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冲击（精选五篇）
流动性冲击 篇1
流动性随时间变动且受到持续的冲击。金融危机出现的流动性蒸发现象也说明了流动性冲击对股票收益的重要性。根据AM的理论, 笔者假设:当遭受到一个负的流动性冲击时, 投资者要求一个高的风险溢价, 反之亦然。
1 指标的选取、描述统计及相关关系
样本选取1992年12月到2013年3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A股股票, 删去其中的ST的股票、账面市值比出现负值的股票和上市不足7个月的股票。使用的所有数据如股票日收益数据、月收益数据、账面市值比数据、月成交天数数据、月度无风险收益数据等均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
笔者用最普遍的, 毫无疑问的Amihud文中的流动性代理指标[2]:Amihud非流动性指标ILLIQ, 即单位成交量变动引起的股票收益变动绝对值的月度算数平均, 计算公式为
式中:Ni, t为股票i在t月份的交易天数;ri, d, t为股票i在t月第d天的收益;voli, d, t为股票i在t月第d天的成交金额。与Amihud文中一致, 在计算股票的ILLIQ时, 应保证该月交易天数至少有15天, 但是笔者将指标放大109 (因为数值相对较小, 在保留相同小数位情况下精确度更高) 。接着, 借鉴Bali等文中对流动性冲击的构建, 即当月与前12个月非流动性均值的差值, 结果取相反数。计算公式为
因为我国股市的存续期较短, 笔者在构建文章流动性冲击指标时, 采用当月与前6个月非流动性均值的差值来度量流动性冲击, 计算公式为
计算结果取相反数是因为ILLIQ衡量的是非流动性, 取相反数后, 上式为正值表示正的流动性冲击, 为负值表示负的流动性冲击。月度的流动性和月度流动性冲击在样本期的变动情况, 见第48页图1 (横坐标为样本期月份, 纵坐标为ILLIQ和LIQU在样本期的变动值) 。
第48页图1中描述的是非流动性的月度均值变动, 笔者发现非流动性在整个样本期趋于降低, 有以下几种可能的原因:一是股市参与者数目增多;二是投资者的投机性增大;三是交易成本的降低。而且, 非流动性在遇到经济危机时达到峰值, 即流动性最差。下图中描述的是流动性冲击的月度变动, 笔者发现, 流动性冲击的波动程度也逐渐降低, 且在经济危机时达到峰。接着, 笔者考虑的公司特征变量与流动性冲击的关系:一是公司市值 (Ln ME) , 即公司流通市值的自然对数。二是账面市值比 (Ln BM) , 即股东年末每股账面净资产与股票年末收盘价的比值的倒数, 取自然对数。三是市场BETA, 即用滚动回归公式计算
式中:Ri, t为股票i在t月份的收益;Rf, t为t月份的市场无风险收益;Rm, t为t月份的市场收益。
表1是对涉及到的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1可见, 我国股市在样本期的月平均收益率为1.60% (年平均收益约为19.20%) , 而收益的标准差为9.81%, 大大高于成熟市场水平 (约5%) ;非流动性月度平均变动为负值 (-0.083) , 即平均来说, 股票下月的流动性变差了, 按照流动性溢价理论, 下月应该有正的月收益, 而下月平均收益为正;股票的对数市值为21.69, 对数账市比为-1.17, 即平均来说股票的市值大于账面值;市场风险BETA值为1.11。
表2呈现的是各个变量间的横截面相关关系的时间序列均值。股票预期收益与账市比、市值、市场风险负相关, 即高的市值、账市比和高的市场风险都会带来下月的低的股票收益;股票下月收益与股票非流动性成正相关关系, 与流动性冲击成负相关关系, 即差的流动性和流动性的负向变动都导致下月较高的股票收益;非流动性与流动性冲击负相关, 即较差的流动性意味着股票将遭受负的流动性冲击。同时笔者发现, 流动性冲击与下月收益的相关性最大, 这也为下面的研究提供了支持。
2 流动性及其冲击对收益预测的解释
笔者用分组的方法考察流动性对收益的预测能力, 即用t-1月的ILLIQi, t-1和ΔILLIQi, t-1分组, 考察t月的组合收益及对冲组合的收益。每个月笔者将非流动性及流动性冲击按照大小分为5组, 如ILLIQ1为非流动性最小的一组, 而ILLIQ5为非流动性最大的一组, Decrease1为流动性冲击为负的组, 而Increase5为流动性冲击为正的组, 1~5为对应的多空组合。实证结果见第49页表3。
Fama-French的三因子模型在很多文献中得到验证, 为了考察流动性冲击对收益预测能力的稳健性, 第49页表3最后一列FF3ALpha是在控制了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后的截距项α的值, 如果该值显著, 说明非流动性及流动性冲击能预测到三因子模型之外的收益[3]。
Panel A中, 笔者主要考察流动性溢价理论。笔者发现, 高的非流动性水平有高的预期收益, 低的非流动水平有低的预期收益, 从ILLIQ1到ILLIQ5各组收益单调增长 (从1.02%到2.37%) , 且多空组合的收益为负, 这意味着我国股市存在显著的流动性溢价。同时笔者发现从2003年开始的收益显著程度高于整个样本期, 这意味着中国的股市逐渐趋于成熟。
Panel B中, 笔者发现:在整个样本期, 正的流动性冲击预测较低的下月收益, 负的流动性冲击预测较高的下月收益, 从Decrease1到Increase5, 收益单调降低, 但多空组合的收益差不显著 (显著性t值只有1.66) , 而从2003年开始流动性冲击对收益的预测趋于显著, 说明流动性冲击对收益的预测能力增强了。
笔者的实证结果说明流动性冲击能预测股票收益, 但其预测能力在我国股市趋于成熟的最近10年表现较好, 显著性t值由0.62增加到2.73。这为投资者选择投资组合提供了新的信息, 投资者可以通过买入流动性负向变动的股票同时卖出流动性正向变动的股票来套利。
3 结束语
多年来, 我国国内对于影响股票收益的因素的实证研究很多, 如公司市值、公司账面比、收益动量、市场风险、投资者情绪、资产增长因子和股票流动性等。但是关于流动性的冲击的研究是空白的, 多数流动性定价文献只关注了流动性的绝对变动对收益的影响, 而忽略了相对值的变动对收益的影响, 笔者的研究填补了这项空白, 且为投资者选择投资组合提供了新的依据, 投资者可以通过买入流动性冲击为负的股票组合同时卖出流动性冲击为正的股票组合来获得投资收益。
参考文献
[1]Amihud Y, Mendelson H.Asset pricing and the bid-ask spread[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6, 17 (2) :223-249.
[2]Amihud Y.Illiquidity and stock returns:cross-section and time-series effects[J].Journal of financial markets, 2002, 5 (1) :31-56.
流动性冲击 篇2
在我看来，对这轮股市牛市深层次原因的分析，要追溯至2013年6月中国银行间市场发生的一次里氏9级强烈地震，即众所周知的“钱荒”。转眼1年多过去了，地震的主震早已过去，但其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并没有过去，因为“钱荒”余震的震级也相当高，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波，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产生了深远影响。
“钱荒”有三波冲击波，第一波发生在债券市场，第二波在股票市场，第三波在信贷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实体经济领域。这三波冲击波在时间上是逐次展开的而不是同时发生的。从2013年年中至2014年年中，“钱荒”的第二波冲击显著抑制了股票市场的表现。但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钱荒”对股票市场的抑制作用开始退潮，股市随之出现均值回归。到2014年年底，这一过程可能已经结束，未来股市的上涨将更多地依赖于基本面的改善。
无风险利率和风险溢价并未下降
我在2006年提出过资产重估理论，分析实体经济盈利和流动性波动对资本市场产生的影响。此后资产重估理论一直是我观察分析资本市场最主要的方法和工具，在其中的流动性波动领域，我也多多少少积累了一些心得和经验。
前面提到，市场普遍认为，在这轮股市牛市下，无风险利率和风险溢价都在下降。真的如此吗？下面我们考察一下几个主要市场的实际情况。
（一）信贷市场
简单来讲，股票市场投资者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企业和企业主，另一类是普通公众。
企业通常有负债，在参与股票市场投资时，衡量其资金成本的合理标准是信贷市场利率。
从历史上来看，在几轮股市大牛市之中，我们都能看到信贷市场利率下降。但是2014年以来，在信贷需求大幅回落的背景下，信贷市场利率反而出现了小幅上升。对此，流行的且我也部分同意的解释是，出于对坏账率上升的担忧，银行体系出现一定的惜贷倾向。而银行惜贷，实际上就是信贷市场风险溢价上升的另一种表述。
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违约率非常低，其利率几乎可视为信贷市场无风险利率。从图1可以看到，2014年前三季度，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利率持续趋势上升。
银行惜贷倾向及个人住房按揭利率上升等，都暗示在信贷市场上，我们既没有看到风险溢价的大幅下降，也没有看到无风险利率的显著回落。
（二）理财市场
对中国股市普通公众而言，衡量资金成本的合理标准是理财产品利率。因为理财产品被认为可以刚性兑付，其利率又是市场化的，所以可将理财产品利率视为普通公众的无风险利率。
从期限为1周和2周的银行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均值变化趋势（见图2）可以看到，2014年以来短期理财产品利率有波动，但是利率中枢水平高于2013年。因此，在短周期理财市场上看不到无风险利率下降。
再从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见图3）来看，2014年上半年有所下降，但2014年下半年是平稳的，2014年年底的利率水平也比2013年平均高很多。
可见在理财市场上，无风险利率下降的证据也是极其模糊的。要么根本看不到利率下降，要么下降主要发生在2014年上半年，并且下降以后的利率也比2013年高得多。
（三）信托市场
观察信托市场上贷款类信托的利率水平（见图4），2013年下半年以来，该利率一直在上升，因此在信托市场上也看不到利率下降。
（四）债券市场
我们从5年期中票与国开债利差走势来观察债券市场的风险溢价（见图5），从2013年年底以来，风险溢价要么平稳要么上升，没有看到其下降的证据。
但是与之前分析的市场不同，银行间债券市场上能看到利率比较明显的下降。观察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市场（见图6），以及与它们相联系的票贴市场，2013年11月份以来，这三个市场确实出现了利率下降，但即便是下降以后的底部水平，绝大多数品种也高于2013年“钱荒”之前的水平。
综上可见，绝大部分市场的风险溢价都在上升。在信贷和信托市场上，无风险利率在上升。理财产品利率的温和下降集中在2014年上半年，但下降以后的利率仍然比2013年“钱荒”之前高。利率的下降主要发生在债券市场，但是下降后的利率同样高于“钱荒”之前的水平。总之，2014年以来，在多数融资市场上，无风险利率和风险溢价大幅下降支持股票市场上涨的证据都非常不明显。
“钱荒”的冲击波效应
2014年经济增速和通货膨胀率比2013年要低很多，从地方融资平台到房地产，融资需求都出现明显下降。在经济对资金的需求相对于2013年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的背景下，2014年几乎所有市场的利率却都比2013年更高。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对于股市而言，急剧上升的交易量和大幅度的上涨，清晰地表明大量资金涌入这个市场。如何理解这一变化？
我想以“钱荒”冲击波效应来解释以上疑问。先以一个故事帮助大家理解这一现象，假设我们坐在飞机上观察太平洋，太平洋的水面很平静、波动很小，这时假想把一个小行星扔到太平洋，当一切都风平浪静以后，我们有把握说太平洋的海平面会上升。
但每处海平面是否同时以相同的速度上升呢？基于直觉和生活经验，我们知道一定不是的。海平面上升过程中一定会有一波一波的冲击波，一定会掀起巨大的海浪并且巨浪的顶峰会比上升以后的海平面更高。假设海平面最终上升了5米，那么巨浪可以打到20米再跌下来。
在中国金融体系中，2013年的“钱荒”就好比是投向太平洋的一颗小行星。也许再有半年时间，小行星撞击的影响才会基本结束。监管机构对非标业务的清理和整顿，是“钱荒”爆发的关键诱因，这造成了表外影子体系信用供应的急剧收缩和影子体系资金的回表，最终对整个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等一切都风平浪静以后，正如海平面上升了，信贷、理财、债券等市场的利率底部都将被抬高。同样地，不同资产市场上的利率，并非同时或同步的。我们可以形象地将“钱荒”对整个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影响比喻为三波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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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波冲击发生在债券市场。在“钱荒”发生以后，债券市场的巨浪从2013年6月份开始往上走，浪潮的顶峰是2013年11月份。之后，浪头开始回落，在2014年下半年以后回到一个相对比较稳态的水平。正如海平面的上升，这一稳态的利率水平比“钱荒”之前更高，其他如信贷、信托市场2014年的利率水平高于2013年，原理亦是如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2014年几乎所有市场的利率都比2013年更高。
第二波冲击发生在股票市场。这一冲击波也许开始于2013年8月前后，在2014年7月前后达到顶峰。像对债券市场一样，“钱荒”冲击波对股票市场也有非常大的抑制作用。2014年8月以后，随着抑制作用的消失，股市开始上涨。最终，股市要涨回到它原来的趋势之中。股市原来的趋势是从2013年年初开始，由盈利改善等基本面因素所决定的上升趋势。“钱荒”第二波冲击，使得市场与其趋势背离越来越远，最终，当抑制作用消退、均值回归出现时，股市的涨幅非常大、速度特别快。
第三波冲击发生在信贷市场、房地产市场及实体经济层面。由于价格粘性更高、距离撞击中心更远，这些领域受到冲击的时间也更晚一些，大约从2013年底2014年初开始。基于同样的逻辑，钱荒第三波冲击的影响消退以后，在信贷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层面，我们也将看到均值回归的力量。
“钱荒”冲击股票市场的两个证据
对于“钱荒”的第二波冲击，我进一步提出两个关键证据。
第一个证据是贷款和其他融资余额增速走势对比。贷款余额主要代表了银行体系表内信用供应，其他融资余额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银行体系表外信用供应。图7显示，从2012年年初至2013年“钱荒”发生前，表内和表外信用供应走势是背离的，表内信用供应增速有所下降，而表外信用供应在快速扩张，这体现了表外业务监管较松、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旺盛合并的影响。“钱荒”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即从2013年5月到2014年五六月份，表内外信用供应走势继续背离，表外信用供应急剧收缩，而表内信用供应几乎维持不变，这清楚地显示了银行表外信用供应收缩和表外资金回表的影响。表外信用供应的收缩，对实体经济流动性及股票市场形成了严重的抑制。
直到2014年7月，银行体系表内外信用供应才重新比较明显地同步起来，这暗示，银行表外信用供应的收缩过程趋于结束，也意味着“钱荒”第二波冲击开始退潮。
第二个关键证据是恒生AH股溢价指数走势。该指数追踪在内地和香港两地同时上市股票的价格差异，指数越高，代表A股相对H股越贵（溢价越高）。从长期来看，A股与H股之间的走势是同步的，但是短期内常常会有背离。为什么会产生背离？因为两地的流动性和风险偏好会有差异。比如欧债危机期间大量的资金离开H股市场，回到欧洲，这时候H股会承受很大的压力，而大陆A股没有相同的压力，所以A股的估值溢价会上升。
在2013年5月至2014年6月之间，全球金融体系是否发生了持续时间很长的流动性冲击呢？观察发达国家的股票指数，总体来讲很难认为在全球市场上发生了影响深远的流动性冲击。在这个背景下，从2013年七八月份到2014年七八月份，恒生AH股溢价指数（见图8）却一路调头向下，原因何在？
这是因为“钱荒”冲击波第二波在2013年七八月份以后开始冲击到股票市场，造成A股市场在一段时间之内流动性供应的极度紧张和收缩。在此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A股相对H股从13%的溢价变成10%的折价，并且这一变化与表外信用供应收缩是同步发生的。
当表内和表外信用供给自2014年7月份开始同步、“钱荒”第二波冲击退潮以后，恒生AH股溢价指数也开始调头向上。一些说法认为，AH溢价指数掉头向上主要受到沪港通的影响。但实际上，沪港通的宣布明显更早，无法解释七八月间AH溢价指数的掉头向上，并且，随后AH溢价指数重新达到15%以上，也是沪港通无法解释的。
需要说明的是，以AH溢价、债券市场利率的稳态水平等作为参照，至2014年底，经过大幅度的上涨，A股市场已经回到了基本面所决定的水平，甚至比基本面所决定的水平还要略高一些，存在一定的透支。
流动性分析总结
如篇头所言，总结来看，我们认为从2013年年中一直到2014年年中，“钱荒”第二波冲击显著抑制了股票市场，但进入2014年下半年，抑制作用开始退潮，股市随之出现均值回归。
到2014年年底，均值回归过程可能已经结束，股票市场甚至存在一定的透支，需要消化。
未来股市上涨将更多地依赖于基本面的改善。考虑到“钱荒”第三波冲击影响的结束，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回暖、政府基建开支、公共财政开支的走向和出口走势，经济也许已经在现在所在的位置附近开始筑底，基本面的改善在我们看来是可以预期的。
在无风险利率和信贷市场利率变化的方向上，我们谨慎同意这样的看法，就是信贷市场的利率、理财产品的利率在现在的水平上有下降的可能和空间，但是下降的幅度不宜估计过多。
注：本文根据高善文博士2014年12月16日在安信证券2015年度投资策略会（深圳）上部分发言内容整理形成，并经其本人确认。
责任编辑：廖雯雯 罗邦敏
专家简介
高善文，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理学学士、经济学硕士，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博士。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工作。曾任光大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现兼任阳光保险集团、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独立董事及《清华金融评论》编委。
高善文博士专注于分析、追踪和预测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研判宏观经济政策走向，并以此为基础分析资本市场所受到的影响。在中国通货膨胀形成机制、产能周期以及资产价格波动领域，高善文博士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和认识，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分析框架。其言论受到中国机构投资人和财经媒体的密切关注。
2013年著有《经济运行的逻辑》，该书成为当年财经领域畅销书。
社会流动对村庄信任模式的冲击 篇3
本文便是在国内外学者对信任问题的研究基础上, 研究由于社会化带来的乡村流动对中国乡村信任模式的作用与影响。
一、传统信任模式的延续至式微
一种社会信任模式的形成不是一个短时期可以完成的, 它是社会成员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下通过长期的社会培养形成的一种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 或者可以称之为“潜规则”。这种规则不是黑纸白字的契约型约束, 而往往是建立在亲缘关系和宗法家族的约束之上的。在这种约束的基础之上, 即使传统信任模式受到了外界力量的干涉和冲击, 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彻底消除其对社会成员的作用。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种传统信任模式在村庄内所发挥的作用呢?
传统信任模式, 实际上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式个人关系上面的, 是一种以血缘共同体为根, 以宗法家族为纽带维系起来的一种特殊信任。在宗族社会里依靠的是家族内的族长、长老等威望高者负责维持这种信任机制的运转, 而在目前阶段, 这项民间“执法者”的职权由村干部或者村庄里的老人来担当。随着我国农村社会化的进一步发展,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农村传统信任模式不再适应社会化的需要, 逐步呈现出了式微的趋向。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建立, 深入到传统农村社会, 平时只和自己聚居地的成员接触的村民越来越多的和血缘共同体之外的陌生人打交道, 交际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大。以那些处于交通要道上的村庄为例, 外来旅游人口、收购推销山货的小贩们、往来于国道上的过客们都进入到了村民的生活之中, 这些外来成员的社会交往行为是不可能用传统的信任模式的力量 (道德和威望) 进行约束和制约的。因此, 就出现了目前的状况:传统信任模式与现代信任模式的在村庄社会的博弈。
传统信任模式在我国乡村社会成长的历史时期是长达千年, 传统的观念思想植根于成员心中, 即使在当前社会遭受到了冲击, 但要想在较短时期内消除其对村民的影响是不现实的。传统信任模式也有着着对于维持村庄稳定、村民诚信积极的一面。就在村庄调研的情况来看, 村庄内部成员之间在进行社会交往时更愿意遵循的还是传统的信任交往模式。从笔者对某村15户农户进行问卷调查时涉及农户家庭社会交往情况的分析来看, 以血缘关系和家族关系为主的传统信任仍然在村民内部占据重要作用:
从村民生活习惯我们便可以看得出在村庄内部维系村民生活交往中, 传统的信任模式依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村民交际过程中, 这种对自己人的信任是一种不易改变的传统习惯。村民会通过长期的交往过程中成了一种互惠互信的习惯。在这个群体内部, 他们是不需要担心会被群体成员欺骗的, 一旦有成员作出了违背诚信的行为, 就会有一种批判的氛围笼罩该成员, 逼迫其在村庄生活内自动改正错误。如果其坚持错误不愿意弥补失信造成的损失, 那么他便无法在这个村庄内生存下去, 没有村民会愿意与一个不遵守信诺的人打交道。因此仅仅只是一种舆论的压力便可以对村庄成员信任道德的程度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可以断言的是, 传统信任模式即使在社会转型期, 在各种社会、政治、经济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下, 要想在短时期内时期消亡, 是不可能的, 因为它在中国广大农村还是存在普遍市场的, 将会在较长时间内延续下去。
二、社会流动对村庄传统信任模式的冲击
对于传统村庄信任模式施加影响的因素有很多, 市场经济、利益分化、社会流动、文化因素等等都会对其产生影响。以往我们关心的往往都是农民工进城之后在城市里遭遇到的信任问题以及诚信危机, 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外来流动人口对农村生活带来的影响, 特别是对农村传统信任模式的严重冲击。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村庄目前大多数都面临着这样一个尴尬处境:即传统信任模式受到冲击而式微, 现代信任模式显现雏形但却并未建立起来, 村庄信任机制处于混乱状态。由于传统信任模式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逐渐积累演化来的, 那么根据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过程这一命题, 要想使得传统信任模式这个仍然存在生命力的事物消亡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与此同时, 由于我国社会一个社会剧烈变动的新时期, 各种由于社会转型、社会发展与进步而导致的问题和矛盾正在逐步出现, 传统的信任模式在这一历史阶段确实存在一定的落后性, 已经不能满足新时期促进我国农村社会稳定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保持村庄稳定、维护农民利益, 促进农村繁荣, 我们必须对于农村如何构建乡村社会信任模式, 构建什么样的信任模式进行理性思考。
传统村庄信任模式实际上指的是在一个固定的区域内一定的成员构成的群体之间发挥其作用的。在村庄内部出现信任问题时, 村民首先想到也更愿意寻求的还是传统信任机制。中国传统信任模式已经在农村延续了数千年, 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联系起来的族法家规的道德规范与约束甚至于农民心中, 是农民生活的一部分, 农民不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把这种传统信任模式抛弃。一种新的现代的信任模式的建立是需要农民能够承认它, 接受它, 并在日常生活中遵循它。因此要想建立一种现代信任模式, 我们必须先要和农民“打好招呼”。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 才有可能做到。在我国广大农村, 现代信任模式在与传统信任模式的交锋过程中, 时常是处于下风的。村民知道现代信任模式能够为他们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向现代信任机制寻求帮助。例如借款时的借据, 这是通过契约保障自己利益的有力武器, 但是很多村民对此更看重的是血缘关系基础上的道德约束。对于理智的人来说, 单纯的道德规范在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社会、信用社会是远远不够的。目前很多村庄内部成员之间发生矛盾, 造成村庄不和谐就是因为过分依赖于传统的信任模式而不愿意在现代信任模式下进行社会交往而带来的问题。
现代信任模式既然能够进入传统信任模式占主导地位数千年的中国农村, 这已经说明在整个社会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后, 传统的信任模式已经不能够满足农民解决在他们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需要, 他们在寻求外界新的解决机制的帮助。传统农村的社会信任模式已滞后于社会变迁, 虽然对于维持当今社会的稳定仍发挥着巨大作用, 但其运作机正逐步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土壤, 农民建立在传统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信任机制正在逐步解体。构建新型的信任体制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这种新型信任机制的重建面临着整合流失的传统任资源和吸收现代社会信任资源的双重使命, 而这也正是解决农村信任模式问题的理性选择。
摘要：在社会化条件下的传统型中国乡村, 生产、生活、乃至交往都被卷入了一个开放、流动、分工的社会化体系之中, 以往那个封闭、保守、内敛的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乡村信任模式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受到了不可避免的冲击与影响。本文从社会流动对于传统村庄信任模式的冲击的角度思考在社会转型期条件下构建村庄信任模式的理性道路。
关键词：社会流动,乡村社会,信任模式,冲击
参考文献
[1][德]尼古拉斯.卢曼, 《信任》,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年第1版
[2]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第1版
[3]郑也夫, 《信任论》,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年版
流动性冲击 篇4
华尔街风暴带来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全球范围的股市波动, 给世界股市带来了重创, 2008年全球范围的股市平均跌幅为50%, 国际金融风暴也对中国股市产生了很大影响。随着各国相继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救市”和经济刺激政策, 当前各国经济都有所回暖, 金融危机对股市产生的巨大冲击也已明显放缓, 但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 各国股市的波动呈现出哪些特征, 其程度如何?特别是中国同发达国家相比在股市波动性上有什么异同?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过对比分析各国股市的波动性, 可以发现中国股市自身存在的问题, 以及它同发达国家股市之间的差距, 从而为更好地促进中国股市的发展、为中国股市监管部门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制定相应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国内外学者关于股市波动性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过一些研究。Fama (1965) 发现投机性价格变化和收益率变化具有稳定时期和易变时期, 即价格波动呈现集群性, 方差随时间变化。Hamao等 (1990) 发现1987年世界股市崩溃后, 呈现出纽约到伦敦、东京, 伦敦到东京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Fornari和Mele (1997) 发现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股市的条件波动具有不对称性。赵留彦等 (2003) 发现中国股市预期交易量不影响股价波动, 而未预期交易量变动不但与同期波动正相关, 还可为下期波动提供有限的预测信息。陈守东等 (2003) 发现沪深股市收益率都存在显著的风险溢价, 波动性表现出非对称的溢出效应。何晓光等 (2007) 发现中国股市收益率波动的非对称性表现出阶段性特征, 随着时间的推移, 非对称性越来越明显, 且表现为杠杆效应。
1 股市波动性的计量检验
1.1 模型设定
金融时间序列通常具有不稳定性, 过程的方差不仅随时间变化, 而且有时变化很激烈, 表现出“尖峰厚尾”和“波动集群”特征, 而传统的计量经济模型难以描述这些特征。Engel于1982年首次提出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 即ARCH模型, Bollerslev又于1986年将ARCH模型推广为GARCH模型, 此后, 经过学者们的不断改进和推广, 形成了GARCH族模型。此类模型通过条件方差的变化来刻画波动的时间可变性, 现已被广泛应用于金融计量学领域。因此, 本文将运用GARCH族模型对金融危机时期各国股市的波动性进行深入分析。
1.1.1 GARCH模型
GARCH模型是ARCH模型的扩展, 它可以用来描述高阶的ARCH过程, 因此有着更大的适用性。GARCH (p, q) 的形式由均值方程和条件方差方程给出:
rt=xtγ+ut ut|ψt-1～N (0, σ
(1) 式为均值方程, 它是带有误差项的外生变量的函数, rt为股指收益率, xt为外生变量, γ为系数, ut为残差, 前t-1期的信息集合为ψt-1={rt-1, xt-1, rt-2, xt-2, …}。
(2) 式为条件方差方程, σ
GARCH (1, 1) 模型是在经济领域尤其是金融领域的波动性研究中最为广泛采用的模型, 其条件方差方程为:
σ
1.1.2 EGARCH模型
股市波动常常表现出一种非对称性, 即利好消息和利空消息对波动的影响是不同的。若它允许波动率对市场下跌的反应比对市场上升的反应更加迅速, 此时的非对称性就表现为“杠杆效应”。股价行为存在杠杆效应的原因在于, 较低的股价减少了股东权益, 股价的大幅下降增加了公司的杠杆作用从而提高了持有股票的风险。EGARCH模型就是一种用来描述非对称冲击的模型, EGARCH (1, 1) 模型的条件方差方程为:
ln (σ
由于该条件方差方程采取了对数形式, 就意味着杠杆影响是指数的, 所以条件方差的预测值一定是非负的, 无须对参数进行任何约束。只要δ≠0, 冲击的影响就存在非对称性。若δ<0, 则利空消息 (ut-1<0) 的作用是增加条件方差, 产生比利好消息 (ut-1>0) 更强的波动性, 说明存在杠杆效应。
1.1.3 GARCH-M模型
一般认为理性的投资者会对高风险资产期望高收益, 原因在于金融资产的收益应当与其风险成正比, 风险越大, 预期收益就越高。预期风险用条件方差表示的模型称为ARCH-M回归模型, 若条件方差是GARCH过程, 则称为GARCH-M模型。当用条件标准差代替条件方差时, GARCH-M模型的均值方程为:
rt=xtγ+ρσt+ut (5)
其中, ρ是用条件标准差σt衡量的可观测到的预期风险波动对rt的影响程度, 它代表了风险和收益之间的一种权衡。ρσt可看作时变风险溢价, 理性投资者对高风险投资要求高收益补偿, 因此, 正常市场情况下ρ值应为正, 即投资者是风险厌恶的, 若ρ值为负, 则投资者是风险偏好的。
1.1.4 引入成交量的GARCH模型
成交量是影响股价变动的重要因素, 量价关系是股价波动与成交量之间的关系。研究量价关系, 可以帮助了解股市的微观结构, 揭示股市波动产生的根源。由于成交量可以作为潜在信息到达过程的替代变量, 因此可以把成交量作为弱外生变量加入GARCH模型的条件方差方程, 进而考察信息流通过成交量对股市波动的冲击。为了保证成交量的外生性, 应使用成交量变动率vt, 于是条件方差方程扩展为:
若系数θ显著, 则认为成交量变化对股市波动有解释作用。
1.1.5 引入外生冲击的GARCH模型
为描述各国股市间的波动关联性, 分析各国股市的波动除了受自身前期波动的影响外, 是否还受其他国家股市前期波动的影响, 即呈现“波动溢出效应”, 从而探究短期内各国股市间信息传递的途径, 以及股市波动的相依性和互动性, 还可以在GARCH (1, 1) 模型中引入外生冲击变量, 于是条件方差方程扩展为:
σ
其中, u
1.2 数据及变量说明
本文以股票价格指数为基础变量研究各国股市波动性, 考虑到股指的代表性和权威性, 选取道琼斯工业指数 (DJIA) 、英国富时100指数 (FTSE) 、法国CAC40指数 (FCHI) 、日经225指数 (N225) 、上证综合指数 (HSEC) 的日收盘价和成交量为样本数据, 数据区间为2006年1月1日到2009年9月30日, 共1369个日历天数, 其中, 纽约943个交易日, 伦敦947个交易日, 巴黎956个交易日, 东京919个交易日, 上海913个交易日, 数据均来源于雅虎财经网站。我们分别对各股指日收盘价pt和成交量Vt作对数一阶差分变换, 相应得到日收益率rt和成交量变动率vt, 即rt=100×ln (pt/pt-1) 和vt=100×ln (Vt/Vt-1) 。下面将对各股指收益率的波动性进行比较分析。
1.3 模型估计和检验
为进一步揭示金融危机时期各国股市的各种波动特征, 我们分别对各股指收益率序列建立上述GARCH类模型, 估计和检验过程均使用Eviews5.0软件。
(1) 利用ADF单位根检验法对各股指收益率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 各序列的ADF统计量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为1%的临界值, 于是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 说明各序列都是平稳的, 可以运用GARCH类模型进行分析。
(2) 我们用ARMA模型来拟合各股指收益率序列;再对模型的残差序列是否存在条件异方差性进行检验, 即ARCH效应检验。在此使用ARCH-LM检验, 检验结果均拒绝了残差序列不存在ARCH效应的原假设, 由此说明各股指收益率序列均存在ARCH效应。
(3) 我们采用基于Marquardt算法的极大似然估计法对上述GARCH类模型进行参数估计。限于篇幅, 并考虑到研究目的的需要 (波动性研究主要依赖于方差方程) , 在此只给出同后文分析相关的主要估计结果, 如表1所示。其中, 关于波动溢出效应的分析, 本文关注的是美国股市波动对其他国家股市波动的影响, 因此引入外生冲击的GARCH模型估计是对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四国而言的。此外, 各GARCH类模型的对数似然值均较高, AIC和SC值均较低;残差序列的ARCH-LM检验表明, ARCH效应均已消除, 模型估计结果有效性显著提高。
注:***、**、*分别表示该系数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异于0。
1.4 波动性分析
1.4.1 波动集群性和持续性分析
股市收益率的波动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经常在某些时段上大幅波动, 而在另一些时段上小幅波动, 这就是所谓的“波动集群性”。它是通过GARCH模型中的u
从表1中 (3) 式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各α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为正, 说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各国股市均呈现出一定的波动集群性。从α值的大小来看, 各国均在0.1左右, 说明受金融危机这一相同因素的影响, 各国股市在这个特殊时期的波动集群性也表现得较为相似。其中, 英国富时100和法国CAC40指数收益率的α值最为接近, 分别为0.109981和0.108647, 这与两国间临近的地理位置、相似的政治体制以及密切的经济往来有很大关系。日经225指数收益率的α值最大, 其值为0.113410, 说明在各国中, 日本股市的波动集群现象最为明显, 这在一定意义上凸现出日本投资者对金融危机的恐慌心理较大。α值最小的是上证综指收益率, 其值为0.070287, 说明同其他四国相比, 中国股市的波动集群性较小, 这反映出中国股市投资者的投资意识在日益提高, 但还很不成熟, 仍表现为较强“羊群心理”;此外, 为应对金融危机对股市的影响, 管理层经常连续出台一系列政策 (尤其是性质对立政策) , 同样会导致中国股市出现一定的波动集群现象。
股市的波动持续性是通过GARCH模型中u
从表1中 (3) 式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各β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也均显著为正。α+β均小于1, 且又都十分接近于1, 表明在金融危机巨大冲击下, 各国股市均呈现出明显的波动持续性。其中, 英国富时100指数收益率的波动持续性最大, 其α+β值高达0.998513 (=0.109981+0.888532) , 表明英国股市波动所受到的金融危机冲击是持久的, 即冲击对未来所有的预测都有重要作用。相反, 波动持续性最小的是日经225指数收益率, 其α+β值为0.989126, 说明金融危机的冲击对日本股市波动影响的持续时间相对要短一些, 但α+β仍较大, 这意味着收益波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方差虽然有限, 但仍很大, 金融危机对股市所造成的波动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上证综指收益率的α+β值达到0.994585, 其波动持续性也较大, 市场的记忆期较长, 因此, 金融危机对中国股市波动的影响在短期内也不易消除。事实上, 中国股市在危机期间一直维持着较强的震荡态势, 这就足以证明其波动持续性较大的特征。
1.4.2 非对称性分析
股市波动的非对称性能够揭示投资者对利好消息和利空消息的反应程度, 如果利空消息对股市波动的影响大于同等幅度的利好消息对股市波动的影响, 即说明投资者对损失的敏感性要高于同等程度的盈利的敏感性, 则表明存在“杠杆效应”。非对称性可以通过EGARCH模型中ut-1/σt-1项系数δ来反映。
从表1中 (4) 式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各δ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不为0, 说明各国股市波动均呈现出非对称性, 由于δ值均为负, 于是进一步证明存在“杠杆效应”, 即金融危机时期, 利空消息与利好消息对股市波动的影响是不对称的, 且利空消息比相同规模的利好消息对股市产生更大的波动, 这与国外学者对国外股市杠杆效应研究得出的结论相同。从δ值的大小来看, 美、英、日三国相差不大, 其值均在-0.14～-0.12之间, 说明这3个国家股市波动的杠杆效应大小比较接近。δ值最小的是法国CAC40指数收益率, 其值为-0.181571, 说明法国股市波动的杠杆效应最大, 又由于其α值为0.075047, 因此利好消息 (ut-1>0) 对条件方差对数的影响为-0.10652[=0.075047+ (-0.181571) ], 而利空消息 (ut-1<0) 的影响是0.256618[=0.075047+ (-0.181571) (-1) ], 负的冲击比正的冲击更容易增加股市波动。上证综指收益率的δ值最大, 其值为-0.041741, 说明中国股市波动的杠杆效应相对最小, 当出现利好消息时, 会对股市带来一个0.130466倍的冲击, 而出现利空消息时, 则会带来一个0.213948倍的冲击, 因此金融危机时期中国股市利空消息引起的波动比同等大小的利好消息引起的波动要大。中国股市缺乏做空机制以及个人投资者“追涨杀跌”的非理性行为, 可以部分的解释其杠杆效应较小的现象。此外, 从α+δ值来看, 对美、英、法三国而言, 当ut-1小于0时, 它们的α+δ大于0, 当ut-1大于0时, 它们的α+δ小于0, 说明利空消息带来的负的冲击导致这三国股市的波动变大, 利好消息带来的正的冲击导致它们的波动变小;然而对于日本和中国, 无论ut-1大于0还是小于0, α+δ均大于0, 说明无论利好消息还是利空消息的冲击都会加剧日本和中国股市的波动。
1.4.3 风险收益关系分析
股市风险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其预期收益率, 如果收益率与风险呈现正相关, 则表明因承受较高风险而要求较高补偿, 股市投资者是风险厌恶的, 具有显著的理性投资特征。风险收益关系可以通过GARCH-M模型中σt项系数ρ来反映。
从表1中 (5) 式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道琼斯工业、英国富时100、法国CAC40指数收益率的ρ值仅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 且都处于较低的水平, 而日经225和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的ρ值却又不显著, 说明金融危机带来的高风险导致了各国股市投资者的理性行为都变得十分有限和缺乏。在各国中,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益率的ρ值最大, 其值为0.055564, 说明条件方差所表现出的风险在预期收益率中得到了一定的反映, 美国股市的风险传递机制在金融危机时期仍在发挥作用, 而且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股市投资者的风险意识仍相对较强, 对风险的增加要求有相应的风险补偿。相反, 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的ρ值为负, 且不显著, 说明没有体现出高风险伴随着高回报、低风险伴随着低回报的风险溢价特征, 这反映出金融危机期间中国股市的大部分投资者在做投资决策时, 投机的成份大于投资的成份、非理性因素大于理性因素, 也就是说大部分投资者不是风险厌恶型的。由此可以证明, 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股市相比, 中国股市仍然很不成熟, 尤其在经济动荡时期表现得就更为明显。
1.4.4 量价关系分析
量价关系的混合分布假说认为, 股价波动与成交量由潜在的不可观测的信息流共同决定, 信息流即为混合变量, 信息流的冲击将同时产生股价和成交量的波动。通过量价关系, 可以推断事件所包含的信息内容, 股价的变化通常反映出投资者对于市场出现的新信息的估价, 而相应的成交量则揭示出投资者对于信息所蕴含意义的分歧程度。量价关系是通过引入成交量的GARCH模型中vt项系数θ来反映的。通过比较引入成交量前后的模型中α+β的变化, 可以判断成交量吸收波动持续性的程度, 若成交量能够解释股市波动的持续性, 则说明它可以较好的作为信息到达的替代变量。
从表1中 (6) 式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各θ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为正, 说明金融危机期间各国股市成交量的变化对收益率波动均有解释作用。引入成交量后, 模型的α和β估计结果仍然很显著, 且除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益率外, 其他4个股指收益率的α+β值都有所减少, 说明成交量能够部分解释波动持续性, 但所有的信息还不能完全在成交量中反映出来, 成交量作为信息到达的替代变量并不很理想。可见, 金融危机时期还存在除成交量外的很多其他因素影响各国股市的持续波动。另外, 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的α+β值降幅较高, 达13.28856%, 说明引入成交量后, 条件方差所受冲击的持续性减少13.28856%, 但持续性并未完全消失。由此说明, 虽然采用成交量作为中国股市信息到达的替代变量较好, 但它并未包括全部的新信息, 只能捕捉到部分的信息到达过程, 表现为弱势有效, 部分原因在于中国股市存在一些制度缺陷。
1.4.5 波动溢出效应分析
开放的不同股市在资金流动、市场运作等方面联系的加强使得股市间的关联度增加, 国际上的主要股市都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共同运动趋势。当一国股市出现大幅波动时, 会通过投资者在另外股市上投资行为的改变, 将这种波动传到其他的股市, 这就是所谓的“波动溢出效应”。各国股市间的波动溢出效应是通过引入外生冲击的GARCH模型中u
从表1中 (7) 式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各φ值的大小、正负和显著程度存在一些差异, 说明美国股市波动对其他国家股市波动的影响有所不同。其中, 英国富时100和法国CAC40指数收益率的φ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 分别为0.176541和0.116855, 二值均较大且较为接近, 表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股市波动对英、法两国股市波动的影响较深且程度相近, 从而反映出美、英、法三国股市的关联程度很高, 因此共同的信息因素将几乎同时影响到三者的波动。日经225指数收益率的φ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 其值为0.049671, 即美国股市前期收益率的一个冲击会给日本股市波动带来0.049671倍的冲击, 同英、法两国相比, 金融危机时期美国股市对日本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较小。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的φ值仅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且为负, 说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股市对中国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相对更小, 原因在于中国股市和国际股市接轨的程度还不高, 资本流动的管制制度阻碍了外界波动对中国股市的干扰。
2 结论和启示
实证分析表明, 金融危机时期各国股市波动有很多相似之处, 其中, 美、英等发达国家股市的波动情况更为接近。受金融危机影响, 各股指波动有明显的集群性、持续性以及非对称性, 且存在杠杆效应;风险收益关系不明显;成交量的变化可部分地对股市波动进行解释;美国股市对其他国家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有所不同。同发达国家相比, 金融危机时期中国股市波动集群性相对较小, 波动持续性较大;杠杆效应相对最小, 且无论利好消息还是利空消息的冲击都会加剧中国股市的波动;股市没有体现出风险溢价特征;成交量作为股市信息到达的替代变量相对较好, 但也只能捕捉到部分的信息到达过程;美国股市对中国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不明显。
金融危机冲击下股市波动性的国际比较分析, 帮助我们揭示出了金融危机时期各国股市的波动特征, 同时也凸现出了中国股市自身存在的缺陷。为有效地化解金融危机对中国股市的冲击, 弥补中国股市的不足, 推进中国股市的不断完善和成熟, 我们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 (1) 中国股市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政策市”, 导致了其波动集群现象的明显, 因此, 政府应避免过多的行政干预, 让股市尽快走上市场化、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外部冲击对中国股市波动影响的持续性大, 在这种情况下, 政策对股市的影响将是长期性的, 因此, 管理层在出台相关政策时应当判断股市消化政策冲击的能力, 从而把握好政策调节股市的力度。 (2) 中国股市在缺乏做空机制的单边交易制度下, 杠杆效应较小, 因此, 必须促进交易机制的市场化改革, 尤其要稳步执行股指期货等做空机制。 (3) 中国股市投资者非风险厌恶的特点暗示中国股市存在过度投机现象, 因此, 必须不断壮大股市规模, 稳定股市结构, 提高投资者素质, 积极培养一支结构合理的投资者队伍。 (4) 中国股市信息披露不规范, 导致了中国股市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按照股市自身的规律在运行, 因此, 要尽快完善股市信息披露制度, 构建合理的信息——预期——价格运行机制, 提高信息的效率和市场政策透明度。 (5) 中国股市作为新兴股市, 和国际股市接轨的程度还远远不够, 因此, 必须逐步提高中国股市的开放程度, 加快国际化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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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冲击 篇5
一、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动情况下农村社会出现的新特点
人口流动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农村人口流动使农民摆脱了传统的耕作形式, 不再整天围着土地转, 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截至2011年底, 我国农民工数量逾2.5亿人。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激发了社会活力, 在客观上促进了流入地经济的发展, 同时也相对改善了农民自身的经济状况。但是从全局上考虑, 如此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对农村社会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更加值得深入思考。当前, 随着人口流动程度的不断加深, 农村社会治理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特点:一是年轻力壮的劳动力外出务工, 大量儿童和老人留守农村, 这些留守家庭成员的照料、教育、情感交流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二是村里一些能人离开村庄在外谋求发展, 一些发展好的随着收入的增加将家庭安在城镇, 导致农村出现了许多弃耕地和许多空闲院落, 乡村稳定出现问题, 人口结构失衡, 乡村最紧迫需求的资金、人才和知识大量向城市集中, 一些乡村出现“空心化”。三是村庄舆论越来越无力量, 村民行为的理性化倾向越来越少。四是因缺乏精壮劳动力、策划人、管理者, 影响了新农村建设的顺利推进。
二、人口流动对村民自治的冲击
人口流通是随着村民自治的兴起而产生的, 是村民自治制度在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样从现在我国村民自治暴露出来的问题可以看出, 人口流动势必也会影响到我国村民自治的良性发展, 甚至会成为村民自治发展的严重阻碍。关于这个问题, 学者们各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㈠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难以召开
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7条规定, 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18周岁村民的过半数参加, 或者有本村2∕3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 所做的决定应当由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但是现在的农村, 大多数健壮的中青年人都出门在外, 有的务工, 有的经商等, 留在村里的多是上年龄的老年人和一些留守儿童, 所以村民会议并不容易召开。虽然在村民自治的实践过程中, 人民创造出了村民代表会议, 以代替村民会议, 但是, 由于种种原因, 村民代表缺乏热情, 有些村民代表是村干部, 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 从而使村民代表会议成为一种形式, 一种摆设, 长期开不起会。
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都是民主决策的重要形式, 也就是说, 对关系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事件和公益事业要通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随着人口流通程度的不断加深, 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无法召开, 势必会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 使村民对自治制度的信心减弱, 缺乏兴趣, 严重影响了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进一步推行及国家基层政策的有效实施。
㈡村庄社会关联程度减弱, 村民政治参与热情不高
所谓社会关连, “关注的是处于事件中的公民在应对事件时可以调用村庄内部关系的能力, 当一个村民被种种强有力的关系挂在村庄社会这个网上面, 这个村民就可以从容面对生产生活中的事件, ……当一个村庄中不是一个村民而是相当一部分村民具备这种关系资源时, 这个村庄的社会关联程度很高。一个村民在应对事件时无力调用任何一种有效的关系资源, 这个村民就缺乏应对事件的能力, 也就缺乏发展能力”[1]。
由于传统村庄的社会关联以稳定的宗族关系和传统伦理为基础, 在我国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之前, 村庄是人们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 村民的生产关系和生活关系都在村庄中发生, 所以村庄的社会关联度是非常高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 农村出现大量人口外流, 因此, 村庄不再是他们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 而且传统的宗族关系和伦理制度在村庄关联中的地位也正逐步被新型的契约关系和权威—服从关系所取代[2]。外流人口常年在村庄之外的地方进行生产生活, 这样, 他们与村庄里其他村民之间的联系变得很少, 而且往往不再是直接的利益关系。利益是政治参与的根本内驱力, 在这种村庄关联度下降的情况下, 外出村民对于和自己利益相关很小的村庄事务缺参与热情就是必然的了。因而, 现阶段存在的村民参与冷漠问题与人口流动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相关性。
㈢农村公共卫生和公共教育设施难以发挥有效作用
在我国, 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主要是用来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而建立的。但自从人口出现大规模流动以来, 许多地方出现了学校没有学生, 村医院没病人的状态。师资生源随着人口的流动大都涌向了城镇, 导致“城镇—农村”人口结构严重失衡 (不按户口所在地, 而是按生产生活所在地的人口数量计算) , 农村教育资源的严重不足, 使的人们对村级教育失去信心, 导致农村教育体系的几近瓦解。
除此之外, 人口流动还带来了诸多问题, 比如, 农村人口的管理问题、农村土地耕种问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但劳动力紧缺的问题等。面临这样一些问题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遏制, 任其发展, 就要考虑我国在农村实行的这一伟大创举--农村村民自治制度, 还能否在中国农村继续实行, 这样最终的后果是什么, 就带来了一系列的思考。
三、对当前状况的思考
㈠农村如何走出“治理性困境”
现阶段的人口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使乡村陷入到了一种“治理性的危机”。通过以上分析, 可以看出随着人口大规模的流动, 乡村稳定出现问题, 人口结构失衡, 乡村最紧迫需求的资金、人才、知识和需求大量向城市集中, 造成乡村发展的“空心化”。所谓乡村发展的“空心化”是指支撑乡村可持续发展和文明转型的资金、技术、知识、人才和需求等资源大量流失, 乡村治理可利用的手段严重匮乏, 从而陷入乡村发展的困境[3]。徐勇认为, 在农村出现治理性困境的原因主要是人口流动外和是城乡“二元”结构[4]。那么, 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现在, 如何有效的让农村走出治理性危机呢?这是当前许多学者思考的问题, 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所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 加大对“三农”的财政补贴, 增强惠农政策的实施。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明确提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 要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2004年, 国家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部分资金, 用于主产区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我国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对农民实行的“三减免、三补贴”;2007年～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四年提出要扩大补贴范围, 提高补贴标准。这项政策实行以来, 使广大农民得到了实惠。发展到现在, 我国在给农民补贴方面, 确实让一些农民看到了希望。所以, 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必须继续推行财政补贴政策, 让更多的村民更深刻地感受到国家对农村的引导, 对农民的关心, 对农业的重视, 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看到在农村发展的希望, 使他们更愿意留守农村, 改造农村。
2. 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 缩小城乡差距。
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 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从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 农村和城市达到一样的标准是短期内难以实现的, 城乡之间存在一定差别是客观的, 但应该控制在人们能够承受的范围内。要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使农村的道路、供热、供气、村庄绿化、环境美化、家庭净化能够达到比较高的水平;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使农民通过农业获得的收入不大大低于城市收入, 城乡居民没有太大差距。
3. 建立较为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逐步形成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机制, 才能逐步消除城乡发展差异, 农民才能真正分享到现代化的建设成果, 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健康繁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具体说来, 要建立完善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等, 这些为村民生产生活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从而能有效地提高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 积极地为农村社会的发展出谋划策[5]。
以上所涉及的这些措施, 总的来说有一个共同点, 是通过农村社会自身发展的不断增强, 来使外出村民达成一个共识:城乡统一很快就会实现, 乡村不比城市差。也是通过一种激励机制来减缓人口流动速度, 使农村社会逐渐走出“治理性困境”。
㈡村民自治中的民主问题
民主是历来我国政府和人民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考虑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村民自治是建立在村里民主基础之上的。当前我国实行的村民自治制度, 是村民通过民主选举, 民主监督, 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的形式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但是, 随着人口大规模的流动, 我国农村的民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在民主决策中, 有些村在决策重大村务时, 由于村中青壮年外出打工经商, 于是干部说了算, 把村民自治变成“村干部自治”;在民主监督中, 由于村中公众舆论不强, 使许多地方村务不公开, 村干部不良行为不断产生等。所以随着人口的流动, 再加上城乡“二元”结构, 使村民自治中的民主问题不断深化。
如何既推动我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深入发展, 是村民自治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迫切课题。学者们认为, 可以强化我国在农村的民主管理建设, 从制度方面强制农村民主的有效实施;对村民进行说服教育, 使他们严肃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等。但是, 实质的问题是村中无能人, 就好比制作一顿美味的佳肴, 既是素材再好, 由于没有厨艺高超的人, 做出来的菜也不好吃。所以最终还是要如何让人口流动减缓。
总而言之, 在我国, 村民自治的主体是村民, 但是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动, 又是农民希望脱贫的必然结果, 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我国, 人口流动的趋势将长时间存在, 所以它势必对村民自治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那么现阶段只能通过一些措施减缓人口流动对村民自治产生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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