（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34-35页。）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争论是十分激烈的，塔尔科特・帕森斯声称：“个人主义者”“要么根本不承认，要么从未公正对待过”下列事实，即经济行为发生“在一整套规则框架之内，不依赖于签约各方直接的个人动机。”（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版，第35页。）而海萨尼则反驳道，帕森斯的立场意味着“放弃根据个人目标和社会个体成员的利益来解释这些社会规范自身存在的任何可能。”（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

[1] [2] [3]

篇7：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异同论文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7)07-0068-04

为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改进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工作，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和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于2007年4月14日在北京召开了“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研讨会”。胡代光、吴易风、丁冰、程恩富、颜鹏飞、王振中、杨玉生、方福前、左大培、沈越、王健、白暴力、方兴起、冯金华、刘凤良、吴汉洪、郭殿生等京内外40余名长期从事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言, 李羽中[HT5SS]教授、丁堡骏教授等作了书面发言。针对目前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改进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现就会议中讨论的主要问题和建议做如下综述。

一、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关于如何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问题。在我国，高校社会科学各门课程教学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不折不扣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必然要求。在经济学教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理应占据指导地位。然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同志曾在2005年发表的著名《谈话》中则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在理论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这种状况已经很明显了”[1]。与会专家认为，刘国光同志的意见是符合实际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丁冰教授指出：“一方面，政治经济学课程在经济类专业本科生教学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有的甚至只在政治理论课的‘概论’中有所涉及，实际是已被边缘化了；但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课程包括有《西方经济学原理》、《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经济学说史》，课时要比《政治经济学》多得多。这种轻重倒置的状态应予改变。”武汉大学颜鹏飞教授指出：“高校本科生基础理论课教学现状令人担忧。政治经济学弱势化、淡化和边缘化；西方经济学强势化、主流化和‘本土化’。根据几所高校经济类学科教学情况的调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教学课时的比例，已经由20世纪90年代的1:1，演变为1:4。后者由一门课（包括宏观、微观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流派）‘膨胀’成为包括中高级宏、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在内的多门主课，并且在教学方法（如双语教学）、论文范式以及原版教材等方面力图全方位‘与国际接轨’。” 辽宁大学杨玉生教授也认为，目前在我国许多高校的各种入学教试中，比如本科生升硕士生，硕士生再考博士生，考试的基础课就是西方经济学，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情况在我们全国高校中是很普遍的。”对于这种情况，专家们普遍认为，这是偏离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教育方针的。

2．关于《西方经济学》教材问题。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目前西方经济学的原版教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我国,甚至一些院校对采用英文原版教材的数量做出硬性要求，或者不加评论地以直接采用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编写的经济学教材来衡量教学水平的高低；国内学者所编写的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如实客观介绍并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分析和评论的优秀教材己有逐渐削弱甚至被取消的趋势；在国内学者编写的教材中有些还根本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进行分析和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振中研究员指出，当前流行的一些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并不完全科学，有些甚至把经典文献的原意都给歪曲了，如曼昆的书把亚当?斯密的理论歪曲到极点。北京师范大学李羽中[HT5SS]教授指出，西方经济学外版教材的最大缺点就是缺乏严谨的逻辑结构，在初级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直接用外国教材翻译本进行教学，往往使学生难以从整体上清晰地把握西方经济学的结构和脉络，从而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我国的优秀教材比较注重西方经济学整体的逻辑结构，有助于学生在入学阶段掌握好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其次，“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对经济问题的分析所依据的是西方国家的具体经济体制，所使用的例子都是西方国家的情况。”“如果像西方经济学的基础课采用的是西方国家的教材，后续的经济学专业课也采用西方国家的教材，我国的学生学完了经济学的课程之后，只知道美国的经济体制是如何运行的，却不了解中国的经济体制是怎么运行的。”他还认为，如果这种现象长期继续下去，必将会产生许多不良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胡乐明教授指出，国内西方经济学教材的内容主要是英美国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容易导致学生误认为这就是唯一且科学的理论体系。

3．关于教学内容问题。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教学内容问题是所有问题中最严重的。其主要表现就是有些教师只讲西方经济学的实用性，不讲其阶级性；对西方经济学照搬照抄，不分析，不评价。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教授指出，“现在有一些教西方经济学的老师和学西方经济学的学生像看待自然科学一样看待西方经济学，只讲西方经济学的实用性，而不愿意谈、甚至不愿意承认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但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地方是它有阶级性。这是事实。不仅马克思主义者承认这一事实，有的西方经济学也承认这一事实。”他还指出，“改革开放初期高校刚刚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时，一般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西方经济学进行评论，只有极少数例外。现在，情况相反。总的倾向是，只介绍，不评论。可是，本科生，甚至是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不高，辨别理论是非能力不强，相当多的人误把西方经济学的全部内容都当作经济学真理来接受。这成了我国经济理论领域思想混乱、西方经济学中有害的东西畅通无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原因之一。”他特别强调指出，“最早尖锐地提出这类错误倾向的是邓小平。他指出，‘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的盲目推崇。’[2]。邓小平指出：对这类错误倾向的严重性‘确实不能低估’，一定要‘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决的措施加以制止’，否则，‘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3]。”这说明教学内容的问题确是相当普遍而重要的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4．关于教师队伍问题。与会专家认为，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有高素质的师资队伍。目前师资的最大问题就是有些讲西方经济学的老师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盲目推崇西方经济学。北京大学胡代光教授指出，有些“海归”学成归来，立志报效祖国，做出不少成绩。但也有些“海归”回国后不了解中国国情，“原汁原味”地讲授西方经济学，且有些是为了回来赚钱，不愿尽心尽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程恩富教授指出，对‘海归’的作用，应当辩证地去分析。从历史上看，我国已经有了三次“海归”潮，现在中国实际上是面临第四次。这些“海归”中多数都是起了很好作用的，当然也有另外一些‘海归’起了不好的作用。有些海归学习了西方经济学，回国后没有重新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然后就用西方原版教材，又以基本肯定的口气讲授西方经济学，结果起了负面作用。陕西师范大学李子猷教授指出，有些讲授西方经济学的年轻教师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太抽象了，不能指导今天的经济改革和经济生活，反而把西方经济学看作是我国经济改革中正统的经济学而加以宣扬，致使学生误把西方经济学理论当作我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性理论。西安解放军政治学院邓海潮教授指出，有些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教师盲目推崇西方经济学，在课堂上不适当地抬高西方经济学的地位，夸大其作用，甚至把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绩归功于西方经济学。有些老师胡搬乱用西方经济学，市场神化、产权神化、经济人假设充斥课堂，误人子弟。大家认为这种情况是必须要改变的。

5．关于舆论导向问题。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在科学研究和新闻出版中，不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甚至是宣扬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现象屡有发生。有的报刊不追求理论的严肃性，而是片面追求新闻宣传的轰动效应，公开支持这些错误的理论思潮。有的出版物，作为国家权威的科学研究阵地，不仅在理论形式上而且在理论内容上，都去追求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刊物接轨。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出的严峻挑战。

二、改进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的意见

1．全面理解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2004年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强调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说：“绝对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与会专家认为，在西方经济学教学、科研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丁冰教授认为，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参考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某些合理的观点和方法，而不能本末倒置。他说：“这里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是就其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必须占据指导地位而言的，由于它具有无可质疑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对西方经济学的分析、评价就应以此为指导，而不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去取代西方经济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要借鉴、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合理成份。但必须明确，这种对西方经济学的借鉴、吸收只是在个别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上；就整个理论体系而言，因为这两种经济学是有原则区别的，或对立的，因此，既不能借鉴，也不能融合。同时也不应要求把西方经济学本土化或中国化。我们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具有普遍真理性，并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以致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最完整、最科学的经济理论体系；而西方经济学只适应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并非普遍真理，并且只代表占人口少数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我们需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却不应该也不宜使西方经济学中国化，尽管我们对其个别合理的观点和方法也是可以吸收、借鉴和参考的。关于如何贯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教育方针问题，大家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如颜鹏飞教授建议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应该出台如何贯彻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导向性规定。国家行政学院王健教授建议有关部门制定测评指标，以考核各个大学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2．加强教材建设，规范教材选用上的管理。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应通过规范教材的选用来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阐述，带有较强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色彩。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高等学校的任务是培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我们不宜不加批判地选择西方资产阶级原版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吴汉洪教授建议在本科生教材的选取上应以内版教材为主，外版教材做参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徐则荣副教授认为，在《西方经济学》的教材选取上，我们应选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西方经济学进行评价的教材，如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教授编著的《西方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教授、刘凤良教授、吴汉洪教授编著的硕士研究生《西方经济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丁冰教授编著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原理》等。

3．改进教学内容。针对全国各高校普遍存在对西方经济学“述而不评”以致于盲目崇拜的问题，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必须对现在高校的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彻底改变现在普遍存在的对西方经济学不分析不批判甚至盲目宣扬的局面。吴易风教授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评论西方经济学时，要准确理解“批判”和“借鉴”的涵义。他说：“现在，在对待西方学术文化思潮方面，批判和借鉴这两个词往往被误解，被误用。一说批判，往往被误认为是全盘否定。一说借鉴，往往被误认为是全盘肯定。因此，有必要对批判和借鉴的词义正本清源。按批判和借鉴的原本含义对西方经济学进行批判和借鉴，就可以避免不是全盘肯定就是全盘否定的片面性。事实上，西方经济学既有因其阶级性、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造成的局限性，又有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对西方经济学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都是片面的，因为它们都不符合实际”。长春税务学院丁堡骏教授认为，高等院校应明确目标、准确定位，安排好西方经济学各层次教学内容。他说：“在社会主义大学课堂里开设资产阶级经济学课程，目的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通过比较分析和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来坚定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另一个就是通过学习分析资产阶级经济学，来吸收和借鉴其中的科学和有用的成分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他还强调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提出不同层次的要求，他说：“我们认为，在本科阶段教学中应大大压缩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特别要大大压缩微观经济学部分的教学内容。在本科阶段要侧重讲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知识，要注意对西方经济学各个部分内容进行科学的分析，对其庸俗的成分要进行彻底的批判，对其科学合理的成分要指出在借鉴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在本科教学阶段，不宜向学生灌输更多的西方经济学中、高级教程的内容，因为，学习西方经济学中、高级教程的目的，在于借鉴其科学合理的成分用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绝非刚刚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初步知识的本科大学生所能完成的任务。要把这一任务交给研究生，最好是交给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去完成。”丁堡骏教授还建议，要硬性规定必须讲授统编教材中的批判和评论部分。北京物资学院车卉淳副教授指出，西方经济学在“述评并重”的教学中，“述”就是要原原本本地把西方经济学理论介绍给学生，既不能断章取义，也不能“为评而述”；“评”的过程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对其做出全面和科学的评价，既要肯定其合理成分，又要批判其辩护性和庸俗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王振中和左大培研究员指出，在教学中要反复强调西方经济学每一个理论最初的假设的含义并进行科学分析。如果最初的假设有问题，后面的推论就有问题，甚至会带来极大的害处。

4．提高教师队伍素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当前急需提高西方经济学一线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修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工程，有责任有义务帮助西方经济学一线教师提高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水平。建议中宣部和教育部，能够发挥组织领导和协调作用，像培训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那样,对西方经济学一线教师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基础培训，使他们不断提高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分析批判和鉴别能力。华南师范大学方兴起教授就如何更有效地提高西方经济学教师的素质问题，建议教育部成立西方经济学教师培训中心。中心主要负责对西方经济学教师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培训工作。凡是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的，都必须通过这个培训拿到上岗证才能去讲课。

5．调整课程设置。课程设置是关系到在经济学教学中能否认真贯彻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重要问题。长春税务学院郭殿生教授认为，在课程设置上，在开设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之前，可以考虑开设一门类似中国经济或中国经济实践的课程，把现实社会经济运行状况介绍给学生。学生对社会经济生活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之后，再学习经济学，使其上升到理论高度，这样对经济学理论的认识和判断或许能更深刻一些。张林教授建议，一是增加思想史的教学，让学生把整个经济学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二是开设一些方法论的课程，把方法论上对西方经济学进行攻击的那些流派摆给学生，这样对认识西方经济学的缺陷更有好处。丁堡骏教授也建议充实和加强经济思想史教学和学科建设。“读史使人明智”，无论是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需要来看，还是从客观公正地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需要来看，充实和加强经济思想史教学和学科建设都是十分必要的。通过这门课程可以使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来源，也可以使学生了解现代西方经济学各个理论的来龙去脉，能够科学正确地对待现代西方经济学。

6．加强宣传阵地建设，把握舆论的正确导向。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这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教学中主导地位的重要环节。国家主管部门（包括中宣部、教育部等）应加强对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物的管理，改变目前学术研究和出版物中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泛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发表越来越困难的局面。对于那些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言行，要有必要的责任追案措施。同时，要组织理论力量，对上述错误思想倾向进行严厉的批驳。颜鹏飞教授还指出，要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主导地位和基础学科的考核导向，经济学类以及应用经济学后续研究生和博士生入学课程必须把政治经济学作为必考科目。其他许多同志也认为必须改变目前有些学校在经济学专业的入学考试中，只考西方经济学，不考或少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片面性。对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教师来说，是否公开发表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评论或批判西方学说的文章，也应作为考核其业务水平和能力的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

篇8：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的异同论文

一、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 自然与人的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有机统一的思想

马克思不仅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生产关系) 和谐, 更加强调人与自然关系 (生产力) 的和谐:一方面,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然是一切存在物的总和, 是人及人类社会存在的根本与源泉, 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引用威廉·配第的话认为“劳动是财富之父, 土地是财富之母”。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 人依附于自然:“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 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 因此人类和人类社会归根到底都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没有自然界就没有人自身”。那些“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本来就是自然界”。恩格斯说:“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 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人不能脱离对自然界的依赖而独立的加以存在, 人与自然必须保持和谐统一, 破坏自然就是破坏人类自身赖以存在的自然环境和物质基础。另一方面,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 不是单纯的自然存在物对自然界的关系, 而是按照人的意愿同自然界发生关系, 是与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即“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 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人类通过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可以将自然界变为“人化”的自然,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影响自然界, 而且也相互影响。……为了进行生产, 人们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了, 才能以更好的更科学的方式征服自然。“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 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 强调了自然、环境对人具有的客观性和先在性, 人及其意识都是自然和环境的产物。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 可以改造自然、改造客观世界。但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

(二) 物质变换是联接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纽带

马克思用“物质变换”来定义劳动, 并以此来描述人与自然的物质关系。“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 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物质变换概念实质上是生态经济概念, 因为一切经济过程, 都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 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指人类借助于自己的一系列行为和活动从自然界获取自身生存所必须得各种物质, 同时将各种废弃物排放到体外的一种生命活动, 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合理的物质变换是生态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此, 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 也可以称之为生态经济理论。在马克思看来, “劳动过程……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 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 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马克思非常重视物质变换在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循环中的地位与作用。他在《资本论》中不仅指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包含了“自然物作为人的使用价值或产品被人占有”以及“人以食物和衣物的形式消费掉的土壤成分回归大地”的废弃过程, 还指出了废弃物被作为资源重新利用即循环经济的可能性。“所谓的废料, 几乎在每一种产业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类通过劳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 “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 作为有用劳动, 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 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虽然要以劳动为中介, 采取生产、消费和废弃的形式来进行, 但是这一过程不能扰乱自然界的物质循环。

(三) 共产主义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制度

资本主义社会以追求利润和剩余价值最大化为目标, 不仅由于贫富分化, 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同时也因为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 对劳动力的掠夺性使用, 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深化。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考察人类文明史和发展方式, 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使人与自然尖锐对立的原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创造了以往社会无法比拟的社会生产力, 大大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 另一方面又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颠倒, 导致了人类与自然矛盾的激化。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和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要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化解生态危机, 实现生态文明, 只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是私有制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化的人, 联合起来的生产者, 将合理的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将它置于他们共同的控制之下, 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最小的力量, 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社会主义只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生产力水平还不发达, 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承受旧的生产模式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但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始终将人类走向自然和谐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目标长期坚持下去。正是在社会主义这个崭新的制度下, “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 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 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

二、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性与重大意义

我国西部地区土地面积686.7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1.5%;区域人口3.6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27%, 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10万亿元, 仅占全国比重的19.2%。2011年人均国内 (地区) 生产总值27731元。西部地区是天然的生态屏障, 牧草地占全国面积的93%以上, 自然保护区的数量占全国数量的37.5%, 但是西部地区能源消耗指标高于东部地区, 2011年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比 (每万元, 标准煤计算) 全国平均指标是1.01%, 而西部地区平均能耗比是1.21%, 远远超过全国水平。为了能实现环保与经济并重, 生态与发展同步, 西部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就显示其前所未有的紧迫性与必要性。除此以外, 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主要表现在水土流失严重, 导致地质灾害频发;草地不断退化, 土地荒漠化严重;森林覆盖率逐年下降, 生态脆弱性加强;水资源短缺等方面。我国西部地区是全国生态资源的供给源头, 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区, 同时又是我国主要的民族地区、贫困地区, 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江泽民曾指出:“西部地区是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要害地区, 但目前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搞好西部地区特别是长江、黄河源头和上游重点区域的生态建设, 对于改善全国生态环境,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作用。”

经过十多年的西部大开发政策, 西部地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生态环境状况也得到局部改善, 环境恶化的速度减慢, 但是生态恶化的趋势却未能得到根本遏制。近年来, 西部地区相继发生多起严重生态破坏带来的恶性生态事件, 西部地区生态保护迫在眉睫。

三、用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指导生态文明建设

立足于西部的生态问题, 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指导西部生态文明建设。具体来说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一) 加强生态文明的宣传教育, 提高生态意识

西部地区教育相对落后, 信息相对闭塞, 国家要加大生态文明的宣传教育, 要把强化生态意识, 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任务。通过生态知识的宣传和普及, 营造良好的思想舆论氛围, 在群众中树立正确的环保观、人生观, 强调人和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 人的发展离不开自然, 只有人和自然之间和谐相处, 才能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二) 加强国家宏观调控, 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保障

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国家宏观调控, 特别是相关的制度保障。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保障生态文明建设。

1. 建立科学合理的经济发展核算机制。

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 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 建立体现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树立绿色政绩观, 尽快建立我国的“绿色GDP”考核体系, 进行干部选举制度、考核制度的创新。要把发展思路是否正确, 发展战略是否合理, 能否处理好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 作为考察领导干部是否树立了正确的政绩观的重要内容, 以便根本扭转现行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青海已经启动了三江源生态建设和保护工程, 对果洛、玉树两个自治州不再考核GDP, 减少对招商引资的考核, 增加对生态保护完成情况的考核。

2. 实施合理的财政税收政策。

西部地区企业生产条件相对落后, 资金短缺, 国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 加大对西部的财政投入, 帮助企业改进生产设备, 完善生产工艺, 减少生产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除此之外, 国家可以实行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政策, 鼓励植树造林、绿化环境。对有利于改善西部生态环境,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实施信贷政策倾斜。西部的新增项目和梯度转移的项目给予指导, 禁止向西部转移超过其生态承受力的项目, 即使这种项目能带来经济效益。对于有利于西部生态环境改善的项目进行必要的信贷支持。

(三) 加强能源环境立法,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要加强生态文明的法治建设, 上到政府部门, 下到企业、个人都必须依法办事, 每个人的生产生活都离不开生态环境, 自然应该尽到生态环境保护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推出西部大开发政策以后, 法律法规的建设远远跟不上开发的脚步, 使有些地方的西部的大开发变成了西部的大开采, 环境受到极大的污染与破坏。首先, 要解决地方性的环境法律法规在内容上与国家法律法规的重叠、矛盾之处, 填补立法空白, 充分考虑法规制定背后的生态环境现实状况和文化地理背景。其次, 国家必须进一步完善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规范。应当宣传和执行“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 完善立法模式, 形成立法体系, 调整相关立法内容, 使之具有可操作性。

(四) 使资源保护与减贫同时进行

西部地区面临着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双重压力, 为了实现经济增长不得不对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和经营, 这进一步加重了生态环境的脆弱性, 反过来又会加剧对生产和生活行为的制约, 最终陷入“资源短缺—贫困—掠夺式开发—环境破坏—加重贫困”的恶性循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 需要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 推行“生态型”反贫困的思路, 把生态环境保护与扶贫政策相结合, 以此为指导解决西部生态贫困地区的脱贫问题, 大力发展生态经济, 使该地区经济性和社会性协调统一发展。比如实施生态移民政策。生态移民就是政府有组织地把生态恶化地区或自然保护区的人口迁移出来, 以恢复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人口迁移活动。针对西部地区的生态移民, 国家应该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 逐步建立公正公平、积极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 努力实现生态补偿的法制化、规范化, 推动各个区域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五) 转变发展模式, 调整产业结构, 发展特色生态产业和低碳经济、循环经济,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循环经济是生态经济的主要形式之一, 它的实现离不开对资源节约利用和再利用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生产规模化程度的提高。十八大再次强调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理念, 致力于建设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绿色经济是以绿色技术体系为依托, 以改善环境问题为目的经济形态。绿色经济重点是生产绿色产品。绿色产品既具有生态环境价值, 又具有经济价值。低碳经济强调创新发展模式, 淘汰落后产能, 追求“绿色GDP”。循环经济强调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 一方面能够保证企业承担环保责任, 完成国家节能降耗的目标;另一方面能够帮助调整经济结构,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建设生态文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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