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退税制度（精选十篇）
出口退税制度 篇1
一、文献综述
1. 出口退税的理论依据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探讨出口退税制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邓力平 (1996) 、潘明星 (1997) 、刘怡 (1998) 、马玉瑛 (2000) 都认为出口退税有助于消除重复征税, 保证公平竞争。另外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 (1997) 的研究表明, 出口退税符合传统的税收法理:符合避免双重征税原则, 符合流转税的消费者承担原则, 符合流转税的中性原则。当然也有少数学者对我国出口退税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提出了置疑。唐倩 (1996) 认为:出口退税助长出口贸易的低价倾销, 这不仅使出口利润减少, 还遭受其他国家反倾销抵制。
2. 出口退税率的合理确定
我国理论界基本赞同, 出口商品退税率的设置从理论上讲应本着“征多少退多少, 彻底退税”的原则, 但对于实践中应如何设置合理的退税率, 理论界有两种不同意见。邓子基 (1999、2000、2003) 、邓力平 (2000、2001) 为首的一派学者认为, 出口退税率的设置应采取“中性与非中性”相结合的方法, 从而既能使退税率的设置符合出口商品的实际税负, 又可体现出国家的政策意图。王复华 (2001) 认为出口退税应按照国家产业政策与外贸商品结构调整的要求, 有差别、有层次地对不同商品设计不同的退税率, 以体现出口退税的政策导向。
3. 出口退税经济效应的计量
对于出口退税在促进出口、推动国民经济增长方面所带来的经济效应的衡量方面, 理论界采取的方法比较一致, 大多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隆国强 (1998) 通过假设出口退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 与汇率贬值1%所带来的经济效应是一致的, 间接测算出了出口退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对出口总额、GDP增长、国内税收总额的积极作用。陈红伟 (2000) 遵循此思路, 估算出汇率贬值1%所带来的经济效应相当于出口退税率提高0.9 2个百分点, 由此得出了不同的经济效应分析结果。陈平、黄健梅 (2003) 通过引入实际有效汇率的概念, 从理论上阐述了出口退税对出口规模的作用, 所得到的结论是我国出口退税政策通过实际有效汇率对出口赢利产生显著的影响, 从而使得该政策对促进我国的出口增长无论在长期或短期均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本领域文献的研究, 可以看出在对我国出口退税的研究中, 对出口退税的存留问题, 大部分学者都持赞同态度。但是在出口退税率的确定上, 是实行彻底退税还是差别退税, 仍有分歧。从长远的利益看, 应该实行零税率, 理论界赞成这种观点的也较多, 但就我国的现实国情来分析的话, 实行零税率还为时过早, 所以说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更倾向于差别退税。
二、我国出口退税制度存在的问题
经过不断的改革和实践, 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已经能够很好地促进我国的外贸发展, 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下面分几方面来分析我国出口退税制度存在的问题:
1. 征、退税脱节, 导致退税不合理
当前由于增值税征收管理不健全, 出口退税与国内征税环节无法实现有效衔接, 征税地与退税地不一致且相互独立运作, 使征税机关与退税机关之间往往缺乏对征税信息的必要沟通, “征归征, 退归退, 征退不见面”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是当前出口退税工作中无法避免的尴尬局面。并且由于我国电子计算机参与税收管理较晚, 全国各地税务部门之间以及与出口退税有关的海关、外汇管理、银行等部门之间没有实现联网, 因而无法对出口退税行为进行多部门综合监控, 以至于利用假出口货物专用发票和伪造税务机关复函来骗税的行为时有发生。
2. 退税办法复杂, 退税效率低下
我国出口退税手续为“两单三票”, 即出口销售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专用税票、海关报关单、外汇核销单。出口企业退税的总体过程可以分为两个环节, 一是企业出口收汇的过程, 即企业收集退税所需凭证的过程;二是企业申请退税取得退税款的过程。由此, 退税的速度也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出口企业取得退税凭证的速度, 二是税务机关审核退税凭证并办理退税的速度。整个过程花费很多时间, 效率低下。
3. 出口退税政策的立法不完善
我国于1994年制定颁发了《出口货物退 (免) 税管理办法》, 对新税制下出口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随后又多次颁布了一系列的通知和规定, 对该办法进行了补充、修改和调整, 但关于出口退税的法律少之又少。据统计, 仅从1994年到2004年, 我国共发布出口退税方面的法规36条, 其中通知有35条, 决定有1条, 上升到法律高度的则几乎没有, 甚至税务机关的行政解释也成为出口退税的重要法律渊源, 导致当前出口退税法律支撑极其薄弱。另外出口退税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 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 出口退税制度经历了多次调整, 作为出口退税制度核心的出口退税率更是调整频繁。
三、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出口退税制度存在的上述问题, 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加强法治建设, 切实做到依法退税
(1) 要建立严格的出口退税执法责任制, 明确海关、外汇管理部门、主管征税机关、主管退税机关的责任。
(2) 充分利用“金关”、“金税”工程, 完善出口退税电子信息网络系统, 提高出口退税工作效率和防骗税、反骗税的能力。
(3) 对骗取出口退税的违法犯罪行为, 要有明确、严格的法律界定和处罚依据。
2. 充分利用WTO规则中允许出口退税的条款, 完善出口退税政策
(1) 应积极全面推行零税率, 这样退税额虽然有所增加, 但是符合国际上通行的退税原则, 也有利于外贸出口。
(2) 结合实际制定新的出口退税政策, 扩大退税税种范围。
(3) 运用税收政策支持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出口, 保护稀有资源和紧缺物资。
3. 进一步完善出口货物退税管理办法, 堵塞出口退税漏洞
出口退税管理制度 篇2
1、目的
出口退税是使出口商品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避免对跨国流动物品重复征税，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2、范围
适用于本企业出品货物己缴的增值税或消费税等间接税税款。
3、财务部指派专人负责出口退税事务，出口退税办税人员应符合税务部门的要求。
4、办税员应严格按照税务机关对出口退税的要求进行操作。
5、公司出口的货物应严格区分自产货物出口，进料加工出口。
5.1 自产货物出口，每月应统计当月的出口总值并记录每一张出口发票的外币FOB价，计算当月的进项增值税金额并据此填制纳税申报表及进行纳税申报；同时应及时整理相应的一票二单，做到票单相符，如票据不齐全的应建立跟踪档案并提醒相关人员及时提供各种单证。
5.2 对于外购的出口货物，除作好相应的销售额统计及填制申报纳税申报表外，要特别注意购发票及专用缴款书的商品名称、数量等内容是否与出口发票一致，同时应与相应的出口报关单进行核销，报关单位未及时退回的应查询网上报关资料，如发现差异的应及时查明并做好相应的补救措施。5.3 每月应根据税务机关的要求及时做好各类税务报关表并及时上报，对于出口单证未及时获得的，要建立跟踪档案并每月进行检查。
出口退税制度 篇3
随着金融危机的继续蔓延，怎么样通过刺激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是一个大问题，出口退税的法律制度建设必将会引起又一轮讨论的高峰。
一、我国出口退税的制度缺陷
1出口贸易额的计税价格不统一
在相同的外贸出口额，相同抵扣进项税额，相同的征税率及退税率这些条件下，从征税的机关看，对自营出口的征税额要比外贸出口的征税额要大。这样多征的税额可以作为税收任务收入，显然企业自营出口有利于征税机关，相对来讲也有利于地方政府。但从退税机关看，由于生产企业自营出口会增大国家退税规模，增加退税压力。而且，从企业的角度上讲，自营出口实际得到的退税收益要少于通过销售给外贸企业出口所得到的税收收益，换言之，通过销售给外贸企业出口方式效益要高。
2出口退税动机单调，难以保障纳税人的权利
税收作为一种宏观调控手段，为世界各国经常利用，其合法性和合理性一直遭到学者们的质疑。而出口退税作为国家的一种宏观调控手段，现实的国情是其制度的改革完全是从政府本位、政治利益的角度出发，出口退税距离《增值税暂行条例》中规定的出口零税率原则越来越远，逐渐背离了税收中性原则，完全成为国家宏观调控手段之一，沦为国家随国内外经济环境及政治环境等变化而随意加以运用的工具。最近两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的萧条，出口退税变化的频率一直很高，主要通过出口退税的变动调节进出口的贸易额，以此来改善经济的发展运行，而对纳税人的适应调整能力和成本考虑不充分。如在出口欠退税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一方面法律上没有关于欠退的时间期限限制，从法律上来讲，国家可以无限期的欠下去，另一方面，由于该法律关系所针对的是不特定的纳税人，因此可称为抽象的出口退税法律关系。所以从法律存上找不到相应的补偿制度，国家因此而不必承受任何责任，不必给纳税人任何补偿。更为严重的是，所有关于出口退税的部门规章及文件虽然直接影响到纳税人权利，但作为抽象行政行为，却是不可诉的，纳税人的权利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
3税率变换频繁与税收法定主义背道而驰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大影响，这种频繁变动首先不利于企业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长期规划，特别是不利于企业的出口规划，出口退税的频繁变动会使企业感到无所适从；其次，对税务部门的出口退税工作产生不利影响，给税务部门组织工作带来很多不便。最后，政府信用也同时面临很大挑战。从国际上看，根据透明度原则要求，WTO成员方对其与贸易有关的法律、规章、政策和裁决等，均应以文字公布：如果在实践中无公布的可能，则应以该国文字使公众能够获得，以使各成员方政府及权利人获知。透明度原则还强调成员方所公布的有关贸易政策法规必须有相当的预测性。也就是说各成员方对其制定的有关贸易政策法规不应该变化无常，要有相对的稳定性。
4出口退税管理制度缺陷导致寻租行为
出口退税的法律制度如果有漏洞，就会被钻空子，寻租行为就会出现。我国出口退税制度的规定，出口退税大部分由中央财政负担，地方税务机关具体负责办理出口退税事宜而无需或只需负担少量的退税资金。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央和地方财政责权利的统一性，地方税务机关对税款缴纳及税款的退还缺乏相应的激励进行监督，甚至为出口企业廉价的虚开专用的缴款书，为骗税分子办理各种退税单据。同样，我国并存的多种退税方式也为骗税分子提供诸多的方便。以出口“免、抵、退”办法为例，虽然采用“免抵退”办法能够从形式上解决征退税分离的问题，但却使增值税发票管理面临更大的压力。骗税现象转化为偷骗税。出口退税的相关各个部门之间协调与合作的欠缺，更为出口骗税提供了可乘之机。
二、完善出口退税法律制度的政策建议
1构建多层次的出口退税的法律体系
我国目前出口退税立法层次少，立法秩序混乱，出口退税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以及有关出口退税也是政出多门等问题。解决问题的首要问题是建立多层次的出口退税的法律体系。首先。把有关出口退税，尤其是出口退税率的确定和调整等相关要素上升为法律，也就是说上升为《增值税法》和《消费税法》是税法本身使然。根据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国家行使课税权，系典型之干预行政，故应受严格的法律保留原则之约束。其次，考虑到我国增值税制度本身的不完普的现实国情，这个前提性因素没有彻底解决前决定我国只能以《增值税法》和《消费税法》为主体，多层次的出口退税的法律框架。将出口退税制度全面上升为法律的高度还需要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等予以补充。总之，我国出口退税法律体系的建设。原则上应该根据税收法定主义及税收体系的特点，采用“一税一法律”的法律形式，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改变目前行政机关“白定法律自己执行”的状况，防止税法的误用和滥用。
2完善我国出口退税的征管体制
目前我国增值税征管体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四个脱节上，即征税和退税分离、征税地和退税地分离、征税部门和退税部门分离、进口征税和出口退税分离。这种“四分离”不仅增大了出口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税务部门的征管成本，不符合税收效率原则，而且容易造成“少征多退”或“多征少退”现象，违背了税收的公平原则。我国的出口退税管理应该是以科学严密和完善的征管为基础，实行征、退(免)紧密衔接的退税方式，管理严密，操作简捷。近几年我国不断改革的出口退税管理方式的实践也证明，脱离征退环节来改进出口退税管理体终究难以走出我国出口退税制度的困境。因此，在出口退税制度设计上应当贯彻“征退一体化”和“以进养出”的原则。实现征退一体化的税收管理体制与出口退税进口征税“谁征收、谁退税”的办法，彻底解决征退分离问题。这样不仅能够有效防止出口骗退税问题。而且也能提高国家出口退税的效率。
3加大处罚力度，提高威慑力
出口退税一旦用法律来规范，那将代表国家的尊严不容侵犯。对出口退税引起的待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严厉处罚，以提高法律制度的威慑力。一方面要加强对人(执法人员和纳税人)的教育，通过提高人员素质使人们能自觉遵纪守法；更重要的是要健全法制，制定明确的法律，建立相应的责任制度。具体做法如下：首先，应加强税法、外贸形势等相关知识的教育和宣传工作，提高公民的纳税意识，从而获得实施政策需要的群众支持；同时要进一步完善执法体系，贯彻依法治税思想，强化岗位责任体系，加强出口退税执法监督，建立执法过错追究制度，增强防范和打击骗税的意识，加强对执法人员的教育，通过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秉公执法；其次，要健全法制，通过法律的明确规定，对在执行中涉嫌骗税的企业和责任人员要给予严厉的处罚。对策划、参与骗税的不法分子要绳之以法，有效遏制骗税犯罪活动，对利用出口货物骗税的企业，税务机关一经发现，立即从重处罚。并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发挥法律惩罚、警戒和威慑的功能作用。
参考文献：
[1]刘书兰：对我国出口退税制度演变过程的探究及思考[M]，湖北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
[2]殷琳娜：出口退税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法律对策[M]，财税法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如何完善中国出口退税制度 篇4
中国从1985年开始实行出口退税制度到现在,这一制度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而日益完善。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中国的出口退税制度必须增强透明度,一切按照国民待遇原则办事,要求出口退税真正实现“零税率”,使中国出口商品真正以不含税价格进入进口国,避免国际间重复征税,与此同时,出口退税也不可高于国内已征的间接税,以免被视为变相补贴而造成贸易争端。因此,有必要对中国的出口退税制度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和改革,将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修改。
一、合理改革出口退税中央与地方的分担机制
出口退税负担比例应该在保持全国基本统一的前提下,实行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的政策,合理确定各级政府间出口退税负担水平:第一,对经济发达地区,可以继续按照现行出口退税负担比例执行,并视分税制财政体制变化趋势,适时进行调整;第二,对中等经济发达水平地区,中央财政负担的出口退税超基数的比例应该有所提高;第三,对经济落后地区,不再划分基数,其出口退税额应该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或者按照现行出口退税比例执行,但对由地方财政负担的份额,由中央财政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渠道解决;第四,对处于中等经济发达水平的省级行政区内的各市、县(区),应该充分发挥省级财政的宏观调控作用,由省级财政负担出口退税超基数中应该由地方财政负担的全部份额,实行中央与省两级财政共同分担的机制。此外,为缓解口岸地区财政压力,除应加快推进生产企业自营出口和外贸出口代理制外,还应该适当提高出口退税基数,或者提高中央财政出口退税超基数的负担比例。
二、出口退税改革与增值税转型协调进行
出口退税主要涉及增值税,因此出口退税的调整要与增值税的改革政策同步进行实属必要。中国目前仍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与世界上标准的增值税存在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必然影响出口退税制度,使其很难达到彻底的出口退税原则,因此应该进一步深化增值税制度的改革,实行规范、中性的增值税制。理想的增值税的改革要求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准许资本、财货的进项税金能得到抵扣,消除重复征税,保持增值税的中性,使商品出口时全部进项税都能退还;对劳务普遍征收增值税,消除实行不同税种带来的税收负担差异。这是一种较为现实的选择,如果增值税由中央财政统收,则可理所当然由中央财政承担全部出口退税支出,也可以彻底消除受益者和成本承担者相分离的问题。也许这是未来出口退税制度进一步调整的方向。当然,如果将增值税改为中央税种,某些财力薄弱的地方政府,可能会因收入流量降低而面临某些资金周转困难,这就要求中央财政相应强化对这些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此外,中国还应该缩小税收优惠的政策范围,以消除少征多退的现象。通过两项改革相互配合,信息的相互交流,加快建立跨地区以及全国的计算机联网,进一步推广“金税工程”和“电子口岸”,促进两项改革逐步完善。
三、零税率是中国出口退税改革的终极方向
作为WTO的成员之一,虽然出口补贴作为一种贸易扶持方式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取消所有产品的出口产品的退税,应是中国退税政策改革的最终目标。
由于中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以及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老的人民币汇率已经不能体现人民币真正的国际地位,以往的人民币固定汇率制受到来自外界前所未有的压力,国际各方政治团体包括工商界纷纷要求人民币升值来抑制中国的强势顺差。迫于这一形势,中国政府放弃了与美元挂钩,引入参考一篮子货币,实行了人民币有限度的浮动汇率制,虽然每天的波动幅度控制在千分之三的范围以内,但是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自2004年汇改以来,从最初的人民币兑换美元8.26∶1的汇率,不断攀升到目前的6.86∶1附近。虽然人民币汇率的改革是国家职能部门及众多经济学家慎重考虑和讨论的结果,但是从实际的效果来看,这一做法是只考虑国际环境的不恰当做法。首先,从各种舆论报导来看,国外许多经济团体不但不感谢中国的这一做法,反而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人民币加速升值;其次,中国的外汇储备相对的实际价值在人民币的不断升值过程中,不断缩水,缩水的程度严重影响到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庞大的美元储备使得中国这么多年的经济建设成果在不断上升的人民币汇率而不断凭空蒸发;再者,由于人民币升值的同时,国内物价并未下降,反而不断上涨,实际上意味着固定单位的人民币购买能力大幅下跌,这也损害了普通百姓的最基本经济利益,中国经济面临不可否认的巨大通胀压力。因此,从贸易角度来讲,通过人民币的升值来抑制中国的高额贸易顺差,缓解国际舆论压力的做法是不恰当的。治本的方法就是应该逐步取消所有出口产品的退税,并对稀有资源的出口严格控制,来控制低成本低利润产品的无序出口,迫使国内企业将一部分原本出口的产品转入国内市场进行销售,这样就能够扩大国内产品的供应量,充足的货物供应就能抑制物价,并能让更多的普通百姓从中国经济大发展中受益。同时,通过这一举措让市场来对各类外贸企业和公司进行优胜劣汰,规范出口秩序,来抑制靠退税维持企业经营的不正常的出口现象,这样才能真正有效的控制中国贸易顺差的增势。所以完全取消退税,甚至是对部分产品实行反征出口惩罚性关税才是退税政策调整的最终目标。
虽然从出口退税政策演变的一般规律不难看出,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也必然会向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零税率(即货物不含税出口)方向发展,但要实行出口零税率,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必须有一个较为完善的增值税制度。首先,要坚持增值税由消费者负担这一基本点;其次,在征管上,要严格规范化,只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抵扣,没有增值税专用发票不予抵扣;最后,要逐步扩大增值税的税基。第二,必须进行计算机联网。计算机联网是完善增值税的重要手段,它有利于对增值税进行逻辑分析,判断增值税发票的真伪,是加强增值税管理不可缺少的条件。目前,中国增值税转型正在试点中,而税务系统跨地区间的联网也尚未实现,所以中国实行出口零退税率的时机目前尚未成熟。
四、提高出口退税制度的立法层次,稳定出口退税制度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税法的最高法律原则。我们应该按照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建立稳定的出口退税法律制度,以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形式对出口退税的条件、范围、退税率、退税机关、退税程序、法律责任等作出统一、全面的规定,从根本上避免出口退税制度的随意性调整,增强出口退税的透明性和规范性、公正性。只有将国家税收的征、管、退通过具有最高权威性的国家法律规定下来,才能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中国现行的出口退税政策自1985年开始实施以来,至今已经多次进行了出口退税制度改革和税率的调整。这些改革和调整,一方面,作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组成部分及时调节了当时的国民经济,另一方面,政策的不稳定性却给出口企业的经营决策带来了困难。出口退税的不稳定性与其法律层次较低是具有相关性的。由于出口退税制度立法层次低,对其进行调整修改只需要国家税务总局在部门内进行,而不需要经过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批准。国家税务机关在调整出口退税制度上获得了巨大权利。因此,增强出口退税制度稳定性的根本,在于提高出口退税制度法律级次,增强其法律约束力。
参考文献
[1]陈辉.中国现行出口退税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7.
[2]邹滨.中国出口退税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8,(12):125-127.
[3]于凤霞.如何完善中国出口退税体制[J].管理观察,2008,(12):74-75.
出口信贷制度 篇5
出口信贷是一种国际信贷方式，它是一国政府为支持和扩大本国大型设备等产品的出口，增强国际竞争力，对出口产品给予利息补贴、提供出口信用保险及信贷担保，鼓励本国的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对本国的出口商或外国的进口商（或其银行）提供利率较低的贷款，以解决本国出口商资金周转的困难，或满足国外进口商对本国出口商支付货款需要的一种国际信贷方式。出口信贷名称的由来就是因为这种贷款由出口方提供，并且以推动出口为目的。
出口信贷是一种国际信贷方式，是一国为了支持和鼓励本国大型机械设备、工程项目的出口，加强国际竞争力，以向本国出口商或国外进口商提供利息补贴和信贷担保的优惠贷款方式，鼓励本国的银行对本国出口商或国外的进口商提供利率较低的贷款，以解决本国出口商资金周转的困难，或满足国外进口商对本国出口商支付货款需要的一种融资方式。简介
国际贸易中，卖方同意买方在收到货物后可以不立即支付全部货款，而在规定期限内付讫由出口方提供的信贷。为奖励出口的一种措施。通常将1～5年期限的出口信贷列为中期，将5年以上者列为长期。中、长期出口信贷大多用于金额大、生产周期长的资本货物，主要包括机器、船舶、飞机、成套设备等。出口国官方机构、商业银行为支持本国出口向本国出口商提供的信贷不属于国际出口信贷范围。
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出口信贷是垄断资本争夺市场、扩大出口的一种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口信贷发展迅速。20世纪70年代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提供的出口信贷约为110亿美元，到70年代末已增至320亿美元以上。其产品的国际贸易额增长得也最为迅速。例如，1955～1971年国际贸易总额约增长2倍，而机器设备的贸易则增长34倍以上。生产和贸易的迅速增长，要求资金融通规模也相应扩大，而市场问题的尖锐化更促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利用出口信贷来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机器设备的国际贸易，除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有了很大增长外，发展中国家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也是机器设备的大买主，它们也都有增加利用出口信贷的需要。因此出口信贷在战后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大为提高。特点 利率较低
对外贸易中长期信贷的利率一般低于相同条件资金贷放的市场利率，由国家补贴利差。大型机械设备制造业在西方国家的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产品价值和交易金额都十分巨大。为了加强本国设备的竞争力，削弱竞争对手，许多国家的银行纷纷竞相以低于市场的利率对外国进口商或本国出口商提供中长期贷款即给予信贷支持，以扩大本国资本货物的国外销路，银行提供的低利率贷款与市场利率的差额由国家补贴。
与信贷保险相结合
由于中长期对外贸易信贷偿还期限长、金额大，发放贷款的银行存在着较大的风险，为了减缓出口国家银行的后顾之忧，保证其贷款资金的安全发放，国家一般设有信贷保险机构，对银行发放的中长期贷款给予担保。由专门机构进行管理
发达国家提供的对外贸易中长期信贷，一般直接由商业银行发放，若因为金额巨大，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则由国家专设的出口信贷机构给予支持。不少国家还对一定类型的对外贸易中长期贷款，直接由出口信贷机构承担发放的责任。它的好处是利用国家资金支持对外贸易中长期信贷，可弥补私人商业银行资金的不足，改善本国的出口信贷条件，加强本国出口商夺取国外销售市场的力量。主要形式 卖方信贷
1、定义：出口卖方信贷是出口方银行向本国出口商提供的商业贷款。出口商（卖方）以此贷款为垫付资金，允许进口商（买方）赊购自己的产品和设备。出口商（卖方）一般将利息等资金成本费用计入出口货价中，将贷款成本转移给进口商（买方）。
2、方式：由出口商向国外进口商提供的一种延期付款的信贷方式。一般做法是在签订出口合同后，进口方支付5%～10%的定金，在分批交货、验收和保证期满时再分期付给10%～15%的货款，其余的75%～85%的货款，则由出口厂商在设备制造或交货期间向出口方银行取得中、长期贷款，以便周转。在进口商按合同规定的延期付款时间付讫余款和利息时，出口厂商再向出口方银行偿还所借款项和应付的利息。所以，卖方信贷实际上是出口厂商由出口方银行取得中、长期贷款后，再向进口方提供的一种商业信用。
3、程序：
①出口商(卖方)以延期付款的方式与进口商(买方)签订贸易合同，出口大型机械设备。
②出口商(卖方)向所在地的银行借款，签订贷款，以融通资金。
③进口商随同利息分期偿还出口商的货款后，出口商再偿还银行贷款
4、卖方信贷与延期付款的区别
① 当事人不同，卖方信贷下是银行与工商企业的关系，延期付款下是工商企业之间的关系。
② 标的物不同，卖方信贷下是货货币资本，延期付款下是商品资本。
③ 信用性质不同，卖方信贷下是银行信用，延期付款下是商业信用。
5、特点和优势
①相对于打包放款、出口押汇、票据贴现等贸易融资方式，出口卖方信贷主要用于解决本国出口商延期付款销售大型设备或承包国外工程项目所面临的资金周转困难，是一种中长期贷款，通常贷款金额大，贷款期限长。如中国进出口银行发放的出口卖方信贷，根据项目不同，贷款期限可长达10年。
②出口卖方信贷的利率一般比较优惠。一国利用政府资金进行利息补贴，可以改善本国出口信贷条件，扩大本国产品的出口，增强本国出口商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进而带动本国经济增长。所以，出口信贷的利率水平一般低于相同条件下资金贷放市场利率，利差由出口国政府补贴。
③出口卖方信贷的发放与出口信贷保险相结合。由于出口信贷贷款期限长、金额大，发放银行面临着较大的风险，所以一国政府为了鼓励本国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发放出口信贷贷款，一般都设有国家信贷保险机构，对银行发放的出口信贷给予担保，或对出口商履行合同所面临的商业风险和国家风险予以承保。在我国主要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此类风险。买方信贷
1、定义：出口买方信贷是出口国政府支持出口方银行直接向进口商或进口商银行提供信贷支持，以供进口商购买技术和设备，并支付有关费用。出口买方信贷一般由出口国出口信用保险机构提供出口买方信贷保险。出口买方信贷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出口商银行将贷款发放给进口商银行，再由进口商银行转贷给进口商；二是由出口商银行直接贷款给进口商，由进口商银行出具担保。贷款币种为美元或经银行同意的其他货币。贷款金额不超过贸易合同金额的80-85%。贷款期限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一般不超过10年。贷款利率参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确定的利率水平而定。
2、方式：出口方银行直接向进口商提供的贷款，而出口商与进口商所签订的成交合同中则规定为即期付款方式。出口方银行根据合同规定，凭出口商提供的交货单据，将货款付给出口商。同时记入进口商偿款帐户内，然后由进口方按照与银行订立的交款时间，陆续将所借款项偿还出口方银行，并付给利息。所以，买方信贷实际上是一种银行信用。
3、这种买方信贷的程序与做法是：
①.进口商(买方)与出口商(卖方)，签订贸易合同后，进口商(买方)先缴相当于货价15%的现汇定金。现汇定金在贸易合同生效日支付，也可在合同签订后的60天或90天支付。
②在贸易合同签订后，至预付定金前，进口商(买方)再与出口商(卖方)所在地的银行签订贷款协议，这个协议是以上述贸易合同作为基础的，若进口商不购买出口国设备，则进口商不能从出口商所在地银行取得此项贷款。
③进口商(买方)用其借到的款项，以现汇付款形式向出口商(卖方)支付货款。
④进口商(买方)对出口商(买方)所在地银行的欠款，按贷款协议的条件分期偿付。
4、直接贷给进口商(买方)银行
其做法与程序如下：
①进口商(买方)与出口商(卖方)洽谈贸易，签订贸易合同后，买方先缴15%的现汇定金。
②签订合同至预付定金前，买方的银行与卖方所在地的银行签订贷款协议，该协议虽以前述贸易合同为基础，但在法律上具有相对独立性。
③买方银行以其借得的款项，转贷予买方，使买方以现汇向卖方支付货款。
④买方银行根据贷款协议分期向卖方所在地银行偿还贷款。
⑤买方与卖方银行间的债务按双方商定的办法在国内清偿结算。
5、买方信贷的贷款原则
① 接受买方信贷的进口商所得贷款仅限于向提供买方信贷国家的出口商或在该国注册的外国出口公司进行支付，不得用于第三国。
②进口商利用买方信贷，仅限于进口资本货物，一般不能以贷款进口原料和消费品。
③提供买方信贷国家出口的资本货物限于本国制造的，若该项货物系由多国部件组装，本国部件应占50%以上。
④贷款只提供贸易合同金额的85%，船舶为80%，其余部分需支付现汇，贸易合同签订后，买方可先付5%的定金，一般须付足15%或20%现汇后才能使用买方信贷。
⑤贷款均为分期偿还，一般规定半年还本付息一次。还款期限根据贷款协议的具体规定执行
⑥还款的期限对富国为5年，中等发达国家为8.5年，相对贫穷的为10年。
6、买方信贷利率和利息计算方法
买方信贷一般低于市场利率，但各国不同，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利率类型——一种是模式利率，它是由美元、英镑、法国法郎、德国马克和日元五种一揽子货币的政府债券利率加权平均而成的综合利率，目前已经停止使用;另一种是商业参考利率，它是经合组织国家各国的政府债券利率，是单一货币利率;
* 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LIBOR)类型——此利率高于OECD类型;
* 加拿大类型——一般高于OECD类型，低于LIBOR类型;
* 美国类型——美国发放的买方信贷资金一部分由进出口银行提供，一部分由商业银行提供，前者收取的利率较低。混合信贷
混合信贷是出口国银行发放卖方信贷或买方信贷的同时，从政府预算中提出一笔资金，作为政府贷款或给予部分赠款，连同卖方信贷或买方信贷一并发放。由于政府贷款收取的利率比一般出口信贷要低，这更有利于出口国设备的出口。卖方信贷或买方信贷与政府信贷或赠款混合贷放的方式，构成了混合信贷
西方发达国家提供的混合信贷的形式大致有两种。
1.对一个项目的融资，同时提供一定比例的政府贷款(或赠款)和一定比例的买方信贷(或卖方信贷)。
2.对一个项目的融资，将一定比例的政府信贷(或赠款)和一定比例的买方信贷(或卖方信贷)混合在一起，然后根据赠予成分的比例计算出一个混合利率。如英国的ATP方式。
福费廷(Forfaiting)
(一)概念
福费廷是指在延期付款的大型设备贸易中，出口商把经进口商承兑的、期限在半年以上到五、六年的远期汇票、无追索权地售予出口商所在地的银行，提前取得现款的一种资金融通形式，它是出口信贷的一个类型。
(二)福费廷业务的主要内容
1.出口商与进口商在洽谈设备、资本货物的贸易时，若要使用福费廷，应该先行与其所在地银行约定。
2.进出口商签订贸易合同言明使用福费廷，进口商提供担保。
3.进出口商签订合同
4.出口商发运货物后，将全套货运单据通过银行的正常途径寄给进口商以换取进口商银行承兑的付有银行担保的汇票。
5.进口商将经承兑的汇票寄交出口商.6.出口商取得经进口商银行的附有银行担保的汇票后，按照事先的约定，出售给出口地银行,办理贴现手续。
(三)福费廷业务与一般贴现业务的区别
贴现的定义：贴现(DISCOUNT)是指远期汇票承兑后，尚未到期，由银行或贴现公司从票面金额中扣减一定贴现率计算的贴现息后，将余款付给持票人的行为。
1.贴现业务中的票据有追索权;而福费廷业务中贴现的票据无追索权。
2.贴现业务中的票据一般为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往来中的票据，而福费廷票据则多是与出口大型设备相联系的有关票据，可包括数张等值的汇票(或期票)，每张票据的间隔时间一般为六个月。
3.有的国家规定贴现业务中的票据要具备三个人的背书，但一般不须银行担保，而办理福费廷业务的票据，必须有第一流的银行担保。
4.贴现业务的手续比较简单，而福费廷业务的手续则比较复杂。贴现的费用负担一般仅按当时市场利率收取贴现息，而办理福费廷业务的费用负担则较高，除按市场利率收取利息外，一般还要收取管理费、承担费、罚款等费用。
(四)福费廷业务与保付代理业务的区别
(1)福费廷用于大型成套设备交易，金额大，付款期限长，多在较大的企业间进行。而保付代理用于一般商品的进出口贸易，金额不大，付款期在1年以下，通常在中小企业之间进行。
(2)福费廷的票据要求进口商所在地的银行担保，而保付代理业务中的票据不要求担保。
(3)福费廷业务是经进出口双方协商确定的，而做保理业务可由进口商或出口商单边决定。
(4)福费廷业务内容单一，主要用于大型成套设备的出口和结算，而保付代理业务内容比较综合，它包括多种金融服务项目。
(五)福费廷业务对进出口商的作用
对出口商的作用：
1.能提前融通资金，改善资产负债表，有利于其证券的发行和上市;
2.可以加速资金周转;
3.不受汇率变化与债务人情况变化的影响。
4.减少信贷管理和票据托收费用与风险都转嫁给了银行。
对进口商来说，办理福费廷业务手续比较简单，但也有不利之处：
1.福费廷业务的利息和所发生的费用要计算在货价之中，因此，货价比较高;
[1]
2.要有一流银行的担保，保费高。买卖双方银行间信贷
买方信贷的另一种形式，即由出口方银行向进口方银行提供信贷，以便进口方得以用现汇偿付进口的机械设备的货款。进口方银行可以按照进口商原计划延期付款的时间陆续向出口方银行归还贷款，也可以按照双方银行另行商定的还款办法办理。至于进口商对进口方银行的债务，则由它们在国内直接结算清偿。
无论是卖方信贷还是买方信贷，其信用的实际代价通常并不仅仅限于合同中所规定的利息一项，还包括出口信贷保险费和办理信贷的各种手续费用、管理费用等。买单信贷
20世纪50年代产生于西欧，60年代获得较大发展的出口信贷业务，音译为福费廷，即买单信贷。其基本含义是权利的转让。它是出口商把经进口商承兑的、期限为3～5年左右的远期汇票无追索权地售予出口商所在地的银行或大金融公司，提前取得现款的一种资金融通方式。在付款承诺书上通常要有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可以转让的银行担保。在这项业务中承担最终风险的是担保银行，通常采用固定利率，一般是每半年偿还一部分，使用西欧的主要货币。出口信贷保险
指在国际贸易中，按中、长期信贷方式成交后，如果买方不能按期付款，由出口国有关的承保机构负责赔偿。这是垄断资本利用国家机器转嫁风险，并加强争夺国外市场的一项重要措施。通常商业性风险由私营金融机构承保，而非商业性风险，例如由于战争、政治**、政府法令变更等原因而不能付款的风险，则由官方机构承保。但也有些国家将上述两类风险均归政府承保。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类似的机构从事这项业务，为垄断资本的利益服务。例如，英国政府设有出口信贷担保局，日本官方有输出入银行。美国政府的进出口银行除向国外购买者提供出口信贷外，也对美国出口商提供国外购买者的信贷给予担保。
一、出口信贷的概念和特点
1.概念：出口信贷是一种国际信贷方式，是一国为了支持和鼓励本国大型机械设备、工程项目的出口，加强国际竞争力，以向本国出口商或国外进口商提供利息补贴和信贷担保的优惠贷款方式，鼓励本国的银行对本国出口商或国外的进口商提供利率较低的贷款，以解决本国出口商资金周转的困难，或满足国外进口商对本国出口商支付货款需要的一种融资方式。
例：
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或对外贸易银行向本国的出口商或国外的进口商发放的出口信贷的期限为1年至5年或5年以上。(是)(04年试题)
2.特点：
(1)利率较低
对外贸易中长期信贷的利率一般低于相同条件资金贷放的市场利率，由国家补贴利差。大型机械设备制造业在西方国家的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产品价值和交易金额都十分巨大。为了加强本国设备的竞争力，削弱竞争对手，许多国家的银行纷纷竞相以低于市场的利率对外国进口商或本国出口商提供中长期贷款即给予信贷支持，以扩大本国资本货物的国外销路，银行提供的低利率贷款与市场利率的差额由国家补贴。
(2)与信贷保险相结合
由于中长期对外贸易信贷偿还期限长、金额大，发放贷款的银行存在着较大的风险，为了减缓出口国家银行的后顾之忧，保证其贷款资金的安全发放，国家一般设有信贷保险机构，对银行发放的中长期贷款给予担保。
(3)由专门机构进行管理
发达国家提供的对外贸易中长期信贷，一般直接由商业银行发放，若因为金额巨大，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则由国家专设的出口信贷机构给予支持。不少国家还对一定类型的对外贸易中长期贷款，直接由出口信贷机构承担发放的责任。它的好处是利用国家资金支持对外贸易中长期信贷，可弥补私人商业银行资金的不足，改善本国的出口信贷条件，加强本国出口商夺取国外销售市场的力量。
二、出口信贷的主要形式
(一)卖方信贷：
1、定义：出口国所在地银行向本国出口商提供的中长期贷款就是卖方信贷。
2、程序：
①出口商(卖方)以延期付款的方式与进口商(买方)签订贸易合同，出口大型机械设备。
②出口商(卖方)向所在地的银行借款，签订贷款，以融通资金。
③进口商随同利息分期偿还出口商的货款后，出口商再偿还银行贷款
3、卖方信贷与延期付款的区别
① 当事人不同，卖方信贷下是银行与工商企业的关系，延期付款下是工商企业之间的关系。
② 标的物不同，卖方信贷下是货货币资本，延期付款下是商品资本。
③ 信用性质不同，卖方信贷下是银行信用，延期付款下是商业信用。
(二)买方信贷 ：
1、定义：出口商所在地银行直接给外国进口商或进口商的银行提供贷款。
例：
买方信贷的授信人是(C)
A.出口商
B.进口商
C.出口商所在地银行
判断：
买方信贷就是延期付款。(否)
买方信贷不是全额贷款。(是)
2、直接贷给进口商(买方)
这种买方信贷的程序与做法是：
①.进口商(买方)与出口商(卖方)，签订贸易合同后，进口商(买方)先缴相当于货价15%的现汇定金。现汇定金在贸易合同生效日支付，也可在合同签订后的60天或90天支付。
②在贸易合同签订后，至预付定金前，进口商(买方)再与出口商(卖方)所在地的银行签订贷款协议，这个协议是以上述贸易合同作为基础的，若进口商不购买出口国设备，则进口商不能从出口商所在地银行取得此项贷款。
③进口商(买方)用其借到的款项，以现汇付款形式向出口商(卖方)支付货款。
④进口商(买方)对出口商(买方)所在地银行的欠款，按贷款协议的条件分期偿付。
3、直接贷给进口商(买方)银行
其做法与程序如下：
①进口商(买方)与出口商(卖方)洽谈贸易，签订贸易合同后，买方先缴15%的现汇定金。
②签订合同至预付定金前，买方的银行与卖方所在地的银行签订贷款协议，该协议虽以前述贸易合同为基础，但在法律上具有相对独立性。
③买方银行以其借得的款项，转贷予买方，使买方以现汇向卖方支付货款。
④买方银行根据贷款协议分期向卖方所在地银行偿还贷款。
⑤买方与卖方银行间的债务按双方商定的办法在国内清偿结算。
4、买方信贷的贷款原则
① 接受买方信贷的进口商所得贷款仅限于向提供买方信贷国家的出口商或在该国注册的外国出口公司进行支付，不得用于第三国。
②进口商利用买方信贷，仅限于进口资本货物，一般不能以贷款进口原料和消费品。
③提供买方信贷国家出口的资本货物限于本国制造的，若该项货物系由多国部件组装，本国部件应占50%以上。
④贷款只提供贸易合同金额的85%，船舶为80%，其余部分需支付现汇，贸易合同签订后，买方可先付5%的定金，一般须付足15%或20%现汇后才能使用买方信贷。
⑤贷款均为分期偿还，一般规定半年还本付息一次。还款期限根据贷款协议的具体规定执行
⑥还款的期限对富国为5年，中等发达国家为8.5年，相对贫穷的为10年。
例：
进口商只能利用买方信贷资金从提供贷款国家进口(B)
A.原材料
B.资本货物
C.粮食
5、买方信贷利率和利息计算方法
买方信贷一般低于市场利率，但各国不同，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利率类型——一种是模式利率，它是由美元、英镑、法国法郎、德国马克和日元五种一揽子货币的政府债券利率加权平均而成的综合利率，目前已经停止使用;另一种是商业参考利率，它是经合组织国家各国的政府债券利率，是单一货币利率;
* 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LIBOR)类型——此利率高于OECD类型;
* 加拿大类型——一般高于OECD类型，低于LIBOR类型;
* 美国类型——美国发放的买方信贷资金一部分由进出口银行提供，一部分由商业银行提供，前者收取的利率较低。
三、混合信贷
混合信贷是出口国银行发放卖方信贷或买方信贷的同时，从政府预算中提出一笔资金，作为政府贷款或给予部分赠款，连同卖方信贷或买方信贷一并发放。由于政府贷款收取的利率比一般出口信贷要低，这更有利于出口国设备的出口。卖方信贷或买方信贷与政府信贷或赠款混合贷放的方式，构成了混合信贷
西方发达国家提供的混合信贷的形式大致有两种。
1.对一个项目的融资，同时提供一定比例的政府贷款(或赠款)和一定比例的买方信贷(或卖方信贷)。
2.对一个项目的融资，将一定比例的政府信贷(或赠款)和一定比例的买方信贷(或卖方信贷)混合在一起，然后根据赠予成分的比例计算出一个混合利率。如英国的ATP方式。
四、福费廷(Forfaiting)
(一)概念
福费廷是指在延期付款的大型设备贸易中，出口商把经进口商承兑的、期限在半年以上到五、六年的远期汇票、无追索权地售予出口商所在地的银行，提前取得现款的一种资金融通形式，它是出口信贷的一个类型。
(二)福费廷业务的主要内容
1.出口商与进口商在洽谈设备、资本货物的贸易时，若要使用福费廷，应该先行与其所在地银行约定。
2.进出口商签订贸易合同言明使用福费廷，进口商提供担保。
3.进出口商签订合同
4.出口商发运货物后，将全套货运单据通过银行的正常途径寄给进口商以换取进口商银行承兑的付有银行担保的汇票。
5.进口商将经承兑的汇票寄交出口商.6.出口商取得经进口商银行的附有银行担保的汇票后，按照事先的约定，出售给出口地银行,办理贴现手续。
例：
1、在(C)方式下，出口商出具的汇票对其无追索权。
A.买方信贷
B.卖方信贷
C.福费廷
2、福费廷业务的风险最后承担者是进口商。(否)
3、福费廷业务中的远期汇票应得到(B)
A.进口商担保 B.进口商银行担保 C.出口商银行担保
(三)福费廷业务与一般贴现业务的区别
贴现的定义：贴现(DISCOUNT)是指远期汇票承兑后，尚未到期，由银行或贴现公司从票面金额中扣减一定贴现率计算的贴现息后，将余款付给持票人的行为。
1.贴现业务中的票据有追索权;而福费廷业务中贴现的票据无追索权。
2.贴现业务中的票据一般为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往来中的票据，而福费廷票据则多是与出口大型设备相联系的有关票据，可包括数张等值的汇票(或期票)，每张票据的间隔时间一般为六个月。
3.有的国家规定贴现业务中的票据要具备三个人的背书，但一般不须银行担保，而办理福费廷业务的票据，必须有第一流的银行担保。
4.贴现业务的手续比较简单，而福费廷业务的手续则比较复杂。贴现的费用负担一般仅按当时市场利率收取贴现息，而办理福费廷业务的费用负担则较高，除按市场利率收取利息外，一般还要收取管理费、承担费、罚款等费用。
(四)福费廷业务与保付代理业务的区别
(1)福费廷用于大型成套设备交易，金额大，付款期限长，多在较大的企业间进行。而保付代理用于一般商品的进出口贸易，金额不大，付款期在1年以下，通常在中小企业之间进行。
(2)福费廷的票据要求进口商所在地的银行担保，而保付代理业务中的票据不要求担保。
(3)福费廷业务是经进出口双方协商确定的，而做保理业务可由进口商或出口商单边决定。
(4)福费廷业务内容单一，主要用于大型成套设备的出口和结算，而保付代理业务内容比较综合，它包括多种金融服务项目。
(五)福费廷业务对进出口商的作用
对出口商的作用：
1.能提前融通资金，改善资产负债表，有利于其证券的发行和上市;
2.可以加速资金周转;
3.不受汇率变化与债务人情况变化的影响。
4.减少信贷管理和票据托收费用与风险都转嫁给了银行。
对进口商来说，办理福费廷业务手续比较简单，但也有不利之处：
1.福费廷业务的利息和所发生的费用要计算在货价之中，因此，货价比较高;
出口退税制度 篇6
2004年以来，美国政府和产业界就执行反倾销指令的“漏洞”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一场大讨论肇始于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署关于2003年执行《博德修正案》情况的年度报告。在这份报告中，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署自曝家丑，宣布2003年度应征反倾销、反补贴税3.2亿美元，其中实际征收到的仅为1.9亿美元，欠税高达1.3亿美元。在巨额欠税中关于中国产品的有1.04亿美元。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署的这份报告一经公布，美国受益于《博德修正案》而能够参与分配反倾销税的国内产业立即向海关及边境保护署发起了潮水般的攻击。而攻击的焦点则是海关及边境保护署未能预防或采取措施制止中国出口商和进口中国产品的进口商通过共谋实现逃税的目的。
按照美国相关产业的指控，中国出口商和美国进口商主要通过“新出口商复审”制度实现逃避反倾销税的目的。根据美国《乌拉圭回合协定执行法》（URAA）第751条(a)(2)(B)(iii)项，复审机关一旦立案复审应当立即通知海关，允许进口商为“新出口商”的“每一单进口”被调查产品提供保函或其他担保而不用提交现金保证金。但是，在实践中，海关通常仅要求进口商提交可进口多批货物的“连续进口保函”。按照美国产业的指控，这一制度造成了反倾销税收征管的重大漏洞。美国进口商和中国出口商的具体规避措施为：第一步，由中国出口商设立表面上无关联关系的新公司，由这些公司向美国商务部申请“新出口商复审”。第二步，由于进口商按照上述法律可以选择提交保函而无需提交现金保证金，则进口商可以从“新出口商”大规模进口货物。第三步，进口商通过转移财产使公司宣告破产，从而逃避应当被征收的反倾销税。
指控并非空穴来风
这一指控并非空穴来风。以蜂蜜案为例，中国应诉企业的反倾销税税率在25.88%至57.13%之间，国家税率高达183%。在反倾销税刚刚开始征收的2002年，中国蜂蜜全年对美出口只有758万公斤，而2004年前7个月就已经达到了1321万公斤，按照美国蜂蜜生产商的预测，美国全年将从中国进口超过1亿磅的蜂蜜产品，远远高于征收反倾销税以前的进口水平。如果这种情况普遍存在，那么其中的原因确实值得深思。
这个“巨大”的问题立即引起了美国国会的注意。今年3月30日美国参议院就征收反倾销税问题举行了一个听证会，会上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署的罗伯特·邦纳委员说，如果美国商务部在进行新出口商复审时提高适用于新出口商的担保率，那么税款征收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此言一出，邦纳委员立即被讥笑为“对问题缺乏起码的理解”。确实，如果中国出口商和美国进口商按照上面描述的模式来规避反倾销税，那么邦纳的解决方案确实有点儿不着边际，因为无论商务部要求多么高额的担保，进口商都可以破产了事。由于欠税额更大，进口商（或保函签发人）还可能更快、更便利地实现破产。
美国产业界提出三大候选方案以填补“漏洞”
否定了邦纳的解决方案，美国产业的代表律师大致提出了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要求对申请破产的进口商或保函签发人使用“刺破公司面纱”制度，向其股东追索欠税；二是，要求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署改变接受“连续进口保函”的实践做法，严格执行法律要求的“单一进口保函”；三是，要求美国国会修改法律，改“保函”为“现金保证金”。第三种方案更是被认为能够根本性地解决问题。美国参议员泰德·哥奇兰和罗伯特·博德迅速响应了美国产业界的要求，于5月14日向参议院提交了修改新出口商复审相关规则的2425号法案（以下简称“哥奇兰法案”）。该法案很简单，就是要求取消《乌拉圭回合协定执行法》第751条(a)(2)(B)(iii)项。
首先，“刺破公司面纱”无法满足美国产业的根本利益。如果美国产业希望实现这个目标，那么他们必须通过司法诉讼。但是，在美国进行司法诉讼可能会遇到下列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是，诉讼只能针对单一进口商或保函签发人提起，如果我们前面描述的避税措施大量存在，再考虑到高额的诉讼成本，美国国内产业恐怕会疲于应付。二是，美国国内产业是否具有资格代替政府追索欠税是有很大疑问的。尽管《博德修正案》通过分配反倾销税给国内产业使他们对追缴欠税具有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但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问题的本质：只有政府才是反倾销税的征收主体。当然，指望政府通过“刺破公司面纱”去向股东追缴欠税是不现实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美国法院对待“刺破公司面纱”持非常保守的态度，熟悉相关法律的人几乎无法想象美国法院会在这种场合大量使用这一概念。
其次，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署承认在个别情况下使用过“连续进口保函”，但是，按照他们的调查结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已经要求进口商提供了“单一进口保函”。使用“连续进口保函”的情况仅仅限于商务部要求的担保率低于5%的个别情况。这一做法是在2003年由美国商务部和海关及边境保护署联合制订的政策（T.D.85-145）。例如，在来自中国的小龙虾尾肉案中，美国对中国新出口商要求的担保率为零，但是最终裁定的税率高达223%，因此导致海关及边境保护署最终不得不开出870万美元的追税帐单。作为解决方案，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署于今年5月再次与美国商务部进行磋商，并达成一致意见：从现在起，商务部对新出口商不再核定0%的担保率，而开始使用非常高的“国家税率”作为担保率。毫无疑问，这必将对中国出口商和美国进口商的利益带来巨大的冲击。我们还将继续观察这一问题的后续发展，如果美国商务部对中国产品使用歧视性的担保率，那么美国商务部将极有可能违反了《关贸总协定》第I:1款的最惠国待遇条款。
最后，哥奇兰法案迅速得到了美國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产业界的支持。在5月28日给博德参议员的一封信中，邦纳委员明确表示，海关及边境保护署不反对通过立法取消进口商选择使用保函的可能性。他认为，现金保证金更容易管理，而且只有现金保证金才能够阻止“不公平贸易”产品的进口。响应国会的要求，邦纳委员还于2004年8月12日任命了迈克尔·马兰为贸易政策联系人负责处理与贸易有关的事务。美国蜂蜜生产商联合会、美国蘑菇行会、鲜蒜生产商联合会、小龙虾加工联盟等美国农业组织和公司更是上书博德参议员，支持他提交的新法案。事实上，新法案完全是代表这些产业的律师向立法机关提出的建议。众议员理查德·尼尔在众议院也提出了类似的法案（H.R.4418），以呼应参议院的行动。在所有各方的“支持与鼓励”下，哥奇兰参议员和博德参议员于2004年9月15日公开表示，他们希望参议院能够绕过正常程序迅速通过他们提交的法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对这一提案有任何反对的声音。换言之，从目前来看，这一法案通过的可能性非常大。
哥奇兰法案是否符合世贸规定？
从中国的角度看，哥奇兰法案是否符合世贸组织规定成为一个比较重要和紧迫的问题。首先，美国商务部已经修改了关于“担保率”的实践做法，准备对复审中的新出口商适用等同于“国家税率”的担保率。而且这种做法非常有可能转变为针对中国的歧视性做法。其次，如果哥奇兰法案得以通过，那么对新出口商将适用现金保证金而不是保函。这两点都将大大增加进口商的成本，从而降低进口商采购中国商品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哥奇兰法案将成为新的制约中国产品对美出口的贸易壁垒。
从事实上讲，哥奇兰法案不但缺乏事实依据，而且也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定。哥奇兰法案的提出直接依据了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署2003年执行《博德修正案》的年报。该年报称，2003年未能收回的关税达到1.3亿美元，其中与中国有关的有1.04亿美元。依据年报中的数据，全部欠税案件共103起，其中关于中国的为24起，这基本反映了美国反倾销案件中涉及中国产品的比例（美国是将针对一个国家的一项产品的调查统计为一案，例如对同一产品有3个被调查国，则统计为3个案件），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在所有欠税案件中，仅小龙虾尾肉一案的欠税金额就达到了8540万美元，占全年总欠税量的65%以上。据美国进口统计资料，小龙虾尾肉案涉及两个税号，分别为0306.1900.10和0306.2900.00。在0306.1900.00税号项下，2003年中国对美出口金额为246.8万美元，在0306.2900.00税号项下，仅为4万美元。合计进口金额约为250万美元。如果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公布的这些数字是准确的，即使进口中国小龙虾尾肉的进口商全部欠税，欠税总金额也仅应当为560万美元左右（按223%税率核算）。8540万美元的欠税金额可能完全是一个错误的数字。基于这个错误数字，对欠税问题严重性的估计以及对中国出口商的指责都将严重偏离事实。
从法律上讲，哥奇兰法案很有可能违反了世贸组织的《反倾销协定》。《反倾销协定》第9.5款规定，“在进行[新出口商]复审期间，不得对来自此类出口商/生产商征收反倾销税。但是主管机关可预扣估计金额和/或要求提供担保，以确保在该复审确定此类出口商/生产商存在倾销时，能够自该复审开始之日起追溯征收反倾销税。”博德等支持哥奇兰法案的人认为哥奇兰法案没有违反本条规定，因为现金保证金并非反倾销税。从字面上看，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是，它不能充分反映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果，因为第9.5款的目的是对新出口商适用比已经被认定倾销的出口商更宽松的待遇。但是，按照美国法律，美国对终裁确定的反倾销税也采用征收现金保证金的形式，并通过复审确定复审期间内每一单出口的实际倾销幅度和反倾销税税率。因此，如果对新出口商征收现金保证金，那么适用于新出口商的待遇将与被认定倾销的企业没有本质区别。从法律上讲，这就是问题争议的焦点。
当然，现在才仅仅是问题的开始。存在较大变数的可能是美国商务部在制订“担保率”方面的做法以及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署在要求“单一进口保函”方面的做法。一方面，这些做法与哥奇兰法案一样构成了对中国产品出口美国的障碍；另一方面，如果它们能够解决美国产业担心的问题，那么也会降低美国立法机关通过哥奇兰法案的必要性。
关于我国出口退税制度改革的思考 篇7
出口退税是指国家为增强出口商品竞争力, 对报关出口货物退还在国内各生产和流通环节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我国从1985年4月1日起实行对出口产品退税政策。自1994年1月1日起, 随着国家税制的改革, 我国改革了已有的退还产品税、增值税、消费税的出口退税管理办法, 建立了以新的增值税、消费税制度为基础的出口货物退税制度。出口退税之所以未被WTO确认为贸易保护措施而加以限制是因为:各国税制不同使货物含税成本相差很大, 为使各国货物能够公平竞争, 因此出口货物应该实行零税率制度;增值税和消费税属于转嫁税, 实际上由消费者负担, 是对消费行为征收, 而出口货物未在国内消费, 因此应将出口货物在生产流通环节缴纳的税款退还;进口国会根据本国税法对进口货物征税, 出口货物实行零税率可以有效避免国际双重课税。
二、我国出口退税制度存在的问题
1、出口退税政策不稳定
与汇率的频繁浮动不同, 税制应是中性或是基本稳定的, 出口退税制度也应如此。与国际通行做法不同, 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更具有短期政策杠杆的作用, 制度的弹性相当大, 而不是一个固定的制度, 调整过于频繁。
1994年的出口退税政策才实行了一年多, 1995年、1996年就两次大幅度调低出口退税率, 而1998年、1999年又相继7次调高出口退税率, 2005至2007年12次调低出口退税率, 2008年下半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至今, 又开始连续7次提高出口退税率。而出口退税率的结构性调整次数更为频繁。出口退税政策频繁变动, 那么企业的经营预期就更加难以确定。既不利于企业的出口规划, 会使企业感到无所适从并且降低退税率也会提高产品出口价格, 降低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也不利于税务机关的管理工作, 会增加税务部门的工作量。因为政策每调整一次都需要税务人员重新学习和掌握新规定, 可能因此要修正某些工作程序, 还要对企业办税人员进行辅导。
2、出口退税管理体系不完善
征税与退税分别由不同的部门管辖, 涉及外经、海关、税务、外管等多个政府职能部门, 各部门之间联系不紧密, 征、退税脱节, 导致出口退税管理上有一定的漏洞, 退税不合理。征税地与退税地不一致而且互相独立运作, 退税机关不参与征税机关的工作, 征税机关也不愿意超范围去过问退税机关的情况, 双方往往缺乏对征税信息的必要沟通。比如退税机关通过税票, 只能了解到企业出口产品最后一道环节纳税的情况, 无法知悉以前各道环节是否己经纳税, 并且由于一些相关部门之间没有实现联网, 无法进行多部门综合监控, 导致出口骗税现象严重, 使应退出口退税额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水分。
3、出口退税办法不规范, 退税效率低下
首先, 出口退税办法不统一。我国目前在不同地区、对不同类型企业采取不同的退税政策, 造成出口企业实际税负不平等。如在征、退税率不一致的情况下, 生产企业无论执行“免、抵、退”还是“先征后退”办法, 其税负总是重于外贸企业。其次, 出口退税办法复杂, 退税效率低下。我国出口退税时必须备齐出口销售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专用税票、海关报关单、外汇核销单, 即三票两单。对于出口企业而言, 首先通过出口收汇收集退税所需凭证;其次出口企业再申请退税从而取得退税款。由此, 退税的速度也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出口企业取得退税凭证的速度, 二是税务机关审核退税凭证并办理退税的速度。整个过程花费很多时间, 效率低下。
4、出口退税负担体制不够科学, 不利于出口贸易的科学、规范管理
出口退税负担体制是指出口退税是由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来承担。现行的出口退税负担体制导致地方政府间财税关系不平衡。过去我国实行统收统支的体制, 退税由中央财政负担。改革开放后, 我国财政体制不断变化, 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及“分税制”等。我国退税负担体制也在变化, 企业增值税收入由中央和地方分享, 而出口退税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 就会导致外贸出口增加越快, 中央财政负担越重, 中央财政就会拖欠企业出口退税, 这个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早在1995年就开始出现欠退税现象。政府想通过降低出口退税率或取消出口退税来减低对中央财政的巨大压力, 但受出口形势的制约, 过低的出口退税率会对出口产生负面影响, 尤其在金融危机时期, 政府不得不提高出口退税率。如果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 又可能出现地方欠企业出口退税的问题。
三、出口退税制度改革的措施
1、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选择合理的出口退税率
保持出口退税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对出口企业来说十分重要。我国出口形势虽然已经有所好转, 但国家如果一味下调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会使还没有完全缓过劲来的出口企业再次走向发展低谷。目前首先要做的是增强出口退税制度的稳定性, 这有利于我国企业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政府和税务机关应从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出发制订切实可行、稳定、透明的出口退税制度。
同时我国现行出口退税率档次太多, 很多相近商品有着截然不同的退税率, 这给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带来了不便, 容易导致一些企业产生投机的行为。本着“适度、稳定、可行”的原则, 根据各行业的不同特点合理地制定相关出口退税率:对国家鼓励出口的产品退税率不降或少降, 采用“少征多退”的方式;对一般性出口产品退税率适当降低, 选择“征多少, 退多少”的模式;对国家限制出口的产品和一些资源性产品, 采用“多征少退”或禁止出口的措施。
2、完善退税管理体系
建立规范的出口退税管理系统, 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与电子信息化手段。相关部门之间建立信息共享和责任分担体制, 实现出口退税跨地区、跨部门的计算机联网, 进一步推广和完善“金税工程”和“电子口岸”, 在税务系统内部、税务机关与海关、外汇管理局、工商、银行之间建立出口退税凭证与数据资料的共享体系, 充分运用征税、海关、外汇管理、银行等各部门的有效信息来对出口货物退税进行综合监控, 有效防止使用虚假出口退税单证,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假报关、骗汇、骗税行为, 同时各部门之间应该实行网络化协作与专业化分工。
3、简化、统一出口退税办法, 提高退税效率
首先, 对同为报关出口的产品实行不同的退免税政策有失公平原则, 而对同为提供出口产品的企业实行不同的退税管理则更为不公。除了国家禁止进出口和限制进出口的企业和货物外, 所有企业可以对所有货物拥有进出口经营权, 因此无论生产企业还是贸易公司, 都应建立科学、合理、统一的“免、抵、退”的出口退税管理办法, 以解决征退税分离问题, 有效防范出口骗税, 减轻出口企业的资金压力。将征退税过程统一, 操作起来较为简便, 运作上也比较严密和科学, 既能促进不同类型企业出口产品间实施公平税负, 又能减少出口退税资金流量, 防止出口骗税。
其次, 简化出口退税资料和稽查手续, 对出口企业退税过程实行分类管理, 为分类级别高的出口企业开通快速通道。广泛推行网上退付业务, 进一步优化、升级出口退税远程申报系统, 方便纳税人, 提高出口退税申报效率。对于出口退税业务的审批和处理, 加快审批进度, 简化手续, 尽量减少中间环节为出口企业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务。加快退税资金到账速度, 为企业资金周转与出口提供有力支持。
4、实行共同负担机制解决出口退税额分担问题
出口退税的负担机制与税收分享体制基本是一致的。凡是增值税全部作为中央税的国家, 出口退税一般由中央财政负担;增值税作为共享税的国家, 通常实行“先退税, 后分成”的模式, 先从增值税中扣除出口退税, 剩余的部分再由中央与地方分享。我国增值税地方分享25%, 而出口退税则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 利益分享与责任分担不对称。应该根据实际经济形势的需要改为中央地方共同负担才是最公平的。分担比例可以根据各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 地方财政的富裕程度和出口退税的规模来确定。这样利益与责任统一就可以保证出口退税有了可靠的税源, 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出口欠退税问题, 打击出口骗税违法行为。
参考文献
[1]江丽:我国出口退税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建议[J].经济师, 2009 (7) .
[2]宋超江:浅议我国出口退税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现代商业, 2010 (36) .
[3]鲍炤：关于我国出口退税制度的思考[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2010 (3) .
[4]孙爱龙:如何完善中国出口退税制度[J].经济研究导刊, 2009 (25) .
出口退税制度 篇8
一、我国出口退税制度的历史回顾
1985年3月, 国务院批准了《关于对出口产品征、退产品税或增值税的规定》, 此规定从当年4月1日起开始施行, 这标志着我国现行出口退税制度的正式确立。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 增值税成为主体税种, 在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中规定了出口货物的零税率和免税措施。2003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 按照“新账不欠, 老账要还, 完善机制, 共同负担, 推动改革, 促进发展”的原则, 对历史上欠退税款由中央财政负责偿还, 确保改革后不再发生新欠, 建立中央、地方共同负担机制。从2004年起, 以2003年出口退税实退指标为基数, 对超基数部分的应退税额, 中央和地方按75:25的比例共同负担。改革实施1年后, 效果并不理想, 反而加重了地方财政的负担, 从2005年起负担比例改为92.5:7.5。
二、我国出口退税制度问题分析
从我国出口退税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 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起步较晚, 且历经多次变更。制度的缺陷导致退税资金安排不当, 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不堪重负;另外, 出口企业得不到及时退税, 占用了企业流动资金, 阻碍了企业的再发展, 也影响了政府信誉。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问题:
(一) 立法层次低, 制度依据不严肃
目前, 我国税法立法级次普遍较低, 现行税收法律法规中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几部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并颁布的。其余的都是由国务院、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行政规章, 出口退税政策也多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以“通知”的形式来变动和修改, 这使得税法缺乏透明度和稳定性, 严重影响了税法的权威性和执法效率, 有悖于税收的公平和效率原则。出口退税制度立法层次低, 使得对制度的调整不需要经过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批准, 这就意味着政府及其财政部门可以按财政状况决定退税率和退税时间, 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其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法律安定性和可预测性难以得到必要的保障, 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差, 甚至发生寻租现象, 更给出口企业增加了不可预测的经营风险和法律变动风险。
(二) 退税资金难以保障
从理论上说, 出口货物已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款应作为出口退税的资金来源, 因此, 国家不需要为出口退税另外安排资金。但实际上, 我国现行的退税数额是根据当年的财政状况预算安排的, 退多退少由国家当年的财力决定, 并通过计划额度形式下达, 而不是根据出口的实际情况即征即退。因而当年的应退税款与实际退税款之间存在极大的差距, 造成大量的拖欠退税款, 财政积累的风险加大。巨额和长期的退税拖欠问题, 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外向型企业的正常经营, 影响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损害了政府在出口退税制度安排上的信誉。甚至因为“出口退税质押贷款”迟迟不能归还, 还加大了银行经营风险, 给国家财政和经济运行带来隐患。
(三) 退税方式繁杂, 标准难统一
当前, 我国对不同行业、甚至同一行业不同类型的企业实行不同的退税方式, 导致退税收益会有很大的差异。从征税方面来看, 产生征税差异是由于计税价格不同造成的, 即由于自营出口的计税价格是按离岸价全部收入计算, 而产品销售外贸出口的计税价格是按含税的收入计算应纳税额。从退税方面看, 产生退税差异是由退税的计算依据不同造成的, 实行免抵退税方式的出口货物是按出口的离岸价格计算出口退税, 实行“先征后退”方式则是按销售给外贸的价格计算出口退税。征税率与退税率的不一致, 是造成出口企业实际得到税收额差异的根本原因。这显然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 也有悖于WTO要求的非歧视性原则。
(四) 各部门缺乏沟通协作, 骗退税现象严重
由于出口货物经过多道加工环节, 增值税的链条一旦被人为切断, 客观上造成征税与退税的分离。如某产品在A地生产, 由A地负责征税;但在B地出口, 按照“谁出口, 谁退税”的原则, 则由B地税务机关负责退税, 显然征税与退税机关的不一致, 加大了B地的财政负担, 违背了税收公平原则。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征、退、免紧密衔接的退税方式, 加之税务管理技术落后, 计算机全国联网还没有实现, 使得征税机关和退税机关之间以及退税机关和海关等部门之间信息交换不对称, 相互缺乏联系和协作, 极易给骗税提供可趁之机。同时由于出口退税制度相关法律的不完善和监管的缺失, 出口骗税的控制和防范显得十分有限, 导致税款大量流失, 干扰了正常的出口贸易管理秩序, 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原则, 严重阻碍了出口退税政策效应的正常发挥。
三、我国出口退税制度的目标模式构建
通过以上的分析, 结合我国国情, 我国出口退税制度的目标模式应该实现公平税负, 保障出口积极性, 抑制骗退税。针对我国的现状, 提出以下措施:
(一) 提高立法级次, 保证政策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前面已经分析了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合法性不足, 法治化程度低。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 需要加快出口退税相关法制建设步伐, 提高立法级次。将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以“通知”形式颁布的政策, 上升为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批准通过的法律。此外, 为防止加入WTO后由于地方擅自制定的政策违反国家的统一税法, 要对地方政府制定的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清理。另外, 出口退税政策的制定应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性, 法规频繁变化将会影响执行效力。因此, 出台前应深入调查研究, 吸收各方面的正确意见, 税率的变动要有充分依据, 不能朝令夕改。重大政策性变动, 应提前若干时间进行预告, 一般应避免新法律对生效前企业经济行为的溯及力。
(二) 统一出口退税方式, 实现公平退税
我国现行出口货物增值税的退 (免) 税方式主要有先征后退、免抵退、零税率以及免税等方式, 退税方式的多样不仅导致了不公平现象的发生, 也是骗退税发生的根源。出口退税的“免、抵、退”税管理办法从实践效果来看, 由于将征退税过程合二为一, 操作较为简便, 从其运作机制上来说也比较严密和科学, 且又符合出口退税的国际惯例;同时, 也解决了由于出口环节征税和增加随增值税税基附征的其他税负的超额负担问题。因此, 统一出口产品退增值税的办法, 面对现阶段我国出口退税制度尚不完善的现状, 对出口产品的增值税全面实行统一的、无差别的“免、抵、退”税管理, 是促进不同类型企业出口产品公平税负的一个良策。
(三) 推进新一轮税制改革, 退税资金由中央负担
1994-2003年我国出口退税资金完全由中央负担, 造成中央财政困难;2004年后实行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的机制, 又给地方财政造成了冲击。由于中央与地方增值税分享比例与退税责任的不一致造成的中央与地方博弈, 导致了退税资金难以保障。因此, 要使退税退得相对彻底, 就要加快增值税转型, 推进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为了保证政策有一个过渡期, 可实行“两步走”战略。短期内仍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同负担的方式。首先, 调整2003年出口退税基数, 将按实退税指标数改为按应退税数确定, 此外, 中央对地方的出口退税基数资金由现行的按季核拨改为按月核拨, 减轻财力不充足地区的压力。其次, 为了鼓励地方出口, 中央可对出口增长较快的地区和异地收购比重较高的地区, 给予奖励或补贴, 以调动地方政府发展外贸出口的积极性。再次, 设定地方负担上限, 以地方分享的25%增值税增量作为地方负担的上限, 符合“收益与负担对等”原则。最后, 规范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的退税负担比例, 不能将负担分解到乡镇一级。远期则将增值税改为中央税, 取消税收返还, 出口退税额完全由中央负担, 完善地方税制, 发展地方主体税种。将增值税改为中央独享税, 由中央政府承担出口退税, 既可以消除现行出口退税中各级政府权利与义务不平衡的问题, 又可以避免地方分担出口退税方案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操作层面看, 造成的地方减收的问题, 可以通过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 发展营业税、财产税等为地方主体税种, 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等扩大地方税基、加强地方税收体系建设等方式予以解决。由中央完全负担出口退税, 是最为成熟、最为稳定的出口退税体制, 它有利于增值税“中性”作用的发挥, 有利于中央一盘棋部署, 减少了中间环节, 企业能及时得到退税。
(四) 部门通力合作, 电子联网提高效率
改革出口退税的管理办法, 全面提高我国税收征管水平, 建立科学、严密、稳定的出口退税管理体系, 从根本上堵塞骗税的漏洞。首先, 对出口退税的管理, 不仅要重视出口退税环节的管理, 加强退税时的审核和退税后的检查, 而且还要重视退税前的管理, 即把征税和退税紧密连接起来, 使出口企业在货物出口前的各个环节做到依法、及时、足额交纳税款, 在运作过程中保证实现征税和退税的一体化。其次, 采用先进的管理手段, 加快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建设, 强化对增值税进项、销项真实性的审核。同时, 加强税务、海关、银行、外汇各部门的沟通协作, 实行对出口货物的协查体系, 加快信息共享体系建设, 实现综合执法数据的联网查。最后, 要严惩偷漏税和出口骗税。加大检查和处罚力度, 对执行中涉嫌骗税的企业和责任人员要给予严厉的处罚, 对策划、参与骗税的不法分子要绳之以法, 提高其违法成本, 给予犯罪分子以极大的威慑力, 有效遏制骗税行为, 减少税收的流失。
出口退税制度关系到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走向, 关系到地方经济的发展, 关系到社会稳定, 关系到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和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能力。因此, 尽快完善我国出口退税制度, 对于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剑文.出口退税制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杜颖芬.中国出口退税制度改革及其影响[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04 (5) .
[3]、刘剑文.出口退税制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4]、沈明企.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对外经贸实务, 2006 (5) .
[5]、廖晓军.2005财税改革纵论[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
出口退税制度 篇9
一、人民币汇率制度和出口退税政策的历史变迁
(一)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
改革开放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外贸易被看成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补充手段,局限于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并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国营外贸企业垄断了进出口贸易,国家对其经营下达指令性计划,统收统支,统负盈亏。在这种体制下,我国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人民币长期高估,汇率对进出口贸易失去调节作用,只是在进出口企业的统计核算中起作用。出口退税完全是财政内部的税利转移问题,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对出口贸易的补贴性措施实行的。
(二)经济转轨时期(1978—1993年)
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1981年开始,我国实行双重汇率制。1981—1984年,为解决人民币汇率水平相对非贸易外汇价格偏低,人民币汇率实行了贸易内部结算价和非贸易公开牌价(官方汇价)的双重汇率制度,贸易内部结算价(1美元兑换2.80元人民币)高于官方汇率(1美元兑换1.50元人民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际贸易规模不断增大,企业创汇能力有所增强,政府允许企业按比例留成,多余的外汇在外汇调节市场交易,即实行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1]其中官方汇率为1美元兑2.80元人民币,公开的调剂市场汇价率按供求关系浮动。1991年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由中央银行对官方汇率和调剂价格进行管理。在这一期间,市场汇率随着市场外汇供求状况浮动,为官方汇率的调整方向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极低,1981—1983年,以及1990—1992年这6年间,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经常账户处于小规模的顺差,其余年份贸易收支一直在逆差徘徊。其中,1985年和1993年分别出现149.00亿美元和122.20亿美元的巨额逆差,特别是1985年的外汇储备只有26.44亿美元,大大少于1984年的82.2亿美元。为鼓励和扩大企业出口创汇,增加国家外汇储备,借鉴国际惯例,从1985年4月1日起,中国对出口产品实行退税政策,这标志着中国出口退税制度的正式建立。1988年开始中国实行彻底的退税政策,确立了“征多少、退多少、未征不退和彻底退税”原则,对实行产品税的出口产品核定综合退税率,根据产品所含税款情况,退还以前所有环节的流转税。
在改革开放之初,双重汇率制度的存在和出口退税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对外贸易的恢复和发展。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时期(1994—1997年)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1994年,中国对财税政策、外贸政策、投资政策、金融政策等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初步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外贸制度。
1994年1月1日,中国实施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外汇交易中心,将原来的人民币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并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一次性贬值。贬值后的人民币汇率水平定为1美元兑换8.7元人民币。这次汇率制度改革,改变了以往行政决定或调节汇率的作法,确定了汇率的形成是以市场供求状况为基础,发挥市场机制对汇率的调节作用。在1994年汇率并轨以后,人民币名义汇率一直在1美元兑换8.27元人民币的基础上小幅波动,直到2005年6月。由于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十分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划分也从“管理浮动制”转为“钉住单一货币(美元)的固定钉住制”。
这一阶段出口退税制度处于调整发展阶段。1994年国家统一进行税制改革,确定了出口货物退(免)增值税征、退税率一致的政策,对出口货物税收实行零税负政策。这次的税制改革,实现了“应退尽退”的中性原则,极大地刺激了出口企业的积极性。[2]1994年和1995年,连续两年中国的出口增长突飞猛进,增长率分别为31.9%和22.9%。伴随着出口的高速增长带来大规模的退税给政府造成很大的财政压力,从1995年开始出现欠退税。同时,由于管理不健全,出现了进口征税不到位和出口退税少征多退乃至骗退税的现象。为了减轻出口退税的财政压力,1995年和1996年中国进行了大幅度的出口退税率调整,由原来的对出口产品实行零税率调整为3%、6%和9%三档。
(四)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政策调整(1998—2003年)
1997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由于东南亚各国货币大幅度贬值,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优势减弱,出口增速下降。根据海关统计,1998年中国全年外贸出口为1 837.6亿美元,与上一年同期相比增长了0.5%,比1997年21%的增长速度大大降低。为减少危机对外贸出口和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中国政府公开承诺人民币不会贬值,主动收窄了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从1997年到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在8.28人民币元兑1美元的稳定水平,汇率制度改变为实际上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由于持续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外汇供大于求以及美国经济连年走低,逐渐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3]
1998—1999年,为减轻亚洲金融危机对外贸企业出口的影响,中国先后八次小幅度提高出口商品的退税率,把部分出口产品退税率提高至5%、13%、15%、17%四档,出口退税政策又回到原来的轨道。
总之,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汇率保持了稳定,而出口退税政策却被动地频繁变动,出口退税政策不仅成为中国调节出口贸易的重要手段,而且又成为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政策工具。
(五)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政策调整(2004—2007年)
自加入WTO以后的6年间(2002—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获得空前发展,其中出口贸易平均增长速度超过23%以上,出口总额在世界排名由第五位上升为第二位,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但是,由于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导致顺差规模过大、外汇储备过多、流动性过剩、外部经济失衡等经济问题。同时,中国商品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增多,并且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源、能源、环境的瓶颈约束日益凸显,外贸增长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变。
为缓解对外贸易不平衡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从2005年7月21日起,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放弃钉住单一美元,而是按照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赋予相应的权重,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当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即从8.27元人民币/美元提高到8.11元人民币/美元。从此,中国结束了从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长达10年的“固定”汇率制度,开始走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2003年10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出口货物退税率的通知》,通知本着“适度、稳妥、可行”的原则,区分不同产品调整退税率:对国家鼓励出口的产品不降或少降,对一般性出口产品适当降低,对国家限制的出口产品和一些资源性产品多降或取消退税。2004年1月1日起国家调整出口退税率为5%、8%、11%、13%和17%五档。为进一步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优化出口结构,同时鼓励高科技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从2005年开始,国家又分期分批调低和取消了部分“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率,适当降低了纺织品等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同时提高了重大技术装备、IT产品、生物医药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自2007年7月1日起,中国又执行了新的调整政策,调整的内容主要包括:(1)进一步取消553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2)降低了2 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3)将10项商品的出口退税改为出口免税政策。此次调整范围之广、调整幅度之大堪称历次之最。经过这次调整以后,出口退税率变成5%、9%、11%、13%和17%五档。
总之,这一阶段,针对出口退税产品的范围及税率进行频繁的调整,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抑制外贸出口的过快增长、缓解中国外贸顺差过大带来的突出矛盾,同时,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促进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减少贸易摩擦,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时期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与以往相比,具有显著的特点:(1)对不同出口商品和产业实行差异化的退税率;(2)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体现了出口退税政策目标多元化,即出口退税政策不再仅限于政府在财政负担能力与出口增长之间的相机抉择,而是赋予出口退税以总量控制和结构调整等多项职责。[4]
(六)金融危机时期的外贸政策频繁调整和改革(2008年至今)
受2007年美国次级债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世界主要经济体外需大幅萎缩,外需的急剧缩减对中国外贸出口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2008年11月,中国出口出现多年来的首次负增长,至2009年11月连续13个月出口增速下滑。中国的贸易顺差由2008年的2 970亿美元锐减至2009年的1 981亿美元。
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为稳定外需、应对不断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8月以后,中国将人民币挂钩一篮子货币,改为重新钉住美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稳定在6.83左右,没有大的起伏,期间人民币和美元汇率保持小幅双向波动。从2009年下半年起,随着全球经济显著复苏,中国出口同比增速从2009年12月起由负转正,并且在2010年上半年取得月均36%的同比增速。这意味着,人民币面临新一轮的外部升值压力就变得不可避免了。2010年6月19日,中国央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截至2011年1月13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破6.6元人民币/美元,人民币汇率再创汇改以来新高,按照2005年汇改时1美元兑换8.11元人民币汇率计算,汇改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已达到12.5%。
在外需萎缩和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压力下,中国根据不同商品、不同行业逐次四次上调出口退税率,前两次以纺织品、服装为主,第三次以部分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第四次以附加值高的机电商品为主。调整后的出口退税率由调整前的5%、9%、11%、13%、17%五档变为了5%、9%、11%、13%、14%和17%六档。从出口退税率调整涉及的项目范围来看,2008年出口退税率调整所涉及的项目是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涉及调整范围、数量较多的一年。2009年中国继续上调出口退税率,主要涉及纺织品服装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高技术含量产品和深加工在内的产品(见表1)。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内容编制。
2008年以来的出口退税率调整,折射了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提高劳动密集型、高附加值产品等产业的出口退税率,鼓励扩大出口,缓解了就业问题,增强了国内企业抵御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同时,“两高一资”和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下调,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目前中国钢铁、有色金属等行业以低成本、低附加值为特征的数量型发展模式,带动国家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调整,并能较好地引导中小型企业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5]
二、人民币汇率水平和出口退税政策的贸易效应
尽管影响中国出口的因素有很多,诸如国际市场的需求、国内的价格水平、国际市场竞争状况、国内供给情况,但是作为主要贸易政策手段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和出口退税政策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并且在不同时期,发挥的作用不同。下面划分两个阶段进行讨论。
(一)1978—1993年人民币汇率和出口退税对出口影响
如图1所示:1978-1993年,人民币名义汇率、出口退税额和出口额呈同方向变动,说明人民币名义汇率贬值、出口退税对中国出口的增加有比较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一期间,1美元兑人民币的名义汇率从1.683 6元上升到5.762 0元,人民币贬值幅度为348.18%。与此同时,出口额由97.5亿美元增长到917亿美元,同期出口增长了840.51%,因此,汇率的贬值对出口的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对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补偿生产成本上升方面,人民币贬值的作用是积极的。1985年中国开始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出口退税额从1985年的19.9亿元增长到1993年的301.6亿元,增长了近15.1倍。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和退税额的大幅度增长,激发了企业生产出口产品的积极性,使中国的出口额连年增长。在这一阶段,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对出口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
(二)1994—2010年人民币汇率和出口退税对出口影响
从图2可以看到,中国出口贸易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相关性相当弱。1994年的汇率机制改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次性升值2%,之后呈现出小幅、渐进的升值特点,但是人民币趋于升值的趋势并未造成出口的下降。2005年7月,中国结束了长达10年的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开始走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2005年至今,人民币汇率温和升值,升值走势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5年7月至2006年7月,在此时期内,人民币升值速度较慢,1年间人民币只升值了大约1.5个百分点;第二阶段为2006年7月到2008年7月,这一阶段人民币升值迅速,两年间累计升值达14.56%;第三阶段是2008年7月至今,这一时期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升值幅度约为3.1%。但是人民币升值对缓解中国的出口未能起明显作用。相比之下,出口退税与出口量均呈现上升趋势,说明出口退税成为影响出口贸易的重要因素。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和出口退税政策的评价
1.从人民币汇率制度演变的历程中可以看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渐向市场化转变,汇率制度由固定汇率向弹性汇率和浮动汇率方向演变。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始终坚持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原则,而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干预确保了汇率制度的平稳过渡。但是,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发育并不完善、金融市场不够开放,资本不能完全自由流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机制还没有有效建立起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之路仍然漫长。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将是一个必然的、小幅的、渐进式的趋势。
2.出口退税是指一国将已经离境的出口商品在国内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征收的增值税或消费税等间接税,退还给出口商。这样,本国出口货物将以不含税价格进入世界市场参与世界竞争,它可以有效实现本国出口商品的公平竞争。[6]中国最初实施出口退税政策的目标是鼓励企业出口创汇,增加国家外汇储备,因此,出口退税制度的政策安排一切都围绕出口贸易增长和贸易收支状况的好坏展开。此后,根据经济形势、外贸情况和财政承担能力,中国对出口退税政策和退税率做过多次反复调整,退税率的调整经历了平稳、下调、上调和结构性调整四个阶段(见图2),出口退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政府调控出口、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工具。但从长远来看,应使出口退税制度化,出口退税率稳定,真正实现“应退尽退”和零税率,回归出口退税的本质。
3.人民币贬(升)值和出口退税率提高(下调)二者都能够起到增加(降低)出口的作用,但是二者对经济的冲击有所不同。汇率不仅对进出口有影响,还可以通过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对投资、消费产生影响,甚至会影响资本和金融市场,从而影响宏观经济整体,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出口退税只对出口有着直接的影响,不会波及太多其他方面,影响比较单一。出口退税还可以根据产品特征和产业结构特征进行针对性调整,从而使这项政策兼具产业结构调整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始终能掌握出口退税政策调控的主动权,可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进行上浮或下调的调整,实施起来具有有效性、精准性和操作上的优越性。[7]因此,在两次经济危机期间,中国力求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而不断上调出口退税率来促进出口的增长,从而放弃使用汇率工具而以出口退税政策替代汇率政策,把对宏观经济的不利影响降低到较小程度。
4.无论是人民币汇率改革还是出口退税的调整,中国政府始终把它作为中短期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工具。在当前,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已经重新启动,其方向是增强市场调节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作用,增强汇率的灵活性。在人民币升值有序化状态下,尽量发挥出口退税政策工具,将出口退税政策与产业政策联系起来,通过差异化的退税政策促进高附加值、高技术产品出口,抑制“两高一资”型产品出口,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把出口退税作为推动出口产业调整的一个重要手段加以运用。
摘要：汇率制度和出口退税政策一直是开放经济体对外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效调节出口贸易最重要的两种政策手段。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和出口退税政策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经济转轨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时期、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危机时期六个发展阶段,其中1978—1993年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对出口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1994—2010年出口退税成为影响出口的重要因素。目前,随着人民币渐进升值,出口退税成为影响出口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政策工具。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出口退税,出口贸易,产业结构
参考文献
[1]孙立坚,等.人民币汇改30年历程及其所面临的挑战[J.]世界经济情况,2008,(9):22-25.
[2]王继先.被迫走向前台的出口退税政策[J.]商务周刊,2010,(5):74-76.
[3]杨雪峰.开放进程中人民币汇率制度演变解读[J.]世界经济研究,2008,(9):16-20.
[4]邵桂兰,等.出口退税新政的产业贸易影响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2):44-47.
[5]王晓雷.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出口规模与出口结构的影响[J.]国际贸易,2008,(7).
[6]赵书博.出口退税研究的宏观视野——兼谈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设计[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5,(11):6-10.
维护中国稀土出口配额制度 篇10
中国的稀土出口主要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 相关管理制度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1990年以前, 整个稀土国际市场被美国、欧洲、俄罗斯所垄断。20世纪90年代初, 随着出口权的放开, 大量企业开始从事稀土出口贸易, 出口竞争的加剧带来的后果之一是欧美国家的稀土失去竞争力, 中国稀土开始垄断世界市场, 到2011年底, 中国稀土供应量超过世界需求的90%。与中国稀土供应在全球范围内的变化相对应的是中国稀土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和发展, 其中就包括稀土出口配额制度。1986年, 中国颁布《矿产资源法》, 对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国家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 实行有计划的开采。1991年, 中国决定将离子型稀土矿产列为国家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矿种。1998年中国开始实施稀土出口配额许可证制度, 并将稀土原料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
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WTO, 2005年中国开始履行WTO相关承诺, 其中之一就是在资源出口上的放开。中国政府在稀土、钨等原材料的开采和贸易管理上并没有因为加入WTO而发生原则性的变化。
2006年, 中国实施稀土开采总量控制管理。2007年, 将稀土生产纳入指令性生产计划管理。2008年国家发布《全国矿产资源规划》 (2008—2015年) , 对稀土等保护性开采特定的矿种实行规划调控、限制开采、严格准入和综合利用。
对于中国政府在稀土领域的管理措施, 作为稀土应用大国的美国、欧盟和日本在2009年开始表达不满, 他们主要针对已经实行了10年的稀土出口配额制度, 认为该制度违反了WTO自由贸易精神。
二、兼顾规则与贸易
作为稀土贸易诉讼的前奏, 2009年6月23日, 美国、欧盟正式在WTO框架内向中国提出贸易争端请求, 称中国对铝土、焦炭、萤石等九种原材料, 采取出口配额、出口关税和其它价、量控制, 违反了中国2001年加入WTO时的承诺。2012年1月30日, WTO裁决, 中国不公平地限制了九种原材料的出口, 为国内制造商提供了保护。2012年3月13日美国、欧盟、日本就中国限制稀土、钨、钼出口问题, 向WTO提起诉讼提起的诉讼, 其主要对象是稀土。
实际上, 无论是中国的国内管理制度还是出口制度都符合WTO的基本原则。WTO规则并没有规定不允许成员国绝对限制商品出口, GATT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20条第1款中规定, 为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的有关措施, 一国只能以保护本国资源环境为理由限制进出口, 不能以保护别国或全球资源为由限制进出口。
GATT《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明确“为维护国家安全或社会公共利益, 需要限制出口的;国内供应短缺或者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国内资源, 需要限制出口的;”货物, 国家可以限制出口。
来自美国和中国自己的勘查结果都显示,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超强度开采, 中国稀土资源保有储量及保障年限不断下降, 主要矿区资源加速衰减, 原有矿山资源大多枯竭。包头稀土矿主要矿区资源仅剩三分之一, 南方离子型稀土矿储采比已由20年前的50降至目前的15。南方离子型稀土大多位于偏远山区, 非法开采使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 来自中国工信部的数据显示, 江西赣州一个地区需要用于修复稀土开采地的资金就达到380亿元人民币。
很显然中国现行的稀土出口政策符合WTO上述规定, 对稀土出口的配额管理既是保护资源也是保护环境, 更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三、结语
虽然中国的稀土出口制度从国内管理和贸易的角度都符合WTO的原则精神, 但还是引来的国际社会的非议, 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长期以来中国稀土供应世界的格局已经让美、欧、日等国家习惯了廉价稀土原料, 由于行业整治和限制出口带来的价格上涨让相关国家难以适应;二是中国国内的稀土企业整合尚未完成, 给外界在稀土供应上“内外有别”的错觉。
由于中国目前并没有被世界各国普遍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 中央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受人关注, 在稀土产业的治理和发展上, 政府宏观调控随处可见。如果通过行业自律和市场经济行为调节, 不仅更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 也能降低相关国家的顾虑, 比如通过财税手段在客观上提升资源的价值, 通过制定标准, 提高产业的环境门槛等。
实际上, 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 中国政府已经在采取上述措施。2011年, 国家统一调整了稀土矿原矿资源税税额标准。2011年国家颁布实施《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明确了稀土生产企业氨氮、化学需氧量、磷、氟、钍、重金属等污染物的排放限值。2012年中国稀土行业协会成立。此外, 国家还建立稀土战略储备制度, 并启用了稀土专用发票, 规范稀土国内交易市场, 堵截稀土的无序生产和私挖滥采。
上述措施都对稀土行业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也在根本上稳定了世界稀土的供应。面对国际社会的“误解”和无理要求, 中国行业协会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坚守符合WTO精神的稀土出口制度, 将国内的环境保护和资源补偿放在重要位置, 引导企业整合, 逐步消除相关国家的误解。此外, 国际贸易争端虽属商业利益之争, 但是重大的贸易争端往往又很强的政治敏感性, 应以谈判协商等外交手段解决。
摘要：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之后, 关于各类贸易开放的承诺正在逐步兑现,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 随着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蔓延, 中国与欧美国家的贸易摩擦日益频繁, 其中以2009年以来出现争端的稀土贸易尤为典型, 其中涉及了环境保护、政府管理、入世承诺、贸易救济等多个方面的问题。本文试图从中国稀土出口制度本身, 以及在WTO框架下的可行的争端解决机制范围内分析这一贸易制度的可行性和可改进之处。
关键词：稀土,贸易,WTO,环保
参考文献
[1]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稀土政策白皮书[M].北京: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2.05.
[2]莫世健.国际经济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
[3]史晓丽.WTO与中国外贸管理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