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网络直播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网络直播日益受到广大网民尤其是青少年网民的喜爱与追捧，其影响力日渐增强的同时，内容低俗、罔顾法律与道德等问题也引起社会关注。提倡网络直播承担社会责任，从社会生态到媒介生态都体现出社会治理的多维价值。
第一篇：网络直播论文范文
网络直播“带货”销售行为税务管理探讨
作者简介：朱海涛，(1980.8-)，女，汉族，内蒙古商都，讲师，经济学硕士，主要从事财税理论与政策研究。
摘要：网络直播“带货”销售给市场发展带了新机遇，也给税收征管带来新挑战。在个人所得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税收流失风险，影响税收调节职能的实现。加强税收征管，优化管理举措，完善税收制度，提升居民纳税意识，加大偷逃税处罚力度，是解决网络直播涉税问题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网络直播;带货行为;税务管理
1 网络直播及相关行业发展现状
1.1 网络直播的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张
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普及，使得网络直播行业迅速崛起并飞速发展。随着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情况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严重，更促进了网络直播行业的发展。网络直播行业以其更强的互动性和实时性逐渐渗透到电商直播、公益直播、娱乐直播及其他行业。近两年来，网络直播发展势头强劲，表现为平台数量日益增多，市场规模逐步扩大。根据国家工信部公布信息，在2020年网络直播用户已经达到5.87亿人，MCN(Multi-Channel Network)机构(MCN机构主要是签约和孵化网络主播，并对其进行内容管理、推广和流量变现，服务的内容覆盖文字、图片、视频、直播等领域，也就是网络主播经纪公司。)数量达28000家，市场规模达245亿元。截止2021年10月，我国网络用户已超过10亿，网络直播行业面临巨大的消费群体，既是机遇，更是挑战。
1.2 网络直播对经济发展的助推作用显著
网络直播行业对地方经济发展助力明显。网络直播可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推动地方经济的外向型拓展。结合我国建党百年，各地方借助网络直播平台庆祝建党百年系列活动，宣传了地方人文、社会、经济，也是地方政府联动直播电商平台助力地方电商产业发展的最好契机。电商平台寻求市场发展，开发新的市场，融合地方经济发展，比如武汉的服装产业带淘宝直播基地，以及天猫超级产业基地的启动，重点推荐和打造产地好货，扶持当地服装及相关产业发展，并向电商方向转型。2021年4月，直播平台抖音推出“富域计划”，与各地政府合作，通过平台完整的销售渠道，将各地商家的高品质商品上线，面向线上所有消费者，实现物尽其用的商业价值，带动各地方产业联动发展，实现电商人才培养及对相关行业的反哺，将地方经济发展融入电商发展的大潮，以网络直播销售方式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实现产业与区域的共赢，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提供行业支持。
1.3 对网络直播行业的监管日益规范
网络直播行业的发展给相关行业带来发展机遇，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随之行业规范也在逐步加强。2021年是网络直播行业规范发展的节点，颁布了多项管理办法，包括对网络直播营销的管理办法、对网络表演经纪机构的管理办法、对网络主播涉税问题的稽查等，规范了行业主体行为标准及处罚边界、行业经营内容及管理责任、行业健康发展的主流方向、行业税务问题稽查及自查等。这样，网络直播行业的乱象、怪象迅速被治理，网络直播中的低俗、恶俗、庸俗的内容被清理，净化了网络环境，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直播内容的标准化、流程的细化、监管的责权边界，对直播行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同时，加强对MCN机构的管理，更是重拳出击，对于引导粉丝理性追星、治理粉丝圈乱象作用明显，有利于倡导正确的社会风气、健康的消费观念、理性的情感表达方式等。
2 网络主播“带货”行为及其纳税现状
网络直播行业的税收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仍然是电子商务征税问题的延续。网络直播行业的迅速发展将电子商务征税问题更直观的呈现在所有人面前。网络直播行业的税收问题，包括税种的涉及、纳税人身份的确定、计税依据的确定、适用税收优惠的选择，其中最关键的还是避税与偷税的嚴格划分。网络直播行业涉及的纳税人包括三类：网络直播平台、MCN、网络主播。涉及网络直播平台和MCN的税种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部分)、城建税及附加、其他小税种等;涉及网络主播的税种，核心是个人所得税，也涉及部分增值税。网络直播平台和MCN通常为公司或者企业属性，对平台就其提供的广告服务、广播影视服务按照销售服务，就其不含税销售额征收增值税和城建税及附加;对企业的服务所得按照税法计算应税所得征收企业所得税。其中直播电商中比例最大的是“带货”直播，其主播的收入是通过“带货”销售实现的，一般包括销售提成或佣金、“坑位费”(人气主播为产品代言并一次性收取的佣金)、打赏收入等。
2.1 增值税
不论网络主播以个人名义带货，还是以工作室名义带货，均属于小规模纳税人，纳税人身份是其他个人、个人独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不需要区分收入的性质，均适用3%的征收率，就收入全额(不包含增值税额)征税。以工作室名义带货的网络主播，也可以申请认定一般纳税人，“坑位费”和佣金属于一般服务收入，税率为6%，同时适用一般纳税人进项税额扣除法计税。小规模纳税人现在仍处于税收优惠期内。直播过程中的打赏收入，其性质可以界定成不同的行为，暂时不征收增值税。所以网络主播的增值税负担相对较轻，并不是其重要税负，网络主播避税或者偷逃税的心理动机不强，在实践中，也较少涉及网络直播行业增值税问题，税务管理方面相对容易。
2.2 个人所得税
网络主播以个人名义带货，打赏行为的性质界定影响其主播的税率适用。如果界定打赏是一种直播过程的服务消费，收入通过平台或企业账户“对公”结算，最后再支付给网络主播，即为“服务收入”，那么网络主播“带货”销售收入全部界定为劳务报酬所得，属于个人综合所得，适用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3%-45%的7级超额累进税率。如果界定打赏是一种馈赠行为，打赏收入是不通过平台的，而是在直播过程中，直接打赏给网络直播，进入其个人账户，即为“受赠收入”，界定为偶然所得，适用个人所得税20%的比例税率，就打赏收入全额征税，不进行任何费用扣除。“带货”主播的佣金和“坑位费”仍然按照劳务报酬所得征税。实践中，名气较小的主播，通常是与MCN或网络直播平台合作并签约，形成雇佣关系，按期领取工薪和提成，由机构或平台履行代扣代缴义务，网络主播个人年终还需要进行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纳税申报的汇算清缴，多退少补。
网络主播以工作室名义带货，工作室为独立经营机构，纳税人为独资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的工作室，应税所得为工作室经营所得，适用税率为5%-35%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此时，如果网络主播带货收入较高，最高面临的税率可能有10%的差距，因此，工作室方式成为网络主播避税的第一选择。实践中，高人气主播通常以工作室名义“带货”销售，规避应有的纳税义务，游离在税务筹划与偷税之间而“不自知”。2021年对文娱行业以及网络主播的偷漏税查处案件，充分说明这个问题，比如10月份查处的网络主播雪梨、林珊珊虚构营业额偷税4349万元，被追缴税款后，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4973万元，并将承担相应的责任，所有直播账号被封禁。刚刚被处罚的薇娅共涉及偷税及处罚13.41亿元。而前两天又有公司将MCN机构以及网络主播告上法庭，因为在交付了几十万元“坑位费”以及佣金之后，直播销售额仅仅为3000元，远远没有达到销售预期。可以预见未来对网络主播的涉税问题处罚还会不断爆出，网络直播的收入形式也将被严格管理和限制。
2.3 企业所得税
如果网络主播通过公司名义带货，那么涉税问题就会简单许多，因为纳税人是公司，公司是明确的法人，有其注册地或实际管理机构所得地，有符合公司架构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的财务制度，企业的营业收入为应税所得，对企业应税所得征收25%的企业所得税，同时也适用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由于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依据比较直观，企业注册为法人的管理问题相对明确，所以企业所得税避税的空间较小。再者企业所得税税负相对较轻，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较多，网络主播或者平台避税的动机并不强烈，相应的税务管理问题并不突出。
3 网络直播“带货”行为税务管理问题
3.1 税收流失严重
在新经济增长态势下，税收增速已经放缓。经过2020年税收收入下降之后，2021年的税收收入表现较好，截止2021年10月，已经实现税收收入15650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9%，其中个人所得税比去年同期增长21.1%，可见个人所得税在税收贡献中增速高于其他税种，而区分不同税目来看，综合所得中的工薪所得却是其增长的主要来源，并非劳务报酬所得，也就是说，巨大的税收增长贡献率并不是高收入群体的劳务报酬所致，而是大多数的工薪阶层的工薪所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网络直播行业的税收乱象。“网络直播是一个偷逃税特别厉害的行业，而他们很多的税筹方式都与税收洼地密切相关”。[1]2021年双十一李佳琦与薇娅直播的预售额如果正确纳税，按照劳务报酬计入综合所得，税率为45%，税款将达9亿以上，而在实践中，通过成立工作室形式，注册个人独资企业，进行避税。而这种避税与偷逃税往往一线之隔、一念之差，造成大量的税收流失，与实体经济和普通的工薪阶层为税收增长的贡献相比，负面影响极其恶劣。
3.2 税收征管不严
大数据时代，“信息管税”已经深入人心，但是相关信息技术还未完全应用于税收征管实践，各种数据信息仍然是碎片化的状态，还未能建立有效且畅通的税收征管体系。[2]。在个别网络直播及相关行业发达的地区，个人所得税征管方式和手段还停留在传统的舒适区，对一些网络主播以及相关从业人员的避税行为没有严加管控，他们的一些所谓的避税方式，其实是利用形式合法掩盖目的非法，本质上是偷税或者逃税，相应的征管手段和方式还没有完全跟进网络直播行业的发展，尤其是核定征收方式的局限性，使得税收征管并没有依据实际发生的应税所得而计征，平均了行业的综合所得，模糊了税收调节职能作用的发挥，对行业的长期发展是不利因素。
3.3 稅收惩戒力度不足
纳税遵从度是衡量一国税制完善与否的重要指标，而遵从度既取决于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更是因为高昂的税收更取决于有力的税收惩成本，使得纳税人不会、不想、更不敢有税收违规行为。税收征管法以及刑法对偷税、逃税、漏税的标准进行了准确的界定，并根据偷税数额大小及情节严重程度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包括补缴税款、加收滞纳金、罚款，甚至进行刑事处罚，承担刑事责任，包括拘役、罚金、3年以下或3-7年有期徒刑等。尽管法律规定了偷税罪量刑的标准，但是在实践中，往往偷税数额巨大，只要按期补交税款和滞纳金以及罚金，就会免于刑事责任。这对于一些心存侥幸的高收入群体而言，国家法律的威严与惩戒力度不足，对这些人而言，不足以形成警戒，所以偷漏税频发。
3.4 纳税意识淡薄
尽管全民性的纳税意识已有普遍提高，但是在个别行业、个别纳税人心中，纳税意识仍然淡薄。提升公民纳税意识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尤其是在收入较高的特殊群体中，就像现在的网络直播行业中的主播，对习惯于直播购物的消费者来说，主播的一言一行对消费者，尤其是青少年，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而目前我国网络直播行业的从业人员，依法纳税的观念、纳税光荣的信念以及正确科学纳税的理念，并不普及，再加上部分中介服务行业的利诱，提供“成套且完善”的税务服务，甚至美其名曰税务筹划，本质而言，这是偷逃税。网络主播的工作环境较为封闭且单一，竞争压力更大，多数时候无暇顾及自身的税务问题，全权交由中介服务机构代理，这样的环境必然导致其纳税意识日渐淡薄。
3.5 税务服务中介行业有待继续规范
税务服务行业提供的是全面的、专业的税务咨询和代理服务，税务师都是经过国家注册税务师或税务师考试的专业人士，也是实践中大量税务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然而在执业过程中，会有一些税务师、注册会计师忘却初心，剑走偏锋，提供的税务服务转移到了避税甚至是偷逃税的边界。实践中大多数网络主播行业从业人员的纳税概念并不十分清晰，他们甚至会以高额的服务费聘请税务团队提供完整的税务咨询服务，结果却是相反的，以收取一小部分服务费而浪费国家几千万真正十几亿的税收收入，根本原因是对税务师行业的监管不到位，处罚不严厉，违规成本太低所致。
4 加强对网络直播“带货”销售行为税务管理的建议
4.1 优化税制，堵塞税收流失缺口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综合所得累积预扣预缴制度仍然需要细化，针对有工薪所得的网络主播，更应该加强对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税款的纳税检查，包括直播平台或者一些MCN机构，以及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检查，通过税种之间的内在联系，倒查平台或机构履行代扣代缴义务的程度。年终汇算清缴时期，对扣缴义务人与纳税人的汇算清缴进行比对分析，重点关注全年所得收入畸高的收入者，在手机终端推送汇算清缴的温情提示和业务指导，按时完成个人所得税的汇算清缴。对无工薪所得的网络主播，要加强劳务报酬所得的预扣预缴制度管理，也要加强对经营所得的正确纳税的管理。
在增值税方面，进一步明确销售应税服务的范围和内容，网络直播服务与“直播带货”之间的关系，界定为增值税的混合销售还是兼营增值税项目销售，二者的税负会不同。完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管理，明确小规模纳税人的优惠期和范围，让中档收入的网络主播了解自己的享受的税收优惠权利，减轻自己的税负。
4.2 加强税收征管，提升制度约束力度
当前加强税收征管的主要举措仍然是大数据背景下的税收信息库的建设。如何获取完整且有效的税收信息，看似复杂，其实数据的获取并不是最大的难点，难点在于如何统筹有效信息并形成完整的渠道。细化征管制度，完善各个环节征管举措。对成立个人工作室的网络主播，首先应该自觉履行纳税义务，聘用口碑良好的税务中介服务机构和税务师，进行自查，并主动进行纳税申报和补税，并且适应税收征管的要求，尽快建立查账征收的财务制度。平台应為网络主播提供更细致的税务服务业务，提升主播的纳税意识，并进行相应的税务宣传，避免主播和中介服务机构有偷税动机。
4.3 提升纳税意识，树立纳税光荣的价值观
提升纳税意识是一个长期的法治建设进程，从义务教育阶段就应该融入纳税光荣的价值观教育，在思想道德与法治及相关课程中，给予中小学生纳税光荣的培育，培养学生的税收素养，熟知税收与经济、税收与国家、税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深刻理解“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产生价值认同，无论将来从事何种职业都把依法纳税作为重要价值标准来衡量，就不会出现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偷逃税案件。在职业院校和高等院校教育中，同样加入依法纳税的思政教育元素，在财经类专业中更应该强化财经职业道德教育，从根源上把控，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偷逃税现象就会大大减少。另外，在社会上也应该多多宣传正面和反面的税收名单，树立纳税光荣的价值判断，树立良好的营商环境。
4.4 加强税务师行业监管，提高税务中介行业自律
加强对税务师行业的监管，增加处罚力度，对于提供偷逃税服务的中介事务所及从业人员，终身禁业，情节严重者，承担相应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以提升税务师行业的自律，减少偷逃税的动机，才能更好的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胥大伟，网络主播成了“避税大户” 行业存在严重税收流失问题，2021.11.22，《中国新闻周刊》第1021期.
[2] 边羽美，大数据时代下网络主播个税征管问题研究——兼议纳税人识别号辅助税收经验运用，2018.12，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增刊)，64-67.
[3] 张晓港，可税性视角下网络主播个税征管问题探究，科技与产业，2021.21(11).
[4] 宋志刚，关于网络主播的收入的个人所得税征税问题研究，商讯，2021(18).
[5] 孔丽丽，网络直播收入涉税问题浅析，商业文化，2021(13).
作者：朱海涛 刘立娟
第二篇：网络直播的社会责任研究
摘 要：网络直播日益受到广大网民尤其是青少年网民的喜爱与追捧，其影响力日渐增强的同时，内容低俗、罔顾法律与道德等问题也引起社会关注。提倡网络直播承担社会责任，从社会生态到媒介生态都体现出社会治理的多维价值。网络直播可从必尽社会责任、应尽社会责任、愿尽社会责任三大方面积极履行，并从平台自律、政府监管、主播与用户素质提升等层面形成履行社会责任的保障体系，从而推动网络空间治理，促进网络直播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网络直播;社会责任;媒介生态
网络直播是基于互联网用音频、视频、图文等形式向公众持续实时发布信息的活动①，它融合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信息传播特质，是一种新兴的网络社交方式。网络直播平台也成为一种崭新的社交媒体。追溯网络直播的历史，2016年被认为是“中国网络直播元年”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直播的内容、形式不断丰富，已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网络直播文化。主播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展示自我，并获取收益;受众不仅可以通过观看直播满足娱乐需要、舒缓生活压力，还能在与主播或其他受众的交流互动中满足个人社交需求与消费需求。
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9.40亿，网络直播用户规模已超5.62亿，占网民总数的59.8%③;直播行业已进入成熟期，直播用户月度活跃情况从PC端向移动端转移的趋势明显，规模继续保持扩大趋势④。作为新兴社交媒体，网络直播的把关与传统媒体有很大不同，相应的监管与法规亦不尽完善，加之金钱与名望对网络主播的刺激与市场竞争的日渐加剧，网络直播存在诸多问题，亟须对其进行管理。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等讲话中，多次强调要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因此，网络直播承担社会责任，既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提升网络直播整体水平的必然选择。
一、网络直播履行社会责任的价值
已有研究尚未对网络直播的社会责任做出明确的界定。从网络直播的发展状况看，网络直播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功能还比较薄弱。只有高度重视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才能增强网络直播企业核心竞争力，获取良好经济利益，树立良好形象，改善网络直播发展的生态环境。
1.政治价值：促进网络正能量传播
作为网络媒体的新锐力量，网络直播对于受众尤其是对广大青少年受众具有较强榜样示范和价值引领作用，能够有效提升社会文明程度，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环境，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我国网络直播社会责任进行深入研究，构建科学合理的社会责任体系，并提出实施路径与对策，有利于相关政府部门对网络直播进行科学治理与规范。
2.无形价值：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
理论研究及实践证明，企业的形象价值与社会责任履行程度呈正相关，树立良好形象意味着无形资产的增值。学者林常荣从消费者视角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品牌资产的影响，认为消费者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了解越多，越能增加品牌的忠诚度。⑤柳蕴芳也在研究中证实履行社会责任可以促进品牌价值的增长。⑥不少平台通过自身实践也证明承担社会责任可以获得良好的平台形象。例如，阿里巴巴与浙江省共同举办的“电商扶贫浙里行”活动，就是网络直播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产生良好效益的典型。
3.行业价值：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可以为网络直播行业创造和谐稳定的发展空间和持续盈利。其一，承担社会责任可以提高投资人对网络直播行业的信任度和满意度，为网络直播赢得长期投资，获得持续发展的经济支撑。其二，承担社会责任可以提升从业人员对行业的归属感，促进从业人员整体素养的提升，形成网络直播独有的生态文化体系。良好的文化氛围可以提高从业人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直播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其三，网络主播社会责任意识强，会为受众提供优质的直播内容与服务，提高受众的忠诚度，带来稳定的受众数量，推动流量经济、粉丝经济、网红经济、平台经济的大力发展。其四，承担社会责任还可以减轻政府的压力，改善行业与政府的关系，取得政府的政策支持，为网络直播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生态发展环境。
二、网络直播履行社会责任的基本内涵
网络直播作为一种新兴媒介，与传统媒体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一脈相承，是媒介责任论在网络时代的发展与延续，但又具有这种新型媒体独有的媒介责任特点。媒介社会责任的研究源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美国钢铁集团公司的创始人安德鲁·卡耐基最早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观点，认为企业管理者应将自己视为社会利益的委托人。罗伯特·哈钦斯主持的“新闻自由委员会”出版的研究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首次提出了媒体社会责任论，指出媒体在享受权利、享有自由的同时，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承担法律义务。⑦在网络新媒体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有学者指出，网络新媒体社会责任是指网络媒体机构和从业人员进行网络新闻信息传播活动和经营活动时，对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公民身心健康所承担的法律责任、道德责任、政治责任与慈善责任。⑧
网络直播出现得比较晚，有关网络直播社会责任的研究起步也较晚。我国学者从2015年开始对网络直播进行研究，对网络直播社会责任的研究始于2016年，主要对网络直播涉及的色情、暴力、恶性竞争等问题进行探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以后，网络直播的社会责任更是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任何一个企业不仅要对某个主体的利益负责，还要对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负责，利益相关者包括投资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以及政府、媒体、自然环境等直接、间接的因素。⑨
基于前人研究理论，网络直播的社会责任可定义为：相关组织与个人在网络直播相关工作过程中承担影响网络直播可持续发展的责任，以及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公众身心健康应承担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道德及公益责任。⑩
三、网络直播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
根据网络直播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程度，网络直播的社会责任可以划分为必尽责任、应尽责任与愿尽责任三大部分。
1.必尽责任：网络直播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础
必尽责任是网络直播行业必须尽到的责任，属于强制性责任，是所有直播平台都应当履行的责任B11。必尽责任的核心是直接推动网络直播健康有续发展过程中必须承担的责任，主要包括政治、法律、经济等责任。
（1）网络直播的政治责任。政治责任是网络直播生产与传播过程中首当其冲、必须承担的责任，即按照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部门的要求，要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正能量，承担维护网络政治与社会安全的社会责任。在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加大正能量宣传的新时代，网络直播生产与传播的所有内容都要积极向上，维护社会稳定、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不能传播含有色情、犯罪、侵权、暴力以及破坏国家安全、破坏民族融合、破坏社会制度的言论与信息等。网络直播平台承担政治责任不仅能够推动自身建设与发展，也能够促进直播行业乃至全社会的和谐稳定。
（2）网络直播的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是指网络直播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经济及其他活动，要求网络直播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和行业秩序，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法律责任是社会责任不可缺少的部分，是网络直播必须遵守的基础责任，是对直播利益相关者的最低强制性要求，同时也是网络直播合法运营的前提，体现了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法律责任主要体现在：所有直播活动，包括平台运营、各直播主体与客体均要遵循法律法规和行业制度的规定，要加强对平台各主播及用户的管理、培训与教育，制定严格的措施，大力普及法律知识，杜绝违法现象的发生，创造一个清新、干净、充满正能量的网络直播空间。
（3）网络直播的经济责任。经济责任就是在满足受众基本需求上，为网络直播产业创造利润，实现自我盈利，推动其健康发展。从我国网络直播的发展现状看，网络直播的经济责任主要体现在对国家、主播、消费者承担的责任。网络直播对国家承担的经济责任主要体现在依法承担纳税义务，杜绝偷税漏税现象;对主播承担的经济责任主要是切实保障主播的合法权利，如直播节目版权、主播肖像权、获得报酬权等;对消费者承担的责任，主要包括提供优质、价格合理的网络直播作品与服务。
2.应尽责任：网络直播履行社会责任的关键
应尽责任是网络直播应该尽到的责任，是非强制性的可尽责任，是建立在人文关怀和道德准则上的，是基于网络直播的人性、思想、情感等人文主义价值建立的，能与网络直播观众形成良性沟通，营造绿色和谐环境的责任。应尽责任要求网络直播应将优秀文明成果渗透其中，丰富直播内涵，营造绿色传播环境，主要包括文化责任和道德责任。网络直播的长远发展，离不开富有内涵、积极向上、具有积极价值内容的支持，而承担文化责任与道德责任是促进网络直播长久发展、生态发展的重要方式。
（1）网络直播的文化责任。传承文化不仅是主流媒体的功能，也应该是网络直播的文化责任。早在1948年，传播学先驱拉斯韦尔就提出了传播具有社会遗产传承功能，即将思想、观念、文化、习俗传递给下一代。网络直播作为一种新兴媒介，其文化责任是指在传播内容选择、主播选择以及监督管理方面均应积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满足受众多样化的精神与文化需求的责任，积极利用互联网对外宣传介绍中国，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国际交流。具体表现在文化服务、传承和教育三方面：一是文化服务，即通过提供精神文化产品来满足受众的审美需要。网络直播主播和直播板块策划者在内容生产创新方面弘扬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运用中外传统文学故事、诗词歌赋、语言文字等别具一格的表现形式，对观众进行优秀文化的熏陶影响。二是文化传承，即有意识、创造性地继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并融入或引领当下主流文化。利用网络直播形式，生产传播大众喜闻乐见又蕴含文化底蕴的信息，既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又能够潜移默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从而促进文化责任全面实施。三是文化教育，网络直播的生动性、即时性和接地气的特点，使其生产传播的优秀作品具有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
（2）网络直播的道德责任。道德责任是指网络直播利益相关者在承担基本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的基础上，依据约定俗成的社会道德观，运用正确的价值取向和手段，进行经营管理。道德责任是一种无形的责任，但又是一种不可回避的责任，主要體现在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方面。首先，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是网络直播应当和必要的道德责任与义务。一是对利益相关者应承担的道德责任，包括对国家的道德责任，即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幸福中国的道德观念。二是对网络直播平台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应承担的道德责任，即与网络主播、投资人、债权人、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在平等、友好、互利、诚实守信的道德原则指导下，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传播道德观念正确、符合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和主流价值观念的优秀产品。其次，网络主播及其他直播从业人员要遵守职业道德责任，即思想健康、恪尽职守、敬业奉献的网络直播职业道德。主播是向大众履行道德责任的直接承担者，一言一行离不开道德伦理的约束，否则，就可能出现偏离文明道德、违规违法的低俗、色情、暴力等问题。直播产业其他人员的职业道德也关乎道德责任，如果管理层只追求经济利益，放任偏离道德文明作品的播出，那道德责任则会成为一句空话。
3.愿尽责任：网络直播履行社会责任的升华
愿尽责任是指可以承担也可以不承担的责任。但是，站在人类发展和社会和谐的角度上，应该提倡愿尽责任的积极履行。这是网络直播履行社会责任的高级责任，主要为公益责任。
公益责任是指网络直播对社会进行公益反哺的自愿性义务与责任。通过捐款捐物、举办活动等形式，对弱势群体等需要帮助的群体进行人文与物质关怀，是网络直播最高层次的社会责任。公益责任的履行既有益于国家、社会与弱者，又可塑造网络直播企业的良好形象，获得媒体广泛关注，改变公众的态度，有利于网络直播的长远发展。
网络直播的公益责任主要体现在开展公益活动与进行平台引导两个方面。开展公益活动主要形式是以捐款捐物的方式进行社会捐赠和慈善活动，对需要帮助的群体进行关爱帮扶。平台引导是指网络直播运用其自身平台的力量，将现实生活中的公益事业带到虚拟网络中，积极传播、倡导公益活动，以感染网络主播与受众，激发他们的利他主义与关怀弱势群体的道德责任感，引导他们参与公益活动，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为我国社会治理、网络空间治理、媒介生态治理提供创新路径。
四、网络直播履行社会责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016年网络直播大热以来，各大网络巨头纷纷进入，特别是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商平台进入并推出自己的网络直播产品，实体交易与直播带货互动进行，网络直播市场呈现出一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但是在繁荣背后，出现的问题也不少，更加凸显网络直播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1.恶性竞争：经济责任浮夸
经济责任是网络直播赖以生存的基础责任。作为新型社交媒体，网络直播企业前期资金投入巨大，巨额资金的涌入极大促进了网络直播平台的扩张，各式各样的“直播+”行业纷纷出现。在大量热钱涌入之后，经济泡沫越来越多，各直播平台之间的恶性竞争也愈演愈烈，恶性竞争手段频出，主要表现是经济数据浮夸与抢人大战。因当红主播的巨大号召力，打造“当红主播”与成为“当红主播”是直播平台与大量草根主播的第一目标。为提高观看量，主播花钱买粉丝，营造主播高人气的假象，甚至找“托儿”打赏主播，吸引普通观众进入直播间跟风打赏，主播与直播平台的经济利益就产生了。同时由于主播在利益链条中的重要角色地位，造成各大直播平台互挖人才，主播的签约费用越来越高。这种相互内耗的恶性竞争，让主播身价虚高，也让本来盈利能力就不甚强大的直播行业雪上加霜，造成直播人才的断层，并持续消耗平台的运营效率。种种乱象导致网络直播平台经济责任浮夸，在经济利益不稳定的情况下，持续不断的内卷消耗不利于网络直播的可持续发展。
2.内容生产：政治、文化责任堪忧
政治与文化责任是网络直播不可忽视的重要社会责任，否则，网络直播就失去了良性发展的支撑。在我国现有的网络直播产业链条中，政治与文化责任的履行主要体现在内容生产与传播方面，存在问题是直播内容导向整体格调粗俗拙劣、内容生产过度娱乐化与低俗化。首先是拜金主义的低俗价值观。因网络直播的匿名性、隐私性等特点，直播间成为大众释放和激发“本我”的场所，主播与观众及其互动内容缺乏积极的政治与文化导向，观众为了获取主播的“芳心”，相互攀比送礼物，直播变成金钱的竞技场，甚至存在为金钱不惜违背道德或游走于法律边缘的现象。其次是聊天语言粗俗。大多数直播平台都带有弹幕功能，这一功能实现了主播与观众之间的实时互动，也意味着粗俗语言在主播与观众之间传播更快，如辱骂主播、掀起“地域黑”、口水大战等时常出现。最后是直播内容的低俗化。网络直播涉黄、涉暴等问题频出，内容生产与传播中的低俗价值主义等说明新技术冲击下话语权下沉等现象，致使政治与文化传承责任的弱化，不利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弘扬。
3.从业素质：道德责任弱化
网络直播被广为诟病的就是道德责任的弱化甚至缺失。由于网络直播平台的开放性、免费性等特征，主播门槛很低，这是普通民众成为“网红明星”的一条捷径，致使一些道德素质低劣者在利益的诱惑下做出违背法律道德之事，如影响恶劣的“直播造人”、将共享单车扔入河中、女主播衣着暴露直播睡觉等。这些恶劣事件，即使引起国家有关部门重视并依法进行相关处罚，也屡禁不止。文化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辦公室多次公布处罚结果，如禁止、关停、暂停一些直播应用，虎牙、YY、龙珠、火猫、秒拍、映客、快手及火山小视频等网络直播平台均受过处罚。网络直播平台从主播到管理者，整体文化水平与素质均比较低，造成网络直播履行道德责任的弱化与迷失，产生的不良社会影响不容忽视。
4.自律规范：法律责任薄弱
法律责任是网络直播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媒介及产业，网络直播的法律责任履行依然处于力不从心之状，主要表现有：一是直播内容涉及破坏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人人皆有麦克风是网络时代最显著的特点，如果网络直播者借机散布谣言、诽谤他人或传播其他有害信息，则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危害社会稳定，涉嫌犯有危害社会治安罪。二是直播内容涉及色情、暴力、赌博内容。直播内容涉黄严重扰乱了国家对文化出版物的管理秩序，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直播暴力事件、宣扬暴力理念涉嫌犯有教唆犯罪;利用网络直播平台进行赌博涉嫌赌博性质类犯罪等。三是直播内容涉及侵犯公民隐私权。真人秀一类的网络直播由于涉及生活与工作场景，其直播内容存在侵犯他人隐私的问题。
五、网络直播行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保障途径
鉴于网络直播影响的广泛性、下沉性等特点，网络直播履行社会责任的保障，需要从平台自律、政府监管、主播与用户素质提升三个层面进行努力。
1.平台层面：严格自律
目前，大部分直播平台对于其主播的管理还很不成熟，管理方式单一，管理力度薄弱，而面临的问题也层出不穷。鉴于此，可从以下方面解决：首先，整顿直播环境。一方面加强对技术的投入，通过技术手段屏蔽不良行为。如通过提取直播的关键帧和关键字进行识别，屏蔽不良信息的传播。另一方面，建立预警与观众网络管理员制度。预警制度指的是当某一直播的观看人数在短时间内迅速激增，就发出预警，引导网络管理员对该直播进行重点监察。观众网络管理员制度指的是充分发挥观众的主观能动性，当主播直播违反管理规定的内容时，若观众及时进行举报，累计一定次数后则可以给其授予一定时间的网络管理员“荣誉官职”，他们可以自行对违规主播进行惩罚，满足一些观众的互联网管理需求。这种做法不仅能震慑有不良企图的主播，还充分调动了观众积极性。其次，创新文化传承形式。创新是维持网络直播平台可持续发展的不竭生命力，要通过不同平台的竞相创新激发网络直播的良性竞争。如精准定位每一个观众，针对不同观众的偏好推荐不同的主播与直播内容等。网络直播平台还可以借助大数据，来挑选有价值的、有文化涵养的话题供网络主播参考，提高主播的思想认识。同时大力提升直播平台的管理治理能力，在网络直播生产与传播的各个环节，都要对照相应规章制度严格管理。
2.政策层面：加强监管
政策引导决定网络直播的发展方向。政府在法律法规与各种政策的制定中，要慎重思考政策是否完备、配套措施是否齐全、是否能真正做到确保网络直播大方向上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这属于“堵”的措施。社会责任研究是主张从正面弘扬的角度自愿承担，鼓励网络直播相关利益者自觉地履行社会责任，这属于“疏”的措施。“堵”与“疏”双管齐下，才能够真正确保网络直播承担起社会责任。
在“堵”的方面，可以从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加强政府管理两方面进行。法律是打击网络直播中出现的不法行为最有效、最权威的手段。随着网络直播的不断发展更新，对其管理的相关法律也要进行及时调整，来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国家在网络直播生态治理与管控方面已制定了相当多的法律法规，共有近20条密切相关的监管制度与措施。尤其在2016年以后，《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2016年）、《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2016年）、《网络直播平台管理规范》（2019年）、《网络直播主播管理规范》（2019年）等相继出台。各级各类相关法律法规愈加严格，这为执法部门管理网络直播提供了法律保障。但这些法规在相关违法行为认定的标准与所承担责任的界定方面依然存在薄弱环节，依然需要加强管理。一是继续加大对网络直播的管理力度，完善网络直播市场准入、追究、处罚、退出机制，构建反应迅捷的网络集群舆情监测应对机制，切实提升治理能力。二是对管理模式创新，建立完善多部门协同发力的监管平台，实现各部门之间的监管信息与数据共享，明确分工。网监职能是对直播平台进行随机巡查，发现违法犯罪现象主动出击。主管部门负责对网络直播平台与主播的资质进行审查，对出现违法现象的直播平台或主播进行事后处理，如吊销营业执照、拉入禁播“黑名单”等。直播平台要积极配合，提高自身责任意识，为网络直播的可持续发展尽自己的力量。
在“疏”的方面，一是鼓励各个网络直播平台成立内部协会组织，制定内部自律规范，完善内部管理。通过制定共同遵守的内部规范来避免各网络直播平台企业间的恶性竞争，促使平台良性发展，同时引导各网络直播平台注重打造自身品牌特色，通过差异化竞争和良好的用户体验赢得市场。同时注意解决网络直播平台与主播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给主播创造一个有保障的从业环境。二是给予优惠政策。对优秀的直播网站，政府可以给予一定政策倾斜，如税收减免政策、某些领域的网络独播权、正面的宣传报道等。通过政策支持，树立社会责任履行比较优秀的网络直播典型，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
3.主播与用户层面：整体提升素质
作为网络直播的参与者、使用者，主播与各用户、观众观念与行为的转变对网络直播履行社会责任有着基础性作用。如果主播与用户、观众在使用网络直播时都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网络直播履行社会责任就不成问题。
对于网络主播而言，《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等管理制度的出台明确了网络直播不得逾越的法律界限。任何主播都需要进行实名认证，这就要求网络主播在直播过程中承担相应的道德伦理责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2018年7月31日，斗鱼知名主播陈一发儿因调侃南京大屠杀而被封禁，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典型。2019年1月，多家行业协会以及斗鱼直播等互联网企业共同编制的《网络直播平臺管理规范》《网络直播主播管理规范》，更加详细地对直播平台的主播监控、账号监管、平台巡查以及主播的着装要求、准入标准、直播内容等进行了规范。主播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综合素质，遵守行业和平台管理规定，主动承担相应社会责任，才能长远发展。
在用户与观众层面，应该在舆论引导方面多下功夫。一是通过宣传引导的方式教育广大用户和观众，呼吁所有参与者文明参与网络直播互动，让所有人都明悉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也有相应的准则约束自己。二是在直播平台上设置社会责任专区，通过不同形式的社会责任宣讲，使承担社会责任的观念深入网络直播生产与传播的各个层面，将承担社会责任形成人人遵守的良好风气。
注释
①《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中国网信网，http：//www.cac.gov.cn/2016-11/04/c_1119847629.htm，2016年11月4日。
②胡鹏辉、余富强：《网络主播与情感劳动：一项探索性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2期。
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0年9月发布。
④艾瑞咨询：《2018年中国网络直播营销市场研究报告》，2018年3月发布。
⑤林常荣：《消费者视角的企业社会责任对品牌资产的影响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第42—64页。
⑥柳蕴芳：《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品牌价值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实证数据》，天津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第33—41页。
⑦[美]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展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43、54页。
⑧杨振国：《新时期我国网络媒体的社会责任》，《青年记者》2016年第8期。
⑨[英]大卫·威勒、[芬]玛丽亚·西兰琶：《利益相关者公司——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之蓝图》，张丽华译，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第9页。
⑩苏文雪：《斗鱼网络直播的社会责任研究》，河南工业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第19—20页。
B11于建华：《中国影视动画生产与传播的社会责任》，《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责任编辑：沐 紫
作者：于建华 赵宇
第三篇：关于网络直播平台的国内研究综述
摘 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直播行业经历了快速的发展，2016年被称为网络直播元年。直播一词首先出现在广播电视领域，广播电视词典对直播界定为“广播电视节目的后期合成、播出同时进行的播出方式”。而如今，直播作为互联网时代下的新型交互手段，是指基于互联网，以视频、音频、图文等形式向公众持续发布实时信息的活动。本文认为网络直播是一种基于流媒体技术的实时社交方式。主播以图像、声音、视频等形式向用户发布信息，而用户则通过弹幕、点赞、打赏等方式进行实时回应。本文将国内有关对网络直播平台的相关研究进行归纳总结，了解关于此问题学术界的研究现状。
关键词：游戏直播平台;研究综述
虽然网络直播的发展时间还不长，但是学术界对有关网络直播的问题已经有不少的研究。在中国知网上对“直播”、“游戏直播”和“直播平台”等关键词进行检索，对这些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可以发现，学术界对直播平台的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四个方面：
(1)新闻与传播学视角：研究网络直播平台的发展现状、运营方式、内容的传播和社会作用等内容。
赵梦媛(2016)从网络直播在国内传播现状、传播特征及发展前景三部分展开论述，说明了网络直播与其他的传播方式相比有其独有的传播优势。石振振(2017)在对我国电子竞技视频传播历程进行梳理的基础之上，分析当前电子竞技网络直播的现状，并为其发展提出策略。刘芳豫(2017)根据拉斯韦尔的5W理论，分别从直播主体、直播内容、直播平台三个大方面逐一进行分类剖析，对我国的网络视频直播行业进行了类型研究分析。张亮亮(2017)选取斗鱼TV四位特征鲜明的直播女网红为研究对象，对其形象变化案例深入探究，分别阐述自媒体时代直播女网红直播形象的类别划分、形象变化动因、变化背后的文化剖析以及直播女网红的传播策略与管理规范。赵燕(2018)对网络直播的主要模式、运营产业链现状、商业拓展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了网络直播运营模式的支撑要素和发展方向。温静(2019)以游戏网络视频直播为主题，对我国具有代表性的游戏视频直播平台的运营方式及优化策略进行探讨和分析。
在关于在网络直播问题的研究中，基于新闻和传播学的视角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对这一问题的早期研究为之后的其他视角研究奠定了基础。
(2)法学视角：研究直播平台中的著作权和版权保护问题，直播平台违法行为的监管和立法规制问题，以及对网络打赏以主播收入的纳税问题研究。
周高见(2016)等对网络游戏直播的版权法律保护进行探讨，是可查询的国内最早的研究直播中版权问题的文章。郭赫喆(2018)就针对网络游戏直播中的游戏著作人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探讨与分析。此后，對游戏直播中涉及的著作权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了爆炸式的增长速度，仅在2019年检索出来的硕士学位论文就多达230多篇。除关于版权和著作权的研究之外，陈华龙(2018)基于对互联网主播盈利模式和收入构成等法律问题的分析，以及长期以来争议颇多的“打赏”行为的法律性质的界定，对互联网直播个人所得税征收乃至整个个人所得税体系予以反思和检讨，并从税源管理、税制改革、税收服务与征管技术三个方面提出相应的规制措施。彭晓薇(2018)基于网络直播中层出不穷的问题，具体提出政府应从立法、行政、行业、社会、技术等多维度推动适合的监管子系统和具体监管策略形成，促进政府监管网络直播的效果提升。周刚志(2017)以及佘余熠熠(2017)等一批人研究对直播监管的体系及立法规制。
关于网络直播平台和游戏直播的法学研究也是近年来的热点研究，我国对直播平台的相关监管和立法情况还不到位，随着直播行业的成熟发展，相关的法律会越来越完善。
(3)从社会学、心理学视角：研究直播平台用户的心理动因和行为分析。
续蔚一(2016)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查方式，对受众观网络视频直播的心理状态进行剖析，认为直播平台受众主要中以下几种心理，分别是寻找认同下的投射心理、追求现场感、猎奇窥私心理和满足消费心理。穆毅(2016)从受众视角出发，通过研究网络直播的时代特征、网络直播用户的行为，对用户观看网络直播的心理状态进行剖析，探究直播热映射出的心理问题及成因。张倩(2018)本文以网络直播的受众作为研究对象探索其使用动机，同时了解非网络直播用户的回避使用动机，以便基于受众视角，为网络直播的发展提出建议。吴凯(2019)在文章中探讨了用户使用网络直播的行为以及使用网络直播的心理和使用需求、动机的分析。研究发现用户的心理动因有四种：一是从众心理，二是窥视心理，三是猎奇心理，四是缓解孤独的心理;网络直播用户使用动机为：获取信息、学习知识、作为娱乐休憩的方式。
用户的快速增长是直播行业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用户观看直播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也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4)管理学视角：探讨直播平台用户的持续使用意愿、直播平台的营销策略等相关问题。
程中月(2015)在其硕士论文中文结合国内直播行业的发展现状，探究了直播平台和主播的运营策略，旨在构建直播平台的运营机制，通过激励主播努力提高双方的收益。龚潇潇等(2019)以“S-O-R”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察直播场景氛围线索对消费者冲动消费意愿的影响，以及心流体验、中庸思维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秦子茜(2018)以网络直播营销为中心，研究直播营销的优势和现存问题，探讨其进一步演化的可能趋势。杜岩武(2018)结合“S-O-R”模型，从网络直播特有的媒介属性出发，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探究网络直播的媒介特性对用户持续参与意愿的影响。林徐(2018)以泛生活类移动直播平台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实证方法并结合较为成熟的研究模型，研究影响直播平台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因素。而吴永吉(2018)在以斗鱼TV作为案例进行研究后，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采用了不同的变量，同样研究了影响网络直播用户的持续使用意愿的因素。
除此之外，随着直播电商的兴起，近年来也有许多相关的研究，例如胡丽霞(2017)研究了电商网红粉丝冲动购买机制，方超(2018)对电商网络主播特征对消费者态度影响进行了探讨，金琦(2018)研究了移动端直播电商中互动营销特征对用户感知属性的影响。由于电商直播与本文研究所涉及到的直播内涵还有较大的差别，所以相关的研究就不再赘述。
作者：张宇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