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法律术语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法律术语是法律的核心，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法律骨架”作用。
第一篇：法律术语论文范文
英语法律术语翻译策略研究
摘 要： 法律术语翻译是法律翻译中的难题之一，它不仅仅涉及源语与目的语，还涉及法律文化和具体法律概念的转换。刑法罪名是一种典型的法律术语。为了更准确地翻译这些术语，文章根据相关翻译理论、刑法原则及刑法罪名构成要件提出一些刑法罪名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 法律术语;术语翻译;法律翻译
收稿日期：2020-01-18
作者简介：师智启(1989—)，女，硕士，陆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外语教研室助教，主要研究翻译学，外语教学。张赟(1971—)，女，硕士，陆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外语教研室副教授，主要研究外语教学。
引 言
法律翻译不同于普通的翻译，它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而最能体现法律翻译专业性的莫过于法律术语的翻译了。“法律术语是对法律原则和概念的提炼和浓缩，承载着法的概念和精神。正是因为有了法律术语，法律语言的表达才会显得简洁、准确、专业。术语翻译的精确性直接体现司法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准确严谨是法律术语翻译的灵魂”[1]。刑法罪名就是一种典型的法律术语。法律术语依附于它所在的法律体系，每一个法律体系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它独有的法律术语体系，所以准确翻译法律术语不仅要熟练掌握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还要了解两个法律体系的相关法律知识。
一 法律术语翻译
法律术语翻译不仅仅是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两个法律体系之间法律概念的转换。法律术語承载着法律原则和概念，如果不了解这些概念及两个法系之间概念的差别，而单单从语言层面翻译，往往会出现错误。
每一个法律体系都有其独有的一套法律术语，即便是同说一种语言同属普通法系的英国和美国，法律术语的内涵也存在差异，所以我们在翻译法律术语时应注意这些差异。萨切维奇(Sarcevic)[2]就注意到了这些差异，她的研究深入、系统，为后来法律术语翻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的理论构成了后来很多学者研究的理论框架。
萨切维奇对法律术语翻译研究的主要贡献是深入探讨了法律术语不完全对等现象及翻译。她总结了法律术语中的三种对等：自然对等(natural equivalence)、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和替代对等(alternative equivalence)。其中功能对等又根据对等程度的不同分为三种类型，即接近对等(near equivalence)、部分对等(partial equivalence)和不对等(non-equivalence)[2]。接近对等和部分对等又各包括相交和包含两种情况，不对等包括相交、包含和不相交三种情况。接近对等就是A和B 两个术语所有的全部本质属性和大部分的附加属性相同(相交)，或者是A包含B的所有属性，B包含A的全部本质属性和大部分附加属性(包含)。部分对等是指术语A和术语B大部分本质属性和一些附加属性相同(相交)，或者A包含B的所有属性而B包含A的大部分本质属性和一部分次要属性(包含)。对等性最差的是不对等的情况。不对等是指术语A和术语B只有很少甚至没有本质属性相同(相交)，或者A包含B的全部属性而B只具有A很少的本质属性甚至没有A的本质属性(包含)，或者A和B的属性根本没有交集(不相交或排除)。
萨切维奇继而提出了对法律术语不一致的弥补方法，包括扩充词义(lexical expansion)以及表述性释义和定义(descriptive paraphrase and definition)，如果这些方法都不能弥补术语的不一致，可以采用替代性对等词，比如使用中性术语(neutral terms)、借词(borrowing)，或创造新词(neologisms creation)。
二 刑法罪名翻译
对等划分对法律术语翻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该理论的指导下，我们需要明确一个法律概念的定义和构成要件，并确定哪些构成要件是其本质属性，哪些是其附加属性。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查找术语的法律渊源。下面，以刑法罪名翻译为例来详细分析。
中美刑法中一个共同的重要原则就是罪行法定原则。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就要看它符不符合刑法中某项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区分此罪和彼罪的标准也要看犯罪构成要件。所以我们在翻译刑法罪名时可以把犯罪构成要件划分为法律概念的本质属性，把其他的一些量刑情节划分为其附加属性，在此基础上找对等术语。例如，在翻译美国刑法中的某罪名A时，首先需要确定有没有自然对等词，如有自然对等词就用自然对等词来翻译;如无自然对等词，则需要找功能对等词。如找到功能对等词B，则需要分析A罪在美国刑法中的属性组成，在这些属性中找出A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即它的本质属性，再找出它的量刑情节即它的附加属性，以同样方法根据中国刑法确定罪名B的本质属性和附加属性，然后进行比较，根据萨切维奇的方法进行分类：如果是接近对等，在不致产生误解的情况下就可以直接用B来翻译A;如果是部分对等或不对等就要采用弥补方法，弥补不了就采用其他替代性对等词来翻译。
三 法律文化差异对罪名翻译的影响
美国属于普通法系，判例和习惯的作用在法律实践中非常之大。美国的大法官霍姆斯(Holmes O. W. Jr)说过：“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3]“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美国刑法采取的是决疑式的思维方式，主张每个个案或至少是每个学理上的单一问题都应该从自身出发，针对这些个案或问题寻求解决途径。在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美国刑法拒绝体系性的建构，甚至认为体系性的建构没有任何意义，由此形成与德国刑法迥然不同的理论风格”[4]。所以法官的判例成为美国刑法的重要渊源，这一点与中国的刑法是有很大差异的，中国的刑法的主要渊源是刑法典，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国法官判案时多采用演绎推理的方法，以相关法律规定为大前提、具体案情为小前提得出结论，这与美国法官从个案出发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刑法中法律思维、法律理念的不同对刑法罪名的翻译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要多加注意。
四 刑法罪名翻译示例
下面就对美国刑法中的一些罪名运用上文的罪名翻译方法和原则进行翻译和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因为美国有52个法域，每个法域都有自己的刑事法律制度，下文用到的美国刑法主要是指《美国模范刑法典》和大多数州通行的刑法概念，中国刑法主要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例1.murder， manslaughter
在中国刑法中与murder最相近的一个罪名就是故意杀人罪，但是二者不完全相同。美国刑法中关于杀人的罪名系统非常复杂，最重要的区分就是谋杀和非预谋杀人。谋杀又分为很多形态，还会根据情节分成不同等级;而非预谋杀人又可分为非预谋故意杀人和非预谋非故意杀人。中国刑法中关于杀人的单独罪名只有两个，即故意杀人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故意杀人罪和murder都是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区别在于murder的构成要件中要求有事前恶意，即杀人之前有预谋，所以murder应翻译为谋杀罪。manslaughter是没有事前恶意的杀人，所以应翻译为非预谋杀人罪。manslaughter又可分为voluntary manslaughter 和involuntary manslaughter，这两个罪都是没有预谋的，但前者是故意，后者为过失，所以可分别翻译为非预谋故意杀人罪和非预谋过失杀人罪。
例2.battery ，assault
在中国刑法罪名中与battery有关的是故意伤害罪和过失致人重伤罪，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中有主观故意，但battery不要求主观故意，它只要求因冒犯性身体接触(offensive touching)导致受害人受到侵害，所以battery的范围比故意伤害罪广，包括故意伤害也涉及过失致人重伤。battery一般译为殴打罪，但是这个译法容易造成误解，让人以为需要激烈的、暴力的行为才能构成此罪，其实battery的范围远比殴打要广，它在行为上仅仅要求冒犯性身体接触。battery和故意伤害罪其实是部分对等中的包含情况，battery包含故意伤害的所有属性，故意伤害包括battery大部分本质属性和部分附加属性，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扩大故意傷害的范围的方法来弥补它们之间的差异，把battery翻译成伤害罪。
assault和battery是有联系的，assault是企图伤害或以伤害相威胁，但它和battery的关键区别是有没有实际的冒犯性身体接触(offensive touching)，即它并没有给受害人造成实际伤害。assault在中国刑法中并没有相近的罪名，根据它的概念，可翻译为恐吓罪或威吓罪。
例3.burglary， arson
burglary 这项罪名经过长时间的演化，犯罪构成不断减少，适用范围不断扩大，慢慢地偏离了它最初的特征，从它一般的翻译——夜盗罪可以看出它最初的含义，即夜间以犯罪为目的侵入他人住宅，夜间是burglary的犯罪构成要件之一。但是现在美国刑法中burglary指以犯罪为目的侵入他人住宅，没有夜间这个时间要求。这与中国刑法中的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很相似，它们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区别在于中国的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并没有“以犯罪为目的”这一构成要件，而美国刑法中的burglary是一种具体故意犯罪(specific intention crime)，以犯罪为目的侵入是它必不可少的构成要件。所以burglary包含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全部属性，而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包含burglary的大部分本质属性和部分附加属性，二者是部分对等词。如果直接把burglary翻译成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就不太准确，为了弥补它们之间的差异，可以把burglary翻译成恶意侵入他人住宅罪。
arson在中国刑法中有一个很近似的罪名——放火罪，它们的构成要件都是故意使对象物燃烧，所以可把二者看成自然对等词，把arson翻译成放火罪。
例4.larceny，embezzlement，false pretenses
larceny和中国刑法中的盗窃罪很近似，都是以永久剥夺物主所有权为目的拿走他人财物，所以可直接用盗窃罪来翻译larceny。
embezzlement和中国刑法中的侵占罪类似，都是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二者所指的行为都是在本来已经占有他人财物时把财物转为己有，所以可用侵占罪来翻译embezzlement。
false pretenses是以永久剥夺物主所有权为目的用虚假陈述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我国刑法中类似的罪名是欺诈罪，欺诈罪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它与 false pretenses构成要件相似，所以false pretenses 可翻译为欺诈罪。
五 结 语
罪名是刑法之中的核心法律术语，准确规范地翻译罪名是一个十分复杂困难的过程，需要从法律和语言两个层面去考量，既需要具体法律概念的比较分析，也需要翻译理论的指引。本文在术语不完全对等理论及相关刑法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犯罪构成为依据的罪名翻译方法，并以美国刑法中的罪名为例，展示用此方法翻译罪名的过程。此方法不仅可以用来翻译罪名，也可以用来评估罪名的翻译的质量。而其他部门法术语的翻译也可以参照这种方法，结合该部门法的原则和具体概念找出适合的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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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储槐植.美国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作者：师智启 张赟
第二篇：法律术语的翻译策略探析
摘 要：法律术语是法律的核心，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法律骨架”作用。法律翻译的关键在于对法律术语的精准把握，这就要求译者不仅要把握好法律术语翻译的标准和原则，还要从法律术语翻译中法律术语的概念和构件、法律词汇、法律文化、法律规范和比较法律等“五个维度”入手，弄清法律术语的内在渊源，才能有的放矢地做好法律术语翻译工作。
关键词：法律术语;翻译策略;刑法罪名
当前， 我国正稳步、有序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对外交流活动日趋频繁，法律需求也随之增大，中国法治正处于“走出去”的有利契机，法律翻译的重要程度日益凸显。
在法律翻译中，术语翻译是基石[1]，精准、规范、统一的法律术语翻译直接体现着司法的权威和公正性[2]。法律术语是具有特殊法学含义的专业词汇，是法律原则和概念的外在表现。法律专用术语具有专业性、科学性、单义性和系统性等基本特征。从词汇特点来讲，法律术语包含法律术语和具有法律意义的普通词汇。其中，法律术语是法律语言翻译的难点。
一、法律术语翻译的研究现状
（一）法律术语翻译的理论基础
德国翻译理论家Vermeer等提出翻译不仅要忠于源文本的含义，还要忠实于目标文本的功能，进而形成了功能主义下的法律翻译目的论思想[3]。基于此，Sarcevic将法律翻译的目的重新定义为法律效果的对等[4]。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被用于分析法律术语翻译的思维流程，用于解决法律术语的翻译问题[5]。徐文彬对源语和目的语背后的文化语境进行研究，认为法律文化冲突造成目的语中没有对等词或对等词只是表层含义相似，建议把文化和语境因素纳入法律术语的翻译范畴[6]。叶邵宁、祝迎新、王静等学者围绕法律术语翻译过程中面临的法律文化差异，提出译者在法律术语翻译中要进行主体性完善的对策[7-9]。屈文生曾在著作中讨论了我国法律术语译名规范化问题[10]。总体上，法律术语翻译理论的日趋成熟，为法律术语的翻译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法律汉英术语库的建设
近年来，术语库建设取得巨大进步，但有关法律汉英术语库的构建却停滞不前，目前，世界上较为完善的法律领域中英术语库仅有一家，即香港法律中英文术语库，但术语内容仅涉及香港法例。中国司法部建成了法律法规数据库，但该库主要用于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查询，也不属于术语库范畴。事实上，我国目前还未建成完善的由法律术语组成的专业法律术语数据库。在众多类型的数据库中，只有术语在线、中国百科术语数据库涵盖了小部分汉英法律术语。这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我国法律英译的专业化、标准化英译进程。
二、法律术语翻译的标准
翻译，即译者把源语言准确、有效地转换为目的语的一种语言行为。这种转换不仅仅是语言信息、文体风格的转换，还包括文化信息、价值观念等的传递。一般情况下，译者在进行这种语言行为时，都以一定的原则或标准为遵循。在国内，比较权威的有钱钟书的“化境”学说，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原则以及严复的“信、达、雅”标准等。法律语言具有较高的严谨性和准确性，每一个法律术语都具有特定的法律意义和社会价值。无论如何，法律语言的翻译都应建立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关于法律翻译，有学者提出过“准确精确、清晰简练、一致统一、语言规范、词汇专业、集体作业” 六项标准[11]。
法律语言的翻译切忌生搬硬套或望文生义。译者在进行法律语言翻译时，要使用庄重、客观、专业化的词语，以法律文本中的固定句式和专用术语来强化法律文本的文体风格，最大限度达到表达功能的等值（equivalent）。
三、法律术语翻译的原则
总体性原则。在翻译法律术语时，应按照总体性原则，遵循法律文体的基本特征。比如在把中国法律翻译为英文时，译者要保持英语书面表达和使用习惯的一致性。
特色性原则。在法律翻译过程中，应保留原法律语言中的风俗文化、人文历史特征。譯者既要灵活运用适当的翻译策略，又要充分考虑源语文化内涵。例如中国的法律制度包含着丰富独特的内涵，在汉英翻译过程中，译者要进行适当变通，达到目标读者正确理解的目的。
一般性原则。法律语言中除了法律术语以外，还有其他普通语言，这部分文体的翻译可以同其他文体一样，运用一般性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进行翻译。
四、法律术语翻译的 “五个维度”
在法律翻译实践中，一方面，译者要从宏观上把握好法律术语翻译的整体要求，另一方面，译者还要从法律术语翻译的“五个维度”入手做好微观分析，双管齐下，大幅提高法律术语翻译的质量和效率。
（一）从“法律概念和构件维度”入手做好法律术语翻译
法律术语的翻译应建立在对法律术语概念定义和构成要件清晰认识的基础上。“功能对等”翻译法是法律术语翻译常用的方法，Sarcevic根据法律术语的对等程度，把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分为三类，即N-E（接近对等）、P-E（部分对等）、No-E（完全不对等）。按照帅智启、张赟提出以犯罪构成为依据的罪名翻译方法[12]，在翻译过程中，首先要分析法律术语的核心概念和构成要件，抓住其本质属性和附加属性，为找到正确对等术语奠定基础。对于源语和目标语中的内涵完全对等的法律术语，可直接替换;对于接近对等和部分对等型的法律术语翻译也可寻找对等词，但存在差异部分要增加必要的词语进行解释，法律术语翻译中解释性翻译很有必要[13];对于无法翻译的特殊法律术语，可视其构成要素采用借词、创造新词和扩充词义（释义、定义）等创新译法。
（二）从“法律词汇维度”入手做好法律术语翻译
从词汇角度，我国的法律术语可分为三类，即现代法律词汇、古代法律词汇、四字成语结构。抢劫、贪污、刑罚等都属于古代法律词汇，这些词汇在中国古代刑法中应用广泛并沿用至今。四字成语结构的法律术语常用于书面语中，如非法拘禁、滥用职权、敲诈勒索、等都属于四字成语结构。除古代法律词汇和四字成语结构之外，均可认为是现代法律词汇，例如专利、破产等。
在三种不同类型的词汇翻译中，英语法律术语中存在对应词的，可直接用对等词进行翻译。如刑法中的量刑（sentencing）、假释（parole）、犯罪分子（offender）等。无对应术语或四字连用结构，一般采用“功能对等”翻译中的意译或释义法。如侵犯财产罪（crime of encroaching on property）、危害国家安全罪（crimes of endangering national security）、数罪并罚（combined punishment for more than one crime）、犯罪中止（discontinuation of a crime）等。现代词汇中的特殊词汇一般也采用“功能对等”翻译法。如自首和立功（voluntary surrender and meritorious service）、剥夺政治权利（deprivation of political rights）、行政处分（administrative sanctions）等。
（三）从“法律文化维度”入手做好法律术语翻译
霍夫斯泰德（Hofstede）把文化差异概括为“六个维度”，每个维度都由相对应的两个要素构成，两要素间的差值越大，产生的语言视差就越大，映射到不同法律语言层面也是如此。不同的法律语言始于不同的文化内核，有不同法律风格，归属于不同法系。中国法律属于“大陆法系”，美国法律属于“英美法系”或“海洋法系”。如中国倾向于演绎推理，即以系统性的法律法规为前提进行个案量刑。美国法律文化偏向于实用主义，在定罪过程中受以往案例影响较大，先前法官的判例会作为法官量定罪刑的重要依据。法律术语的翻译是一种跨维度、跨文化的活动[14]。因此，在法律术语翻译过程中，既要解决两种法律语言中对等词的译法，还要由表及里，剥离文化外衣，透析法律概念的本质属性和附加属性，有效解决不同法系间法律术语常存在不对等和不可译的问题。若照猫画虎，很可能产生文化意象缺失、含义严重扭曲、术语表达错误、源语文体特征消失和望文生义等重大问题。
（四）从“法律规范维度”入手做好法律术语翻译
中国法律术语对外翻译的规范和统一，是新形势下中外法律交流的客观要求。在英、法、德、日、俄等众多语种中，只有法律术语英译取得了实质进展。法律术语规范化翻译的最重要目的，就是要达到法律内容的规范和统一，从而准确传递原法律术语的法律要义。规范化的术语翻译要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以术语来译术语”，即中文法律术语对应的英译本应该具备与原中文法律术语一样的词汇特征和法律功能。如，“盗窃、抢劫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罪”译为“crime of stealing or forcibly seizing weapons， equipment or military supplies”，“非法收购、运输、出手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译为“crime of illegally purchasing， transporting or selling rare or endangered animal or animal product”，“非法采矿罪”译为“crime of illegally mining”等，这些例子均属于严格按照规范化原则翻译的术语。要注意的是，在法律术语翻译中，“以俗语来译术语”是法律术语翻译的大忌。
（五）从“比较法律维度”入手做好法律术语翻译
以刑法罪名为例，中美刑法都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但在犯罪行为的认定上中国刑法和美国刑法有较大不同，译法有一定考究。中国刑法强调犯罪行为客观结构的特征，关于杀人的罪名只有两个，即故意杀人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美国刑法侧重于定性并且判定犯罪行为的实施本身，涉及杀人的罪名体系分为不同等级，异常复杂。在翻译故意杀人罪时，译者可能会找到含义最为接近的对等词“murder”（指故意杀人），但在美国法律体系中，“murder”包含预谋含义，即谋杀罪，与故意杀人罪属于部分对等，不能直接替换。在翻译过失致人死亡罪时也是如此，不能用“manslaughter”替换。“manslaughter”是没有事前故意的杀人，应译为非预谋杀人罪。又能分为“voluntary manslaughter”（非预谋故意杀人罪）和“involuntary manslaughter”（非预谋过失杀人罪），承载的法律构件过多，与中国刑法中的过失致人死亡罪同样属于部分对等。因此，中国《刑法》中的故意杀人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摒弃了这两位看似对等的“假朋友”，较为稳妥地使用了“crime of intentional homicide”和“crime of negligently causing death to another person”的译法。由此可见，中美法律比较的路径不失为法律术语翻译中有效避瑕的良方。
五、結语
法律术语是法律体系及法律语言的精髓。法律术语的翻译在用词、用语上颇有考究，与普通文本的翻译差异极大，这给法律翻译者带来很大挑战。译者只有将翻译标准“内化于心，外化于形”，贯穿于翻译创作的全过程，才能达到忠实、通顺、规范的效果。因此，译者不仅要以专业的法律知识为基础，深入分析不同法系中法律概念的内核差异，还要充分把握法律术语的特点、翻译标准和翻译原则，以适合的维度为切入口，追根溯源，才能做好法律术语翻译这项严谨细致的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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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帅智启，张赟. 英语法律术语翻译策略研究——以刑法罪名为例[J]. 中国科技术语，2020（03）：44-47.
[13] 李长栓. 法律术语的解释性翻译[J]. 东方翻译，2020（06）：72-76.
[14] 劉洋. 计算机辅助翻译在我国法律英译中的困境及对策——以《刑法》术语为例[J]. 中国信息化，2021（04）：110.
（荐稿人：钱亦斐，贵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邹宇铭）
作者：刘洋 张俊红 曾宇
第三篇：法律术语翻译中的文化缺省
摘 要:文化缺省是指作者在与其意向读者交流时,双方共有的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的省略。法律文化是使用法律语言作为表达方式的群体所特有的方式和现象。文章拟通过探讨法律术语翻译中文化缺省的成因,使法律文本翻译能够超越语言的表面形式兼顾文化和语用内涵而实现功能对等。
关键词: 文化缺省,法律语言翻译,法律文化
Cultural Default in the Translation of Legal Terms
MA Li
一 翻译与文化缺省
语言及其使用不能超越文化而存在。王佐良先生认为: “翻译之难, 在于在一种文化里有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 在另一种语言里要花大力气去解释。对本族语者不必解释的事情, 对外族语者得加以解释。”[1]这种现象就是文化缺省, 它反映了特定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习惯。
不属于同一文化族群的信息接受者因为不具备同样的文化缺省意识, 便因为文化障碍而在理解原文语篇及意义方面出现困难。在多数语境下,交际主体传递的字面信息具有不完备性,即存在大量的信息缺省。文化缺省成分一般都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并且存在于语篇之外,因而会对处于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中的读者造成意义真空,无法对文本获得连贯的理解。
因此,近20年来翻译研究呈现两个明显的趋向:一是交际理论在翻译理论上的体现, 二是对文化转换的重视深刻动摇了重视语言转换的传统。换言之, 因为交际与文化都具有以人为本的特质, 人文关怀在翻译界已经赢得高度的重视, 翻译理论界正在加强宏观把握, 拓展翻译视野, 加强翻译工作的文化融合功能。
二 法律语言和法律文化
法律文化是使用法律语言作为表达方式的群体所特有的方式和现象。法律语言作为一种语言功能变体,是法律文化的产物和载体。用文化语言学的眼光来看, 法律语言与法律文化关系密切, 而法律思维是沟通两者的桥梁。法律学科本身的特殊性以及法律长期在人们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生活中所发挥的强大的规范和调节作用,使得法律语言在实现其调节、规范作用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自身的语体特点。为实现法律文本翻译的严谨性和准确性,译文不仅要从词法和句法两个层面转达原文信息,而且要透过语言形式体现其文化内涵,体现中外法律文本特有的文化内容在法律术语中所产生的语义效果及不同的语用特征。
随着现代译论的侧重点由语码转换向文化转换,法律翻译被认为是“跨文化事件”,译员被看做是“文化的操作者” 。因为承担着文本产生者的积极角色,译者翻译时要考虑语言因素,更要考虑产生社会文化的语境因素,即法律文化,尤其是译语功能及接受情景的其他条件。
三 法律语言翻译中的文化缺省
英语国家法律文化中具体的法律特定概念、法律体系、法律词汇的文化语境、民族心理是构成法律语言翻译中文化缺省的主要原因。本文拟将文化缺省现象放在上述背景下加以考查,阐明文化缺省的生成机制以及其交际价值,探讨如何使法律术语翻译能够超越语言的表面形式兼顾文化和语用内涵而实现功能对等。
1.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又称部门法体系,是指一个国家现行的全部法律按照一定的结构和层次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一国法律制度系统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根源,很少和他国的法律制度雷同,即使是基于相同法系的国家之间的法律也是如此。正是这种体系差异以及部门法之间本身差异的存在, 突出了在法律语言翻译中的文化缺省,也增加了法律词汇翻译的难度。
比如说“抵销”(setoff)这一请求权,英美法系一般不允许在诉讼程序外作抵销;德国法系允许诉讼外的抵销,但要求债务人作意思表示;法国法系认为抵销的条件一旦具备,抵销自动完成,即使当事人没有意识到两个请求权在此限度内已告消灭[4]。又如: dominion 在民法中指完全所有权, 在国际公法中则为主权;estoppel在合同法中是不得反悔,在刑诉中则是禁止翻供。此外,对一些近义词应严格加以区分,如“action”与“suit”分别是普通法与衡平法中的“起诉”,虽然有些学者认为法律术语中的一词多义现象造成了理解的困难,也有损法制的尊严与统一,但我们有时必须面对法律现象的无限性与语言符号的相对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通过具体的语境确定某一词汇的确切含义。
同时, 中国一些独有的法律制度在英美国家则不存在,翻译时应注意准确表达。如在中国法律语言中“劳动教养”(indoctrination through labor)、“人民调解”(peoples mediation) 两词是专门的法律术语, 有着独特的含义。“劳动教养”是指对有轻微违法犯罪的行为而又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人, 实行的一种强制性教育的行政处罚措施;“人民调解”也是中国特有的法律的术语,是指人民群众通过调停说和,解决他们之间纠纷的活动。而在英美法律制度中根本不存在类似的法律制度, 因此其法律语言中也就没有对应的法律术语。
2.法律概念
法律概念的特定性是造成法律语言翻译中文化缺省的原因之一。法律、法规涉及立法、司法主体对司法客体的行为制约或者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在语码转换过程中,对其中在不同法律文化背景下的理解差之毫厘,则谬之千里。对法律文章的翻译必须符合原文严格的法律含义和定义域,防止解释不一。对文化缺省现象需补偿翻译技巧,例如具体化、增添内容等等。翻译时,须将细微的差别加以具体化,从而使表述更加准确。
例如:deposition是英美诉讼法上所特有的制度, 指双方当事人在审判前(pretrial)互相询问对方或其证人作为采证(discovery)。因为是在审判前, 又是在庭外进行, 如果直译为“录取证词”或“采证”都不够准确。陈忠诚教授建议译为“(庭外采取的) 证词或供词的笔录”[4],较为妥当。
另外英文中有两个表示侵害他人名誉权的词: libel和slander。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 libel指的是以文字或其他书面形式对人进行诽谤, 而slander则指的是以口头形式诽谤他人。我国比较有影响的词典, 如《新英汉词典》《英华大词典》《远东英汉词典》《英汉法律词典》等都注意到了这两个词的差异,但这两个词都译为“诽谤罪”。在中国没有专门的侵权法, 侵权行为根据其严重程度分别由民法和刑法来调整, 因此有所谓的“诽谤罪”。在英美国家侵权法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 通过查英美国家的刑法著作和法典都没有找到libel和slander有关的内容, 而在侵权法中却能找到,因此,这两个词在英美国家实际上都是侵权法上的概念, 而不是刑法上的概念, 将libel和slander分别译为“书面诽谤”和“口头诽谤”,较“诽谤罪”的译法要更为适宜。
3.文化语境
法律制度的共性与语言的普遍性为法律语篇的可译性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各种语言的特殊性及本土性又使法律语言翻译在不同文化语境下面临文化缺省的问题,因此探索法律术语文化语境及其具体的补偿方法对体现法律文本特殊的社会功能和实用价值至关重要。
就英汉对应词语而言,一种文化寓意在一种语言中存在,而在另一种语言中则几乎完全没有此种文化寓意。这种情况在英汉法律翻译中经常出现。如英语的bench和汉语的“长凳”。因英国法庭最初习惯性地在庭上随意设置有一排长凳,用作法官或治安官(judge or magistrate)的席位。于是bench一词便逐渐被赋予了“法官席位”“法庭”“裁判庭”“法官”“议员席位”等与法律密切相关的国俗语义。相关的术语也就随之而出现,如: the Upper Bench (英国12世纪共和政体时期的高等法院)、the full bench (全席法庭,指法院所有法官出席组成的法庭)、bench warrant(法官签发的拘捕令,拘捕的多是藐视法庭命令的人)、Queens Bench(英国高等法院的女王座分院)、Kings Bench (英国高等法院的王座分院)。而he is on the bench也表示“他是一位治安法官”(he is a magistrate) 。汉语的“长凳”则完全没有此种特殊的法律文化寓意。
由于文化差异,英美法中许多术语所指代的概念、原理或规范在我国制度中完全无对等词的时候,应强调神似。比如,中文中的“第三者”翻译成英语可能是“情人”“情夫”“情妇”或“婚外的恋人”之类的词语。但这些词在英语中并无褒贬色彩,有的词如“情人”甚至还近于褒意。但是在我国汉民族的语言习惯中这类词却往往使人与“奸夫淫妇”产生联想。与此类似,还有一个词叫“插足”。“第三者”的“插足”显然有抢夺、甚至霸占他人配偶之义。就是说,“第三者”不仅仅是要在别人的家庭中伸进一条腿,而且要把本属于别人的婚姻家庭据为己有。就此而言,英语中的“put ones foot in”和“participate”以及“take part in”等词均不足以准确表达其意。所以,有人将其译为“step in”,因为“step in”本身就有“participate”(加入)和“intervene”(干扰)的双重含义。另外该词作为动词也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伸腿”的动作。
在英汉两种语言里,还存在许多词语表面上似乎指同一事物或概念,但实质上却是两回事。例如中文中的爱人(husband or wife) 和英语中的lover (情人) 一词就存在语意的不对等,在案例的翻译中应予以重视。
法律的文化语境反映了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传统文化及特定的历史原因,只有认识语言表象背后的没有用文字表述出来文化内涵,才能达到法律翻译的忠实性要求。
4.民族心理
在翻译中,译者对原文的正确理解依赖于对原语文化特征的相关事实的正确理解。同一客观事物或现象在不同文化里可以让人们产生不同的价值判断。当这种价值判断成为一个民族共同的意识标准, 也即民族心理时, 它就有可能从潜在的心理活动上升为一个社会共同的行为准则, 以致用法律的形式将其确立下来。
然而,在法律语言的翻译中,译者会因忽略了原文由于不同的民族心理所造成的文化缺省成分,而使译文所呈现可能是以译者自己的文化现实为基础的“归化”风貌。造成译文读者对原文的错误理解。例如:国内一些参考书将crossexamination 译成“盘问”“盘诘”或“反复询问”,可以说都是根据译者的中国法律背景常识想当然的翻译。按照英美法系的审判制度,起诉方和被告方均要求法院传唤证人出庭作证,在庭上先由要求传证人的一方向证人提问,然后再由对方向证人提问,也就是起诉方讯问被告方的证人或被告方讯问起诉方的证人,即双方交叉讯问证人,这就是crossexamination,可译为“交叉讯问”。
美国社会由于受“女权运动”的影响,“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 在抚养费方面另有一例。法律规定:夫妇双方经法院判决在分居或离婚以前或以后可以是男方付给妻子或前妻一笔抚养费(alimony) ,也可以是女方付给丈夫或前夫一笔抚养费。若干州的法律规定只给妻子一方付抚养费, 则被视为违反宪法。英文中alimony, 如果直译为“抚养费”就会让读者感到困惑, 因为汉语里的“抚养费”有多种解释。鉴于此, 不妨在“抚养费”前面加上解释“经法院判决在分居或离婚以前一方付给另一方的”, 这样, 读者在理解上就不会有困难。
四 结 语
文化是影响法律语言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不同的社会生态下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法律体系和法制模式,法律的多元性也表明了在翻译中文化缺省的必然性和对法律文化诠释的必要性。然而对法律文化的诠释不是要通过深入每种法律内部去透析法律及其本质,而是要在不同的法律间搭建一种可以沟通和相互理解的桥梁。法律术语翻译是法律体系框架内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原则,译者所面对的是两种法系和语言体系的挑战,要解决这些矛盾和差别, 应该以深入了解法律语言各个层面的特点为基础, 根据交流需要主动采取某些策略,“在囿于法律、语言、文化等因素构成的框架内积极而有限地进行创新” [6]。
本文旨在探讨法律语言翻译中的文化缺省,进而唤起语言工作者及司法工作者在法律语言交流中的跨文化意识,使更多人关注法律术语中的文化元素,从而推动法律语言学学科的发展。
参 考 文 献
[1]王佐良. 翻译: 思考与随笔[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54.
[2]郭建中. 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异化与归化[J].外国语, 1998:26.
[3]Sarcevic S. New Approach to Legal Translation[M].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7:2-4.
[4]沈达明. 国际金融法上的抵销权[M].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9:61.
[5]陈忠诚.法窗译话[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2:76.
[6]杜金榜. 法律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157.
作者：马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