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双汇引起的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问题

由双汇引起的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问题（共5篇）

篇1：由双汇引起的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问题

由双汇引起的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问题

经法系2010级法学一班：刘蓉

引言：食品安全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从物质匮乏的年代到今天，人们对食品的关注，已经从品种、数量转变到食品质量本身。虽然国家为了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每年都会在食品安全保障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但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仍然存在较大的缺陷。如今，食品安全监管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如产业集中度低、监管成本高，制度设计不合理、监管效率低，执法环境差、政策执行难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导致了众多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2011年双汇瘦肉精事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再次面对并重视这个长久存在的问题。

正文:“瘦肉精”再度来袭！央视315特别行动节目抛出一枚食品安全重弹，曝光了双汇在食品安全生产中使用“瘦肉精”猪肉。一时间市场哗然。“双汇食品可能含有瘦肉精”的消息传出后，各大超市卖场一片紧张，对其场内销售的双汇猪肉产品进行紧急排查并急召供应商。

双汇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让我们不禁想起了近两年来，各种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这些凸显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诸多问题、诸多不足。

2010年7月，三聚氰胺超标奶粉事件，在青海省一家乳制品厂，检测出三聚氰胺超标达500余倍。

2010年7月5日报道最近有调查发现，美国麦乐鸡竟然含有橡胶化学成分、“聚二甲基硅氧烷”。2010年3月19日，食品安全调查负责人武汉工业学院教授何东平召开新闻发布会，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加紧规范废弃油脂收集工作，再次引起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据报道，目前我国每年返回餐桌的地沟油有200至300吨。

2009年11月，农夫山泉和统一企业被海口市工商局推向消费者的关注中，两家公司生产的部分批次果汁饮品近日被该工商局检测出“含砒霜”。

2009年5月11日，卫生部就杭州市民状告“王老吉”召开新闻发布会，声明该饮料中含有的夏枯草不在卫生部公布的允许食用的87种中药材名单中，这意味着流传了170多年的凉茶涉嫌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造成了该产品的销售量下降。

2009年2月27日，“咯咯哒”问题鸡蛋所用饲料厂的法人代表获刑，该厂于2008年9月两次向饲料中加入三聚氰胺。

2008年8月，人造“新鲜红枣”流入乌鲁木齐市场，人造红枣主要经过两道工序，铁锅里放进酱油，使青枣变成红色，并保持光泽，再次放进加入大量糖精和甜蜜素的水池中浸泡，使口感泛甜。过量食用会造成血小板减少，酿成急性大出血等直接身体危害。

那么造成这些问题的症结在哪呢？食品安全问题为何屡禁不止，食品安全问题为何得不到有效地预防和根治呢？其根本还得从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入手来探究这个问题。

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呢？

1.产业集中度低，监管效率低。食品从田间到餐桌，包括种植、养殖、加工、运输、储存、销售等诸多环节。在这个长长的产业链条中，产业集中度非常低。据统计，在全国40多万家食品加工企业中，中等规模以上企业仅3.7万家，比例不足一成。由于农户分散经营，在食品行业的上游产业集中度更低。产业集中度低，必然导致监管成本高。从生猪产业的中游看，现有政策要求对生猪进行一定比例的抽检，但由于对散养户的检测费时费力，在实际操作中抽检对象主要选择规模养猪场，散养户的检查基本成了空白。

1、制度设计不合理，监管效率低。一是多头管理、效率低下以双汇为例，从饲料、兽药生产到生猪饲养、流通、屠宰、销售等环节，涉及农业、质检、工商、卫生、商务等多个部门。众多监管部门在职责上存在重叠交叉，造成监管责任不清。一旦出现事故，难以问责，结果是多顶“大檐帽”管不好一顶“破草帽”。二是主体单一，势单力薄。目前，食品安全监管由政府相关部门承担。事实上，像这样涉及面广、错综复杂的食品安全监管，仅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2、执法环境差，政策执行难。一是少数监管人员失职、渎职，二是 是地方保护。就猪肉生产而言，产品一般主要供应外地市场，所以有的地方政府缺乏监管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如果企业出了事，则会影响当地干部的前途。三是劣币驱逐良币。由于缺乏有效监管，无论是当年的奶制品，还是现在的肉制品，只要能迎合消费者的直观判断，就能卖上好价钱。添加“瘦肉精”后，猪就成了“健美猪”，收购价就高，结果自然是违法者竞争力强，劣币驱逐良币。四是执法方式不当。执法者需要给市场明确的预期，无论何时何地都以明确的标准一以贯之地惩罚各种违规行为，不能让人存在侥幸心理。但现实情况往往是在重大安全事件发生之后开展“运动式”执法，缺乏长效机制。那么该采取哪些措施来治理在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呢?针对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不健全的问题，我们又该如何完善来达到治理食品安全问题的目的呢？

1． 长远治理。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存在的失职渎职、地方保护、执法方式等问题，涉及深层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来解决。从专业技术的角度看，在食品安全的长远治理方面，可以在产业链整合以及科技攻关等产业政策上有所作为。“瘦肉精”这样的顽疾，需要对食品行业的产业链进行有效整合，提高产业集中度。另一方面，“瘦肉精”事件之所以屡禁不止，与消费者对瘦肉的偏好有关。因此，需要加强对瘦肉型生猪品种的研究，降低瘦肉型生猪仔猪的购买及饲养成本，从而使“瘦肉精”的市场逐渐丧失。

2． 现实治理。应尽快建立健全切实可行的监管制度。一是建立食品安全统一而垂直的管理体制。有效的管理制度必须是权利和责任对称的。应建立统一的食品监管机构，将各部门的职能统一起来，并实行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管理体制，全面负责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监管。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多头管理，而且可以遏制地方保护主义。二是建构立体监管网络。在食品安全监管上，需要构建以政府管理为主、社会监督为辅、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立体监管网络。媒体可起到舆论监督作用，社会组织可在专业技能方面发挥优势，消费者则可通过维权行为（包括集体诉讼）遏制不法行为。

篇2：由双汇引起的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问题

关键词：农产品；食品；监管体制；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 TS207.7；TS201.6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4）10-0480-04

收稿日期：2014-06-24

基金项目：江苏省盐城市农业科技创新专项引导资金（编号：YK2012029）。

作者简介：王志春（1972—），男，江苏盐城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资源环境研究。E-mil：wzcyzh@126.com。“民以食为天”，食品都是农产品或是农产品的加工产品，可以说没有不是来源于农产品的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是食品安全的基础。农产品、食品安全是全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密切关注。我国农产品、食品安全水平稳步提高，形势总体稳定趋好；但与国际、国内市场的需求仍有很大的差距，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仍时有发生。按照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和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精神，《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发〔2013〕14号），设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食品药品实行统一监督管理。食品安全新的监管体制正在完善过程之中，本研究对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对策进行分析，以期促进新监管体制的完善与提高。

1原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由于食品安全涉及食品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等诸多环节，任何一家监管部门都难以单独承担安全监管的重大责任。在“一个部门管不了”的情况下，原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被迫选择了多家部门分段监管的思路。原农产品、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经过近10年运作，存在以下问题：

1.1初级生产，监管缺失

原农产品、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虽然考虑到“从土地到餐桌”全程控制，由农业部门负责初级农产品生产环节的监管；但实际上监管主要停留在制定标准、操作规程环节，缺少对“从土地到产品”各环节实质上的监管，特别缺少对初级农产品的“污染源”进行有效监管，基地环境质量和农业生产资料。

1.1.1基地环境缺少监管环境是生产质量安全农产品及食品的基础条件。国家标准、农业部标准都有相关质量安全农产品生产基地的环境要求和环境认证程序。质量安全农产品生产基地对周边环境有原则性要求，生产基地应选择在无污染和生态条件良好的地区，应远离工矿区和公路铁路干线，避开工业和城市污染源的影响，同时生产基地应具有可持续的生产能力。但部分政府机构却在生产基地附近规划工业开发区，甚至兴建污染严重的化工企业。承担产地环境检测的机构，对产地大气、土壤、水源等取样检测，再根据相关环境因素数据指标和检测结果，出具产地环境检测报告。但是否认真执行标准，是否严格执行检测程序，就缺少监管。如：有些环境检测机构不按规程到实地考察、取样，让申请单位送样；申请单位环境质量达不到标准，就到环境质量能达到标准的地方取样，甚至干脆用商品纯净水冒充水样。生产过程中更没有对产地环境保护和改善的监管措施。

1.1.2生产资料没有监管农业生产资料是生产质量安全农产品的关键因素，农产品、食品中有毒有害物质主要来自化学肥料、化学农药、兽药、饲料、饵料、饲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和本不该在农产品、饲料、食品中使用的化学合成物质。但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销售，对某些不该在农产品、饲料、食品中使用的化学合成物质生产、销售却没有监管；根本没有考虑从有毒有害物质源头控制。部分高毒、高残留农药依然生产，部分明令禁止生产使用的化学农药依然有“地下工厂”秘密生产、销售、使用。某些有毒有害物质能以冠冕堂皇的名称投入生产、销售，并添加到饲料或食品中；某些不该在农产品、食品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化学合成物质（添加剂、加工材料），能不受控制进入农业和食品加工领域。如：瘦肉精（盐酸克伦特罗）、蛋白精（三聚氰胺）都以诱人的名称生产，并添加到饲料中；更有甚者为了掩盖牛奶渗水，三聚氰胺加入牛奶，以致发生震惊全国的“三鹿奶粉”事件。又如硫磺、工业双氧水、吊白块（甲醛次硫酸氢钠）、甲醛、酸性橙、胭脂红、苏丹红、亚硝酸钠等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都进入了农业和食品加工业，导致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1.1.3生产过程难以监管 因为未严格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农产品还都卖得出去，千家万户个体农户无视一切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标准和操作规程，生产中仍然我行我素。面对一盘散沙的分散的小规模生产，在生产过程中难以监管操作规程的实施和生产资料的使用。这个问题虽不如很多食品安全事故那样轰动，但却是农产品、食品安全最根本、最严峻的问题，也是我国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水平低于国际水平的根源。

1.2多个部门，分段监管

分段监管的体制虽然明确相关部门各司其职，避免“一个部门管不了”的现象，但也出现了监管部门之间既存在着监管重复，也存在着监管盲区。

1.2.1分工盲区，疏漏监管在“田间到餐桌”的各个农产品、食品生产、经营环节，似乎都有农业、质监、工商、卫生等部门监管，实际上从初级农产品生产到食品销售的过程中还存在不少监管的盲区，疏漏了必须环节。如“三鹿事件”中，三聚氰胺的源头——奶源收购站就不属于上述任何部门的监管范围。

1.2.2重复监管，相互推诿消费者投诉产品质量问题，质监部门、工商部门、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都有管理职能，但部门之间要么缺乏信息互通，要么相互推诿[1]。

1.2.3流于形式，放弃监管很多环节的监管流于形式，放弃监管。如工商部门负责食品流通环节的监管，绝大多数大型农贸市场都设置了农产品安全检测点，并配置了相关检测人员和简易的速测仪器设备；但这些农产品安全检测点大多数是流于形式，平时根本不对农贸市场的上市农产品进行检测，上面来检查或搞什么活动就把仪器设备搬出来亮亮相，如此而已，根本放弃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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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标准混乱，无法监管

标准是衡量和控制食品安全性的工具，标准也是推动国际公平贸易、维护国家利益不可缺少的技术支撑。由于我国标准的制定工作缺乏有效统一机制，有关食品安全标准出自多个部门，标准之间矛盾问题尤显突出[1]。

1.3.1标准混乱，无所适从我国与农产品、食品安全相关的标准由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4级构成。我国食品国家标准又分为食品质量标准和食品卫生标准，分别由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卫生部负责制定；行业标准则分别由农业部及各行业部门负责制定，具体监管事务又分别由质量技术监督局、卫生部、农业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负责，结果是监管机构各自为政，甚至互不承认，失去了标准的权威性和统一性[1-2]。如有关质量安全农产品生产基地环境质量要求标准，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有无公害农产品标准、绿色食品标准、有机产品标准；无公害农产品行业标准中还有根据生物种类制定的分类标准和分物种的标准……关于环境质量要求的标准有几十个，生产企业究竟执行什么标准？监管部门根据什么标准执法？无所适从。

1.3.2指标不一，无法监管多个同类标准之间，有的存在大同小异，也有指标不一。标准大同小异对执行和监管尚无影响；标准指标不一，就会产生矛盾，无法监管。如2004年11月发生的巨能钙事件，农业部检验结果是双氧水含量严重超标，卫生部的检验结果是双氧水含量符合卫生标准。又如茶叶中的氰戊菊酯，农业部早已禁用，但2005年10月1日实施的国家标准GB 2763—2005《茶叶中氰戊菊酯的限量使用标准》居然是2 mg/kg[1]。面对指标不一的标准，如何进行监管？

1.3.3有标不依，监管不实国家强制性标准是在一定范围内通过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手段加以实施的标准。强制性标准一经颁布，必须贯彻执行。否则对造成恶劣后果和重大损失的单位和个人，无法受到经济制裁或承担法律责任。

1.3.4标准制定，水平偏低我国部分食品安全方面的标准已同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所颁布的食品标准体系接轨；但总体上我国现有的食品标准水平明显偏低，如污染物限量、农药残留限量、铅的限量、食品添加剂限量等就超出国际安全标准。国外规定标准3～5年就要重新修订，我国1995年以前制定的标准中，未修订的占50%以上。我国食品标准与国际接轨的程度很低，采用国际标准的还不到50%。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英、法、德等国采用的国际标准已达80%，日本超过90%[1，3]。

1.4执法不严，放松监管

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不容回避。有不少食品安全事故就是由于失职、渎职、循私舞弊和地方保护主义等原因造成，这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执法中的一个顽症[1]。

农产品、食品监管职责交叉和监管空白并存，责任难以完全落实，资源分散难以形成合力，整体行政效能不高。以致我国质量安全农产品总量还不多，市场尚未完善；部分达不到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标准的产品，获得了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标签、标志；部分认证、管理机构监管和打假力度不够；消费者对市场上挂牌的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真假难辨，信任度不高；食品安全事故屡屡发生。

2新食品监管体制的完善与发展对策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决定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并明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食品药品实行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2013〕24号文件，颁发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组建食品安全监管核心机构明确细化了职责，标志新食品监管体制已经建立。对照原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新监管体制仍需进一步完善[4]，针对相关问题新监管体制应有相应的对策。

2.1建立农产品、食品安全的法规和标准体系

2.1.1法律法规以《食品安全法》为基本法，对现有杂乱冲突的法律法规进行认真的梳理、整合、修改、废止、补充。整合现有的《产品质量法》《动物防疫法》等，突出重点、填补空白、理顺矛盾，系统整理修订我国与食品安全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地方立法，逐步形成科学、完整，既有综合性法律，又有配套性具体规范的食品安全法律网络[1]。特别要修订刑法，加大对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的不法之徒的惩治力度，通过法制让食品药品安全第一责任人——农产品、食品的生产经营者自觉严格执行相关法律和标准。

2.2质量标准

质量标准包括生产基地环境质量、生产资料质量和产品质量的标准。生产基地环境质量和生产资料质量是产品质量的基础条件，没有符合标准的生产基地环境质量和生产资料质量就不可能有符合标准的质量安全农产品。

2.2.1统一制定农产品、食品生产环境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整合农产品生产和食品加工环境质量标准，统一制定农产品、食品生产环境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根据目前我国质量安全农产品发展情况，标准中应根据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产品不同要求，对有毒有害物质制定科学合理的限量指标，有机产品、AA级绿色食品的限量指标应与国际标准接轨。废止其他有关农产品、食品生产基地环境要求的一切标准

2.2.2统一制定农产品、食品生产化学品使用强制性国家标准整合农产品生产和食品加工相关的生产资料使用准则，统一制定农产品、食品生产化学品使用强制性国家标准。包括种植业中化学肥料、化学农药和生长调节剂使用准则，养殖业中饲料、饵料、饲料添加剂、兽药、渔药和生长调节剂使用准则；培养业中培养基配方药品使用准则；食品加工业中食品添加剂、生产过程中的助剂使用准则。在强制性标准中要明确规定可以使用的品种、剂量，不可使用的品种；如要使用准则中未列出的化学药品，必须报请食品安全标准制定部门审批，经过试验论证、批准后方能使用。废止其他种类生产资料使用准则。让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首先知道，在生产过程中哪些生产资料可用、用多少，哪些不可用，没有列出的化学产品不经过审批不得随便使用。给监管部门明确的监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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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统一制定农产品、食品安全标准卫生部门整合现有各类农产品、食品标准，按类别统一制定农产品、食品安全国家强制性标准。标准中应根据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产品不同要求，对农药残留、有毒有害物质含量制定科学合理的限量指标，有机产品和AA级绿色食品的限量指标应与国际标准接轨。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只能引用相关农产品、食品的产品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得另定低于国家标准的食品安全限量指标。

执行好上述3类质量标准，也就能从开始到结束的关键点对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进行有效全面监管。

2.3生产标准

生产标准包括技术标准、生产管理标准、操作规程、生产规范等等，一般由相关行业或地方作为推荐性标准制定，企业作为执行标准制定。必须明确涉及国家强制性标准规定的内容，相关指标必须不低于国家强制性标准的指标。

2.3.1分类别、分地区制定生产技术、生产管理推荐性行业标准的地方标准农业生产地区性差异较大，包括环境差异、生物种类、使用品种、生产习惯等等。为了规范各类型、各地区的质量安全农产品生产，农业部和各级农业部门要制定适应当地生产需要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推荐性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用以指导、规范当地质量安全农产品生产，也为农业部门监管质量安全农产品生产提供依据。

2.3.2企业根据生产需要制定具体产品的执行标准根据生产需要，在产品还没有可参照执行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情况下，生产企业可以引用强制性国家标准，参照推荐性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制定企业标准，与农产品、食品安全相关的限量指标，不得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以供规范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确保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

2.4其他标准

食品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应统一规划系统整合，配套制订与农产品、食品安全相关的贮藏运输技术、市场管理技术标准，完善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配套制订生产基地环境管理，农业和食品加工业生产资料管理，农产品、食品生产管理、贮藏运输管理、市场管理等一系列管理标准，使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标准化。

3加强农产品、食品监管体制外的前置监管

3.1明确对农产品、食品生产基地环境的监管

3.1.1明确环境监管部门及其责任农产品、食品生产基地环境是农产品、食品安全的基础，是农产品、食品生产的前置条件，现处于食品监管体制之外。一般环境监管是环保部门的责任，所有环境检测工作一直都由环保实施，收费、检测、出具检测报告，作为生产环境认证的根据，但对食品安全却不承担任何责任。应把对环境的监管纳入食品安全管理体制，进一步明确环保部门责任。建议建立食用农产品生产许可制度，确保生产基地环境质量符合相关质量安全农产品、食品生产基地环境质量要求，否则就不能投入质量安全农产品和食品生产。根据土壤、水有毒有害物质和农药残留情况，空气质量情况，制定农业生产种类布局和加工企业布局。有毒有害物质和农药残留超标的区域禁止生产食用农产品。根据土壤、水、空气质量状况，公布可申报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产品生产基地的区域范围，制定质量安全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发展规划。对质量可以恢复的土地，制定计划，落实措施，实现环境质量好转；承担实时监控责任，防止环境污染和质量退化。

3.1.2明确环境监管责任制和追溯制度制定质量安全农产品、食品生产基地环境监管责任制，根据相关环境检测规程、环境监管规程和农产品、食品生产环境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履行对生产环境监管的职责。制订环境质量安全事故责任追溯制度，同时追溯生产经营者和相关监管人员的行政责任或法律责任[5-6]。

3.2明确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

3.2.1明确农业生产资料生产企业和市场的监管责任生产资料生产和市场原本由工商部门监管，但农业和食品加工业生产资料监管内容有特殊性，必须根据农业和食品加工业生产资料监管的特殊性，进一步明确工商部门或食品药品监督部门对农业和食品加工业生产资料监管的责任。对农业和食品行业生产资料生产企业的审批和生产监管，生产的品种、产品的质量必须执行农产品、食品生产化学品使用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得生产标准以外的产品；负责对农业和食品行业生产资料市场的监管，整顿、建立农业和食品行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只能经营强制性国家标准准许使用的、质量符合标准的农产品、食品生产资料，非农产品、食品生产资料不得进入农业和食品行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同时明确农业部门和食品监督部门对农产品、食品生产企业的监管责任，不得从非农业和食品行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购买生产资料。

3.2.2明确农业生产资料监管责任制和追溯制度制定农产品、食品生产资料监管责任制，根据相关生产企业和市场监管规程，农产品、食品生产监管规程，工商部门、农业部门、食品监督部门明确监管职责，强化监管合作，分别履行对农产品、食品生产资料生产、市场环节，以及农产品、食品生产环节的监管职责，实现“无缝隙对接”。制定农产品、食品生产资料质量安全事故责任追溯制度，同时追溯生产经营者和相关监管人员的行政责任或法律责任。

4明确农产品、食品生产过程的监管

在建立生产经营者成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有效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农产品生产过程以及食品加工过程和贮运过程的监管措施，把从原料到产品上市前的监管落到实处。

4.1明确农产品生产过程的监管新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中，已明确监管农产品生产过程、贮藏运输和“农业投入品质量及使用”是农业部门的职责；但还需要明确从食用农产品基地建设、农业投入品使用、生产过程管理、贮藏运输管理等从“土地”到“市场（加工厂）前”各个环节的责任，进一步明确与环保、工商、食品监督部门的“无缝隙对接”实施方案，特别注重食用农产品走向市场、加工厂之前的产品质量监测，不符合相关质量安全标准的食用农产品不得离开农业生产领域进入食用农产品市场或加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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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明确食品加工过程的监管

新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中，已明确监管食品加工和食用农产品、食品市场是食品监督部门的职责；但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建立让生产经营者成为食品药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有效机制”，从生产原料质量控制、食品添加剂使用、加工工艺控制、生产管理控制、贮藏运输管理等各个环节的监管方案，而不是流于形式。特别注重原料、食品添加剂和最终产品的质量检测，不符合相关质量安全标准的食品不得出厂，确保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健康实施。制定农产品、食品安全事故责任追溯制度，同时追溯生产经营者和相关监管人员的行政责任或法律责任。

4.3明确农产品、食品贮运过程监管

贮藏、运输属于流通领域，但生产企业和营销企业都涉及贮藏和运输。贮藏是时间运动中的运输，运输是空间运动中的贮藏；贮藏和运输过程中都可能发生产品变质或“二次污染”，使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产品变成不合格产品。这是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尚未明确监管责任的领域。应该从对进入流通领域的产品质量监管和对贮藏和运输技术规程、管理规程监管2个方面明确监管职责，建立真正的“绿色通道”。

4.3.1建立流通领域质量安全检测制度制定食品质量安全流通制度，食用农产品、食品调运之前必须进行质量安全检测，符合相关强制性标准指标的，才能起运；运输过程中必须持有效检测单位出具的近期质量安全检验合格证书。确保进入流通领域的农产品、食品安全质量，为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建立一道保障线，也是建立名副其实的“绿色通道”的必要措施，同时也是控制不合格产品运输，节约能源、减轻城市污染的重要举措。

4.3.2建立对运输行业运输技术和管理的监管体系明确对运输行业进行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监管的职责。在建立好农产品、食品运输技术标准和管理标准的前提下，建立食品安全运输管理体系，提高技术装备、装卸质量水平，确保运输过程中产品不变质，不受到“二次污染”。

4.3.3强化生产和营销企业贮藏技术和管理的监管食品监督部门应根据相关的贮藏技术标准、贮藏管理标准，强化对生产和营销企业仓储设备、贮藏技术和贮藏管理的监管。制定农产品、食品运输、贮藏质量安全事故责任追溯制度，同时追溯生产经营者和相关监管人员的行政责任或法律责任。

5落实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

2003年中国开始实施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为保证食品的质量安全，具备规定条件的生产者才允许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具备规定条件的食品才允许生产销售的监督制度。这是食品监督部门最基本、最主要的职责。

5.1强化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

5.1.1严格执行生产许可证制度把执行生产许可证制度落到实处，对食品企业的立项、环境条件、安全状况、生产条件、技术条件、产品检验条件进行实质性审查，增加对食品企业投资者和管理者强制性的培训和不流于形式的考核，强化企业经营者的质量安全意识、管理水平和社会责任，为建立生产经营者为食品药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有效机制奠定基础。

5.1.2严格执行食品实施强制检验制度严格实施食品生产企业强制检验制度，真正落实对于不具备自检条件的生产企业强令实行委托检验，真正实现未经检验或经检验不合格的食品不准出厂销售。 食品监督部门要进行实质性监管，实行定期、不定期结合，对食品生产企业的产品进行抽样检验，从源头上禁止不合格食品进入市场，是食品安全保障线的首要防线。

5.2加大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违法责任后果及违法成本

鉴于中国目前食品市场状况，必须加大食品生产经营者违法责任后果，综合运用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刑事处罚，对不执行食品安全法规、标准的食品生产经营者以经济、能力、商誉乃至刑律的处罚，增加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违法成本，使他们在巨大经济、法律、社会成本的压力下克制违法、违规的行为。

食品安全监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制订完善的食品安全法规、标准软件体系；构建完善的食品安全执法、监管体制；还要有科学检测手段和检测标准，建立、完善食品风险分级别评估制度、食品安全责任追溯制度。

参考文献：

[1]马淑芳. 安全监管体制的法律反思与构建[J]. 甘肃社会科学，2009（6）：187-190.

[2]李庆生. 农产品质量安全实施技术[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3]李庆生. 从农药残留看，中国大米质量安全吗？[EB/OL].（2009-06-15）[2014-03-20].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4b057b0100e4z3.html.

[4]李倩，张圣忠，王芳. 基于博弈分析的食品安全风险监管策略研究[J]. 江苏农业科学，2013，41（9）：268-270.

[5]白红武，孙传恒，丁维荣，等. 农产品溯源系统研究进展[J]. 江苏农业科学，2013，41（4）：1-4.

[6]程涛，毛林，毛烨.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智能终端系统的构建与实现[J]. 江苏农业科学，2013，41（6）：273-275，282.

篇3：由积累问题引起的反思

长期以来，“绝对贫困化”问题实际上不是被当作一个学术问题来研究，而是被当作一个政治问题来处理的。这种态度不仅伤害了许多好人，其危害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硬把“绝对贫困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合法性的依据，则在理论上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危险：一旦“绝对贫困化”在学术上受到了挑战，无产阶级革命的合法性就受到了怀疑。其实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绝对贫困化”的提法来自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马克思本人没有直接讲过什么“绝对贫困化”。作为一篇基于英国工厂视察员报告的研究成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科学性无可置疑，但恩格斯并没有打算把“绝对贫困化”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他在此书再版时所写的跋，则指出了该书出版以后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的某种改善。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铁的工资规律”时指出，调节工人工资的规律不是铁的，而是有弹性的。虽然他在《资本论》中强调资本有一种压低工人工资的倾向，但同一本书中关于利润率降低趋势的论述则提示，工人阶级通过有组织的斗争，可能分享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文明成果。一百多年来的史实证明，资本主义发展从长期来看，的确提高了一个国家的普遍工资水平，而不是压低了它。顾准认为，“后进国家的低工资使它们的物价便宜，竞争能力强，积累率高”，成为“后进国家得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动力之一”。这与现代西方发展经济学有关“后发优势”的分析是一致的。不过，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对原始积累时期“绝对贫困化”现象的描述，也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尽管社会制度不同，过度积累的消极后果，也有可能反映到部分居民的“绝对贫困化”上。大跃进以后不少农村饿死人的教训，近年来见诸报道的“血汗工厂”及童工、女工的悲惨遭遇，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是对的，但政府不能放弃救助低收入阶层的责任。这不仅仅是一个道义问题，特别是在经济起飞阶段，如果弄不好，也有可能转化为严重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

出于当时的政治、历史条件，顾准没有能够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积累模式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只是指出了斯大林关于消费品是商品，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中存在的矛盾：“把这个不能分割的社会生产之流，分割其中一部分称之为商品生产，另一部分称之为非商品生产，于是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就被支离割裂，无法理解了。”这正是理解传统计划体制下积累模式的钥匙。农产品的低价格决定了工业劳动力的低工资，工业制成品的高价格导致了工业的高利润，利润的计划转移进一步增加了重工业的积累，从而使重工业自我服务型的经济增长成为事实。这种积累模式虽然在十月革命后的七十年中已经使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发达的工业国，但其内在的深刻矛盾不只是造成了农业的凋敝和工业的低效率，而且最终导致了苏联经济的崩溃。不管是由于起点低，还是人口增长过快，传统的积累模式没有使中国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能够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实行，其政治前提是全体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献身精神，以及政府极高的行政效率。这是百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和长期革命战争的宝贵遗产，但我们却没有加以珍惜。反科学态度的大跃进及其后果，动摇了农民对政府的信赖；文化革命过度的政治斗争，则破坏了干部队伍的理想和纪律。这是传统计划体制在我国过早天折的根本原因，也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在中国得以顺利起步的重要因素。从研究角度出发，还应当指出社会主义积累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无论是苏联，还是改革前的中国，在工业化的努力中，从与西方贸易的比较优势中获利甚少，劳动力低廉得令人难以置信。对这种封闭发展模式的批评现在已经是司空见惯了。然而在纪念二次大战结束五十周年之际，不妨提出另一个问题：如果苏联、中国采取德国和日本的发展模式，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来说，难道一定是一件好事吗？

原始积累不可能没有代价，只不过有些代价体现在民族国家内部，有些则体现在外部罢了。苏联、改革前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类似发展阶段相比较，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积累率特别高。问题在于，这种特殊积累模式带来的高积累率，并没有充分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换句话说，为了达到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所付出的代价过高。这就牵涉到一个积累效益问题。积累率高，积累效益不一定好。以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为例，当年的积累率高达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以上。但那些形形色色的土高炉、反射炉，对下一步的经济发展，甚至对重工业自我服务型的增长都几乎没有什么用处。为了维持一九五八年铺下的全民办工业的大摊子，一九五九年的积累率超过了百分之四十，直到把国民经济拖垮，被迫进行强制性的调整，积累率一直降到一九六二年的百分之十左右，才慢慢恢复过来。这个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积累效益不好的另一个原因是出于备战考虑导致的经济结构扭曲。据统计，改革前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三分之一放在三线建设上，人员、设备都是当时第一流的。但工厂建在山里，投资成倍增加。建成以后，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军品任务越来越少，生产民品则成本过高。迁出来吧，花钱可能比建个新厂还多。政府处于两难的境地。关于经济结构扭曲造成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效率不高的问题，一九八O年世界银行中国考察报告中有详细的分析。改革十五年来，经济结构扭曲问题并未得到缓解，在某些方面反而更严重了。在放权让利的总格局下，各级政府重点投资、低水平引进的耐用消费品生产线，无论是洗衣机、电冰箱还是电视机，都有好几百条，最后有效益的每种产品不过一二十条线，其余的生产线大量闲置，积累效益何在？耐用消费品生产上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加上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品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迫使九十年代以后我国积累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问题在于，如果积累效益得不到改善，这样高的积累率能够长期维持下去吗？

关于后进国家工资成本低的竞争优势问题，顾准举出了一个相反的例子，即美、加、澳类型。“其特点是广阔无垠的新土地，家庭农场的大农经营，造成高工资的底子，它使工业一开始就不能不实行高度机械化，产生了福特主义、泰罗制度、产业合理化等一套古老的资本主义国家未见过的东西……”在一定的发展阶段，过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不仅不利于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发展，而且还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人口的超前增长，是一切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曾经走了一个大弯路。从人与耕地的比例来讲，解放初期的中国人口已经足够多了。如果从那时起中国就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以后的问题就会好办得多。但那时中国人多子女多福气的陈旧观念，在劳动创造财富的新理论下得以发扬光大，三十年的人口增长超过了欧洲、北美人口的总和。不讲经济政策上的失误，仅是人口政策失误这一条，就将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降低了一半以上。当我们开始认真抓计划生育的时候，耕地与人口的比例已经下降到生态环境崩溃的边缘。教训是十分惨痛的。劳动创造财富，这个道理是不错的。但不是所有的人类活动都能称之为劳动。在称之为劳动的人类活动中，也并非所有的劳动都创造财富。现代生产劳动得以进行的基本条件是人与机器的结合。所谓机器，抽象来讲就是资本。没有资本积累，现代生产就无法进行。主张多子多福的人忘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即人本身首先是一个消费者。如果一个人在工作年限内创造的价值不足以支付他一生的消费，就不会有积累产生。不将这个道理讲清楚，则每个人都认为社会有义务养活自己，而不去问问自己是否为社会尽到了责任，提供了积累。我国人口增长还要持续二十年以上。届时，中国将进入老年化社会。如果我们目前不能在劳动力比较年轻的时候加快经济的发展，为社会提供足够的技术、资本积累，二十年后，中国将面临十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与希腊、罗马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相比较，中国是东方文明的集大成者，其文化传统与西方国家大不一样。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府。与此相适应，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官僚制度，根据顾准的研究，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自治市，也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的组织资源一直集中在政府内部，民间的自组织能力很差。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军，往往一开始就模仿它所反抗的那个政府的官僚组织制度。就连近代的太平天国，虽然打着拜上帝会的旗号，也未能逃脱这一规律。因此，中国革命胜利后，动用政权的力量，进行计划体制下的强制积累，应当说是顺理成章的。这一体制未能达到预期的发展目标就运行不下去了，其原因也是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改革以后，随着中央行政权力的削弱，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集中模式的积累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不过，事情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出现了什么多元化的民间投资主体。投资积累的主体仍然是各级政府。这种分散了的政府主导型投资积累模式，没有解决投资额约束问题，又增加了一个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那些所谓的民间投资主体，都与各级政府官员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摆脱政府控制的努力，在乡镇企业中也很少取得成功。这种由各级政府控制的、分散的、低效益的投资积累模式得以存在的原因，是中国老百姓过高的储蓄倾向。不管西方人如何不理解，高通胀、负利率条件下储蓄的高速增长，维持着投资积累的高速增长，支撑着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九十年代以来的这种增长格局能否持续，取决于老百姓对储蓄的信心。中国历史上与政府相对应的组织资源是家族。在国民收入分配继续向居民倾斜的条件下，家族有可能扮演投资积累主体的角色。海外华人财团的崛起已证明了这一点。问题在于，家族扮，演这一角色，要求政府能够提供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在各级党政机关纷纷办“实体”的情况下，政府能够履行这一职责吗？

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算起，二○一○年以后中国将逐步进入老年化社会。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口老年化以后经济起飞的先例。留给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间只剩下十五年了。如果目前这种高积累、低效益的增长格局继续下去，中国将丧失进入现代工业国家行列的又一次机会。诚然，自顾准写下“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一文以来，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顾准所说：“中国人从来是经验主义的”，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较，中国改革的办法是相当成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胜过一打戈尔巴乔夫的五百天计划。然而，经验主义的消极面，是压制科学批判精神的发展。因此，我们改革队伍中的某些朋友，也患了一种“史官文化”病。他们或许是出于文革时期派性斗争的经验，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总是遮遮掩掩，不愿进行进一步的剖析，总怕“给改革抹黑”。殊不知，由于中国传统的习惯势力之强大，那种“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的事情发生是不奇怪的，一位醉心于改革的朋友担心：如果现代企业制度这服药再不灵，那可怎么办呢？这说明奏折条陈式的改革理论研究已经走到尽头了。理论来源于实践。不对改革实践进行批判性的总结、归纳、升华，理论就枯竭了。而要对改革实践进行批判性的总结，改革者就要首先剖析自己，不要陷于种种既得利益的包围之中。人口老年化到来之前的十五年，是对这一代中国人自信心和智慧的挑战。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高速低效、危机伺伏的国民经济，一个行政协调失灵，市场秩序初建的经济体制，一个信仰发生危机，又被金钱搅和得全民浮躁的社会，政策选择是十分困难的。或许在这种情况下，危机本身就是一条出路。恐怕也只有危机才能重新振奋那股已被渐进式改革消磨掉的英雄主义气概和宗教般的热忱，没有激进派的偏执，历史上哪会有成功的革命？然而，谁敢说中国不再创造奇迹呢？五千年不间断的文化传统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篇4：由双汇并购想到的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不断壮大的国内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案例屡见不鲜，而且屡屡有大动作。但跨国并购是“陷阱”还是“馅饼”的争论，也从未停息过。毕竟，花了大价钱买来的要么是“空壳”，要么是落后技术的案例还时有发生。

双汇国际收购SFD，不难让人联想到前些年吉利收购沃尔沃的案例。3年前，吉利以18亿美元收购沃尔沃100%股权。这在当时，不仅是中国车企首次成功收购国际豪华汽车品牌，也是中国汽车业最大规模的海外汽车收购案。如今，双汇国际要上演的也是一幕“蛇吞象”。

并购不是一个规模扩大的简单概念，它要实现的是双方的互赢。通过并购，一方可能要获得的是先进技术、管理理念、品牌价值的提升，而另一方则可能借此实现战略调整、产业转移、市场拓展。

笔者认为，在并购理念上，双汇国际与吉利有着诸多共同点，这体现在广告效应、消费需求和品牌价值等方面。

就广告效应而言，双汇国际收购SFD，同样是一幕“蛇吞象”，而且其“最大收购案”的名头，将会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对企业而言，这本身就有着极大的广告效应，当然这种效应只是连带发生的，绝不会是企业并购的目的所在。

再说国内市场需求，自2009年我国首次成为世界汽车产销第一大国以来，我国已连续三年占据该位置。同样自2008年以来，我国就已是猪肉净进口国，目前也是最大的猪肉消费国，每年5000万吨左右的消费量，已占到全球消费量的一半左右。庞大的汽车消费市场搭配沃尔沃分布全球的销售和服务网络，就如同双汇作为我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与SFD这个全球最大的生猪养殖和猪肉加工企业的搭配，双方相得益彰、各取所需。

就品牌价值来说，近年来，我国已成为全球食品安全危机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注水猪肉、“瘦肉精”等猪肉安全问题屡见报端，双汇就曾深陷其中。而SFD具有的优质资产、健全的管理制度、专业的管理团队和完善的食品安全控制体系等优势，以及美国严格的食品监管环境，无疑给SFD打上了“安全”的标签。就如同国人对国外奶粉的信任和依赖一样，并购SFD无疑也会增添国人对双汇的信任度。在我国当下的食品安全环境下，“安全”的标签俨然已是企业最大的竞争力因素。

也有言论分析认为，双汇国际的收购不仅仅是出于提高自身竞争力的需要，而是受金融股东的利益驱使，因为包括高盛、鼎辉、淡马锡等在内的主要股东全是海外金融企业，而且高盛还是SFD的主要股东之一。“从这一角度看，对SFD的收购是国际金融机构的一次产业和利益重组，并非单纯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

对于双汇国际收购SFD的真正目的，目前我们只能猜度一二，但有些问题却是海外并购必须要考虑的，比如东西方文化理念的融合和人才的保留。

正如吉利在收购沃尔沃时，时任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会长张小虞所言，“我们过去比较习惯于买技术，我总说买技术不如买脑袋里的技术，技术总会落后，我们只要能买到的技术，说得好听一点是成熟的技术，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快落后的技术，脑袋里的技术才是最先进的技术。”

所以说，海外收购，是品牌、技术的收购，但其背后的核心却在人才，因为包括研发、管理、财务、市场等领域的人才的存在，才成就了其品牌的最大价值。如果离开了这些人才，沃尔沃和SFD都不过是一个“空壳”而已，企业眼中的“馅饼”到最后就变成了“陷阱”。

并购本身不是目的，并购也不可能实现一劳永逸的结果。特别是民众比较关注的食品领域，它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问题的解决还依赖于我们借助于别人的技术、管理等方面的经验来从根本上提升产品的质量，依赖于企业自身道德素质的提升，依赖于社会更严苛的监管环境。如此，并购的企业才能从大走向强，走向一流。

篇5：由双汇引起的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问题

纸张定量不合适

业界人士普遍认为，同等类别的纸张定量越高，挺度和紧度就越好，但印刷企业究竟采用何种定量的纸张来印制一个产品，是基于多方面因素考虑的：一要考虑成本因素，二要兼顾客户要求及产品用途，三要考虑纸张的印刷及印后加工适性等。

例如，普通酒标的印制（在多色印刷机上一次走纸完成印刷，然后直接裁切或冲模成型），在客户没有对纸张提出特别要求的情况下，为降低成本，印刷企业可能会选择80g/m2甚至更低定量的铜版纸；但如果该产品的后道工序包括烫印工艺，为保证烫印过程中输纸、收纸顺利和烫金精度，印刷企业可能会考虑选用90g/m2或更高定量的铜版纸。如果客户对纸张有特别要求，比如要求该酒标适用于高速灌装机（2万瓶/时或更高）的连线贴标，印刷企业在选择纸张定量时就要非常慎重，甚至要小批量试印后到客户方进行试机，试机成功后方可批量生产。

所以说，印刷企业如果在没有对相同定量纸张作印刷对比的情况下，一般不会由于定量问题投诉纸张供应商，除非是所用纸张的定量和标称值不符，或者纸张的定量不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多色高速单张纸胶印机来说，如果纸张定量过低（低于38g/m2），将会由于挺度太差而造成输纸不畅、印刷故障（包括套印不准、纸张撕裂粘在橡皮布上等）、收纸不齐等现象。

纸张定量均一性和稳定性差

与纸张定量高低相比，客户更关注纸张定量的均一性和稳定性。因为定量均一性和稳定性差的纸张，会造成模切过程中压力难以控制，导致在同一压力下有的联版产品散落在机器内部（定量低、厚度薄的纸张或同张纸上定量低、厚度薄的部位），从而导致垫破痕线的现象；有的联版产品则产生刀口压切不透且产品表面纸毛较多现象。对于用于自动高速包装机上的产品（如烟包等），无论是垫破痕线或是刀口压切不透现象，都可能会引起包装过程出现走纸不畅、包装堵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