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助理论文范文

2022-05-14

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审计助理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法官助理，简言之即为法官助手，其职责是与书记员一起协助法官做好司法诉讼工作。法官助理制度源于西方司法体制，在实行人员分类管理、推进司法人员职业专业化的改革背影下，其作为法官员额项下的一个子命题被提上我国司法改革的议程。在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新的审判权力架构下，法官助理在其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法官助理的改革，关系着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成败①。

第一篇：审计助理论文范文

法官助理制度的探索

并不是法官助理配备越多越好，根据调研，一名法官配备一名法官助理，最高可使法官在结案率上提高25%-30%的工作效率

法官助理制度的探索

本本轮司法体制改革中的新增角色——法官助理，是继员额法官之后又一引人关注的群体。

法官助理制度的改革，将构建“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新型审判单元，并改变以往实践中的“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的晋级模式。

法官助理在法律上是什么角色，未来是否可以成为法官，晋升空间在哪里，法官助理配备越多越好吗？

这些问题，事关那些在司法改革中不能入额将由法官降为法官助理和未来法学院毕业生等人员的切身利益。

目前，试点法院先行探索的经验可资借鉴，但一些体制性的障碍和改革中的困惑更值得关注。
法官助理是什么角色

六年前就已具有法官身份的程娜，如今成为一名法官助理。在法庭上，她从审判席的位置移到了前排书记员席位的右侧。

程娜身份的转变缘于2014年12月底北京市第四中级法院的挂牌成立。

作为全国首批跨行政区划法院、北京市首批整建制改革试点法院，该院按照编制总数33%的比例重新配置法官员额。

因不符合法官遴选的基本条件，程娜转成了法官助理。

“做法官时压力很大，晚上睡觉时还会突然想到案子怎么判，现在主要是程序性、事务性工作。”程娜说。

法官助理的工作主要包括庭前谈话、庭前作阅卷笔录整理、安排开庭和诉讼材料送达、草拟部分法律文书、检索和收集同类型案件等。

一些辅助院庭长的法官助理，除了审判辅助事项外，还需辅助完成一些行政管理和案件管理工作。改革的目的是把法官从琐碎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

其实，最高法院在1999年下发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就曾提出试点法官助理，并于2004年在首批18家法院开展试点工作。但当时的试点主要是从法学院校毕业生中招录法官助理，与此轮改革中一部分法官助理来源于此前的年轻法官不同。

在新成立的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也不乏从裁判者退回到辅助者的法官助理。

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第一庭法官助理穆颖称，她们要经历的变化，不只是工作内容，还有意识和角色上的变化，要从事审判辅助事务和非审判性事务，“内容庞杂，头绪很多，导致我们的精力比较分散。”另外，面临的最大困惑是职责不太清晰。

不少受访的法官助理都称，试点法院正在探索这一职位，法官助理的职责和角色定位有待明确。

比如法官助理是否应在判决书上署名的问题，北京试点法院目前的做法是将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署在判决书末尾的判决日期之后。

而在广东省的试点法院，目前法官助理还不在判决书上署名。与此对应也带来一个问题，即法官助理对判决承担何种责任。
晋升与空间

法官助理的职业晋升空间有多大，一旦法官员额空缺时能否晋升成法官，是法官助理更关心的问题。对此，北京市四中院院长吴在存认为，目前情况下法官空缺时还应主要从有编制的法官助理中产生。

“从更长远和理想方式考虑，法官遴选应多渠道、来源多元化。但从现实看，目前法官的待遇还不足以吸引很多优秀律师、学者等社会人士。而法官助理，有长期的工作磨练，熟悉司法审判工作，在一定时期内还应该是法官的‘蓄水池’。但法官助理要分层分级管理，法官助理可以做一辈子，高级别的法官助理收入可能比等级低的法官高，这就需要出台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法官助理单独序列管理等相应的配套制度。”吴在存称。

吴在存对《财经》记者称，下一步还会根据案件数量和审判工作的实际需要，优化配置审判资源，细化辅助人员中各类人员的员额比例，科学测算法官助理、书记员的配比。随着立案登记制和行政诉讼法的改革，案件量必将上升，还需要增加法官助理。

吴在存建议，除了政法编制内招录的人员，还可以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即招聘雇员制的法官助理解决，“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制定出台与此相配套的制度、机制。”

此次改革，广东省将在5年内将法官员额逐步减少到39%以下，司法辅助人员比例控制在46%。

广东省高院研究室主任金军称，“司法辅助人员包括执行员、法警、知产法院的技术调查官、书记员等，即便书记员全部用编外雇员解决，中央政法专项编内留给法官助理的比例也大概只有21%，一个法官配一个法官助理都很难实现。法官助理不够用，必须依靠地方配备聘用制法官助理。”

深圳走在司法改革的前沿，并且是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的唯一试点，该市盐田区法院因而在法官助理的改革上走得较远。

2014年10月起，盐田法院对聘用制法官助理实行分级管理，明确五个级别各等级的晋升条件和年限。每个等级晋升每年按照80%的比例择优选拔，其工资标准参照深圳市专业技术类雇员，根据法官助理的级别确定不同的工资福利标准。

盐田区法院研究室主任张明军介绍，法官助理如晋升顺利，成为最高等级法官助理须在试用期满后9年，工资水平可达到深圳市正科级公务员水平，并可以签无固定期限合同。“我们测算过，在深圳公务员正常晋升为科级也需要八九年。但聘用制法官助理，若想晋升为法官必须先通过公务员考试成为编制内人员。”

早在2006年，盐田区法院试水主审法官责任制开始，就产生了聘用制法官助理。但那时因缺少晋升通道，且工资待遇低，法官助理干十年和新入职员工甚至同是聘用制的司机岗位比工资待遇差别不大。

“改革前，聘用制法官助理的流动性较大，很多人把法院当跳板，做了两三年后就跳到律所和企业。有的法官两年换了三名助理，苦不堪言。因此现在的改革侧重于提高法官助理的待遇，并明确其晋升渠道，以期吸引人才。从改革之后的招聘看，这一职位的吸引力增加了不少，还有研究生前来报名。”张明军称。

盐田法院的改革只解决了聘用制法官助理的职业保障，而目前试点中的法官助理还包括具有公务员身份的审判员、助理审判员、聘任制法官助理。程娜称，在过渡期内其工资待遇保持不变，但不知道将来怎样。

金军认为，目前的改革方案对法官助理规定比较原则，有编制的法官助理还是按照公务员管理，但待遇问题并未明确。“按照公务员管理的问题是，既不能像法官按等级晋升，也不能像行政人员以机构定领导职数和非领导职数。法官助理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和广东省委的重视。”
配多少助理和配套改革

法官助理制度在美国经历了长期发展完善的过程。

最早在美国由法官自费聘请，而跟随德高望重的法官做几年法官助理，将有益于法学院毕业生日后的职业发展，因此双方各有所得。

在美国，一名大法官可以配备3名-4名法官助理。

这项制度移植到中国后，将如何确定法官和法官助理的配备比例？

广东省高院研究室副主任王庆丰称，“法官与法官助理的配备现在有1∶1模式，也有1∶2模式，能否像英美法系配到三四名，或者是越多越好呢？”

对此，广东省高院近日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因广东各地区差异较大，且法院层级不同情况不一，会议分为发达地区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欠发达地区中院和基层法院四场。“经过讨论都认为不是法官助理越多越好，关键是配强。根据调研，一名法官配备一名法官助理，最高可使法官在结案率上提高25%-30%的工作效率。法官的核心职责比如开庭、合议、撰写裁判文书等，法官助理取代不了。法官的核心工作量饱和后，配备再多法官助理意义不大。而如果法官助理素质不够、职业保障不到位，反而会影响办案数量和质量。”王庆丰对《财经》称。

对佛山中院院长陈陟云来说，法官助理从哪来是他所关心的问题。佛山中院2013年10月获最高法院批准，成为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试点法院之一，在其目前的审判单元里还没有法官助理，而原有的司法辅助人员岗位因压力大、待遇低缺乏吸引力，司法辅助人员严重不足。

陈陟云称，法官助理应考虑多渠道来源，他建议可考虑从法学院的优秀在校学生中选拔法官助理，这对他们增加司法实务经验和今后法律生涯都大有帮助。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崔国斌认为，可以借鉴国外模式，招聘一部分年轻律师和法学院在校生做全职的临时法官助理，法官对他们进行专业知识的培训。“但目前在中国法院实习的学生，多是在做一些接打电话、案卷装订等事务性工作，这导致学生很难真正得到锻炼。当然，中国目前的法学教育跟实际实务需求还有一定脱节，学生短期内也难以适应工作。”

“域外的经验表明，对临时法官助理来说，吸引他们的主要是法官的影响力而非待遇问题。但前提是让法官真正处在精英的位置上，是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中心。”

此外，王庆丰建议，要尽快明确法官助理的职责和配套改革，明确各类法官助理的待遇、晋升。“把制度建好后，筑巢引凤，吸引优秀人才。”

作者：王丽娜

第二篇：法官助理制度的研究

摘要：法官助理，简言之即为法官助手，其职责是与书记员一起协助法官做好司法诉讼工作。法官助理制度源于西方司法体制，在实行人员分类管理、推进司法人员职业专业化的改革背影下，其作为法官员额项下的一个子命题被提上我国司法改革的议程。在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新的审判权力架构下，法官助理在其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法官助理的改革，关系着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成败①。本文拟从法官助理的职能定位和组织设置两个方面为切入点，将静态的法官助理制度，放到动态的司法实践中，从实务语境的角度去探知法官、书记员与法官助理对该制度的接受程度、理解认知、履职状况等，分析其中存在问题与原因，然后从角色定位、职责范围、组织设置三个方面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冀求最大程度凝聚激发各类司法主体改革共识，为进一步完善法官助理制度提供浅许的帮助。

关键词：法官助理；职能定位；组织设置

课题组成员简介：李朝俊（1964-），男，贵州安顺人，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院长；陈优海（1983-），男，贵州安顺人，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立案庭，庭长，员额制法官；张良（1988-），男，贵州安顺人，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信息技术组，组长。

一、法官助理制度预设目标

（一）职能定位的价值追求

1.推进司法审判的专业化、职业化

在审判团队架构中加入法官助理一职，由其与书记员一起承担与审判相关的辅助性事务，将法官从大量事务性、程序性工作中解脱出来，专司裁判之职，形成以法官为中心扁平化的团队结构，突显法官的办案主体地位。同时，通过设置较高的专业智识和职业伦理门槛，采取遴选方式并限制员额数以确保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提高法官的职业尊荣感与职业保障待遇，实现法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目标。

2.推升案件质效，促进公正公开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当经济、市场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就会出现分工②。法院事务亦是如此，将审判事务依据一定的标准在法官与辅助人员之间进行合理分工，有助于提升工作质效以及专业化程度。同时，合理的分权与限权，有助于规范审判权行使，促进审判公正公开。

其一，法官助理是法官的智库和参谋，可以对法官的审判提出参考意见或建议，让法官有更开阔的思路进行裁判；其二，当法官的行为偏离正当程序时，法官助理可以制约监督法官的肆意行为，有助于防止司法专断；其三，法官助理制度预防法官在审判前与当事人接触产生先入为主的意见，为当事人与法官之间设立一道隔离带，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③；其四，法官与法官助理之间、法官助理与当事人之间基于案件信息传递所展現的办案过程，为司法过程公开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使得法官心证成为可以公开和检验的司法过程；其五，法官助理是书记员的指导员，带领书记员开展送达、调查、调解等工作，指导书记员完成各种事务性工作，通过精心辅助与默契配合，为法官妥善审理裁判案件，提升司法质效提供有效支撑。

（二）司法组织的合理建构

1.人员分类管理的调节器

基于员额法官遴选条件的设置及额度比例的限制，人员分类管理后，很大部分未能入额的原任法官将面临转岗分流问题。在向外分流渠道尚未完全畅通且法官助理队伍尚处于新建的背景下，法官助理成了法官分流的重要走向，在一定程序上缓冲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对法院队伍带来的震荡。同时，原任法官转任法官助理，受益于其原有的办案实践经验，其将对由书记员选任为法官助理的人员起到很好的传、帮、带作用，同时亦能够更好地支持员额法官开展工作，因此，法官助理制度可比作人员分类管理的调节器。

2.未来职业法官的蓄水池

法官助理跟随法官参与调查、调解、庭审和草拟裁判文书，通过实战学习审判经验和管理能力，在与书记员的合作中提高自己的合作共事能力，在与当事人的沟通交流中提升自己语言表达能力、做群众工作的能力，使自己在真正以法官身份行使审判职责前，积累了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完成了基本执业能力储备。尽管法官遴选机制正在试图打通法官、律师和法学家之间的壁垒④，但体制隔阂及长期形成的职业思维、收入待遇等多重因素，使得从学者、律师中招录职业法官目前还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有益补充和宣示性的法律职业制度多元化的制度安排，法官助理在很长时间里都将会是员额法官最重要的后备力量。因此，法官助理制度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兼顾了法官培养与储备功能。

二、理想与现实交错下的法官助理制度

（一）职能定位在司法实践中“走样”

1.思维不同步与信息不对称，造成法官常往返于事实与法律之间

司法认知是围绕事实与法律展开的思维历程，两者间很难完全割裂开来。在现实的司法认知中，内化于法官个人的思维个性和司法经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法官助理承担着与诉讼活动直接相关的辅助性工作，其工作完成情况将对法官司法认知的走向和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在当前的司法环境下，法官对法律与事实的发现不仅发生在庭审程序中，还可能发生在庭审之外的非正式过程之中。表现在处理个案时，法官往往需要往返于各项方针、政策和外部事实（如纠纷产生的背景、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案件处理的社会效果、可能引发的涉诉信访），补强并形成自己对案件全局的判断。在司法认知过程中植入法官助理角色后，获取庭审之外的案件信息并转化提炼为处理案件时的参考依据的职责，将由法官助理承担。从这个意义而言，法官助理将成为法官与审判对象的“中介”。法官对这一变化的适应程度如何，取决于他们使用法官助理的意愿及法官助理本身的履职能力。

2.权威性不足和调判程序的不可分性，造成法官常穿梭于裁判与调解之间

调解结案率仍是当下法官办案质效中重要的考核指标。由法官助理承担调解职责，面临着来自裁判者的身份与道德教化者的身份两重挑战。尽管我们一再强调不得“以判压调”，但是由法官主持调解，基于身份的重合性与事实的一致性，以及当事人对诉讼结果的理性预判，都会促会纠纷的解决。如果换由法官助理专司调解之职能否取得如此效果，尚待司法实践检验。同时，裁判和调解在诉讼程序中总是交替进行的，很难截然分开，法官助理能在多大程度上分担调解工作，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3.职权释明的主动性与适度性，造成法官常变通于主动与被动之间

法官推进诉讼程序运行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对事实和法律的相关问题进行释明，实现法官与当事人之间信息交换及意思沟通，从而推进诉讼实体性问题的解决。可以说，释明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案件审理的走向，比如变更诉讼请求的释明、适用法律的释明、举证责任分配的释明、补强证据的释明等。如果不释明或释明不当，则上述程序在促进审判方面的作用将得不到发挥。如将释明权交由法官助理行使，则释明范围、释明时机及效果等把握，都有待实践检验。

（二）司法组织的现实压力

1.调整稳定人员的压力

对从法官转岗为法官助理的人员，称呼的变化本身就是一种明显的符号性利益损失，加之无法享受到法官未来可能享受的待遇、职业保障等利益的损失，改革对其造成的影响不言而喻，难免会产生消极、抵触、阻碍改革的心理；对于新任法官助理的人员，由于失去原有体制路径依赖，晋升法官之路不确定因素增加，职业预期变得模糊，加之法官员额的相对固定，而法官助理单独职务序列等职业配套措施未同步跟进，加剧职业群体迷茫，可能会造成颇具经验的法官助理自主外流⑤。

2.人员分流的压力

从法院现有人员中遴选出优秀人员担任员额法官，其他人相应转任法官助理、书记员及司法行政人员，看起来好似原地踏步地实现了法官的职业化、专业化，但是人员的整体结构并未发生改变，重新排列组合并不能提升队伍的整体素质。改革的现实情况是：未能遴选为员额法官的现任法官，既做不好法官助理，也做不好书记员，更不能适应司法行政岗位，或者虽能适应但人数却超过了司法行政岗位需要的职数。员额制下的团队审判模式，法官助理与书记员这“两条脚”参差不齐、长短不一，严重制约审判工作。目前，由于人员向外分流的渠道尚未打通，法官助理的来源渠道、任职条件亦未明确，法官助理未得到书面任命，改革流于形式，现有“老人”出不去，“新人”进不来，人的问题极为突出。

三、职能定位与组织设置交互影响下的法官助理制度

法官助理制度在司法实践中走样，原因有多方面，既有因职责不清引起认知上的分歧，也有行为主体个性化的解读导致日常运作的随意；既混合了法官们对职责分工后的不适，也充满了法官助理能力刚性不足的无奈。

其一，忽视司法职责间的内在联系，将司法结果的取得看作司法主体间简单的劳动相加，导致分工协作后运行状况不甚理想；其二，模糊甚至漠视司法主体的职业预期，势必削弱司法主体对人员分类改革的认同度与参与度；其三、行为主体对制度差异化的解读，导致制度设计得到普遍而统一的落实，法官助理的角色往往会朝着法官或书记员这两端靠拢，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变形；其四，法官对于原有的办案程序存在路径依赖，对于法官助理加入之后，如何操作新的司法程序可能准备不足。

四、法官助理制度向其设计初衷回归的现实路径

理想始终应该关照现实，改革不仅要立足现实也要放眼长远。人员分类管理，作为新一轮司法改革的基石，方向不可逆转。探析法官助理制度运行中存在问题，目的在于通过完善制度设计，解决运行中存在的阻力，实现法官助理制度应有的功能价值。

（一）角色定位

准确定位法官助理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中的地位，是保证其全面正确履职的前提。1、职能定位。以审判事务是否涉及判断权为标准，可将其分为审判核心事务与审判辅助事务。具体而言，阅卷、开庭审理、合议案件、裁判文书撰写与签发为审判核心事务，由法官承担。除此之外的审判辅助事务中，书记员专门承担笔录职责以及其他司法协助职责。根据上述划分，法官助理专司审判辅助事务，审判核心事务与审判协助事务不是法官助理的职责。2、组织设置。以团队化的组织结构行使审判权，目的在于实现管理的扁平化，形成以法官为核心，法官助理和书记员为辅助的权力运行机制，从而提高司法效率。同时，在审判团队内部，还应形成司法权行使的内部制约机制，保证法官助理和书记员行使职权的相对性与独立性，维护司法公正。因此，从组织设置的定位上，法官助理应是法院的法官助理，而不是法官的法官助理。法官与法官助理之间、法官助理与书记员之间除配合协协作，还应相互监督制约。

（二）职责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第19条从七个方面明确了法官助理的具体职责，但由于表述较为抽象、笼统，职责边界不明，缺少具体的程序性指引，履职时易与法官、书记员交叉覆盖，推诿扯皮。实践中表现为三种履职状态：一是法官过于“强势”，法官助理与法官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审判权制衡功能丧失；二是法官不履职，法官助理包揽审判权一切事务，法官成“甩手掌柜”；三是书记员未能正确履职，法官助理补位承擔书记员部分职责。

1.明确职责。结合上述对法官助理审判辅助职能的定位，笔者将法官助理的职责概括为九个方面：一、录入案件信息；二是接待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来访和查阅卷宗材料；三是办理诉讼参与事宜，送达诉讼文书；四是庭审排期；五是在法官指导下完成诉讼保全、先予执行、调查取证、委托评估、公告、调解、庭前会议等工作；六是准备与案件审理相关的参考性资料；七是制作、审核调解书及涉及程序性的裁定书，校对法律文书；八是统计团队相关绩效考评数据；九是指导、协调书记员、值庭法警工作，协调相关部门工作。除此之外的各类诉讼活动的笔录制作、文书印制盖章、办理退费上诉、文书上网、卷宗整理扫描装订归档等为书记员职责。

2.分类行使。法官助理的部分职责，要在法官“指导”、“指派”或“委托”下完成，因此，应根据各类职责内在的性质、特点及源权力来源，细化法官助理职责的履职方式。具体可分为三类：（1）独立性职责。法官助理不需要授权、指派或委托即可独立完成的职责。必要时，可寻求法官的帮助。包括：诉讼文书的送达，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告知，具体办理委托评估、鉴定、保全，组织庭前证据交换、归纳争议焦点，校对裁判文书，录入案件信息，指导书记员工作等。（2）协助性职责。法官助理应在法官的指导或参与下完成的职责。包括：调解案件、草拟裁判文书、处理审判工作的法律性事务（如处理管辖异议、调取证据）。（3）委托性职责。法官助理在法官明确授意的范围内或特定要求下完成的职责。包括：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各类法律释明，准备与案件审理相关的参考资料，法官安排的其他审判辅助性工作。在此，应明确的是，对于案件是否需要委托评估、鉴定，是否准许当事人的保全申请、调取证据申请，管辖权异议是否成立等，应由法官决定，法官助理只负责实施。

3.规范履职。一是法官助理应当参与所辅助案件的庭审。法官助理参加庭审不仅可以检验其庭前准备工作的充实程序，亦能为其草拟裁判文书提供经验支撑。在法庭坐次安排上，可在法庭适当位置放置“法官助理”标牌（可根据法庭功能布局，置于审判席前、书记员位置的左、右侧）。主要职责包括：传递证据、向审判长报告预备庭中当事人双方所确认的事实、主要争议焦点等内容。二是法官助理对辅助办案过程中制作的报告请示文书、方案笔录文书、程序环节文书、司法协助文书、司法救助文书享有单独的署名权，在裁判文书的“案件来源”部分应注明“由法官助理×××协助办案，”在文書落款处的日期下方、书记员上方，落款：“法官助理×××”。

（三）组织设置

1.人员配比关系。审判团队基本模式为“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在法官为“1”的前提下，法官助理与书记员的数量应根据案件类型及难易程序、人员能力素质等因素确定。如速裁案件，辅助事务性工作与专业性判断相比权重更大，可多配备法官助理与书记员，形成“1+2+2”或“1+3+3”；如较为疑难复杂的普通程序案件、新类型案件，专业性判断与事务性工作相比权重更大，则可以“1+1+1”为基准。同时，不同层次法院之间，机关审判团队及派出法庭团队之间、专业化审判团队与普通审判团队之间人员配比关系应有所不同，保证团队工作量总体处于一个动态饱和值区间内，避免忙闲不均，或超出工作承受极限值。如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法院，是以“1+1+1”模式组建基本审判单元，而笔者所在法院则区分案件类型，对院机关两个速裁团队采取“1+2+2”模式，而三个法庭团队则采取“1+1+1”模式，运行半年多年，基本满足审判工作需要，审判质效明显提升。

2.建立法官助理单独职务序列及等级制度，打破职级晋升瓶颈，采取考核与考试相结合，通过逐级晋升与择优晋升相结合的方式，形成正常的职级晋升机制，保证即使不能入额为法官，也能实现职级待遇的稳步增长，从而稳定法官助理队伍的职业预期。对此，各地法院在试点中已进行有益的尝试。如青海省出台管理办法，将法官助理分成三级到一级高级共五级体系，级别上从科员到正处级；上海市徐汇区法院将法官助理划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等级，并依次设置了五级至一级助理；深圳市盐田区法院则将法官助理界定为专业技术岗位，实行分级管理，由低到高分为五个等级，每个等级对应一个工资标准⑥。结合各地的试点经验，笔者建议：将法官助理划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等级，其中初级包括五级、四级，高级包括三级至一级，五级至三级实行正常晋级，每两年晋升一级；二级至一级择优晋升，每个等级对应不同的工资标准。

3.建立与法官制度的良性互动。将法官助理制度置于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整体框架下加以推进，使法官助理制度能够与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法官员额制度、法官选任制度等纵向或横向的相关制度形成良性互动；通过法官员额制的合理动态调整机制，打通法官助理向法官正常流动机制，明确当法官缺位时，应首先从符合条件的等级较高的法官助理队伍中遴选。同时，在法官助理等级与法官等级之间建立相应的套配措施，明确一定等级的法官助理可对应相应的法官等级，从而让法官助理有更加明确的职业预期，保证法官队伍建设的可持续性。

4.明确法官助理任职条件及来源渠道。法官助理的任职条件，基于未来职业法官培养需要及人员统管制的改革要求，在身份上，应为法院正式在编干警；在专业知识方面，应侧重于受任者的法律教育背景、法律职业思维及道德品行。同时，应当考虑不同层级法院、不同地区之间法官助理的素质、能力及法律职业资格应有所区别，以便与其辅助的法官的素质与能力相匹配，不可整齐划一。在改革初期人员分类管理团队组建过程中，因改革性分流而转至法官助理岗位的人员，应从改革角度正确认识看待，保持队伍的总体稳定，以改革的办法通过人员不断更新来实现团队的优化配置。对于法官助理的来源，各地试点中做法不一，大体为内部遴选和外部聘任两种方式⑦。从发展的角度看，统一招录是大势所趋。同时，为提升招录人员岗位工作的针对性，在条件的地方，可与高等法学院校联合开展法官助理的培养，明确招录方式，保障法官助理队伍的来源渠道。

5.落实司法责任。紧紧抓住司法责任制这个改革的“牛鼻子”，坚持权责一致原则，谁职责、谁负责，谁导致、谁负责。法官助理根据职责权限和分工承担与其职责相对应的责任。即：对于法官助理履行独立性的职责产生的责任，由其自行承担责任，法官不承担责任；对于协助性职责产生的责任，根据其协助履行的内容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官负有审核把关职责的，法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对于委托性职责产生的责任，原则上由法官承担责任，法官助理在其从事委托事项过程中存在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责任。

五、结语

审判权力运行模式由法官+书记员的初级分工混合模式变革为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深度分工细化模式，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化大生产分工的基本原理在审判领域的具体体现。传统模式下法官包揽一切审判事务的工作方式，在案件数量大幅攀升、审理难度不断加大、公众对司法公正与效率提出更高要求的现实下，已难以为继。实行人员分类管理，推进司法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成为了改革的必然选择。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法官助理在我国现有司法体制下，毕竟是一个新事物，这个符号下的司体群体，在传统诉讼模式所蕴含的二元法律文化结构下，需要在实践中反复不断的去适应、调整、磨合，才能找到自身的准确定位，从而实现司法体制建构内涵的创新与整合；另一方面，与其密切相关的法官、书记员群体也需要重新审视、定位自己，只有这样，三者才能密切合作、监督制约，从而发挥团队的最大效率。

[注释]

①田成有.“承上启下”的法官助理[N].人民法院报，2016-11-14（第02版：新闻.评论）.

②施鹏鹏.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的学理逻辑[N].人民法院报，2016-5-5（第05版：实务周刊）.

③牛博文.浅谈法官助理制度[J].人民司法（应用），2016（10）：封面三.

④2016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办法>.

⑤赵立行.理想和现实交错下的法官助理[N].人民法院报，2016-6-22（第02版：新闻.评论）.

⑥詹亮.法官助理制度运行试点初探[N].人民法院报，2016-5-5（第05版：实务周刊）.

⑦2014年9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等四家试点法院遴选后任命了全国首批231名法官助理.同时，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则率先向社会公开招录，从4000名应聘者中聘任100名法官助理.

[参考文献]

[1]田成有.“承上启下”的法官助理[N].人民法院报，2016-11-14（第02版：新闻.评论）.

[2]施鹏鹏.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的学理逻辑[N].人民法院报，2016-5-5（第05版：实务周刊）.

[3]牛博文.浅谈法官助理制度[J].人民司法（应用），2016（10）：封面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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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论法官助理制度的四维重构

[摘要]法官助理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的美国，于20世纪90年代经学者引荐至我国，至今已进行了近二十年的试点。经过试点期、推广期的探索，该制度未能发挥出引进者所预期的功效，但为进一步重塑奠定了基础。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正在展开，法官助理制度应以此为契机，从四个维度进行重构。一是该制度之前被塞进过多的价值诉求，如促进法官职业化、提升审判的公正和效率、缓解审判力量短缺等，现应将其功能纯粹化为提升审判效率与培育法律新人。功能追求的纯粹化与专门化更能发挥出制度的功效。二是与处在核心与关键位置的法官员额制相比，法官助理制居于次要与辅助地位，不宜率先推进，而应与法官员额、法官遴选、法官职业保障等关联制度协同推进。三是法官助理的职责设置过于宽泛，在试点期被设定为十二项，在推广期简化为六项，在重塑期又增至十余项。应将其职责集中于中度疑难、中度重复、对裁量权要求不高的次核心事务。四是我国引进的是美国法官助理制度，所结之果却近似于德国司法公务员制度，现应推动录用制助理的有序流动，并稳定合同制助理的成长预期。

[关键词]法官助理；法官员额；司法人员分类管理

我國的法官助理制度系“拿来”的产物，是由一些熟悉美国法院制度的学者最早提出，目的在于通过为法官配备法官助理，来扩展法学院毕业生的司法知识和实践技能[1]。自1999年《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提出对“法官配备法官助理”进行试点以来，我国的法官助理制度经历了近二十年的试点与探索，既为该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检讨该项舶来制度的功能与定位，积累了丰富的素材。笔者拟从“历史何以如是地展开”，而非“历史应当如何地展开”的视角，分四个维度，对该制度的重构作些批判性探讨。

一、多重价值选择中定位——提效与育人

对一项法律制度而言，选择不同的价值定位将决定可供采取的推进路径，进而决定制度的实施效果。

（一）现有定位之不足

引进法官助理制度的初衷在于帮助法科毕业生尽快成长，培育新的法治人才，但从1999年的试点开始，法官助理制度即未作如此定位。最高人民法院在2004年《关于在部分地方人民法院开展法官助理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法[2004]208号文”）中将该制度定位于“为建设一支职业化法官队伍，实现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分类管理，保证法官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提高审判效率”，即推动法官的职业化、提高审判的公正与效率。根据上述法[2004]208号文等，试点的具体措施是由18家试点法院确定各自所需的法官员额，在现任的助理审判员和审判员中遴选出法官，落选的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则转任为法官助理，不再任命新的助理审判员，新进人员任命为法官助理，最终以法官助理制度取代助理审判员制度[2]。但经过一段时间试点后，试点法院的法官员额制未实质性建立，书记员单独序列改革推行数年即予暂停，助理审判员仍旧继续任命[3]，法官助理沦为书记员的别称。

行至2007年，开始逐步推广法官助理制度。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西部地区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展法官助理制度试点、缓解法官短缺问题的意见》及配套实施方案的发布为标志，在西部十余个高级人民法院所辖814个县级人民法院开展法官助理制度试点，法官助理被直接定位于为法官配备助手、缓解法官短缺所造成的审判力量不足。采取的方案是暂不确定法官员额，主要从人民法院内部录用制书记员和其他辅助人员中选任法官助理，学历条件经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可放宽为法律大专文化程度、无须通过司法考试，法官助理职责由原来的十二项简缩为六项。如此定位该项制度，只是重新配置审判辅助资源，仅为增量改革，成为优化审判辅助资源配置所借之“壳”，与审判效率、人员分类改革、法官职业化甚至法治人才培育等追求无涉。

中共中央于2013年年底开启新一轮的司法体制改革，法官助理制度进入重塑期。从上海市人民法院等试点情况看，法官助理制度定位于促进法官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和职业化，推进审判效率和质量的提升。推进步骤是确立法官员额制，未入员额的原审判员、助理审判员在五年过渡期内保留审判职称，新录审判编制人员见习期满后直接任命为法官助理。至少在制度定位与推进路径上有别于推广期而与试点期相近，但这次改革的背景、关联方案等已非试点期可以比拟，对其效果进行判断，尚需时日。

（二）应然价值定位

对法官助理制度的价值定位，除了试点期提出的几个意见之外，另有观点认为，能“带来新鲜审判观点”[4]，成为“法官人选的培养和储蓄基地”[5]。笔者认为，法官助理制度被塞进了过多的价值诉求，超出了其所能承载的范围。法官助理只是法官的智识型助手，让法官从那些疑难程度和裁量权要求中度以下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只是分担了一部分本来应由法官负担的事务性工作。在法官助理等辅助人员协助下，法官的精力、时间被解放出来，用来处理疑难程度和裁量权要求中度以上的事务，确实能够提升审判效率（提效）。在法官的直接指导下从事审判核心业务，法官助理制度能够起到培育新的法治人才的功用（育人）。而“育人”功用在原有书记员制度、助理审判员制度中即已存在，并非法官助理制度所特有。试点法院的法官助理来源于原有人员（转任）和原计划招录人员（新招），说其能够“带来新鲜审判观点”，仅是对美国联邦法院法官助理功能的想当然套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33条措施来构建法官职业化框架，法官助理制度仅是其中极小、极次要的一部分，法官助理制度承受不起推动法官职业化建设的重任，仅是影响审判公正的浅层次因素之一。法官助理制度的运作逻辑决定了其只能起到“提效”与“育人”的功用。

二、人员分类改革中定位——次要与辅助

法官助理作为审判辅助人员之一部分，在人员分类改革中应当居于次要（而非首要）、辅助（而非独立）的位置。

（一）人员分类改革中的次要地位

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要求建立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各自单独的职务序列，其中法官助理、书记员、执行员、司法警察等審判辅助人员再建立各自的单独序列。根据四个“五年改革纲要”等的设计，上述人员分类改革至少需要同时或相继进行法官员额、法官选任、法官职业保障、法官等级晋升度、法官助理、书记员单独序列等制度的建立或完善。在整个改革框架中，应先推进法官员额制还是先推进法官助理制，有观点认为，法[2004]208号文中第3条规定的确定法官员额仅为倡导性要求，助理制可以相对先行[6]，在试点期、推广期均是助理制先行。笔者认为，法官助理制居于相对次要的位置，不应率先推行。其一，不设定法官员额、仅单独推进法官助理改革，虽简便易行，但如同推广期的改革试点一样，因效果有限而弱化了改革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对应于法官的职业化、精英化及我国庞大的法官数量，确定员额更为根本，助理制相对次要。其二，在审判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人员组合和审判权的行使过程中，法官均居于核心位置。法官员额制涉及重大利益和制度调整，并非一家法院或者法院系统自身能够解决。员额制改革更具挑战也最为根本，应当作为改革的切入点。

从试点情况来看，改革者试图先易后难、由外及内，通过法官助理制等的改革而倒逼法官制度改革。在前述诸项改革措施中，法官助理制度被率先启动，改革的决策者把法官助理设定为实现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的关键一步，最先试点者把法官助理定位于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必由之路[7]。由于员额制等其他制度未及时跟进，法官助理制度最终孤兵深入。最初设定的整体部署、重点突破、自上而下、层层推进的改革策略也简化为单兵突进（仅法官助理制度）、单院突进（仅试点法院）甚至单庭突进（仅试点法院的个别业务庭）。单独推进法官助理制度，损害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和期待利益。按照试点方案，推进法官助理制度将大幅减少法官数量，而缩减法官数量无外乎裁减现有法官和停止任命新的法官两条途径。就前者，虽然法[2004]208号文第8条明确，被裁减法官行使法官助理职能时法律职务和待遇不变，但审判权的丧失本身就是现有权力的剥夺，未来晋升、涨薪等可预期利益的限制更是显而易见，“老人”们并不接受所谓的“老办法”。就后者，虽然上述规定明确法官员额空缺时由现有人员择优补替，但如此拉长了晋升法官的时间预期，增添更多不确定因素，导致现有优秀人员的流失和优秀毕业生的却步，“新人”们亦不认可所谓的“新政策”。在重塑期，设定的五年过渡期内未入额法官仍保留法官职务但待遇上会有差别，新进人员入职满六年才有资格晋升法官，也存在与试点期类似的“新”“老”阻力。

（二）人员相互关系上的辅助位置

就人员分类改革后各类人员的相互关系，主要涉及法官与法官助理、书记员与法官助理的关系。就前者，学理上和试点中均存在一些争议，主要集中在：（1）有的认为法官与法官助理既相互配合，又相互监督[8]。也有的认为，二者既是指导与服务关系，又是协作与监督关系；法官助理应向法院负责，而非向法官负责[9]。（2）有的主张法官助理工作具有天然的依附性，也有的强调法官不得干涉法官助理在其职责范围内做出的独立认识和判断[10]。（3）有的认为法官助理享有审判权，有的认为不享有，还有的认为享有一部分（调解权）[11]。笔者认为，法官是案件的裁判者和责任承担者，对审判的质量、效率、效果总负责，无论是在分类后的人员组合中还是在审判权行使中均居于核心位置，对辅助人员应当具有指挥、指令权，即法官助理不具有独立性。法官助理制度的价值在于“提效”与“育人”，双方这种师徒式的关系更多的是指挥与指导、服务与服从，而非监督与制约。基于这种定位，在由法院内部专门考评机构对法官助理进行平时和年度考核外，应赋予法官一定的考核评价权。基于独立的地位和独自的责任，法官应享有完整的审判权，即使由法官助理草拟裁判文书、主持案件调解，也须由法官授权、审核或追认，并由法官承担审判权行使的责任。就法官助理与书记员的关系，二者均为审判辅助人员，彼此地位相对独立。基于后文对二者职责范围的划分，法官助理应对书记员负有一定的指导、协调责任，共同辅助法官做好审判工作。

三、审判事务分类中定位——专门与纯粹

对应于不同时期法官助理制度的不同定位，法官助理的职责在试点期被归整为十二项，在推广期简化为六项，在重塑期又增至十余项。如重塑期法官助理职责，包括审查诉讼材料、接待诉讼参与人、组织庭前证据交换、准备相关参考资料、协助法官调查取证、进行调解、草拟法律文书、保全执行、完成法官其他交办事项以及与审判相关的调研、督查、考核、宣传等工作[12]。另外，法官助理可以跟案参与庭审，与书记员并排坐立，并就相关争议问题向当事人进行发问，在裁判文书上署名。如此宽泛的分配职责的思路是从职责的形式特征，进行粗略的外观划分，但未考虑职责的实质特征，未对审判事务进行精细划分，法官助理的精力被高度分散在诸多非审判核心事务上，制约了法官助理制度“提效”“育人”功用的发挥。笔者认为，对审判事务，可以从事务的类型、复杂程度、重复程度、裁量权要求等角度，进行分类[13]。如表一所示：第一层次的审判事务属于核心事务、高度疑难、低度重复、对裁量权要求高，是审判权中最根本、最能彰显裁判者智识的部分，应由法官来从事。具体包括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及指挥诉讼程序三项权力。第二层次的事务紧邻第一层次，是第一层次事务的准备阶段、基础工作，应由法官助理来承担。第三层次多是辅助的事务性、程序性工作，对判断力、裁量权要求较低，可由书记员来完成。

进一步来说，新一轮的司法体制改革对审判权的性质有着更为清晰的认知，即是判断权和裁量权，要求赋予判断主体高度的独立性、中立性和专业性，充分体现程序性、技术性等司法自身的规律[14]。故人民法院审判权的职能将进一步限缩，退至判断与裁量之内，归结于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两类事务，交由法官及法官助理负责。其他大量的事务将从司法职能中剥离，保留的司法职能也将进行集约式行使，如调查、保全、执行、调研、考核、宣传等事务由其他审判辅助人员甚至司法行政人员负责。同时，随着审级制度的重构，初审、上诉审、再审将区分事实审与法律审，进而履行各自特有的职能。以处在中间层次的上诉审为例，重点已不在解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而在解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中的争议。并且，受案件数量增多和法官数量减少的双重影响，上诉审法官将更趋繁忙，需为其配备多名助理，并可进一步区分为事实助理和法律助理。前者职责限定于解决事实争议，凡与事实认定有关的工作均由其负责，如审查诉讼材料、组织证据交换、依职权调查取证等。后者职责限定于解决法律争议，如查阅、提炼相关法规和参考资料，草拟裁判文书等。显然，法律助理职责的性质、难度，距离法官更近，是法官的后备人选，数量上可少于法官而多于事实助理，可作为事实助理向法官晋升的中间阶段。不同审级审判权的行使重心不同，初审和再审阶段的法官助理职责可按上述思路作适当调整。

四、域外制度借鉴中定位——流动与稳定

（一）推动录用制助理有序流动

法官助理制度起源于并主要存在于英美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的审判辅助职责则由其他公务员（如德国为司法公务员）来承担。最典型者，如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助理制度，大体上呈现出如下特点：工作的依附性、来源的定向性、录用的随意性、人员的流动性、职能的约定性、待遇的平常性等特征；而德国的司法公务员制度显示出截然相异的特点，如工作的独立性、来源的多样性、录用的规范性、队伍的稳定性、职能的法定性、待遇的优厚性等[15]。虽然我国的法官助理制度借鉴于美国，论者也多拿美国法官助理制度作为论证的依据，但我国实际上试点的法官助理制度更为复杂。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录用制，一类是合同制。前文论述的法官助理以中央政策文件为依据，均为录用制。从名称、起源、秉持的理念等来看，录用制法官助理近似于美国的法官助理制度，但从来源的多样（由书记员、落选审判员/助理审判员转任，或由新招公务员担任）、录用的规范（选任条件较高，符合公务员招录条件、通过司法考试等）、人员的较少流动、职能的相对确定、待遇按《公务员法》相关规定等来看，却更为接近德国的司法公务员制度。美国的法官助理制度以美国“旁门制”（lateral-entrance）的法官制度为基础，而我国的法官制度更接近于大陆法系的“职业制”（career judiciary），将旁门制下的法官助理制度嫁接于职业制，必然受到后者的挑战和修正，结出这一意外之果，实为一种实用主义的折中。其实，不必纠结于所谓的名分和称谓，而应着重解决录用制助理在系统内凝固进而向系统外流失的问题。实行员额制后，法官将从法官助理中遴选，但受到法官员额的限制，必然有相当数量的法官助理在可预见的期限内不能遴选为法官。对此，除了在法官助理序列内给予职级晋升外，还要推动法院系统内的晋升；除了法官逐级遴选外，法官助理也宜逐级选拔。打通他们的成长通道，既符合人才的渐进成长规律和法院人才梯队的配备要求，也能够留住现有优秀人才、吸引新的优秀人才，进而为遴选出优秀的法官奠定根基。

（二）稳定合同制助理成长预期

现行试点的法官助理制度除上述录用制外，还有主要存在苏、粤等省的合同制。根据2015年《江苏法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法官助理公告》，该类助理与录用制助理的职责范围相差无几，但按《劳动法》进行管理，签订两年期的劳动合同，薪酬待遇明显低于普通公务员，只招用应届法学本科毕业生，无须通过司法考试等。该类助理与上述概括的美国法官助理制的特征较为接近，与我国“职业制”法官制度存在较大程度的不合辙，但可以作为录用制助理的有益补充，苏粤等省的探索也验证了这一点。合同制助理试点面临的障碍在于如何招人和留人。明显不同于美国法官助理制度的体系性背景，我国法官个人的魅力、法院的社会地位以及给予的薪酬等均不理想，导致中基层法院招不到优秀的合同制助理。面对诸多就业选项时，合同制助理远非毕业生的首选。部分毕业生做了合同制助理，但压力大、没编制、待遇低，离开法院很快就成了他们的首选。对此，稳定他们的成长预期应当成为改革的方向，具体涉及报酬、工作负荷、稳定度等。可以设定一个按年限、业绩、能力等逐级提升的综合方案，让他们的待遇、地位有一个逐渐提升的过程，甚至将部分特别优秀者招录为录用制助理。

五、结语

法官助理制度试行近二十年来，囿于多重原因，未能发挥出预期的功效。比如赋予的价值诉求超出了该制度的承载能力，在推进中未能兼顾关联制度的协同启动，设定的工作职责过于庞杂，模糊了其制度角色等。從改革背景、中央重视程度、关联方案配套等来看，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将对我国的司法制度进行历史性重构。应以此为契机，从前文所述四个维度，推进法官助理制度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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