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结果在于“惩恶”而非“扬善”——以马某某案为例

2022-09-10

马某某原某市某区供水公司总经理、兼某市某局局副调研员, 副处级干部。事实上按照我国的公务员管理制度, 马某某最多也就是个参公人员。一个从严格意义上讲都不能算国家工作人员的企业干部, 竟可以有如此多的违法收入, 这里面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 才是我们重点关心的。

因而以下几个问题是我们亟待回答的。第一, 大家为什么要“贿赂”马某某。第二, 马某某那么多的非法收入为什么至今才查获, 而且还阻力重重。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可以用网络上流传的一个说法回答———马某某有一个具有高官背景的“干爹”。在这里, 我们认为这个答案太肤浅。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作深入分析。首先, 第一个问题大家为什么要“贿赂”马某某。通常有两种情况, 第一就是主动送, 这种多数是因为有求于马。第二就是被动送, 大家基于恐惧其淫威, 花钱买平安。而这两点总结起来, 就是马有超越其合法身份之外的活动。关于上文第二个问题的答案, 无外乎也是两种情况。第一, 监督检查制度本身运作迟滞、低效。第二, 人为因素对制度的干预。

从当前媒体对马某某案件报道的内容频率可以看出, 至少新闻工作者认为, 大家关心的是能否将马某某这样一个“大贪官”、“恶势力”予以铲除, 从而获得那种坏人终有报应的朴素心理满足。而不去关心究竟以什么方式处理马。也许, 在当前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影响下, 大家会说这就是依法治国的有力体现。当在这种意识笼罩下的一切反腐工作顺利完成时, 民众就更深信法治的功效的明显的, 法治确实应该实行。这样就会对法治投以更多的期望, 期望通过法治解决贫富差距、反腐、平抑房价、涨工资等等。如此法治就被迫推向危险边缘。因为, 那些美好意愿的实现与否实在不是法治能决定的。

法治是对社会行为规范所提的最低底线。[1]即为最低, 则法治的终极价值指向就只能有一个。因此说法治的功能或者说价值指向是“惩恶”, 而不是“扬善”。我们之前总是喜欢模糊的认为惩恶就是扬善, 其实这二者区别还是很大的。惩恶指的就是禁止人们做不好的事, 扬善指的是要求人们做好事。举个例子, 当某人作出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时, 法律便要求予以惩戒。而当某人见义勇为, 我们不会从法律上予以褒扬的, 更进一步说, 我们不会在法律上强行要求人们必须见义勇为的。法律本身的功能边界决定了法律是不会扬善的。社会中大多数人的行为则处于“善”与“恶”的中间地带。大多数人的行为既不能说是恶的, 也不能说是善的。例如, 公共交通工具上不给老人让座。这个行为虽说在道德上会受谴责, 但它却不会被法律评价为“恶”。此处的恶指法律所加以禁止的行为。例如, 杀人、抢劫。法律不能强制人们必须让座。法律的正义、公正、自由、平等价值取向也就决定了她不能那样要求人们, 否则法律便不正义, 不自由。换句话说, 法律会禁止社会向着混乱不堪、犯罪猖狂的状态沦陷, 保证社会良好有序。但是法律却不会强制社会向着民风淳朴、品德高尚、和睦友爱、相互关心的理想社会状态发展。[2]因此, 当我们一开始不去认识清楚法律的这种功能, 而把社会的美好、和谐希望全然寄托于法治, 那么我们终将会失望的。在马某某的案件中, 民众关心的重点———惩治马某某, 这种意愿也许会和法治处理马某某案件的结果有相似之处, 但是却难免有不合之处。换句话说, 如果严格按照刑事诉讼的诉讼规则, 是否马某某案的那些赃款赃物皆为非法所得, 会不会存在非法取证。如果证据无法形成严格完整证据链条, 马某某并不会受到像民众期待的那种惩处结果, 又将如何处理这种差距。假如, 存在两难, 要满足民众的惩恶扬善心理就不得不违背司法的严格程序规则, 利用“人治”的特殊手段。若要严格依法办事则无法满足社会民众对司法的情感期望。[3]那么我们该作何选择呢。因此, 从这个角度讲, 笔者认为在目前我们大力推行反腐和依法治国的大潮中, 与其通过“严办”贪官污吏, 让其得到社会大众情感道德上认为的“报应”相比, 我们更需要的是类似于美国的辛普森杀妻案这样的“世纪审判”。让社会大众知道, 法治理性的而不是情绪的、法治的最大益处不是最大可能的惩治犯罪之人, 而是最大可能保护人们不被定为犯罪之人。

笔者担心的是社会大多数人尚且对法治的这种最低功能前景不甚了解。人们把当前的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的解决都寄托于法治。如若有朝一日, 我们厉行依法治国数十载, 而人们却诧异的发现, 原来自己当初的理想社会状态还是没有出现。那么人们还会继续对法治抱有如今日的信任、期盼的态度吗。

摘要：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后, 社会上对依法治国的期待更加强烈。依法行政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也不容忽视。文章以马某某案为引子, 并尝试说明对当前法治的担忧, 从而通过举例论证的方法说明法治的结果在于“惩恶”而非“扬善”。

关键词：权力制约,人性,监督,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