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银行流动性监管论文

外资银行流动性监管论文 篇1：

商业银行长期流动性风险监管趋势研究

摘 要：后金融危机时期，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流动性监管框架进行了多次修订，并于2014年10月公布了《巴塞尔协议Ⅲ：净稳定资金比率》，最终稿的出台体现了未来流动性的监管趋势。应用我国107家银行1999-2014年数据，本文基于BCBS（2010，2014）两版文件，分别测算了我国银行的净稳定资金比率。研究发现：基于最终稿测算的NSFR均值上升了20.8%，体现了国际监管组织对流动性风险监管的放松态势。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长期流动性；净稳定资金比率；监管趋势

一、后危机时期流动性风险监管历程

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一方面体现了流动性风险爆发的突然性、严重性和强传染性，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暴露出各国流动性风险管理和监管制度的弊端。后金融危机时期，金融监管从严的趋势逐渐显现，特别是流动性监管标准大为提高。历时5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对流动性监管框架进行了多次校准，自2009年12月公布了《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监测的国际框架》（咨询文件），到2010年12月颁布的《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监测的国际框架》，直到2014年10月最终确定了《第三版巴塞尔协议：净稳定资金比率》最终稿。

巴塞尔委员会针对流动性监管指标的修订，反映了流动性监管的未来趋势。巴曙松、尚航飞和朱元倩（2013）认为，2013年1月BCBS推出的新的流动性覆盖比率（LCR）的监管规则，降低了流动性风险的监管标准，是监管者对业界的一种监管妥协。田娟（2014）同样认为，2014年1月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的修订稿，反映了巴塞尔委员会适度放松流动性监管要求以降低对实体经济负面扰动的指导思想，是对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形势不明朗的一种妥协和现实选择。该指标提出后，在逐年的修改中历经了无奈地调整与放松，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巴塞尔委员会是选择坚持推行该流动性监管指标？还是选择面对现实，使该指标最终沦为空想？2014年10月的最终修订稿，这是否进一步体现了监管当局对现实的妥协？显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利于我国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银行流动性监管框架，强化对流动性风险的管理。

二、监管指标定义与修订内容

根据BCBS（2014）公布的最終稿，NSFR定义为可用稳定资金与业务所需稳定资金之比，监管下限为100%。该指标用来衡量银行中长期（1年以上）的流动性，即负债和权益类业务提供的资金是否能够满足资产类业务的长期资金需要，反应了金融机构的整体资产负债期限匹配程度，确保在出现外部流动性压力的情况下，金融机构仍有稳定的资金来源以支持其持续经营一年以上。

其中和分别代表负债和资产方项目，和分别为负债方项目和资产方项目的权重。

本文着重分析BCBS（2014）最终稿对NSFR分子分母折算率的修订，并与2010年版本对比以分析监管趋势的变化。首先，关于可用的稳定资金（ASF）的修订，最终稿扩大了分子ASF的范围，提高了相应项目的折算率。一是强调储蓄存款在银行流动性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分别提高“稳定的”存款和“较稳定的”存款的折算率，分别由2010年的90%、80%提高至95%和90%；二是增加了对业务性存款的50%折算率的规定；三是提高了剩余期限小于1年的负债的折算率，由2010年的0%上升至50%；四是增加了对衍生负债的处理方法，当衍生净资产为负，以0%的折算率归入ASF中计算。其次，关于业务所需的稳定资金（RSF）的修订，一是提高无变现障碍的优质流动资产和有变现障碍的优质流动资产的折算率，分别由2010年的0%上升至5%和50%；二是降低无变现障碍的2级A证券折算率，由2010年的20%下调至15%，无变现障碍的2级B证券折算率保持不变；三是降低零售、中小企业无变现障碍的贷款的折算率；四是降低风险权重大于35%的其他无变现障碍贷款的折算率。

从以上折算率的修订可以看出，修订后的净稳定资金比率分子呈上升趋势，分母呈下降趋势，计算结果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一方面，BCBS最终稿通过细化资产和负债的剩余期限分类，提高了NSFR指标计算的准确性；另一方面，出于业界对于银行流动性要求过严对实体经济带来冲击的担心，以及不利于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BCBS主动改善NSFR水平从而放松了监管要求。

三、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测算

为了更加准确的测算我国银行NSFR水平，本文参考BCBS（2014）最终稿，在Gobat，Yanase和Maloney（2014）研究的基础上，扩充简化的资产负债表，加入了银行表外项目。在银行资产方面：由于无法区分银行贷款和垫款的剩余期限，本文假设所有银行贷款和垫款权重为0.85；其他盈利资产中，将证券按信用等级分为一级和二级，一级为政府债券，二级为除政府债券和衍生资产以外的剩余债券，分别采用0.05和0.5的权重；在衍生资产的处理上，如果净资产为正值，计入RSF项目中，权重为1；反之，计入ASF项目中，权重为0；其他银行投资及盈利资产权重为1；非盈利资产中的现金及同业存放流动性较高，权重为0；固定资产、商誉、其他无形资产等流动性较差，权重为1；表外项目由六项科目构成，权重统一设置为0.05。在银行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方面：客户存款划分为来往账户存款、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权重分别为0.9、0.95和0.95；贷款损失准备金和其他准备金的权重为1；长期融资和股东权益等资金来源较为稳定，其权重为1。

本文收集与整理了1999-2014年我国107家银行的数据①测算NSFR。银行数据来自Bankscope数据库。图1显示了1999-2014年样本银行的NSFR水平。结果显示，1999年至2014年，NSFR不低于100%的银行由93.8%上升至96.2%。（1）从银行类型来看，未满足监管下限的银行主要为外资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分别占未达标银行总数的61%和29%。所有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农商行都达到下限要求。（2）从时间来看，未满足NSFR要求的银行集中在金融危机期间，占未达标银行总数的51.2%。金融危机对外资银行的流动性带来了严重的冲击，相比之下国内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表现要优于外资银行。同时，从计算的结果可以看出，我国银行NSFR普遍偏高，仅从2014年的数据来看，NSFR均值为156.41%。

四、流动性风险监管趋势分析

此外，为了验证国际监管当局是否具有放松流动性监管的趋势，本文依据BCBS（2010，2014）两版文件，分别测算1999-2014年我国银行的NSFR水平。为了判断基于两版文件测算的NSFR是否存在差异，本文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进行分析，原假设为两组数据的均值不存在显著性差异。t检验的p值无限接近于0，强烈拒绝原假设，说明两版文件测算的NSFR存在显著性差异。同时，图2展示了2014年末样本银行基于两版文件计算的NSFR差额，所有银行的差额均为正，NSFR变化均值为20.8%。单独从分子ASF和分母RSF的变化来看，相比2010年，2014年最终稿计算的ASF明显上升，而RSF的计算结果基本一致，如图3所示。NSFR分子项有显著增加，而分母保持基本不变，也证明BCBS的修订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金融机构长期流动性水平，体现出国际监管组织对流动性监管的放松态势。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分析了BCBS（2014）最终稿对净稳定资金比率分子和分母折算率的主要修订内容。在此基础上，分别基于2010年与2014年两版文件，应用我国1999-2014年107家银行的数据测算NSFR并对比分析。研究结论如下：从巴塞尔委员会的修订内容来看，净稳定资金比率分子呈上升趋势，分母呈下降趋势，进一步放松了流动性监管要求，旨在改善各国NSFR实际水平。从测算结果来看，基于BCBS（2014）測算的我国银行NSFR均值，相较2010年版本上升了20.8%，NSFR分子项有显著增加，而分母保持基本不变。

总之，面对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国际监管组织进一步放松了流动性风险监管标准，人为改善了流动性监管指标。对此，我国监管部门应结合我国银行业发展现状，在借鉴国际监管指标的同时，也要适当调整净稳定资金比率的项目构成及折算率，建立更具针对性和适用性的长期流动性监管指标。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注释：

①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107家样本银行包括5家国有银行、10家股份制银行、46家城市商业银行、17家农村商业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25家外资银行和1家中外合资银行。

参考文献：

[1]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Basel III：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Liquidity Risk Measurement， Standards and Monitoring[R]. BIS Working Paper， No.188 ， 2010.

[2]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Basel III：The Liquidity Coverage Ratio and Liquidity Risk Monitoring Tools[R]. BIS Working Paper， No.238 ， 2013.

[3]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Basel III：the Net Stable Funding Ratio[R]. BIS Working Paper， No.295， 2014.

[4] Gobat，Yanase，Maloney. The Net Stable Funding Ratio：Impact and Issues for Consideration[R]. IMF Working Paper，No.106，2014.

[5] 巴曙松，尚航飞，朱元倩.巴塞尔协议Ⅲ 流动性监管新规及其影响[J].南方金融，2013（5）：35-39.

[6] 田娟.第三版巴塞尔协议净稳定资金比例的最新修订及启示[J].南方金融，2014，6：006.

作者：汪怡

外资银行流动性监管论文 篇2：

全球流动性监管与国内银行的应对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反映了跨国银行在流动性管理上的不足，巴塞尔委员会对银行监管制度进行了新一轮的改革，并于2010年12月16日公布了“巴塞尔资本协议Ⅲ”（以下简称“巴Ⅲ”），提出流动性监管标准——流动性覆盖率（Liquidity Coverage Ratio，LCR）和净稳定资金比率（Net Stable Funding Ratio， NSFR），以期增加全球银行体系的高流动性资产储备水平，增强银行对流动性危机的抵御能力。流动性监管指标的执行将对中资大型跨国银行产生重要的影响，如何应对流动性监管，提升自身的流动性管理水平成为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重大挑战。

全球普遍进入巴Ⅲ意见征求阶段

流动性覆盖比率（LCR）是优质流动性资产储备与未来30日的资金净流出量之比。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是可用的稳定资金与业务所需的稳定资金之比。LCR指标引导商业银行增加高流动性资产比重，同时鼓励吸收稳定、期限更长的存款。LCR和NSFR指标限制金融机构过度依赖同业批发融资渠道，并鼓励更精确地评估其表内和表外的流动性风险。

现阶段全球普遍进入巴Ⅲ流动性监管意见征求阶段，但进度不一。其中，加拿大、欧盟地区、澳大利亚和秘鲁已经基本明确流动性监管指标实施时间表和监管要求。但整体来看，相当一部分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对巴Ⅲ新流动性监管标准尚处研究中，尚未发布最终版的监管规定。2013年7月以来中国香港、新加坡和英国也分别发布了最新征求意见稿（见表1）。

各国对巴Ⅲ流动性监管指标有所调整。从全球金融监管机构推行巴Ⅲ流动性监管指标LCR和NSFR适用范围来看，一些国家制定的监管要求与巴塞尔委员会建议保持一致，如日本暂不将外资银行分行纳入监管。一些国家调整了监管适用范围，如中国香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地区将外资银行的分行和子行均纳入监管。从监管指标的严格程度来看，大部分国家的监管要求与巴Ⅲ要求一致，但俄罗斯和英国现有的流动性监管已经严于巴Ⅲ，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将实施以巴Ⅲ为基础、要求更为严格的“升级版”巴Ⅲ（见表2）。

中国《流动性办法》略严于巴Ⅲ

中国银监会已就《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公开征求意见。中国银监会跟踪与借鉴巴Ⅲ流动性标准，两次修订《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内含巴Ⅲ中的LCR和NSFR监管指标，并于2011年10月和2013年10月两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银监会推进巴Ⅲ流动性新监管节奏较快。

中国《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的LCR对优质资产的要求严格于巴Ⅲ。《流动性办法》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对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巴Ⅲ流动性标准允许各国自主决定增加2B资产，包括信用评级为BBB-至A+的公司债券、满足特定条件的股票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目前我国法律禁止商业银行在境内投资股票，国内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品种少、规模小、交易不活跃，尚不满足巴Ⅲ流动性标准所规定的“存在规模大、具有市场深度、交易活跃且集中度低的市场”条件，我国银行业在境外持有的股票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数量也很有限。因此，《流动性办法》只增加了BBB-至A+的公司债券作为2B资产，未纳入股票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中国《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的LCR暂不适用于外资银行分行及资产规模小于2000亿元的城商行和农商行。与多数境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监管相比，我国LCR对外资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监管要求要相对宽松。同时，据了解，境外各地的LCR监管要求中未将人民币国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纳入一级高流动性资产（如中国香港只认可离岸市场人民币国债，不认可境内银行间市场的人民币国债）。

中资跨国银行经营成本和流动性管理成本加大。结合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的发布以及全球其他各国流动性监管最新动态来看，全球范围内实施LCR流动性监管标准将对中国跨国银行的外汇流动性管理和境外机构业务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外汇资产负债业务结构面临调整压力，经营成本和流动性管理成本也将增加。

LCR标准的实施将增加银行的外汇业务的机会成本和资金成本。LCR监管标准的实施需要提高管理的精细化程度，业务定价过程中需准确估计相应的流动性成本，冲击了传统的资金成本加点的定价方式。LCR标准的实施鼓励商业银行吸收长期存款、限制中长期项目以及提升业务管理的精细化程度等导向将直接导致商业银行经营的机会成本和资金成本上升。

LCR标准的实施将冲击银行现有的外汇业务模式。从LCR监管要求来看，外汇资产负债业务现有结构将面临较大调整，特别是中资跨国银行一些境外机构借短贷长的业务模式难以持续，需加大吸收稳定、长期限存款的力度，降低对同业资金的依赖；同时对中长期项目予以适当控制。

对中资跨国银行应对流动性监管的建议

全球范围实施LCR等巴Ⅲ监管标准将对中国跨国银行的外汇资产负债业务造成一定的负面冲击，但是也提供了一个经营转型的契机，助推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进程。LCR等监管标准的实施促进银行更加关注稳定的客户存款，降低对同业融资的依赖，提高流动性的稳健性。同时，LCR等监管标准督促中国商业银行的境外机构加大本地化经营和加强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管理，实现业务扩张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发展。

加强与监管沟通，合理表达诉求。若中国实施流动性新监管标准进程过快、设定的监管指标值过高，则可能削弱中资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中资跨国商业银行应加强与银监会沟通汇报，建议银监会在广泛了解各国监管实施情况的基础上，稳妥推进我国流动性风险监管，合理设计实施时间表和要求，不宜过早或过严实施，在风险管理与业务发展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此外，由于全球大部分国家扩大了流动性监管的适用范围，银监会应参考其他国家监管安排，对外资银行在华机构保留一定的监管灵活性，从而可适时采取对等的流动性监管措施。

调整外汇资产负债结构，平衡流动性和效益性。LCR流动性覆盖率新监管标准主要是引导商业银行增加政府债券和流动性更强的资产的比重，同时鼓励商业银行吸收稳定的、期限更长的存款来源。中资大型跨国商业银行应在继续鼓励吸收外汇存款和国际贸易融资、控制中长期现汇贷款增长的同时，重视储蓄和对公客户存款的基础性工作；逐步提高外汇债券投资整体比重，建立符合巴Ⅲ流动性覆盖率要求的高流动性资产池；在满足监管要求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境外发行外汇中长期债券等筹资工具，拓展中长期外汇资金来源。

加强对境外机构的流动性管理和指导，支持境外机构满足当地LCR监管标准。对于计划实施LCR监管的地区，中资跨国商业银行在对境外机构提供必要支持的前提下，可借LCR指标进行目标监测，督促境外机构高度重视流动性风险管理，匹配资产负债业务的期限，做好外汇资产负债期限结构管理，以促进境外机构向本地化经营转型。

（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博士后工作站、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

作者：夏园园

外资银行流动性监管论文 篇3：

论外资银行市场退出法律监管机制的完善

[摘要]目前，外资银行在我国发展很快，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在方方面面还存在不足。文章主要对我国外资银行市场退出法律监管制度的不完善作出具体分析，并对如何完善外资银行市场退出法律监管机制提出了具体建议。

[关键词]外资银行；市场退出法律监管机制；完善

[作者简介]卢伟，桂林工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广西桂林541004

随着金融一体化、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外资银行纷纷涌入我国，并且在这几年里得到快速的发展。截止到2004年10月底，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的62家外资银行在我国设立了204家营业性机构，外资银行类机构设立了223家代表处，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达659亿美元。外资银行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在近几年，外资银行不仅增加了营业机构的网点，而且还不断扩大业务范围，尤其随着我国对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逐步放开，一方面大力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并结合自身优势发展有特色的业务；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新的营销方式，扩大客户服务面。与此相适应，外资银行带给国内银行业的金融风险也在不断升级，因此加强对外资银行的法律监管十分必要。外资银行市场退出的法律监管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具有特殊的价值。

一、外资银行市场退出法律监管的价值所在

外资银行市场退出是指有问题的外资银行依照一定的程序终止经营、清理债权债务、关闭机构、丧失法人资格，从而退出市场的过程，是终止外资银行存续状态的一种表述，是一种极端的处置方式。在现代金融体制下，建立健全的外资银行市场退出的法律监管机制有利于有效利用外资，强化竞争机制，提高金融效率，维护金融业的安全和稳定，是确保整个银行体系稳健运行的重要措施。

(一)有利于有效利用外资。伴随着进入国内的外资银行数量的增加、国内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国内营业机构的增设，一方面，相应带来的外资也会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因对外资日益开放人民币业务，增加外资银行的金融服务内容，逐步改善外商的投资环境，有利于进出口贸易发展和吸引更多外国资金。但是，我国对外资开放金融市场，外资银行纷纷涌入国内，会对我国的银行业产生双重的效应。一方面，会对内资银行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技术外溢效应”和“资本引导效应”，使内资银行可以直接学习它们在衍生产品、电子金融、风险管理、银团贷款、营销策略等方面的经验，并结合滋生的优势进一步创新，加速自身的成长，同时还有利于引进外资，加速我国金融国际化、一体化，有利于推进银行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外资银行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会对我国银行业管理体制和经营体制、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和监管、中资银行的垄断地位、银行中间业务等方面产生巨大的冲击。因此，只有加强对外资银行市场退出的法律监管，才能充分发挥外资银行的正面效应，尽量减少其退出我国金融市场的负面效应，实现对外资的有效利用。

(二)强化金融竞争机制，提高金融效率，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首先，加强对外资银行市场退出的法律监管，通过公平的金融竞争，有利于保证现有外资银行的优质、有效运行，对其他国内商业银行形成竞争压力，直接促进国家整体金融效率的显著提高。其次，通过将那些素质较差、可能或已经对存款人利益或金融业安全与稳定造成危害的外资银行淘汰出局，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业稳定。最后，通过对有严重问题的危机外资银行实施退出市场，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确保银行业布局的合理，建设层次多样、充满活力的金融体系，为我国银行业公平、合理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确保整个银行体系稳健运行的重要措施。建立对外资银行市场退出的法律监管目的是让低效率、已经没有生存能力或违法违规经营造成重大影响和损失的外资银行稳妥地实施市场退出。“金融机构由资产脆弱性所引起的清偿力困难和负债脆弱性会相互影响而不断螺旋式攀升，最终发展成为清偿力危机和流动性危机，导致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并购等，是一种经济金融的自我调节行为，也是转移、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外资银行的市场退出存在潜在可能的具有隐蔽性、突发性、危害大的金融风险，因此，为了维护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需要对外资银行市场退出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对外资银行市场退出的法律监管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是确保整个银行体系稳健运行的重要措施。

二、外资银行市场退出法律监管机制现状

自引进外资银行时起，我国就一直比较重视对外资银行的法律监管(包括外资银行市场退出的法律监管)，先后制定了有关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及规章，也形成了以下几种外资银行市场退出的法律监管机制：

(一)预防性机制——外资银行金融风险预警机制。金融风险预警机制是针对限制由外资银行引起的风险而设计的预防性机制。通过事先发现问题，立即采取措施消除隐患，确保外资银行以及分支机构始终处于健康运行之中。外资银行金融风险预警机制主要包括金融风险预警登记指标和动态监管两方面的内容。

首先，通过制定金融风险预警登记指标体系，对外资银行法律监管实现定量化与事前预防化。2001年12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设置了外资银行风险管理的相应指标；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深圳市外资金融机构资产风险综合评级实行办法》规定的外资银行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等进行的考评，并根据各指标权重打分，确定参评外资银行的风险级别，有力地促进外资银行的稳健经营。其次，通过实施持续的动态的法律监管，进行信用等级的综合测评，即对各外资银行在各时期的金融活动实现不间断全过程的跟踪监管和动态分析，并根据风险监测管理能力、支付能力和清偿能力等金融风险预警等级指标，考察外资银行的风险来源、性质和程度，将外资银行区分为常态银行、问题银行和危机银行。

(二)债权债务处理机制——处置性机制。债权债务处理机制是外资银行退出市场法律监管的核心机制。无论市场退出的方式如何，债权债务的处置主要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存款保险制度和最后贷款人问题。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由符合条件的各类存款性金融机构集中起来建立一个保险机构，各存款机构作为投保人按一定存款比例向其缴纳保险费，建立存款保险准备金，当成员机构发生经营危机或面临破产倒闭时，存款保险机构向其提供财务救助或直接向存款人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从而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银行信用，稳定金融秩序的一种制

度。在我国，虽然还没有存款保险制度的明文规定，但是其重要性已经被充分认识。最后贷款人则是指外资银行运行的主要风险监管者和主要责任承担者，目的是对遇到清偿力困难的银行提供支援或承担清偿责任。为了保护我国存款人的利益，化解外资银行的风险，维护银行业的稳定运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向暂时出现融资危机、短期支付困难等问题外资银行提供紧急援助这一制度安排是银行安全网的两大基石之一。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已对外资银行最后贷款人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自中国入世后，遵守《巴塞尔协议》的规定势在必行。《巴塞尔协议》则进一步明确规定了最后贷款人制度，比如“分行清偿力由母国当局负责监管，子银行清偿力由东道国和母国共负责监管责任。东道国负监管责任是因为子银行是在其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母国之所以负监管责任是因为子银行是其综合监管的一部分，母国不应当也不可能对其海外子银行的清偿力危机无动于衷。合资银行的清偿力由东道国和母国共同负责”。

三、现有外资银行市场退出法律监管机制的缺陷

尽管我国现有的外资银行市场退出法律监管机制在推动国内金融业发展、维护金融秩序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受传统的影响以及客观条件的限制，仍存在着不少缺陷，有待进一步改善。

(一)从立法形式来看，对外资银行的法律监管立法层次低，法律监管机制的效果不是十分理想，其操作性不强。在现代社会中，任何行为都离不开法律的约束与规范，因此离不开科学、合理的立法。这一点，对外资银行市场退出的法律监管也不例外，其监管权的行使必须以法律法规为前提。但是，我国目前有关外资银行市场退出的法律多为行政部门规章，而且操作性差，具有滞后性，甚至矛盾冲突、交叉重复，从而导致了对外资银行市场退出法律监管的力度不够，无法实现有效监管。从立法内容看，我国对外资银行市场退出的法律监管机制不够严格，出现了法律真空。与市场准入监管限制外资银行“不能想来就来”一样，对外资银行市场退出的法律监管意味着“不能想走就走”。毕竟，外资银行的随意退出可能会给国内大、小客户的利益带来极大的损害。尽管外资银行退出可能是由于经营不善的正当理由，也可能是为逃避债务或税收等非正当因素。因此，为了保护广大国内客户的权益，维护国内的金融秩序，防止外资银行钻法律的漏洞，必须规定严格的市场退出法律监管机制。而新《条例》对于外资银行的退出仅规定了几种简单的情形，不利于对外资银行市场退出的法律监管。

(二)从科学监管的角度考察，外资银行金融风险预警机制中的现有指标规定与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比如，日本在1987年制定、1990年修订的“检查表”将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分成12种，每一种风险又分为1～6个主要检查项，每一检查项又分为3～6个检查点。这样，检查表共有58个检查项、219个检查点。根据检查表可对所监管的金融机构逐项、逐点进行核对。其在处理外资银行经营危机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值得我国借鉴。

(三)在制度上，对外资银行市场退出的法律监管缺乏行业自律机制。虽然为了加强银行(包括外资银行)的法律监管，我国于2003年4月成立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但是，随着这几年国内银行业的快速发展，混业经营已成为我国银行业发展的方向，“银监会”已不能适应监管混业经营的外资银行分行。而且，外资银行监管机构的监管权、处罚权也没有明确加以规定，这些漏洞都使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乏力，使外资银行存在着潜在的风险，对我国经济发展可能产生不利影响。此外，外资银行作为纯商业性机构，相对于国内金融机构来说业务行为较为规范，具备行业自律的基础，但是我国有关监管法规对外资银行行业自律机制缺乏相应规定。

我国的最后贷款人制度虽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仍存在一定缺陷。比如，对哪些外资银行应该拯救、哪种程度应该拯救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以致实践中对危机外资银行的救助基本上是无限度的支持，客观上鼓励了外资银行进行投机行为，加剧了金融风险。最后贷款人制度对外资银行的救助方式比较单一，再贷款、再贴现等手段运用不多，且再贷款中多是信用贷款，抵押贷款很少；中国人民银行对外资银行在提供紧急流动性支持时缺乏清楚的配套措施以惩罚银行不谨慎行为的决策者和受益各方；等等。

四、外资银行市场退出法律监管机制的完善

为了保护广大存款人的正当权益，防止和化解我国银行业的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让那些已发生风险、无法扭转经营危机的问题外资银行规范地退出金融市场，需要进一步完善外资银行市场退出法律监管机制。

(一)健全外资银行金融风险预警等级指标体系，维持动态的法律监管。2001年12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和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深圳市外资金融机构资产风险综合评级实行办法》规定的外资银行风险预警机制中的指标体系显得比较简单，不能全面反映外资银行的风险状况，应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完善外资银行风险预警机制中的指标体系。在宏观层面上，确立考察与宏观经济运行基本指标密切相关的一些金融相对量指标，如货币供应量增长与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的关系、有价证券交易涨跌幅、国内总储蓄率和居民储蓄率、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等。在中观层面上，细化一些反映辖区金融市场供求状况的资金价格指标、实际利率水平和不良贷款比例等指标。在微观层面上，规定监控反映外资银行财务状况的一些指标，包括外资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比例和经营效益状况等。并且，根据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对外资银行在各个时期的金融活动实行不间断的跟踪监管，对外资银行的管理能力、支付能力和清偿能力等方面进行动态法律监管。对于存在危机的外资银行根据组织形式、风险性质等因素及时采取措施，化解风险。

(二)建立行之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最大限度降低外资银行的信用风险。首先用法律形式明确外资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事项，包括存款保险制度的宗旨，存款保险机构的设立、职能、权利、运作方式，存款保险基金的设立、基金来源、管理方式，对出现问题的银行的处理方法以及赔付等有关事项。另外，为了使外资银行的存款保险制度切实发挥作用，还应该深化我国的金融改革，完善与存款保险制度相关的其他各项制度。比如，为防止大额存款人把存款化整为零，从多个银行获得对存款的保护，确立严格的存款实名制；为保证较高的信息透明度，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和社会信用制度等，以加强有关信息向社会公众的披露和各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

(三)完善以金融行业相互制约为基础的银行业自律机制。通过建立银行业同业公会，完善各项自律制度，并将外资银行纳入到我国银行的同业公会中来，充分发挥同业公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功能。协调沟通银行业之间的行业关系和业务活动，同业之间自我保护、相互约束，避免和制止行业之间的不正当竞争。通过建立银行业同业自律机制、加强信息的横向交流来有效监控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促进银行业管理的规范化，为维护银行业市场秩序、有效监管外资银行市场退出提供有效的辅助。

(四)细化最后贷款人制度，发挥其在外资银行经营过程中的事中监督作用。“在没有最终贷款人的情况下，监督薄弱会导致巨大的损失。”但是，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再贷款作为发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方式一定程度上能缓解金融机构的危机，但是对于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作用不明显。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过于公开的、明确的最后贷款承诺，可能削弱银行风险管理的积极性，诱导银行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使得银行从事高风险贷款，并维持较低的流动性”。因此，在完善最后贷款人制度时，应确立规范性、及时性等原则，同时建立最后贷款人制度的协调机制，以保证最后贷款人制度的各项措施对外资银行市场退出发挥有效的监管作用。

另外，还应从外资银行的接管、破产并购等方面完善制度，以保障对外资银行市场退出法律监管机制的完整性与严密性。通过完善接管制度，防止外资银行资产质量和业务经营进一步恶化，以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在破产并购方面，可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参照世界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和国际惯例，除对外资银行破产中的一般性问题使用内资银行的规定外，还应针对外资银行的不同特点作出特殊规定。

[责任编辑：戴庆瑄]

作者：卢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