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实践论文范文

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法律实践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法律的规范实践即具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针对所选择、确定的具体的法律工程设计模型而展开的现实的法律建造活动及其过程。法律的规范实践是在实践主体“私人性”個体理性的“公共运用”和国家“集体性”的公共实践理性的共同作用下现实地展开的。

第一篇：法律实践论文范文

高职法律实践教学探析

[摘要]高职法律教学改革势在必行，需要在更新教育教学理念、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形式、拓展教学空间、强化能力训练、改革评价学生的考核方式、整合师资队伍、加强过程考核与管理等方面强化实践教学，从而为政法系统培养基层一线的高素质技能型法务人员，以适应社会需要，促进我国的法治建设与发展。

[关键词]教学理念 实践教学 岗位技能

[作者简介]姚淑媛（1962- ），女，河北承德人，河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法律系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學和民事诉讼法学；曹琳（1980- ），女，甘肃兰州人，河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法律系办公室主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和婚姻法学。（河北 石家庄 05008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创新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实务化教学体系”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HB12FXO03）。

高职法律实践教学是高职法律实务化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要求，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内容，所以，要更新教学理念，注重实践教学，培养高素质技能型法律人才。

一、更新教育教学理念

长期以来，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对实践教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实践教学的内在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实践教学现状与素质教育以及社会的要求尚有一定距离。“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比较普遍，教师习惯于讲授式的课堂教学，忽视学生的主体作用，对基于工作过程的实践教学、实习等实践教学环节安于现状。实践教学未能摆到应有的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创新能力、动手能力、协作能力的发挥。高职学生法律知识教学应该是一个基本素质教育，使学生具有可持续学习法律的能力。而实践性法律教学则可以教会学生掌握法律实务的岗位技能与法律运用。

二、改革实践教学内容

1.将实践教学融入理论教学之中。在课堂教学中，以每一个知识点或知识单元结合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讲解，这样适应了高职学生善于形象思维的特点，使学生在掌握知识点的同时学会了应用。案例教学法能极大地调动起学生参与学习和实际操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并通过案例分析，掌握实际运用知识的各种技能，从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案例教学法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有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同时可以在系统掌握法学理论的基础上，将实践教学纳入基础理论学习过程中，促进学生对基础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如法律事务专业的法律基础课《宪法》配以《法律思维实训》进行教学，法律专业课《民法》配以《民事纠纷分析与处理》进行教学。案例的选取可以是典型案例、可以观摩录像或是实地观摩庭审。

2.模拟仿真综合实训。模拟实训是在仿真的工作环境中，以真实案例为教学素材，要求学生根据课堂教学所学到的法务操作技能，独立完成相关法律工作任务。这要求在课程建设上，首先要有真正的“双师型”师资，他们必须是从事实际法务工作的行家，同时又是教学方面的精英，同时还要具备相应的仿真工作场馆和仿真道具，如模拟法庭、法医鉴定室等。模拟实训的具体模式根据不同的学科而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的特点在于其实战性，一切实训科目或项目都应按照实际工作的程序和步骤逐项分组训练，以期达到培养学生岗位技能和职业素质的目标。

模拟仿真综合实训是培养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通过实训，使学生学会岗位基本技能，同时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证据运用能力等。根据法律服务行业发展需要，依据从事法律服务岗位的实际工作任务所需要的知识、能力与素质要求，设置实务课程，根据实务课程各环节的能力培养要求设计对应的能力训练项目，依据训练项目分解工作任务，并细化具体的操作要求与实施步骤。

模拟仿真综合实训：第一，确定训练目标。第二，选择实际案例。第三，列出实训的工作任务和具体工作内容。第四，告知学生本项目所需知识点。第五，实训操作，教师根据班级人数将学生分为若干个实训小组，各实训小组独立分析案情，学习操作指导内容，掌握实务常识。第六，点评考核，分组操作环节完成后，由各组汇报本组操作过程和任务完成情况，并做出自我评价；教师组织各组互相评议，进行分析；最后由教师对各组的任务完成情况综合进行比较、点评、总结、考核。

3.庭审旁听与专家讲座。庭审旁听与专家讲座是实践教学的有效途径，组织学生去法院庭审现场旁听，或邀请实习法院将简单的案件放到学校模拟法庭来审理。组织学生进行旁听，有助于提高同学的学习法律的兴趣，同时能使同学们对于各类诉讼有一个直观的、感性的认识。另外，还能加强教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学校还可以多途径地开展社会化教学，增强学生的职业经验等。

4.实训基地实习。实训基地实习是实践教学的最重要环节。课堂教学主要是学习实务知识；仿真模拟综合实训，主要是把实务知识转化为实务技能；而实训基地实习则是要把实务技能真正地应用于实际工作之中，即是对前两个环节教学成果的检验，同时又是对学校实践教学成果的提升和巩固。实训基地实习，首先要求学校要与公、检、法、司等机关，公证处、律师事务所、公司、企业等各相关单位建立合作关系，设立充足的实习、实训基地。其次要把课堂教学和模拟实训阶段的教学、实训工作做扎实。这样，学生到实习单位工作时，才能真正投入工作实践。

三、实践教学方法与手段

1.教学模式的设计。法律实践教学在教学模式的设计上，要以实训项目为导向，以专业技能为重点，采取任务驱动的教学方法，与律师事务所、法院、司法所等实务部门及同行业的专家共同开发设计，体现工学结合。为了提升学生的职业素质，强化学生实际运用能力，根据岗位基本技能培养要求，设置相关的能力实训项目。通过实践训练教学，将校内模拟情景教学与校外司法实践实训教学模式相结合，融“教、学、做”于一体，培养学生把握专业技能的技巧和要领，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实现培养高素质技能型法律人才的目标。

2.多种教学方法的运用。在实践教学中，要针对具体教学内容和学生特点，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组织实践教学过程中，根据职业岗位的特点，可采取专项训练、综合训练、见习观摩、实案参与等教学方法，还可采用顶岗实习、社会调查等开放性教学方式。

3.网络教学资源和硬件环境开发、利用、共享。实践教学中，充分利用网络的硬件资源优势，为实践教学提供优质、准确的各类法律信息。利用院内网络学习平台，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效率。学生可随时到机房查阅资料，享受网络信息资源，为学生的学习创造了有利条件。依托学院的教学管理平台，实现教学管理的全程信息化。

四、实践教学条件

1.校内实训基地的建设与利用。学校与行业、法律服务部门共建校内实训基地，如模拟法庭、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站等，建设仿真的实训环境，主要配套教学仪器设备与多媒体，加强实践教学基地内涵建设，为实践教学提供保障。模拟法庭配备设施：审判人员席、原告席、被告席、证人席、书记员席；并配有证人室、评议室、羁押室等设施；设音控系统、摄影机、监控系统、多媒体教学等智能化设施；设安检门、手持式安检仪、法槌等设施。模拟法庭功能是用于学生的模拟审判及仿真情景下的实践教学、法庭辩论、法院审判案件等 。

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站：學校与残联共建“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站”，对内是培养学生法律职业技能的训练基地。由教师组成的残疾人法律援助专家组，建立相应的运行机制，依托学生法律服务社团，与社区、司法所等联合，组织学生到社区、街道、企业进行法制宣传、法律咨询活动，指导学生研究讨论案例、代写诉讼文书、代理诉讼等。学生以准司法工作者的身份参与案件的审理，既增长见识又为残疾人提供了法律服务。

2.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与利用。根据法律专业岗位要求建立校内外实训基地，与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监狱等部门签订实习实训基地协议，学生可以从事岗位技能方面的实习实训，了解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监狱及其他法律部门的基本制度和管理模式，感受职业人员的资格要求、职业素质要求、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要求，熟悉和把握所在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监狱等部门的相关工作程序及工作的各个环节。

在律师事务所、企事业单位建立校内外实训基地，便于学生从事法律服务方面的实习实训，了解律师、企业法律顾问在执业过程中与当事人的关系和法定权利义务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掌握应坚持的工作原则、工作职责和业务范围。通过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系统、模拟实际岗位群的基本技能操作训练，以培养学生的法律专业技能、语言沟通能力、社交能力等。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对基于工作过程的学习领域课程实施起到保障作用。

五、实践教学的考核与管理

1.实践教学计划的管理。实践教学计划要与合作的相关企业、行业共同协商制订，实践教学内容以行业组织制定的职业能力标准或国家、国际通行证书所涵盖的内容为依据，做到双方直接接轨。同时配合开放式教学方式的实施和学分制的开展，加大实践教学时间的跨度，摆脱教学场所一成不变的现状。学生可以参加相关职业资格考试，以认证考试代替校内考试，认证成绩可以冲抵相应的实践课程学分。

2.实训课考核方式。实践教学中实训课的考核，可采取全程考核的方式核计成绩，满分为100分，最终考核成绩在60分以上的可获得学分。考核范围包括：各项目专项训练成绩；各项目中各种诉讼文书的写作成绩；综合实训成绩；见习观摩成绩等。

3.实践教学师资队伍的管理。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要严把教师入口关，积极引进有行业、企业经验的人才，加大来自行业、企业一线的兼职教师在专任教师中的比重，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还要积极为教师提供各种继续教育的机会，让教师不断更新知识、了解和吸收最新科研成果。同时，有计划地安排教师定期到相关部门挂职锻炼，提高其实践能力，鼓励他们成为“双师型”人才——既是教师，又是法律职业者。

4.实训基地实习的管理。学校要加强对学生实习的跟踪管理。首先，要及时制定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和执行方案，操作性要强。其次，要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在管理上，实行由实习领导小组、指导教师、实习小组、实习学生的层层管理。最后，实习指导老师能不定期地去实习单位抽查，指导学生实习。学校还可与实习单位建立经常性联系和良好的互助合作关系。尽可能将实习学生安排在可以受到专业训练的部门，并听取实习单位对学生实习情况的反馈意见，及时掌握实习学生的实习动向。

5.实践教学教材建设的管理。教材建设是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首先应加强组织和领导，同时要从教材立项、调研、组织人员编写、开编审研讨会到出版、发行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其次，邀请实务部门专家参与共同开发系列教材，确保实践教学教材的实务性。最后，要坚持实践教学教材的编制原则。即围绕高职人才培养目标，按法律实务工作流程和岗位要求科学安排教材内容，突出技能培养，保证实践教学课程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唐贵平.对我国当前高职法学教育的几点思考[J].教育理论，2010（6）.

[2]贺卫方.中国法律教育之路[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教育出版社，1997.

作者：姚淑媛　曹琳

第二篇：论法律的规范实践及其实践理性原则

摘要：法律的规范实践即具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针对所选择、确定的具体的法律工程设计模型而展开的现实的法律建造活动及其过程。法律的规范实践是在实践主体“私人性”個体理性的“公共运用”和国家“集体性”的公共实践理性的共同作用下现实地展开的。法律的规范实践理应遵循的重要实践理性原则是情理法统一原则、综合协调原则、利益诉求普遍化原则、尊重公理与善待现实原则、可欲性与可行性兼具原则、成本与效益相宜原则和审慎制度变革原则。

关键词：法律的规范实践;个体理性;公共实践理性;实践理性原则

基金项目：海南省优秀人才团队“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律创新团队”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路径及法治保障研究”（18ZDA156）

法律的规范实践①是现实社会中具体而独特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法律实践活动形式。作为社会实践形式的一个类型，也作为法律实践的一种具体形式，法律的规范实践理当遵循一般的社会实践的基本原则与逻辑规则并体现一般的社会实践的实践理性原则，同样也理当遵循所有的法律实践形式共同的原则与规则并体现所有法律实践共同的实践理性原则。而在此基础上，由于法律的规范实践自身的独特地位与个性化的存在形式，它也就不能不具有一系列特殊的性质与特征，并因此而必须遵循与自身特殊性直接相关的实践理性原则。

一、法律的规范实践及其特点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法律的规范实践指的是具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国家层面与地方层面包括自治地方——在选择（经过法律的思想实践过程并最终选择）确定了某个具体法律工程的设计模型之后，以此为基础，针对该具体法律的工程设计模型所展开的实际的法律建造活动及其过程。从法律运行过程来看，法律的规范实践就是以具体法律的立、改、废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法律创制活动或者立法活动，也就是以对现实的某种类型的社会关系的规范约束和引导从而建立和维护相应的良好社会秩序为最终的综合效果考量，以经过法律的思想实践检验而得以修正和完善的法律工程模型为参照标准和依据，以法律工程模型的现实化与定型化为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所以，实际上，法律的规范实践活动也就是以产出具有一般性、普遍性、概括性、抽象性和权威性的社会行为规范系统为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即创制（包括修改和完善）法律规范与制度的特殊社会实践活动。

在任何社会/国家，对于规范化的社会治理，尤其是法治化的社会治理而言，法律的规范实践都是至关重要的社会实践形式，因为没有法律的规范实践，就不可能有现实的法律制度及其体系，更不可能有以这些现实的法律制度及其体系的实践展开为基础的法治。法律的规范实践的实际状况，不仅与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完善、法律制度的运行和效果、法治的现实与未来都直接相关，并同时也自然地成为其基础与前提。对于法律的规范实践，我们可以从如下方面来观察审视，领会其独有的特殊性②：

第一，法律的规范实践主体并非一般的或者普通的社会实践活动主体而是有限的特殊主体，即承担着行使特殊的“公权力”的“法定”的“职责”——被法律明确地赋予制定具有一般性、普遍性、概括性、抽象性和权威性的社会行为规范系统的职权——的那些社会活动主体。简明一点说，法律的规范实践主体也就是具有制定法律规范意义的社会行为规范系统的职责和权力的特殊社会活动主体。按照现代民主与法治的内在逻辑，法律的规范实践主体实际上都是具有特殊的法定职责的组织、机构以及具有特殊的法定身份与职责的自然人。以中国的现实情况为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的相关规定，享有国家立法权、授权立法权、法律案提出权、法律案审议表决权、法律签署公布权、法律解释权、行政法规制定权与签署公布权、地方性法规制定权与签署公布权、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制定权与签署公布权、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权与签署公布权、部门规章制定权与签署公布权、军事法规制定权与签署公布权、军事规章制定权与签署公布权等等的组织、机构和具有特殊的法定身份与职责的自然人，才是法律的规范实践主体。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都有对法律的规范实践主体的明确规定。

近年来，我国特别强调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所以在法律的规范实践活动中，也就是在法律法规的创制和修改中，各级各类立法机关及其相关部门往往都采取了多种具体的民主立法形式，比如召开立法座谈会、立法听证会、通过网络征集公众对相关立法、修法的意见与建议等等，同时还有众多参与法律法规创制中的法规条文撰写等文字工作以及相关辅助工作的人员，那么参加立法座谈会、立法听证会、通过网络意见与建议反馈参与立法活动的这些自然人、法人、社会团体、组织或机构、法律法规条文撰写及相关辅助工作人员，是否属于法律的规范实践的主体呢？从法律的规范实践活动乃是法律规范与制度的创制活动来看，其属于具有法定职责的主体的履职活动，法律的规范实践活动的主体身份及其职责都是法律直接赋予的，而且这一实践活动还是在法定的程序所规定的规范性环节渐次展开的。因此，体现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性质的不具有法定的法律规范与制度创制职责的普通社会主体，以及为法律规范与制度创制提供条文撰写等文字技术服务和其他辅助工作的自然人、组织或机构，不能视为法律的规范实践的真正主体。

第二，法律的规范实践产生的根本性动因，乃是现实的社会生活领域中某些类型的社会关系受到了破坏、出现了断裂，从而使原本较为良好的社会秩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混乱，给人们的正常社会生活带来了相当程度的严重消极影响，因而需要对此予以矫正、规范和引导，以恢复正常的社会关系、重建良好的社会秩序、维护优良的社会生活状态。

第三，法律的规范实践的依据，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实行成文法的现代社会中，根据民主、法治和宪制的基本原理及其历史与现实实践的内在逻辑，必须是严格遵循依法办事原则的，即法律的规范实践必须具有合法依据，也就是必须具有合法性。就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法律的规范实践的核心依据，就是《宪法》《立法法》以及其他宪法性法律和其他基本法律与法律，一方面，法律的规范实践必须从这些依据的实质内容和程序规定中获得合法性，另一方面法律的规范实践过程及其结果不得与这些依据的实质内容和程序规定相矛盾、相抵触。

第四，法律的规范实践的内容，就是法律的规范实践主体依据已经经过法律的思想实践检验并得到选择确认的具体的法律工程设计模型——既可能是整体性法律意义上的法律工程设计模型也可能是整体性法律的具体规范体系或者制度体系意义上的法律工程设计模型。从伦理道德上的良善、价值层面的公平正义、社会层面的合乎情理、具体操作层面的简便可行、经济层面的高效等方面，从对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的定型化及其对人们未来生活的引领出发，从国内和国际、历史和现实的维度，以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为重点，综合考量包括法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道德、政策、语言、技术等多种多样的因素，不断地进行包括具体内涵、语言文字表述、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综合性社会影响等在内的具体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的“施工”“建造”并使之得以“定型”的过程。

第五，法律的规范实践的基本方法，就是统筹兼顾、综合协调，其焦点与核心在于对实际建造中的具体法律工程设计模型所涉及到的各方主体的法律资格赋予、其利益诉求的法律确认与保障——当然也包括各主体之间合理的利益诉求的兼顾、利益关系的平衡与协调。在技术方法上，法律的规范实践理当从不同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出发对该实践活动做多元化、多层次、全方位、立体性的审视、诊断和矫正即进行有效的规范、引导与协调，比如有必要从政治学的角度考虑建造中的法律规范与法律制度的内涵与当前社会的现实政治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以及其与现实政治政策的一致性，有必要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建造中的法律规范与法律制度对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进行规制与调整的效率，有必要从伦理学的角度考虑建造中的法律规范与法律制度在社会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方面的善良属性及其体现程度，有必要从法律的整体角度考虑创制中的法律规范与法律制度的合法性与妥当性，有必要从比较法学的角度考虑建造中的法律规范与法律制度对于不同層面的国际性法律和相应的外国法律的借鉴情况，有必要从语言学的角度与实用性的角度考虑建造中的法律规范与法律制度所拟使用的语言、文字的表达的准确性与明晰性以尽可能减少歧义，尽可能少使用模糊语言（当然有时候恰当地使用模糊语言也是一种重要的立法技术），有必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全面综合考虑建造中的法律规范与法律制度所涉及到的全部或者主要社会因素的顺应性以及所建造出来的法律规范与法律制度所可能达致的社会效果——既要考虑可能的最佳效果也要考虑可能的最差效果，有必要从文化和文明的角度考虑建造中的法律规范与法律制度如何吸收和协调作为人类文明基本共识的那些基本价值与本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基本要素以使之更好地适应当前社会人们的生活实际，等等。总之，在实质上，法律的规范实践的基本方法，其最大的突出特点就是要时刻注意以可欲性与可行性的有机协调为核心而对冲突、矛盾的利益诉求进行平衡与妥协。

第六，法律的规范实践的基本方式，就是实践主体必须严守法治原则，努力克制权力扩张的冲动，不超越法律明确设定的法律创制权力的范围，始终坚持在合法的权限范围之内进行具体的法律工程设计模型的现实建造;同时，法律的规范实践主体还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在合法程序之中进行具体的法律工程设计模型的现实建造，即必须始终坚持法律的规范实践的程序合法性。

第七，法律的规范实践的目的，在于通过具体的法律工程设计模型的现实建造，也就是通过建造具体的法律规范与法律制度来实现对某种类型的社会行为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从而建立和维护某种类型的社会秩序，这是所有的法律的规范实践活动的共性。而任何具体的法律的规范实践的直接目的当然就是顺利完成法律规范与法律制度的真实创制，即顺利地完成由理想状态的法律工程设计模型到现实状态的有效的正式法律文本的转化。在这个现实的实践转化过程中，法律的规范实践主体的基本任务就是，一是要在已经设计出来的相关法律工程模型及其构成要素中进行甄别和选择（类似制作“工程的设计图纸”），以此为基础进行具体法律工程模型的再建构和再设计（类似制作“工程的施工图纸”），以作为具体法律的现实建造的原型和基础;二是要以相关的现实的客观社会条件来置换作为法律建造原型和基础的具体法律工程设计模型中相关法律规范与法律制度的理想支撑条件;三是法律的规范实践主体彼此之间需要在上述两个方面不断地沟通、协调、博弈、平衡与妥协，最后达成某种程度的基本共识。

第八，法律的规范实践的理想结果应该是与作为具体法律建造原型和基础的具体法律工程设计模型完全一致，而其现实的结果则很可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得到了现实的实际结果，即创制法律规范与制度取得成功并以正式有效的法律文本体现出来;二是没有得到任何现实的实际结果，即在某一个法定阶段停止了相应的具体法律规范与法律制度的现实建造活动。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简单地来说，也可以把法律的规范实践的目的归结为新法律的创制确立、旧法律的修改完善或者旧法律的废止。

二、法律的规范实践的实践理性性质

法律与理性、实践在本质上就是一致的，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康德说：“理性作为纯粹理性本身就是实践的”③ ，伽达默尔认为：“对法律的正确解释不仅仅是一门与一种技术技能（一种对这样或那样的文字段落的逻辑归纳）有关的学问，而且也是法律理想的一种实践的具体化。法学家的艺术同时也即是法律的实施。”④ 颜厥安教授指出：“实践（Praxis）就是行动（action，不是behavior），而法律规范的应然性格，使得我们认为法律必然与行动相关，所以法律的理性当然是实践理性”⑤，葛洪义教授也认为：“法律是理性的产物，又是理性社会的象征”，即“法律是实践理性的体现，又是实践理性的要素”，因此“法律是理性与实践的统一，即实践理性”，换句话说，“法律是理性的，法律是实践的，法律是实践理性的”⑥。

作为现实的社会实践形式，法律的规范实践本身既是实践理性的或者说是以实践理性为基础的，又是实践主体的实践理性的体现。⑦ 徐向东教授指出：“从哲学上说，实践理性就是我们通过反思来解决如何行动的问题的一般能力”，“不管人类理性是如何形成的，我们确实具有这种理性慎思能力。这种慎思至少在两种意义上是实践性的：第一，它所关系到的是如何行动的问题，或者与此相关的如何选择、如何决定的问题;第二，对如何行动的慎思或者对一个行动本身的反思能够对我们产生具有实践含义的结果，比如说，这种慎思或者反思要么向我们提供了行动的动机，要么让我们得出一个是否要行动的决定。”⑧ 简单地说，“理性既是人的一种机能，又是人的一种控制和把握外部世界的能力”，而“实践理性是指人的从事和选择正当行为的机能和能力。”⑨ 法律的规范实践是重要的现实社会实践，它始终是以真实而具体的问题为导向的，也就是说，法律的规范实践是以建造某种具体形式的法律规范体系与法律制度体系来规范化地且长时期地解决现实社会中具体存在的某些领域的某些类型的社会问题的，因而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理想性。没有需要进行制度化解决的真实的、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的存在作为基础支撑的法律的“规范”实践，恐怕只能是主体没有社会根基的纯粹想象，这样的法律的“规范”实践一旦启动，其产生的很可能是非常负面的法律效应与社会综合效益，不仅会极大地浪费社会公共资源，而且还很可能给社会带来未曾出现、也出乎人们意料的新的重大社会问题。所以，以真实的需要通过建构法律制度来加以系统化、规范化地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为基础和导向，既是法律的规范实践本身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形式的内在要求，也是法律的规范实践的实践理性的具体体现。梁晓俭教授认为，“实践理性作为最终法律制度的合法性标准，可有两种表现：一是表现为实践主体共有的实践理性——习俗，或称为‘行为的累积’，这是宪法秩序的延续得以存在的基础，这种实践理性的流露是由参与实际判断而形成的;二是确立或建立新的规则，通过参与者的讨论和共识达成。”⑩ 但法律的规范实践的实践理性性质和类型确实又是相当复杂的。

法律的规范实践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对具体的法律工程设计模型的实际建造为具体社会/国家立规建制，为该社会/国家的全体国民或者公民提供现实的行为范导与规范指引，以建立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状态，因此其与每一个国民或者公民的当前利益和長远利益都直接相关。所以在本质上，法律的规范实践必须以该社会/国家的全体国民或者公民的共同实践理性为基础，必须反映或者体现该社会/国家的全体国民或者公民的共同实践理性。换句话说，法律的规范实践的理想的实践理性是反映或者体现了具体社会/国家全体国民或者公民的个体实践理性的整体实践理性或者集体实践理性——即在大体上可用卢梭的“众意”来类比的个体实践理性相“加”之“总和”的基础上抽取它们的“共同性”所获得的“公共理性”——在“共同”的“理性标准”意义上的“公共理性”。大卫·高希尔指出：“理性是（一些）主体的一种能力。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个人能力;它的运用并不要求任何形式的群体”，而且“理性关涉语言并且语言必定是一种社会性实践”，他认为，“在霍布斯的观点里，法律的首要角色便是重构慎思”，即“法律的角色，通过以建立在什么是真正的善基础上的判断来替代基于主体自己欲望与厌恶基础上的关于善恶的判断，从而可以重构慎思”，而“公共理性的核心是它影响那些服从它的人——我将称之为公民——的慎思的转变。公共理性向公民们提供了一个判断正确与错误，善与恶——我们更喜欢说‘好与坏’或者‘优与劣’——的共同标准”，由于“法律是理性的声音”，使用应该“表现公共理性。” 因为在“众意”意义上全体国民或公民的个体实践理性在事实上经常性地处于矛盾和冲突状态，无法成为法律的规范实践的实践理性，法律的规范实践也无法体现这样的实践理性。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实都一再证明，这种理想的情况只有在那些地域面积比较小、国民或者公民数量也比较少的小型社会/国家才有出现的现实可能性。更为普遍的情形是有限的国民或者公民作为全体国民或公民的正式代表，法律的规范实践的实践理性反映或者体现的也就是具体社会/国家全体国民或者公民的正式代表所反映的整体实践理性或集体实践理性，但这个整体实践理性或者集体实践理性不是、也不能是这些正式的国民代表或者公民代表们的实践理性之“总和”，即正式代表们的“众意”，因为全体国民或公民的正式代表们的个体理性之和所构成“众意”在事实上依然是经常性地处于矛盾和冲突状态的，同样无法成为法律的规范实践的实践理性，法律的规范实践同样也无法体现这样的实践理性，所以法律的规范实践的实践理性只能是这些全体国民或公民的正式代表们的个体理性所体现出来的“共同性”构成的有限的“公共理性”。这也就是现代代议制民主的实质所在。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我们依然很难现实地获得由全体国民或公民的正式代表们的个体理性所体现出来的“共同性”构成的这种有限的“公共理性”，法律的规范实践在事实上也很难获得“公共理性”或者说以“公共理性”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公共实践理性的支撑。“公共资源”的“私人利用”，当然既不合法也不合理，但确实是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社会的真实情况。

这就提醒我们要特别注意，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寻求具体社会/国家全体国民或者公民的个体理性之“总和”或者从其“共性”中概括出普遍的“公共理性”非常困难，难以获得支撑法律的规范实践的公共实践理性;寻求全体国民或者公民的正式代表的个体理性之“总和”或者从其“共性”中概括出相对普遍实则同样有限的“公共理性”也依然非常困难，同样难以获得支撑法律的规范实践的公共实践理性;而且，在我国，作为全体国民或者公民的正式代表的全国（及各个具有立法权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也就是作为我国正式立法机关即法律的规范实践主体的组成人员的人大代表，其履职行为也很难保证在真正的“公共理性”的规范指引之下进行，而常见的情形恰恰是各人大代表在各自的“个体理性”指示下依据“私人利益”的行动逻辑而从事“履职”行为，这也是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他各类性质的立法机构正常运转的现实境况。

因此，从法律的规范实践得以现实地展开并达到相应的目的考虑，在我国，法律的规范实践的实践理性，实际上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

第一，法律的规范实践主体及其他参与者（比如通过体现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的各种形式的立法听证会与专家论证会提供立法意见、通过媒体与互联网提供立法意见的公众参与者）的实践理性，这种实践理性尽管因为主体的特殊身份或者参与法律的规范实践这种特殊的事项而在表面上似乎显现为具有“公共理性”的实践理性，但这仅仅只是其外观，在实质上这种实践理性依然只是实践主体及其他参与者具有“私人性”的个体实践理性，只不过法律的规范实践特别要求相关主体要对“私人性”的个体实践理性进行“公共性”运用，谭安奎教授指出，“理性的公共运用”，“这个提法最早源于康德，但理性的这种运用在他那里决不等于‘公开’运用，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公共性。理性的运用即便是私下进行的，只要它满足公共性的伦理条件，因而也属于公共运用的范畴。换言之，理性的公共运用不一定要公开，但因为它具有公共性，所以是‘可以’公开的。反过来，理性的公开运用却不一定具有公共性，所以是‘可以’公开的。” 理性的公共运用，就是主体以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善为基础和目的而运用自己“私人性”的个体实践理性，其基本要求乃是将主体的“私人利益”和要求置于“公共利益”及其要求之下，也就是在尽可能克制“私欲”与“私利”的前提下彰显对具体法律工程设计模型的现实建造这种公共事务——法律的规范实践——所蕴含的公共利益的核心关注与优先考量。

第二，由于我国是单一制国家，法律的规范实践主体作为具有法定职责的法律创制机关，无论其是中央层面的国家立法机关还是普通的地方各级立法机关、自治地方的立法机关或者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制定机关，其作为一个整体，当然地代表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国家的统一要求，因此，任何具体的法律的规范实践，也就必然地要体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意义上的“集体性”的公共实践理性，这种特殊的“集体性”的公共实践理性乃是我国法律的规范实践极其重要的实践理性基础。

总之，在我国，法律的规范实践的实践理性具体体现为作为各级各类立法机关的实践主体（组成立法机关的具有法定职责的特定自然人比如人大代表等）“私人性”个体理性的“公共运用”和中国共产党与国家的“集体性”公共实践理性，这两种实践理性在法律的规范实践中共同起作用，既要尽可能体现又要努力确保法律的规范实践遵循民主和科学的逻辑而展开。

三、法律的规范实践的实践理性原则

在法律的规范实践的具体展开过程中，无论是实践主体及其他参与者对自身“私人性”个体理性的“公共运用”，还是实践主体对中国共产党与国家的“集体性”公共实践理性的具体运用，在总体上都始终要遵循并体现民主原则和科学原则，即按照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的要求进行具体的法律的规范实践活动。因此，民主原则与科学原则也就成为我国法律的规范实践的实践理性总原则，这两条总原则在实质上又始终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不能将其分离。在具体的法律的规范实践活动中，民主和科学的实践理性总原则 往往又通过如下具体的实践理性原则来体现。

第一，情理法统一原则。法律的规范实践的目的是为具体社会/国家的人们的行为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行为构成的社会关系创设具体的规范与制度系统，即为具体社会/国家的社会成员立规建制以规范和引领人们的行为，以在某种社会生活的领域形成优良的社会秩序状态。那么很显然，法律的规范实践就必须将该社会/国家的人们基于个人的社会阅历和社会经验而获得的，对该规范实践中具体法律工程设计模型的现实建造的结果所抱持的个人情感与社会情感——是否认同以及认同的程度如何——表现为具体社会/国家的人们对待该法律工程设计模型现实建造及其结果的社会态度，置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如果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对现实建造中的该法律工程抱持不认同甚至反感的态度，那我们完全可以预料这样的法律在现实生活中面世之后的命运肯定堪忧。因此，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对待法律的规范实践之对象即法律工程设计模型也就是处于创制与建造中的具体法律的情感与态度，理当成为法律的规范实践主体必须考虑并努力遵循的实践理性原则之一;同时，具体法律的现实创制与建造活动，也就是法律的规范实践过程，能不能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出是“平和讲理”的而不是“蛮横耍强”的——法律本身就是一种“讲道理”的规范形式——也必然吸纳、存储和利用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总结、概括、提炼出来的包括了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的各式各样的“道理”，这些大大小小、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各种“道理”又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人际交流、建立顺畅的人际关系、形成优良的社会秩序的基本“常识”。这些常识、常理、常情，所体现的乃是法律的人文理性，这是法律的规范实践必须体现和认真对待的实践理性原则。当然，以具体法律工程设计模型的现实建造为核心的法律的规范实践，毫无疑问地还必须始终坚持合法性原则，法律的规范实践主体不仅要在《宪法》《立法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或者授权的法定职权权限范围内进行法律的规范实践，而且还必须在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法定程序中进行法律的规范实践，这也是确保法律的规范实践的结果具有合法性的根本保证;但我们必须明确，法律的规范实践活动和行为在合法性原则上的首要含义正是决不能违背宪法和宪法性法律的相关规定，也就是说，法律的规范实践活动和行为必须遵循合宪性原则，而任何具体的法律的规范实践活动和行为都必须接受合宪性审查，此乃现代法治国家的通例，几无例外。总之，寻求情理法的统一，确是我国数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中华法律文明传统中的精华，其所蕴含的法律的核心理念与法律实践的愿景不僅可欲而且也大体上表达了古今中外全部法律得以存在的生活根基，也理应成为当代中国包括法律的规范实践在内的全部法律实践最基本的实践理性原则。

第二，综合协调原则。法律的规范实践的目的与核心任务在于对所选择确定的具体法律工程设计模型进行现实建造，这一过程必然涉及到建造中的法律规范及其体系和法律制度及其体系，与人们日常生活领域存在的一系列具体的社会因素和众多的社会规范系统之间复杂多样的相互关系，法律的规范实践主体不仅必须准确认知这些社会因素和社会规范系统及它们与建造中的法律规范及其体系和法律制度及其体系的相互关系，而且还必须妥善安置和处理这些复杂多样的相互关系，才有可能使法律的规范实践得以平稳顺利地展开，也才有可能使现实建造中的具体法律的质量得到保证，也才有可能使获得现实建造的具体法律的功能与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因此，法律的规范实践主体不能不在实践过程中，尽可能将具体社会/国家存在的与建造中的具体法律直接或者间接相关的各种社会因素进行甄别、梳理、归纳，也就是进行全方位的、尽可能无遗漏的综合，并客观理性地认知和评估这些社会因素各自及其共同作用对建造中的法律及其未来功能与作用发挥的正面积极影响和负面消极影响。在此基础上，法律的规范实践主体应当对实践过程中的具体法律工程设计模型及其组成部分进行必要的修正与调整，使建造中的具体法律与现行有效的各种法律规范及其体系和法律制度及其体系能够彼此相容而不至于发生矛盾、冲突和对立，使建造成的具体法律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功能与作用，而且这种建造中的法律与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及其体系和法律制度及其体系之间的协调还必须考虑到国际（区域和全球层面）因素，即还必须考虑建造中的具体法律与相关的国际性法律之间的协调问题。可以说，统筹兼顾、综合协调，不仅是或者应该是法律的规范实践的重要的实践理性原则，而且同样也是科学立法的基本要求和体现。

第三，利益诉求普遍化原则。法律在本质上就是对社会利益关系进行规范调整的权威形式，也就是具有法律创制权力的国家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并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在对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对立、冲突着的具有竞争性的利益诉求进行正当性与合理性权衡与评判的基础上，以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式对相关利益及其获取方式进行权威性确认或者否认的制度安排。因此，法律的规范实践活动的展开，也就是实践主体对各种具体的社会主体在某一具体社会生活领域的各种各样的利益主张和利益诉求，进行权威性认知、权衡、选择、确认的过程。在法律的规范实践活动中，实践主体进行社会利益诉求和社会利益关系权衡与选择的核心与重点在于，以保障社会中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具有的相同或者相似的“可普遍化”的私人利益——这不仅可以充分保障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私人利益而且也同时能够以此促进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为基本标准，尽可能排除、否定以部门利益、群体利益、地方利益为代表和表现形式的各种“狭隘的”因而“不可普遍化”的私人利益。从立法的角度来看，任何社会/国家的立法，本质上都是将那些“可普遍化”的私人利益“普遍化”、“共同化”、“公共化”或者说“合法化”，从而使其脱离纯粹的“私人性”与“狭隘性”而获得“公共性”与“公利性”，这才是真正的立法或者说立法的常态;相反，如果通过“立法”的外观形式而将那些在实质上根本“不可普遍化”因而也根本不可能“共同化”、“公共化”的纯粹“私人利益”——在现代社会大体上都是以部门利益、群体利益、地方利益的形式表现出来——“合法化”即形式上的“普遍化”，那就是对“立法”与“法律”的亵渎，也就是“立法腐败”。基于我们对“法律实践”概念基本内涵理解的一致性，上述“立法”的常态情形即为法律的规范实践，而“立法腐败”是绝不可纳入法律实践范畴之中因而不能被称为法律的规范实践活动的。总之，始终坚持利益诉求的“普遍化”而消除利益诉求“私人化”或者“个体化”并以此进行利益协调、利益平衡与利益整合，乃是法律的规范实践的重要的实践理性原则。

第四，尊重公理与善待现实原则。法律乃天下之公器，法律所表征和体现的公平正义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可和信服从而具有权威性。而要达到“公器”的内在品质并在现实社会中发挥出“公器”的作用，任何具体的法律的现实建造也即任何具体的法律的规范实践，就不能不一方面尊重人类法律文明的基本公理，因为这些公理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现实中人们法律生活的基本规律，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现实中人们法律生活的共同道理，这些基本规律和共同道理是人类生活的历史的延续所逐渐沉淀和凝炼出来的，也是一再地为人类的现实生活所检验和证明的，它们也因此而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具体民族、社会的文化分界和国家疆域的普遍性与共同性，属于全人类共同的价值与精神财富和共同的规范与制度财富，在这个意义上，尊重公理就是尊重文明，也就是尊重人自己，法律的规范实践必须以尊重人类生活特别是人类的法律生活公理为重要的实践理性原则;另一方面，任何具体的法律规范及其体系和具体的法律制度及其体系都必然地是以对具体社会/国家的现实社会生活的规范化调整和引导为旨归的，其本身的现实存在与实际的功能和作用的发挥，都始终是在具体的现实社会背景之下进行的，而具体的现实社会背景的各种具体的社会因素、各种具体的社会规范系统，都既作为具体法律规范及其体系和具体法律制度及其体系发挥实际作用的背景、基础和条件，又成为影响、制约它们发挥实际作用的现实因素。毫无疑问，无视或者轻视这些具体的社会因素与社會规范系统，将肯定会为具体的法律规范及其体系和具体的法律制度及其体系的存在与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带来极其严重的消极负面影响，因此，法律的规范实践务必善待各种具体的社会因素和各种具体的社会条件，这也是我们一再强调法律必须与具体国情相适应的根本原因。总之，法律的规范实践理应坚持和贯彻在法律的知识、价值和规律意义上的法律公理与法律存在和运行的具体社会/国家的特殊的历史与现实的具体境遇因素有机结合的实践理性原则。

第五，可欲性与可行性兼具原则。法律的规范实践活动旨在对选定的具体法律工程设计模型进行实际建造，使其以现实有效的法律法规形式呈现出来并发挥相应的功能和作用，因此，从法律的规范实践的过程和结果来看，它就是理想的法律规范及其体系与理想的法律制度及其体系的现实创造过程，也即将具体领域具体主题的理想的法律规范及其体系与理想的法律制度及其体系实际地建造出来的过程，在实践过程和实践结果中充分体现和努力显现具体的法律工程设计模型的理想状态即其可欲性和完美性的样态，毫无疑问乃是法律的规范实践重要的实践理性原则。然而，任何理想的法律都难以真正在现实社会中存在，因为现实的社会/国家中很难具备支撑其存在和真正发挥作用的那些理想性的社会因素与社会条件，各种各样具体的社会规范系统也并不总是顺应着这理想的法律而发挥自身的作用，与之相反的常态情形却是这些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和社会条件、这些各种各样的具体的社会规范系统总是会与具体的法律法规的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形成掣肘，从而成为具体的法律法规功能和作用发挥的消极的、负面的制约因素，因此，在法律的规范实践活动中，实践主体就不能将具体的法律工程设计模型的理想样态作为其唯一关注的核心方面来考量，而是需要以具体的法律工程设计模型的理想样态为基础，尽可能全面地认知和了解具体社会/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境况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因素和社会条件以及现实存在的各种具体的社会规范系统，进而深度地考量这些社会因素、社会条件、社会规范系统对建造中的具体法律及其现实存在的功能与作用发挥的实际影响（尤其是消极负面影响），因为正是这些具体的社会因素、社会条件、社会规范系统构成了任何具体的法律的现实的生存环境，并决定着具体的法律的存在境况与实际命运，所以，在法律的规范实践中，主体不能不将建造中的法律的社会适应性、现实可行性、便捷的操作性的考量同样作为重要的实践理性原则。实事求是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是法律的规范实践及其结果的质量能够得以保证的基础。

第六，成本与效益相宜原则。法律是任何社会/国家都必不可少的公共物品，但这类公共物品的提供却既非自动的也非免费的，获得这类公共物品、维持这类公共物品不仅是有成本支出的而且有时候需要支出的成本还比较大。一般说来，在任何情况下，法律的创制即立法活动，也就是法律的规范实践活动，必定是有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以进行必要的立法调研、立法听证、通过各种方式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等等，这些都是必须支出的立法成本，所以，法律的规范实践活动不能不认真对待法律创制的成本问题，也就是不能不认真考虑其成本支出与所获得的实践结果即产出的具体法律法规（也就是具体的法律规范及其体系和法律制度及其体系）这种现实的公共物品的质量与实际效果，对其成本支出与获得的结果的效益进行必要的权衡和比较。同时，在任何情况下，作为社会/国家的重要公共物品的法律，其在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实际运用即其功能和作用的实际发挥，也就是要使其能够对人们的某种类型的行为进行相应的规范、制约和引导，对人们的相互行为所形成的某种类型的社会关系进行规范化的调整，以建立和维护为其所追求或认可的相应的社会秩序状态，也需要社会/国家持续性地进行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的，即使在该社会/国家的所有公民都自觉遵守该具体法律而无一人违背该具体法律的情况下，社会/国家依然必须时时刻刻为一旦有某一个社会成员违反该具体法律的相关规定，从而必须对其行为进行正式的纠偏和矫正、对受到损害的社会成员进行相应的补偿和救济，做好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充分准备，事实上，社会/国家的司法制度（包括律师制度）及其组织机构系统就是专门为此而设立的。 因此，在现代社会，在正常情况下，作为以产出法律这种公共物品为基本职能的法律的规范实践，必须将通过具体的成本与效益的比较以寻求二者大体上相宜的方式展开相应的实践活动，作为其重要的实践理性原则。

第七，审慎制度变革原则。任何社会/国家确实都不能没有法律，但在任何社会/国家中也并不是法律越多越好、法律之网越细密越好。法律是通过对人们的行为的调整而对相应的社会关系予以规范从而建立和维护某种社会秩序的权威性制度装置，其对社会成员现实的和未来的各种利益的影响，其对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秩序的演进变化，或者说其对社会成员个人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对整个社会的存在样态及其未来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现实影响。无论是建造和创制新的法律、修改现行有效的法律或者完全废止某种具体的法律，都是对社会中各种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和对社会关系结构的重新布局，无论是具体的法律规范及其体系和法律制度及其体系的建构还是废止，都必须慎重而绝不可轻率为之。所以，审慎地进行制度变革，应当成为法律的规范实践的重要的实践理性原则。

总之，法律的规范实践主体在具体的法律的规范实践中，尊重并始终遵循相应的实践理性原则，乃是使具体的法律的规范实践能够获得良好的实践效果、达到相应的实践目的，并使通过法律的规范实践活动而现实建造和创制的具体法律的内在品质得以提升、外在形式得以完善的根本保障。

注释：

① 从实践的视角考量，可将“法律实践”分为“法律的思想实践”、“法律的规范实践”和“法律的应用实践”三种类型。参见姚建宗：《中国语境中的法律实践概念》，《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② 特别参考胡寿鹤：《论实践结构》，《哲学研究》1985年第3期;夏甄陶：《论实践观念》，《哲学研究》1985年第11期;胡寿鹤：《论实践目标》，《哲學研究》1988年第2期;杜新山：《论实践观念的结构》，《东岳论丛》1991年第5期;王宏波：《论实践观念模型的地位与作用——兼评波普尔哲学思想的基本论据》，《哲学研究》1992年第5期;朱文华：《论实践结构的历史发展》，《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3年第Z1期;王永昌：《论实践观念》，《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蔡美琴：《论实践观念模型》，《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1期;何燕红：《论实践结构的优化》，《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赵尚杰、常青：《论实践观念》，《理论学刊》2000年第5期。

③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15页。

④ [德]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84页。

⑤ 颜厥安：《法与实践理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变化万千的法律脸庞——代序”第2页。

⑥⑨ 葛洪义：《法与实践理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8、9、164，88、94页。

⑦ 主要参考李桂林：《作为实践理性的法律》，《现代法学》2004年第6期;王晓升：《从实践理性到交往理性》，《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陈征楠：《规范正当与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批判〉读后》，《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第5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吕勇：《重构法律正当性的理性基础——从康德实践理性到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转向的法哲学意义》，《大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姚俊廷：《言说着的“真理”：对法律实践理性特质的思考》，《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孙来清：《公共利益的界定——实践理性的方法论透视》，《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张定淮、李彦超：《实践理性：“一国两制”政策的理论基础》，《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第9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江保国：《实践理性与制度创设：论内地与香港民商事取证中的当事人主义》，《西部法学评论》2011年第4期;杨国荣：《实践理性：基于广义视域的考察》，《学术月刊》2012年第3期;王炳书：《实践理性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葛洪义：《法与实践理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颜厥安：《法与实践理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徐向东编：《实践理性》，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⑧ 徐向东编：《实践理性》，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编者导言”第2页。

⑩ 梁晓俭：《实践理性：一种法学方法论意义上的探究》，《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2期。

[美]大卫·高希尔：《公共理性》，陈肖生译，谭安奎编：《公共理性》，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7、60、62、65页。

谭安奎编：《公共理性》，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编者导言”第8页。

杨国荣教授提出了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即在实践理性领域就其规范意义而言，特别重要的实践理性原则是“正当性原则”、“向善原则”和“有效性原则”。

参考梁治平：《法意与人情》，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范忠信、郑定、詹学农：《情理法与中国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张汉静、丁相顺：《“情法两尽”及其社会基础》，《法学家》2000年第4期。

参阅王钢：《刑法新增罪名的合宪性审查——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为例》，《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4期;李雷：《地方性法规合宪性审查制度探析》，《社会科学家》2021年第4期;姜述弢：《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审查：规范、场域与制度设想》，《学术交流》2021年第4期;莫纪宏：《依宪立法原则与合宪性审查》，《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朱学磊：《论法律规范合宪性审查的体系化》，《当代法学》2020年第6期;刘连泰：《中国合宪性审查的宪法文本实现》，《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等等。在“中国知网”查询便知，近年来，我国法学界有关合宪性审查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

参考李桂林：《法律推理的实践理性原则》，《法学评论》2005年第4期。

参见刘安华、吴建红：《消除立法腐败  确保立法文明》，《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6期;史荣易：《论立法腐败》，《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6期;黄涛、艾超南：《我国立法腐败及其治理的政治学分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冯英：《政府过程视角下的行政立法腐败问题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10期;邱成梁：《论“立法腐败”的界定、危害与规制》，《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参见姚建宗：《中国语境中的法律实践概念》，《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参见魏建国：《论转型期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4期。

参阅桑本谦：《法律控制的成本分析》，《现代法学》2007年第5期;[美]史蒂芬·霍尔姆斯、[美]斯凯·R·桑斯坦：《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王福华：《论民事司法成本的分担》，《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王红霞：《论法律实施的一般特性与基本原则——基于法理思维和实践理性的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4期。

参阅[法]米歇尔·克罗齐埃：《论法国变革之路：法令改变不了社会》，程小林、沈雁南、王大东、杨祖功译，穆大英校，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特别参阅王福华：《指定特别诉讼代理人制度的实践理性》，《法学论坛》2014年第6期。2021年是我国“醉驾”入刑（“危险驾驶罪”）十周年，鉴于此罪的“高入罪率”及其产生的重大而广泛的社会影响（据说如今此罪案件已高居我国刑事案件首位），今年上半年法学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就是否应该“取消”（即“废止”）此罪展开广泛讨论（争论）。这也是非常值得深思的涉及到法律的规范实践的实践理性原則的具体问题。

作者简介：姚建宗，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南海口，570228。

（责任编辑  李  涛）

作者：姚建宗

第三篇：中国法律外交的理论与实践

【内容提要】随着法律日益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领域，法律外交变得愈益必要。法律外交是与政治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军事外交等并行的概念，指以法律为内容、机制和媒介的外交活动，即把法律观念和法治理念贯穿在外交活动之中，善于将某些外交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以合法的程序和行为处理外交事务，依法化解外交纠纷，转变外交方式方法，开辟外交工作新局面。法律外交不仅是国际环境发展变化的产物，更是中国国内发展的产物。新世纪以来，以中国—东盟法律论坛、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为代表的中国法律外交得到了快速发展，已经形成相对完善的法律外交战略布局，发展出丰富的法律外交实践，并已为法律外交的理论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础。展望未来，中国的法律外交应进一步强化机制体制建设，完善理论建构，加大實践力度，为促进国家总体外交、推动和谐世界的建构作出新贡献。

【关键词】法律外交 理论探索 实践成就 未来发展

【作者简介】张文显，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二级大法官；谷昭民，中国法学会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国法学学术交流中心主任

在现代社会，法律已经全面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领域，传统的政治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越来越需要从法律的视角来进行，这就要求各国必须将法治理念贯穿于外交活动当中，善于发现外交中的法律议题，善于将某些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善于通过司法程序化解棘手的矛盾纠纷。以此为基础，在理解当代中国对外关系与国际格局发展的问题上，中国法学家提出了“法律外交”的概念。所谓“法律外交”，是观察和思考外交问题的一个新的视野，处理对外关系的一个新的维度，指以法律为内容、机制和媒介的外交活动，即把法律观念和法治理念贯穿在外交活动之中，善于将某些外交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以合法的程序和行为处理外交事务、依法化解外交纠纷，转变外交方式方法，开辟外交工作新局面。这样，法律外交是与政治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军事外交等并行的概念。不仅包括传统外交中涉法活动，比如司法协助、签订条约、国际诉讼等等；更是指以法律为内容、机制和媒介的外交活动。作为一个崭新的提法，法律外交是一个颇有创新价值的概念，是中国外交观念和外交机制的重大转变和丰富。

一、法律外交产生的环境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形势正经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各种利益关系的碰撞、博弈、较量更加激烈，法律作为定纷止争的实践理性，作为需国际社会共同遵守的规则，作为调整国际关系的有效方式，为各文明国家所公认，其地位和作用也日益凸显。法律外交的产生，既是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产物，也是当今时代发展的产物。

法律外交产生的国际环境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世界多极化对法律外交具有深远影响。世界多极化趋势建立在《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基础上，反映了各国人民维护和平、加强合作、共同发展的愿望。世界多极化客观上要求世界各国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积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也从客观上强调了法律将在更大的范围、更广的领域、更深的层次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作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力量，中国将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和平崛起具有广泛而深刻的世界意义，不仅改变着亚洲地区格局，也将使世界格局更趋均衡——这就为法律外交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中国的和平崛起，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法治国家，将进一步展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其次，经济全球化对法律外交具有重大影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在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领域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渗透，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国际间普遍认可的经贸法律制度，世界贸易组织（WTO）及其规则的发展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证。可以预见，在解决由于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而产生的诸多全球性经贸问题时，法律将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各国法学界、法律界进一步加强交流，充分了解彼此的法律法规，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和保障。这就推动了各国之间法学、法律交流的迅速发展，尤其是随着现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联系更加紧密，而网络科技和现代交通的飞速发展会使这种交流愈加方便。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还深刻改变着法的存在方式、价值取向和运行模式，尤其是不同法律体系、法域、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意义上的趋同化。这就为各国法学界、法律界人士的全球流动及法律服务方式的不断丰富创造了条件，使各国的法律理念、观念，包括一些基本的法律价值观相互接近或趋于认同，直接为法律外交提供了无限的机遇，同时也丰富了法律外交的内容和形式。在这一趋势下，法律文化传播与交流中多元主体的法律制度和体系蕴涵着世界法律文明进步的共同基本准则，多元主体的法律制度和体系在某些方面彼此接近和融合，进而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联接的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第三，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法律外交具有重要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石是自由贸易协定，即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为实现相互间贸易自由化所作的一种特殊贸易安排。其核心内容是相互取消货物贸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彼此加大开放包括货物贸易以及技术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在内的市场。其法律基础是国际条约及相关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法，如欧盟的法律基础是《欧共体条约》、《阿姆斯特丹条约》等由所有成员国共同签署的条约或协定；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法律依据是《曼谷宣言》、《东南亚国家友好合作条约》等12个基本文件。这些法律文件的起草、执行、解释都为法律外交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运行与发展自始至终都离不开法律，自贸区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本区域内法律外交更频繁、更深入、更实用、更及时，从而催生出一种法律一体化的过程和趋势。通过法律趋同化和经济政策的协调一致，自由贸易区可以推动其成员在法律领域的相互认同，抑或在此基础上创造新规则，从而直接促进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在相对有限的区域范围内进行法学法律交流的强化、细化、深入和创新。

第四，一些新科技问题对法律外交也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的发展，基因、克隆、新能源、环保、外空等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使传统的法律理念、观念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些问题与人类生存、社会伦理、文明延续关系密切，也涉及国家的主权和根本利益，由此引发的关于法律理念、观念的碰撞和交锋，促使人们对法进行反思、再认识和创新，也势必引起全球法学界、法律界的共同关注。例如，中国主张“和平利用外空，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外空军备竞赛”，但现有的相关法律文书不足以有效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因此不仅需要加强法学界、法律界的交流、沟通，促进相关法律的完善，还需要从全人类的角度，甚至超越国家主权、时间空间，对法的传统信仰、理念、观念进行重新思考。

法律外交的产生也有深刻的国内环境因素。首先，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为法律外交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显著提高。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7.8%，达到51.4万亿元人民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载人航天工程、进出口贸易、人民生活水平、民主法制建设等领域不断取得新进步；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进展，国际影响不断扩大，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和欢迎。综合国力增强和国际地位提升，为积极参与国际法学法律交流与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其次，依法治国方略的切实贯彻为法律外交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法治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也越来越受到国家和人民的重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明确了一定要靠法制治理国家的原则，确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建设基本理念；1997年，“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分别被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1999年，“中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写入宪法，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对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方略的切实贯彻，为法律外交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与此同时，中国民间法学交流也日趋活跃，民间法学、法律团体充分发挥自身的灵活性，配合国家外交政策，围绕国家政治经济建设的重点，积极开展法律外交活动，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法学法律界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第三，贸易投资的快速增长为法律外交开辟了更广的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积极扩大对外贸易，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逐步确立。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走出去”战略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开放型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企业和品牌已开始走进國际市场，国际兼并、劳务承包、工程投标等项目发展迅速。但由于不熟悉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及相关国际贸易规则，一些经贸合作项目经常为法律问题所困扰，产生了不必要的代价和损失，我国海外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走出去”要靠法，用理性的法律手段应对反倾销、反调查、反贸易保护主义，利用国际法律规则妥善处理贸易摩擦、维护本国企业及在外公民的合法权益势在必行。与此同时，随着外商投资的不断增加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不仅正在成为“世界工厂”，而且日益成为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与研发基地，中国作为世界航运中心、物流中心与采购中心也正在形成。在引进外资过程中，涉外经济法为鼓励外商来华投资办厂，维护外商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靠法“引进来”的。贸易投资的增长加速了中国相关法律与国际接轨的进程，为法律外交拓宽了领域、丰富了内容、创造了条件，有力地促进了法律外交的发展。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长期提供法律支持与保障，已成为法律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四，法学教育的长足发展为法律外交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改革开放30年多来，国家高度重视发展法学教育，大力培养法学、法律领域的后备军。中国的法学教育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截至2006年年底，设立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已达603所，在校的法律专业本科生接近30万人，还有一支庞大的从事法学法律教育和研究的师资队伍；全国有法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达333所，有法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29个，有13个法学教育机构设有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从事立法、司法、执法等法律实务的人员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全国法院共有近30万名工作人员，其中法官约18万名；全国检察机关拥有近16万人，其中具有检察官职务的近11万人。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律师21.5万人。从事法学研究、法学教育和法律实务人员的迅速增加，为法律外交储备了大量的专业人才；而法律院校法学学科和专业设置的齐备、法学科研院所的增多，则为开展法律外交提供了可靠的技术和专业基础保障。

推动法律外交符合当今世界法治化的发展趋势，对提升中国法学法律界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塑造法治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构建国际法治中国话语体系，引领、规范、促进和保障国家关系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开展法律外交的必要性和意义

法律外交对正在快速发展并逐渐从全球性大国向全球性强国转变的中国而言，不仅有着短期重要性，更有着长期战略性的意义。关于开展法律外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至少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法律外交顺应了当今世界法治化的趋势。法治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共识和人类的普遍追求，法治更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国际社会正在呈现出一种法治化的趋势。正如当前国内的很多问题已经纳入到法治的轨道，国家之间、区域之间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很多问题也越来越多地纳入法治轨道。法律外交是在国际治理结构法治化的背景下，将国际事务上升为法律问题的模式变革，是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环境等方面的问题，作为法律议题开展外交活动。

通过将国际关系各领域的问题法律化，国际社会从强权政治的时代步入了多元共存的新时代。迄今为止，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已经为促进国内和国际两级法治在非常广泛的领域开展了很多活动。联合国积极推动建设国际法治，取得了不少成绩。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将法治作为一项价值观和基本原则，呼吁在国家和国际两级全面实行法治。联合国大会及其第六委员会和国际法委员会，致力于国际条约的制定和国际法的编纂，为“国际立法”作出了积极贡献。安全理事会积极预防和解决地区冲突，设立特设刑事法庭，把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的个人绳之以法，通过法治手段，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国际法院通过司法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其判决和咨询意见阐明了国际法的有关原则和规则，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法。

从2006年开始，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开始讨论国家和国际两级法治的问题。中国代表在联大六委关于“国家和国际两级法治”议题的讨论中提出：法治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对于这个问题的研讨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扩大各国在加强法治方面的共识，而且体现出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建设一个法治世界的愿望。在这样的国际时代背景下，展开法律外交是大势所趋、顺应历史潮流的正确选择。

第二，法律外交符合党和政府对于世界未来格局和结构的基本判断和努力方向。在新世纪之初，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和谐地区、和谐世界的主张，受到广泛赞同。在当前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建立和谐世界的主张，重点在于提倡坚持民主平等，实现协调合作；坚持和睦互信，实现共同安全；坚持公正互利，实现共同发展；坚持包容开放，实现文明对话。而积极开展法律外交，推动国际法治，有助于在扩大共识、求同存异的前提下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和加强合作，有助于推动实现建立和谐世界的目标。

外交是一门艺术。将某些外交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一方面可以淡化政治意识形态，在外交的实践中屡次证明政治意识形态过于明显就会在国际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法律的渠道和方法实现定纷止争，实现矛盾转移，或者将问题锁定在法律的层面。因此，法律外交有助于用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纠纷，有助于和谐世界的构建。在构建和谐世界的过程中，用法律的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矛盾、区域之间的矛盾、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是获得最佳效果的最佳途径。因而，对于中国而言，在政治层面上主张构建和谐世界，就需要在法律层面通过法律外交的方式为和谐世界的实现提供法律保障和引导。

人类历史也是一部战与火和血与泪的历史，但二战以后并未发生过世界范围内的大战，这源于成员国对联合国的尊重和对《联合国宪章》的遵守。联合国的成立和《宪章》的通过可以说是法律谈判、缔结条约、参加法律领域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以法律方法处理国际问题等的集中体现，正是以法律为内容或载体的外交活动。当前世界上产生纠纷时，各国都致力于用谈判、斡旋、磋商等方式解决，而后以正式的文件方式对各方行为都有所约束。各国间为了推动经贸往来的顺畅，往往签订贸易保护协定，为了惩治犯罪，维护正义，还会签订司法协助协定等。各国为了加深彼此的了解，也在积极推动立法、司法、执法等领域的交流。这些也都是以法律为内容和载体的外交活动，是以法律思维、法律方式、法律工作机制处理政治或外交问题的尝试。

第三，法律外交体现了中国正在着手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积极参与国际法治建设的努力。从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角度，中国在积极探索本国经验、继承优秀法律文化的同时，通过广泛借鉴其他国家的法律技术和法治经验，逐渐建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了与世界各国进行法律交流和互动的能力。

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并认真践行国际法治。中国政府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积极参与“国际立法”，全面真诚履行国际条约义务，严格按照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办事。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参与各个领域国际条约的制定，同时加快了参加国际条约的步伐，迄今参加的多边条约达300多项，对外缔结的双边条约和其他具有条约性质的文件超过1.7万件。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先后与英国、葡萄牙政府通过外交谈判和法律机制解决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和平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的范例。中国政府支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以惩治最严重的国际罪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参与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工作。中国政府支持建立前南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支持建立一个独立、公正、有效和具有普遍性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并全程积极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谈判，发挥了应有作用。在法治中国这样一个国内格局的背景下，推广和展开法律外交，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法治延伸的潮流所需。

第四，法律外交是增强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必要选择。在国际范围内，“实力”是外交的基础。实力分为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硬实力主要表现为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软实力主要表现为文化影响力和凝聚力，而巧实力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影响国际关系规则和国际治理结构的能力。联合国宪章、世贸组织规则主要反映了以美国为首的大国对国际规则制定的影响力。

当前，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我国的外交事业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果能在法律领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的外交事业就会更加全面、健康、稳定、和谐。通过法律外交能够促进我国与各国在法治问题上进行有益的交流，对于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加强国内和国际两级法治具有积极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外交必将推动我国外交事业向更高的层次全面发展。另外，中国的法治进程过去主要是借鉴和交流，现在具备了输出的条件和可能。通过输出中国的法律原则、规则和技術，将极大地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法律外交是国家崛起过程中的重要推手之一。罗马征服世界第一次靠战争，第二次靠宗教，第三次靠法律。对于“日不落帝国”英国来说，制度输出、殖民扩张及殖民地的巩固是同步进行的，法律成为其崛起的“三大武器”之一。在殖民地强行实施英国的法律（包括判例法和制定法），使英国法得以迅速在世界各地传播，极大地维护了英国的殖民利益。法国《民法典》的法律文本及其所体现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启蒙运动精髓在欧洲大陆广泛传播，也为法国法律思想、价值和制度向拉美、北非、北美的输出开辟了道路。从英国和法国的崛起历程可以看到，欧洲的对外法律输出，形成了以其国内的法律体系为模板的世界两大法系，主导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建制，甚至是具体的法律规定，为欧洲国家的率先发展抢占了先机，铺平了道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则采用资本输出、政治渗透、文化交流、国际规则制订甚至战争的方法，输出法律价值、法律文化、法律制度，巩固扩大了其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第五，法律外交有助于化解有关国家和国民对于中国的不理解和疑虑，有助于打消国外广泛存在的“中国威胁论”。目前在中国境外渲染“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太快、规模惊人，会对别的国家构成威胁；二是认为中国军事力量太强大了，会对其他国家形成威胁；三是说中国人口众多、消耗的石油等能源太多了，会对世界各国构成威胁。

虽然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人只是少数人，但是这种论调对于中国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推进法律外交，会减少这些国家和人民的忧虑感。这是因为法律外交的交往方式具有平等性、长期性、规范性、稳定性和连续性等特征，对于法律的尊重和遵守，会让这些国家对中国有更多的信心和信赖，会让世界更相信中国是一个不会称霸的、热爱和平的、信守承诺的负责任的大国。我国主张，应根据各国的不同国情，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国内法治，不能搞“一刀切”。任何有效的法治模式都必须符合有关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历史文化传统。通过法律外交，中国可以采取对其他国家来说更容易理解、接受和欢迎的方式，与其他国家展开深层次的交往。法律外交能够更好地体现出一个大国的广博胸怀。中国不是暴发户，不会对世界各国构成威胁，而是会以一种平等、谦和的姿态与其他国家交流、沟通，建立互信、互利的和谐关系，坚定中国的非霸权主义方向。

第六，法律外交能够在客观上维护中国利益，促进中国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法律外交的推展意味着相关机构和人员要善于从法律的视野观察外交问题，用法律的思维思考和处理外交事务，考虑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环境、人权等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通过这一方式，使得我们的国家利益和外交主张更具有正当性、合法性，更具有说服力，更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由此可以掌握外交主动权。

西方大国的外交实践已经展示出法律外交的积极意义，他们非常精明地将政治、经济等诉求转化为法律问题，确立游戏规则就掌握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在历史上，英国在鸦片战争、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都以战争、领土和贸易规则压服中国，以法律的形式掩盖其不合理的利益主张，使得本来受侵略的中国反倒处于表面上看来违背国际法的不利地位。同样，关于中日钓鱼岛问题之争，中方依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主张对钓鱼岛主权，在法理上无懈可击，也更具说服力和公信力，因为这是同盟国与日本之间结束战争状态、构建亚太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是中日之间解决战后领土归属问题的法律基础。

由此可见，了解和运用法律在争取和掌握国际关系主动权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也需要将我们发展的诉求法律化，这样会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和更强的合理性。法律外交可以交流信息，有助于培养人才，从而促进中国法律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与此同时，法律外交有助于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有助于增进国家之间在法律层面的信任，有助于各国在法律问题上的沟通和合作。不仅有助于完善国际法律机制，也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利益诉求。只有通过广泛地推展法律外交，才能够良性地构建中外关系，形成有效的对话机制，从而使得中国的利益得到更好地维护。

三、法律外交开展的主要方式

在法律外交开展的方式上，应当采取多元化、立体化、灵活多样的形式，追求法律外交的实效。在法律外交的模式上，既包括民间外交，也包括官方外交。从官方的角度讲，外交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等各个部门都可以在法律外交方面确立项目、举办活动；从民间的角度看，中国法学会、中国人权研究会等法律团体也可以积极参与法律外交的实践。最近几年的实践充分证明，通过中国法学会等民间团体开展法律外交，产生了超乎预期的效果。

在法律外交的具体形式上，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在体制和机制上顺应开展法律外交的需要。一方面，为顺应国际社会法治化的趋势，中国相关外交机构应当强化法律方面的配置。例如，可以考虑将外交部条法司改名为法务司，在驻外使领馆和驻联合国常驻使团设立法务参赞或法务秘书，以求更好地从法律的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在外交、外事部门要注重选拔任用优秀法律专业人员。另一方面，在工作机制上，应当树立全方位、立体化的法律外交模式，各个外交职能部门和外交活动的参与者都要在总体上树立明确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充分认识到将法律贯穿于外交活动各个环节、各个领域的积极意义，从而在保持正確的政治方向的前提下，将法治的精神渗透到外交工作中去。

第二，主动有效地参与国际立法、国际执法和国际司法。中国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联合国等有关组织的国际立法活动，参与国际条约的制定，推动国际法律规则和全球法律规则的形成，推动国际立法领域的扩大，通过这些活动充分表达我国的立场、观点、利益取向和核心价值，促进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构，促进社会公正和世界和谐目标的实现。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负有执行国际法律的重大责任，中国应积极推动国际法律的执行。同时，国际法律的有效执行对于维护和发展我国的经济政治利益至关重要，因此应当以合适的方式参与国际法律的执行活动，例如维和、护航、环保等。当然，中国还应当积极开展涉外问题的司法程序研究。尽管已经有很多法院处理了大量涉外案件，但很多时候，中国还不善于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纠纷，致使党和政府直接面临矛盾，处于风口浪尖。而将这些问题法律化，并诉诸司法程序，则会给党和政府留下更大的回旋余地和活动空间。当涉外问题被界定为法律问题时，就可以使涉外问题巧妙地以司法的方式予以解决，党和政府就可以远离矛盾的第一线。

当前，我们要认真分析中国加入国际司法体制的战略和策略。虽然我国在多个国际司法机构都有法官和工作人员，但是有些部门对于参与国际司法程序却始终有抵触和怀疑的情绪。随着国际社会的法治化，更多的国家对于国际司法体制持积极的态度。中国也应当论证在适当的时候接受相关司法机构的可行性，增强中国在世界各国面前的法律信誉。

同时，也应当对于中国外交领域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的法律研究，科学制定法律规则，掌握法律的主动权，使中国在国际争端和敏感问题上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例如，关于东海、南海等海域，与邻国的海洋边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分，就应当进行更扎实的法律探究；在民族、宗教、人权、恐怖主义等问题上，也要深刻掌握国际法律动向，避免国家决策处于被动地位；在粮食、公共健康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也要纳入到法律的框架之中予以认识和观察，以提高中国法治国家的良好形象。

第三，中国应当积极推广以法律为内容的外交活动。在法律外交的具体内容上，既包括国内法的交流，也包括国际法领域的交流。交流的形式多种多样，例如：第一，交流和问题研讨。通过召开學术会议的方式，让中外法律专家就某些专门的涉法外交和法律外交问题，进行深入的交流。例如，近年来举行的中非合作法律论坛、上海合作组织法律论坛以及中美、中澳、中德法律论坛等，以论坛的方式相互交流，使参与者和相关国家了解并逐步认同彼此的法律规范和程序。第二，派遣更多留学人员学习法律。可以进一步在法律领域开展长期或者短期派驻留学，以此种方式增进外国人对于中国法律的了解，消除相关的误解；也增强中国人对于国外法律和国际法的了解，这种方式还有助于中国法学教育和法律人才整体水平的提高。第三，考察和访问。有关部门及民间团体应当提供更多的机会，组织法官、检察官、律师、警察、人大和政府机关的法律工作者等法律职业人员，以及法学研究人员和法学教育工作者进行目标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更高的互访。这种访问不仅会促进不同国家的法律理论和实践的交流，而且能够获得更加直观和感性的印象，增强各国法律制度的相互协调。由此达到各国法治模式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目标。第四，法律援助。回顾300年来的世界史，西方大国，尤其是英国走到哪里，就把他们的法律带到哪里。20世纪50—70年代，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通过法律援助渠道，帮助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构建法律制度，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在全球化时代，在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益增长的今天，我们有必要积极开展法律援助，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在尊重主权和国家文化的基础上，输出我们的法治理念和经验，以对他们产生更广泛、更深刻的影响。

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上反复重申，加强法治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健全的法制符合各国人民要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我们相信，积极有效地推广法律外交，能够促进中国的繁荣、稳定、健康发展，也能促进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中国法律外交的实践成就

当前，中国的法律外交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部门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法律外交机制体制和人才队伍。这样，中国法学会承担起中国法律外交的先锋践行者。作为中国对外法学交流的主渠道，中国法学会充分发挥民间外交、法律外交、学术外交的独特优势，遵循对外法学交流的“五四三”指导思想和“合作、发展、共赢、和谐”的理念，积极推动法律外交新战略，服从和服务于总体外交，促进了国家关系发展。

首先，以中国法学会为主，中国的法律外交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战略布局。目前，中国法学会已经与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个法学、法律组织建立了联系，并与其中87个国家和地区的122个重要法学、法律组织和机构签署了双边合作备忘录，会见了400多位外国部级以上的司法界高官，培训国外法学法律人才100多人，举办了100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和法律论坛，近6000多人次的中外专家学者参与。先后成功举办了第17届国际刑法学大会、第24届国际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大会等千人大型国际会议；倡议、主导并在国内外举办中国—东盟、中国—非洲、中国—拉美、中国—亚欧、东北亚等五大区域法律论坛多达20次。特别是“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已被正式列入政府间合作机制，纳入了中国对非合作的主渠道。

其次，中国法律外交在派团互访、法学研究、学术研讨、法律人才培训、法律服务等方面展开了广泛而富有成效的实践。中国法学会组织实施了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法律外交战略合作伙伴计划、拉各斯名录暨中国—非洲仲裁员互聘计划；签署了《南宁宣言》、《乌鲁木齐宣言》、《合作与发展共同宣言》、《下龙湾共识》、《北京宣言》和《中国—拉美法律论坛宣言》等6份区域战略合作文件；成立了中国—非洲法律培训基地、中非法律论坛中方协调委员会、中非法律论坛指导委员会、中国—东盟法律培训基地、中国—东盟高端法律人才培养基地、中国—东盟法律培训基地研修班、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环宇中国—东盟法律合作中心、中国—东盟自贸区商事调解中心、东北亚法律培训基地、东北亚法律培训基地研修班等区域培训、研究及合作机构；分片设立了中国法学学术交流中心河南、重庆、吉林、甘肃4个分中心，推动各学科研究会、地方法学会以及法学法律界专家学者参与各类国际交流活动。在法律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中国法学会体系的协同性、整体性、系统性进一步加强，体系的功能、活力和魅力进一步显现。中国法学会已成为中国民间外交大军中具有独特优势的重要力量。

最后，中国法律外交的理论建设也正得到快速发展。在广大法律工作和法学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法律外交的调研力度大大提高，中国法学会所确立的“法律外交”重点课题转入第二阶段研究，法律外交教材的撰写也已启动。同时，在对外交往中加大对法律外交的总体设计和推介力度，在国内积极利用各种场合广泛宣传法律外交战略，加大统筹协调，法律外交理念得到国内法学法律界和有关部委的广泛认可和呼应。法律外交战略合作伙伴计划乘势启动，20多家全国知名法律院校、社科研究院和律所加入计划，法律外交研究和推动力量进一步壮大。“推动法律外交”写入《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指导委员会章程》，首次以书面形式确认法律外交为中外法学法律界的共同使命。

中国法律外交的成就最为明显地体现为两个具体实践。首先是中国法学会倡议发起的“中国—东盟法律论坛”。首届论坛于2005年8月31日至9月4日在广西南宁举办，主题为“中国—东盟经贸法律政策与实务”，论坛通过了《南宁宣言》。论坛期间还举办了“法律咨询台”活动，在广西民族大学设立了“法律文化广场”。第二届论坛于2006年12月14日至17日在越南下龙湾举办，主题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法律合作”，论坛通过了《下龙湾共识》。第三届论坛于2007年9月12日至15日在重庆举办，主题为“繁荣与发展—中国与东盟法律合作之前景”，论坛期间举办了“中国与东盟法律—企业界人士见面会”活动，在西南政法大学设立“法律文化园”。第四届论坛于2010年11月10日至14日在重庆举办，主题为“走向互利共赢：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后的法律合作”。第五届论坛2011年9月25日至27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主题为“合作共赢”。

中国法律外交的另一重要实践是“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的建立。随着中非关系的全面发展和提升，中非法律外交拥有了坚实的基础。推动法律外交，加强中非法学、法律界之间的对话、交流與合作，共同推动“法律外交”，用法律的手段化解纠纷，应对挑战，维护和平，实现共同发展，对于增进中非友谊，保障中非贸易往来和投资顺畅，促进中非共同繁荣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为配合国家总体外交，贯彻落实《中非合作论坛—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2010—2012年）》，首届“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于2009年12月20—21日在埃及开罗举办。来自中国和20多个非洲及西亚地区国家的80多位法学法律专家出席了论坛，与会各国代表围绕“加强法律交流，促进中非关系全面发展”的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和深入交流，提出的一些观点和对策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2010年9月16—17日，第二届“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非洲38个国家和中国的法学法律界代表参加论坛，围绕“把握机遇、加强法律合作，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全面发展”的主题展开探讨并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北京宣言》。2012年12月3日至15日，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在毛里求斯召开，论坛期间召开了首次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指导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指导委员会章程》。

“中国—东盟法律论坛”和“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的成功举办，为中国法律外交的实践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推动了中国与各国关系的发展。东盟是中国的友好近邻和重要的合作伙伴，在国家总体外交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加强中国与东盟法学法律界之间的对话、交流与合作，用法律的手段化解纠纷，应对挑战，维护和平，实现共同发展，对于增进中国与东盟法学法律界的友谊，保障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往来和投资顺畅，促进中国与东盟各国关系发展，实现双方共同繁荣都具有重要意义。借助“中国—东盟法律论坛”，中国与东盟政法界高官多次开展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坦诚、友好、深入地交换看法，就进一步推动法学法律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达成广泛共识。会谈增进了理解，加深了友谊，进一步巩固了中国与东盟各国业已存在的法学交流，拓展了务实合作领域，有力地配合了国家发展战略和外交大局，对消除分歧、化解冲突，构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双边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中国—东盟法律培训基地”目前已为东盟10国培养了近百位了解中国和东盟民商、经济法律制度的优秀青年法律人才，对优化区域法治环境，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又如，通过“法律文化广场”和“法律文化园”等活动，增进了中国与东盟各国不同法律文化间的理解与认同，有助于求同存异、相互借鉴，有助于沟通思想、消除隔阂，有助于共同解决问题、探索发展道路。

同样，“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也为促进中非关系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自2008年开始，中国法学会共派出8个重要团组到非洲开展了法律外交，其中4个团组是副部级以上高访团组，举办三届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和一次中国—非洲次区域专题法律研讨会，倡议通过《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指导委员会章程》两个重要文件，与非洲35个国家的法学法律组织建立了联系，与非洲28个国家的34个法学法律组织签署了《双边合作备忘录》，成立了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中方协调委员会并召开两次会议，成立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指导委员会，在湖南湘潭大学成立了中国—非洲法律培训基地。

其次，通过相互学习和了解，促进了中国自身的法制建设，提升了中国的国家软实力。“中国—东盟法律论坛”始终围绕中国—东盟自贸区法律制度、中国—东盟法学法律界的务实合作和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主题，以法学法律界的广泛交流为切入点，在平等协作的基础上，对如何创造有利于地区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如何加强司法协助与合作，如何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经贸纠纷等政治、经济和法律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达成广泛共识。中国与东盟各相关法律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各抒己见、踊跃发言，形成了很多新的设想，提出了很多有益意见和建议，为各国政府和相关部门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论坛研讨成果丰硕，为中国—东盟法学法律界相互了解彼此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学习和借鉴最新的法学理论和法治建设经验，促进各国法制建设，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法律框架的建立和完善，促进自贸区的健康、快速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保障中国—东盟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提供了法律支持。

“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也极大地促进中非之间的相互交流，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例如，2012年5月，在法律外交的框架下，中国法学会对中国对非投资概况、中国对非投资的主要风险、当前中国对非投资风险的法律防范与救济现状、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6条完善对非投资的法律防范与救济机制的建议，代表团还与加纳律师协会和赞比亚法律协会签署了《双边合作备忘录》。又如，2012年7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北京行动计划（2013—2015年）》，特别提及：赞赏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倡议建立“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并于2009年12月在开罗、2010年9月在北京成功举办了两届论坛会议。同意进一步加强该机制建设，加强双方在法学研究、法律服务、法律人才培训以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等领域的合作。

第三，深化中外在法律领域的务实合作，提高双边关系中的法律服务水平。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往来不断增多，随之而来的是双方在经贸和投资等领域的矛盾和问题逐渐增多。在“中国—东盟法律论坛”框架下，先后成立了“环宇中国东盟法律合作中心”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重庆）商事调解中心”，旨在为保障自贸区的顺利运作与和谐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此外，“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创建了中国—东盟法律文献数据库，不仅为国内外的中国—东盟法律研究提供帮助，而且为相关企业和人员提供经贸和投资领域的法律指南，促进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往来健康、快速发展。

另外，“中国—非洲法律培训基地”的成立和法律外交战略合作伙伴计划的签署，也为中非法律合作和法律服务奠定了扎实基础。同时，中国法律外交还稳步推进“拉各斯名录”暨中非仲裁员互聘计划，已向尼日利亚拉各斯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埃及开罗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南部非洲仲裁基金会推荐30余位中方知名仲裁员，并积极与肯尼亚仲裁中心接洽互聘事宜。

最后，提高了中国法学法律界在世界各国的地位和影响。在论坛框架下，法律人才培训、法律研究、专著翻译以及法律咨询服务等一系列合作不断发展成熟。中国—东盟法学法律界的交流与合作提升了中国法学法律界在本地区的地位，扩大了影响，对构建“以我为主导”的多边法律交流合作机制，积极主动地开创法律外交新局面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和重要的战略意义。例如，越南邀请中国宪法领域的专家赴越南为其修改宪法提出建议，泰国中央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法院邀请我国国际法领域专家赴泰国参加有关促进东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会议，都充分证明了中国法学法律界在本地区的地位和影响不断提高，话语权进一步提升。

结 束 语

法律外交是中国法学家和法律工作者适应时代要求、国际国内环境发展变化而提出的一个崭新概念，旨在将法律观念和法治理念贯穿于中国的外交实践中，通过将部分外交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以合法程序和行为处理外交事务，既可有效缓解外交压力，又可赢得外交的合法性，抢占外交道义高地。过去十余年来，中国的法律外交得到了有效实践，特别是中国—东盟法律论坛、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的创建和持续，更为丰富中国法律外交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国际生活日益一体化，法律外交将日益成为外交的有机组成要素。为顺应这一历史趋势，通过法律外交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有效合作，提升国家软实力，中国未来需要进一步强化法律外交，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首先，中国应当进一步强化法律外交的机制体制建设。驻外使领馆和中资企业经常反映，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对外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增加，使领馆和经商参处协调处理的纠纷也不断增多，仅仅通过政治手段解决矛盾纠纷有时还面临着结果合法化的问题，效果并不理想。用法律手段解决纠纷，处理结果也容易让外方心服口服，可更顺畅地解决纠纷。现在有些发达国家的使领馆都设有法律事务参赞或者主管法律事务的一秘，中国与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事等领域的合作日益加强，因此也有必要在驻外使领馆中配备专管法律的外交人才。

其次，要进一步完善法律外交的理论建设。当前中国法律外交的理论建设力度仍然不够，主要是由中国法学会倡导推动。尽管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面临三方面的不足：一是这些理论成果仍是初步的研究；二是理论研究的成果如何转化成为具体的政策实践仍有待探索；三是中国法律外交的理论成果的国际推广仍有待全方位展开，仍需大力推动法律外交工作由“开拓渠道、全球布局”转入“开拓渠道、巩固深化”阶段。

最后，要持续强化中国法律外交的具体实践。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全球化时代下，法律在引领、规范、促进、保障国际关系发展，有效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推动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谐世界，法律外交须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中国崛起的重要软实力和巧实力。法律外交对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提升中国的话语权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中国未来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因此，要从国家发展战略全局出发，官民并举，运筹帷幄，推动法律外交，促进中国的和平崛起、法治崛起，实现中国梦、法治梦，为构建国际法治中国话语体系、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提供法律支持和保障。

作者：张文显 谷昭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